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前后，为了采写《王绍鳌传略》，我曾经访问过王老五位子女中的四位，有的还作过较多较深的交流。当时因为《王绍鳌传略》篇幅有限，有些材料没用上，现在这些材料从回忆中挖掘出来，也许可作为“口述会史”的一部分吧。
王辅世口述
先说说王老长子王辅世的口述。
王辅世是浙江大学退休教师，长期住在杭州。由于宁波离杭州很近，而且从80年代初以后，我有两个子女在杭州工作，因此常来常往，与辅世有了较多接触机会。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浙江高教界还没有恢复元气。辅世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也是破破烂烂，乱七八糟的。但辅世似乎没有一点消极情绪，一副快快乐乐，怡然自得的样子。说起他刚从美国探望前妻的经过，更是笑容满面，喜气洋洋。
从他的德国前妻，就说起了父亲。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辅世从同济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以打工维持生活。在打工时认识了一位德国姑娘，两人很快结婚。四年后他毕业回国，姑娘也一块儿来了。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只能寄住在上海道国西路的父母家里。德国姑娘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留学生，家里竟会如此清贫。父亲王绍鳌一天到晚不在家，却似乎没有正当职业，家里常常有开不出伙的烦恼。每天餐桌上只有少量素菜，牛排鸡腿什么的根本见不到。时间一长，姑娘熬不下去了，终于提出离婚，带着新生育不久的小女儿回了德国，在男方的要求下，把两三岁的儿子留了下来。
对这件事，辅世至今还对父亲有怨言。
我家是吴江世家，祖上有好多位是做官的，家里不能没有一点产业吧，父亲自己一直在北京、上海混，接触的大半是上层人士，应该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家里竟穷得靠借贷和变卖东西度日。我从德国回来后，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也不伸手帮一把。如果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能稍好些，我的德国妻子也不会离我而去，我的一生也不会这么磕磕绊绊……
我虽然有点埋怨父亲，却从心底敬重他，佩服他。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呆了好几年，却从没有当过官，拿过薪水。为了起草宪法，他天天大老远地跑到天坛去上班。后来又去参加什么参议员竞选，别人参加竞选都有后台，他因为与自己所属的小党派意见不合，得不到支持，就回到家乡卖掉田产房屋去干这件事。他还骄傲地对我们说，这叫毁家纾难，高尚得很呢。这是他第一次毁家纾难。第二次就是在抗战初期支持一支太湖抗日游击队，那时我已经离家独立生活了，听到父亲四处借贷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我别的不像父亲，在轻视名利这一点上，倒还有点像。我从德国留学回来后，一直在学校教书，也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心里很安宁。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当过官，也证明了这一点。唉，父亲给我们的影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确实实存在着……
王辅民的口述
王辅民是王绍鳌的次子，总排行是老四，因为除了大姐佩德、辅世，另有一位三姐佩言。辅民是我的亲姐夫，我曾在她家先后住过两三个月，我写《王绍鳌传略》，主要就是受了他的委托。他的体型外貌与他哥十分相像，都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比较瘦小，大概出于母亲的遗传因子吧，跟他们的魁梧的父亲相距甚远。
辅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大学也是进的同济，不同于他兄长的是：时代变了，他跟随一些进步同学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并在临近毕业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他说：
那段时间父亲也在上海，我们父子俩谈得很投机，他的言行和鼓励，对我影响很大。我读的是无线电专业，常从改装过的收音机上听到解放区的广播，我把从广播中听到的消息偷偷告诉父亲，父亲兴奋得两眼发光，在兴奋之余，他也百般叮嘱：要当心呀，别透露给别人听。我说：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父亲还教育我：你除了干这个，别忘记把书读好，将来你的专业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我读书也是借了债的，直到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才把债还清。就因为既穷又负有学习和劳作双重任务，把谈恋爱的事耽搁了。我结婚时已经34岁，你姐30岁，正好相配。我的父亲从不关心儿女的婚姻，只是鼓励我们子女要好好读书，关心国事，将来为国出力。他还一再让我们反复诵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背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背熟了，就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底了。他自己，一生就是这样做的。
