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家母厉矞华教授诞辰101周年，也是她逝世11周年。家母是我国儿科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浙江省医学儿科学的奠基人；曾当选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第五、第六、第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主任委员，第三届主任委员，第四至第七届名誉主任委员；民进中央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参议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红十字会原会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创始者、原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回顾家母历经的近百年风雨沧桑与她取得光辉业绩的一生，更激励我们以她为榜样，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出身书香　勤奋好学

家母厉矞华，1912年农历2月17日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厉家五代都是开馆教书的，家母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与熏陶。

其父厉家福，字绥之，清朝秀才，为清朝派遣日本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在日本与当时从杭州府中学堂赴日的韩清泉先生、同窗好友钱均夫先生（钱学森之父）及来自南京路矿学堂的鲁迅先生一起，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进行日语学习。然后，外公接受了鲁迅先生的意见，不为良相，要为良医，与他一同学医。1904年外公厉绥之与韩清泉先生选择就读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鲁迅先生就读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钱均夫先生考取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四年之后，厉绥之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进行研究实习。一年后回国考取清朝医科举人，并回杭参与开办了第一所西医院——浙江病院，为人治病。为培养医学人才，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1912年6月韩清泉与外公等同仁共同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即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成为由中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他还担任了杭州市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外公希望自己的女儿长成后是一个品德高尚之人．遂取名“矞华”。聪慧的厉矞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爱国的医师家中。当时中国妇女的地位很低，一般女孩都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安分相夫教子的教育。家母受父亲影响和鼓励，耳濡目染，也自幼爱上了医学，决心科学救国，献身医学。年方14岁（1926年）时即考入了上海女子医专，学习一年学校因闹学潮停办。1927年考入上海南洋医学院，又遇学校解散停办。1928年夏经人介绍插班到私立东南医学院（安徽医学院前身）。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儿科助教。同年9月为继续深造，东渡扶桑，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儿科教研室攻读研究生。

抗日救亡　毅然回国

1937年，家母因不堪日本军国主义反华的凌辱，毅然回国重返母校任教。芦沟桥事变后，她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她担任了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儿科讲师。

当时，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陈礼节，因日军侵华，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辞谢了京都帝大真下教授希望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而毅然归国，也到了该校。由于他长住日本已13年，中文和口语有失荒疏，给教学带来一定困难，厉矞华便成了他工作和教学上很好的帮手。他们由此相识、相知并结为伉俪。1938年春天，他俩在校长徐诵明教授的撮合下，缔结良缘，从此一起从事抗日救国与医学事业。他们跑遍了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福建等地，执教于抗日流亡大学福建省立医学院。家父陈礼节任教授，教内科学；家母厉矞华任副教授、教授，教儿科学。他们一方面诊病救人，一方面开展医学教育，自己编写讲义给学生授课，并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深受大家的欢迎。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同年底，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邀父亲陈礼节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接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并担任该院院长。父亲接到通知后，即赴台进行接收工作。母亲也于一个月后携幼年的姐姐和在襁褓中的我奔赴台湾与父亲团聚，并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

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接收工作十分艰难，家父行事毫无门阀之见，高风亮节。在他的领导下，接收清理队通宵达旦地工作，认真查账理财。台湾行政公署对家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廉洁正派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夸他为“接收大员”的楷模。母亲在搞好学院教育工作的同时，协助父亲搞好接收工作，料理家务，哺育我们姐弟成长。还将大伯的子女接来教育、抚养。

正当父母为台大附属医院设计新的蓝图时，“二·二八”起义爆发。鉴于父母在接收工作中的优秀表现，在事件中，附属医院的职工自发保护我家的住宅，使我们平安地渡过了这次风波。事件过去后，父母中断了台湾的事业，告别了美丽的宝岛，回到母亲的故乡——杭州。

奋不顾身　保护医院迎接解放

1948年夏，家父两袖清风，携全家来到杭州，被浙江医学院聘任为教授，兼任省立杭州医院（现浙江省中医院）院长。母亲也同时被聘任为浙江医学院教授兼省立杭州医院小儿科主任。

他们非常关心时局，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有希望。

1949年4月初，杭州解放前夕，家父陈礼节接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徐世伦的电话，命令他马上将医院的所有仪器设备，打包装运宁波，然后经舟山运往台湾。父母在台湾时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有意摆脱和国民党的关系。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们一面对徐世伦的命令拖延不办；一面动员医院职工安心工作，严防敌特破坏，保护医院。由于父母和同事的共同努力，医院人员和医疗仪器设备、药品物资都没有散失。此外，通过他们的工作，还吸收了当时从南京来杭州的几位名医留杭工作。

