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前记：按着约好的时间来到张治芬的办公室，一走进便闻到一股淡淡的咖啡香，一块写着“文治清芬”的牌匾挂在墙上。办公室里铺着地毯，茶水架上摆放着各种茶叶，还有一台咖啡机。光脚踩着地毯的张治芬和我原本印象中的留德医学博士、高校教授、博导、主任医师、医院院长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反差。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小资情调、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啊！我也很难想象她竟然是浙江省委组织部的第四批援疆干部队伍的一分子。直到听完她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我终于明白，那也许是她更加热爱生活的转折点。】

西出阳关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的诗句耳熟能详，可从未想过，西出阳关的那个人有一天会换成我自己。

2002年，我们医院接到了省委组织部下达的三年援疆的任务，需要派两名医生各援疆一年半的时间。医院里只有两名医生报名，其中一名符合条件，另外一名因为年纪超了，不符合条件。报名期限都过去好多天了，院里也没有其他人继续报名援疆，医院领导很着急，书记和院长就找到了我，希望我能补上这个援疆的名额。当时我并没有想过要去援疆，领导跟我说，援疆就像去乡下差不多，条件也不会很艰苦，而且就去一年半时间，很快就回来了，希望我能去。那时候我对援疆没有太多的概念，就答应和家人商量一下。我先生当时不同意我去，但我想院领导都这么跟我说了，作为医院的中层骨干，一名民进会员，在组织最需要我的时候，要是只为自己考虑而不顾大局、不服从组织的安排，人家会怎么想我呢？就这样，在对援疆没有多少了解的情况下，我凭着心里“服从大局”这四个字就懵懵懂懂地报了名。消息传开，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我承担了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白血病抑制因子与卵泡颗粒细胞功能调节关系的研究》等8项科研项目，已陆续在国内外包括《 Human Reproduction》《中华妇产科杂志》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就在这个时候，竟然中断科研选择援疆，是不是另有目的？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和各种流言蜚语，我心里还难过了好一阵，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再难我也会往前走。

2002年7月份，在我报名援疆后不久，我去乌鲁木齐开会，一起参会的同仁听说我要去和田地区参与援疆，都劝我：“看你那么瘦弱，怎么能去和田呢？那里条件多苦啊，我们乌鲁木齐的人都不想去的！”听完这些我也没太大感觉，直到会后我们去了敦煌，漫天风沙一直那么吹着，和田——那个我将要去的地方仿佛才揭开了它的面纱，让我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涌上心头。

2004年初，援疆前夕，我的身体忽然出了问题，心脏早搏4600多次，很多人都担心我能不能成行。虽然我内心也害怕自己适应不了和田的环境，但既然都报名了，那还是坚持去吧，记得医院欢送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哭，真是哭着去的和田。

援疆后，有次院长来新疆看我，知道我是个比较小资的人，他特意请我去喝咖啡。因为地上都是土，和田的咖啡馆都是在地下的。看到我工作和生活的那种环境，他也很感慨，在乌鲁木齐他给我发短信，说我辛苦了，虽然只有寥寥几语，但是让我感觉很温暖，组织是关心我的。

2004年2月初，我踏上了援疆的行程。记得我到和田已经是晚上了，出了机场，一阵风吹来，行李箱上便全是土。我们住的地方说起来是和田的地委大院，可一进去，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倒吸一口气。房间还是水泥地，床很小，大概都不到1米宽，床单是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柜子还是破的，连柜门都关不上。阳台、厨房、卧室，到处都是土。这就是我即将要生活一年半的地方。就在我有些失望和彷徨的时候，一位之前到我们医院进修过的医生来我房间看我，她很热情，主动帮我打扫房间。终于看到一个熟人，我心里好受很多。

