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1日晚，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位78岁的老人因心脏病逝世，他的夫人、子女含着眼泪在病床前进行了简朴的告别仪式。

按照他一生献身医学的精神和生前遗嘱“活着要努力工作，死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惊动亲朋好友”和“遗体捐献”的意愿，家人决定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遂被送往浙江医科大学作病理解剖之用。

这是一位有着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民进浙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科协副主席、杭州市科协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全国理事会理事、浙江分会名誉会长、杭州分会会长等众多职务的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陈礼节先生。

善学西方文明的有志青年

1906年2月，湖北省汉阳县蔡甸镇陈家垸一个陈姓农村裁缝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礼节”，他上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3岁时，做裁缝的父亲去世，陈家家境变得非常困难，陈礼节过继给在汉口以洗衣为业的二叔，不久，陈礼节的两个哥哥也都投奔了二叔家当帮工。后来二叔病故，二婶改嫁，大哥、二哥继承洗衣业，惨淡经营、过着清苦的生活。

陈礼节幼小聪明伶俐，大哥早早开始教他识汉字、读经文，9岁上了私塾，12岁进汉口辅义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为贫家子弟开办的免收学费的学校，1922年，16岁的陈礼节以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两个哥哥见小弟资质聪颖、学习刻苦，就把陈家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兄弟俩节衣缩食维持陈礼节读书。时逢日本东亚同文会在汉口开办同文书院（中学学制），陈礼节前去应试即被录取。

陈礼节在汉口同文书院学习期间，汉口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潮席卷全国，陈的大哥亦参加了工会组织，回家时常常谈起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如何幸福等等。1923年2月7日，发生了军阀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身处这样的乱世，使陈礼节向往一个“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平等而不受屈辱”的社会。他同情革命，面对军阀的暴行非常愤懑，曾在中学入学的作文考试时，写出了“以实行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句子，但他深知现在能上学读书非常不易，只得将不平深埋在心中而更加奋发学习。

1926年12月，同文书院决定用“庚子赔款”选送一批优秀学生去日本深造，品学兼优、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的陈礼节也在其中，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于1927年春天考取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按日本学制，这是帝国大学预科性质，先经过中国学生的预备班一年，再与日本学生同班学四年毕业后，才能投考帝国大学。

1932年春，陈礼节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36年大学毕业，他即进入内科研究室专门研究内科学，直至1937年底离开。在帝大内科研究室工作期间，心脏内科临床病例接触的机会非常多，医学部的真下博士又是日本心脏病治疗的权威人士，陈礼节虚心向真下博士请教，潜心学习医学科学知识，在内科医学的研究和临床治疗水平的提高上下苦功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贪官污吏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占领我国东北大地，导致中国人在日本备受歧视和凌辱。在日本，左翼运动正蓬勃发展，通过与《赤旗报》等进步书刊的接触，陈礼节认识到“内忧”是引起“外患”的根源，这更加激发了他追求正义，誓为祖国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意志。

他身在日本留学,却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等欺骗宣传所迷惑,相反，日本报章杂志中轻视中国、侵略中国的言论，更激起他报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深知，拯救祖国和穷苦百姓，光靠中医是不行的，迫切需要西方医学的治疗手段。利用“庚款留学”的机会，可“师夷长技”而救治中国百姓，这也是陈礼节刻苦学医的真正动因。他积极参加日本左翼友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甚至用节约下来的钱捐助秘密组织。

1933年，日本当局疯狂抓捕反对“大东亚共荣”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礼节的一个名叫方翰的中学同学（时为日共党员，1937年加入中共，又名方天一,解放后改名何定华）和另一个汉阳小同乡王达夫（日共党员）不幸被捕， 方、王两家都辗转托付陈礼节帮助营救。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的，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理应尽力相助。他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民政府驻神户总领事，就委托总领事找日本的知名律师辩护，向驻日本大使馆求援，请同学、同乡帮助……利用多种合法关系和手段奔走呼号。这期间，陈礼节每隔两个月左右都要从京都乘10多个小时火车到东京巢鸭监狱探视方、王二人，每次都要带一些书籍、食品给他们，并向他们通报日本律师和有关方面活动的情况。一年半以后，日本法院终于开庭，在所托律师高水平的辩护之下，方、王二人由起初被判刑数年到缓刑数年、最后取得“驱逐出境”的结果，陈礼节与方、王二人相拥而泣。几天以后，陈礼节将他们送上了回国的轮船。20多年后，才知时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何定华就是当年的方翰同学。当然，这是后话了。

为抗日出力的爱国教授

当学习生活正按陈礼节预想的目标进行的时候，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拼死抵抗日寇，战争在扩大，国土在沦丧……需要大量医务人员服务抗战。远在日本的陈礼节坐不住了，日寇在侵占中国，而他在日本继续留学已毫无意义。他认为“师夷长技”——用自己所学的西医知识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救治中国军人和百姓也是间接的“制夷”行为啊！于是，陈礼节以不做亡国奴、为抗战出力的信念决定放弃在日本的研究，婉辞真下教授希望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好意，于同年12月辗转回到上海。

