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是开化的，讲起来，家庭是地主，但并不富裕。父亲是出身很苦的人，做过农民，做过学徒，后来做过小贩，慢慢就赚了点钱，买了点土地，又开了店。在当时的农村里算是稍微有点钱，但实际上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母亲没有奶，我从小就被送到一个贫农家里去养。到了12岁才开始读书，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参了军。

一

我们部队原来在四川打土匪，后来又转到朝鲜战场去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条件太艰苦，我生了肺病、肠胃病，就回到了国内，在二十七野战医院治疗。野战医院的设备很差，后来因为朝鲜战争准备大打，所有的野战医院都要腾空出来接收新的伤病员，就把我转到山东军区医院。当时伤病员的复员、转业工作都是就地消化，不一定就是从哪个省来就回到哪个省去。就我们那期例外，你是浙江的回到浙江去，你是安徽的回到安徽去，我就被送到浙江军区训练团。所谓训练团就是等待复员、转业的这批人，当时就在乌镇，被安排在老百姓家里住。在乌镇住了半年，大家都很着急，想要么复员，要么转业，要么回到医院就医。我的病没有好，刚好又吐血了，就叫我回山东军区医院去，我不肯，这里一个调动命令下去，让我复员转业。当时浙江省文管会要几个干部，就把我分配到文管会去了。

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热情都很高，都希望到最艰苦、国家最迫切的岗位上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一到文管会就很失望，觉得文管会是养老单位，都是老头子，是统战对象，到这个单位来我干什么呢？搞古董？当时有点想不通，还是希望能够换一个单位，或者到生产第一线去。

开头的确是有些想法的。文管会里一问这个当过蒋介石的秘书，一问那个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校长。我想我和这些人在一起，岂不是也成了统战对象？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说沙孟海先生，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人都是共产党员，就他不是。他虽然不是党员，但起的作用是共产党员起不到的。他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掩护弟弟们从事地下工作，如果他自己也加入进去，万一身份暴露，那么整个都完了，掩护工作也做不成了。还有的虽然当过国民党官员，但是思想很进步，是反国民党的。另外还有些浙大的教授，像我们文管会的主任邵裴子先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官派留学生，留学美国的，原来当过浙大校长。还有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先生，乍一听到以为思想很反动的，但陈训慈先生本身也是个知识分子，当过浙大龙泉分校的校长、中央大学的教授，他有好几个侄子都是共产党员（陈布雷的子女）。这些人都是著名人士，他们从骨子里对共产党没有太深刻的认识，起码是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的。慢慢了解他们的身世和为人以后，感到这些人，就是讲统战么也是应该的，而且他们在学问上各有专长，我想花钱读书也没那么好的条件。于是慢慢地做些工作，安下心来搞文物。他们对我们年轻同志也很好，把我们送到北京去培训，搞野外工作（田野考古）。

二

五十年代，文管会的副主任郦承铨先生，他是个画家，也是个诗人，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后来院系调整，他就到文管会来当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一本珂羅版画册，里面就有《富春山居图》。他当时看到这个印刷品的《富春山居图》就感觉到非常惊讶，说这幅画非出自黄公望之手莫属。战时浙江大学迁到遵义，他在遵义时在这幅印刷品上写上了他的第一个题跋。黄公望是元四大家之首（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他画《富春山居图》画了好多年，他自己对这幅画也很得意。到了清代，有幅假画（按原图复制的临本）流入了故宫，乾隆皇帝亲自写了题跋，其他人也许晓得有假，但是不敢说，皇帝开了金口么，也就这么假下去了。过了段时间，真迹又流入了故宫，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把假画认作是真的，又不好再题一跋，就闷声不响地把真迹放在故宫里。后来也不知怎么又流传到了民间，解放以后到了吴湖帆手中。

吴湖帆是个上海大藏家、大画家，家里很有钱，最后有意把这幅画出让。《剩山图》藏了多年，但是这一段太小了，虽然是真的，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只有郦主任知道这个画是整幅画里烧过的一截，尽管只有一截，还是值得我们浙江收藏，因为黄公望和浙江的关系很密切。他原籍常熟，但是过继给温州黄姓人家，也算是半个浙江人，再加上画的也是浙江富春山，所以我们浙江蛮重视的，于是就请沙孟海先生到吴湖帆家里去商洽，最终归为浙江省文管会收藏。

过去我们搞田野工作，对书画不太过问，后来听说这是一幅名画，而且是和台湾有关系，大部分在台湾，所以我在纪念沙孟海的一个文章里，开头在《浙江日报》写了个报道，说是此事是沙孟海先生经办的，不知道前面还有郦承铨先生。若干年后沙孟海先生去世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后来要出《沙孟海全集》，《沙孟海研究》又要把我这篇文章收进去，我说你们如果要收进去可以的，我要在文章的后面补个跋，说这个事情当时拍板是郦承铨先生，具体经办是沙孟海先生。就是这么回事，我讲的是历史、是事实，是实事求是。只是后来因为赋予《富春山居图》政治的含义，大家才重视起来，原来谁也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大事。