我祖父在父亲六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是靠祖母辛苦抚养大的。祖母知书达理，喜欢读历史故事小说，特别崇敬岳飞等民族英雄，当她讲到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时，常会流出眼泪。父亲跟祖母一样，当他空闲时，也会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讲的时候神情肃穆，不许我们笑，谁要听到某些有趣的插曲时咧嘴笑一下，准会受到他的斥责。因此，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除了三姐佩言和小妹佩容外，个个都是性格比较严肃的人。特别是我，因为建国后一直做军工厂的技术领导工作，严肃惯了，不大随和，也不善于跟别人沟通，这是一个大缺点。在这方面，我不如父亲，他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与各方面的人都能打交道，交朋友。要不然，他怎么能担当起领导组织“民进”这样的工作。
父亲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相信和依靠组织。他是一个早在1933年就参加中共的老党员。为了工作需要，一直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在极左年代，“民主人士”就是“资产阶级”四个字的代名词，再加上我学的专业是无线电，因此在文革初期，我被戴上“特务”帽子，隔离审查好几年。我曾让儿子去北京探望父亲，能不能公开他的真实政治身份，（全家只有我一个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千万不可。要相信党，将来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而他自己，却等不到“将来”的来到，在1970年就含冤去世了。他临终前想看我们几个孩子一眼，也大部分没有实现。我和辅世都被“隔离”了。
再回过头去说说以前的事，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好几年，是父亲生活最安定，心情最舒畅的几年，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清贫到极点，但又经常宾客满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之一张唯一全家三口，在我家住了整整两年。父母亲是靠变卖家产，到处借贷来维持开支的。我和哥哥辅世长得比较瘦小，可能与小时候吃得太差，营养不良有关。父亲在民国初年几次有做官机会，他都拒绝了。后来，他也有机会在蒋介石的政府里弄个闲差，他也连连摇头。据我所知，父亲除了在上海教过书，接受过少数几次地下党组织的经济支援外，基本上都是靠借贷和变卖家产过日子。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你们要好好读书努力工作，为国家出力，也为自己谋生存。”
我把父亲的这番教导当作座右铭，我从大学毕业后，通过同学的关系，进了一家私营小厂，薪水少的可怜，但我还是省吃俭用，偶然挤点钱出来交给母亲帮助家用。
父亲对于“名”也看得很淡，他在上海曾经出大力帮助办过一张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但在创办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创建“民进”组织时，他出的力最多，建立初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写的，但从来没有担任过“一把手”，他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做“老二”“老三”，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在这方面，我倒有点像父亲，我在几家军事工厂工作时，都只担任“副总工程师”，从没有“转正”过，哈哈，这是一段小小的“插话”。你别见笑呀……
王佩言的口述
在王老的几位子女中，生活最“高档”的是住在上海西区的王佩言家。她是一位有点知名度的医生，丈夫刘涛长期担任华东医院院长，我去访问时，他俩都已70岁出头，仍在医院上班。佩言快言快语，性格豪爽热情，跟她的两个兄弟有很大不同。
她见到我时，就拉着我的手侃侃而谈。
你大概已知道，我是半个中国人，半个日本人。我父亲是在留学日本时跟母亲结婚的，那时他的元配夫人，辅民他们的母亲已去世。后来，我母亲就跟着丈夫来到了中国。刚来时，中日关系还比较正常，后来，眼看着日本军国主义一步步加紧侵略中国，母亲感到很气愤，就完全断绝了与娘家的联系。父亲很赞成母亲的做法，他们俩从不提起日本的事，我也不知道外婆家的一切情况，包括他们的姓名地址。我母亲来到中国后，就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祖国，也教育我要真诚地热爱祖国，将来长大后为国家出力。但是要说母亲心里没有一点矛盾，那也是谎言。加上祖母不喜欢这个日本媳妇，母亲的心情一直很压抑，在我只有五六岁时，她就因病去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程，不仅给几亿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国家百姓带来了无尽痛苦。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受害者。
父亲怀着对母亲的歉疚，对我特别宠爱，尽管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仍然坚持让我读到大学毕业，我学的是医，同济大学的医科很出名，我在那里学到了真本事，毕业后一直在当医生。我的丈夫是我的学长，他为人正直，医术高明。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俩同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碰到在游行示威时被打伤的学生、市民，我们都尽力相助，给他们开最好的药，调配最好的护士，虽然，这与父亲的殷殷嘱咐有关，但也确确实实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我小时候与父亲见面机会不多，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同住在上海，也因为大家都忙，很少欢聚一堂，同享天伦之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只记得“文革”风暴刚起时，我和丈夫都被当做“反动学术示威”而被关押批斗，连两个孩子也受到牵连，我就向父亲诉苦，他回信很简单：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一切都会弄清楚的。这句话虽然我已听了无数遍，但从父亲嘴里说出来，似乎特别有力量。我们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挺过了一关又一关，现在全家都非常好，出国深造的儿子曾对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去外婆老家看看，我和他爸爸都急忙阻止：没有必要！经过北京时，到八宝山你外公墓前献一束花，要更有意义。
