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国际上以往指这类文化现象为“民间文化”或“传统文化”，中国多称之为“民间文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名词的提法还只是近些年来才形成的世界性共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那末按照这个定义，我与非遗许多年来几乎有着不解的缘分。
半生缘
孩提时代，我生活在祖籍江苏海门农村，是看着飘絮的芦花、听着杨子江的号子和沃野里的山歌长大的，这也让我自小就对乡土与乡土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慢慢长大，慢慢在每天新的太阳下接受新的人文，也就更懂得了民间文化艺术更多的深厚与璀璨。
青年时期，我工作的大多时间在第二故乡浙江东阳，田畈街坊间那过年时门扉上火红的对联，翻卷在村头的龙灯，突兀眼前的傀儡戏，追逐萤火虫时的童谣小儿，还有在袅袅炊烟村落间铺设石子路的工匠，洞房花烛夜麻布帐里荷花被的技艺……简直将我迷住了！我认为这种原生性文化生态的美轮美奂是其他事物所无法比肩的，由这些元素而不断滋生出来的许多当代文化精品极具特色，特别是对地域文化的构建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展的“十大民间文艺集成”文化工程，新世纪后又陆续进行的“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工作中，我是受令于时代而满怀深情，义无反顾又跌跌撞撞投入其中的。半生来，我犹如一个学泳的孩童欢蹦着扑跳进了“非遗”工作的大潮，继而与游向彼岸的人们一起涌动着，不时地呛着水，却还是努力地翻滚着、向前着。
1983至1984年，我先后在家乡被推选为金华地区群众文化学会副主席与金华市舞蹈家协会主席，这个时间段是我参与了“十大民间文艺集成”的浙江省民间舞蹈集成工作，并与家乡文化热土最亲近的时候。当年我与同事栉风沐雨，跋山涉水，有点不辞辛劳。1983年浙江省文化局召开的浙江省民族民间舞蹈普查现场会在东阳举行，我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组织了现场表演。中国民舞集成总编辑部进行了全程录制。1985年我应中国舞蹈家协会之聘，去全国《舞蹈》编辑部工作，与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副主席贾作光等十多位著名舞蹈家一起担任了编委，并任“民间舞蹈”等栏目的责编，组织了一些民族民间舞蹈的学术研讨，编发了大量文章；1986年又被指定为中国舞蹈家协会民间舞蹈三人小组成员，先后去福建、江西、浙江等地调研。1987年浙江省文化厅调我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编辑部工作。我首先接到的任务是写该卷“概论”（后称为“综述”）。“概论”中我对浙江省的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沿革、类型特征、艺术属性、分布情况等做出全面的阐述。由此也首次梳理成形了浙江的舞蹈简史，并执笔撰写了《浙江省民族民间舞蹈综述》。1989年我写的“综述”由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确定作为唯一样稿在全国会议上散发，我还作了经验介绍。“浙江卷”出版后又与其他同仁负责了省内十一个市（地）分卷的编审出版工作。由于在这方面有了点心甘情愿的努力吧，1997年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给我一个“文艺集成编纂个人成果”一等奖。1997年4月，由本人担任主编，并为主要撰写人撰写的文化部下达的民舞集成延伸项目——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华舞蹈志·浙江卷》，又先于全国二十多省市示范出版。
2003年8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先声——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开始启动，我参加了这个工程的筹备工作与全过程，担任了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常务）。如此方向明确、步骤得当、经费保证的大规模的保护工程的展开使我兴奋异常，激动之心常溢于言表，决心要“上对得起祖宗，下无愧于后代”！于是，脑子里经常浮现的是怎么样将工作做好的连绵问号。设计表格、起草文案、编撰教材、讲座宣传、出差试点……还常常将工作带回家中做。这些可惹急了身体不好的老婆与病榻上的老妈，她俩几乎观点一致地对家中来客说：“我家露生，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不无内疚地对她们说：“我喜欢上了‘老祖宗’（指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也喜欢上我了，公私没法分了，抱歉抱歉呀，对不起。”2004年根据工作实践与调研所得，与民进省委宣传（调研）处姚礼群共同起草了《加强浙江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建议》的调研报告，得到了省政协的好评，省文化厅