三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是对得起人民的。当时没人工作，库房里很多文物长期没人过问，就怕损坏掉。我考虑到文物的安全，想做些工作。我一个人不进库房，一定要叫一个党内同志陪同。库房钥匙我不掌握，库房打开后我在里面工作，看看文物有没有损坏，或者通通风，或者稍微整理一下，这些工作我做好以后就叫他们锁起来。基本上我在文革中没有停止过工作，我也愿意借着工作的机会逃避运动，现在想想这样做还是对的，对公有利，对我个人也有利。

文革结束后领导找我谈话，那时文管会已经和博物馆合并，上面希望我能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就叫我去当历史部主任，后来叫我当副馆长。那时我也知道，支部对我很关心，希望我入党，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兴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政治我已经很淡漠了，因此我还是抱着一个思想，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其他的党派问题等我一概不考虑；再加上里面有个别党员对我意见很大，反对我入党。但是领导上好像一定要想办法叫我入党，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书，态度并不是很坚决。我说，入党不入党我都是一样工作，入党更好，不入党也要尽力为党为人民尽心尽力。后来有人反对，这个事情就搁下来了。前几年我和领导碰面，他说，“哎呀，我生平有椿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把你吸收到党内来”。我说你不要遗憾，我自己都不遗憾，遗憾什么呀，我还不是这样子，过去是汪济英，现在还是汪济英，我没变过。

我这个人百搭，原来就比较爱好文学，在部队是搞宣传工作的，所以后来工作哪里需要就把我安到哪里去。我在文博单位里调动过的岗位最多，什么事情都干过，先是野外工作，后来说书画没人管了，就把我调去搞书画；陈列工作没人搞了，又叫我去搞陈列；保管工作没人搞了，又叫我搞保管去。这对个人来说是个损失，不能一以贯之地从事某个方面的研究，但也是工作需要，我还是服从，领导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我换一行，就尽我的可能，想办法去熟悉他。这样子专业上我做出了牺牲，从工作上来讲我都应付过去了。

我退了之后还是在工作，直到实在不能工作时我才停下来，实际上我现在也没有空。但是下面地县一些同志要请我写写字，写写小文章，我还是尽量，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闲下来。

四

至于说为什么参加民主党派，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我对民主党派原来就有些认识，我感到民主党派是进步的组织，民主党派的人都比较耿直，比较关心国家的命运，这在我脑子有很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我已经到文物局帮忙，文物局局长就是毛昭晰。当时我准备评职称要考外语，没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复习英语。我在办公室复习的时候，毛昭晰同志经常跑过来，他也不好直接讲叫我参加民主党派，就是聊空天，给我讲民主党派的情况、民进的情况，后来他干脆拿了几本书给我看。我看了以后知道了很多，像雷洁琼、马叙伦都听到过，但不知道他们是民进的创始人；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周建老，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民进的领导人。看了书的介绍后使得我在所有党派中真正比较了解的就是民进。

这个时候毛昭晰同志还没有开口叫我参加民进。后来沙孟海先生开书法展览，是我亲自布置的。原来的书法展览很单调，让人看了兴味索然。这个展览沙先生还满意，沙先生说，经过你这一布置，书法展览好像也可以看看，所以结束以后他们家里请有关的人到杭州酒家去吃饭，也把我叫去了。吃饭的时候毛昭晰同志开口了，他讲，“老汪，你参加我们民进好不好？”我老早就晓得他的意图了，但是谁都不愿意开口。我说好的，他说一言为定，生怕我反悔。

和毛昭晰同志我们过去就是非常熟悉的，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就是朋友，搞考古的时候他经常来参观，后来又是我们的上级。就这样参加了民进，我的介绍人是毛昭晰同志和吴畏同志。

参加民进以后，的确是我亲身感受到，民进这个组织很温暖，没有哪一位领导摆官架子，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李天助同志、杨松森同志还有厉矞华同志，大家相处在一起，谈起来都非常随和，非常亲切。厉矞华同志虽然是大专家，但是丝毫没有专家的样子，对我们晚辈都是非常爱护的；还有杨松森同志，我在莫干山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他这个人讲话也很直来直去，对这些人我们都感觉到有话好说，都很随便，没什么拘束。我想这样一个组织确实像个组织的样子，大家志同道合。

我参加民进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参加民进后，有很多会议我应该参加的都没有参加，对组织感到很抱歉。在文物局帮忙的时候，本来叫我到民进当秘书长（注：87年汪济英同志被正式任命为民进浙江省委会副秘书长），我也已经到民进上班了，但是文化厅叫我去，找我谈话，说虽然你已经到年龄了，但是博物馆工作需要，大家也希望你回去。我觉得当秘书长是从政，但我这个人又不善于从政，讲话口才不好，兴趣也不在此处，所以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回到博物馆去。

                                             （整理：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