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年近花甲，回首二十年往事，含冤受辱，我对政治已心灰意冷。承蒙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张世昌同志诚心地动员我参加民进，我择善而从，在当年11月初加入了民进组织。经年累月，耳濡目染，我真切体悟到民进领导和广大会员与党同心同德、真诚待人处事的高尚品德，因此，我十分信任民进组织，愿在有生之年为西湖区民进组织的发展多做奉献。
追忆民进缘
皓首之年忆往事，多忆是民进。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朋友、老民进会员刘世达、马素娥、邹永福、祝其乐（祝其乐同志是我在杭师读书时的老师，又是我工作的介绍人，他是杭州民进、浙江省民进筹备人之一，曾任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民进中央委员）先后向我介绍民主促进会情况，有意介绍我参加民进。当时杭州市的民进组织在中小学组织各科教研、主办业务讲座等，搞得红红火火，我也曾经想参加。但当时我已是中共党员发展对象，早在1954年上半年，杭州市委基层组织科曾两次派员与我谈话，说党组织很关心我的入党问题，决定我为发展对象，要我马上去西湖区小教党支部书记王凤德老师那里去谈话，然后随时可去组织科填写入党申请材料。当年共产党员在我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我总觉得自己工作没有什么成绩，与入党条件尚有差距，所以党支部谈话我去了，而组织科填表一直没有去。然而，到了1958年，我竟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迁送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无情打击。政治上受迫害，人格受侮辱，家庭受牵连，种种折磨时间长达20多年，可谓人生道路坎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1981年，我被调回西湖小学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家人也从外地调回杭州工作。有如病树寒梅逢盛世，风雨之后见彩虹，我重新鼓起了工作的热情和生活的勇气。1981年，张世昌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民主促进会，让我找到了组织，有了回家的感觉，真是有缘利刀难断。
感受民进情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者有因，恨者有理，这是先人之见。记得参加民进后第一次去民进市委会，我在大门口碰到秘书长陈益群同志，他热情地向我招呼：“朱世清同志，欢迎你！”我呆住了，此时此刻我好像在梦中。“同志，欢迎”这样的招呼我已二十多年没听到了，爱的暖流顷刻间流向我的全身，深情难控，热泪盈眶。在组织处，俞老（俞允之）又热情地招待我，诚恳地与我谈心，要我接受教训，忘记过去，善待自己，宽容他人，放下包袱，振作精神，一切从头开始，前景会更美好。上善若水，句句肺腑言，滋润了我久渴的心田。
1982年7月，民进杭州市委会推荐我去北京参加民进中央学习访问，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在那炎热的夏天，组织处干部蔡荣华同志像大姐姐照顾小弟弟一样，四处奔走，为我做好去北京的一切工作。当时公交车又少，大多靠步行，她视力又不好，看到她满脸汗水、十分吃力的样子，我感到十分内疚。在临走的前一天，她交给我一块联络牌，再三叮嘱，要把它别在胸前，以便在途中与会友联系。果然，当火车驶进嘉兴站时，我发现站台上同样有位别着联络牌的同志，我们互相招手致意，上车后彼此亲密无间，有如故友。在北京下车时，几位民进中央工作的年轻人朝我们奔来，看见我们胸前的牌子后什么也不问，提起我们的行李，带我们上了接送车直奔文化部招待所。先到的同志个个亲切地向我们招呼，有如回到家中。
让我对民进组织充满感恩之情的还有不少事。记得1980年中共中央曾下达45号文件，内容是为我们这样情况的人员补发津贴，我们几位年长的等待了好久却杳无音讯。经查询，西湖区有关部门人员告知说这次补发是有硬杠子的，说我们几位是1952年工资调整过的人员，不在这次补发范围。后来我向杭州市民进领导反映了情况，组织处处长蔡荣华同志听后马上说，他们说法有误，中共中央［45］号文件我们已经学习了，杠子清清楚楚是划在1956年调整的，并把文件交给我看。我把文件交给区教委经办人黄仕清同志，他是个热心而公正的人，即刻去区政府找有关人员进行核实，最后有关部门按文件精神给我们补发了津贴。补发的钱虽不多，但民进组织主持正义、秉公办事的作风让我感受很深。
