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民进
1939年，当时我20岁，从宁波华美高级护校中专毕业后，留在母校的华美医院（现在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工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地区逐步沦陷，为避免受日寇欺凌，一年后我随同学向中西部地区逃难，辗转江西、广西、贵州等地，最后到达重庆。逃难期间，我因为是护校毕业，所以每到一地都担任手术室的护士长，那时为抢救伤员，常常没日没夜地工作。记得在江西逃难途中，医院的领导只顾带着妻儿，装着满满一卡车的行李准备逃跑，而我已没吃没喝地走了三天三夜，身体虚弱加上脚底起泡，根本不能行动，同事们要求领导丢掉一件行李带上我，他竟然毫不动心，不管职工死活命令卡车开走。当时一路上的千辛万苦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杭州，解放后在杭州市一院工作，感受到了新中国党组织和医院领导对我的关爱和培养，我常常在心里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心中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在杭一院，领导分配给我四个护士，要求在一个月内开出40张床位的外科病房。在没有经费购置设备用具的情况下，我发动四个护士在仓库寻找旧家具，然后请人改制修补上漆，经过努力终于按时完成任务。几天后，床位全部住满。我们五个人护理40个病人，日夜值班工作十分繁忙，受到了医院领导的赞扬。那时杭一院的民进组织看到我的工作业绩，找我谈话，吸收我加入民进组织。入会后我非常热爱民进组织，更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对我的教育帮助很大，使我在政治上不断成熟。1957年，我被选为民进杭州市委常委，第二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聆听了陈毅副总理的讲话，这是我入会后感到最光荣的一件事。
调到舟山
1962年，为支持海岛建设，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四名领导到舟山工作：崔晓东任地委书记，高志成任组织部长，王守明任舟建公司党委书记，我爱人刘颐隆任舟建公司主任工程师。当时我所在的杭州第四人民医院正在创建以护理部为核心的先进医院，我不能脱身同去，第二年创建结束后我也调到了舟山医院工作。当年暑期，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偕夫人到普陀山疗养，途经定海时，夜宿华侨饭店。周老非常关心民进会员，得知我已调到舟山医院工作，由于当时通讯困难，他就打电话给医院领导通知我去看他。我去拜访时，周老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答，工作与生活都没有困难，只是民进会员只有我一个，无法过组织生活，使我在政治思想上进步不快。他听完后，马上与民进省委会联系，决定让我每月一次去宁波过组织生活，我高兴极了。此后几年，我坚持每月一次在宁波过组织生活，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我是医院中层领导，又是民进会员，很快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有人认为民进是反动组织，我是现行反革命。有一次在下乡巡回医疗中我们抢救的小孩是地主的后代，所以我被说成有罪。我制定的一整套护理制度被说成是旧制度、旧思想，等等。那时我经常被戴上高帽子，拉去游街批斗。但不管怎样的批斗，怎样的贴大字报批判，我都不害怕，也动摇不了我的信念，因为我相信共产党、热爱民进组织。
创建组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工作逐渐恢复。1987年，舟山撤地建市，中共舟山市委领导召开各民主党派会议，民进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会议号召各民主党派开展组织发展工作，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会后向民进省委会进行汇报，得到了省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也接受了发展会员、建立组织的光荣任务。在舟山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我了解到另有一位民进会员在舟山，是从湖州调到舟山师范学校的
扩大影响
为了扩大民进组织在舟山的影响，直属小组成立后，我们首先开展了一些社会服务活动。当年6月，举办了一次医学讲座，有491人听课，随后组织会员上街开展义诊咨询活动，获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1992年七八月间，我们利用会内优势，组织会员开办美术、英语短期培训班，以高质量低收费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崔翔珠、
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舟山民进的会员已超过百人，市委会早已成立并已经是第四届，有不少会员走上了政府、政协的领导岗位，参政党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老年会员每月一次的活动让我们感到组织的温暖，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我九十岁生日时，市委会专门召开庆祝会议，省委会穆建平副主委专程到会祝贺，代表省委会送我一幅画，让我体会到了爱满民进的甜蜜，这也让我更加深深地爱着我们民进组织。
（夏德懿，舟山市人民医院退休。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民进杭州市委会常委，政协杭州市二届、三届委员。曾任民进浙江省舟山市直属小组组长、直属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进舟山市委会第一届委员会顾问、第二届委员会名誉顾问。舟山市政协第一届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