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政党已经成为国家决定政治过程的核心因素。在我国，参政党要与执政党有效互动，实现一定的政治纲领和目标，并维持自身的发展，必须持续地自我完善，即加强自身建设。多年来，随着我国对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参政党建设的认识已经比较清醒、比较深刻，但从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以及公众舆论来检验，还存在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回顾上世纪20年代末第一个民主党派“第三党”的诞生到今天被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曲折历程，如何提高参政党的综合素质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仍是一个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参政党；民主；优良传统；党的领导；人类政治文明
中国的政党制度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2014年春，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概念，突出了民主党派在新历史时期的时代色彩，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的战略思考，对参政党建设提出了适应时代的新要求。现就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有关的几个问题，试作粗浅的讨论。
一、从“资产阶级政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参政党建设与它的性质定位相关，在我国，民主党派是弱势政党，其自身建设一方面随历史的发展进行自我调整，同时，强势的中国共产党总是给予重大影响。上世纪20年代末，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是我国民主党派产生的主要标志。“第三党”对当时社会阶级结构有较深刻的分析，但不赞成中共的纲领和武装斗争，同时严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统治，故人称“七分反蒋，三分反共”。[1]至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现了中国青年党、中国救国联合会、国家社会党等众多的政党。1949年，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同步，经过甄别、撤并，保留了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对民主党派的称说，也有一个趋向名实相符的过程。1935年长征途中，中共《八一宣言》把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性质的组织称为“中间派别”。有论者认为“民主党派”这一概念的运用始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2]实际上，毛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已使用“民主党派”这一概念，在分析形势时，他说：“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它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
民主党派，指“以民主为旗帜，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历史，为国家的社会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一类政党。”[3]在国外，类似性质的政党多称“民主政党”。
新中国建政初期，民主党派被界定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是赞成《共同纲领》，接受中共领导，参加联合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该时期，是我国民主党派参与政权、建功立业最辉煌的时期。1956年1月，中共统战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对民主党派作了新的政治定位，指出：“民主党派不仅已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在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党派。”[4]但好景不长，1957年，中国发生了以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为重点对象的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又成为“资产阶级党政”。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个结论延续到十年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1979年，邓小平在政协会议上为民主党派摘帽，当时的说法是：现在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5]“政治联盟”、“政治力量”是对民主党派的描述，不是实质性定义，含义宽泛，如果缺少特定的语境，不易区别于非政党的其他组织，即缺乏政党的区别性特征。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意见》首次提出“参政党”概念，我国的政党关系被概括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参政就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实践。2013年，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把民主党派的性质概括为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对民主党派新的科学论断，引起人们对中国政党关系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的“最新科学论断”，“极大地推动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深入发展”。该论断的深刻性表现在：（1）准确地指明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通力合作”关系；（2）准确地揭示了民主党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3）准确地确定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参政地位。这里需要说明，按政党政治原理，“政党必须以执政为首要目标”，“在政党政治中，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它们都是阶级的政党，它们组建的目的十分清楚，都是为了获取统治与执政力。否则，它就是一个政治团体，而不是政党。”[6]这是政党政治的“铁律”。中国民主党派固然不是执政党，但并不违背“铁律”，只是它们以参加国家权力、支持辅助中共执政的特殊方式，实现政党的权力目标。这是中国独特的历史状况和政治生态决定的，中国的民主党派只能恪守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根本原则。
新的历史时期，对民主党派准确的政治定位，激发了人们对参政党建设问题的新思考。下面就有关的几个问题，略作刍荛之议。
二、思考之一：弘扬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与参政党建设的关系问题
民主党派在成长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宝贵的优良传统，是很值得珍惜的政治资源，传承这一优良传统是参政党建设永恒的主题。这些传统包括：追求民主，向往光明；多党合作，风雨同舟；坚持真理，正道直行；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学而不厌，知行合一；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等等。
（一）民主党派追求民主，向往光明的传统。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经过分化重组，蒋介石集团依靠实力和权术，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诸多党派相继诞生，其共同的宗旨是以政治民主诉求反对专制独裁。最大的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宣言》中称：“本盟为求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的实现而奋斗，此一目标，始终不变。”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重申：“本盟一向主张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针，同时以此为本盟奋斗的中心目标。”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在民进成立大会上表示：“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民进简单第二条规定：“本会以发扬进步思想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农工民主党是最早的党派，主张“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结束时，宣称：“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给人民民主的权利。”九三学社《成立宣言》声明：“本社同仁，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