也还记得，从1983开始我先后参加过民进市委会组织的各类参观学习和自费旅游等活动十余次，每次活动都是这边有民进杭州市委会安排，那边有当地民进领导热情接待，为我们联系吃、住、行，给我们具体安排参观日程，使我们的活动没有后顾之忧。如1992年，我们去福建厦门考察学习，先在福州市参观，当年民进福州市委会只有干部五人，工作很忙，但他们仍为我们安排好一切，晚上还来看望我们。在厦门的几天里，民进厦门市委会给我们安排了一辆专用面包车，每天送我们去各景点参观。我们杭州的25位同志感激不尽，异口同声地说：“全国民进是一家，走到哪里都有亲人，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以上一桩桩的事，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我，“真诚能感天，能动地，能得人心！”我这颗曾经冷漠了的心，再次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从内心信任民进组织。多年来的经历使我进一步领悟到：民进与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战友，同样肩负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光荣历史重任。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忠贞不渝地为民进多干实事，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
心系民进事
发展新会员，增强新生力量。我参加民进以后，对西湖区民进情况不是很了解，对如何开展工作心中无数。1982年上半年，西湖区民进会员在民进市委会开过一次会，会议主持人是俞秋云老师，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能想起来的有俞秋云、李元培、王功炳、李继唐、刘世达。开会前俞秋云给每人分水果糖两颗。开会还分糖，我感到非常有趣。会上没有学习讨论，大家一面吃糖喝茶，一面漫无目的地谈了些民主党派在党的极左路线时期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会议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回家后我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工作，西湖民进怎么发展壮大？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情况，发展新会员，增强实力，扩大影响。民进市委会和张世昌同志都同意我的想法。
于是我开始着手摸底了解情况，先访问老会员。由于老会员早年参加民进，在1957年“整风反右”中大多数受到过冲击，他们与民进组织缺少联系，会员之间也很少往来，因此他们对民进西湖区组织的发展情况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我到民进市委组织处了解情况，组织处也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根据调查的情况，我大致了解到，1958年前，西湖区最早有民进青年中学小组，成员有李继唐、王功炳、来元培。小教支部成员有西湖一小钱惠英、文一街小学斯清、长桥小学刘世达、六和塔小学俞秋云、古荡桥小学马素娥、保俶塔小学张世昌、瓜山小学刘尔熙。1964年9月，青年中学小组撤销，王功炳、来元培并入第三联合支部，刘世达、张世昌、凌士良、俞秋云、斯清等同志组成第四联合支部。
在“整风反右”和“文革”时期，民主党派是打击对象，民进市委会牌子被砸，交出印章，停止一切活动，许多民进会员被残酷批斗，因此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参加民进组织。群众对民进情况不了解，一些党的基层领导对民主党派也有抵触情绪。如有一位教师申请入党，两年杳无音信。后来他想参加民进，学校党支部得知后，马上开会批准他入党。还有一位教师经我们动员，他开始参加民进组织的活动，并有意参加民进，学校党支部书记生气地说，这位老师是我们党支部发展对象，民进怎么不和我们联系就自作主张想发展他了，真是乱弹琴。这都说明当时我们发展会员阻力很大，困难很多。
我深知组织不发展等于无枝之木，难以茂盛。我与张世昌同志商讨，发展新会员以西湖小学为突破口，理由是我们两人都是西湖小学的校长，又是民进会员，西湖小学党支部书记能支持我们工作，民进市委会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就这样我们开始物色和培育发展对象，1982年发展了袁如星、宋玲玲两位老师，1984年发展了诸珣老师。这样西湖小学新老会员有五人。根据民进会章规定，会员五人以上可成立支部，于是我们向民进市委会提出成立民进西湖小学支部申请。1984年10月13日，在西湖小学会议室召开了民进西湖小学支部成立会议，民进市委会、区统战部、区教委都有领导参加。会上由我介绍筹备经过，宣读民进市委会批示。会议确定民进西湖小学支部由我和袁如星担任正、副主任。就这样，我们打响了壮大西湖区民进组织的第一炮。由于后来党对民主党派的关心和支持，民主党派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教师中主动要求参加民主党派的人逐渐增多。1985年5月23日保俶塔小学民进支部成立了，俞秋云和倪国芬老师担任正、副主任（2000年9月改称民进保俶塔实验学校支部，由仓定荣和赵根发担任正、副主任）；1989年10月25日，民进求是小学支部成立，王亚玲和边建平任正、副主任（2003年9月改称民进浙大附小支部，由陆顺英和朱丽莉任正、副主任）；联合支部主任由王功炳、袁宪芬担任，1987年我调西湖联合支部与袁宪芬担任正、副主任；1987年7月民进西湖小学支部撤销，成立西湖退休支部，由诸珣和韩青英任正、副主任。1989年，西湖区民进会员人数发展到42人，民进市委会同意成立民进西湖区总支部，由我和汪文英任正、副主任。民进西湖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在西湖区政府会议室举行，会上由我介绍西湖民进发展概况，宣读杭州民进市委会关于成立民进西湖区总支委员会的批示，接着民进杭州市委会孙鸿恒主委讲话，区委统战部、区政府、区教委领导分别祝贺。民进市委会刘副主委诗兴大发，赋诗一首，当场由宣教处处长张廷叔朗诵，会场一片欢腾，会议一直开到下午5点多才结束。从此西湖区民进在民进杭州市委会领导下，在中共西湖区委和区政府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稳步发展壮大。2000年10月，杭十三中也成立了支部，由王芝平同志担任主任。
