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2013年1月，适逢民进浙江省委会成立50周年纪念日将临。陈玲娟，一位20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的老会员正是百岁生日，在这个很有意义的时刻，为了收集会史资料，记者专程采访了老人。坐在阳光下的她，神清气爽，看到记者的到来，亲切地露出了笑脸。岁月似乎并没有在这个老人脸上留下过多的艰辛，留存更多的是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记忆。“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至今，陈玲娟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这首汉诗。】

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三代英才羡煞人，风风雨雨历多春，欣逢盛世仁者寿，更愿丹青垒后薪。”这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在贺您百年华诞时送的一首诗，高度评价了您和您的家族很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有人用“一部家族史，半部民国史”来形容您显赫的家族，在那些激荡的岁月里，这个家族中的成员们，追求着不同的救国道路，您为何会选择加入一个民主党派？

陈玲娟（以下简称陈）：我之所以加入民进，是因为这个组织里有我景仰的一些人，譬如马叙伦、叶圣陶、冰心、雷洁琼等等，这诸多文化底蕴深厚的民主人士，充满着爱国热情，我深深地热爱和信任这个组织。

1914年，我生在慈溪西乡官桥村良七房（今属余姚）。官桥陈氏自明末由北方迁浙，一向以耕耘为业，到我祖父时开始经商，略有积余后开设义塾，让族内贫困家庭子女能够读书识字。

我们和伯父家的从兄弟姐妹排在一起，共有八兄弟、九姐妹，我是最小一个妹妹。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两次高烧住院，幸亏哥嫂姐们的悉心照料，才把我从地狱门口拉回来，没想到后来能成为家族中最长寿的一个人。当然，这也离不开我儿子、儿媳、孙女多年对我的精心照顾。

大哥陈屺怀，被誉为“浙东三才子”之一。青年时期就胸怀正义，忧国忧民，眼见清廷内忧外患，朝政日衰，于1910年在浙江加入同盟会，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支持维新，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活动，痛斥军阀，抨击外力侵略，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赏。他两度出任杭州市市长，主办西湖博览会，曾是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晚年时，致力于方志的编写。“早为人类争平等，晚以儒宗老战场”是于右任先生对他一生的概括。为纪念大哥，杭州市政府前些年专门在西湖博览会旧址上挂上了他的照片，这是对大哥一生的充分肯定。

二哥陈布雷在辛亥当年，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英文原稿翻译为中文，并在《天铎报》上首先发表，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大贡献。1927年，二哥因在上海办《天铎报》、《商报》时撰文反对封建帝制和北洋军阀，支持辛亥革命而有名，他的《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与梁启超、蔡元培等的文章一起选入近年出版的《民国语文》一书。抗日战争时期，二哥以笔做枪，挥洒一腔爱国热血。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二哥作为爱国人士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现在我的家里还有一件东西与二哥有关。那年，冰心从国外回来，知道二哥喜欢抽烟，就送给他一只贝壳制作的烟灰缸，二哥看后，爱不释手，说是太精致了，仅做烟缸可惜了，便跟冰心说：“我小妹是学艺术，画画的，如您同意，我就将此物转送给她，她一定会很高兴。”

三哥陈训懋16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

四哥陈训慈，长我13岁，年龄相距虽多，但我们有很多时间曾在一起生活。我进小学读书后，他经常督促我温课，给我买文具用品。高小毕业后，四哥又陪我到宁波女子师范赴考。他对我们弟妹，从来都和颜悦色，即使我们有点小差错，他也不会疾言训责。四哥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在时局混乱，经费无着落的情景下，他变卖家产，将孤山文澜阁藏书140箱、善本书88箱，用船运住富阳。他是最后撤离图书馆的，撤离之后三天，杭州沦陷。《四库全书》就这样被安全转移。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此摄制了电视纪录片《烽火护宝》。“文革”期间，社会上有很多古籍孤本被拉到华丰造纸厂行将销毁，我让儿子陪着四哥一起去华丰造纸厂，抢救下了许多文史资料，为国家留下了这些文化瑰宝。

