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的坐标上进行度量，他历经晚清、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至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跌宕，一生经历可谓十分丰富；

从社会的坐标上进行审视，他平生抱教育救国之志，既辗转于江、浙、沪各地悉心种植教育，又漂洋过海奔赴日本和欧美诸国潜心访求学问，毕生为教育，特别是为小学教育的实验和研究不懈努力，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生业绩可谓十分丰硕；

从政治的坐标上进行回溯，他是浙江民进早期发展中重要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曾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和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屡为教育改革、社会发展、民生改善进谏诤言，一生功绩可谓十分丰沛。

从他的身上，折射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他的经历、学识、精神，是一部无字大书，让后人深思。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教育家、算式教学法奠基人俞子夷先生，一位性格坚毅执着、秉持独立思考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课外辅导员”的启蒙

俞子夷(1886-1970)，名旨一，字遒秉，江苏吴县人。

吴县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秦伯在吴地建“勾吴”国，始有历史记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吴县”。作为古吴文化的发源地，吴县历来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兵圣孙武、草圣张旭、塑圣杨惠之、绣圣沈寿和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都是从这块土地走出去，开枝散叶的。

1886年1月3日，吴县城里一个店员之家的小院落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新添了男丁，他就是俞子夷。俞子夷的祖父太平天国时期死在乡间，寡居的祖母带着二女一子从乡村搬到吴县城里，过着艰苦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父亲当然没有机会多上学。略识之无，便被送到店里做学徒。后来的职业是拿薪俸过日子的账房师爷。”孙儿的出生，为这个贫寒的家庭平添了生气与希望。俞子夷有一姊二弟，因为他是长孙，被祖母当做宝贝，幼时过着“唯我独霸”的生活，养成顽强固执、率真耿直、挫亦奋进的个性，这种性情融入了俞子夷的血脉深处，成为他以后专心致志从事教学研究的性格基因。

科举入仕、光宗耀祖，是时人的最高理想。带着父辈的厚望，6岁的俞子夷提着书袋，进了私塾，和一群稚童摇头晃脑地背着四书五经。

父亲是他的贴身“课外辅导员”，一有空闲，就督促他读书、写字，教他珠算、作文，指点他做人、做事之理。小小的算盘上，随着珠子的飞快拨弄，幻变出无穷的新数字，这种新奇感驱动着幼小的俞子夷，他由兴趣而喜欢，由喜欢而乐之，那种拨弄算珠的“范儿”和速度，让父亲这位“导师”自叹不如。父亲的教育有着“俞氏特质”，虽然并不苛严，但很执着。直到暮年，俞子夷仍然不忘父亲隔三差五讲的两句话：做事谨严执着，做人宽容有度。

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国力衰弱，国门洞开，列强入侵，民不聊生，天朝帝国之威荡然无存。俞子夷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社会变化动荡最剧烈的时代。俞子夷年纪虽小，却对时局十分关注。19世纪末，适逢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听得尊长谈时事。有人讲刘永福夜壶阵大打胜仗，听得非常有趣。在姑丈书桌上找到一本石印的小册子，里面都是打胜仗的故事，夜壶阵也在内。统体看过一遍，只能懂得十之三五”。9岁时，甲午惨败，清廷巨额赔款，割地通商，国家的积贫积弱，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8年，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正式启幕，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梁启超领衔倡导的戊戌变法虽只持续了短短百日，却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倡导教育救国。当时的民心也不再静如止水，开始波起微澜。管窥外部剧变中的世界，学习西学接受新事物，寻找改变国弱民穷之路，一颗志向的种子，埋在了13岁的俞子夷心中。

父亲又一次成全了俞子夷，过了新年，亲自送他到当时的新事物——中西学堂里，开始过起寄宿的生活，上半天学英文，下半天学中文。英文由一位教师担任，学生按程度分成四五组。中文分三个班，由三位教师分任。在这样的环境里，俞子夷如鱼得水，其乐无穷。暑假里，父亲经过考查后，教给他一种“独门”方法——查《康熙字典》，把书中的注释一一汇摘，并进行比较、讨论。这种比较、汇集的方法，让俞子夷终生受益，被他当做治学的法宝。

“墨水瓶风潮”的革命演练

生活总是时常考量着人的意志。因父亲生病，经济拮据，1900年，俞子夷失学在家。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筹饷练兵，振兴实业，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同时提出废除科举，办理学堂，派遣留学生。16岁的俞子夷，又一次受到命运的青睐。在姑母的资助下，他从小县城踏入了大上海，进入位于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做中院的六班生。投考南洋公学前夜，父亲郑重其事地问他，愿不愿子承父业？俞子夷低头深思，父亲从事的并不是洋务，既然不是新法，所以不愿接受。父子这番对话的场景，由此带来的命运转折，晚年的俞子夷依然清晰记得。

上海滩的南洋公学，向少年俞子夷开启了一扇窗户。看到耀武扬威走在大街上的各色洋人，读着《支那通史》、《新民丛报》、《国民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刊，他像“开了天眼”，眼界大开，思想激变。但是，南洋公学毕竟是清政府的学堂，要求学生读《东华录》，颂扬圣祖康熙的文治武功，不允许看那些新书刊，所以学生们只能躲在角落，偷偷地翻阅。一位室友藏着《国民报》，俞子夷偷偷地看，用心地悟，发现论调和《新民丛报》大不相同，宣扬民主共和。“共和”这个词，慢慢扎根在他脑海里。在俞子夷眼中，人心思解放，这些进步书刊如春风拂面，是“一种伟大力量的暗流”。

在南洋公学，俞子夷目睹洋人的骄横和清廷的无能，备感屈辱，备感激愤，也备感失望。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清朝最后的摄政王载沣出国赔礼，路过上海时到南洋公学视察，校方要求学生按照“传统惯例”在马路边迎送，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一切，使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的俞子夷，加剧了对清廷的反感，激发了他的反清情绪，而东华馆国文教师便成为了“墨水瓶风潮”的导火线。

1902年11月5日，南洋公学文科教习郭镇瀛走进五班教室，发现教师椅子上摆着一只洗干净的墨水瓶，便武断地认为是学生在故意捉弄他，师道尊严受到挑战，勃然大怒，严词追查。久查无果之下，只好找替罪羊，开除两名无辜学生了事。五班学生强烈反对，全班学生共进退，集体退学以示抗议。在俞子夷看来，因放置墨水瓶而开除学生，简直就是小题大做，非常背时，非常可笑，“国文教员不明白当时学生间偷看革命书刊的暗流，偏偏搭起替天行道的架子来，教我们熟读《东华录》，颂扬‘圣祖’的武功，这是他的不识相处”，成年之后的俞子夷，对此风波还耿耿于怀，“自修前坐在教师椅上玩，原是学生常有的事。乱翻无用的空墨水瓶，不小心留下几个在椅子上，也算不得什么重大的过失…… 他装腔作势，自己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硬要责罚坐在附近的同学，于是弄得全班不服，开始争执”。

校长汪凤藻为了阻止反清情绪的蔓延，当即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此举激起全校学生集体罢课以示抗议，学校无奈请出颇受学生尊敬的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前来调解，亦未奏效。于是，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序，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秩序井然地走出了南洋公学。蔡先生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一起离校。这就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轰动一时的“墨水瓶风潮”。这次反专制教育的退学义举，是俞子夷接受新思想从理论到行动的一次尝试，是他后来反清革命斗争的一次“牛刀小试”。

蔡元培先生的“炸弹专家”

好不容易上了“洋学堂”，可不满两年，竟因学潮而退学，父亲劈头盖脸就对俞子夷一顿责骂。在父亲眼中，和教育当局反抗是大不敬。俞子夷沉默着，坚持着，不久，他从同学口中得知蔡元培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与南洋公学部分退学同学成立爱国学社的消息后，非常激动，面陈父亲请求加入。父亲三番五次开导俞子夷，“他们是一群胡闹的学生，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为前途着想，还不如想方设法重返南洋公学，这才是上策。实在不愿意的话，就改学电报。父亲苦口婆心也好，严词厉色也好，总而言之，坚决反对俞子夷加入爱国学社。被逼无奈，俞子夷上演了一出“私奔”，不辞而别赶赴沪上，与一批抱有共同志向的同学加入爱国学社，从此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其时，蔡元培不顾爱子病剧，正在南京四处奔走，为学社筹措经费。爱国学社的成立，使分散的同学重新集合起来。后来，嘉兴秀洲中学、南京陆师学堂，先后发生学生风潮， 退学的学生相继加入， 集结在学社旗下。

