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之源

民进杭州中策职校支部（以下简称“民进支部”）的发展史，是随着教育事业之发展而演变，溯其渊源，在支部庆祝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65周年联谊活动的一张有收藏价值的签到单上（图1），形象化地将其发展历程阐述得一清二楚。

签到单上方，是“庆祝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65周年联谊活动纪念”一排红字，记载着联谊活动的主题。邮编和邮戳，则是科学而准确地记载下联谊活动的时间地点。签到单下方，是“支部历史简述”，让人一目了然。“1956年10月杭州三中小组成立，1956年12月杭州三中支部成立，1966年6月民进支部活动被迫暂停；1978年冬天后恢复组织，1982年11月9日莫干山路中学小组成立，1983年4月21日杭州红星中学小组成立，杭州三中支部于1984年3月9日恢复支部建制。1993年9月15日杭州三中支部和红星中学支部合并，1995年后中策职高支部的初中会员，又分流到行知中学建立新的基层组织，2002年6月中策职高支部与莫干山路中学支部合并，最后形成杭州中策职校支部。”

签到单中间的“蓝天”方块里，有三个校门和两间校舍，在校门和校舍图案上下，都写着学校的名称和创建的时间，凡在其旁的签名，自然显示是在此期间入会的会员。而民进省、市委领导赵光育、翁启蕴、冯群、毛海涛，签在杭州三中和红星中学两图中间之上。党总支的领导（俞松涛、宋湛）也融合在其中，证实民进支部与中共杭州中策职校及其前身的党组织一起，忠实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形成了“和谐团结，肝胆相照”的诤友关系。苇白同志评价此签到单：有收藏价值。

三中支部

解放前的杭州湖墅霞湾巷一带，自民国以来，从来没有一所完全中学。解放后，开始筹建，整个设计以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苏联建筑风格（图2），1954年9月杭州三中建成，除重点招收工农子女为外，还接纳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归国爱国华侨子女入学。部队营级转业干部容振华任杭州三中首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许多教师从二中（袁耀祖）、七中（刘佩萱）、女中（朱学山、骆士杰、吴选清）、杭初（关幼鸾）、宗文（陈加源）和文教局（沈素芳）调入。

1956年上半年，杭州敲锣打鼓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民进杭州市委会宣传处徐之时，利用同乡、同事或同学的关系，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出生的袁耀祖同志。他在抗战胜利后，返回杭州，在浙大附中、杭州二中担任教务组长，1955年9月调入到杭州三中任教务员。袁老经徐之时、俞允之动员后，欣然同意入会。于1956年6月30日被市委会批准入会，这样，袁耀祖就成为杭州三中第一位民进会员，在市委会会员名册中的编号为151号。

     事后，徐之时和俞允之两位民进市委会干部介绍了1916年出生的语文教师刘佩萱入会。刘佩萱因其先生杭州十中美术老师沈一平先入会，她于1956年7月13日被市委会批准，编号为157号成为杭州三中第二位会员，然而她于1956年底前调离杭州三中，前往北京，故没有列入《民进杭州市委会1956年基层组织调整后名单》中的杭州三中支部名册。

袁耀祖向徐之时和俞允之两位民进市委会干部推荐了比他小两岁的朱学山，中央政治大学法学士。抗战期间曾任成都地方法院、壁山县政府承审员，铜梁县政府科长等职；1941年5月起任中央政治大学助教、讲师，安徽大学法学副教授。 解放后，于1948年来到杭州女中任教语文，1955年秋调到杭州三中教语文，于1956年9月28日经市委会批准入会。

袁耀祖还推荐了1919年8月出生的数学老师关幼鸾，湖北省立师范毕业。解放前任湖北巴东中心小学教员、教务主任，第十兵工厂事务员和子弟小学教员。1952年起任杭一中、杭初、杭三中等校数学教员。1956年10月13日由徐之时和袁耀祖介绍在杭州三中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

鉴于有四位会员，先成立了民进杭州三中小组。民进杭州市委会1956年11月《工作月报》中刊登：“本月份杭一中、杭三中、中城一小区、下城二小区等基层，利用基层改选或成立小组，邀请联系群众参加组织活动，被邀请参加的群众多达30人左右。”

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经袁耀祖、朱学山、关幼鸾分别介绍，物理教研组长、浙江诸暨人骆士杰，总务处出纳、浙江吴兴人沈素芳和庶务组负责人、浙江吴兴人陈嘉源于1956年12月28日被批准入会。

1956年12月30日，民进杭州三中支部成立。容振华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民进市委会副主委计克敏应邀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对民进三中支部的成立表示热烈地祝贺，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组织处俞允之宣布：支部主任朱学山，副主任袁耀祖。在1956年12月31日公布的《民进杭州市委会1956年基层组织调整后名单》中有清晰的记载：列有杭州三中支部及会员名单。1957年2月，在《民进杭州市委会1956年度工作报告》中，也提及杭三中支部开展学习、宣传和活动之事。

同时，容振华校长高瞻远瞩，视野开阔，遵循党把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工作，任命民盟市委常委骆匡畴为教导主任，并建议由他负责，组织民盟两位盟员与民进支部联合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倾听党派成员的建议。民进杭州三中支部从建立始，就坚持与党支部同心同德，同向而行。

