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教育工作和教育文化研究，二是民进的工作，三是政协的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回忆自己在民进的一些经历。
我的入会
我是在1983年春，经民进省委会批准在湖州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曾任民进嘉兴市委员会第一届（1984年8月至1988年12月）副主委，第二、三、四届（1988年12月至2000年12月）主委，第五届（2000年12月至2006年10月）名誉主委。
我入会的起因，主要是介绍人陆晞白、费在山同志的劝导。
陆晞白同志当时是民进省委会常委、浙江教育学院《教学月刊》主编。我常为《教学月刊》写文章，因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晞白兄对民进很用心。他大概得到民进省委会有关领导的首肯，约我加入民进，并且让湖州民进的同志也来做我的工作。湖州民进的费在山同志很热情、很负责，两次到我家来，并送来了入会申请书。但我还想考虑考虑。当时我的教育科研正在入门，开始参加全省、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在全省、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因此不想把时间用在政治活动上。再者，当时还心有余悸，以为参加政治组织有风险。
正在我“考虑考虑”时，我爱人吴新鸿说了一句：“要么这样吧，我们两人一道参加。万一要去劳动改造，两人一道去，也好有个照应。”她是1964年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当时是省首批18所重点中学湖州中学的物理教师，参加民进也是够条件的。于是我们在1983年3月4日填了入会申请书。民进湖州市委会（筹）于3月6日“同意入会”，民进省委会于3月12日“批准裘樟鑫同志入会”，是浙办字第257号。
我当时出差较多，只参加过湖州民进的一次活动。记得入会不久的一个晚上（当时开会都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吧，到了一所临街的两层楼房的底层，狭长的十多平方米的一个房间，20来个人，大家靠板壁坐在板凳上。中间挂有一只电灯，45支光或者是60支光，大家互相间只能看到个轮廓。记得他们年龄比我们俩大，从谈话内容来看，大多是“文革”前入会的，估计有过坎坷的经历，语带辛酸，因此，氛围沉郁，让人感到压抑。
说来也碰巧，与湖州民进是有缘分的。2012年10月22日，嘉兴政协联谊会的成员到湖州去过老人节，在太湖度假区竟然碰到了湖州退休的民进会员，他们也在那里过老人节。湖州二中的朱茂宪老师见了我简直笑得合不上嘴。童颜鹤发的老会员，满脸春风，哪里还相信曾有过压抑的日子呢。
民进成员在教育界较多，在师范院校较多，因而，民进会员之间有师生关系的就较多。参加民进后，发现在民进里我的老师不少。1986年第二个教师节，我曾写了一篇短文《师忆》，发表在《浙江民进》报上。文中怀念的我在湘湖师范就读时的校长金海观、教导主任周汉、心理学、教育学老师吕凌娟等都是民进的早期会员。我在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的老师有毛昭晰（后为民进省委会主委）、吕漠野（曾任副主委）、任明耀（曾任常委）、马骅（曾任温州民进主委）等。
薪火相传
1984年8月26日，召开嘉兴市区会员大会，建立民进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中共嘉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到会祝贺，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计克敏等出席了大会。全体会员41人，选举宋波南、金松、侯家声、崔钟和我为市委会委员。经民进市委会一届一次会议选举，民进省委会批准，侯家声为主任委员，崔钟和我为副主任委员。
记得这次会议是在中山路原四套班子办公楼召开的。当时大门进去第一排左、右两幢两层楼房是政协办公的地方，右边的二楼是政协会议室，民主党派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我是1983年国庆节后，撤地建市到嘉兴的，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七找八找，才找到会场。大部分同志已经到了。只见有三排桌子。南北横的一排，大概是主席台，坐着领导同志，面对大家；东西竖的两排桌子，每张桌子面对面坐两排会员。我坐在里面一排朝北的座位，离主席台相隔两三个位子。
参加这次会议，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侯家声主委的一句话：裘樟鑫同志，我们还没有见过面，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于是我站起来，向领导坐的一排一鞠躬，向自己坐的一排一鞠躬，转身再向朝南面的一排一鞠躬。听了侯老的话，很内疚，开会前应该去拜访侯老的。吸收这次教训，就学习调查了解嘉兴民进的历史。
1956年，杭州民进派金海观（1956年12月15日成立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后任秘书长）、邱镕钧（嘉兴人，后为民进省委会副秘书长、组织处长）来嘉兴发展民进会员。经老会员回忆，50年代先后入会的有18人（以姓氏笔画为序），嘉兴14人：王雅仙、刘梅芳、 庄逢巽 、许士玠 、吴铭绶、何行、何选庄、沈堃、张昭贞、陈大元、金松、侯家声、俞善吾、徐忠国；平湖3人：王善渠、杜希范、莫善祥；嘉善1人：江蔚云。