在我任期内共发展新会员32人，大多数新会员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在群众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大大增强了民进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西湖区民进现有5个支部，会员118人，现任主任是西溪湿地博物馆副馆长陈渊文，副主任是原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副校长许政频。
积极开展活动，组织会员过好组织生活。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老年新会员，开始对如何搞好组织生活一窍不通，后来工作能取得一点成绩，都是向老支部主任学的，如杭高民进支部主任俞志坚同志、文艺支部主任孙小英同志、小营巷小学支部主任张明华同志等。
榜样有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旧碰到不少困难。如活动经费问题，当时民进市委会经济很困难，不但无力给各支部提供活动经费，相反的还要支部上交会员所交会费的20%。当时我支部有会员14人，规定每人交会费6元，共计84元，上交市委会20%计16.8元，还有三位经济较困难的会员，每人减交3元，计9元，这样支部一年能开支经费只有58.2元。记得当年总支部成立和请肖锋同志讲课用的茶叶也是袁宪芬和徐瑛同志从家里拿来的。幸好有会员设法资助，如徐瑛同志在翠苑小学负责校办厂工作，她先后向老板集资1100元，卢颂平同志向学校集资100元，这才解决了支部经费的燃眉之急。
平常的开支我们想尽办法精打细算，不乱用一分钱，为此闹过几次笑话。如有一次我们到玉泉去过组织生活，为了节省开支，我拿了很多塑料布和报纸，准备席地而坐。想得美美的，准备得好好的，但事与愿违，有五位年老会员根本坐不下去，无奈只有向茶摊租椅子。我感到不好意思，但会员很理解，不但不责怪，还说我会动脑筋，少花钱多办事，说“蛮好蛮好”。那时，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过组织生活的。尽管如此，我们组织生活每年不少于8次。我担任联合支部主任十年中共过组织生活82次，年平均达8.2次。会员出勤率在70%~80%之间，我自己出勤率为100%。每年正月里我都上老会员家慰问，前后为75岁以上会员举行过5次祝寿活动。我深深地感到，支部过好组织生活，平时多关心会员，可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发挥组织的应有作用，我倾注了大量心血，不知放弃了多少休息时间。工作是辛苦的，但内心是充实的。
同志情长，努力为会员排忧解难。我对会员之间真诚的同志情和民进市委会领导无微不至的关爱是深有感受的，它使我在痛苦时得到安慰，在寂寞中感到温暖，我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人间真情。担任总支领导工作以后，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扬民进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去感染周边同志，使会员们在民进组织这个大家庭中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团结一致，共同为祖国和民族的复兴繁荣多做贡献。工作主要分以下三方面：
一是走访会员，了解情况。走访会员，必须找到会员的家，那个时代大家都没电话，势必靠自行车奔走。谁也想不到寻找会员的家会如此困难，20多位会员散居在西湖、上城、下城、拱墅四个区，最远的在灵隐白乐桥，玉皇山脚，菩提寺路，香积寺巷、留下石油地质研究所宿舍等，有的会员家住址连派出所也搞不清楚。第一次我找会员家就花了四天时间，以后进行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访问也要两天时间。我们支部老年体弱的会员较多，我对他们访问的时间一般安排在7月18日至25日和农历正月初四至初十之间，因为这两个时间段是天气暴热暴冷的季节，老年人最容易发病。平时只要会员有病或家中有不顺心事时，我都及时上门或到医院看望。多年来，我自掏腰包购买营养品去看望他们或他们的家属。现在还经常打电话向他们问好。
