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前，从大环境来讲，传染病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是全国最影响人民健康的一类疾病，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设施的改善，全国上下加强对水、粪便等的处理，疾控政策推出，疫苗接种等等，政府投入一直非常大，传染病对人们的影响也日渐减少。现在每年从疾病谱里面，包括致死原因里面，心血管病、肿瘤逐渐上升，传染病就往后排了。从政府来讲，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人民群众影响最大的疾病上，那也没有错。问题是，传染病主要是由生物引起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说来的时候还会来。

我记得那是2003年的冬春之交，那时候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非典”确诊病例达到多少多少，死亡人数达到多少多少。公共场所每天都要消毒，像在火车站飞机场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旅客每次进出，额头上都要挨一“枪”，看你有没有发烧，公交车也变得空空荡荡，大家都带着口罩出门。”非典”以一种异常迅猛和强硬的姿态席卷全国，让社会重新认识到了传染病的可怕。

披星戴月赴前线

当时我是浙医一院的副院长兼传染科主任，浙江的“非典”总的来说不是很多，但在全国，尤其是北京和广东“非典”发生了比较多以后，省里面就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主要是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我们临床专家，包括我这样传染病科的，也有呼吸科的专家，也有我们科其他一些同志；还有一部分就是疾控专家，就是现在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那时候还是卫生防疫站。我们临床组的主要工作是参与一些临床病例的甄别，就是在发现疑似病例的时候去识别到底是“非典”，还是只是普通的发烧或感冒，以及提出一些隔离方面的建议。

“非典”的防治主要包括两块内容：一块是识别，以及识别以后，采取怎么样的措施，不要更多地传播开去；另外一块是救治，主要是各个学科的临床专家在一起参与治疗，相对来说风险更大，因为在一个比较局限的空间，主要就是感染医护人员。由于前期认识不够，北京和广东的医护人员感染得比较多，而浙江由于对病源和传染的途径已经有了初步经验，所以实现了零感染率。

在当时的体系里面，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专门的救治医院，比如像杭州就是市六医院，温州就是温州传染病院，这是政府在规划时就调整好，准备专门接收救治的。它事先特地会做一些腾空，比如把一些其他病人转到其他地方。当然还有别的后备的医院，比如我们浙一，因为不知道这个来势到底会怎么样，按照北京和广州的案例，可能就是几百或者上千人。

我们这个组是省里的专家组，每个地市也都成立了类似的专家组。每次有疑似的，就是有发烧，有肺部感染的病人，由当地的专家小组先去甄别，他们如果认为不是，那就排除了。他们认为是疑似的，需要往上报的，就报给省里面，所以我们手上是集中了全省的疑似病例，然后分组一个个去甄别。开始时对病源还不能检测，全凭临床经验和流行病学依据判断，所以我们有疾控的专家去调查，比如有没有和病人接触，有没有去过广东或者北京，或者亲属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来往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线索依据。如果天天待在家里也没怎么和人接触的，那自然可以排除。

这个工作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没时间性。我那时候的工作时间基本是晚上。因为对当地来说，一有疑似病例，他的家庭，他家庭接触的人，还有一些同事都要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对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来说，不能说杀伤性很大，但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绍兴报了一个疑似，那晚上就开始，布点的布点，防控的防控，这些人不能走的就不能走，这种消息一旦出去以后，对当地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老百姓马上就不安了。当时北京、广州那些事例，主要新闻媒体每天都在关注，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很谨慎，一般都是觉得真的比较像，拿捏不准的时候才报上来。因此报给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晚上8到9点钟了。我们再做一些准备工作，一般8到9点，或者10点才出发。我记得最远的，花的时间最长的是到舟山。那时候跨海大桥还没有，我们接到任务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然后过去，到白峰码头已经是12点以后了，那时候渡轮都停了，当地为了我们还特地安排了一艘渡轮，就搭载了我们一辆面包车把我们送过去，然后第二天一早，再搭日常的渡轮回来。

