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级“踏道”
这是指从大路到我的家，要走八十一级石板铺的“踏道”，这不过相当于五、六层楼房吧。但对一个年近古稀，瘦小又患有心脏病的文弱书生来说，要在中途歇会儿，喘口气才能走上来。缙云县城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其它也一样有住得高，甚至比我家还高的入会对象，缙云民进的创始人李施德老校长，都是这样一个个地走到家里去一次次动员，一遍遍的做工作，他习惯于拿一把老式的铁管杆子油布伞撑地当拐杖。那时，大多数人家里都没有电话，距离和海拔要靠脚丈量。
那是1988年冬到1989年春之间，参加民进组织要靠“动员”。李校长找我有三、四次之多吧，我都不在家，好在我父亲接待了他。李校长本是我父亲非常尊崇的人物，据他说解放前全县大学本科毕业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李校长，他是县里的“文学泰斗”。后来我在缙云中学读高中时，他是学校的副校长，教过我语文课，他讲课时旁征博引，我很喜欢听。李校长于1987年加入了民进，是我县最早的民进会员，1988年成立支部时当选为支部主任。他看中了我这个学生，作为发展组织的对象，不厌其烦地“三顾茅庐”。首先被感动的是我的父亲，他甚至声泪俱下地要我参加李校长的组织，本来视政治、党派为畏途，心灰意冷的我拗不过父亲，只得交上了申请书。
相隔年余，1990年10月中旬，李校长因心脏病逝世，终年70岁，与我父亲在前后两天内一起到天堂报到。我心里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愧疚与负罪感。扪心自问，我又不是什么诸葛亮，何须自视清高，让老校长一次次爬山登门，至多找我一次，我就应该表明态度，但世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只有自己的言行作为能对得起老校长，践行老校长未竟的事业，学习他对民进工作的真诚奉献。现在可以告慰李施德老主任的是，随着缙云民进事业的发展，队伍的壮大，主动递交入会申请书的同志越来越多了。
立场鲜明入了会
自递交了入会申请书后，我被当成“入会积极分子”，在批准之前，应邀参加县委统战部和民进支部召开的几次座谈会。当时正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时期，让人有种“中国向何处去”的感觉。座谈会上让大家谈谈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想法，我的发言立场是相当明确的，我指责了“学生风潮”中的许多偏颇。我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我与一位西安交大学生（当时学校停课而回家）的对话，他到我家与我儿子玩，我问他，你们为什么这样激动？他说，当在街上听人演说，讲到关于民主、自由现状问题时，我的心里就会热血沸腾，会勇往直前。我对他说，我作为30年前的大学生，我感觉到现在已经很民主，很自由了。你们太年轻，根本没有体验到什么是民主、自由。我这样说，当然也是从我亲身亲历感受出发的。后来的
树有根、水有源，我的鲜明立场还得从头说起。1959年至1960年，我在大学就读期间，因与同学言谈间或日记里涉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真实现象和自己的看法，被打成为首纠集反动集团的“现行反革命”而判刑，经劳改后回原藉家里务农。
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改革开放，进行拨乱反正。在1982年的冬天，县里专门组织了工作组和镇领导一起到我所在大队，召开了动员大会，宣传贯彻“国策”和解决各生产队“私分”征地款问题。当时，我头上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摘去”，但“劳改释放分子”是在劫难逃的，根据当时政治生态，不是四类（地、富、反、坏），也是俗话说的“三类半”。但我有股“牛脾气”，那时心血来潮，不计后果讲真话，所谓“祸从口出”。工作组和镇领导经反复研究，准备首先在我们第四生产队突破。在生产队会议上，镇领导主持，工作组全体在场压阵，要我们把全体社员按指印分发到户的田地征用款全部收回集体，大部分社员都是叹苦经，钱用了没法交还队里。我却说了以下的话：“根据今年颁布的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向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提个建议，现在支部书记所在的三队，所有的征用款都被书记挪用，你们先去处理要回来，现在不是说‘社员看干部，干部看支部’吗？我们正是看到三队的情况才把征地款分到社员手里。再有就是你们应该出示有关的法律和红头文件依据来，没有明文规定可以这样去做的。”同时，我对当时提高到“国策”高度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具体做法上又没有落实贯彻提出看法。如当时工作组来了后，全大队开了动员大会，来开会的要发工资，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之间要搞平衡，来会人数少的生产队要给来会人数多的生产队付工资，这不符合政策精神。我认为我们生产队计划生育搞得好所以现在只一百来人，某生产队计划生育差现有一百五十多人，要我们给他们多出来开会的人付工资这是不合理的。我一说，生产队的头儿马上乘机表示这笔款子拒付，大队定出的工资标准，我们自己会遵照执行。这次会后，很多关心我的人都替我捏一把汗。我这个“阶级敌人”公开跳出来与“人民政权”叫板为敌，不“二进宫”才怪。俗语说“县官不如现管”，我的讲话引起了大队一把手的不满，放话威胁说，整死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我自己过后也有些后怕，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但事实证明，我的“维权”发言成功了，不但我一点事也没有，工作组还采纳了我的建议。我在会上的发言不胫而走，全大队传开后，1983年大队普选投票，我还当选为“镇人民代表”，以至后来我吃了“皇粮”还当了三、四年代表，直至换届。
1983年4月，经原判法院下文件，撤销我的“反革命”判决，后补发了没有毕业的“毕业证书”，按毕业资格安排了工作，定了工资等级，并从离开学校起计算连续工龄。由此我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共有了全新的认识，看到了希望和前途，也从切身经历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稻草绳系鞋
我自2001年退休，到第二年3月，接替了另一个老会员，到县行政中心“民进缙云总支”办公室成了“驻会”人员。总支属基层组织，县里安排了非常好的办公室，没有编制，但需要有人“驻会”处理日常会务。身体健康，有些文字功底的退休会员当然成了首选。我自接任后，也算十年如一日干了下来，没什么可以表功的，但有件小事使我难以忘怀。
遇上大雨、台风、下雪或家中有要紧的事，我不来“上班”也无所谓请假，反正总支领导和会员都理解，我只领少得可怜的补贴，充其量是“帮忙”。但碰上重要的会里事务，我自己掂量，绝对要上班办理。问题是我家离办公地点约
（整理：姚唐春）
（口述者樊应龙，民进缙云县总支办公室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