爱国学社的历史，是晚清民主革命探索的一个缩影。学社的教师，许多在当时的中国大名鼎鼎，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席之地，如章太炎、蔡元培、蒋维乔、黄宗仰等。在学社的三楼上，邹容埋首著作，完成了他的警世之作《革命军》。学社里新风拂面，一群青年人或穿着长衫，或穿着西装，或穿着制服，大庭广众中辩论革命与改良、共和与宪政的场景，时常可以看见。学生堂堂正正地看那些新书，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大家争相传阅，一起交流。“学社里功课，种类和南洋差不多，内容却焕然一新。章师炳麟讲政治学，乌目山僧（黄宗仰）讲佛经。体操改兵式。英文读“好公民”。仿佛有一种趋向，注意多集中在社会政治方面。”

一张上海滩不起眼的小报《苏报》，因刊登“墨水瓶风潮”而声名鹊起，并开辟专栏，邀请蔡元培、章太炎等撰文，畅谈革命，时人争看。爱国学社设有附小，俞子夷兼教算学。借着革命风潮，学校里办了《童子世界》刊物，以儿童的语境宣传革命，因风头太盛，引起了上海道和巡捕房的注意。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主动投狱，蔡元培避走青岛，爱国学社遭封查停办。

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这一次，俞子夷没有回家“听父垂训”，而是与几个同学一起藏在轮船的货舱里，漂洋过海，流亡日本。他住在东京的一所下宿里，一面补习语言，一面翻译书稿，日子艰难。一天，俞子夷听说有一位“御祥客”光临，甫一见面，原来是爱国名师、专司宣传革命佛经的乌目山僧黄宗仰。俞子夷喜出望外，因为在爱国学社时，黄宗仰曾用革命的意义解说佛经，当时讲堂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通过接触，俞子夷发现，黄宗仰住在一处名为“中山方”的地方，主人姓廖，表面看是个古董商，实则是位“神秘客”，事后方知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秘密机关。

1903年秋，在黄宗仰的介绍下，俞子夷来到横滨的中华学堂教珠算。次年端午节前，清廷派某贝子出洋，路过横滨，驻日领事命令商店学堂的华人挂龙旗欢迎。俞子夷和几个同事心生反感，想起载沣出国赔礼路过上海，参观南洋公学时上演过那幕热闹的怪剧，实在是爱国志士的奇耻大辱，这次正好可以报仇雪耻。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来一块黑布，缝在竹竿上，悬放在沿街的窗口，以示奚落。此事被领事馆发现，下令追查。中华学堂立即召开董事会，意见不一。因这所学堂与孙中山有关，为了中山先生的安全着想，俞子夷等几人被解职离校。俞子夷当即乘船回国，此次鲁莽的反清行为，画上了句号。

1904年初夏，俞子夷回到上海，适逢蔡元培在上海主持爱国女学。在蔡先生的介绍下，俞子夷先来到新民学堂教数学，之后转入爱国女学。其时，俞子夷受蔡元培之托，着手研制炸药与毒药。科学本是俞子夷的爱好，“前因是父亲买来的天文挂图和格致须知；后因却是用科学来做实施革命的一种工具。我们弄爆炸药，我们弄毒药，我们弄秘密通信药。这一种暗流的力量，使得我一面教、一面学，自己得到不少益处”。当时革命者的思想中，或者暴动，或者暗杀，都是革命的手段，应用化学在革命中的用途很多，毒药是一种，秘密通讯也是一种，爆炸药又是一种。在俞子夷看来，研究并推广化学是件快乐的事情，不仅能直接推动革命，而且可以间接地培养革命人才。

当时参与试制炸药的是革命组织暗杀团，地点设在偏僻的弄堂里。反清志士何海樵（暗杀团领导者）曾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随后俞子夷、刘光汉等人也相继加入。入会仪式很隆重，也很神秘，甚至有些神圣。何海樵“正襟危坐，讲了一篇革命的意义。还有一连串的愿词，要我们学到能天天背诵。楼下设一香案，点烛上香，一一拜过了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一只雌鸡，捉将起来，颈下一刀，鲜血直流到一只饭碗里。师生依次用刀口在左手无名指上一划，各人的指血，一一滴下。何先生拔一支羽毛，把碗中血搅和。排班立正，闭目默念愿词。念毕，碗里血分倒入小酒杯中，各人一杯，一饮而尽。这叫歃血，要是泄露秘密，严厉的处罚，与自己生命攸关”。

是年冬，蔡元培与陶成章等在上海组建光复会，俞子夷参与了筹建工作，并起草光复会章程，经蔡元培修改后，他用氯化钴液誊抄在老式的文格纸上，格内抄写了一篇古文，章程隐藏在行间。因是革命的秘密组织，所以有一套通讯暗语，均用商业词汇代替，人人都有代号，俞子夷是“怡康”。光复会成立后，黄兴、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常来爱国女学商量大事，俞子夷参与其中，乐此不疲。

为了能在研制炸药和毒药方面取得新进展，借芜湖安徽公学校长赴沪聘请化学教员之机，1905年，蔡元培介绍俞子夷到安徽公学教化学，暗地里加紧研究毒药。对这项秘密的“主业”，俞子夷相当投入，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解氯气的毒性究竟有多少，他亲自尝试，如痴如醉，“右手揭开氯气瓶上的玻璃片，空气中略微有些甜臭。俯身到瓶口，鼻子向瓶中用力一吸。呀！书上说的刺激性的臭味，要这样才能嗅到。嗅到这臭味便不得了！ 一阵头昏，眼前黑暗，房屋摇动，知觉模糊。左手里的酒精灯，略近鼻尖。一阵清凉，渐渐苏醒过来。事后，头痛了半天”。

为了能有一个统一的革命领导核心，蔡元培将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俞子夷便成为同盟会会员。后来蔡元培赴德留学，临走前，托重任于回到上海的俞子夷，将光复会的文件、工具、书籍等一并交他保管。因蔡元培的离去，爱国女学易为蒋维乔主持，学校的革命色彩逐渐淡化。

交白卷逼出的“通省之冠”

1906年，经蔡元培介绍，俞子夷来到黄炎培主持的浦东中学前身广明学堂教授小学理科算术。那时，广明学堂已从培育储备革命志士的狭义教育机关，变成为国树人、教育少年的广义的教育机构。由此，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俞子夷的教育情怀渐渐地显山露水，成为人生的又一个大转折。

1907年，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聘请黄炎培担任校长。黄炎培将广明学堂并入了浦东中学，俞子夷留任该校，改教动物、植物等新课。因儿时的性格养成，俞子夷凡事非常认真、执着，自己专心致志备课，见缝插针授课，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俞子夷认为，好心和付出必然会有好结果，没想到学生们并不领情，把他的这种执着视为压力和苛刻。1908年暑假前的大考，有一班学生全部交上白卷，以示不满。此举让俞子夷既尴尬又吃惊，无奈之下，学校将他调至附属小学——青墩小学。

青墩小学地处浦东川沙，是一所由半个龙王庙改成的乡村小学。浦东六里桥，满眼青葱，一派田园风光，自然界现实的教材，俯首可拾。俞子夷利用乡村特有的大自然教材，活学活用，实地观察，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与大城市的学校教学有异，乡村小学的教学可以借助实地观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到果实的构造与功能，从蛇与青蛙舌头的区别到河豚毒的研究，所有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书本知识与实践生活完美地结合。“俞子夷借助简单的仪器、实物样品、图表，采用问答、观察、讲解、研究以及校外参观等教法，把学生的好奇心和已有的经验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这种切合学生需要、又生动有趣的教学，学生很喜爱。”俞子夷与学生同吃、同住、同行，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与他们朝夕相伴，时聊家常，正如俞子夷本人所说：“人生顶快乐的莫如爱，我真爱他们，他们也真爱我。”

1908年的一天，俞子夷上自然常识课，他别出心裁，将一、二年级与三、四年级编为两组，在同一教室里讲同样的内容，这就是他复式教学的发端。课堂上，师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补充，学生参与度高，互动性强，气氛活跃。这一幕，给一位听课的老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就是省城派来的视学侯鸿鉴。“侯视学到乡间视察，参观了我一节单级理科。我的单级教法没有师承，完全杜撰。侯先生看过以后，当面并无半句指示。事后在沙川城里召集各校长开会，凤校长回来告诉我说，省视学报告，我的单级理科可以算是全县第一。”俞子夷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视学的赞赏，他在给省里的报告中称赞俞子夷精于教授，并高度评价为“通省之冠”。年轻的俞子夷自此开始在教育界初露锋芒，这为他以后在中国首创单级复式教学法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他也在这一领域开启了人生新起点。

单级复式教学法的东渡“取经”