民进嘉兴小组成立于1956年底1957年初。关于民进嘉兴小组成立的时间，说法略有不同。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是1957年1月10日。《浙江省党派志》（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一版）第四篇《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员会》对民进嘉兴小组的记载前后不一。第一章《组织》开头说：“‘文革’前，浙江省民进组织除杭州外，只有萧山（1957年成立县委会）、嘉兴（1957年成立筹备小组）、湖州（1959年成立支部）建有组织，其他地区有个别成员。”而在《历年基层组织分布情况一览表》中，1956年全省民进基层组织28个，其中杭州（指杭州市区，包括萧山）27个，嘉兴1个。“一览表”表明，1956年嘉兴已有民进组织。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肝胆常相照——浙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中《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组织历史概况（1951-1990年）》中说：“（民进浙江）省筹委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工作开始有重点地在全省一些市、县展开。1957年1月10日，民进嘉兴筹备小组成立，民进嘉兴筹备小组组长侯家声、副组长许士玠。4月20日，湖州筹备小组成立。6月9日，萧山县正式成立了县委会。”
1957年1月29日，政协嘉兴市（县级）一届十二次常委会增设中国民主促进会为政协界别，增补侯家声为民进界的委员。1957年2月11日至15日，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增选侯家声为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3月11日至18日，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侯家声当选为政协副主席（1962年3月至1964年1月）。当时以民主党派为界别参加政协的有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和九三，而担任副主席的只有侯家声。民进会员金松为教育界政协委员，许士玠为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1962年12月，侯家声列席了民进中央五届三中全会。1963年2月，侯家声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9年，民进嘉兴小组恢复活动，直属民进浙江省委会，由侯家声负责会务工作。1980年12月14日，召开会员大会，成立民进嘉兴市支部，当时共有会员10人，选举侯家声为支部主任，金松、戴劲男为支部委员。
嘉兴民进与杭州民进有着特殊关系。民进省筹委会成立前，杭州民进代行省民进的职权。最先到嘉兴发展会员的是杭州民进。杭州民进与嘉兴民进曾有隶属关系。我主持民进嘉兴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其他地市的民进组织都不请，但总是请杭州民进的领导与省民进领导一起前来指导祝贺的。嘉兴是在萧山后最早建立民进地方组织的，上个世纪90年代，萧山民进的同志曾来嘉兴访问，我和嘉兴民进的同志也曾去萧山回访学习。
嘉兴民进与湖州民进也有着特殊关系。1958年12月，嘉兴专署驻地由嘉兴迁往湖州，会员俞善吾调往湖州。1959年成立民进湖州支部，俞善吾任支部主任，以后任民进湖州市委会第一、第二届主委。继俞善吾后，民进湖州市委会的主委是缪鸿康。有一次，民进省委会在之江饭店开会，我与缪主委和民进绍兴市主委杨明志说起，我们三市民进，基本情况相似，二三百个会员，二三个专职干部，二三万元活动经费，会务工作可以交流交流。大家一拍即合。以后就形成了一年一次的“三兴会议”（湖州原为吴兴）。现在，两州（杭州、湖州）、两兴（嘉兴、绍兴）四地民进组织每年交流一次，关系甚为密切。
1984年8月至1988年12月，民进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时期，为加强基层建设，先后建立了民进市直属中学支部、医卫支部、郊区支部、小教第一支部、小教第二支部、综合支部、秀州中学支部、七中支部。1986年底，市委会分派我到海盐、桐乡县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大力支持，于1987年6月成立了民进嘉兴市海盐县支部，潘海鹏为主任，虞雄伯、李柏元为副主任；12月成立民进嘉兴市桐乡支部，王启明为主任，宋承圆、何养岩为副主任。
期间，民进省委会邱镕钧等同志直接到平湖、嘉善发展会员，建立组织。1983年10月建立了省属民进平湖县支部，1986年12月成立民进平湖县委员会，杜希范为主任委员，胡康基为副主任委员；1984年10月建立民进省属嘉善县支部，1987年5月成立民进嘉善县委员会，糜振宇为主任委员，钱渭雄、成盘吉为副主任委员。1988年10月9日，民进省委会发文，将民进平湖县委会和嘉善县委会划归民进嘉兴市委会领导。
