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缘起

2005年12月的一天，我和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陈文锦一同到浙南遂昌出差，此行是去论证遂昌汤显祖纪念馆的陈设方案。在路上，陈局长跟我提起，杭州拱墅区正在筹建一家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他们亟需一位懂行的文博专家去担任常务副馆长，具体负责博物馆的筹建工作。陈局长当时正担任该博物馆的筹建顾问，他因精力不济，所以向拱墅方面推荐了我，他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当时正在中国财税博物馆担任布展专家组成员。从2001年7月从浙江省博物馆借调到中国财税博物馆，负责该馆的布展陈设工作，一晃快五年过去了。财税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已于2004年9月初步完成，而该馆与我原所在单位浙江省博物馆的租借合约却要到2007年7月才到期。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像在“赋闲”。我当时还不到四十，精力充沛，很想多做些事情。所以经过短暂的考虑，我决定先去拱墅区看一看，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2006年1月8日，我带着一张杭州地图，一路摸索着来到了拱墅区政府（不怕人笑话，我到杭州工作十七、八年了，还从来没来过拱墅区）。在见到区文广新局谢作盛局长之前，我已在运河广场上先看到了博物馆的建筑。这个建筑设计得很有特色，融合了古典传统与现代风貌，比较大气，这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我向谢局长递上了自己的一份简历，并谈了自己对博物馆筹建的一些设想。谢局长也介绍了博物馆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第一次见面，大家言洽甚欢。谢局长对我的情况似乎也很满意，几乎当场就表态欢迎我来拱墅区工作。我甚至一个字也没提关于待遇方面的问题，这个事情基本就算定下来了。我当时说回去考虑一周时间再给拱墅方面答复，事实上不到三天，我就打定主意了，决定来接手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办完一应的手续，2006年2月28日，我正式到拱墅区报到。

寻访大运河文物

当时博物馆面临的情况是，一无专业人员（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二无文物积累，只有一座空荡荡的建筑。而上级领导要求博物馆在当年的“十·一”建成开馆。按常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履新伊始，千头万绪，但面临最紧要的问题还是文物短缺。没有文物，那叫什么博物馆？之前曾在报上刊登过征集运河文物的消息，结果只有一位叫罗金根的老人捐赠了一件清代香积寺塔东塔的石塔基，还被誉为“镇馆之宝”，在报上炒作了一阵。我在来运河博物馆之前，曾先后参与过西湖博物馆、中国财税博物馆等博物馆的筹建，深知文物征集工作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因此，到运河博物馆报到没多久，我就开始了寻访大运河文物的行程。

我寻访大运河的第一站是安徽淮北。这里是隋唐大运河所途经的一个城市。自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北移之后，隋唐大运河便日渐荒废，到现在已完全干涸。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近年来，当地村民在干涸的河道里挖出了不少当年运河沉船上遗留的瓷器，窑口非常丰富。淮北市博物馆闻讯后对河道作了抢救性发掘，尽管珍异瓷器已被盗掘一空，但还是找到了一处唐代石码头遗址和八艘木沉船遗骸，这一发现还入选了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6年3月中旬，我和特邀的顾问、浙江省博物馆古陶瓷专家蔡乃武二人坐火车先到合肥，再转车去淮北。从合肥到淮北400公里路程，一路颠簸近七个小时，到天黑时才抵达。翌日我们便去濉溪镇隋唐大运河故道遗址实地考察。河道已成通往河南永城的省际公路，路两旁满是一个个的盗洞，有些盗洞边还蜂拥着许多人，大约正在作业。见我们来，还以为是公安来缉查，纷纷作鸟兽散。在路边一个村民家里，我们见到了几大筐他挖出的瓷片，粗略地看了一下，有越窑、龙泉窑、长沙窑、定窑、磁州窑等多个窑口的产品，还是有不小的史料价值。我们挑选了一些，准备在将来的陈列中展出。从这些晶光内蕴的瓷片中，或可依稀想见当日运河上繁盛的商运景象。

3月底，我又出发赴扬州。这也是我有意的选择。扬州是古运河的滥觞地，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起点就在扬州。古人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我恰恰在三月底到了扬州，也算是个巧合。

历史上扬州的漆器很有名，还曾成为贡品。通过江苏的朋友介绍，在扬州征集到一件产于晚清的扬州漆器小屏风，上绘亭台楼阁图案，还嵌有九块婴戏、花卉瓷板画，很有地域特色。

在扬州逗留两日后，转赴高邮。高邮秦时置县，也是运河途经的古城。1985年高邮大运河段清淤时，曾在河中挖出数吨宋代铁钱，以南宋铁钱居多，版别相当丰富，有人戏称“河底挖出一个钱币博物馆”。20多年过去，这批铁钱散失殆尽，通过民间渠道，总算了解到一些信息。此次在高邮，共找到178枚南宋铁钱。虽然历经八百余年岁月，这些铁钱的品相仍难得地非常完好，钱文清晰可辩。