五哥陈行叔，在“五卅”运动时，作为英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领袖，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被开除的威胁，积极带领同学投身运动。

六哥陈训悆，是新闻界的老前辈，爱国敬业，曾任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后来子女在国内外科技界享有盛誉。

七哥陈叔时，年青时追求进步，成为一名爱国的外交官，我们家至今还保存着他写的一本介绍埃及的著作。

八哥陈叔同，抗战时期，担任《中央日报》昆明记者站站长，与陈香梅有过密切合作，共同宣传抗日。前些年率众多海外家族后代来到官桥，深为家乡的变化感到高兴，他捧回了家乡的土，为母校慈湖中学捐款，设立了奖学基金会，表达他们热爱家乡的爱国之情。从2004年至今，已捐助60余位优秀学子，其中已有35位完成学业， 考入大学。八哥去世之后，我每年仍会捐出一些钱给慈湖中学，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而又家庭贫困的学生。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深知农村贫困孩子读书不容易，就是想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的家族还出过两位奇女子，她们巾帼不让须眉，追求光明，向往革命，驰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

一位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年轻时的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门槛》，这首散文诗描述的是19世纪一个怀有崇高理想的女郎。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她将其恭恭敬敬地抄在日记本上，此举表明了她将为理想而献身，走上与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1939年，陈琏高中毕业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团中央常委、少年儿童部部长，为少年先锋队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她是党的八大代表。上世纪60年代，她还调到林业部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担任领导职务。她在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首肯和周恩来同志的称赞。十年动乱，她含冤去世。“家庭叛逆，女中英豪”是胡耀邦同志对陈琏的评价。

另一位是我的甥女郁文（五姐之女）。郁文，原名翁郁文，早年曾就读于浙江省温州中学，中学毕业后，加入新四军浙东纵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在烽火连绵的岁月里，与乔石结下情谊，1952年，两人成婚。郁文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领导职务。

这两位女子虽然都是我的小辈，但我们一直很谈得来，精神上也很契合。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时的我在抗战时期也曾和同学们到南京去参加过请愿活动。她们俩写给我的信，我一直保存至今，还时常会拿出来翻看，内心深处我一直很佩服她们俩。

二

记：据原民进中央秘书长陈益群回忆，当年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您认真教学，积极参与民进活动的背后，其实背负着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段时间您是怎样度过的？

陈：我的先生赵冕是嘉兴人，我们结婚是沙孟海做的证婚人。赵冕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原杭州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历任美国怀俄明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及系主任等职，曾追随梁漱溟搞乡村教育、追随晏阳初搞平民教育，还帮助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陶先生曾在给先生的信中写道：“你在万里之外，还是关怀我们的事业……当我接到你信的时候，好像在沙漠中忽然遇到了水草，你的来信给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新中国成立后，赵冕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参事，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曾任省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兼职）。主要著作有《社会教育行政》、《民众教育纲要》和译作《世界教育史纲》等12种。

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后又不幸罹患癌症，那时候我内心非常焦虑，但表面上还得乐观地宽慰他，让他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当时学校工作脱不开身时，我就炖好鸡汤让儿子送去病房。先生那时把病房当成了课堂，医护人员和学生经常围坐在病床旁，听他抑扬顿挫地演讲，那场景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历历在目。我知道他觉得自己的教育理想还没实现，所以才这样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在病房里享受教学的快乐。先生失声之后，执拗的他还通过笔译的方式，为一些大型企业翻译国外医学著作和工业技术资料，直至生命终结。

我是1956年1月加入民进的，当时我在杭州第八中学担任美术老师，先生的事和“复杂”的家族背景等的确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还是一个幸运的人，学校的三任领导在当时那种年代对我都极其庇护，学生老师们也都很保护我，我一直很感谢他们，所以家庭的困境并没有让我的教学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我还是很认真地去上好每一堂课。而且对于民进组织的活动，我也都会认真参加。那时候，杭八中支部的活动，不管大小，但凡有活动，我都会积极参与。

