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世昌，2002年5月28日因病与世长辞。

父亲走了十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鼓励我不断进步、不断前进。我还记得他过世时受家庭的委托对他的一生进行总结时，我写下的四句话：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的儿子，度过了勤劳朴实的一生；

我的父亲是个辛勤的园丁，一生从教培育桃李满天下；

我的父亲是个执着的爱国者，奉献终生、矢志不渝；

我的父亲是个称职的父亲，省吃俭用养育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

现在我要加上一句：

我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他以他的行为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正直。

父亲是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历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参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会第三、第四届副主委，第五、第六、第七届名誉副主委；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会第三届委员，第六、第七、第八届副主委，第九、第十届名誉副主委。此外，他担任的人大与政协职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第七届代表，杭州市第一、二、三、六届人大代表，西湖区人大常委会第六、七、八、九届副主任。杭州市政协第四届副秘书长、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政协委员。

我的父亲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稍长几岁就被送去跟一位银匠师傅当学徒，他从早忙到晚，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要被师傅与师娘欺侮和打骂，终于有一天受不了打，忍无可忍地逃了出来，落得两年学徒白干，手艺没学成一双空手回到了家，靠种田维持生计。当时族里有一种助学的规矩，只要读书取得秀才或相应的学历，就可以由族里提供一定数量的田地供其家种植，不需交纳租金，所以奶奶卖去了她陪嫁的首饰，供父亲读到了初中毕业，就让他回家务农了。父亲在家种了两年的田，并在家乡的小学担任了一年教师，终究于心不甘，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他再往上读，正好缙云县有个锦堂师范学校在招收普师生，当时的师范不收学费，并提供住宿，是穷人的孩子唯一的求学之路，父亲不顾家里的阻拦，毅然前去投考，并成功考取了该校，成为该校的学生。这时正好是抗战时期的1940年。

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入了浙江省的交通发达地区，国民党省政府及各地的学校都迁往了山区丽水，锦堂师范学校也地处丽水地区。父亲当时也是个热血青年，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宣传抗日。我记得我年幼时每当广播里传出抗战歌曲，他都会用他的破嗓子跟着吼上几句，我就没再听过他唱任何其他歌曲。每当放假，他就约同学一起翻山越岭地走回老家，路上甚至见过山下的日本人抓民夫。有一年下大雪，他们几个在雪地里走了太长的时间，有人得了雪盲症。到了东阳县的一个山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去一同学家里歇息。山里的山农生活很艰苦，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他们，终年吃的是玉米，当吃上那家做的烤玉米饼时，他们感到享受了最美的食物。后来靠民间土方才治好了同学的眼睛，然后继续赶路。

父亲比他的同学年长，并且劳动锻炼了两年，身强力壮，为人仗义，肯下工夫学习，同学们都听他的，老师也很重视他，在学校里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毕业后，由校长推荐，进入了避居丽水碧湖镇的省政府子弟小学等学校教书，并与同校简师班毕业的母亲相识并结婚。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他们生下了我的大姐，但因为学校将回迁杭州，他们不得不将她寄养在碧湖镇的一个农家，随校来到了杭州。但一到杭州，他们就面临着学校解散、谴散教师、失去工作的处境。此后，他们虽然又找到了工作，但每到期末都要在失业的重压下挣扎，“就等着校长来说一声，某某老师，下学期请你再来帮帮忙，”否则就意味着辞退。尤其是母亲，因为怀孕和生子，常处于得不到工作的境地，菲薄的工资加上沉重的负担，他们有时会为买双袜子而争执。随着物价的飞快上涨，他们那点工资转眼就会成为废纸，为此，他们一拿到工资就上街去换成食物和生活用品，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都抵不住物价上涨的速度，无奈之下，他们将已经生下的三个孩子都送回了奶奶家，以减轻生活的负担。