革命风潮的此起彼伏，让晚清政府感受到如同坐在火山口。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准备实行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系列改革举措。1907年又宣布召开国会的期限，看似要顺天应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然在俞子夷眼中，这只不过是一种延缓革命的骗局。

1909年，江苏省教育会组织了一个精微的考察团，目的地日本，目标是学习考察单级复式教学，团员三人，俞子夷和上海龙门师范的杨保恒、南通师范的周维城。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教育是私塾，教师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往往是轮流叫到自己面前耳提面命，教学效率低下，更何谈因材施教。当时，社会精英期望“教育救国”，教育家提倡义务教育，想要把教育普及到经济落后的广袤乡村，单级复式教学法是一剂良方。

所谓复式，即“教师在同一教室、同一课时内，用不同教材，或同教材异程度，将直接教学与学生的自动作业配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所谓单级，即“全校各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个教室由一位教师实施复式教学”。

俞子夷他们赴日考察之前，中国虽然有单级与复式之名，却只是教育家们口头上说说而已，没有真正施行。在俞子夷眼中，“只听到大人先生们谈话中说着，但是始终不明白究竟怎样教，才能和私塾的情形区别。他们口头虽然谈到，恐怕也未必有比我们更深切的认识”。与杨保恒、周维城同行“取经”，俞子夷既觉得开心又身负压力。“江苏省教育会决定派遣三人，东渡研究单级教法。被派者，一位是上海龙门师范里办小学富有经验的杨兄保恒，一位是南通师范高材生周兄维城。一个无名小卒的我，居然也嵌在里头，真是意想不到的荣幸！”他觉得跟着两位名家学习一定能获益良多，“这一个鼓励，使我化了很多的岁月，潜心学习教的方法和技术，竟把我的生活转了一个方向”。

考察团以东京高师附小为主要对象，接连参观了四五周，与日本教师详细交流。在此过程中，俞子夷认真听讲，详细记录，整理比较，全面了解单级复式教学的理论、实施步骤、方法，并加上自己的理解、吸收、消化，形成独特的认识。

三个月的考察之后，江苏省教育会召开演讲会，演讲者是考察团的三个成员，听众为各个学校的教师。俞子夷讲授单级课堂教学，连比划加板书，连比喻加阐释，时不时还“抖”出一个故事，生动有趣，听众不时地会心大笑，掌声一阵接着一阵。

为了将考察所得在中国移植和推广，考察团成员在上海设立单级教授练习所，共办两期，招收20至30岁有毕业文凭且富经验的教师为学员，第二期还招收了外省的学员，俞子夷负责讲教法实际。教师一招一式的示范，学员轮流实习演练，练习所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成了推广单级教学法的“黄埔军校”。

1910年秋，随着练习所的结束，俞子夷又回到浦东中学，在小学部教高小算术、理科和英文。1912年，江苏两级师范改为江苏第一师范，聘请俞子夷任教。他便将在日本考察所得在附小试验算术教学，学生兴致盎然，竖着耳朵听讲，眼睛睁得滚圆。这一年，24岁的俞子夷完成了终身大事，与潘志祝结婚，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家庭。

俞子夷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者，在复式教学法上独树一帜。不久，清廷学部认可了单级复式教学法，但在朝廷腐败无能、百姓民不聊生的岁月，俞子夷的单级复式教学法，仅仅只是“盆景”，难以成为“园林”，更莫谈“满眼绿地”了。

俞子夷更是个理论上的探索者，这一探索，横亘近半个世纪。他的有关单级复式教学法代表性著作，是1950年华北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复式教学法》。书分九章，包括复式教学法概述、设备和布置、班组的编制、座位的排列、课程的配合、日课表、教学计划、国语科的自动学习、算术课的自动学习等。

无论是在教师讨论会上，还是在他的论著中，无论是作为旧中国的普通教师，还是担任新中国的教育厅长，俞子夷反复强调“科学的方法”。在他眼中，单级复式这种多班级的编制方式，如果用两种以上不同的教材同时来教两组以上程度不同的学生时，优点一目了然，不足亦难避免。因为是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学习效率下降，且难于管理。

作为这一领域的“名医”，俞子夷望闻问切，开出处方。他认为，要掌控好时间和节奏，在顺序上做到科学合理，不能颠倒先后。教与学应该互有体现，教师要循循善诱、学生要主动学习，光有教师教没有学生学，是达不到效果的。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唯我”，一味单纯地灌输知识进行填鸭式教学；二是“无我”，对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放任自流，影响学习效率。

设计教学法的“本土化”

1908年的“交白卷事件”，促动俞子夷深思，与其单纯地教授学生知识，还不如在教学方法上下一番苦功。机缘巧合，一次学习欧美小学教育的万里之行，适时启航了。

辛亥革命后，江苏宣布独立。热心教育的江苏都督府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于1913年冬组织教育考察团，远赴欧美。考察团成员为郭秉文、陈容和俞子夷，郭、陈均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的学生，陈容还是俞子夷在南洋公学的同学和浦东中学同事。

当时，郭、陈已在美国，俞子夷便只身赴美，与他们会合。除了参观南北城乡教育和师院附小开阔视野外，大多数时间，俞子夷栖身在哥伦比亚师范院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料。时间一久，图书馆里的几位管理员，都认识了这个整天泡在书堆里的“ChinaYu”，经常友善地递上一杯热咖啡。在这里，人人都是俞子夷的老师，他向陈容学习古文，向郭秉文学习洋文，向认识的留学生了解教法课程，时常辩论。考察中，俞子夷特别致力于小学算术教学研究，一本一本“啃”美国的算术教材，利用他山之石，为自己研究算术教法和编著教材积淀养分。

1914年，三人从美国赴英、法、德等国考察，抵达柏林不久，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局势异常紧张。为安全计，俞子夷经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匆匆结束了欧美考察行程。

1918年，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创造的设计教学法传入中国，引起了俞子夷的关注。设计教学法是当时中国教育实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大的特点是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经验，淡化具体的知识点和教师的组织引导作用，让学生做自己的主人。

是时，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不久，这里成为他实践的园地。他投石问路，先在一年级进行设计教学法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一位教师教低级复式算术，一年生不会自动，没有自动工作，常常坐着空等。不耐久等，便高声谈话，或竟争吵。因此，声音冲突，秩序混乱，弄得二年生也上不成课。这似乎是训育问题，或者仍旧是教学问题。”俞子夷用心观察，“我先实地参观了两三次，算是诊断。推测病源后，找不到适当的教具。走到寓主人的书楼上，看到有若干切小的图书纸。向主人讨了几张，回到自己房里，剪成适当大小，写上数目字，造成了一副练习片。十几片一叠，很精巧玲珑。做好片子，再拟了一个最简单的练习法，自己先试了几遍。下一天，再去参观了一次。等他退课时，拿出片子来和他玩了几遍。我问：‘这样玩法小孩子学得会吗？’ 他说：‘可以。’隔了一天，再去参观，一年生已经会得用片子自己玩了。在玩片子中练习算术，不呆坐、不谈话、不争吵。有了自动的工具，便有自动的工作。”

俞子夷总结教训，将课程分为语言文字、动手制作、各种游戏、唱歌舞蹈等四类，布置了对应的四间教室，一、二年级三个班和幼儿园轮流使用，设立一位指导负总责。打破科目的界限，虽然教材还是预定好的，但上课时间改用分数制，每天上课，开始是几分钟的谈话，然后进行教学。课后，俞子夷与教师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对一天的教学进行回顾，并计划好第二天的工作重点。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1918年至1926年的九年间，中国社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国民党、共产党先后成立。这九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这一亩三分地，俞子夷的专长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研究落地生根，他按照自己设计的教学法在小学进行教育实验。“在苏州的七年，只能小规模地尝试，多方面地交换，把教育各部门学得初步的概略。在南京的九年，环境、经济、人事都比苏州优异，所以能放大胆子，凭着理想，做种种比较实验。设备、编制、训育、课程、教材、课外作业、教法、行政、儿童自治、测验、考试、记分法等等，凡是直接间接和小学教育有关系的，凡是觉得有问题的，差不多都做过实验。范围小的，不过一班一级；大的或及全校。时期短的，不过几星期；长的或达几年。有的在平常状态中进行；有的严密控制着。南高、东大的教授们，都是我的教师。跟着他们实验，我仿佛做了一个研究生。这是我最得意的。”

俞子夷如此这般，把水土不服的克伯屈“洋经”，成功地改造成“中国品牌”。对他的设计教学法实验，也许，后人的评价更加客观理性：“坚持谨慎的态度、注重利用各种教学方法的长处、使设计教学法中国化，这些都让他走了一条教育实验和教育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不错的实验效果。这对我们在当今学习国外教育教学方法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教授经济观与“心的科学”