1983年10月，戴劲男为民进嘉兴市委会专职干部，1985年6月任命戴劲男为副秘书长。1984年10月，民进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侯家声、崔钟被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85年3月，民进浙江省委会召开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崔钟、吴新鸿参加了会议，崔钟还出席了民进中央召开的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5年5月，崔钟被增补为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1987年9月，我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民进华东区工作交流研讨会。1988年6月，民进浙江省委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和崔钟被选为民进第四届省委会委员，我还被选为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11月15日，侯家声主委因病久治无效逝世，终年72岁。1988年12月19日至21日，民进嘉兴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6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我接任了民进嘉兴市委会主任。其时，民进嘉兴市委会下属2个县委会，20个直属支部，其中3个县区支部，全市会员229人。
1995年，海宁黄加平同志迫切要求参加民进，经考察，符合入会条件，且可作为“种子”，但海宁还没有民进会员。市里召开政协工作会议，碰到中共海宁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陆致远，说起此事，他马上找来当时在参加会议的海宁统战部副部长，对她说：裘主席看中我们海宁人，这是看得起我们海宁，你们要支持。陆主席的话令人感动。黄加平同志后为民进海宁小组组长、海宁支部主任，后又到政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调顾祺耿为市委会专职干部，其间颇费周折。顾祺耿原为新丰中学教师，其校时属郊区。郊区乡镇教师想调市区的颇多，区教育局为稳定教师队伍，控制乡镇教师调入市区。与区教育局几次协商未成。有一次市委市政府召开旅游工作会议，在实地考察南北湖上谭仙岭时，我向时任市委书记王国平作了汇报，王书记马上找来当时郊区吴德福书记，对他说：民主党派需要干部，你要支持、照顾。于是顾祺耿很快就调入了机关。
1997年，桐乡支部已发展为40人，下设6个小组，迫切要求成立总支。我与中共桐乡市委统战部领导协商同意，于当年9月成立民进桐乡市总支委员会，选举姚利剑为主任，席与琴、何养岩为副主任。
1997年11月20日，民进海盐县支部召开会员大会，成立民进海盐总支部，选举沈建明为总支部主任，陆李松、陆其祥为副主任。
1984年我担任民进市委会副主委时，只有嘉兴、平湖、嘉善有民进组织，市区只有41个会员。2001年民进嘉兴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年轻的王淳同志接任了民进嘉兴市委会第五届主任委员。其时，全市已有377个会员，全市各县、市、区均建立了民进组织，其中县（市）级委员会2个，县（市）级总支2个，县（区）支部2个，县（市）级小组1个，全市共有36个支部。民进在嘉兴的发展，令人欣慰。
情理交融
记得是1988年11月17日至29日，我去北京出席了民进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赴京，对我来说有那么多的第一：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到天安门，第一次到八达岭长城，第一次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议，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与会中央领导合影，第一次见到雷洁琼、赵朴初、冰心等民进中央领导，第一次聆听他们的讲话，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中心、在民进中央的中心共商国是、参政议政。在这么多第一次的经历中，贴近了中国共产党，贴近了民进中央，得到了洗礼、净化、升华。
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开幕式是在拍集体照的大厅旁边的会议室召开的，会场上的椅子是不固定的，不分几排几座，可以自由就座。可见会议既隆重严肃，又亲切坦然。我跟随民进省委会毛昭晰老师坐在会场比较中间的椅子上。毛昭晰老师是名人，中央电视台记者拍了他的近镜头。晚上看新闻联播时，发现我也沾了光，可以清晰地看出，毛老师和我在专心致志地听领导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回来后，向我所在单位市教委王泽仁主任汇报。他也看到了新闻联播中的报道，竟问我组织上对我有什么新安排。我说，我们地市组织，能有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名额、两个民进省委会委员的名额，就足矣。
再一次聆听雷洁琼主席的讲话，是在1990年，我去合肥参加民进华东区工作交流研讨会。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亲临指导，印象最深的是雷主席提出了衡量一个基层组织是不是巩固的五个条件：1、有一个能紧密依靠本单位党组织领导的、热心社会服务的、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2、能正常过好组织生活，使会员有所得；3、能在本单位发挥积极作用；4、能及时了解会员思想，予以帮助；5、能广泛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回嘉兴后，我很快主持召开民进嘉兴市二届六次会议，传达贯彻雷主席提出的要求，会议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努力使嘉兴民进各支部达到这五个条件。《浙江民进》报以《民进嘉兴市二届六次会议指出：要按雷主席提出的五个条件建设好支部》为题作了详细报道。当年10月，市委会召开了自身建设经验交流会，年底评出先进支部6个，先进个人32名。