当解放军的脚步声已经传过了长江，国民党正日夜转移各种物资和中央银行的库银时，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正在佑圣观路小学当教师的父亲带头站出来，带领全市中小学教师包围了中央银行，面对着枪支和刺刀，提出了发放教师生活费和谴散费的要求，并迫使中央银行拨出了部分银元发放给教师，取得了合法斗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教师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再担心被辞退和失业，父亲的工作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他通过学习和提高，在中、小学地理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于1953年被评为杭州市优秀教师，其制作的地图模型获杭州市教具展览优胜奖，并参加全国地图模型展览。1956年被评为小学一级校长。他历任化仙桥小学、西湖二小（灵隐小学）、西湖区中心小学、保叔塔小学校长，并在保小期间，筹建成立了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成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学军中学的首任校长。在此期间，他曾在《浙江文教》、《小学通讯》、《上海新教育》等刊物发表教育经验论文40余篇，参加编写初中地理课本、地理教学教案（上、下册）等书，以笔名“舒畅”在《新少年报》、《儿童时代》、《浙江新儿童报》发表儿童科普读物88篇。

我在孩童时期亲见父亲为学校的地理教育做地图模型，他用棉纸、皮胶打成纸浆，在沙盘上堆砌起中国地理模型，再用油漆在干了的模型上绘出山脉、高原、平原、江河和海洋，将一个个主要城市标注在模型上，并不厌其烦地向尚未启蒙的我讲述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长江、黄河、珠江和黑龙江，东海、黄海和渤海，北京、上海和杭州。他还常说：教育的问题就是教师问题，因此他培养、扶持了一批优秀的教师，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

1957年，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随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了职，被下放到远郊留下小学、上泗、周浦、袁浦等中学去执教。他痛苦过、郁闷过，一人默默地承受着本不该得到的惩罚。“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过冲击、抄家。但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和信念，也没有因此迷失方向，在几经调派的各个小学、中学中，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工作，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生。“文革”中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感到很冤恨，他说：我们会永远感激党和社会给我们教师带来的生活，现在我个人虽然受到这样的遭遇，但是比起旧社会天天担心失业，担心贫穷，担心生活无着，那是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他从来都认为“文革”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从来也不看好“四人帮”的结果，因此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他的兴奋与激动溢于言表，喜不自胜。

随着拨乱反正，他又回到了西湖小学校长的岗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培养了许多优秀教师和一级教师，1979年被评为西湖区先进工作者。因此又被选为区、市、省和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他关心三峡大坝的建设，并为此查阅和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和提案；他也关心过去被错误处理的一些冤案、错案，并亲自到处走动反映情况，为他们翻了案，并荣任浙江省监察厅二届咨询委员；他更关心教师的权力和待遇，为他们的利益在各级人大上高声呐喊、努力争取。

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从不用已有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无论是票子、房子或儿子都是如此：他从不争自己的工资待遇，他的60平方的房子是区政府为解决他的住房困难分配给他的，他的所有子女没有一个靠他当上干部。当我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时，曾提出是否可以让他通过区里的关系把我提上来，他一口否决，并鼓励我通过读电大、考职称，进而逐步走上执业注册会计师的道路。我也曾想通过他加入民进组织，他又以我的职业、学历、职务、职称不符要求而拒绝了我，但当我依靠自己的努力加入民建时，他由衷地为我高兴。

父亲的正直还表现在：他这一辈子只有帮助别人，从未迫害、诬陷、欺侮过任何人，甚至是对他有过不公正行为的人；父亲除为公务争论外，从未与人在私事、个人问题上发生争执；父亲在世时出了许多成绩，也得到了不少的荣誉，但他从不把这些当作是个人的光荣，从未对子女宣扬和吹嘘。我此前不知道他为哪些刋物写了什么文章，只记得我小时候第一双皮鞋，是他刚得到的稿费购买的。前面所说的论文和荣誉，还是我查了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中国专家人材库》及市民建组织处提供的资料才知晓的。

父亲是个爱家的人，他对自己极尽克勤克俭，总是穿着他那些破旧的衣裤和鞋袜，连我们给他新做的衣服也舍不得穿；但在最艰难和饥馑的年代，他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他的孩子们多吃一点；他始终如一地对我的爷爷奶奶孝顺恭敬，每月发薪首先是给他们寄出赡养费；我的两个叔叔能够升学并读完大学，都有他的支持和经济帮助；他养育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历尽了千辛万苦。更重要的是，他一再要求我，并身体力行地做一个正直的人。

作者张一祥，张世昌先生次子，民建杭州市委员会城建支部原主任，民建浙江省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