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关系。佛教认为：只有种下“因”，才能收获相应的“果”。民主监督也是如此，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民主监督才能进行，只有外部环境优化，民主监督才能有效。民主监督是目前政协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其中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我们作深入的分析。

民主监督无论何种形式，理论上是可以抽象的，但操作中一定是具体的。换句话说，在民主监督中，无论是监督方还是被监督方，那怕是团体与团体的监督，都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对人性、人的心理、人的利益的分析，要深入研究民主监督是不可能的。

一、民主监督中被监督者的心理分析

人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作为自然人，人就逃脱不了人本性的束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有天然保护自身自尊、权威、价值观的本能。监督最重要的形式是批评，批评中一定含有否定，否定就会伤害被监督者的自尊，削弱被监督者的权威，甚至难免会颠覆被监督者的价值观，这就造成了监督与人性的冲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矛盾。由此推及，人是本能地反批评、反监督、反束缚的。人人都希望这样：对别人加强监督，对自己增大自由。要求一个人要自觉接受监督，这不符合人性，没有普遍意义。接受监督，是人权衡各种利弊之后无奈的选择，肯定不是愉快的选择。任何民主监督的制度设计，若不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石上，就如高楼建在沙滩上，是支撑不了多久的，终将是要倒塌的，民主监督肯定是一阵风而过。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1957年，毛主席发动党外人士，加强对党内同志的监督，帮助共产党整风。毛主席是位有理想的人，当他发现党内的一些同志，居功自傲，丧失理想，生活腐化，就想借用党外的力量，通过加强体外监督，促进党风改进，从而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从众多的史料看，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是诚心的，起初并非是阳谋。可当监督大规模开展后，监督的方向，从对党内个体转向了对党的集体，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自然也就变成了对他的监督，这就触及到人性的痛处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了，从此就有了“阳谋”，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这个事例告诉我们，人都不是圣人，任何人要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监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能力”，就一定会对“监督”进行反击。这是人性决定的，是无奈的。

在一些国家，民主监督的力度很大，被监督者不太敢回击监督者，这并不是被监督者的人性有什么不同（同样是受伤的），也不是特别有慈心，而是受到规则的束缚，没有反击的“能力”（控制的资源有限），或者反击后会遭到惩罚，会丧失更大的利益，只能无奈地接受监督。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监督是要强迫接受的，自觉接受监督是空谈。所以，有效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人性上，那种依赖“自觉”的民主监督，终将是个肥皂泡。

二、民主监督中监督者的心理分析

监督者首先也是一个自然人，自然人是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监督人也是理性人，同样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如监督者在监督的过程中，只有丧失利益而不能获得利益，那么监督的行为就必定会停止。为什么1957年会成为民主监督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反右派事件让人明白，监督会让你失去生存资源甚至生命，是一件很不合算的事情，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后来人再也不愿干了，民主监督终于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效应。

美国是一个监督比较严厉的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只要重翻历史就可知道，美国的监督制度是一批思想家设计的，是体制外的人设计的，是站在监督者的立场来设计的。有些国家也有严厉的监督制度，也是几百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搏弈的结果。所以，建立一个良性的、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西方国家的民众，热衷于监督，首先在于保护自身的权益，或者通过批评监督，削弱对方的权威，从而获得轮流执政的机会。可见，没有利益的激励机制，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民主监督都不可能积极参与。当前，政协要加强民主监督，明智的做法，应该在边缘上做文章，在技术做文章，点点突破，最后达成制度上的变革。

当然，在历朝历代，也会出现一些不顾一切的监督者。我分析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社会责任感特别强、有留名千史强烈愿望的人，比如象张志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人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利益，一是愿望。强烈的愿望会促使一个人去做失利的事，这样的人的确是很高尚的，但为数是不会多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号召就能冒出众多的这类“英雄”。第二种，是性格或心理有缺陷的人，比如象海瑞。这类人，往往有“执着”的特点，不对自身的利益作认真的算计，长年上访者有许多就是如此。这些都是特殊的情况，是不值得倡导的，更不必把他们树为榜样，倡导学习也没有用，因为它不是加强民主监督可选择的路径。

三、搞好政协民主监督的路径选择

民主监督是个两难的选择。监督不力就会腐败成风，社会治理效率下降，执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权就不稳定；反过来，若监督力度过强，就会过多暴露决策失误，揭开历史的伤疤，降低执政党的权威，这对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不利的。这有点象化疗，药力不重治不了病，药力太重会治死人。日前我们政体的“体格”还不很健壮，其肌体是经不起力度太大的监督。看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民主监督是一定要做的，问题是怎么做，做到怎样的程度，是需要认真评估和把握的。

民主监督有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技术层面两个方面。没有制度层面的创新，民主监督等于没有实质性地加强，但创新强度太大，又与体制不相容。正如手术太大，就会伤害身体。因此，在宏观领域，要从小到大，先尝试探索，成熟后再推广，然后用制度把它固定下来。我认为，政协的民主监督有两项可在“点”上试验。第一项：质询制度。可先在常委会上试行。其做法是，在常委会上，对政府某部门的某问题，委员首先提出质询，如有关制度为什么这样制定？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结果？请部门领导直接回答，然后在互动问答中弄清问题，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质询起初可关起门来做，暂不对外报道，以防止削弱部门的权威。据说，广东省有这方面的试验，可以借鉴学习。第二项：辩论制度。也可在常委会上试行。其做法是，在常委会上，就政府将要出台的重要制度，将要上的重大工程，以及发展战略等，在党委政府还没决策之前，委员展开正反意见的辩论，党委政府相关领导现场旁听，吸取各方意见。同样，辩论内容暂不对外宣传，不搞大民主，这样意见相对集中，有利于决策者决择，也能保证社会稳定。这项制度，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有的，或者是有过这种动议，可以请相关人员研究，列出操作程序，进行试验。假如这两项制度能建立起来，政协的民主监督就增加了实实在在的载体，民主监督制度就有了推进。同时，这两项制度还不至于削弱执政者的威权，执政方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妥协方案，在当下应该有现实意义。

批评是民主监督的最主要方式。要推进政协民主监督，保障委员的批评权，保障委员不遭受被监督者借用公权泄私愤，保障委员不因监督而遭受利益的损害，是推进政协民主监督的前提条件。政协要促进人大建立相关的法规，严厉惩治打击报复者，这样才能营造民主监督的良好氛围，民主监督工作才能充分开展起来。政协应该成为委员的“家长”，为委员的维权担当责任。对于民主监督不要“只号召不担责”，要极力维护委员的批评权（多鼓励表达，少评说对错），充分保障委员的“安全”，否则，委员不会有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加强民主监督就会落空。

虽然改进民主监督的一些技术，对促进民主监督的功效是有限的，但做比不做要好。技术的改进，不要与“人性”对抗，不要与现实体制冲撞。要在现有的框架下，把民主监督工作做得更智慧、更巧妙、更有效。比如：公开性的民主监督，可先前与被监督者沟通，先鼓励后批评，唤起被监督者“开明”“大度”等人性的光明面，给他们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让他们感到唐突，通过“人情”的润滑以减少摩擦，以免被监督者“人性”阴暗面的发作，避免民主监督成为僵局。对“虚心”接受监督的被监督者，要给予宣传鼓励，提高他们的美誉度，增大执政者接受监督的意愿，从而减少民主监督的障碍，创造出更好的民主监督环境。

（作者：民进丽水市委会  蓝献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