可是，在这战乱之际暂住上海同学家的陈礼节，想谋取医职实属不易，遂辗转取道香港，再经粤汉铁路回到武汉。适逢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在武汉招聘教师，经留日同学陈方之的推荐，1938年5月，他应聘担任西北联大医学院内科教授并兼任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工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由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大等几所大学迁址陕西汉中一带成立的抗日流亡大学，校长徐诵明教授原为北平大学校长，他坚持发展战时教育，迁校以后的西北联大仍是一家保持理、工、农、医、文、法、师范七个学院数十个系所的综合性大学。联大教授均为国内知名人士，师资阵容强大，师道尊严，教泽流长。徐氏是中国现代教育及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还是中国病理学科的开山鼻祖。他开明爱国、公正厚道，提携后进。他尊重教授讲课的自由，只要学生欢迎的老师，他都会给予聘请来校任教。

陈礼节报到后没几天，正好举行开学典礼，徐诵明校长对同学们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 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 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这番话说到了陈礼节心坎上，对于这位开明、爱国的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名人领导下的名校工作，施展才能的平台就大得多，陈礼节认为从此可以献身祖国的医学事业，为国家多培养医学人才出力了。

在教学上，由于得到日本京都帝大心脏病专家真下博士的悉心传教，因此陈礼节不但基础扎实，而且医学内科专业知识特别丰富。他不分昼夜地编写讲义，以解决缺少教材的问题，满足教学所需，还认真指导学生的临床实习。他精通日、德、英三国语言，他上的课不单单应用性强，尤其对国内外医学科学发展趋势的把握准确，课堂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与推崇，也赢得了同事们的肯定与赞赏。在临床工作中，陈礼节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为民众诊病，对于各种复杂疑难病症处置应付自如。短时间内，就有数例心脏病人经陈礼节治疗起死回生，汉中一带的高级官员、大学教授和老百姓闻讯纷纷前来就医，西北联大附属医院名噪一时。

陈礼节的教学、医术和人品，赢得了一名女生的青睐，她就是同校讲师厉矞华。现在看来，厉与陈从医疗行业角度、从师生同事角度、从事业发展角度、从民主党派工作角度等等，都有许多机缘和巧合之处。

1912年在杭州上仓桥横箭道巷出生的厉矞华，家庭系书香门第，其高祖即清代大文学家钱塘人厉鹗（字太鸿，号樊榭）。其父厉家福（字绥之），1885年生人，是清朝秀才，为首批官费赴日留学生，曾与来自杭州府中学堂的钱均夫（钱学森之父）、南京路矿学堂的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受鲁迅“不为良相，要为良医”的影响，厉绥之于1904年就读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四年后考入京都帝大医学部研究学习；一年后回国考取清朝医科举人，并被授予医学部主事的头衔；1911年回杭参与开办了浙江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西医院——浙江病院，1912年还担任浙江陆军医院院长。为培养医学人才，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厉绥之于1912年6月与人共同创办了浙江高等医学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并曾为第二任校长。杭州的红十字会也是他筹建并首任会长。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之后，杭州的国军伤兵骤然增加，原有的医院容纳不下伤患者，厉绥之受命创办临时伤兵医院，从最初的一所到第二所，后来人数超过数千，又办了第三所，救助为捍卫祖国和人民受伤的抗日将士……

厉矞华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爱国医师的家庭中，自然受到良好的教育与熏陶，厉绥之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后是一个品德高尚之人，故取名“矞华”。受父亲的影响和鼓励，她家兄弟姐妹中至少有三位学医。厉矞华自幼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1926年，年方14岁时她即考入了上海女子医专；1927年考入上海南洋医学院；1928年夏天插班到私立安徽东南医学院就读；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时任北平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的徐诵明是她的病理学老师，他的教学水平、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厉矞华，徐校长也非常看好这名聪明、勤奋的女弟子。1934年，厉矞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儿科助教。同年9月，经徐校长推荐她东渡扶桑，到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儿科教研室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回校并在已经西迁的西北联大医学院任儿科讲师。

就这样，陈礼节和厉矞华在西北联大产生了交集。由于陈礼节在日本学习、生活已达11年，他的中文尤其是口语有失荒疏，给教学带来一定困难，厉矞华便成了他工作和教学上很好的帮手，彼时陈32岁，厉26岁。一心想医学救国的陈礼节，在西北联大一边当着教授和医生，一边还在读着医学博士，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厉矞华一边当着他的助手，一边关心着他的生活与工作。校长徐诵明觉得他俩是非常合适的一对：一个是聪慧好学的高徒，出身于爱国医生家庭；一个是出类拔萃的“爱将”，出身于贫苦家庭，以“庚子赔款”在日本学的医，有爱国心。两人的为人与品行、志向与抱负都符合徐校长的审美标准，1939年1月，他俩在徐诵明校长的撮合下缔结良缘。陈礼节说：“我选择对象重品德不重外表，建立家庭要有利于事业，能够长期幸福生活。”厉矞华的感受是：“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能遇到如此性情融洽、个性契合，习惯、生活、情趣相似的同道，非常愿意接受。”他俩自此一起从事医学工作，一起并肩应对各种困难和问题，并从抗日救国到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从爱国爱民的党外知识分子到双双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骨干……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交织阶段。在国统区，国民党对高等学校思想控制极严，经常挑起事端干扰学习与科研。1939年夏，教育部长陈立夫强调“党化教育”，屡次授意徐诵明解聘法商学院的左翼教授沈志远等人，并派张北海出任法商学院院长。张氏到任后，大肆排挤打击左翼进步人士，激发了徐氏和进步师生的反张斗争。蒋介石、陈立夫即以西北联大“赤化”为名，下令改组西北联大，分设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左翼教授纷纷被解聘，徐诵明的校长职务被免。学校的蹇先器教授（西北联大医学院院长，中国西医皮肤性病学先驱）、陈礼节教授夫妇等正义人士同表愤慨，均采取“不屑为伍”的不合作态度，于1939年8月离开了西北联大。