那时候白天我还在医院里工作，因为浙一作为可以收治疑似病人的医院，也是一个重要的点，我又是医院里分管这块工作的，要把一些工作人员调配好，包括一些后勤工作也要保障好。晚上就赶到卫生厅，他们会把全省有疑似病例的情况进行汇报，然后准备出发，到了当地再检查，一般总要工作到凌晨2到3点，然后再连夜赶回来。我们一般不会在外地过夜，因为浙一这边事情也非常多。休息的话就在车上，或者回来得早就在办公室里睡一下。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很辛苦，也蛮后怕的。我们在外面跑的时候，接触到的病人是最杂的，而前期防护也比较简单，没有防护服，就带个口罩，最多带两层的口罩，穿一件白大衣就进去了，不过当时已经进入这个工作节奏的惯性里面了，也没有想那么多，该干什么就去干，也没去考虑累不累会不会感染的问题。这样的工作状态，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吧。

鱼和熊掌要兼得

老实说，有些病人要我们一下子说是还是不是也很难的，因为病源的检测需要很长时间，而当时试剂也还处于边研发边使用的状态。比如绍兴一个病人，是从下午开始的，我大概是晚上11点到的，一到绍兴，市委书记、市长全部来了，市委书记就和我们讲，千万帮我们把好关。我知道他说的含义，因为我们这些专家当时握着很多的“生杀大权”，只要条件符合了，我说报疑似，谁也不能反对我，一些措施马上下来，市委市政府不管高兴不高兴，那都是一定要照做的。最后病源做出来，不论结果是不是都不会错的。但有时候有些专家提出的建议，是很纯粹的东西，它是“应该是这样”，但和社会离得很远，很难落实。而这块处理，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对我很满意的，后来绍兴的领导和我说：“陈院长，我觉得你这个人除了专业技术过硬以外，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通盘考虑，妥善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团队，包括我和一个负责疾控的主任是头，手下还有一些人，我们会设身处地为整个局面来考虑。

像绍兴这个病例，这个医院周围，包括病人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因为当地去调查的时候是要穿防护服的，当时大家都是惊弓之鸟，所以超市里已经开始哄抢了，水啊食物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会被隔离一段时间的，所以开始大量的买储备食品。如果处理不当，那第二天可能整个绍兴都被卷进去了。那天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左右，就是讨论这个病人该怎么对待。这个病人从流行病学上讲，有接触史，病症也很像，但最终还是排除掉了。这方面我为什么会和其他纯医学的人处理方法不同，我觉得是因为民进的社会工作给我带来的社会经历。参加民进的一些社会服务也好，在政协的一些活动也好，让我对整个社会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不是说只是在医学上进行考虑。我认为，我们这个组，不是一支单纯的临床队伍，在把好关的基础上，要从整个社会考虑，防治措施要到位，防止进一步扩散，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的负面影响，有些方面要灵活处理，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可操作性。

应该说，我真正接触到的“非典”病人就是杭州的这几例，到外地去的最后都排除了。杭州的病例最开始入院的是在市一医院，兄弟姐妹三人。我们去调查的时候，病症很像，然后过程一讲，流行病学依据也很支持的：兄弟姐妹一起开车去武汉扫墓，其中一个大姐回北京后被诊断为“非典”，这是我们最明确的病例。那天也是晚上，我们去会诊的时候大概是八九点钟吧，然后看完后回到卫生局，资料核实好之后，我们认为这几个病人必须要住院。于是市一医院和市六医院就讨论怎么把他们转送过去，也费了很多周折，因为毕竟是第一例病人。那天晚上真的很累，一直到凌晨5点多，就是讨论怎么样采取下一步措施。那时候王国平书记、茅临生市长，所有相关部门的领导，满满地坐了一大会议室。先听我们的介绍，我们的建议，然后就制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就采取措施，几个病人的住所，像当时最大的一个隔离点，也是被媒体报道最多的“在水一方”社区，就被封了。

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封掉后，住在里面的人吃喝拉撒怎么办？开始说送盒饭，但盒饭一天可以，天天吃就受不了，然后居民要求自己买菜，买菜可以啊，我们帮你买，社区什么都动用了，居民开单子，这个说要吃甲鱼，那个说要吃鸡，居民说自己付钱，但根据隔离的要求，是不能有直接接触的，钱也不能付，那就记账。后来我听说还是政府买单了，这也算是个小插曲吧。当时整个社会压力真的很大，一个“在水一方”，70多户人家，吃喝拉撒都要解决，不光是菜，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当时公共力量是动用很大的。而且“在水一方”只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大的点，比较典型，实际上类似这样的点封了好多个，总共大概有几千人上万人。