乡俚情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的文化记忆只是传说与骚人墨客的侧记。因为穿过历史悲欢的门窗，在奴隶、封建制社会的冷兵器时代，帝王发旨威厉天下，将相一怒血流成河，体制下有记载的笔墨多是由达官贵人、士大夫执掌着，很少有老百姓于经书、正史中有真正意义的话语权。故而，关于非遗更多的文化记忆不只是文字，而多是文字无法体现，属于非遗本体的形象与技艺。而非遗载体的独特处却恰恰在于肩负传承的广大民众，是在相当长的岁月中那些一旦做了工匠、艺人即隐名埋姓，或以艺名替代被指为“下姓”、“下九流”的民间艺人，正是主要由于他们的身传言教才使非遗生生不息，从而于历史长河的源头奔涌至今。
也由此，在属于非遗范畴的浙江省三大文化工程中，我与不少非遗传人、民间艺人建立了友谊，互相尊重、关切着。
“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工作期间我曾遇在东阳市李宅乡遇见一个农民李宝文，他是全省有名的传统民间舞蹈《西方乐》的整理加工者，也是如今这个节目的非遗传承人。上个世纪60年代初《西方乐》曾于全省文艺汇演中获过高奖。但在“左”的岁月中《西方乐》因“为何不叫东方乐而叫西方乐”而被打成大毒草。李宝文也主要因张罗排练这个节目的罪名历经批斗上吊自杀未成，又被公安局抓捕，法院判刑10年。刑满释放后，老婆离婚，家室破败，当年充满活力的他已是步履蹒跚了。当我无意了解到这件事后，在一间阴暗又潮湿的土屋里面对着满脸沧桑的李宝文流下了同情的热泪，对他说：老李呀，我一定尽力为你讨一个公平……尽管一些朋友以至老母亲都劝他别去与公安、法院硬碰硬，说我不是律师，又不是领导，何必多管闲事？尽管当时民间艺人的文化生态环境还远不尽如人意，但我仍是开始义无反顾地为此前素不相识的李宝文“讨公平”了：以自己的名义呈文陈述、分析事情的本貌与是非；上访了从来不去的公、检、法；跑了当地县委宣传部、文化局、名流文人，让懂文化的人一起来申请正义……终于有一天，当时的东阳县法院，将撤消李宝文错误判决的文书交给了我，我又亲手交给李宝文，李宝文不由得老泪纵横，连声感谢党的拨乱反正政策的英明伟大，表示将在有生之年为民艺的传承尽心尽力。
2011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调研中，在建德发现一些非遗传承人生活相当困难，由于收入低，一些传统项目己临濒危，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今年6月6日，我又在磐安县文广新局内召开的民间艺人座谈会上向在座的六位老艺人共赠送了18000元慰问金与其他实用书籍、保健品。我说，自己平时积蓄不多，表达的只是一分功德之心，主要还是热切地呼吁全社会一起与人为善，以善为德，共同构建好和谐社会，早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
我认为，善良是一种追求正气与和谐的自觉行为，是发自一个人心底的良知，也是创造和发展社会正能量的动力。我虽然平凡，但要尽可能地善良，特别是对暂时还处于弱势群体但在非遗传承中贡献巨大的民间草根艺人。
路漫漫
“十大民间文艺集成”文化工程一开始，因要着手撰写本省民族民间舞蹈沿革而去省考古文物所请教王士伦所长时，他告诉我省内与乐舞有关的文物只有绍兴铜屋一件……面对着历史的长长的空白，我心有不甘，于是开始了长达几乎两年多的走乡俚、钻墓穴、查方志、访艺人的苦行僧日子，终于亲手发掘浙江舞蹈文物十多件，文史资料数以百计。其中常山婴头隋墓舞蹈砖画、武义南宋龙人堆纹瓶、灵隐寺东晋木如意佛教舞蹈形象、东阳千祥清末民居木雕舞蹈形象、前溪舞遗址与海宁长安镇汉画像石刻乐舞辨识等，均有了欣喜地发掘、演绎。
记得当年常山县文化局在一份向浙江省文化厅呈报的工作简报中提到了在该县孔家弄村婴头自然村附近发掘到了墓葬砖画的信息，简报称墓葬画像砖上有乐舞形象，但不知乐舞产生年代及表现的内容、形式。当时的省文化厅主要领导即在简报上批示酌请浙江省群众艺术馆派员调研。这个任务指派我以后，在迅速赶往常山的次日，我与当地文化局、馆的领导及若干业务人员沿着雨后颠簸不平的泥泞村道坐车加行走到达了孔家弄村一片树林旁的坡地，只见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地带，多个已经开掘的墓地散落着许多黄中带青的墓砖，随手捡起，墓砖上有宝相花、鱼纹、龙纹、钱纹、兵俑等图案，其中载歌载舞的画像引起了我的注意。日后从舞者所持的乐器、服饰、舞蹈的动力定型、情绪表达指向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思辨，经考证分析，渐渐集中到对两晋南北朝至隋期间曾出现在浙江一带胡舞中“胡腾舞”思辨上来了。并以画像砖是东汉以后江南最流行的“模印法”为据，佐证雕师工匠显然为当地人士。继而于全国最早在1990年10月中国舞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卷首《浙江民族民间舞蹈综述》里公布了考研结论：“从1987年在常山县孔家弄婴头自然村发掘的隋墓砖画舞蹈形象看，舞蹈动作与衣饰均与江南汉人不同；又结合伴奏的四弦四柱曲项琵琶和长管吹笛等推测，此舞应是两晋南北朝南北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在浙江出现过的舞蹈。”