陈礼节夫妇一起离开西北联大到达了成都，开设了“礼华诊所”悬壶自给，当时收入不稳、物价飞涨，生活艰苦、负债累累，都是靠一些朋友、同学相助，陈礼节夫妇才勉强渡过难关。1940年2月，他们的长女陈智周出生了。

1940年3月，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原北大生理学教授、厉矞华的老师侯宗濂受命为战时迁址闽北沙县的福建省立医学院找一批名师，侯教授聘请了蹇先器教授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医学名家加盟，名单中有陈礼节夫妇，他俩欣然接受。从四川到福建路途虽远、困难极多，但他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陈礼节夫妇从重庆到宜昌坐的是小火轮，船舱里挤满了逃难的老百姓；从宜昌到长沙，市面尚为繁华；从长沙过曲江（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经赣州，当他们路过瑞金，才了解到这里原来是共产党的“红都”，过去的红军就是现在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共产党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并与国民政府军队一同在抗击日本侵略军。

历经艰难困苦，陈礼节夫妇从瑞金到达了目的地——福建沙县。这里临近抗日前线，经常有敌机空袭。迁址在此的福建省立医学院条件很差、设备简陋，由于物价飞涨，有时还会欠薪，生活极为清苦。但是，陈礼节夫妇心中有“医学救国”的坚定信念，他们把全部精力放在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上，反而忘却了生活之苦、工作之累，虽然经年颠沛，竟然安土重迁！

陈礼节任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厉矞华任副教授兼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他们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陈礼节先后写出200万字的《传染病学》讲义，后来由台北《新生日报》社印刷发行。他与内科同事写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四篇均为心力衰竭抢救成功的病例报告，获福建省颁发的甲级奖，一篇获学术奖。据陈礼节的大女儿陈智周回忆，她四五岁时，父母亲每天晚上就是在各自的书桌上与书籍和文字打交道，有时还探讨医学案例，他们也教导她在她的小书桌上多看书、多学习知识，这样的家庭氛围也潜移默化地成就了她——加之她自己的天赋与勤奋——上世纪60年代从协和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研究员的陈智周教授。

在沙县的五年多时间里，陈礼节夫妇亲手送走了六届毕业生，他们的师德、医德和医术，为学生们所敬仰和折服，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亲如手足，以至于多少年以后都能够互相叫出姓名。战时福建省立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不乏海内外名家，如在美国的陈伯庐教授，留在学院的耳鼻喉科专家黄东羲、内科林东村教授，后来任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汤钧教授，浙江医科大学外科的黄德瞻、林肇南教授等。解放以后的福建省各大医院院长、主任，医学院的教授，也有不少是福建省立医学院的校友。

临危受命于两岸的医院院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陈礼节赴台工作。作为爱国人士的陈仪，与陈礼节的工作、生活也有许多交集与巧合。

陈礼节于1940年至1945年在福建省立医学院工作，彼时陈仪主政福建，初识陈礼节。后来陈礼节在台湾和浙江分别担任医院院长，是陈仪将军慧眼识英才的真诚邀请。厉矞华的家人2005年在《杭州日报》发表的文章《名人的私人医生》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四十年代，先父（厉绥之）有相当一段时间在陈仪的家畅行无阻，因为他是陈家的私人医生。陈仪当时任浙江省的省主席，深得蒋介石的宠信。陈仪的助手是汤恩伯，掌管浙江警备司令部，我父亲也多次为他看病。据我父亲后来说，汤恩伯看看面善，其实心地阴毒，和正直爽朗的陈仪不可同日而语。”

1883年出生的绍兴人陈仪和1885年出生的杭州人厉绥之是关系相当好的朋友，两人是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先后期校友，又于1902年前后赴日本留学，陈仪学的是军事学，厉绥之学的是医学。1948年在陈仪的府第可以“畅行无阻”的私人医生厉绥之，是向前者推荐自己女儿、女婿的“媒介”，因为在动乱的抗战时期，这老少两辈四个人都是爱国志士，是一身正气、惺惺相惜的君子。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其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回归中华民国，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将军被委任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刚刚光复的台湾，整个工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缺乏，米荒严重，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恶化。数十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包括日本的学者、教授）被陆续遣返回国，而台湾已被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了数十年，当时的台湾人连姓名都是日本式的，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这就需要一批在全国有知名度、爱国敬业的专家学者接收台湾的方方面面，为百废待兴的宝岛建设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年12月，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被邀赴台担任接收工作，当时去台北帝国大学（后改为台湾大学）担负接收任务的有罗宗洛（重庆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苏步青（浙江大学）、陈建功（浙江大学）等著名教授，陈礼节也在其中，他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的身份担任台大医学院教授兼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台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原是日本的赤十字社医院，医院除高层管理者以外的医生、护士、总务全为台湾籍人，陈礼节率领大家从日本人手中接收、清理、整顿以后，于第二年12月将医院移交给台湾省卫生处，改为台北医院。接着，陈礼节又奉命改兼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后改为台大附属医院）。该医院有800张病床，科室俱全，各科主任多为台湾名医。只是医院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陈礼节恳请陈仪长官拨款，亲自主持修复，并依靠医院所有人员共同努力，在任两年多时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把医院整饬一新，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四十多年以后的1992年，时任台大附属医院内科临床教授的林吉崇先生，在其回忆文章《台大（附属）医院第二任院长陈礼节教授巡访记》中，对陈礼节的描述是：“……（陈礼节教授）主要抓的是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在医院中团结台湾同事，悉心整顿、修复被轰炸破坏的医院楼房，使医院逐步走上轨道……”