五四运动的爆发，点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在这个社会思潮的迸发期，百家争鸣，观点激辩，学校更是如此。俞子夷感知到浓浓的政治氛围，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走上街头游行，与教师同行辩论，在一场“国家主义教育好还是社会主义教育好”的辩论中，俞子夷大力鼓掌，大声喊好，为自己支持认同的“社会主义教育好”一方助威。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期间，受两次出国考察的影响，俞子夷思想发生根本性转折，从热衷于反清革命转向投身教育救国，从普通的任课教师转变为执着的教育研究者，且渐向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蜕变。

家学渊源，俞子夷自小就对珠算感兴趣，无论是在爱国学社附小，还是在日本横滨的华侨子弟学校，都是司教算术。在几次出洋考察过程中，他对算术教学特别在意和用心，图书馆里埋首，与国际同行探讨，在校园里面实验，亦思亦行，潜心求索算术教学，“教材精简、细分步骤、原集中者分散，用货币作学习小数之出发点，以及着重度、量、衡单位之实测等等，确有比较进步、合理者”。1916年和1918年，俞子夷分别出版《国民新体算术教科书》和《数学讲义》，作为初小用算术教科书和供小学教师进修用的数学讲义；1917年和1918年，在《教育杂志》发表《算术教授之科学研究》和《算术教授革新之研究》等论文。俞子夷的目光，始终盯着算术教学研究最前沿。

1924年，俞子夷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算学教学法概要》，被董远骞认为是“国人自编算术教学法的雏形”。之后，他花费心血编写《小学算术教学法》，成为我国较早的算术教法教科书。书分六章，脉络清晰，即小学校算术教法的经过大略；学习的组织；练习与养成习惯；思考推理；个性的差异；成绩考查。俞子夷主张以笔算为基础，珠算与笔算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符合教学效益最大化的原理。1937年，他撰写出版《笔算珠算混合教学法》（又称《珠联笔合》），后来，又在国民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把珠笔算混合教学作为教育实验的课题，在这项事业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是俞子夷教育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他除了将设计教学法应用到乡村小学之外，不忘研究教学与教法， 形成了教学“三观”，即教学经济观、教法科学观、教法艺术观。

教学经济观，即教学优化的思想，概念初见于俞子夷1918年发表的《算术教授革新之研究》中。他提出，平常教学应当将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与收到的效果进行比较，这是“教授之经济观”。其含义为，如果教学花费的精力、时间，投入的财力、物力的消耗量超过完成目标所需，就是浪费；如果用最少的消耗收获最大的效果，就是节约，就是经济。

与教学经济观相适应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选择教材，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为了用最少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实现效果最大化，必须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这样才符合教学的经济观。

“教学法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924年，俞子夷根据研究所得发表《教学法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一文。俞子夷说，老师教学生，如果没有科学的依据，就好像盲人骑瞎马，非常危险，会误人子弟。俞子夷的教法科学观涵盖几个方面：其一，教学法是“心的科学”。他认为，教员的活动比工程师、医生、矿师等复杂，除了要懂得生理科学，更要掌握心理科学，“教学法以心的科学为理论依据”。其二，教育测验应着重科学化。他厘清教育测验在教法科学化中的重要性，认为心理学只是理论上的依据，要想让学生掌握技能，必须进行充分的练习，因此特别提倡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教育测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其三，开展教法的科学研究。从教学的实际出发，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找到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探索科学的根据。

“教员的教学活动比戏剧家、文学家、美术家的艺术更复杂，除了要尽情表现外，还得要以学生为中心，一定要让学生听得懂、看得懂，真正掌握知识和技能”，这就是俞子夷教法的艺术观。

俞子夷进而层层剖析：教学的艺术一定要以科学理论作基础，教学的方式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科学理论这个“宗”；引导学生自愿主动学习，教学包含教与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教师要适应学生的心理需求，充分展示教学艺术，介绍、传达、引导学生自愿主动地学习；学之不如好之、乐之，每个学生的兴趣不一，尊重学生的兴趣所在，利用兴趣促进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的成功中收获快乐，进而促进学生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取得进步，这是教师的“真功夫”；教师要时刻修炼教学的艺术手腕，在教的过程中，把每一个教学艺术细胞都活跃起来，声音的高低、轻重，笑容和教学姿势，字句的组织，都成为学生的“学习营养品”。

无论旧社会，还是新时代，教学“三观”，如一条绵绵不绝的主线，贯穿于俞子夷的教育生涯。他的理念和实践，对修正当下一切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陈弊，尤有启迪。

不能“只顾着自己坐飞机”

城市地理学认为，城市具有集聚和扩散两种功能，通过前者，城市能汇聚外来物质、人口、信息、文化；通过后者，城市又能利用各种渠道、途径、方式将之传播至腹地，以推进区域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城市的集聚和扩散具有分级性，先由中心城市辐射到周边县城，次由县城辐射到大的集镇，再由集镇辐射至乡村。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城乡教育差距较大，新兴教育集中于城市，乡村还是以传统的私塾为主。当时，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提出了乡村教育思潮，他们身体力行，前者于1927年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后者在河北定县搞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此时，又一位影响俞子夷至深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清末民初教育家、同济大学第五任校长袁希涛。袁希涛看到俞子夷专注于自己的试验田，就说他“只顾自己坐飞机，忘记了全国乡村孩子赤着脚在步行”。俞子夷听进去了，也有了行动，“这似乎责备我舍本逐末。我自知太偏重城市，所以在南京附近乡村中设了一个分部。有一年并且得到一个机会，在江苏省参观了好几县的乡村小学，乡村的生活情形，当然比城市简单。但是教育的根本方法和技术，实在没有城乡的区别。我们的实验，除极少数部分外，都可以适用到乡村，只要乡村的教师会用，愿意用”。

几个月时间里，俞子夷马不停蹄，无锡、江阴、淮阴，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跑，推开一所又一所乡村小学的门，校长、教师，家长、学生，一个一个地聊，搞调查研究，写下参观感想，发表调查报告。1927年，一本日记体著作《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日记》面世。

这本俞子夷呕心沥血之作，以研究型的乡村单级小学女教师杨萱妹为塑造对象，主要写她从1925年8月21日至次年的7月19日教学、研究和生活的经历。全书以时间为序，分行政、管理卫生、训育、课程、教法、成绩考查、家庭社会关系等大类，每个大类又分成很多方面，共有333篇，30余万字。书的核心是以《新教育法的原理》为依据，改革乡村小学教学方法，在广袤的乡村种植教育。在俞子夷的思维中，乡村小学教学有三个关键词：

把握：新教育法的五要点。承认学生的人格适应个性；教员引导学生自愿去学；教材要符合社会与学生的需要；用协作互助代替竞争；教育的目标，是要养成学生的创造力。日记中记载了一个对学习没有兴趣、功课成绩很差的刘姓学生，在设计教学法开始实行后，他仍然既无主见，也无恒心。后来，杨老师渐渐发现他的兴趣在鸭子身上，于是因势利导，尊重他的兴趣，并将他的兴趣逐渐引导到作业上去，比如请他上台讲鸭子的故事，把故事做成一本带插图的书，恳亲会由刘生编导进行以鸭子为主题的表演。自从研究了鸭子问题以后，刘生对于平常各科的注意力持续得更长久。

互动：教育实验的五种设计。第一是早会的设计。早上15分钟的共同教学叫早会，学生自由提问，师生共同问答讨论，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第二是各门学科的设计。日记中有书法量表的应用设计、算术练习测验的设计、“五四”历史故事的设计、烹饪裁缝的设计等等。第三是节日的设计。包括植树节、清明节、立夏节、端午节、双十节和冬至节、新年等节日的设计。第四是学校活动的设计。如恳亲会的设计、星六会的设计、学童子军的设计、我们的运动场问题的设计等等。运动场的设计是因学生早会看到运动设备引发的讨论而起，从而使学生们通过了解运动器材而减少运动风险。第五则是以前面所讲刘生为个案的个人连续设计。

探索：教育的两大社会化。在俞子夷看来，社会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学校组织的社会化，二是学校与社会的接触。日记中的杨老师，曾主张将恳亲会变成永久性的地方教育机关，家校合作，逐步开展成人教育、补习教育和公民休闲教育，后来便成立了进益会。学生们受此影响，成立了类似学生自治组织的“好学生会”，以人为本，合作互助。

教育的“国化与乡化”

1926年秋，俞子夷来到杭州，受聘任教于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师范部，并主持附小工作。时年他40岁，从此与浙江、与杭州结下余生之缘。