记得是1997年初吧，民进省委会要求我写篇有关自身建设的文章。于是，我提交了一篇题为《在参政议政中加强自身建设》的文章。后来接到民进中央宣传部的通知，让我到湖南长沙参加6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全国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理论与实践座谈会”，这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发起召开的，各民主党派的6位副主席和宣传部负责人及70位获奖论文的作者参加了会议。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刘延东作了重要讲话，民进中央楚庄副主席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的《试论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功能》、邓伟志副主席的《民主党派与精神文明建设》获全国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理论与实践座谈会论文特别奖。我的论文《在参政议政中加强自身建设》获二等奖，编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统战理论座谈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与会难。这次会议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和社会主义学院中征集到论文182篇，评出特等奖6篇，一等奖12篇，二等奖52篇，只有获奖论文的作者才能参加会议。二是定位严。征集论文和会议通知都是“全国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评审后认为，阐述领导讲话和文件精神的多，创新的少；总结经验的多，上升为科学理论的少。因而会议改为“全国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理论与实践座谈会”。三是办会俭。论文得奖，只发文，不发奖金，论文结集出版，只赠书二本，不发稿费。由于浙江各民主党派只有我的论文获奖而参加会议，返回后向民进省委会和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及中共嘉兴市委统战部作了书面汇报。
2002年12月16日至21日，我去北京参加民进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与民进中央领导吃住在一起，他们平易近人，我觉到非常亲切。会议期间听了许嘉璐主席题为《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在闭幕式上，许主席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讲话，题为《朴实做人，扎实工作，续写民进的新篇章》。“朴实做人，扎实工作”，我很乐意将其作为座右铭。许嘉璐主席还到浙江组参加讨论，并与我们合影。大会吃自助餐，大家自由找座位。我们地方去的同志乐意与许主席等同桌，听他谈笑风生。嘉兴民进在海宁办有一所“开明补习学校”，我想趁机请许主席写个校名。一天，吃早餐时，我向许主席提出了要求，他说：“对不起，不能题词，胡锦涛总书记有严格要求。”我十分理解，“严格要求”，很好。
民进中央领导人也是我的“老师”。从民进领导人的道德文章中，我领悟到四个字：有我，无我。
先说“有我”。93岁高龄的民进中央主席，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曾在民进一次会议上说：“我忽然记起两句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愿意到死之前实践这两句话，也希望我们民进的同志能够广为宣传这两句话。”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出自《大学》，是讲齐家治国的道理的，含义深邃。我把它理解为：自己具有的道德文章，才去要求人家；自己还没有的道德文章，也就不要去非难人家。这是比“以身作则”有更丰富的内涵的。这句话，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也是我自身建设的座右铭。
再说“无我”。民进中央名誉主席、著名文学家冰心写过一篇《我的母亲》。作家笔下的母亲是个最“无我”的人。母亲对人、对物、对事都是“无我”。她对丈夫无我，对叔伯无我，对朋友无我，对子女无我，甚至对佣人也无我；她对钱物无我；她为整洁、勤俭而无我。
在家庭，我应为妻子、子女、亲戚朋友而无我；搞教育，我应为教育、老师、学生而无我；入民进，我应为民进、民进会员而无我；
无我而为公为民，才能真正做到“立会为公”、“参政为民”。
“有我”，“无我”，一时一事，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时时、事事做到，是很难的。我没有做到。但作为一种境界，我是十分仰慕的。
我与民进，有情有理，有情谊的交融，有理性的感悟，以情系之，以理导之。
作者裘樟鑫，1983年加入民进。曾任嘉兴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嘉兴市委会主委、民进浙江省委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