台湾回归祖国，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陈礼节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打倒，今后可以重新建设国家了。刚刚脱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岛，资源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优质的大米和白糖，台湾人民勤劳朴实，所以他对于台湾充满了乐观美好的憧憬。当然，这也激发了其奋发图强的工作干劲。陈礼节曾在《自传》中写道：“在台湾工作时期，我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来团结台湾本省的医务人员接收清点物资，展开工作…… 在日本人的旧有基础上悉心整顿，很费苦心……（由于）存在着和日本时代竞争的念头，所以工作是很积极负责的。”在台湾大学期间，陈礼节还兼任过热带病医学研究所所长和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在接收台大的两个附属医院、两个研究所时，陈礼节组建的“接收内阁”成员，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亲友或学生、部下，无论是掌握财权的财会人员，还是享有特权的缉查人员，使用的全是当地台湾人。他充分信任医院原有的台湾籍教授、医生、护士和行政人员，并且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和谐。特别是清点日本人移交的物资，不分贵贱，悉数造具清册，涓滴归公，无一遗漏浪费。这些都深得台湾教育界、医学界人士的称道，台湾行政公署对陈礼节廉洁正派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夸他为“接收大员”的楷模。

然而好景不长，本来台湾民众在光复后对中央政府充满了热烈期待，但是国民政府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继续延续日本的殖民方式治理台湾；政府严控本地人从政，接管台湾的官员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在战后台湾的农业、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谷仓著称的台湾，竟然出现了抢米风潮！

因此，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二·二八”事件。事件由台湾人民发泄愤懑而开始的罢工、罢市、罢课，上升到外省人、台湾人，遗留的日本人多角度混斗。后来台湾土著民族、各党派团体、日本浪人、军警宪特等等都搅进来，乱成了一锅粥，最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镇压了所有对抗者，表面上平息了事件。“二·二八”事件后，陈仪将军作为对事件处置不力的替罪羊而下了台。

1948年7月，正当陈礼节为台大附属一院设计新的蓝图时，台大校长易人，新校长拼命安排自己的心腹，排除异己。陈礼节感到台湾情况日益复杂，自己没必要继续留任了。适逢陈仪将军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又来电邀请陈礼节接任浙江省立杭州医院（今浙江省中医院的前身）院长兼任浙江医学院教授。他遂中断了台湾的事业，于8月份回到海峡西岸——厉矞华的家乡——浙江杭州任职。

如果说陈仪将军在邀请陈礼节出任台湾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时，是一种被推荐以后的欣然接受，在经过耳闻目睹陈礼节的所作所为以后，自然是非常认同这位医学教授了，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同道之人！可以说陈将军第二次邀请陈礼节来浙江担任省立杭州医院院长的目的，就是想为新中国留住一位医学人才，因为陈仪已经看到了蒋家王朝的末日，早有了弃暗投明的打算。但非常遗憾的是，短短数月之后陈仪就被逮捕。

陈礼节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想用医学技术改变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教授，经过徐诵明、厉绥之、陈仪、厉矞华等等亲朋好友的引导和影响，经过对方翰、王达夫等等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的了解和分析，经过对抗战时期的国内外民众（包括在日本学习、生活、工作的华人华侨）、对光复以后的台湾百姓和对解放前夕国统区百姓生活情况的切身感受与体会，他对于新中国的向往，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对于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也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这些在民主革命时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后来成为民主党派早期各级领导人的马叙伦、周建人、雷洁琼等先贤，通过探索和追求真理，感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真理，以至于最后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思想同心、政治同盟、目标同一的正确道路。正因如此，解放以后的浙江省有了医学院的陈礼节教授，有了杭州市人民政府的陈礼节副市长，全国政协的陈礼节委员，还有了民进杭州市和浙江省委员会的陈礼节主任委员和浙江省政协的陈礼节副主席。

陈礼节到达杭州不久，在台北师范学院任生物系教授兼学院医务室主任的厉矞华也辞去职务回到了家乡，在省立杭州医院任儿科主任兼浙江医学院教授。刚来杭州，夫妇俩要找栖身之地，租房需要金条，这使得他们犯了难，只好在泰华药房（今延安路）业余行医，以补贴家用。周围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人家都争着去台湾发财，你们两个大教授，台湾回来后连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议！太傻了！”陈礼节笑笑：“人各有志。古话说得好，‘我以不贪为宝’，我就是要做这种人！”

省立杭州医院是当时杭州的急诊、重病、疑难病急救中心，作为第五任院长的陈礼节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不怕苦累、洁身自爱，医疗水平和理论水平又高，还有在台大附属医院积累的管理经验，短短半年多时间便赢得了医护员工的信任和爱戴。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就歼灭国民党军173个师。全国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地南下、南下,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军政要员们纷纷逃跑。形势动荡、物价暴涨、民不聊生。陈礼节夫妇从台湾带回的唯一值钱的财产是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每到夜深人静时，他们就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得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很受鼓舞，企盼早日解放杭州,企盼早日迎来光明！

