我的入会

我的入会介绍人是任铭善和吴向，主要是任铭善来发展我。任铭善当时担任浙江师范学院的教务长，他好像是我们会中央的第一任主席马叙伦——马老的学生。吴向是浙江师范学院的工会主席。那个时候教务处人数不多，只有三个组，一个教学组，一个注册组，还有一个好像是训导组，每个组只有三五个人。我也是浙江师范学院教务处的，担任教学组的组主任，是任铭善的部下。任先生比较忙，他是教务长，又担任教学工作，他教语言的。任教务长记忆力特别强，过目不忘，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答出来在哪本书第几页。他动员我参加民进，因为我是联系教师的，同教师接触比较多。他特别忙，需要我做些具体工作。从学历来讲，大概是因为我学历比较高，我是浙大毕业的；也刚刚参加工作，工作方面还是比较认真的，所以任铭善找了我。

浙江师范学院是1952年的2月份院系调整成立的，他联系我的时间比较早，我记得好像是1952年的上半年，3月份或5月份，他就和我谈入会这个事情，他做我工作说，要进步一步到位比较难，参加一个组织，进步更快一些，还是先参加民主党派吧，问我加入民进怎么样。我想想倒也有道理，考虑了三四个月，他一次两次问我考虑得怎么样，到第三次他问我：“怎么样，你考虑这个怎么样？”我就答应了，后来到11月就正式参加了。

入会后开过几次新会员参加的座谈会。那时候省委会还没有成立，只有杭州市分会，市分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计克敏，计克敏之后是吴畏。那个时候整个浙江省只有杭州成立分会，温州、宁波都没听说有组织。我参加的时候全市所有的会员大概三五十个。

成立基层支会及发展会员

民进浙江师范学院支部就在1952年我入会后建立的，当时叫支会。那个时候支部成立，没有仪式，同中共党组织不一样。支部有四个人：我、任铭善、吴向，还有一个是任先生的夫人马素娥。马素娥不是浙江师范学院的，她是六和塔小学的教师。支部主任是任铭善，我是支委，负责组织工作，吴向不是支委。那个时候，我知道，杭州大概只有五六个支部，一个儿保医院，一个妇保医院，一个浙一医院等等。从高等学校来讲，民进成立支部最早的就是浙师院，另外浙大什么的都没有组织的。我参加民进之后就开始过支部生活了，那时的支部会议每次都在六和塔小学开的。

到1953年春天，大概三四月份，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焦梦晓，找几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好像是我去的，任铭善可能也去了。那时浙江师范学院刚刚院系调整成立，它是几个单位拼起来的：浙大的师范学院和文理学院、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还有外语学校，这四个部分拼在一起组成浙江师范学院。学校是新办的学校，学校教师也都是各个单位来的。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民主党派组织一共有三个，最大的是民盟，第二个是九三学社，第三个是民进，就这三个组织。党委书记的意思是根据学校的发展情况，民主党派的发展要扩大，座谈会主要的内容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三个党派发展对象大体有个分工，民进的主要发展对象是中小学教师，因为历史原因，杭州市有个特殊情况，发展对象加上医卫界人员。因为浙江师范学院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按这样的分工，所以当时民进在浙师院的发展对象主要是担任教学法的教师以及负责教育实习这一块的教师。

根据学校党委的布置，1953年上半年，民进组织发展了3位有进步倾向的、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新会员，这3位新的会员，一位是中文系的吕漠野先生，第二位是数学系的王云海先生，这两位先生后来分别担任中文系和数学系的副系主任；还有一位是化学系的吕荣山先生。到了1954年，又发展了几位：他们是孙贤铭先生、沈康身先生、洪宗华先生，还有一个胡余庆，心理系的周淮水先生，大概是这样。所以到1954年为止，浙江师范学院民进成员大概有10多个人。到1955年好像又发展了2位，一位是卫生科的张剑南先生（注：经查档案，张剑南1981年3月19日入会，是记忆有误，其他人员都是五十年代入会，但有些人入会时间有两三年误差，也可能是支部发展到市分会审批有个时间过程所致——访问者注），还有一位大概是关非蒙先生。任明耀1956年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他参加民进比较早的，是1953年在杭一中参加的，金亮下面的。1956年没有发展，1957年开始反右了。在反右以前民进组织经常活动的一共大概是这样12—13人。早期的发展情况大致如此。