对武义县厉坦乡发掘的南宋龙人堆纹瓶的研究，也给那个时期龙舞的追寻与乡村舞队的追究带来新的认识。厉坦乡龙人堆纹瓶瓶壁之上的舞人及在他们头顶之上一起盘旋的腾龙形象，是以舞龙为主体、其他舞蹈形式一起参与的民间舞队活动的写照。因为瓶壁之上的形象多有在龙形之下若即若离奔走跳跃的其他舞者，是几组有男有女，有徒手狂舞，也有边奏乐器边跳舞的群体。形象反映的不是一种单纯的擎起龙把杆样式的龙舞，而似一种“鱼龙曼延”般的群舞。也是作为与南宋临安民间舞队浸润都市文化相对应，分布在各地乡村舞队文化的生动记载。诸如以上学术上的探究，均先后得到了我国著名舞蹈史论家孙景琛等的肯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面展开后，在参加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中，面对着大量非遗材料的呈现，许多非遗资源的开掘，我在自己学术之路上也有了新的写作冲动和研究课题。2011年，我申报了作为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重点课题的《浙江舞蹈史》，并立了项。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首重物证史料，再重有根据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抓住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和那些与浙江舞蹈有关的相对充实的人文线脉资料，以尽力的严谨、准确、自然，终于写成了以浙江舞蹈文化历史进程的起始为开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下限的三十万左右字的书稿。专家组盲评，书稿全票通过。上海一家学术性的出版社允诺书稿将在今冬明春出版与读者见面。关于非遗的许多学术观点我还曾应邀在国内外多所高校与“人文大讲堂”、“文澜讲坛”作过演讲。《舞蹈》《半月谈》《钱江晚报》及央视国际、央视“朝闻天下”、香港凤凰台、澳大利亚《澳华导报》、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文化部官方网站等国内外传媒均作过专门介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自己还常受多个地方政府或文化部门的邀请，尝试着“传统文化基因，现代表达”的文化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发展，在流动中存活，扩大更广泛的影响。总策划、总导演了诸如中国（浙江）非物质遗产博览会开幕式和国家级非遗大师传承拜师仪式、“华夏一绝”全国民间表演艺术邀请赛及2006全国鼓乐舞蹈邀请赛、首届中国中华老字号文化节及其开幕式、连续三届中国（杭州）西湖龙井开茶节、中国（杭州）优秀社火邀请赛、中国（龙泉）青瓷宝剑节国际民间艺术大巡游、第五和第七届中国沈家门渔港国际民间民俗大会及中国舞蹈家协会特派（临安）赴捷克第五届国际民间艺术节民间艺术团、中国浙江（浦江）民间艺术团赴法国第62届第戎国际民间艺术节等大型活动。
非遗工作有苦也有甜，普查、采集餐风饮露；整理、保护煞费苦心，说苦是有点。但与草根艺人、精英交了朋友，学识上有了积累、学术上出了成果，更会心旷神怡，乐此不疲，甜在其中。至于我与非遗的那点缘分与出过的那点绵薄之力，组织与有关领导、专家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曾授予我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荣获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特别贡献奖，荣获2010浙江省“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编纂成果奖，同年，浙江省文化厅、《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今日浙江》等联合开展评选活动，又让我获得首届浙江省精神家园守护者荣誉奖，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又给我颁发了“浙江省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连冠’专家特别贡献奖”……
战国时楚人屈原在《离骚》中曾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确，在求索非遗的真谛、保护非遗方面要学习、探究的方面还很多……
只是有一点心思很明白、很坚定：自己有生之年的路有多长，与非遗的缘分就有多长。
作者吴露生，1997年加入民进，研究馆员。现任浙江省民间艺术研究会会长，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曾任省民进文化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