1949年1月，蒋介石的嫡系周喦继任了浙江省主席职务。大约是3月底4月初光景，浙江省政府卫生处长徐世伦下达周喦的命令：“把省立杭州医院迁往宁波、舟山！”他对陈礼节说：“我们就要走了，你快作准备，把重要设备和人员都带走！”在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陈礼节毅然决定为迎接杭州解放做准备。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陈礼节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性,意识到保护好医务人员和保存好医疗用品,对支援解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一面寻找各种借口软拖硬磨有意拖延，与国民党政府巧妙周旋；一面动员全院医务人员安心工作，保护好医院，严防敌特破坏。他和当时的医院副院长孙道夫（后为民革杭州市委会第二任主任委员，曾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总务长郑树政、药局主任董振舜（后为民进杭州市委会常委，曾任杭州市化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外科主任王历耕（后为浙江民进四位创始人之一，曾任浙医二院院长）、放射科主任汤钧（福医毕业生，后任省人民医院院长）、护理部主任傅淑芳（女，后为民进杭州市委会副主委，曾任杭州护士学校校长）等一批骨干轮流护院。

杭州解放的前两三天，陈礼节得知国民党政府决定溃逃时炸毁藏匿在城站红楼的“（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有布匹、纱布、棉花、毛毯等）。陈礼节知道后非常着急，他对厉矞华说：“这些战略物资应该留给人民，绝不能让他们毁掉！”情急之下，终于想出了“劫”物品的主意。他暗暗组织了医院的同仁，借了一辆大卡车悄悄开到红楼，不顾散兵游勇、特务和流氓的跟踪和骚扰，指挥医院职工将180余箱医疗用品和物资秘密运到省立杭州医院仓库掩藏。杭州解放后，这些医药物资全部由医院军代表验收归公。

1949年5月3日，陈礼节和浙江省立杭州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杭州解放，并积极担负起收治解放军伤病员的光荣任务。被军管会留任的医院院长陈礼节在岗位上日夜值班、四处忙碌，组织医院工作人员及时地抢救和治疗南下的解放军第七兵团将士。当听说解放军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的时候，陈礼节号召本院医护人员组成了十多人的医疗队，参加这场战役。位于西浣纱路的省立杭州医院当时只有60张床位，不能满足形势任务的需求，陈礼节依靠全院医护人员，在军事代表的协调下，在院部附近想办法，从教仁街、三庆里、仁和里等处租用老百姓的房屋，短时间内增加到300张床位。当时医院的急救药品奇缺，陈礼节调集员工筹建制剂室缓解药品难题；那时医院护士不够，就自己开办护士培训部，请傅淑芳担任主任。就这样，大批解放军伤病员得以及时治疗，不少人治愈后重返前线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尽职尽责的“卫生行政官”

新中国成立之初，省立杭州医院的门诊、住院病人是全杭州最多的医院。当时的人民政府、军管会领导人，有病有痛基本上都来这家医院求医，尤其是找陈礼节诊治。陈礼节也尽量挤出时间在门诊和病房一线忙碌，他倡导以“首诊病人负责制”的服务方式，自己带头身体力行。他在浙江医学院教授内科学，总是认真备课，突出教学重点、联系临床实际。当时医学院在法院路的校舍简陋、设备落后，但这所从旧社会包括厉绥之在内的有识之士创建的浙江高等医学专门学校演变过来的医学院，教学质量却不低，陈礼节夫妇深爱着这所医学院，努力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好。

陈礼节的医学水平、为人品格和医术影响力渐渐被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所发现、所了解、所认可，1950年1月，陈礼节调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对于此任命，陈礼节深深地被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动了，因为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他没有“后台”，不是执政党党员，他只是一名熟悉医学业务的科技人员，却被赋予掌控全市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的重任。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和知人善任的作风，这也成为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卫生事业的不竭动力。

他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政治时事，写下许多心得笔记，努力提高觉悟。他团结卫生界的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医，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四大原则。

首先，他不遗余力地抓好杭州的医院建设。1953年至1954年，新建了五云山疗养院、精神病医院、公费医疗第一和第二门诊部。到1955年，全市有市级医院、疗养院、门诊部、防疫站等15家，医务工作者3000余人。其次，他从公共卫生工作入手，将清洁市容、卫生环境、革除陋习放在首位，发动群众大力做好。他以省立杭州医院、杭州市民医院（今市一医院）为依托，针对天花、霍乱等传染病，进行有效的预防控制；就职工职业病、常见病的防治问题，协助厂矿企业建立卫生医疗机构、安排劳动保护和公费医疗；在郊区农村实行巡回医疗制度，培训农村卫生医疗人员。第三，针对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各自的长处，他建议举办多期“西医学中医”培训班，自己也积极践行之。

抗美援朝时期，陈礼节响应党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发动群众组织救护队，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他作为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曾组织了三支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他自己带头报名,后因杭州的工作实在离不开他，只得作罢。

1955年，陈礼节当选为杭州市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靠边站”为止。他恪尽职守，正确把握时局形势，以独特的工作方法、风格与策略，做了许多务实有效的工作。那时候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卫生工作，称之为“爱国卫生运动”，他认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是毛泽东思想在卫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在我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迅速改变卫生落后面貌、预防和消灭疾病、保护人民健康的根本途径，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创举。陈礼节注重借鉴西方先进的卫生管理办法，注重发挥群众的作用和智慧。他在日本学医11年，在台湾从医两年，对于台湾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管理卫生的举措记忆犹新，如建设自来水与下水道系统，拓宽街道、设立骑楼；如引进西医、广设卫生所治病与抑止传染病爆发，有效降低疟疾、鼠疫、结核病的发生率；如春、秋季强制大扫除、搞卫生，住宅须辟窗以利空气流通，患传染病者须强制迁离至隔离医院，并预防注射等措施，使公共卫生改善不少；如从公共卫生教育着手，借助学校教育体系与警察力量，传授卫生知识和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知识，使一般民众具有现代卫生的观念。陈礼节认为，爱国卫生工作是与有害生物斗争的一门深奥学问，要花大力气才能做好。

