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俞善吾（1919-1989），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湖州市中心医院外科奠基人。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湖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委、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二届常委、三届顾问；民进湖州市支部主任、主委，民进湖州市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委。】

加入民进组织

我的父亲俞善吾，浙江诸暨人，1919年2月17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946年12月从当时国民政府的国防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医疗工作。解放后，我父亲服从浙江省卫生厅分配，于1950年3月到省立嘉兴地区人民医院工作（湖州二院、湖州市中心医院前身）。

我父亲内心极其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受到历史原因的限制，这个愿望他知道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几家医院都已经有了民进组织，我父亲在与陈礼节（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后来担任杭州市副市长，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副主委、主委，民进浙江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杨松森（浙江医科大学教授、浙医一院泌尿科主任医师，后来担任民进浙江省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委）等一些省内医卫界同仁的工作交流中，了解到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一民主党派组织。我父亲一方面执着于挚爱的医学事业，与省内知名医学专家一起学习交流医学知识和操作技能；另一方面内心追求民主，渴望进步。受到陈礼节、杨松森这么一批当时的民进会员、后来担任浙江民进领导人的吸引，我父亲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政治组织能够接纳他，让他参加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经民进浙江省委会筹委会批准，父亲于1956年在嘉兴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是省立嘉兴地区医院首位加入民进组织的同志。

1958年5月，省立嘉兴地区医院迁到湖州。父亲和其他5名民进会员随院迁到湖州，组织关系转入民进湖州市筹备小组。1959年3月26日，民进湖州市支部成立，经过选举，父亲担任了民进湖州市第一任支部主任。1960年3月25日至26日，湖州市支部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改组支部委员会，父亲担任了主任委员。

参加政治活动

五、六十年代的党派支部活动，主要是以学习和改造思想为主，通过读报、读书、读文件等方式学习，在会上谈思想，检讨自己，还参加会议、听取形势报告，座谈一些教改、科研项目，开展联谊活动。父亲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主持党派工作，把握党派活动的政治方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1963年2月，父亲和诸葛仁、罗家庆一起参加了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我父亲当选为第一届省委会候补委员。后来，又担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顾问。1979年10月出席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2月，父亲当选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83年起，担任了湖州市一届政协常委，1988年当选为湖州市二届政协副主席；湖州市一届人大代表。既是政协常委，又是人大代表，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

我父亲主持了民进湖州市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市委会是在1984年5月25日召开民进湖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的，26日父亲当选为第一届市委会主委；1988年5月，连任民进湖州市第二届委员会主委。建立市委会之后，湖州的民进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组织的各项功能逐渐完善，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工作相继开展起来。

父亲一辈子都坚信党的领导，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当时中共嘉兴地委的讨论，并征得省委有关部门的同意，1979年3月，批准我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光荣入党以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更勤奋地工作。我父亲主张民进的活动一定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民进组织发展上我父亲积极主张要保持民进的特色。在我父亲的指导下，湖州二院民进支部除了自己定期组织学习外，还与民进省直浙医一院支部挂钩，请他们来湖讲学，开展手术指导，请上海新华医院民进人员来湖讲学、开展医疗咨询活动，对医院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我父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1989年春夏之交，他虽身患重病，却非常关心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我父亲曾气愤地说：“这些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竟然要什么‘民主’，要什么‘自由’，还要全盘西化。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有人民的自由，才能享受真正的民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我们国家建成现代化。”尽管我父亲病情日益加重，仍坚持收听广播，关心时事。6月初，当我父亲生命垂危之际知道在党中央领导下，北京暴乱已经平息的消息时，断断继续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医疗工作业绩

父亲一辈子从事医疗工作。解放后，服从组织分配，到省立嘉兴地区医院工作。历任住院医师、外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外科主任、嘉兴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湖州市二院顾问等职务。