国民党在溃逃时，决定炸毁藏在红楼的由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其中有布匹、纱布、毛毯、棉花等）。父母亲知道后非常着急，情急之下，想出了“劫持”物品的主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暗暗组织了医院的同仁，借了一辆大卡车，悄悄来到红楼，不顾散兵、特务和流氓的跟踪和骚扰，指挥医院职工将183箱医疗用品秘密运到杭州医院仓库掩藏，并一一登记归公。

1949年5月3日，父母和医院全体员工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杭州解放。他们立即组织省立杭州医院人员，迅速担负起收治解放军伤病员的光荣任务。他们一面对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做好稳定情绪的工作，一面亲自治疗抢救伤员，日夜在医院值班。南下的解放军七兵团伤病员逐日增加，医院病床容纳不下。父亲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向附近居民借房子，使医院病床短时间内扩大5倍，由60张增加至300张。医院缺制剂，他们就自己筹建起制剂室，解决医疗急救药品的困难；缺少护士，就在医院内开办护士学校以便培养护士。那段时间，杭州医院收治的解放军伤病员不下千余人。多数伤病员治愈后重返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辛勤工作　开拓儿童医疗与保健事业

妇女、儿童、老人是社会三个最需保护的群体。新中国一成立，家母厉矞华教授就被任命为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她把保障妇孺健康的责任装在了心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育龄妇女在不科学的旧法接生中死去。为了保护千千万万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她十分重视疾病预防工作，坚持“预防第一”方针，在大力宣传新法接生的同时，还将旧接生婆培训成为新法接生员。她提倡科学育儿，实施儿童地段保健。

1954年她提倡妇科与儿科分科，并担任了浙江省儿童保健院首任院长。从此，母亲的生命就与儿童医院及儿童保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心也像犁尖那样扎进了这片热土，再没有一天离开过儿童医院、离开过儿童。50多年来医院的建设、发展无不牵动她的心。医院运转好、病儿好、职工好她最高兴，如果医院里有什么事，她最急。

50年代，传染病在我国流行猖獗，特别是麻疹、肝炎、乙型脑炎等传染病，吞噬了我国许多儿童的生命。望着昏迷、抽筋的孩子，厉矞华教授心如刀割，日夜守护在病儿身边，她吩咐医务人员“病人来多少收多少，要把每位患儿都治好”。为了让病儿都能住进医院，她带领医护人员腾出宿舍、办公楼，按传染病隔离治疗的管理要求，对病儿进行严格隔离、集中管理，争分夺秒地工作。在她及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流行疾病迅速得到了控制。儿童医院曾先后开设过麻疹、肝炎、乙脑等传染病房。她制定的一系列消毒隔离措施．对防止医院的交叉感染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十年动乱期间，家母厉矞华教授受到冲击。此时，她已年近花甲，有人好心劝她该歇一阵子了，但她没有放弃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认为这是为奇缺儿科医生的农村送医送药的极好机会。在巡回医疗中，她坚持在门诊第一线，她说，一天没有听到患儿的声音，心里就不踏实。同时她主动为农村培训乡村医生，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她和当地医务工作者一起，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改革开放后，医院不断发展、规模日益壮大，成为我省名副其实的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但医院的外围交通矛盾突出，发展用地非常紧张，家母四处呼吁，致力于给患病儿童一条真正的绿色通道，给医院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重视儿科医学教育　奠基发展科学研究

家母厉矞华教授是我国儿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浙江省儿科教学事业的奠基人。半个多世纪来，家母潜心钻研儿科的医疗教学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她治学严谨，重视儿科学教研室的建设及儿科人才的培养，重视临床教学，改进教学方法，自编教材，坚持集体备课及试讲制度，以确保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她以身作则，带头忙碌在教学第一线。在教学中她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她还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启发学生全面采集病史、仔细检查体格、合理选用现代仪器化验及如何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鉴别诊断。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受益匪浅，让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高尚的医德医风，无形中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家母厉矞华教授凭着几十年在防病治病第一线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十分善于捕捉机会，进行临床医学科学研究，并勇于瞄准研究的前沿，组织精兵强将，去攻克难关。