二是悉心为会员们排忧解难。我是民进会员，为同志排忧解难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事情，我常为此感到欣慰。我自担任民进西联支部和总支主任以来，主动为会员子女上学、转学、就业、调解家庭纠纷等四处奔走，劳心劳力。光参加会员和家属追悼会就达11次之多。有时因事情没有处理好，晚上都会坐卧不宁。例如，1994年，我得知89岁高龄会员刘世达住的房子因年久失修，竹编泥糊墙倾斜，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地面潮湿不堪，严重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刘老也曾提出要求解决，但都无人过问。我得知后立即与区统战部、区教委和有关部门联系，区委书记、区长、教委领导等都先后去刘老家看望。区委罗书记还作了批示，要求区房管局在春节前给予彻底翻修，拆去竹编泥糊墙，砌上砖墙，做好天花板。房子翻新后，刘老高兴得逢人就说：“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民进组织好，我老来享福，在晚年还得到党和民进组织的关怀，住上亮堂堂的房屋。”遗憾的是刘老住上新翻修好的房子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他是带着党和民进组织的温暖离开人间的，他走得很安详。
三是心中有组织，心中有他人。看到民进市委会的经济较困难，为了为市委会节省邮资，我向支部联系人钱江同志提出，以后凡是市委会给西湖区民进支部和会员的刊物以及文件、会员过组织生活的通知等，不用邮寄，全部由我送发。从1988年到1993年的六年间，我坚持不懈地践行自己的承诺，并常为此而感到工作的愉快。
2000年，总支换届我退下来了，可是我的心并没有退下来，我和会员的深情厚谊历久弥坚。逢年过节，天气突变时，我都要向他们问个好，会员生日也会准时去电话祝贺，说声“祝你生日快乐”，言简情深，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我内心也感到无比温暖。有趣的是，有不少会员因年老而记不得自己的生日，当听到我对他们的生日祝贺电话时，他们会开心地哈哈大笑，说：“不好意思，还是你记得我的生日，你真好！”
我坚持搞好民进市委会老龄委组织的学习小组工作。我是1987年参加民进市委会老龄委学习小组学习的，1992年被推选为民进杭州市委会老龄委副主任，我与老龄委主任徐严方负责学习小组领导工作。徐严方同志去世以后，同志们推选我为组长。为提高同志们的学习兴趣，20多年来，我坚持每次学习早到半小时以上，夏天先给他们泡好茶，他们走到就有凉茶喝；冬天做到来一位同志泡一杯茶，他们走到就有热茶喝，并能暖手。为了讨论有中心，有所得，我每次都是学习前准备好发言提纲。会员们都喜欢来参加学习，当年94岁高龄的曾凤悟同志身体不好，他叫老伴和女儿陪他来参加学习；93岁的陆月美同志有时怕迟到，她“打的”来参加学习；朱景时、夏庆莲同志因脚痛走路有困难，他们都拄着拐棍来学习。他们常常高兴地说：“星期四是我感到最轻松愉快的日子。”现年91岁的来健同志（他是全国优秀教师）虽听觉不灵，但他对学习很感兴趣，每次都早到，从不缺席，有事不能参加学习，他准会在前一天来电话请假。现在我们仍坚持不懈地组织学习活动，市委会领导常夸我们精神可嘉。
我今年已经89岁了，许多事情都感到力不从心，但为了老年会员保健需要，我收集、剪贴有关保健资料2900多篇，复印装订成册，已印发了15期给学习小组成员和西湖区民进退休会员及其他有关人员计60多人，颇受同志们欢迎。好几位同志对我说：“你收集的保健资料内容很好，我把它放在枕边，每晚都要看几页。”我想，只要会员喜欢，我会将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
当好政协委员，努力发挥民进会员的作用。1988年，我光荣当选西湖区第一届政协委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担任小组长。在任职期间，我积极发动民进会员撰写提案，每次会议收到的提案中我们民进会员写的提案是比较多的，其中不少提案被市、区级采用，得到领导表扬。
饮水思源，当年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所做的工作乃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西湖民进能顺利开展工作，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民进市委会领导、西湖区统战部和教育局党委的关怀、支持，更是全体会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我支部联系人钱江同志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每次组织生活准到，有事实干，连支部同志和家属去世追悼会也亲临参加，是我学习的榜样。多年来，市、区有关领导部门给了我许多荣誉，就民进市委会从1987年度到2005年度就连续把我评为优秀会员和个人先进，共有荣誉证书和聘书30多本，西湖区区委还奖励我“西湖乐为奖”勋章一枚。
现在我虽已耄耋之年，但我仍将在民进市委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履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做到“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为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而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作者朱世清，1981年加入民进，原民进西湖区总支主任，曾任西湖区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