现在想起来，当时那么大规模的隔离是否需要，在学术上是有待探讨的。后期认识多了，也再没有采取那么大规模的隔离了。但当时市委市政府为了确保没有第二代，所谓第二代就是，第一代北京那个大姐感染给他们后，这些人再感染给其他人，包括医护人员都是第二代病人。那天我们就说，告诉你这个可能性，一代会产生什么结果，二代三代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时候政治家的魄力就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会考虑到成本的问题而犹豫，比如我是病人，那我的家属肯定要隔，家属接触到的，比如儿子的同学，那就是第二代，第二代接触到的，那就是第三代，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当然从风险的控制上来说，这样感染的风险肯定是最小的，但从成本来说，这是指数式的放大。我没调查过，但当时应用在这上面的钱应该是很不得了的。然后王国平书记就说：“你们不要考虑钱的问题，你们只要说怎么样最安全？”那当然是隔三代最安全。然后就拍板了。当然是不是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也很难说，是不是值得？现在看看后面一例也没感染，但当时谁也不敢冒这个风险。

那拍板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各部门协调。所以前半场是我们这些专家在讲，后半场我们就在打瞌睡了，因为部门间工作的协调，原来都没有分得那么明白，一直搞到5点钟。这就是杭州首例“非典”背后的事情，这个过程，从以前学医的认识来讲，是不可能碰到的。

筑一道稳固的后防线

当时对“非典”，不是一个单纯的看病的问题，党委也好，政府也好，省里也好，地方也好，对这个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是涉及到一个社会能不能稳定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去会诊的时候，一般来说，不是县委书记就是县长，肯定会来的，包括市委的。从规格来讲，很高级，我们到的时候，哪怕是半夜12点，他们也会赶来，会和我们一起探讨，如果是的话，要采取什么措施。这里面我们也考虑到，尽量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带个口罩。因为我们从里面会诊出来，和他们讨论、面对的时候，也有人会流露出，你们会不会也是的神情。我也很理解他们，毕竟每个人对疾病的认识不一样，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传染的，他们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也尽可能地少和他们接触。

当时医院给我配了一辆小车，驾驶员对我很好，从来不说辛苦，有时候我半夜三更出来，他还等我帮我开回家。他说是没说什么，但当时北京上海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甚至好多我熟悉的同行都去世了，我觉得万一我感染了呢？我和他坐在一辆小车里，那他也很有可能感染，包括一些其他人，本来是不应该感染的。于是我就和院长说，医院里人手也很紧张，我自己也会开车，这辆车我自己开。

浙江的整个过程还好，我们很幸运，浙江的医护人员是零感染。为什么没感染，一个是因为我们重视，另一个从客观情况来说，浙江省真正的病例还是少。呼吸道传染病有自己的特点，一般的呼吸是不会感染的，哪怕离得很近。但是如果咳嗽，打喷嚏，或者讲话时有些唾沫，那这个感染机会就增加了。如果你带着口罩，我带着口罩，只是看几眼，那未必会感染。所以我们只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过程，比如没有特殊情况人员不要聚集，经常开窗，当然开窗也要室外有一定的温度，总之要结合客观的一些具体情况。像我碰到的这些，可能是运气好，如果碰到的10个病人都确诊的话，那自己暴露的机会也多了，感染的机会也就多了，当然这是事后讲的事情。

当时谁都怕感染，尤其学校这些很重视，因为学校是个公共聚集场所，尤其是住宿制的。平时还好，学校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外人不能进去，家长不能探望，是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加上每天量体温，在一个隔离的环境里，“非典”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来。但是周末一回家，就不知道你接触了什么，所以回校的时候，学校就很紧张。有一个事情我印象很深，是关于学生的。我很注意减少感染机会这方面，像对驾驶员这样，后来到高峰的时候，我晚上都不太回家，因为我要对家里人负责。我妻子是护士，她对我的工作是很支持的，她也有专业知识，知道即使传染，也是发病期传染，潜伏期没有症状，不咳嗽，也不发烧，即使两人待着，感染率也是不高的，但如果已经咳嗽了，发烧了，那传染的可能性就大了。我儿子当时上中学是住校的，要双休日才回来，所以我平时还可能回家，如果我儿子回来，我就不回去了，对子女的保护是父母的本能么。但是一段时间不看到儿子也是很想念的，又不是不在杭州。那时候网络视频还没有，有时候我回去，我儿子在家的时候，我家在七楼，就让儿子走下几级台阶，在公共过道的那个露台上，和他聊些天，当时就是采取这个措施的。

