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8月调到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工作的，到1989年7月退休。这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许多美好的回忆常常会悄悄地的浮上心头。

周建人同志上门交会费

周建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生物学家，是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第五届民进中央委员会代主席，第六届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58年起他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任民盟浙江省委会主委（注：周建人同志是民盟、民进交叉的党派成员）。不言而喻，周建老那时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但公务再忙，他也始终不忘记自己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名会员，要按时交会费。

当时，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和杭州市委会机关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集中在仁和路25号一座两层楼房里办公。让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周建老和夫人王蕴如同志（也是民进会员）一起笑眯眯地到民进办公地点来了。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是为了什么重要公务来的，可他却笑容可掬地说：“我们既是来交会费的，也是来看望大家的，省府那边没有民进组织，所以我只好将会费交到这里来。”听周建老这么一说，在场的同志无不感动，有的人说：“周建老，你的工作那么忙，以后交会费不必亲自来，让秘书送来就行了。”可周建老却说：“交纳会费是每个会员应尽的义务之一，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这在会章中是有明确规定的，怎么好让秘书来交呢！”果然，在后来的一些年月里，只要周建老在杭州，他都会抽时间偕夫人把会费亲自送到机关里来。而且每次来，他都要到各个办公室走走，和同志们拉拉家常，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临离开时，和大家一一握手，一个不漏，连传达室的工友也亲切地握手告别。

我心目中的赵朴初

赵朴初生前曾担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杭州西泠印社社长。作为一名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干部，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赵朴初同志是在1960年。那年7月至9月，民进中央召开五届二中全委扩大会议（即所谓“神仙会”），我是浙江省的一名随团工作人员。当时“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口号还在高喊，而实际上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斗争”等一连串“左”倾错误，国家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资供应奇缺。一到北京，才知道供应情况比杭州还差。面对此情此景，每一个忠诚正直的爱国者无不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虽然谁也不敢明讲出来，但脑子里都在想，本来一个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新中国，经过几年不断的折腾，竟搞得万马齐喑，许多地方还闹起了饥荒，这是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正当大家都被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一天下午，民进中央通知所有与会人员在民族饭店西餐厅听报告。作报告的就是赵朴初同志。他到国外访问刚刚归来，因此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其中特别讲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以及外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他的报告没有一点空洞的说法，具体生动，娓娓道来，极具感召力，听完报告，大家无不拍手叫好，都说好像拨开了心中团团乌云，又充满了对国家美好前途的无限希望。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但赵朴老在民族饭店西餐厅作的那个报告，仍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还记得，当年我曾问民进中央的一位同志：“赵朴初同志还不到50岁，做起报告来那样精力充沛，挥洒自如，风度翩翩，为什么都称呼他‘赵朴老’呢？”他笑着回答：“说来话长，当年他在上海时才30出头，和其他同志一道组织了一个‘益友社’，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还请了几位年长的社会贤达做理事。每逢集会，赵朴初同志总是以‘某老’尊称他们，并一一介绍给大家。后来益友社的社友们也给赵朴初同志开了个玩笑，称他‘赵朴老’，把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赵朴初同志推上了‘老’的尊位。于是‘赵朴老’的尊称就一直延续至今了。”

第二次见到赵朴初同志是在1962年春。有一天中午，机关同志大多已下班回家，只有我们两三人留在机关里。忽然听见敲门声，我开大门一看，只见赵朴初和葛志成两同志站在门口，我连忙将他们迎至会客室坐下。赵朴老说，他们这次陪同外宾来到杭州，特地趁中午有点空闲时间来省、市民进机关看望大家。他们询问陈礼节、许钦文、计克敏健康情况，叮嘱我们代为转达对上述诸同志的问候。赵朴老又问起童友三同志的近况，原来1951年民进杭州市委会筹建时，赵朴老曾来到杭州指导工作，而童友三同志则是筹委会委员之一，所以他们是老早就认识的。

不幸的是，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童友三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直抬不起头。此刻他正一人坐在市委会的一间平房里呆呆地出神，我立即把童友三同志请到会客室与赵、葛两人相见。赵朴老见了童友三立即上前热烈地握手，亲热地问长问短，从交谈中才得知赵朴老和葛志成是从宾馆步行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民进机关的。他们放弃中午休息，专门来机关看望的举动，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民进地方组织和工作的关心，也充分展现了民进中央领导同志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使我十分感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下。我们一般人见了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都是远离三尺的，否则自己也不知会在那一天被戴上“同情右派分子”的帽子，而赵朴初见了童友三却仍旧称其为“童友三同志”，并握手问候，亲切交谈，在如何正确对待因政治运动而受难的同志这一问题上，赵朴老给了我们言传身教，留下的印象甚为深刻。