反右风暴

1957年5月，杭州市教育系统开始整风运动，民进市委会也召开鸣放会议，骆士杰于5月和6月，两次参加鸣放会议。尽管骆老师生性直率，常常敢于提出己见，鉴于谨慎，在大鸣大放中，所言没有触及重大政治问题。如民进杭州市委会《情况简报》第22号（1957年6月11日）刊登骆士杰的放鸣意见：教育局通知朝令暮改，造成学校忙乱。如高中毕业班授课时间，部和局发教普（57）字772号通知是2月15日到6月6日。但在两周前突然通知提早一周结束，造成教师忙乱。三中没有一套完整的理化仪器，杭一中就有很多旧仪器积压，请求调拨，也无下文，添置新的更不要谈。

然而，对吴选清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56年7月进校后，担任语文教研组副组长，经朱学山动员，同意加入民进，已经领到入会的表格。此时，在鸣放中，耿直认理的他坦率地说：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矛盾，明确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同时，对于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时，他主张没有必要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团结的。

就是这么诚实地讲出自己见解后，吴选清被划为右派。1958年7月，下放到余杭三墩双桥乡进行劳动改造，1962年3月再转移到余杭大溪河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在农村的十八年里，耗尽了他宝贵的壮年时期，直到1976年12月才返回杭州三中。回校后，校党支部书记黄华璋，看了材料后，痛心地说：老吴，你没有错呀！直到1981年12月5日，他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2011年，当他入会30周年时，民进支部赠送一大张贺卡。

思想改造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推动知识分子身归与心归的统一，建国初期中共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民主座谈、意识形态教化，来培育他们的政治认同。民进组织自然而然就承担起思想改造的重任。从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和杭州市委会1961年《民进成员思想动态》刊登的内容看，政治认同的时间是长久的，效果是有差异的，最后统一到“五一口号”精神之中。

    第5期（1961年6月8日）刊登原杭州三中民进会员调入到临平中学的沈素芳发言：我现在看到党支部书记有些怕，因为他面孔总很严肃，而对党、团员却是有说有笑的，我也不去主动靠拢，何必多此一举呢！我对总务工作也不安心，工作做好了从来不表扬，稍有差错就在大会上批评了，所以思想上很苦闷，吃力不讨好。领导上对同志也不关心，我父亲生病了，他们非但不来问问，我要请假都不准。现在这些青年党员都有架子，对一些老干部我倒佩服的。

第9期（1961年6月9日）沈素芳说：下放应该有时间，现在第二、三批下放的已都回来，而我仍是在农村，后来通知我调临平中学，当时我要求调近些学校未经同意，只好服从分配，但思想上是不愉快的，所以工作不安心，最好仍调同城里工作。

第26期关幼鸾（杭三中教师）说：今年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四个孩子都要升学，总有几个不取的，不过大女儿考不上大学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总认为她成绩还不错，但一听到不取，思想斗争了两天，开始时打算明年、后年再考过，现在连这个思想也没有了。因为今年不取，明年、后年也不会取的。还是做一辈子农民吧！至于我最小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小学也不取呢？小孩子连爸爸看也没有看到过，有什么影响？

第32期1964年关幼鸾（调入开元初中）说：国庆节我过得很愉快，两个孩子和同学们都从农村回来，看到他们团结友爱使人高兴。特别是孩子们到农村后，思想上有了进步，象我大女儿原来想多留一二天，但她坚决要回去，现在还参加民兵，所以孩子们在党的领导下，有了进步，我们做父母的人也放心了。

政治参与

解放初期，各民主党派以智力优势参与国家管理，参政议政，为国家发展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1958年9月5日和6日，民进杭州市委会在杭州群艺馆举行第四次会员大会，朱学山、袁耀祖、关幼鸾、骆士杰、沈素芳、陈加源出席会议。在会议期间，朱学山先后出席六次主席团会议，并积极发言；大会决定请任明耀、吕野漠和朱学山起草大会闭幕词。在大会发言中，由关幼鸾代表杭州三中支部报喜和表决心。朱学山在民进举行杭州市第四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民进市委会常委，1958年9月他又当选杭州市第三届人大代表。1958年11月17日至12月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杭州市除陈礼节同志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人外，朱学山、陆月美、何绮云、吕漠野、计克敏、夏德一、许钦文等7位同志为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一年多来反右整风的经验和教训，并制订了组织改造的规划。1961年10月28日至29日，朱学山在民进杭州市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常委。1963年2月15日在杭州召开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朱学山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畅谈学习的心得体会。

1962年9月8日，经政协杭州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协商通过，骆士杰成为教育界政协委员，参加政协杭州市三届会议第十组活动。民进三中支部有一位人大代表和一位政协委员，从而推动了会员的有序政治参与。

支部解散

1966年8月26日民进杭州市委会《情况反映》（82期）据邱鎔钧来民进（市委会）反映：8月25日下午，杭州第三中学一批学生来到狮虎桥教工宿舍，朱学山的家翻箱倒柜，检查一下，敲锣打鼓而去。当时并没有看到朱和他的爱人在场，不知他们如何进去的。

这个情况得到杭州三中会员陈加源的证实：朱学山和骆士杰都抄了家，自9月26日起朱和骆与校内其他十八人集中住在校内关“牛棚”，每天上、下午四小时劳动，其余时间学习。我们晚上不学习，他们仍旧学习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进支部活动和党组织一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是无法阻挡的。到1966年9月初，有些会员被迫提出退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市委会停止办公，最后市委会主要领导在征求常委的意见后，无奈地决定民进杭州市委员会停止工作。从此，在十年文革期间，民进杭州三中支部也就停止一切活动，真是与党支部一起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