我们那批援疆干部一共有56人，一开始我和其他援疆队友们还不太熟悉，我是当时学历最高的援疆女干部，可能身上带着知识分子那种特有的“清高”，又很瘦弱，他们觉得我是既娇气又骄傲的人，在和田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就会逃回杭州。其实是他们还不了解我，我虽然外表看起来“娇气”，可骨子里是很要强的，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工作后在业务上，“要不就不做，做了就要做到最好”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半路当逃兵这种事，别说人家，我自己就首先不能答应。

援疆后，我有一次因为有讲课的任务，回到杭州。课讲完要回和田时人病倒了，于是我只好打电话给当时援疆团队的领导——新疆和田地委副书记陈金彪说明情况。因为反复发烧，当我第三次给他打电话请假的时候，他生气了，语气生硬地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回新疆，大概是以为我找借口不想回去。我骨子里也是要强的人，听他这么说，便立即告诉他：“我明天就来！”于是我连夜买了机票，发着烧、拎着盐水瓶就回了和田。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我是找机场的工人帮我捏着手腕，给自己挂盐水的。看到我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还坚持回和田，援疆的队友们都很钦佩我，原来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内心却如此坚强。陈金彪书记也很感动，终于知道我不是那种娇气的人。后来快过年了，我因为课题鉴定的事飞到杭州，本来陈金彪书记叫我等过完年再回和田，但是我完成工作后，又马上飞了回去，又一次让他很意外。

“一位正高职称的留德博士，为了援疆事业离开舒适安逸的家乡，放弃专业深造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响应组织的号召，来到经济贫困、环境恶劣、社情复杂的边疆民族地区工作，那种境界和品格令人钦佩。她体质文弱，但敬业勤勉；医术精湛，又谦和近人，是位德艺双馨、文武兼备的难得人才。”没想到，当初那个和我“气场”不对的陈金彪书记最后对我的评价是这样的。

琢玉和田

和田以美玉而闻名，而我在那里的工作也如琢玉一般，尽自己所能把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引入这片苍茫的土地。一开始到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适应。因为缺水，那里的人都很少洗澡，身上有股味，而且和田的冬季比较长，病房也较少开窗通风，每次去查房，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就“轰”一下涌上来。很多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一脱衣服还带出沙子来。我一开始都带着口罩给病人看病，后来知道维族人对这个举动可能会有其他想法，为了不造成与维族病人间的隔阂，我马上摘掉了口罩。因为当地维族病人多，和田医院专门给我配了维语翻译，但为了能更快地拉近和维族病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建立起亲切感，我就自学了几句看病时用得上的维语。尤其我是妇科医生，很多时候需要跟病人详细地讲很多注意事项，也会跟她们讲些女人之间的体己话，会些简单的维语对我的诊疗有很大的帮助。

同样是因为缺水和卫生条件的关系，和田地区的妇科病患者比较多，在我坐诊的日子，需要看很多病人，到了下班时间还有不少病人还等在外面。想到她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总是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才下班，经常是回到宿舍食堂都已经没有饭吃了。不过看到那么多病人都信任我，认可我，也因我的医治得到了康复，我就觉得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了，心里满是充实和欣慰。

我在和田医治好了很多的不孕症患者，小有名气。记得当地医院的一名护士，结婚有七八年一直没有孩子，她去过乌鲁木齐好多医院治疗，检查下来不是说她宫腔小、就是子宫畸形等各种问题，差不多已经给她判了“死刑”。我到和田以后，她来找我看病。我又重新给她探宫腔，发现有7厘米，并不小。通过给她进行一系列的治疗，终于让她有了梦寐以求的宝宝，让一个家庭充满了生机。她很感激我，到现在我们还像朋友一样一直有来往，她要是出差来杭州了，一定会给我打电话，还多次邀请我再去和田。

我工作的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是当地级别最高的医院，但因为地处边陲，信息相对闭塞，无论在医疗知识、技术、项目以及医院的规范化管理上和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是不能比的。在我援疆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也尽可能地去填补一些空白。