1949年，共产党领导成立了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党派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大业。1957年春，中共领袖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给中共提意见，以整顿中共不正之风。民主党派对此一民主政治之实践，无不欢欣鼓舞，以无比高涨的热情响应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殊不知，转瞬之间，整风运动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此后，在一定程度上，“民主”二字几乎成了政治敏感词，“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呼也改成了“无党派人士”，真假民主难以使人道得清说得明。今天，执政党的大政方针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政治文明。我国经济腾飞，举世瞩目，市场经济的民主化是一大要素，呼唤、发展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并驾齐驱，应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选择。民主党派发扬追求民主政治的传统，正当其时。
（二）民主党派与中共亲密合作，风雨同舟的传统。民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件，是一种普世价值。在民主党派为民主政治奔走呼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同样不遗余力地为民主政治大声疾呼，乃至流血牺牲。上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许多社论、评论由主要领导人亲自撰写。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前途充满豪情。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评论：“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样要胜利的。”1944年5月17日社论：“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出产更好一样。”鉴于民主潮流的涌动，迫使国民党也讲“民主”，对此，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8日社论：“目前推行的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力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招牌，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蒋介石政府是扼杀民主的罪魁祸首，1946年2月1日新华日报评论，国民党政府的作风，“和民主政治相距十万八千里”，人们务必看清“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多少。”关于如何实现民主，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规的民主”，“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人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共同的民主政治理想和愿景，铸就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政治基础，多党合作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政党关系的鲜明特色，而且必将薪火相传。
在历史上，民主党派与中共患难与共的关系不但表现在政治活动上，而且还表现在与武装斗争有关的事件上。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有的在物质上技术上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有的冒着极大的风险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上世纪40年代末，大陆基本解放，重庆是国民党孤岛，在他们仓惶出逃台湾的前夕，大批的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现已查明三百三十多人，其中民盟成员就有28人，他们中包括写入《红岩》的陈然、刘思扬、双枪老太婆邓惠中。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员的鲜血流在一起。
（三）民主党派坚持真理、正道直行的传统。民主党派的基本群众是学有所专、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没有掌握行政权力和资本支配能力，专门从事知识创新、文化产品创造和知识文化传播的一族。”［7］西方有哲人称：一个原子能科学家，研究原子物理时，他还不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古代称作“士”。孔子说：“士志于道”，“道”即价值准则。知识分子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模式，形成了独特的品格，如“重道义、轻王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声”、“士可杀而不可辱”、“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代言人，公众的眼睛、社会的良心。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组成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也就成了民主党派的党格。1946年，昆明国民党特务制造谣言，称民盟李公朴、闻一多组织暗杀团，阴谋暴动。民盟召开大会辟谣，李公朴首先被特务枪杀，闻一多拍案而起，表示“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回家的路上又被杀害；又有陶行知不屈不挠，准备着接受特务的第三颗子弹。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天动地。民革陈铭枢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在50年代政治风云突变时，上书毛泽东，直言毛所近者“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直谏，我尚未见。”反对中国“搞俄式的清算斗争”。经济学家马寅初，顶着国家级的批判新人口论风暴，声明：单枪匹马也要“与批判者斗争到底。”他们的坚持与抗争固然招来了不幸，但是他们的浩然正气却是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
三、思考之二：怎样理解“执政党”与“参政党”及其关系
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点。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8］这种领导的方式和途径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领导；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的宣传教育实现党的领导，可以借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为中介实现党的领导；更可以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榜样示范作用实现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富于大众化、人性化。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需要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一）领导与管理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往往被理解为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管理、控制。这是早已习惯了的“党管一切”的治理模式的一种表现。遵循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损害了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现在“党管一切”的口号不再使用，但“路径依赖”现象依旧存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候选人要经中共组织的认可，选举结果要符合中共的“党意”；民主党派吸纳新成员要经统战部门的考察审核，等等。于是民主党派被人称为“听话的乖孩子”。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应当与此有关。试想，让啄木鸟展翅飞翔，多捉些害虫，如何？让牛虻自由地刺激迷糊的牛马，使之及时警醒，如何？让孙悟空跳出如来佛的手掌，来捍卫天下的正义，如何？