西子湖的灵性驿动着他的教育情怀，为他实现教育救国之志提供了更大的舞台。1927年5月，俞子夷到浙江省教育厅任科长，主持初等教育工作。同年8月，第三中山大学成立，试行大学区制，俞子夷任大学区初等教育主任。1929年停办大学区制，第三中山大学改成浙江大学，他担任秘书、注册主任和教育系教授，同时，在杭州女子中学、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师范学校兼课。1933年，俞子夷辞去大学行政职务，一门心思从事教育研究。此后到1937年，俞子夷整理了许多小学教材教法和算术教学法，《小学算术科教学法》、《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小学教学漫谈》、《教学法上所根据的几个重要原则》等，一系列论文论著陆续面世，确立了中国小学算术教学法奠基人的地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全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战乱年代，俞子夷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对于教育的一腔热情始终未变，“抗战八年，寓居三迁。多接近实际，并鉴于过去种种碰壁，思想、工作有不少修补。主要有二：国化（民族化），取洋之长，以补国之短。移植必服水土，乃能生根。全盘洋化或洋化过度，不合国情，所长变所短，无益而有害。接近乡村之日久，故知须乡村化。国化而只适于大城市，对绝大多数乡村仍无裨益，则国化不能彻底”。

在俞子夷看来，教育在于开启民智，“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国外的教育只有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洋为中用”，全盘照搬有害少益，教育首先要“中国化”。城市更容易最先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教育，而国化并不止于城市，只有广大的乡村普及了教育，才是真正的国化。俞子夷特别强调结合乡村特点进行乡村教育的普及，并主张重建一套“国产”的教法，在城市和乡村的学校搞教育实验，培养师资，提高教师水平。

1937年11月，随着日寇铁蹄临近，东南沿海形势吃紧，为避战祸，浙江大学迁至建德，作为浙大教育系教授，俞子夷携家随迁。此后，浙江大学再迁往江西泰和、宜山等地，因家人体弱，迁徙不便，俞子夷决定留在建德，在随浙大搬迁建德的杭州师范学校上课。不久，学校解散，他们一家前往汤溪峡谷的上王村避难，在下王小学开设的初中补习班教物理和植物等课。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叫王渭铨的孩子，走进了俞子夷的视野，走进了他的教学研究，也走进了他的书里。在上王村，俞子夷住在王姓人家。房东12岁的幼子王渭铨，上小学五年级，是个“调皮鬼”，一到上学就昏昏沉沉，一出教室就跑个没影，还时不时有左邻右舍上门告状，家人除了打骂之外无可奈何，孩子自己也是自暴自弃。俞子夷盯上这个孩子，1938年暑假时，帮他补习国语和算术，用游戏的方法教他学习四则运算，每天记录其作业的进步情况，并根据其实际水平拟出相应的习题进行考查，对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进步给予表扬。慢慢地，孩子把埋在心里的话道了出来，“闷葫芦”有了笑脸；安安静静听讲，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父母眼中的“愚顽儿”爱读书了；告状的人少了，邻居头痛的“闯祸大王”变懂事了。

根据王渭铨的变化，1938年，俞子夷写成影响深远的《教算一得》。该书共32章，以实例说明加法、珠算加法和乘法，探讨了订正错误的方法，还论述了教学相长、学习的转移、学习的副成就等理论性问题。在俞子夷眼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每一个孩子都是可以塑造的，只要建立其学习的自信，就能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进而收获学习的成功。

1939年夏的松阳县古市镇，经常有一顶椅子扎起来的“轿子”出没在街市。原来，湘湖师范迁到了古市，俞子夷受邀任教，先教小学的教材和教法，之后再教物理。当时，俞子夷身体虚弱，上高年级普师班课时，是用简易“轿子”由工友抬到学校的。学生们远远地看到他来了，便回到教室静静地等候。湘湖师范有第二课堂，有的学生选了无线电收发报兴趣小组。课堂上，俞子夷先讲理论，再让学生戴上耳机听“的的大”的响声，同学们兴趣倍增。

1940年，教育部要求湘湖师范设立国民教育实验区，俞子夷兼任主任。他亲自编写实验教材和各种辅导材料，进行具体的教育实验，研究个案，逐次视导，忙得不亦乐乎。1942年夏，日军逼近浙南，湘师被迫再迁至龙泉、庆元等地。是时，俞子夷因病停留，后日寇进犯到松阳时，他只得举家转移，途中遭劫，后艰难辗转至浙江临时省会云和。1943年春节前后，浙江省教育厅在云和设国民教育示范区，俞子夷担任主任，在这片新园地里，继续播种着他的国化与乡化教育理念。受省教育厅委托，俞子夷与孙士仪先生一起，编写了初级小学算术课本和高级小学算术课本共12册，编写了初中物理学、平面几何、三角等3本战时初级暂用课本，供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江苏等未沦陷地区的中、小学使用。教研之余，俞子夷还给当时的《东南日报》和《浙江日报》副刊写稿，或歌颂民众的抗日热情，或直刺消极抗日的某些达官贵人，体现了一位爱国志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热爱祖国的境界。

1944年前后，在云和狮山山腰上，建起了一座名为“子夷堂”的教学楼。这是云和百姓对俞子夷教育贡献的一座“奖杯”。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俞子夷返回杭州，重回浙江大学教育系任教。1947年，浙江大学与省教育厅在杭州西湖区合办国民教育实验区，俞子夷任主任。西湖区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小学，包括两所中心小学、两所乡镇小学、四所山区农村小学，不仅有单式编制，也有复式编制，因形式不一，实验研究条件得天独厚。每逢暑假，俞子夷组织全区小学教师参加消夏进修会，亲自主持，亲自讲课，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课题，并布置如何开展实验研究。教师根据学校实际选定研究课题，拟订计划，经俞子夷审定后开展实验。俞子夷每每观摩指导，一起交流讨论，适时总结，以待提高。这项工作耗时耗力，但俞子夷乐在其中。

在推进教育国化与乡化进程中，俞子夷主编了10余种“浙江国民教育辅导丛刊”，在《教育杂志》上发表20多篇论文，诸如《复式学级的常识教材》、《自然教材的应用》、《一种省便的记分法》、《珠算乘法的改良》、《低级算术游戏方法》等等，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

坐三轮车的教育厅长

1949年5月，杭州解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历史开启了新篇章，人民迈入了新时代。

人民共和国初创时期，百废待兴，亟需拢聚各界人士，收拾旧山河，建设新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教育家，俞子夷屡屡被委以重任，事业进入了一个丰硕的季节。

1950年，浙江省文教厅（1953年7月改教育厅）委托浙江大学举办中小学教育研究班，著名心理学家陈立教授任主任，俞子夷为副主任，兼授中小学教育研究班课程。

1951年，俞子夷出任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认为，这个副厅长职务，体现了共产党的信任和重视，他发挥自身浸淫教学研究和实践数十年之专长，为整顿教育秩序、确立新教育理念建言，为制订教育建设计划参谋，因此，他觉得省委“浙江省的教育工作贯彻中央文委制定的方针，在小学整顿方面成绩特别显著”的总结，也包含着对自己尽心尽职的褒扬。俞子夷他发自内心地想，自己这个旧中国过来的人，需要及时“进补”新时代的课，。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寓所里，稍有空暇，他就翻看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不时地做上眉批。他放不下老本行，浙大教育系和中小学教育研究班的课堂上，每周都会出现俞老师的身影；受教育部之托，他成功修订了大东书局1949年版的算术课本。作为领导者之一，俞子夷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初等教育工作会议，“调整统一，整顿巩固，有条件地发展”，城镇发动大型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工商联办学，农村继续鼓励小学民办，对全省初等教育进行细致的筹划。

1954年，俞子夷任省教育厅厅长。1952年浙江启动的扫盲工作，省教育厅是主要的落实单位，俞子夷兼任省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对于这项惠泽大众的事业，1956年2月25日俞子夷在省人民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所作的说明，是一个阶段性盘点：1956年11月全省有群众教师和民师28万余人，比1955年增加两倍；38个县（市）建立了扫盲协会，大部分县（市）建立了扫盲队，根据15个县（市）统计，扫盲队员有6万人左右。

担任厅长的俞子夷，对壮大浙江教育事业不遗余力。1954年、1955年，省教育厅坚决贯彻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严格执行教育部“提倡群众办学”和“积极提倡，加强领导”的民办方针，对小学教育在整顿巩固基础上适当发展进行部署，一方面严格控制公立小学人员的编制，努力发挥原有学校潜力，推广二部教学制；另一方面鼓励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和基础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新办学校，提倡并扶持在群众自愿基础上发展民办学校。忽如一夜春风来，浙江大地，从滨海到山区，从城市到乡村，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小学，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走进了办在家门口的学校。