我还常常把父亲的事迹讲给儿女们听，他们也从心底里尊敬这位老人，并且惋惜地说：他老人家要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他是学经济的，今天正可以大展宏图呢！
世界上没有“如果”，父亲虽然学的是经济，但他一直热衷于他理想中的“民主政治”，他从“旧民主”转到“新民主”，一是事实教育了他，二是党组织给他指出了方向。另外，他的正直性格，也起了一定作用。我这个终生做医生的女儿，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既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是继承了他的性格作风。
王佩容的口述
我是父亲5个子女中，与父亲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个。父亲非常疼爱我，但我受到的待遇却最差，哥姐都是大学毕业，我却连中学也没读完。一方面是受时局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父亲在抗战初期，为了支持一支抗战游击队，把吴江的家产都变卖了，亲友那里能借到钱的，也都借遍了，我们一家的生活几乎陷于绝境，再加上那时上海已经落在日本侵略者手中，父亲工作特忙，也就顾不上我这个小女儿的读书问题了。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不像三姐那样做了风风光光的医生，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而只能一辈子当个小职员，但我也曾在那段时间里帮助父亲做过一些地下工作，如递递情报等，因此心里还是感到挺骄傲的。
我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吴江搬到上海，住在建国西路一条普通弄堂里，父亲过世后，我把母亲也从北京接到这里来住，我也就是在这幢房子里结婚成家的，这里的门窗桌椅上，都留着父亲母亲的痕迹，时时处处都能勾起我的回忆。你想得到吗？这一幢二层楼再加一个三层阁楼的石库门房子，竟是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和联络点，我这个十四五岁的初中生，也曾当过光荣的地下交通员和联络员。
我家虽穷，但经常高朋满座，那些叔叔阿姨并不认识父亲，父亲也不认识他们，但凭着一张纸条或一个暗号，父亲就热情接待了他们，过几天又把他们送走，多数是送到了抗日根据地。我对父亲说：我在上海没有书读，你也把我送到那里去吧。父亲摇头说：你在这里另有任务，暂时还不能走。
我在这里有什么任务呢？简单说来就是送情报。因为我年纪小，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正适合干这份差使。记得我常去的地方是淮海西路常熟路口的一家古董店，和北京西路一家家俱店，有时送资料去，有时取回一些资料。另外，我还曾经到南昌路的妇女职业补习学校去过几次，也曾好几次到沈钧儒伯伯家去过，都是送材料或取文件。我知道这些材料很重要，因此一路上都小心保护，从未出过差错。父母亲嘴里不说，心里也一直在牵挂着，一再叮嘱我千万小心，送完东西就回家，不要耽搁。有几次因为交通关系我晚回家几分钟，父母亲就双双在弄堂口等候。
我干这份差使有三、四年之久，解放后我曾要求父亲把我这点小小“贡献”写进有关资料中，争取得到承认，以后还可享受离休待遇，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让你做这个工作是我个人的意愿，并不是党组织的决定，怎么可以向党索取回报呢？”另外，我还主动参加过几次“反内战”的大游行，也算是个党外积极分子吧，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就因此在解放初顺利地入了党，享受到离休待遇，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心里想想真有点委屈。当我把这些委屈感向父亲倾吐时，受到了他的训斥。“我们参加革命工作是为了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同志为此牺牲了生命，你却还在斤斤计较个人私利，你还不感到难为情吗？”
听了父亲这番训斥我低下了头，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父亲一生忙忙碌碌，真的从没有图过私利。父亲过世后，母亲把他们全部家当带到了我家。几年后母亲也过世了，我在整理他们的家当时，发现除了日常穿的衣服外，都是一些文件材料，包括父亲在1933年写的入党申请书等，其他就一无所有了，连普通妇女都拥有的金戒指也没有。哦，凡是好典卖的东西早就被典卖光了。这时我又想起了父亲对我的训斥，想起了他的忙碌一生和理想诉求，我太惭愧了！
在惭愧之余，我又想到：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唯金钱独尊的社会上，父亲的这种清正廉洁、不图名利的精神，更显得可贵，值得传播发扬。我已经老了，我要教育我的后代，永远继承这种可敬可佩的精神。
（林芷茵，民进会员，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教师，《王绍鳌传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