4月下旬，按照原先的计划，由时任拱墅区政协代主席赵树华带队，拱墅区文广新局局长谢作盛、拱宸桥旧城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汪宝焕和我四人组成的大运河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从杭州出发赴北京，打算从通州往南，一路沿运河走几个城市。

通州是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俗话说“一枝塔影认通州”，过去运河上的漕船，只要远远地看到通州的燃灯塔，就知道北京到了。我们重点看了通州博物馆。博物馆设在一个四合院里，陈列很简陋，但所藏文物不少，有元明清各朝古运河出土的铁锚，还有一件堪称稀珍的军粮密符纪折扇。但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建一座运河博物馆，所以这批文物是不可能转让或借展的。

此后又到了天津北辰区、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大运河沿岸城市。但由于关于运河的文物本就稀少，加上沿岸这些城市也多有自建一个运河博物馆的想法，此次北上征集文物，除了济宁市文化局表态愿意赠送一块明代临清大青砖以外，其余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但在此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好消息。4月27日，通过杭州市委办公厅的联系，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答应为运河博物馆题写馆名，并且写好让我们去取。得悉消息，正和我一起在济宁出差的区文广新局谢作盛局长当即乘飞机从济南飞北京，与区委副书记陈晓明会合，到乔石同志家中取回了这幅“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馆名墨宝（考虑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涵括范围太广，此时的馆名已正式改为“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乔老的题字劲秀挺拔，为博物馆增色不少。

鉴于此前我们过多依赖于通过“公对公”的渠道征集文物，在屡试无果的情况下，我向谢作盛局长提出，是不是可以转换思路，转向民间，通过民间收藏组织来试试？谢局长同意了我的这一想法。

于是我们通过浙江省收藏协会和杭州市收藏品市场这两个渠道，向广大的民间收藏爱好者发出了征集运河文物的呼吁。这一尝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不少曾经居住在运河边的民间收藏爱好者，拿出了许多收藏多年的历年运河中出土的文物，令人大开眼界。

粗粗地分了分类，这些文物包括：

一、历年来运河清淤治理时挖出的文物，如大关桥北河里出土的数万枚唐开元通宝钱、刻有“宣和六年”铭的宋代城砖、宋代油灯和铁剪、明清时期的骨制银制铜制发簪、石刻和陶制的网坠……

二、与运河漕运直接相关的文物，如刻有“苏州府”字样的官斛、“日进千金”小升、验谷器等；

三、与运河水运相关的文物，如印有“顺风快利”字样的清代船票、反映清代徽商与杭商水上竹木交易的水运货单；

四、运河水上人家生产及生活的用具，如竹编酒葫芦、船用水桶、铜制船钉、铁制船篙；

五、沿运河城市的工艺美术品，如明嘉靖三年款临清大青砖、无锡泥人、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淮安铜暖炉等。

民间真是一个聚宝盆！如此琳琅满目的收获真是令我喜出望出。结果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征集到与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物及文献一千余件，基本满足了陈列布展的需要。

在征集文物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趣事。一次到宁波，钱币收藏家储建国陪我去宁波钱业会馆征集线索，转了一上午没有结果。正当我失望地准备返回时，无意中发现墙角堆着一个看来蒙尘已久的木箱似的东西。找来鸡毛掸子拂去上面的灰尘，赫然出现了“苏州府官斛”五字。这不就是过去漕运粮食时，用来称量粮食的专用工具吗？大家都惊叫起来。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又一次到诸暨，征集一批民间印糕的木模。但由于品相及价格原因，没有谈妥。失望之余，同行的蔡乃武建议到他老家去转转，散散心。他老家位于陈蔡乡，是个偏僻的小乡村，不过田园风光很好。不想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一个圆木桶，外表黝黑发亮，一看就是有年份的东西。仔细一观察，发现桶内底写着“道光戊子”的墨书题记，算来是清末的遗物，有一百多年了。它的用途，是个量米斗。我也把它带回来了。和前面找到的那件“苏州府官斛”放在一起，一方一圆，一官方的一民间的，相映成趣。

布展攻艰战

由于是国内第一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加上那一年的“两会”上，刘枫等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通过媒体的宣传，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尚未建成就已名声在外，而且早早地迎来了第一批重要的客人。