50年代初，杭州某幼儿园儿童发生一种病．家母敏锐地发现这是急性传染性淋巴细胞增多症在流行。她亲自到幼儿园指导医护人员开展防治工作，收集第一手材料，写成论文。这是我国该病流行的首次报道，引起医界关注。

60年代初，她在整理医院尸体解剖的病理材料时，发现了婴幼儿巨细胞包涵体病，就迅速总结，写成论文发表，成为国内该病的最早报道之一，为该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是医学界的棘手问题，她为攻克这个难题倾注了不少心血，为在防治中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她提出了血清分型的研究。

70年代初，响应周总理关于“攻克肿瘤”的号召，她瞄准了被人们称之为不治之症的“血癌”——白血病，发起了冲击。1972年由她领衔的小儿白血病研究组成立，并开设白血病专科病房和随访门诊。当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单纯以西医的化疗难以征服白血病这个病魔，必须发掘祖国医学的精华，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积极治疗白血病。花甲之年，她拜老中医为师，不耻下问，学习中医。她采用祖国医学“扶正祛邪”的法则，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过20余年来不懈的临床探索，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1972年至2002年共收治急、慢性白血病患儿1000余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初治完全缓解率达97％，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初治完全缓解率达75％，生存期明显延长。其中29例已停药存活5年以上，10例存活10年以上，最长已达24年。有的已结婚生子，身心健康，过着美满的生活。第一例白血病患儿是河南平顶山的一个矿工抱来的10岁男孩，经她以中西医结合医治了5个疗程便缓解了，现已痊愈，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她指导研究组的科研人员，对化疗药物及不同方案进行大量的临床医疗观察、数据分析与总结，特别是对我国研制的三尖杉酯类生物碱新药治疗白血病做了大量详细的临床研究工作，从而肯定了该药的治疗作用。这项研究成果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家母厉矞华教授除开展对白血病的临床研究外，还克服困难．建立了临床实验室，进行临床实验研究。在小儿白血病的细胞超微结构、末梢脱氧核苷转移酶测定、粒单系祖细胞体外培养、白血病的免疫分型、染色体核型、单克隆抗体细胞表面标记分析、微小残留病变等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她先后培养了8名研究生，其中5名获得博士学位。

走过近百年的风雨沧桑，目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厉矞华教授扶危济困之心始终不渝、护人健康之愿矢志不移。她在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曾三次视察残疾儿童福利院，看到那些呆傻、弱智儿童，她深感责无旁贷。1989年，家母厉矞华教授继其父厉家福（绥之）、其夫陈礼节之后，又挑起了省红十字会会长的担子，虽已步入耄耋之年，她依然又萌动了攻克儿科脑瘫顽症的决心，“脑瘫儿童比正常儿童需要更多的呵护”。当年，家母厉矞华教授又领衔成立第二攻关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脑瘫防治研究组，并开设了小儿脑瘫康复门诊。研究组成立至今共接待脑瘫儿2000余例，治疗3万余人次。按中医经络理论进行针灸、按摩、穴位注射并辅以功能锻炼等多种治疗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不少长期卧床者能独立行走。1992年6月《浙江日报》刊登新闻“一个母亲还愿的故事”，报道了一名5岁的女孩，言语不清、行动障碍，经过家母厉矞华教授8个月的连续治疗，这个小女孩能独立行走，还能上下楼梯。1995年，青年女工王荫兰抱着收养的脑瘫患儿“小西泠”找上了浙江省儿童医院脑瘫专科门诊，家母厉矞华教授亲自接诊，中西医并用，还减免了小西泠的治疗费用。寒冬酷暑10个月，小西泠竟可扶墙走路了，也有了正常思维，叫起妈妈和叔叔、阿姨来可甜了。

家母厉矞华教授的工作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度评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审评团在参观浙江省儿童医院和基层康复点后，该会亚太区域办事处主任布鲁格斯先生在留言簿上盛赞厉教授“身居高位，平易近人，为残疾人做实事，不愧是真正的英雄”。

热心社会活动　积极参政议政

家母厉矞华教授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师、医学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常务委员，浙江医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浙江省科协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副会长，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浙江分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及浙江省主任委员，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自1951年4月家父陈礼节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后，家母积极支持家父的工作，并于当年10月加入民进，成为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记得那时民进同仁经常来我家，与父母谈心，交流体会，汇报工作，家中的会客室俨然成了民进的会议室。