陈礼节既是一位有名望的医学专家，又是一位副市级的政府领导人，但他从不因此搞特权、摆架子。他认为当社会主义的“官”不是享清福的，而是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说，我是作为民进成员在政府工作的，我的工作好坏会影响到民进组织的声誉。他深知责任重大，因此全力以赴，事必躬亲，不稍懈怠。当时，医卫界有人认为卫生医务工作搞群众运动“不科学”，对“爱国卫生”不以为然；也有人认为像陈礼节这样的专家领导去打苍蝇、捞孑孓、捉老鼠，挖窨井、掏粪坑，“太不值得”。陈礼节不以为然，他说做爱国卫生工作“要口勤、脚勤”，依靠党组织和同事们努力工作；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创造了许多灭蚊、捕鼠的有效办法（如在窨井口做活塞、装“纱窗”，如用烟火熏窨井，控制蚊蝇孳生地等等）；他带领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不分寒暑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卫生防病知识、督促卫生工作，足迹遍及杭州市的大街小巷。

在短短的几年中，杭州市的疟疾、脑炎、肠道传染病大大减少，人人讲卫生的习惯蔚然成风，曾经达到夏天不挂蚊帐可以睡觉的水平。市民们广泛开展广播操、太极拳等群众体育锻炼活动，呈现一派清新、欢乐的气氛。他的三女陈智敏回忆，那时父亲教导她们要学好广播操、学习游泳和太极拳，说是体质增强了可以抵御疾病。1956年，杭州市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同年，小营巷居民区被评为杭州市卫生模范单位，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刚刚起步适应新生活的阶段，该地区的环境卫生、住宅卫生、个人卫生工作着实搞得轰轰烈烈、独树一帜，当时的报纸写道：“……（小营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铲平了‘垃圾山’，清除了‘蚊蝇窝’，改造下水道，改进防蚊设施。建立了卫生保洁制度，成立保健站，建立家庭病床，设立健康档案，实行计划免疫，从而未再发生疟疾、伤寒、白喉、麻疹、乙型脑炎等传染性疾病。同时，绿化美化环境，建立小营公园，办起了托儿所、红十字站，推行文体活动，增强居民体质，文明卫生已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958年，毛主席视察小营巷，对杭州的卫生工作倍加赞扬。因为这是杭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成为了迄今为止全市卫生工作史上的一段佳话。陈礼节为此做出了极大的、持续的不懈努力。

除了卫生工作以外，陈礼节对于分管的文化、教育诸工作均十分重视，据一位20世纪60年代曾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工作的老领导回忆，那时候，市政府对技术工人的培养非常注重，陈礼节在几年中数次亲临当时的“园林技工学校”指导工作，而且是轻车简从、自己乘公交车来回的。1958年12月30日，杭州市各界人民群众三千多人，齐集“中苏友谊馆”（现东坡路的东坡剧院）欢度新年，举行了赛诗会。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平夷以及副市长陈礼节、周峰等党政负责同志参加，有的还当场写诗写对联与民同乐，陈礼节撰写的上联是：“生产文化双跃进”，下联是：“诗歌舞蹈大普及”，表达了一位心地坦荡的党外高层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热情礼赞。

影响浙江民进历史的主要创始人

1951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总部常务理事、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周建人同志受总部委托，来杭州发展会员。首批确定四位同志入会，成立民进杭州小组，分别是浙江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礼节，浙江医学院教授、省立杭州医院外科主任王历耕，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童友三，由俞子夷担任组长，陈礼节为副组长。四位同志表示，每人物色四至五人作为发展对象。

1951年9月中旬，民进总部派常务理事赵朴初、候补理事张纪元到杭州，协助筹建组织。经与统战部协商，9月23日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成立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选举俞子夷任主委，陈礼节为副主委，此时已有民进会员20人。1952年12月28日，民进杭州市分会成立。

陈礼节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一、二届副主任理事，民进杭州市委员会第三届副主委,第四、五届主委；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副主委、主委，民进浙江省委员会第一、二届主委；民进中央第四、五、六届常委。他常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完全是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思想出发的，是无私的。他要求会内同志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跟中国共产党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陈礼节加入民进以后，以他卫生行政领导的职责，主持发起组织抗美援朝医疗手术大队，这是他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杭州市的一项重头工作，尽管组织上因陈礼节身体欠佳和工作繁忙而未让其赴朝,但在他的参与组织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也树立了民进在浙江（杭州）的社会地位。

1951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五次战役阶段。6月，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市卫生局局长的陈礼节，几经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请缨，在杭州市酝酿组织成立一支志愿医疗手术大队，到朝鲜前线为救治志愿军伤病员服务。陈礼节号召民进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参加，不久，由48位医护人员组成的杭州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大队成立，由省立杭州医院军代表陈敏书任大队长，省立杭州医院外科教授黄德赡、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医务主任李天助担任副大队长，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杭州广济医院神经外科专家朱焱任大队顾问，黄、李、朱分别率领这个医疗大队的三支医疗手术队（队员中还有杭州望江山疗养院院长周朗生）于6月20日分别奔赴朝鲜东线战场、华东军区第十五野战医院和第二野战医院。原定的半年服务期满后，手术队的全体同志苦苦要求又延长了半年。他们发扬革命的献身精神，共为2000多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拯救了大批伤病员的生命，获得了志愿军官兵的一致好评。战后，黄德赡同志荣获朝鲜三级国旗勋章，李天助同志荣立二等功，朱焱、周朗生同志荣立三等功。黄、李、朱、周四人本来就是在陈礼节影响下要求加入民进的同志，从朝鲜等地回来后，他们带着这一份光荣参加了民进组织。