2006年5月23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带队，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一行二百余人来到杭州，实地考察了拱宸桥、运河文化广场和建设中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当时博物馆刚刚完成了序厅的布展工作，陈奎元副主席和考察团成员们参观之后，对这个即将建成的博物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序厅的成功设计令我们筹建人员信心倍增。从2006年6月下旬起，运河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就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但是我在准备布展之初，感到困难重重。首先是博物馆建筑本身，它的外观设计无可非议，但由于设计师不谙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将内部建筑设计得过于通透，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外墙是一色的落地玻璃，从马路上可以一直望到博物馆的内庭。我当时开玩笑说，这个建筑用来作动物园的飞禽园，养鸟倒更合适！要调整是必然的了，但是又不能破坏博物馆建筑的外观，这个令人煞费心思。好在经过周密的论证，还是找到了比较好的、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解决了这个隐患问题。

其次，比较大的挑战在于这个博物馆的陈列面积近5500平方米，展线约一千米左右，属于比较大规模的陈列，而留给我们的布展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上级要求在十·一开馆），时间是相当紧迫的。当时曾有一些业内人士来访，听到我们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奇迹发生。

正式布展的阶段，正当七、八、九这3个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当时博物馆已经招聘了六、七个大学生，虽然不是文博专业毕业的，但好在个个热情高涨。我就带领着这些几乎都是第一次接触文物的小年轻，开始了运河博物馆的布展工作。

一开始，为了抢进度，是全线铺开作战。近一千米的展线上，各个单元、各个版块的陈列布展同步进行。但很快发现这样有问题，容易顾此失彼。由于我是唯一的专业人员，但凡布展中遇到需要作出明确判断时，往往有两三个组同时找我，我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于是我决定，把全体人员集中起来，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推进，完成一个算一个。这样一来，反倒效率提高，布展进度也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时间又紧，只好实行“五加二”、“白加黑”做法，取消休息日，天天加班到深夜，甚至是凌晨。到后期时，几乎每天都要到凌晨两点以后才能下班。小年轻们开始叫吃不消了，一个个病倒。但奇怪的很，反倒是我这个年龄相对偏大的，倒像个不倒翁似的，精神健旺得很。也许，正是心里怀着一种对即将看到的成果的渴望，才牢牢地支撑着我的信念吧！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参与多个博物馆的筹建布展工作，身体的疲累和精神的紧张都经历过，不算什么稀奇事。对我来说最有挑战的是，以往的这些博物馆，我都是和同事们一起并肩作战，有事可以商量；而这个运河博物馆的布展筹建，只有我一个专业人员，难度大大增加，当然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专业学识调动起来，付诸实践之中，因此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所以，尽管疲累不堪，仍是每天乐在其中。

因为时间紧迫，布展中的许多做法都是超常规的。一般来说，发现原先的设计图纸不对，应该重新做一套方案。但在当时情境下，根本容不得我们这般从容地按部就班。于是，就经常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我和负责陈列形式的总设计师在现场商议好修改方案，就以展墙为图纸，绘出修改示意图，进而负责展墙装修的泥工、木工、油漆工轮番上阵，有条不紊地作业；等油漆一干，布展人员马上着手文物与辅助图版的布置；最后是做好清洁，装上橱窗玻璃……几个回合下来，大家都心有灵犀，配合默契，都笑称自己是一条龙服务的熟练工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布置一块图版时，发现喷绘效果不好，必须更换一块。而此时时针已指向零点，估计所有的文印店都打烊了。但这个橱窗又必须在当天装上。怎么办？负责此次陈列布展任务的装饰公司总经理许燕女士自告奋勇地提出，由她开车出去寻找是否还有通宵营业的文印店。我让其他的工作人员趁机休息一下。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到快凌晨两点时，许总带着疲惫的神色回来了，她居然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店，完成了任务！大家都很开心，当然开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家也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好不容易名正言顺、忙里偷闲地好好休息了一会儿。

2006年9月26日凌晨三时许（这是我们加班最晚的一次），当“沿运河城市”展厅的最后一块椭圆形展柜的玻璃装好时，大家都累得瘫坐在了地上。因为这标志着，运河博物馆的全部陈列已经布展完毕了。这距离上级要求的开馆时间，还提早了四天。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硬生生地还是完成下来了。

2006年10月1日上午9时，作为2006年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一馆二场二带三园六埠十五桥”中的开篇之作，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让我们高兴的是，运河博物馆正式开放之后，观众如潮涌入，还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认为陈展形式很新颖有趣，内容也很丰富。国家文物局得悉消息，评价说这座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堪称开风气之先，填补了国内博物馆界的一项空白。听到这些评语，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