由于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在海外，当时我频繁地与他们通信，打电话，互诉亲情。“文革”之后，与我有联系的海外亲人陆续回国探亲。每有亲人回国，悉心接待，为祖国统一贡献了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进会员，民进市委会后来还把我评为先进，当时的奖杯我一直保留至今，这是对我一辈子的激励。

去年百岁诞辰之际，时任省委书记赵洪祝派专人给我送来精致的花篮祝贺。郁文还特地率子女多人专程从北京赶来相祝，带来了乔石同志的题词：“百岁寿星”。民进杭州市委会、杭州市教育局、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杭州旅游职业学校、宁波慈湖中学等单位送来贺信，这些都让我倍加感动。

儿子受我影响,一辈子兢兢业业，专注于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工作。

三

记：“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的这首词听说您至今还时常会背诵，它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陈：我从小就喜欢画画，1935年接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喜极而泣。当年，我师从林风眠、潘天寿先生。没想到两年之后，抗战爆发，全校师生辞别西湖，开始流亡生活，我没有随校行动。1939年重新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有幸成为徐悲鸿先生的学生。

我对色彩特别敏感，在国立中央大学求学时，著名工笔花鸟画大师陈之佛先生多次调侃说：“玲娟同学的辨色力，比我这个当先生的还‘结棍’，这不是一种技巧，是天赋。”

1946年盛夏的一天，我与徐悲鸿先生及夫人廖静文女士重逢在上海。此时，徐先生已接受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校长一职，准备乘轮船至秦皇岛，转乘火车，前往北平。

抵沪消息一出，许多老友和学生纷纷宴请徐先生一行。我当时正在上海市北中学教书，徐先生问我是否愿意随他北上办学。他还说已聘请了一些艺术上卓有成就，而思想又很进步的画家来校担任教职，如叶浅予、艾中信、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等等。

恩师盛情邀请，学生岂敢推辞。1946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古都北平，任教于北平艺专，职务是助教。学校在东布胡同十号，校舍狭窄，砖砌的灰色楼房显得朴实而安静。校院里重逢许多杭州艺专、中大的老师、学长和同学，与徐悲鸿、吴作人、艾中信、宗其香等重逢相聚。

1954年，我们举家从北京迁居杭州，我在杭州第八中学担任美术老师16年，至退休。

有人喜欢叫我画家，我自己还是喜欢自称为美术教育工作者。

中国画家对于自然界的生命有一种极为关切的感情，所以能把花、鸟、兽类的神情刻画得非常生动，藉以引起别人对这些生命的赞美和关切。徐悲鸿先生对待自然界的生命也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因此他所描写的动物和植物，都强调歌颂它们健康和向上的精神。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的这首词是当年徐先生极为欣赏的，他一直觉得这首小令用词简练，不事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足可入画。我从事了一辈子的美术教育工作，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北京到杭州，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欣赏的那种自然之美的境界一直是我所追求的，我也一直这样教育我的学生。

新千年时，师母廖静文女士来杭州，我们泛舟湖上，共忆往事。临别时，送我一本她写的《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还亲笔写下“玲娟留念”。

什么是美育？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从很早以前就提出要把美术课改成美学课，美术是一种绘画的技能，而美学是一门提高人欣赏、鉴别美的能力的学问。现在搞美丽中国建设，就需要全国人民都要懂得美。比如最美妈妈吴菊萍，人们都说她具有一种见义勇为之美，但我觉得她最本质的美，是对生命的尊重，这才是美的真谛，其实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崇高之美。我很希望在我任教过的杭八中（现杭州旅游职业学校）能增设一门美学教育课程。美学，能使人自由地生存，诗意地栖居，会令人怀有一颗柔软的心，去感知生活中的阳光与温暖，赞美和呵护生命中的美丽与绚烂。美学教育，能指引人学会以诗人的眼光看待现实的世界，以有情人的眼睛去发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之美，把零碎的、散落在各处的美整合起来，使人们的生活回归诗意与趣味。因此，在百年树人的目标中，美育是不可缺失的。我已将我的这一想法，整理成一份书面建议，希望美学教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能走进课堂、走进社区、进入寻常百姓家。

（整理　张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