因为我兼组织，会员发展这块基本上是我负责联系，好多人都知道我是民进成员，他们会找我，像石集康就是这样找我的。

那个时候发展组织，有这么几个特点，你看中了准备发展某某同志，先与系的党支部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我们看中的往往也是系建党的对象，如果是明确发展入党的对象，我们就不再联系了。这都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情况，后来，到1956年学院成立统战部以后，那就和统战部联系，和党委、党支部的联系就比较少了。

对发展对象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先发给他一本民进章程，让他对民进组织先有个认识，前后相互交换意见，譬如参加组织，有利于进步，不影响入党等等。我担任支委的时候，对民主党派同党组织的关系的定位问题还不是很明确，只知是助手的作用，没有像现在那么明确是参政党。

发展这几位会员的过程都比较顺利。刚才讲的这些教师，大部分都是先由我联系他们，最后经支委讨论发展进来。他们主动同我联系要求加入的比较少，大概只有两三位，像刚才讲的石集康、郑祥华等。还有陈秀芝、陈菊华，她们是八十年代入会的，很晚了。

早期的组织生活

任铭善在1955年肃反时，听说牵连到胡风集团。胡风是大作家，任先生和胡风经常有书信往来，所以受牵连。受牵连之后，他是不做教务长了，也不当支部主任了，至于详细情况我不大清楚（另有任明耀、王元化等回忆文章认为任铭善是在反右时下来的，胡风案时没有受牵连——访问者注），后来支部改选之后由王云海当主任，王云海当到反右以后，1960年左右为止，这中间有段空缺，接下去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组织以后是孙贤铭当主任。我一直担任副主任兼组织工作。

五六十年代的支部组织生活主要是学习毛选，每两周一次，学习时间一般定在星期六的下午。那时候很强调思想改造。那时候没有电话，通知开会靠跑来跑去。会议的地点大部分由我来找，往往在我办公室或是教室。学习毛选，内容大家事先看，提前布置这次学哪一部分，下次学哪一部分，讨论主要是联系思想，谈谈体会。其他活动很少的，不像现在丰富，但一年也有一两次到外面去走走，参观游览。学校党委也很支持我们的活动，有一笔经费的，可以一年出去一两次，学校派一两回车子。当时活动，一般都是当天来回，不在外面过夜。我们到过宜兴的善卷洞，金华的双龙洞，新昌的大佛寺，绍兴的东湖等地方，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活动。党委对其他的民主党派也这样，一样对待的。

民进省委会对我们的组织生活也很重视，组织生活时省委会领导吴畏、邱镕鈞、傅祖尧等曾分别多次亲临参加会议，予以指导。

前面讲到反右，我们成员里面有几位同志受到冤枉委屈，错划右派，一个是王云海先生，一个是吴向先生。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完全停止了活动，民主党派办公室的牌子都砸掉了，好像是造反派来砸掉的。

粉碎四人帮后，到1977年或1978年，会里面领导同志邱镕鈞、傅祖尧等，经常来我们支部，来了三四次，那时候王云海身体不大好了，任铭善已经去世了，所以找我的次数比较多，希望我们恢复组织活动。我胆子比较小的，适合做做具体工作，考虑考虑具体事务。我后来找几位同志商量，大家都赞同恢复组织活动。我们支部或是1978年开始恢复组织活动的。组织活动恢复之后，接下去支部也重新改选了。改选后是孙贤铭担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兼组织工作，支委还有吕荣山。恢复之后陆续发展，成员由10多个增加到30多个。

我是1986年离休，大概那年前后支部改选，我就下来了。我担任支部工作前后共计30余年。

                                           （整理：濮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