60年代，家母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两会召开时，家母与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家父一起进京开会，那积极建言献策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受到严重冲击，父亲被打断十根肋骨，关进牛棚，母亲也被罚派农村巡回医疗。姐姐、姐夫从北京协和医院下放到江西永修县，我被分配到贵州边远地区工作，大妹妹到黑龙江边疆虎林插队，二妹到临安农村插队，最小的妹妹随学校学农、学工、学军，一家人分成七个地方，家中就剩老外婆。但母亲仍保持乐观主义精神，把下乡巡回医疗看成服务农民的最好方式，积极为农民看病，培训农村医务人员。她在农村大受欢迎，大家争相请“大耳朵医生”看病。

改革开放以来，父母亲都恢复了职务，家母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夜以继日的工作。由于“文革”的摧残，家父的身体每况愈下，家母还肩负照顾病重父亲的任务。组织上推荐她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她经常要去检查工作，参加人大常委会会议。

1984年7月1日，父亲陈礼节不幸因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谢世。家母强忍悲痛，在我们子女的协助下按照父亲“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遗体捐献医学解剖”的遗愿，为父亲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母亲晚年失伴，在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她心胸豁达，思想开朗，很快就从悲痛中振作了起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儿童保健医疗事业中去。

她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同时，又担起了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责任。她十分重视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号召和鼓励民进会员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积极参政议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她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认真履行职责，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民主权力。她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和进行执法监督，尤其是对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法制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我省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她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为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年她以顾问的身份，参加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团访问日本静冈县；1988年她以儿科专家身份再次访问考察了岐阜市及其儿童医院、崎阜医科大学、京都大学医学院、爱知县医科大学小儿白血病研究所，并与学术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促进了中日友好和学术交流。

90年代初，母亲因肺部患疾手术，致使右手神经受伤带残，给她的行动带来不便。但她以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仍坚持工作，坚持医学教育研究。此外，她还以杭州杨绫子巷小学为试验基地，医治该校的弱智儿童，使不少失去生活信心的孩子恢复起了生活自理能力……她经常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她说，她虽然年龄大了，但脑筋还好使用。她还担任着浙江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为全省的医疗保健事业发挥余热。

与台湾省隔海相望的浙江省去台人数达20多万，有52万台属。家母深知服务好台胞，不仅体现了红十字会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对促进祖国统一更是意义深远。她多次与有关部门协商，增加了3个人员编制，专门从事为台胞查人转信工作。在家母及红十字会同仁的努力下，浙江省的查人转信率达到85.15％，计3000多起。同胞情是双向的，家母厉矞华率领红十字会同仁对台胞真诚服务，台湾同胞对浙江同胞也一片深情。台湾红十字会援助浙江人民的救灾钱物，在全国各省中位居前茅。1991年浙江遭受台风袭击，台湾红十字会得到消息后立即赠送大批救灾物资，集装箱上醒目地写着“海峡两岸一家人”七个大字。

家母厉矞华教授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儿童殷殷切切的关爱深受同行、同事的敬仰。1980年她荣获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981年获“浙江省优秀少儿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得了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2年5月20日，家母不幸因病去世，享年91岁。离别前她嘱咐我们：“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遗体捐献医学解剖”，并将她的积蓄5万元捐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设立有志于儿科学的贫困女大学生的助学基金。另将她的一部分积蓄捐助希望工程，资助两位女中学生。

家母的遗体，于2002年5月26日上午在杭州殡仪馆火化。按照厉矞华同志生前遗嘱，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厉矞华同志治丧小组成员及部分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为家母送行。

家母厉矞华同志住院、抢救期间及病逝后，张德江、柴松岳等当时的浙江省各部门的20余位领导，全国供销社党组书记王金山，安徽省委副书记沈跃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毛昭晰，省军区政委贺家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校长潘云鹤，以及铁瑛、李丰平、陈安羽等老同志，或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发唁电等形式表示哀悼。

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浙江大学，民进浙江省委员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以及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等30多个单位送花圈、花篮，发来唁电、唁函。

家母厉矞华是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她衷心拥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她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她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始终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她襟怀坦白，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与人为善，深受同行和同事们的敬仰。她的一生，是执着追求进步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敬业奉献的一生，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儿科医学事业，赢得了广大群众和医务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

作者陈智乐，厉矞华之子，1986年加入民进，原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调研员。民进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老龄会员联谊会主任。曾任民进浙江省委会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省直第一科技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