有天我儿子和我讲，说学校里在调查，学生家庭里有没有爸爸妈妈在传染病院或者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我问干吗，他说，有的话，学校建议孩子就不要去上学了。我听到这个事情后，就去问市六医院，因为像浙一，你可能搞不清楚家长到底是哪个科的，但市六医院是传染病院，只要一说市六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市六医院说，他们这边也有接到一个学校通知的。当然也不能说是歧视你，应该是学校为了方便管理。那时候的氛围，一般人也觉得，如果小孩的父母是搞传染病的，那我的小孩最好不要和你的小孩接触，我也可以理解，当时没有现在那么理性。但我听了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已经觉得很愧疚了，对儿子对家庭，本来儿子一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应该和他吃吃饭聊聊天，享受一下父子间的交流，但因为工作，只能在过道上和他交待几句，结果学校还这样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我后来马上写了个信息，通过我们民进报了上去。当时刚好盛主委分管这个，我打了电话给盛主委，说我觉得这个不对。我当时感觉就是我们在前线冲锋打仗，结果有人在后面捅刀子。这样的话，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尤其是直接参加治疗护理的风险更大，你让这些把自己的生命置之于度外的人怎么想？后来那个校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解释了整个过程。但我想他当时，甚至教育行政部门当时也有这样一种想法，虽然没有明确说传染病医生的小孩不能上学，但有流露出来这样的情绪：你尽量不要来了，你在家里呆着么好了。当然那时候盛主委帮了很大的忙，后来市六医院的同行和我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保护小孩是种本能，尤其我们自己搞传染病这块的，防治意识是很强的，只会更注重去保护小孩，如果小孩有可能感染，我们肯定会主动提出，那你有发烧不能去了。所以有时候搞传染病还是有歧视，总给人尽量远离的感觉。这个事情处理我是很满意的，也是借助了民进的平台，把后顾之忧消除了。我们自己工作，感染了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能把后顾之患解决了，就像士兵在打仗的时候，至少后防线是很稳固的，如果后面在捣鼓，那前面还怎么打？

出生入死战友情

说到最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杭州确诊了4例病人，当时我们医院也要派人去市六医院，因为市六医院本来的医生只是传染病为主，综合性的医生力量不够。一般需要什么科室就派什么科室，一派进去就出不来了，这里面是不能探望，也不能和外面接触的。包括最后工作结束，他们工作班都要到满陇桂雨的一个酒店住一个礼拜，我们叫“清洗”，确认没有事情了才可以回来。那时我们浙一抽调的人是很多的，我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把这些人合理地安排好。

为什么说战友是关系最近的？因为经历过生死了，可能一起打仗的时候，你冲上去，没有了就没有了，这样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很牢固。我后来和我们科室的人说，我和你们就像兄弟姐妹，很多年轻的医生、护士进去的时候，我能做到的话都尽量亲自送他们进去，和他们拥抱。真的很心酸，就像把我的一个兵送上战场，如果他死了，我甚至连他的遗体都看不到，因为传染病，连收尸的机会都没有。“非典”，真的就像是一场战役，没有硝烟，但它依然可能有牺牲。那时候就是这种心态。别人说我很感性，但我怎么能不给他们一个家庭的氛围呢？真的，当时如果感染了就是出不来了，没经历过的人可能无法体会。

所以当时我在选人的时候也很注意，会选家庭负担不重能走出去的。我真的很感激在这方面给我支持的领导和战友。郑院长让我管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和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财权，所有和“非典”防治有关的钱，我批了就批了，不要到时候再需要讨论请示；第二人事权，我要调谁，这个人必须去，如果不去，我建议马上开除。这个真和打仗一样的，军令如山，谁身上没有其他责任呢？我当时说，我会很好地和部门协调，会尽量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但是一旦我定下来了，就不能有逃兵。有一个逃兵，就会整个逃，这是没办法的。当时郑院长很支持我，很多人也境界很高，完全没有二话。当时还有一个孕妇仍然坚持在我们科室的，当然我也会把她安排好，尽量远离战场。比如邮电医院，就是现在的中山医院，有一个传染科，我们医院当时把肝炎的病人都转去那边。我就和她说，你把那边管好就行了，不要到这里来了。当然那边工作量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抽走了，非常辛苦，但至少风险要小了。所以我会综合考虑，但是一旦做出决定，该上就要上。