在妇科工作期间，我陆续开展了生殖内分泌检查、妇科微创手术，如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剥离术、输卵管造口术、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等一些新的妇科医疗技术。这样，以往患者要花上千元、走上千公里路去乌鲁木齐才能做的检查和治疗，现在都可以在和田医治了。同时，当地医院的妇科医生对妇科内分泌和不孕不育疾病的诊治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医院的妇科副主任就跟着我学做腹腔镜手术，开头很不顺利，因为腔镜手术中，医生得看着屏幕进行操作，需要一定的天赋，她一开始就是找不到感觉，叫她抓住这个组织，她怎么也抓不住。经过反复的练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上次开会碰到就跟我说：“张老师，我现在已经很熟练了。”她找到感觉了。

在和田，讲课办班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如《医疗安全知识讲座》《妇科生殖技术新进展》，以及“妇科疾病诊治进展”的学习班等等。我讲课的对象不仅是妇产科医生，还包括医院内各科的医生，甚至是整个和田地区的妇科医生。同时，我还辅导科室的医生们写科研论文、做临床科研设计，帮助他们从对科研论文设计等连起码的框架都不明白，提升到最后有3篇论文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那个过程，比我自己写论文、做设计要难多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的结果总算让人欣慰。

我当时是作为妇科专家援疆的，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的院长非常器重我，去了没多久，得知我有过医务科的工作经验，非要我主持他们医务科的工作。开始我不愿意，因为刚到和田不久，对医院情况还不够熟悉，到医务科工作会有相当的难度。于是院长就不断给我打电话，说：“这是医院的集体决定，不是我个人的，你一定得接受这个任务！”医院领导既然那么信任我，那我总得做点成绩出来，我硬着头皮上任了。

我先对当时医院的管理状况和各科室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了详细地摸底，并将浙江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规章制度引入医院。首先就医务人员对病历的书写不规范，尤其对病历所起的法律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的问题着手，我在亲自指导科内医生规范书写病历的基础上，还对全院医务人员作了《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处理》的讲座，用实际的案例和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让他们对提高医疗质量和病历书写有了新的认识。

说到底，医疗质量是医院赖以生存的根本。为了提高医疗质量、加强科室建设，我便积极参与组织科室的行政管理工作，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整改意见，不断将浙江省医院的先进管理模式引入和田，针对不同科室存在的问题，规范了住院病历质量检查评分标准，制定并完善了《医院质量考核条例》，组织开展了“优质医疗、优质服务”的活动，对医疗质量进行了监控、评估、分析和及时汇总反馈，把发现的问题落实到综合目标奖惩制度中，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天山明月

在新疆的那段时间其实是吃了很多苦的，但一起援疆的队友们互助互爱，关系非常融洽，现在回想起来，心里留下的满是温暖。

和田地区是新疆受风沙侵袭最严重的地区，一年四季都在“刮土”，水质又很差，含氟量很高，我的身体很不适应，干咳了好几个月，而且一直因为扁桃体发炎三天两头地发烧，盐水不知道挂了多少。当时医院（省妇保）对我们援疆的医生也很照顾，让我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不想麻烦医院，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医院给我邮寄一些我急需的药，因为在和田药品实在短缺。

在和田，我同寝室的室友对我非常好。我要是在寝室里挂盐水的话，她就会帮我去食堂把饭打上来，吃好再给我端走。2004年夏天，援疆团队里很多队友都回家探亲了，我们住的那幢宿舍楼里就剩下四五个人，我的室友也回家了。当时我因为每天都在挂盐水，来回不方便，就留在了和田。周末的时候，我就在宿舍里挂盐水，虽然我能自己给自己扎针，但还是需要有人帮我捏住手腕让静脉鼓出来，于是我喊了楼上的一个男队友帮忙。也许是因为我在卧室挂的盐水，等我针头戳进静脉，他马上就跑了。可其实我一挂就是好几瓶，中间需要换瓶，没有办法，我只好一只胳膊撑着墙壁稳住盐水瓶，另一只手换针，盐水瓶是用钉子固定在墙上的，很容易滑下来，要是摔破了就又得重新打过。现在想想，当时确实挺可怜的。