俞子夷对浙江教育的未来雄心勃勃。1956年3月， 他主持制定了《浙江省教育部门高等及中等专门人材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7年）》。这幅教育蓝图，施行范围全方位，包括全省普通高中、初中、师范（师范速成班）、初师（小教轮训班）、干部和职工业余初中、中等函授教育、省属中等专业学校、小学等；教师培养立体化，在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中学教师进修学校进行大量培养，提拔优秀小学教师，吸收部分复员军人，发动文化程度较高的机关干部、工厂职员兼课。尤其是在自己术有专攻的小教领域，俞子夷对教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教学经验的总结推广，逐一提出措施，并对次年的小学教研工作提出“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巩固成绩、稳步前进”的要求。1956年12月，省教育厅还组织召开全省第一次干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决定1957年组织7.7万不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业余或离职文化学习。

虽然“升官”了，俞子夷还是一如继往地深入小学，进行小学教育的研究。省教育厅常常对教师进行短期培训，主要是语文、算术两科。算术科初期只学新课本，后逐渐扩展至教学大纲及全部教材。1954年7月5日，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分批轮训小学教师的通知》，决定在全省各初级师范学校举办小学教师轮训班，有计划地对未及初师毕业水平的小学教师进行为期两年的轮训，使他们在主要学科方面达到初级师范学校毕业水平。师资力量不足怎么办？谁来讲课更受欢迎？ 怎样的培训方法更有效？ 俞子夷推行了“以老带新、以师带师、以城带乡”，选择一批热心专业的教师先走一步，让他们了解、掌握、熟悉，直至他们能任讲师。再辅以模拟式示范教学，老师、学生都由学员担任，一方讲得头头是道，一方

提问层出不穷，经常有“学生”把老师问得直抓头皮，课堂不时发出阵阵笑声，气氛生动活泼。笑声中，人人既兴致盎然，又反思改进。几年中，涌现出一批“城市名师”，带动县乡教师提高教育质量。而作为组织者的俞子夷，虽患有胃病和痔疮，但往往是先在培训班上激扬作报告，再与学员讨论甚至争论，因太投入，竟忘记自己还在生病。

当时，俞子夷被省长沙文汉称颂为“小教界的状元”,但他是一个不摆架子的“状元”，是一个没有“官派”的厅长。在同事眼里，他是个儒雅的“老头”；在教师眼里，他是个可亲的“教授”。组织上考虑到他年老体弱，每天只安排工作两小时，“但他仍每天按时上班。习惯地先到各处室去看看。俞子夷生活俭朴，简单的通知或记事，总是用小纸头，撕掉的日历也要利用。他用蘸水钢笔，用后总要把笔尖擦干， 盖好墨水瓶盖”。为了工作方便，单位给他配了一辆小车，没成想，他从来不坐，而用三轮车代步，理由是杭州的小学深处小巷子里，车子开进开出十分不便。

俞子夷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一次,杭州佑圣观路小学(现为胜利小学)的一位青年老师家中，走进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让主人大感意外。原来，这位教师遇到教学困难,上的课学生不愿听，课堂上总是吵吵闹闹的，他自己也非常苦恼，经常摇头苦笑。俞子夷得知后,亲自上门帮助整理教案,一伏案就是一个下午。

孙开源，俞子夷的一名学生，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在萧山工作，曾有问题要请教老师，为了方便辅导答疑，老师就让我吃住在他家里。我知道的，有些教师生活上有困难，只要老师知道，他总是会递上几张钞票，慷慨解囊”。

上城三小的丁竹青老师是民进会员，对这一幕终身难忘：1953年夏天，丁竹青患病在家，俞子夷这位近70岁的古稀老人，不顾自己年老体弱，顶着炎炎烈日登楼探望。当丁老师看到满头华发、年长于己的俞子夷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模样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7年4月，一个全省性教育学术团体——浙江省教育学会成立，19位省内教育名家当选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俞子夷位列其中。

生活总是磨砺着人。1957年10月，俞子夷被错划为右派，后被撤销省教育厅厅长职务。遭受磨难之际，俞子夷依然心怀教育，撰写自己的教育生涯回忆录。曾有亲属和朋友十分不解，问他这个“落魄”之人，自顾尚不暇，写那些又有何用。俞子夷淡然回答，在世一天，就要为小学教育写点东西，将来总会有用的。在非常时期，他先后写了《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录》、《幼儿园教法及蒙铁梭利》等著作。其中1962年撰写的《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共分8节，2万余字，包括从爱好数学而注意教法、摸索、初试、移植、整理、修补到创作、从头学起逐步改造等，对自己50多年研究实践算术教学的过程，进行了大盘点，为社会留下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种子会员”的民进情缘

抗战胜利，人心思安，国共和谈，“双十协定”，战火后的中国,希望看到和平的曙光。1945年12月30日的上海，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在这里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其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或是文化界名流，或是教育界精英，或是出版界巨子、工商界名人，个个都是社会贤达。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民进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建设新中国。

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是什么？民主党派的性质如何？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晰“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澄清了党内外关于民主党派存在必要性的疑虑。1951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更是将帮助民主党派发展作为中心议题。

“民主政府已宣告成立，民进就没有必要存在”，针对会内这样一种观点，1950年4月召开的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本会不但不应该结束，而且还要更加努力，设法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加强自己的工作”。当年11月的民进三届二中全会和1951年8月的三届三中全会，分别提出“会员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出版、科学技术工作者”，“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展组织和建立新的分会”，并把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展会员、建立组织作为重点工作推进。

1951年4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的小规模座谈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举行的。当时，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民进总部常务理事周建人，受民进总部委托，在杭州开展会务工作。周建人就发展组织问题与杭州市地方党委酝酿协商，邀请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礼节，浙江医学院教授、省立杭州医院外科主任王历耕，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童友三等四人座谈。当周建人讲了相关政策、动员他们入会后，俞子夷他们郑重其事地提起笔，填写了入会表，成为杭州民进以及后来的浙江民进最早的“种子会员”。

俞子夷加入民进，绝非偶然。作为一位有声望有影响的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必然是重要的统战对象；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教育家，他也是民进发展的重点苗子；而与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绍鏊的亲戚关系，更直接促成了他的入会，找俞子夷就是由王绍鏊提名的，周建人和许广平是俞子夷的入会介绍人。座谈会上，俞子夷谈了对民进的直观认识：“本会是进步的而且是相当纯洁的”，袒露了入会的动机：“加入本会想学习些政治的实践，因为理论学习未经实践是靠不住的。”当天成立了民进杭州小组筹备组，俞子夷为组长，陈礼节为副组长。自此，在教育家俞子夷的身上，多了一重新角色——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此后，随着一副副担子压上肩膀，他在磨砺和探索中，成为杭州和浙江民进组织创始人和早期重要的领导者。

1951年9月中旬，民进总部派常务理事赵朴初、候补理事张纪元到杭州，传达民进中央会议精神，协助筹建地方组织。9月23日，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成立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俞子夷、陈礼节等七人为筹委会委员；10月11日召开的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俞子夷任主任委员，陈礼节任副主任委员。

1952年12月28日，杭州民进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民进杭州市分会正式成立，推选俞子夷为第一届理事会主任理事，并在1954年5月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连任。1956年9月，杭州民进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民进杭州市分会正式更名为：民进杭州市委会，俞子夷当选市委会主任委员。

1956年8月10日，民进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俞子夷、陈礼节、祝其乐三人被选为民进中央委员。9月5日，民进杭州市分会向民进中央报告，建议成立浙江省组织的筹备机构。9月19日，收到民进中央通知，同意建立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指定由俞子夷、陈礼节分任省筹委会正、副主任委员。

同年12月15日，杭州湖滨路104号，古朴雅致的省政协会议室里，民进浙江省筹委会成立大会在此召开。会上，“履新”的俞子夷作报告，颇有些意气风发。他简略总结了几年来民进工作的发展，汇报了省筹委会的筹备经过，特别是重点谈了今后工作的打算：每月召开一次筹委会会议，健全工作机构；尽快向嘉、湖、金、衢等杭外地区，实现组织发展的新突破；积极发展会员，对象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等的知识分子，而以高等师范院校、各类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等为重点……俞子夷的这份报告提纲，仅仅只有四页纸，但倾注了俞子夷和省筹委会的心力，可以说这是民进浙江省级组织的“第一张发展蓝图”。透过一个个明确的工作要点，他的较真务实，他的事业追求，他的理想愿景，清晰可见。

