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谏忠言 打破干部制度樊笼
我是1985年4月加入民进的，1992年8月省委会换届后我担任副主委到民进机关从事专职党派工作。1993年1月份省政协换届，我担任第七届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在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期间，省委统战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高峰到我的房间聊天，内容很广泛，说着说着聊到了干部政策，他也很有兴趣。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参加过六四事件上街游行的人员不能提拔、不能重用。我说这种做法恐怕会贻误我们干部队伍中相当大一批精英。我说上街游行的队伍中，绝大部分的人是因为看到我们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甚至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他们出于对党的忠诚，对党的热爱，也带着一点对党的忧虑，希望高层能引起重视，加强从严治党，树立党的威信。为此，他们带着青春的冲动，也带着他们期待的责任，满怀政治热情去游行的。我们应该把这部分人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严格加以区别。
这部分人真诚热爱党、忠诚于党，有政治热情、有社会责任感，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定会成为精英。我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到：人才对我们来说是大事情，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即使出走国外的还希望他们能够回来，既往不咎。那么我们对这部分人的使用上培养上，也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更不能设定一个门槛，否则在我们的组织路线上、干部使用上会造成损失。
在这场风波中没有上街游行也不见得就是精英。我当时在开元中学任校长，在这场风波中我还是杭州市教育系统受表彰的十个人之一。为什么受到表彰？就是因为有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来开元中学串联时被我顶了回去。我召开教师大会号召教师要关注这场运动，要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我说如果学生上街游行一天，我们要花一个礼拜的精力才能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如果学生上街游行两天，我们将要花一个月的精力才能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到头来吃苦的还是我们自己。高中的部分激进学生要和我对话，我不回避，还主动召开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亮出了自己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述了我们民主党派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也深恶痛绝，希望年青学生们不要因自己的政治热情而导致偏激的盲目行为，要热爱党就要相信党，相信党能很好地把问题解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受到了表彰，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精英，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我充其量是一个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实用主义者。
另外我和高峰还谈到了干部轮换交流问题。我曾是杭州市人大常委，我在工作中发现有些政府的职能部门经常会出现有责任互相推诿，有利益互相争取的现象。有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制定出租车管理条例的会议，会议上来了公安、交通等部门的很多列席人员，而且列席人员发言成了主角，发言当中都是极力争取部门利益。我发觉不对，十分严肃地说：今天是什么会议？今天是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议，你们都是职能部门的，不仅来了那么多人，还为利益抢着发言，人大常委会的严肃性都没有了。我说如果今天是讨论教育工作为主题的会议，你们有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来参与这个会议？会场鸦雀无声。我从中看出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踢皮球，有利益就争，无利益就推的不良作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认为这是因为干部没有轮换，不考虑其他部门的苦，也不知道其他部门的乐。乐也许知道，苦不一定知道，因此容易互相推诿。我认为干部应该进行轮换，部门中层干部、处级干部应该进行轮换。我曾接待过日本福井的外事课长（相当于我们的外办主任）和教委主任，等我1991年11月到日本福井参加日本北陆国际科技博览会时，他们的岗位互换了，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情？他们说我们中层干部要轮换的，不仅轮换而且还要考核。这样有一个好处，你能够熟悉不同部门的职能，以及各个部门之间怎样加强联系。这件事也对我有很大启发，我就和高峰说了干部的轮换交流问题，建议我们的干部要定期交流。
第二天，高峰便把我们谈到的内容整理成了文章，把我所讲到的两个问题向领导进行了汇报。他说我的观点都得到认同，但是出于问题的敏感没有一个领导敢公开地触及六四干部政策问题、干部轮换问题。事后高峰告诉我这两个材料不是以会议简报形式，而是以内部情况通报的形式上报，同时高峰还告诉我整个会议一共大约有五个情况通报。我不敢说因为我所反映的问题对推动干部制度的变革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一直认为民主党派要做党的诤友，就要为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得失而直谏忠言。实事求是的说在那以后机关干部的晋升问题在与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的协商中还是比较顺利的。
厚积薄发 描绘组织建设蓝图
到民进省委会机关担任专职副主委之前，我曾担任杭州市科协副主席和杭州市业余科技大学校长，当时我正组织召开国际会议，期间接到了省委组织部要我去民进省委会的调令。考虑到省委会要换届，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只好辞去了国际会议大会秘书长的职务。但我还是全力协助市科协主席确保这次国际会议成功举行。我在科协工作这几年曾花大力气组建人才库，对杭州的科技人员进行为期长达8个月的分专题的再教育，为此，我经常与高校及科研部门联系，也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虽然在科协呆的时间不长，但对我本人收获是很大的，特别是和高校教学科研一线的专家学者的来往，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迫使我要去学习，成为一个万金油式的杂家，这也为我担任党派专职副主委打下很好的基础。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也是我一直在机关倡导的民主党派专职干部的素养。