在浙江民进的发展历史上，陈礼节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从1951年加入民进组织，直至1984年7月逝世（除了“文革”十年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以外），都在民进的领导岗位上尽责尽力。几十年来，陈礼节以厚德博学的专家形象影响着会员，以胸怀天下的政治使命感激励着会员。

陈礼节始终把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工作放到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这个高度来认识。上世纪50年代，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主要是团结、教育和改造。陈礼节深感贯彻党的这一政策的重要性，他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旧社会过来的，头脑中还留有较深的旧的世界观的烙印，因此，需要不断学习，去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潜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凡阅读过的著作，都画满了圈圈杠杠，并注写了许多心得体会。他的三女陈智敏深情地说：“父亲的一套《列宁全集》现在在我家珍藏着。在学习态度上，父亲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愧不如。”一位当年的民进干部回忆：“当时陈礼节同志忙于市政府的工作，但民进市委会的政治学习，他经常参加，并带头谈学习体会。”自1958年陈礼节担任了省筹备会的主委后，他一直考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早日成立民进省委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在1962年上半年对筹委会成员和机关干部提出：“要树立搞好民主党派专业的思想，对这个工作要钻进去，讲究工作方法，干部的工作态度很重要，态度不好，成员怕接近你，这样开展工作就有困难了。”“我们民进今年要成立省组织（实际到1963年2月成立），所以，外地的发展工作要抓紧一些。”

陈礼节在“民主党派（民进）应不应该发挥作用”和“如何发挥”这两个问题上，始终态度鲜明。他觉得，民进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理应有所作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便无存在之必要了。在参政议政上，他强调不能光发牢骚、做局外人，提意见和建议需要有的放矢。在他自己的许多发言、提案中，总是有不少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例证，因而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肯定；在服务社会工作上，50年代民进经常举办教育业务讲座，对民进会务工作的开展和组织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57年以后，因反右的影响这些活动停了下来，大家对此甚至讳莫如深，不敢提及。陈礼节深感焦虑，他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民进组织应该也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活动，多搞些专业讲座。1957年前搞的业务活动，我始终没有讲它搞错了。现在是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专长的时候，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提高业务水平，这有什么不好？”

陈礼节还在多个场合呼吁“对知识分子要全面估价”。他积极向党反映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问题，向党推荐有才能有专长的非党知识分子。1962年，当时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地位颇有微词，陈礼节力排众议，他引用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从本行业务来接受共产主义的，到了社会主义，他们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他说：“事实也是如此，这几年知识分子贡献很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回忆对比中感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直率地指出：“过去对知识分子总是压下去，他们有意见只好闷在心里，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看见了（政府的）缺点也不讲，应该让他们讲讲话。对知识分子的估价首先要肯定成绩，不要弄得灰溜溜的。”他还建议政府尽可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问题。

陈礼节在改革开放初期能正确把好关、掌好舵，使民进工作快速走向正轨。“文革”结束，民主党派开始了恢复组织的工作。此时，陈礼节已经不再担任杭州市副市长了，继续担任着民进省、市委员会的主委，还新任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市科协主席等职务。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民进的工作上去，他感到自己变年轻了。他与省、市民进的老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千方百计联络“文革”期间失去联系的会员，还积极帮助他们落实好政策。在1979年一次省、市民进常委会上，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大家“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办法再多一些，积极开展会务活动，帮助成员在政治上进步，业务上提高”。这次讲话对推动浙江民进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他的影响以及他与民进同仁的共同努力，上世纪80年代初，民进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了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会员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党派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陈礼节有着爱党爱国的高尚情操、医学上的不菲成就和善于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他待人真诚、尊重人才，胸怀坦荡、乐观进取，这使得他有着极好的群众基础和极强的人格魅力。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浙江省一大批医药卫生界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民进组织，如上世纪50年代的泌尿科专家王历耕、外科教授余文光、产科教授刘天香、儿科教授厉矞华、药科专家董振舜、肿瘤专家李挺宜、护理学专家傅淑芳、泌尿科教授杨松森、骨科专家李天助等等，所以，浙江医卫界会员数量众多，至今都在浙江民进成员中占比高达百分之十五；浙江医卫界会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为全国民进组织中的一大特色，一支奇葩。

陈礼节在成为浙江民进一名“种子会员”以后，坚持发展成员的原则必须是：既要求进步，又要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宁精勿滥。据不完全调查和统计，经过陈礼节介绍入会的专家教授们，再通过他们的感染力，又吸引了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来到了民进这个大家庭里，如后来担任浙江民进主要领导人的毛昭晰、丁德云和吴山明等等，不胜枚举。一位在上世纪50年代由陈礼节介绍入会的浙医一院著名教授说：“当时，我对民进还缺乏认识，但看到我所尊敬的陈老师是民进组织的领导人，我也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正因为浙江民进组织不断有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成就了高素质队伍的形成，使得她生生不息，不断地健康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陈礼节还十分关心家人们在政治上的成长，他的家人中，除了夫人厉矞华加入民进、并成为后来的省委会主委以外，他的大女儿陈智周（曾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科技医药委员会副主任）、儿子陈智乐（机械工程师，曾任民进杭州市委常委、杭州市政协委员、民进浙江省委委员）、外孙范飞舟（北京永瀚星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也先后成为了民进会员。他的其他几个女儿也都在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岗位上有为有位，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有责任肯担当的睿智型长者