俞子夷是个作风严谨、敢于负责的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有其职就要担其责。他觉得，不能补充吸收新鲜血液，就没有组织的拓展，因此，他把发展会员作为要务。入会的当天，他就和陈礼节、王历耕、童友三，四位“种子会员”各推荐了四五人，作为发展对象，准备分头谈心联系，沟通动员。此后，俞子夷他们均以发展民进会员为己任，尽心竭力，奔走呼号。俞子夷与会内领导成员交心，认为会员的发展重点，要放在那些进步爱国、业务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和中小学校长、教学骨干上。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从教几十年，不说桃李遍地也可说是桃李满园，师生之谊应该为发展会员“做点贡献”；又担任着省教育厅领导之职，在组织发展上有着“近水楼台之便”，自告奋勇地在教育界寻觅发展对象。他仔仔细细排摸，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哪些是直接动员近期可以发展的，哪些是可以作为培养对象的，哪些可以先让他参加民进活动慢慢了解的，分门别类做了记号。

节假日，俞子夷顾不上休息，坐着三轮车奔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俞老师”家访自己的弟子，“俞厅长”上门走访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以自己的经历，动员他们入会。当时，教育厅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业务研讨会上，俞子夷讲课之余，给自己“开了小灶”，总要与那些名单上的骨干教师聊聊天、谈谈心，把自己的认识和加入民进的初衷和盘托出，劝说他们入会。一次、两次，三顾茅庐甚至更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俞子夷动员影响之下，教育界加入民进组织的人越来越多。1956年底，全省民进会员已从5年前的30名，发展到306名，其中200余名是教育界的，尤其是中小学要求进步的业务骨干。

无论作为杭州还是浙江民进组织的领导人，俞子夷都把发展壮大组织作为重要内容，1956年新建立了杭三中、杭八中、上城二小和下城一小、二小、三小各辅导区的基层组织，市第一医院由卫生局基层支会分离出来建立了基层支会，省妇幼保健院基层支会也因机构调整为妇女保健院和儿童保健院，分别建立了单位的民进基层组织。截至1956年10月，共建立了24个基层组织。

在俞子夷等省、市民进组织领导看来，作为共同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党派组织，团结教育广大成员，提高思想觉悟，了解新精神，掌握新政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亟待强化的一课，因此，学习教育活动表安排得满满当当。比如，1956年9月，民进杭州市委会举行会员大会，传达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重点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民进任务；中共八大召开后，及时学习八大主要精神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民进基层组织也每半个月举行一次组织生活，比如在思澄堂听取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作参观苏联观感报告，开设妇女讲座，参观农业展览。仅1957年初春到夏初，民进省、市组织的学习活动在50次以上。

1956年12月29日，俞子夷夫人去世。爱人离去的伤心，此前护理的艰辛，都没有影响俞子夷以自己实在的行动，支持民进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当获知英、法、以武装侵略埃及的消息后，俞子夷发表书面谈话，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当选1956年11月19日成立的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委员；1957年1月，俞子夷参加省政协“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学习座谈会，结合个人经历谈思想认识；1957年5月28日，浙江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书面谈话，一致声援台湾同胞的爱国反美斗争，俞子夷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决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者屠杀我国人民，决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在我国领土上发生暴行。

作为一个浸淫50多年的教育实践者，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教育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教育厅长，俞子夷千方百计借力民进的平台，为教与学服务。在俞子夷的认识里，只有不断地通过活动，才能提高民进组织的凝聚力；而思想教育要结合业务实践,应根据党派特点开展工作。因此，省、市民进组织除积极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外,还充分利用人才、智力比较集中的优势,经常性地开展业务实践活动。

当时,一些教师对新社会的教育不甚了解,觉得前途茫然。为了尽快补上这一课,把教育转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方向上来,在俞子夷的积极倡导和具体安排下,民进省筹委会利用业余时间，举办了小学语文、算术及中学各学科教学系列讲座，召开中小教提高教学质量座谈会，组织会内的教育专家,每月3至4次为教师举行观摩教学,帮助他们转变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水平。这中间,许多课程的教学大纲，俞子夷都亲自参与制定,有的甚至亲自授课,受到了教师们的普遍欢迎。教师们喜欢听俞子夷上课,人数最多的一次,能容纳500人的大课堂还挤不下,教室门口和走廊里都坐满了人。许多教学业务骨干就是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进一步了解民进，感受到民进组织的魅力，进而申请加入民进的。

省教育厅举办第一期语音训练班，俞子夷多次作报告，开座谈会，叮嘱民进成员、浙江大学教授任铭善，多去训练班进行辅导，让浙江人民人人会说“官话”、普通话。宋云彬在编写农民用的乡土历史教本时，俞子夷几次三番说，“我这个历史学科外行，总要给你这个内行提点意见的”。

1952年2月24日，俞子夷拉上俞仲武来到宋云彬住处，拿出几页纸的编写修改建议，谦逊地说：“一点管见，万望笑纳！”两人倾心交流，逐点探讨商谈，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1956年11月25日，杭州民进邀请小教会员和联系群众20余人，就如何联系教学实际学习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座谈，俞子夷在会上说：“学习大纲必须从实际出发。市委会准备配合教育厅布置，帮助大家解决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问题，系统地学习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做些工作”。

然而，就在俞子夷全力奔行在教育和党派工作的舞台上时，一场风雷隐隐袭来，他的命运处在一个无法掌握的十字路口。

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沉浮

教育专家、教育厅长，民主党派成员、民进主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一届人大代表、省第二届协商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届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身份多，荣誉多，社会职务多，工作领域差异大，角色要求分野大，俞子夷勉力而为，“我觉得，作为新中国的一个主人，只要是站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立场，进诤言、干实事，那是我的本分，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俞子夷很有社会责任感，也敢于说话。1956年1月，龙泉县委、县政府本着“变废为宝，节省建设资金”的主观意愿，决定拆掉所谓封建迷信的建筑——崇因寺双塔和金沙塔，利用塔砖将卵石路面改建为嵌砖路面。拆毁双塔时，塔砖直接被工人拿去铺设路面，而塔内拆出来的文物则惨遭大劫。俞子夷坐不住了，与宋云彬联名向省人民委员会提交报告，反映“龙泉拆塔事件，真是旷古未有的荒唐事情。那些干部借口建设社会主义，把宝塔拆去造一条条砖头马路，这算社会主义吗？并且事情发生以后，还要欺上瞒下，即使不以破坏文物论，这种思想也不配当干部。对这种人还要姑息，不以法律制裁，怎么可以对大家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这是以欺骗的手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教育领域，俞子夷稔熟于心，关心、呵护着教师，深深了解他们的难处。1957年6月3日，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就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与生活问题征求意见。俞子夷从党的教育事业出发，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善心和爱护，摆起了事实：“我认为他们很忙，每周24小时教课，每课需半小时备课共12小时，批改课外作业（语文、算术等），至少要12小时，这样就有48小时，每天还要跑自学小组、时事政策学习、开会等共需12小时以上，这就是一线教师的工作情况。教导主任、校长则更忙。校长不是面向教育，而是面向厅局会议室，这些都是事实。”俞子夷认为，这又增加了教师的实际负担，“目前教师中病员增多，而反映到领导上，却说这种毛病都是过去的老毛病， 这都是些官话”。 他希望就此进行协助调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不仅把教师身体搞垮，而且学生也要搞垮”。岂知，俞子夷的这一番仗义执言，此后竟成了被打成右派的一根导火线。

1957年5月22日，在省人民委员会非党委员座谈会上，俞子夷对开会的效率提出疑义：我们开省人民委员会会议，往往是坐坐听听，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说明讲掉了，剩下来顶多对文法或部门的工作发表点意见，有点形式主义。1957年5月24日，在省人民委员会非党委员、厅局长座谈会上，俞子夷与宋云彬、李士豪说，历次运动总结时，对某些人的处理不够明确，以致使有些人一直认为是悬案，而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有些干部抱有唯历史主义，一切都要看过去。有的工作中有毛病，以致成了墙，而且颇有些造墙能手、造墙专家。整风中应该好好整一整。”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国际局势变幻，国内形势严峻。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展“大鸣大放”。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对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场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猛然袭来。

对于单纯耿直的俞子夷而言，1957年，注定是个命运大翻转的特殊年份。1957年，也是浙江民进组织饱经风浪的特殊年份，12位省筹委会委员中5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浙江300余位民进成员中有60人被打成右派。在俞子夷主持工作的教育系统，全省有4589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些人，都在时代风浪的裹挟之下沉沉浮浮。