民主党派需要领导，也需要管理，在党派关系上，需要重领导轻管理。要使骏马奔腾，就应有一个广阔的草原。
（二）“执政”与“参政”的关系。通俗的理解，执政就是大权在握，参政就支持、辅助行使权力。经典的表述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体现了领导者的大思维、大视野、大智慧。普遍的经验是：行政机关或其他机关，共产党人士任正职，民主党派人士任副职，当助手。当民主党派人士走上科技部、卫生部的正职岗位之后，这个规则已被打破。由此引出的思考是：省市县乡的行政首脑可以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吗？如果可以，那么，是不是民主党派执政呢？如果说执政是指贯彻某一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那么，参政不也是如此吗？执政与参政是不是就是担任正副职的区别呢？执政权理所当然包含了参政权，而参政权不包含执政权，民主党派人士在领导岗位上应当有职有权，但按规则，即使任正职也不是在执政，这又当作何理解？
（三）“进步性”与“先进性”的关系。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核心力量，通常用“先进性”来描述。民主党派则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先进性”与“进步性”应有所区别，有文件规定，参加民主党派之后，可以再参加共产党，而中共党员不再参加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建设也以中共为师。似乎中共党员比民主党派成员高一个层次。先前，以产业工人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则已是有产者。而且，先前被列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范围的知识分子，现在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据此，按一般逻辑，知识分子是不是最富于先进性的社会群体呢？所以，用“先进性”和“进步性”来比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并不是科学的思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各有其社会功能。人们可以说清廉比贪腐高尚，却不能说各有所长的跳高运动员与跳远运动员孰优孰劣。这样的理念溶入了平等的可竞争的意识，将更有利于促进参政党的建设。
四、思考之三：广泛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问题
民主大潮流，后浪推前浪。世界200个国家，1970年民主国家20个，现在约120个。中国政法大学学者杨阳指出：民主的发扬和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是整个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中国也不可能脱离这个趋势。”［9］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也说：“长期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挡住全球民主化的洪流”，“民主赋予现代政治生活以合法性。”［10］近现代民主是源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口号，据马克思的研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不仅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明成果，包括议会制度、政党竞争、权力制衡等，他们至今并未“一天天烂下去”。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不会一无是处、一无用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歧见、思维惯性以及传统的“大国心态”，以为非吾族类便是异端。列宁一生致力于革资本主义的命，仍然肯定：“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的生活。”［12］毛泽东也认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3］以革命导师的立论为依据，有学者直言不讳：“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发展所创造的属于人类共同拥有的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应坚决加以借鉴和吸收。从价值层面看，具体包括分权思想、竞争思想、民主思想、人权思想、权力本位思想、自由思想等。从制度层面看，如竞选制度、代议制度等。”［14］
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人善于理性思维，对客观事物，注重思考好的还是坏的；中国人则善于感性思维，注重思考你的还是我的。西方人学了中国的东西，变为自己的财富，把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改造为文官制度，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用于社会治理，还从《红楼梦》、《三国演义》中发掘出经济管理规律。我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开放的辉煌，但在清朝的关键时期，却因“大国心态”而落伍。统治者认为天朝上国、唯我独尊，洋人送来的自鸣钟，他们认为是怪物；外国人给他们放电影，他们认为是妖魔作祟。慈禧还坚持，司机给她开汽车，必须在她面前以下跪的姿势操作。更荒唐的还有，朝廷有大臣坚信，在城头泼洒粪便等秽物可以打退敌人洋枪洋炮的攻击。今天，清朝早已走进了历史，而“大国心态”未必已经彻底消亡。从历史走向当前，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包容，从愚昧走向文明，正是当务之急。实际上，我们已经采用了源于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刘少奇、胡乔木还曾提议研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选择了进步、文明、开放。我们应当有更多更强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只有以自信垫底，才能更好地鉴别，更好地借鉴，更好地学习。
总之，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治定位，是对民主党派性质问题的新概括，也是对这一论题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建设绕不开民主的话题，而民主政治的话题又绕不开世界民主潮流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借鉴问题。我们期待有关人士以平常的、包容的、非敏感的心态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借此以提高参政建设的水平。
参考文献：
［1］李金河. 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28.
［2］王小鸿. 论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涵［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4）.
［3］孙瑞华. 中国参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3.
［4］萧超然. 中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C］.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247.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186.
［6］季建林. 中东有关国家的政治剧变的启迪：加强和改善执政合法性建设［J］.理论探讨. 2011（4）7.
［7］杨继绳. 中国当代各阶层分析［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250.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41.
［9］马晴然. 民众参与政治是中国新课题［EB/OL］. http:// chinaps.Cass.Cn/ reddcontent.asp?id?id=13290.
［10］［英］戴维·赫尔德.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7.
［12］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8.
［13］毛泽东著作选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751.
［14］文晓明、王立新. 社会主义政治运行机制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97.
作者：民进温州市委会 陈晓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