父亲工作一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父亲学习勤奋，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不论是工作顺利，还是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是一名医生，医生就要对病人负责，就要为病人解除痛苦。我父亲不仅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还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为可贵的是我父亲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我父亲查房认真，手术仔细，遇到疑难手术冷静，开展新手术慎重又周密。湖州市中心医院外科从50年代开展下腹部手术始，到后来开展切脾、胃全切、胆道、肝脏修补、肿瘤外科到胸外科，直到脑外科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过程，以及动脉导管治疗、晚期肝癌病人等一系列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都倾注了父亲的大量心血和无私奉献。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一批批年轻医务人员很快成长起来。因此，父亲受到医务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在当时外科医师中高出一辈，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俞老头”。

在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精神振奋，提出尽快把医院水平搞上去，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考虑的是医院业务水平如何提高，新手术如何有重点地开展。在父亲的带领下，1982年胸外科手术成功了，获得了原嘉兴地区科技成果一等奖。之后父亲继续获得市科技成果奖三次。几年来父亲还把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成论文，先后在全国和省级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译文20余篇。正式出版专著l本，内部出版专著4本。在父亲病逝前两年，为了让战斗在基层和县一级医院的外科医生便于开展手术和治疗，父亲不顾自己日常工作紧张，夜以继日编写了一册26万字的《外科备要》。父亲说：“我出书，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而是为下级医生提供治疗上的方便。”

1984年秋，医院领导班子调整，由于父亲年事巳高，医院请父亲担任医院顾问，每周上四天班。可是父亲上班比人家早，下班比别人晚。每周下病房查房，遇到疑难手术，父亲总是及时赶到现场。1987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父亲去内科八病区会诊一位重危女病人时，病人的心脏突然骤停，护士进行复苏，抢救未成。父亲就抓过病人的毛巾，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病人呼吸终于慢慢恢复了。父亲的身教感动了许多人，事后全院组织临床200余名医护人员培训抢救病人复苏工作的方法。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内科一名心血管病人因心脏血流阻塞进行穿刺手术治疗未获成功，病人危急，医务人员很紧张。父亲得知后和医院其他领导急忙赶到现场，首先安定医务人员情绪，作两手打算，一是立即再穿刺，二是如果失败作好手术抢救准备。结果第一方案成功了，病人转危为安，在场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对父亲的冷静沉着指导深为敬佩。在工作中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傍晚，父亲把我五岁的儿子带到了医院自己的办公室，当时医院的大楼外面是一个大铁门，由于父亲认真钻研医学，整个办公室悄然无声，等到打算离开的时候，才发现爷孙俩被锁在了大楼里，一时被医院的同事引为美谈。

父亲不仅医术高，而且医德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父亲不论病人的身份，不管认识与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父亲身体力行，反对那些医风不正医德不好的歪门邪道，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父亲先后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湖州市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也先后担任了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常务理事、顾问，湖州分会副会长。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引导他走上一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坚持党的领导，挚爱医学事业。

父亲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坚定共产党领导的信念，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做共产党的诤友，这一点，父亲始终没有动摇过。另一点，就是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医院里有句口号“一切为了病人”，意思是说不论病人职位高低、贫穷和富裕，熟人和生人，只要是一位病人，医护人员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此话不仅仅是挂在嘴上、贴在墙上，而且落实在行动上。可能每人都不一样，但父亲就是这样做的。

我和妻子韩春蕃，受到父亲的影响，这一辈子一直从事并热爱着外科医疗工作，兢兢业业，严于律己、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位病人。妻子和我先后加入了民进组织，感受了民进大家庭的温暖，也努力为民进组织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我想我们也是受了在新中国流传几十年的那副家喻户晓的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影响太深的缘故，行事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上级和领导，包括党派内部形成的一些决定，一定是认真执行，不敢有半点差错。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事情，“爱满民进”这四个字一直记在心头，也时刻努力着去体现这一精神。

   （采访：郑峻、叶向行  整理：郑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