那年5月23日，《文汇报》一位特约记者，经宋云彬找到俞子夷和童友三，要求通过民进召开中小学教师鸣放座谈会。此时，其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俞子夷对召开这次座谈会可能想得比较单纯，他既没有和党委部门联系，也没与会内其他领导人研究商量。他在书面发言稿中“鸣放”：“教育工作的主要矛盾，就是陆定一同志所说的‘一意孤行’。就我身受的事例说，用中国语言说数目的多少和欧洲通行的有一个不同的体系。为了这一问题，我个人不止一次提过意见。但是现在中小学课本中始终没有改变。只是羞答答地不放手‘万’字作为一个‘级’的名提出。这对于发展学生数学思维有很大的危害。又如小学珠算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好像没有看见过财经出版社的‘珠算教程’。我也曾经介绍过一种可以说是合理化的建议，也像石沉大海。而现行的课本，还是坚决采用我幼时父亲教我时用的，商店徒弟惯用的方法。殊不知财经方面对珠算教学近几年来已有不少的改进和发展。这种课本，正像关了门造的车辆，一意孤行是容易的，多少小学教师学生吃的苦头却无法统计。”

7月8日，民进省、市委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俞子夷、陈礼节等11人组成的省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开展反右派斗争。

1957年开始，先是任铭善，后是童友三，都作为右派被公开批判。7月达到高潮，24、25、27日，民进省、市委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对“右派分子“童友三、任铭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露批判。出人意料的是，此后，作为民进浙江省筹委会主委和杭州市委会主委的俞子夷也处于风口浪尖，被划为右派分子。

10月26日下午，民进省、市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整风大会，以六个半天的时间，对俞子夷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旋涡中，俞子夷的“罪状”不断被揭发出来，“罪名”也越来越大：只注重在教师中发展党派成员，“招兵买马，妄图另立山头”；不向党委主管部门汇报，“闹组织独立”；到处向党提意见，“不要党的领导”；只注重业务培训，企图用业务压倒政治，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挑起教师对党和政府的不满，阴谋篡夺党在教育界的领导权；参加鸣放积极，反右派斗争消极，否定社会主义方向。

自此，俞子夷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任时代摆布，他在民进省筹委会成立大会上勾画的“第一张蓝图”，亦悄无声息地折戟了。1957年12月30日，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俞子夷被罢免了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1958年11月12日晚7点，民进省筹委会召开了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新的省筹委会，陈礼节为主委，宏流、许钦文为副主委。在这个由13人组成的新筹委会名单上，俞子夷、金海观作为委员仍然在列。同年11月17日，民进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俞子夷被选为民进中央的候补委员。

命运又一次向俞子夷伸出了手。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0年12月7日，鉴于俞子夷在江、浙二省教育界的旧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浙江省委统战部摘去俞子夷右派的帽子。

1963年2月15日至25日，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原定会期10天，可是后来开了11天，其中9天半时间是学习讨论，针对许多会员很关心时政，但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表现出迷惑和担忧，感觉在大风大浪中有点把握不住的实际情况，大会希望通过学习，帮助大家弄清是非、明确方向。民进浙江省委会历经七年筹备，终于成立了。俞子夷虽然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但在这次浙江民进历史上代表人数最少、会期最长、安排政治学习最多的代表大会上，整个会议期间，始终不见这位此前为筹建倾注心血的省筹委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的身影。此后，直至“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身体日渐衰弱的俞子夷，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1970年7月24日，久病不愈、心力交瘁的俞子夷在杭州逝世，永远离开了他的亲朋和一生挚爱的教育事业，终年84岁。

“文革”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3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发［1979］79号文件，“省教育局党组：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关于俞子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报告》悉。省委同意你们的报告，俞子夷同志属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名誉。”九泉之下的俞子夷，得到了迟到的改正。

1985年1月3日下午，省政协第一会议室，浙江省教育厅、杭州大学、民进浙江省委会和民进杭州市委会，联合集会纪念俞子夷诞辰100周年。这场“纪念俞子夷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座谈会”，浙江省副省长李德葆，省委宣传部部长罗东和副部长周群、省政协副主席邱清华等政界人士来了，省教育厅厅长钟儒、副厅长邵宗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崔云溪等党政部门负责人来了，王承绪、赵端英、厉矞华、计克敏、毛昭晰、孙鸿垣等学界和民进省、市委会领导人来了，俞子夷的亲属后人来了，他的学生挚友来了……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民进主委厉矞华深情地说，我们纪念俞子夷先生，就是要追忆这位著名教育家为我国教育事业勤奋工作的一生，表彰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那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在教育战线上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的崇高品德。民进中央专门来电，致以深切怀念和敬意，认为俞子夷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初等教育事业贡献卓著，对浙江民进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次日的《浙江日报》对俞子夷的一生，作了这样评介：“在半个多世纪里，俞子夷先生通过试验和移植外国算术教学的经验，探索出我国小学算术教学的正确方向，在我国小学算术教学体系的建立，教材建设和教材改革等方面，成绩卓著。在浙大任教期间，他倾向进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热爱党，热爱人民教育事业，曾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建设社会主义中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俞子夷先生年表

1886年 1月3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江苏省吴县一个店员家庭里。

1892年上私塾念书,课余跟父亲学珠算。

1898年入中西学堂读书。

1901年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中院。

1902年 11月退学,后参加蔡元培在上海组织的反清革命机关爱国学社学习。

1903年流亡日本,秋天到横滨中华学堂任教。

1904年端午节前被解职,回国后在上海新民学堂、爱国女学任教,加入光复会、暗杀团,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1905年芜湖安徽公学任教。入同盟会。

1906年上海广明学堂(后并入浦东中学)任教,教师范班算术兼小学理科,后教中学动物、植物。

1908年川沙青墩小学任教。被省视学侯鸿鉴赞为“通省之冠”。

1909年赴日考察单级(复式)教授法。3月后回国,在上海举办单级教授练习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重返浦东中学教高小算术、理科、英文。

1912年任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教员。与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的潘志祝结婚。

1913年赴美考察教育。长女俞锦球出生。

1914年赴欧洲考察教育。后回江苏第一师范任教,并任附小主任,开展“联络教材”的教育实验。

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任教育科教授,附小主任,进行设计教学法实验。发表《算术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第10卷第1号)。

1922年小女儿俞滨出生。

1924年受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的委托研究乡村小学教育,到铜山、无锡、江阴、灌云、淮阴参观了100所学校,发表调查报告。发表《教学法的科学观与艺术观》(《教育杂志》第16卷第1号)。

1926年秋到浙江杭州,在省立女子中学师范部任教,并主持附小工作。

1927年 5月,浙江省教育厅任科长。8月,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后改为浙江大学),任大学区初等教育主任。出版《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日记》(上册)。

1928年出版《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序》(中华书局)。

1929年先后任浙江大学秘书、注册主任、教育系教授(1933年辞去前两职),并在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兼课。出版《小学算术科教学法》(商务印书馆)。

1935年出版《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与朱晸旸合编,儿童书局)。

1937年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1月随浙江大学迁至建德。

1938年在汤溪峡谷的上王村避难,任汤溪峡谷补习初中教员,写成《教算一得》。

1940年转松阳,任湘湖师范教员,兼任设在湘湖师范的国民教育实验区主任。

1942年在松阳遇日寇遭劫,幸免于难。

1943年春节后任云和简易师范教员。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国民教育示范区主任。

1944年出版《教算一得》(正中书局)、《困学琐记》、《山村续梦》(天行杂志总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0月,回浙江大学教育系任教授。

1947年兼任浙大与浙江省教育厅合办的国民教育实验区主任,在杭州西湖区进行普及教育的实验。

1949年 5月上旬,杭州解放,留浙大教育系教课。

1950年任浙江省文教厅(1953年7月改教育厅)委托浙江大学办中小学教育研究班副主任,仍兼浙大教育系及中小学教研班课。出版《复式教学法》(华北联合出版社)、《小学各科教学法》(北新书局)。

1951年年初被任命为浙江省文教厅副厅长。秋兼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主任。出版《教算一得》(教育资料丛书,北京新华书店)。4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6月,任民进杭州筹备小组组长。9月,任民进杭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1952年离开浙江大学教育系,专司省文教厅工作。12月,浙江省第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协商委员会委员。12月28日,民进杭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当选民进杭州市分会主任理事。

1954年春,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大第一届代表、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二届主任理事等职。

1956年当选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12月15日,任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主委。12月底,夫人潘志祝病逝于杭州。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撤销省教育厅厅长职务。

1958年当选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任新的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委员。

1962年《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 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回忆录)完稿。

1963年 2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64年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70年 7月24日,因病逝世于杭州,享年84岁。

1979年 3月,中共浙江省委对俞子夷被错划为右派问题作了纠正,为其恢复名誉,召开追悼会。

1985年 1月3日,浙江省教育厅、杭州大学、民进浙江省委会和民进杭州市委会联合集会,纪念教育家俞子夷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