回忆计克敏同志二三事

计克敏同志于1951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杭州市最早入会的会员之一。1958年10月起开始担任民进浙江省和杭州市组织的专职领导工作，曾担任杭州市第一、第二届分会理事，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第六、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进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一届委员会秘书长，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还曾被选为民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多年，他既是我的领导、长辈，又是我的良师益友。计克敏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因为他对新、旧社会两重天有深切体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占中国大片土地之时，计克敏夫妇逃难到了大后方重庆，在一所中学教书糊口。有一年学校知道他妻子怀孕后，竟将她解聘，他只得四处托人求情，才保住了妻子的饭碗。后来妻子难产要剖腹，却没钱进医院，急得焦头烂额。幸得一位私人开业医生帮助，给予免费手术才使大女儿降生。计克敏同志每当谈起这件事，总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我们夫妇都是中学教师，添了一个孩子，既高兴又发愁，因工资微薄实在难以养活一家三口，于是我不得不加班加点做家庭教师，才勉强度日。但1953年二女儿降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我们夫妇还是教师，不仅衣食有了保障，还有了公费医疗，不用再求情求人，妻子就在医院做了剖腹产手术。所以不论从国家的新生、社会的进步，还是从家庭生活的变化来讲，都不能不承认是共产党领导好，是社会主义好。”

计克敏同志讲究务实，不尚空谈，讨论什么问题时有话就直接讲出来，既不拐弯抹角，又不废话连篇。他从不搞特权，不争名争利。作为领导干部，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不仅给下属做出了榜样，也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扩大化，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积极性收到严重挫折。1960年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40天的五届二中全委扩大会，用“神仙会”方式贯彻“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针，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民进浙江省和杭州市有16人参会。会议开始后，由于大家心有余悸，还是沉默对待，即使讲几句也是言不由衷，照搬报纸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作为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秘书长的计克敏，这时就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他带头敞开心扉讲话，并利用晚上时间找与会的同志聊天，帮助解开心头的疙瘩，鼓励大家勇于发言。结果收效很好，会议开得既和风细雨，又讨论热烈，达到了预期目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国家给机关干部调整工资，当时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和其他三个民主党派市委会机关在一座楼里办公，于是由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来抓这一工作。由于调整面只有40%，该给谁加工资，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有的领导人面对这个难题借故请假避开，计克敏同志却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挑起了这副工作担子。他首先当众宣布他这次不参加调整工资，然后他根据政策杠子和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结果，找四个民主党派的干部作个别交谈，说明在国家经济还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调整工资的意义，以及给一部分同志调整工资的理由，使大家愉快地统一了认识，顺利地做好了这项工作。

计克敏同志做工作也很细致。一位民进会员的亲属（国民党原知名人士陈布雷的弟媳）携女儿回国探亲，到杭州后女儿生病，我们建议请民进会员中的医生给这位归国小侨胞看病，计克敏同志知道后完全支持，并交待我们立即去办好。这件事使陈布雷弟媳深受感动。她对我会那位会员说：“祖国亲人待我们那么热情、关心、富有人情味，我真羡慕，这在国外是很难得的。你能有幸参加到这样的组织中去，也使我们放心不少。”在相当长时间中，民进杭州市委会的“三胞”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这与计克敏同志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

计克敏同志对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直到年老多病仍坚持到机关上班。他身兼多种职务，参加各种会议从不马虎应付，总是认真做好准备。他重视基层工作，密切联系会员群众，这可以说是民进杭州市委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克敏同志就要求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机关工作要为基层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他一再强调，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才能了解各支部的实际情况，了解会员们的意见要求和他们的疾苦。那时候，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每半月一次，大都安排在晚上。计克敏同志常常和干部们一起，不论风霜雨雪，也不管路途多远，总是积极地去参加。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他骑着自行车一道去拱墅区参加小教支部的活动。当时的大街小巷都比现在狭窄得多，路灯也很暗，骑到一个地方他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我们见他摔得不轻，就劝他不要去了，赶快回家休息。他却忍着伤痛，继续骑车上路，坚持参加了当晚小教支部的组织生活，第二天又照常到机关上班。平时会员来到市委会机关，计克敏同志和其他干部们一样，总是满脸笑容，热情接待，从来不摆领导人的架子，因此许多会员都喜欢到机关里来反映意见要求，拉家常，诉苦衷，把市委会机关看作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会员见了面时，仍对当年市委会机关与广大会员的那种亲密无间关系怀念不已。

80年代后期，根据上级组织的决定，计克敏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工作中。他继续发扬过去在杭州市工作时的那种深入实际的作风，经常到省内各地调查研究。有一次去绍兴出差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从此沉疴不起，于1991年8月逝世于杭州，终年77岁。计克敏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不仅使我深受教育，获益良多，而且得到了广大会员的称赞和尊敬。

作者蔡荣华，1985年加入民进，原民进杭州市委会组织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