民进在高校的组织发展，有些是靠老一辈打下的基础，而到后来的自身发展，是需要会内领军人物的，如果自身层次不高，是很难去吸引去发展高层次人才的。我到机关前民进在七八个高校建立了组织，高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才会集地，应该是我们重点要有所突破的。如何做好高校的组织发展工作？如何明确省委会的组织发展思路？这是需要集体研究、集中全会智慧的。担任副主委以后，我也集中思考了自身建设的几项工作。1993年3月10日，我召开了省委会机关处长会议，研究民进自设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人才引进的有关问题。我让组织处杨子才同志准备相关材料，哪些地方、哪些界别、哪些支部，研究分析具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当时我们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了地方组织、医卫界和高校支部3只麻雀。其中对某高校支部的分析中发现，原有的基础是好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失去了特色，造成了人数虽然多却质量不高，这是很大的问题。失去高校特色，怎么吸引高层次的人才加入组织呢？随后我又于3月19日具体布置全省专职干部组织工作研讨会的事项，3月27日至29日召开全省专职干部组织工作研讨会。在一段很密集的时间里，重点分析组织发展问题所在，在全会上下统一思想，牢固树立组织发展要“强化人才观念、重视提高素质”，并要贯彻落实“三个为主”的方针。
后来我们又组织机关干部分五路对全省各个地方组织进行了调研，每一路又形成了材料，然后进行汇总。我们的这一系列动作引起了民进中央的关注。民进中央要求我们汇报材料，因为民进中央预备6月12日至6月15日在江苏无锡召开民进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这次全国会议上杨子才同志代表省委会作了大会发言，受到民进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我始终认为新建组织的第一个种子相当重要，因为他是领军人物。后来我们在浙江丝绸工学院（现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发展会员建立组织，都印证了选择好、物色好第一个种子的重要性，这样的组织才会有后续的生命力。
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业大学支部的建立。大约是1996年，省委统战部组织各党派到工大视察，当时我们在工大没有发展会员，在召开座谈会时，其他党派都先后发了言，我考虑了一下，在其他党派发言结束后，我很诚恳地表述了民进在工大没有组织，希望统战部能为我们物色推荐人选。工大作为省内的重点高校，我认为民进是必须建立组织的。座谈会以后我也多次联系当时工大的统战部长许坚，在他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发展了熊四昌、杨扬两名会员，在他们的基础上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到1998年正式成立了工大支部。工大的发展应该说得益于工大统战部的大力支持，我也特别感谢许坚部长对我们的帮助。我坚持在高校的发展必须体现高校特色，要在高校发展教学科研第一线人才。我在任的十年时间里，陆续在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工程学院成立了组织。
在我的任期内正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颁布的（89）14号文件精神的时期，也是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主要职能的时期，明确提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相应的我们的主要职能从社会服务转变为参政议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除了对机关工作的总体把握和协调之外，我对省委会整体工作机构的框架设置也做了一些考虑，根据民进中央的指示，曾经尝试了领导班子分工制。客观来讲兼职领导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本职工作都比较忙，所以当时也普遍认为既然党派设有专职副主委，党派的具体工作理应由专职副主委多承担一些。实事求是地说，分工的落实也是很难的，我在具体工作中也遇到了较多碰撞。回过头来客观的看待过去，我们就像一个孩子在跌跌撞撞中逐渐成长。
那时我也提出了要成立省直工委的构想。农工的省直工委成立得比较早，在一段时间里因为工作机制没有理顺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在省委会推动这块工作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如果没有设定好制度贸然推进，反而会不利于开展工作。任何一个制度的形成，都有提出思路、转变观念、提升认识、逐步推出、逐渐完善成熟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我们的党派在时代背景下自身发展的过程。我作为一名专职副主委也理应站在一定的高度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所有的一切不可避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亲力亲为 发展会员真诚以待
我们的基础是会员，我们一切的智慧来源是会员，会中央许嘉璐主席就提出“人才强会”的思想。我比较关心会员发展，但一般不作介绍人，主要也有觉得自己给专
没有发展成功的也有，比如郑继伟。当时的杭大教育系有两个比较出色的无党派人士，一个是徐晖一个是郑继伟。郑继伟是杭大统战部苇部长向我们推荐的，我和杨子才同志一起去做他的工作，他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人，谈话很顺利，我们希望能发展他，表格也已经请他填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双推双考”中考上副厅级干部，民盟、九三也都来发展他，我想可能这时的他需要对政治选择进行慎重考虑了。不过我仍然坚持做他工作，有空时就到他办公室去坐坐，聊一聊，这也是党派工作的一种方式。我也把这个情况向统战部反映，当时蔡馥生同志是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她比较热心，大度。我把这个情况向她说了以后，蔡馥生比较留心，有一次还留了一个到中央社院学习的名额给郑继伟，不过后来因故没有去成。
缘分天定，现在大家都知道郑继伟是致公党主委，而我也和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在致公党物色主要领导人选时我就和他说你在无党派时是为党工作，你如果参加民进是党的工作，你加入致公党也是党的工作，无论怎样都是党的工作。同样的还有九三的原主委冯培恩，我在市科协工作时与他相识，当时他是浙大机械系系主任，我也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希望发展他入会，但最终组织安排去了九三。作为代表人物，我努力做了工作，却没有把他们发展到民进，总感觉比较遗憾，但我想从更高层次来说，无论在哪个党派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做组织发展工作也就是做人的工作，怎么样找到好苗子，除了要发展层次高的人才，眼光还要盯在年轻人身上，我曾和机关干部说，同一个单位同时分进来几个人，大家的起始条件基本是差不多的，三年以后这几个人就不一样了，苗头冒出来的人就是我们要重点去发展的人，不要等到人家成熟了再去发展，那时可能感情也薄弱了，他们也有了更多的考虑和选择，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发展会员也是一个交友的工作，党派工作说到底就是交友，既是交友便重在交心，只有真诚对待我们的工作，爱满民进便是落在了实处。
我担任了两届专职副主委，回首十年，受过委屈、挨过批评、尝过甜头、得过表扬，其中甘苦自知唯有丹心一片。我曾和会内同志说过，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做着领导工作，领导的职责之一就在于承担责任，谁叫我是专职副主委呢？
（整理：林晓燕）
（口述者石楠，曾任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第六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第七届委员会顾问，浙江省政协第七、八届常委及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