这方面民进给了我很多的锻炼机会，因为民进很重感情，当时我下命令当然也可以，但我会通过情感来影响他们。我和总务沟通，不论哪个医生或者护士派进去了，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医院要尽量帮他们解决，家里电话都留好，家里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这个都要考虑到。因为他们冲锋陷阵在外，我们医院要给他们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浙一整个配合很好，被评为全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系统抗击“非典”的先进集体。后来我去满陇桂雨接他们的时候，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战友重聚，死里逃生的感觉。这不是一般的我们去做个普通的出诊回来能体会到的。

养兵千日才能用兵一时

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建设，直到现在，也没有根本解决。传染科的建设，不能注重一时效果。我总的观点就是传染病的队伍建设也好，设施建设也好，是和国防建设一样的道理。像我们几百万的兵养在那里，“越战”之后我们就没打过仗，但每年的军费开支有多少？不能因为现在不打仗就不养兵，传染病也是一样。

当然浙江省包括全国对传染病医院的硬件建设都在好转，每家县级医院都有传染病科，但传染病医生的待遇培训这些基本保障在医院中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没有很好的机制。现在传染病的医生队伍不稳定，因为传染病平时没有，直接影响到医生的报酬收入都在减少，造成医生几乎没有人主动选传染科。某种意义上讲，传染科医生工作少其实是件好事，但队伍建设不能等出了事情再建。像打仗一样，战争的时候全国总动员，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使用，但平时养着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一旦疾病爆发，这些人是有大用的，这和当兵是一个道理，也可能这一批兵没打仗就退伍了，但你养还是要养的。政府必须要提供这些日常的保障，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目前，公共卫生事业政府是全额投入的，像疾控中心这些，但医院是定向补助，大部分运行维护需要医院自己产出。作为一个生产经营者来说，你产出越高，他给你的回报越高。传染病科产出少，那给你也就少了。所以我认为，对传染病科，政府应该给予单列，比如500张床位，30张是传染科的，它的人员配置是有规定的，这一块，政府应该给予独立保障，专款专用。

我说的这个方案，可能不是很好提，但是我想，如果现在不提，不改善，等到来了的时候，可能就会带来问题。现在没到关键时刻，可能政府还下不了决心，但真到了要下决心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我们希望“非典”不要再来，但需要做好“非典”或者其他传染病再来的准备，未雨绸缪才是制胜之道。

附录：

浙江省受民进中央表彰的抗击“非典”斗争优秀民进会员名单

盛昌黎　陈亚岗　王新华

受民进浙江省委会表彰的抗击“非典”模范会员、先进会员名单    

抗击“非典”模范会员（5名）：

陈亚岗（浙医一院支部）　李立斌（浙医二院支部）　

王新华（省中医院支部）　王　鸣（杭州市委会）　

项葛霖（金华市委会）

抗击“非典”先进会员（57名）：

浙医一院支部：徐秋萍　柴春华　周先勇　林志勇　李永红　

徐世君　陈湖光

浙医二院支部：邵哲人　赵晓刚　柳子明　彭　菁　蓝依军　戴安庐

陶玉娟　陈建裕　陈怀红　许凤芝

省中医院支部：宋欣伟　金　涛　倪海祥

省儿童医院支部： 王培鑫　汪　洁　龚理征　戴宇文　陈莲香　

王亚萍　黄晓磊　李　筠　董关萍　朱　红　

蒋优君　陈　洁　楼晓芳　曹国顺　董珍莲

邵逸夫医院支部：王建国

浙江中医学院支部：姚定国

联合二支部（浙江医院）：来素珍　王　霞

杭州市委会：过佩秋　彭涵丰　刘凤琴　程　彬　陈影秋　许国根　

邵惠娴　黄景雯　章国良　陈吾法

嘉兴市委会：赵履新

绍兴市委会：楼文勇

台州市委会：徐云峰　金雪文　林秉韬

丽水市委会：连勤宝　陈荣富　石观平

（整理　王晓玮）

口述者陈亚岗，1992年2月加入民进，现任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民进中央委员，义乌市市长助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义乌医院院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