身体上的病痛我能慢慢克服，对女儿的思念和愧疚感却与日俱增。

“我的女儿：在提笔给你写信之际，妈妈的心情非常沉重。我一直在思考，在反省，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平时关心你的日常生活过多，对你的内心交流沟通不够……希望你也能来信跟妈妈交流，让我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这是援疆期间我给女儿写的一封信。2004年，我女儿才14岁，正值青春期，是最需要母亲在身边的时候。可我选择了援疆，也就选择了在这期间不能在学习和生活上照顾女儿，于是在那一年半间，女儿成了我最大的牵挂。我和女儿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通电话，但是很多母女间的体己话也无法在电话里说，经常是她爸爸告状的电话中，我才了解女儿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因此对于女儿，我是心存歉疚的。幸好，待我援疆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取得了重点高中的保送名额，没有让我留下更大的遗憾。

因为我是民进会员，所以援疆半年后，浙江大学及其各附属医院的领导特地来和田慰问我。虽然离开浙江时间并不长，可看到家乡来人了，还是异常亲切。尤其一行人中还有我们民进的领导，也是我研究生的同学——陈亚岗。我们在医院门口的那张合影我至今保留着。

和田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医院和宿舍两点一线。晚上很安静，我就在宿舍里看书，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小说，还爱上了张爱玲。而且没想到我还带动了其他队友，他们也都到我这里来借书看，掀起了读书的高潮。想来这也是我们援疆干部的一种意外收获吧，简单的生活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充实我们的内心。

平时生活的单调也让我们更有兴趣“过节”。2004年的中秋节，我们是在沙漠里过的。那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情景至今仿佛还在我眼前。那天陈金彪书记特意赶来和我们一起过节，他用车载音响给我们放着音乐，我们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啃着布满沙粒的瓜果。苍茫大漠中，皎洁月光下，只剩下美好，记得我还为大家清唱了一曲《小夜曲》。有这么美好的记忆，那些苦还算什么。

风景如画

哭哭啼啼、懵懵懂懂地去了和田，可一年半结束的时候，我又舍不得回来了，和那里的医生们一起抱头痛哭，原来不知不觉中感情已经那么深了。

援疆期间，我陪朋友去红白山领略大漠风情，路上，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胡杨林。“一片千姿百态的胡杨林突兀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似天穹倾下的一片翡翠。在这植物界精灵的绿荫映衬下，茫茫沙漠似乎悄然退去。这是一片多么令人震撼的壮丽啊！我坐在一棵枯死的胡杨树干上，细细地抚摸它伤痕累累的身躯，胸中涌起无限感慨。在这片贫瘠的沙漠里，它们不怕烈日炎炎的炙烤，不怕冰霜刺骨的严寒，不怕刀削斧劈的沙暴，以其顽强和笑傲苦难的胡杨精神让我感动。在大漠的边缘，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在和田的各族人民与干旱、炎热、沙暴等作着不屈的抗争，他们从不抱怨、绝不逃避，这不就是胡杨精神吗？我这次有幸参加援疆工作，与其说是我为新疆人民做了一点贡献，还不如说是新疆人民给了我更多，在和田人民身上体现的胡杨精神将令我终身受用不尽！”确实，援疆之行也是我自身的一次洗练、升华，让我认识到无论环境怎样、社会如何，人自己的心态、心境是最重要的。心中有诗，满眼遍是如画风景。

原本我是一个有些偏执的人，从新疆回来以后，很多人都说我“完美”了。其实是我的性格更开朗、平和了，看问题也全面了，会更多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的，这次援疆，虽然影响了我的专业研究和对家庭的照顾，但也增加了我的阅历，丰富了我的心灵。

（整理　来俊君）

口述者张治芬，1989年３月加入民进。现任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常务副院长、民进杭州市委会副主委。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七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政协浙江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杭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