纵观陈礼节的人生轨迹，他从日本学医归来后，一直在医学教育、医疗服务、卫生管理岗位上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入民进组织，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追求真理、正直善良的医学教授，也是一位肯负责、有担当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是颇受人们尊敬和仰慕的睿智型前辈。

他是“为医学而生、为医学而奋斗终生”的专家学者。陈礼节出生在战乱时期（1906年），以“医学救国”励志，赴日本“师夷长技”潜心学习西方医学（1932年）；他从抗战开始（1937年）中断研究生学业回国，以西北联大医学院、福建省立医学院（1940年）为“工作母机”悉心培养医学人才，为全面抗战出力；他在台湾光复之际（1946年），受命接收台湾大学附属医院， 为振兴民族医学事业奉献力量； 他于全国解放前夕（1948年），应邀执掌省立杭州医院，为百废待兴的医疗机构保存力量和物资， 为解放大军和民众服务， 治伤治病救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又以医学专家身份担任行政官员，全身心投入“爱国卫生运动”，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不遗余力；他在十年“文革”期间历经磨难后（1972年左右），为有机会掌握“水桶、针筒、听筒”（身兼护工、护士、医生职责）而窃喜：“至少我可以给老百姓治病了！”；他在晚年“老骥伏枥”，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立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我的有生之年贡献给爱国卫生事业”。

陈礼节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一生,也是无私献身于医学卫生事业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却从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表现出忘我而利人的崇高品质。

他是能以积极心态应对“文革”困境的中国知识分子之表率。在十年浩劫中，陈礼节被诬加“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批斗，他以自己的硬汉子脾气为自己申辩：“我为了不做亡国奴，才从日本回来奔赴国难。我绝不做丧权辱国的事。”就这样，他的十条肋骨被打断，腰椎压缩性骨折，心脏病导致心脏扩大，血压高到220/120mmHg，多种疾病多次复发住院治疗，但稍有好转，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劳动、改造思想。他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仍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地相信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

1969年2月，他的次女陈智新即将奔赴黑龙江省虎林县插队，被获准去市郊乔司农场“五七干校”与在那儿监督劳动的父亲告别，看到原本一米七六魁梧身形的父亲佝偻着背，摇晃着、一小步一小步颤颤巍巍地通过陡峭的跳板将满满一担红砖挑到停在江边的船上。她冲上前去紧紧拥抱住刚刚返回岸上的父亲嚎啕大哭。陈礼节知道二女儿马上要去东北支边，并了解到家中八个人被分散在七个地方时（妻子厉矞华在下乡医疗队，长女智周从北京发配到江西劳动，儿子智乐从上海交通大学分配到贵州省毕节地区，三女智敏在临安插队落户，杭州家中只有岳母和四女智宪相依为命），想着以后大家能否再见面、再团聚是无法预料的了！这时的陈礼节也热泪盈眶了，但是他强作镇定，嘱咐女儿一个人到了数千公里之外的边疆农村该注意的事项，最后安慰道：“一定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政府，肯定会好起来的。”

在“五七干校”，他对同在“牛棚” 的难友力所能及地予以关心照顾，如那个时期在一起监督劳动的、1970年即含冤逝世的原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当陈礼节看到造反派用“不让喝水”的残忍手段折磨着已到生命后期的王书记，以至王书记见到热水瓶就抢过去对着口喝，并几天吃不下饭的情况，陈礼节就冒着被看押人员责打的危险，一再向他们据理力争：“王平夷有重病，情况不好！应该马上让他去医院瞧病！”果不其然，王书记被送到医院检查已是肝癌晚期，不久即病逝了。

“文革”后期，他被送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监督劳动，扫地、冲厕所，身处逆境的陈礼节还是乐呵呵地说：“我是搞卫生工作的，做男护士是内行。”后来他被安排到门诊做医生，他庆幸自己又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认真负责地给病人治病，加之他医术高明，因而受到病员们的交口称赞，纷纷来到医院向他求医。杭州民进机关一位老干部含着眼泪说道：“‘文革’后期的一天，我在龙翔桥偶遇陈礼节同志，我们相互问候，他百感交集地对我说：‘我又有了一份最好的工作——给病人治病。’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遭受非人的折磨之后，仍能够如此达观，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陈礼节同志在“文革”中的遭遇具有普遍性，但他坚信党的领导，为争取有重新走上医生岗位为老百姓服务的机会而默默忍受痛苦，守得住根本、耐得住寂寞，保持了一位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良好形象。

他以在台大医院任职的影响力为海峡两岸交往发挥了桥梁作用。陈礼节经常怀念在台湾的同事、学生和朋友，再三呼吁海峡两岸的同胞互相往来进行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回忆在台湾大学的日子里》一文，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后，在海内外激起强烈的反响，因为在十年浩劫期间，台湾的同事、学生非常惦念他们的陈教授在大陆的生活状况。听闻这篇文章的学生们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对陈礼节的敬意，也表达了他们和广大台湾同胞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

1989年4月，时任台大附属医院院长的杨思标先生随台湾医学会代表团访问大陆时，专程来杭州拜访了陈礼节的夫人厉矞华女士，诉说了多年来台大医院同仁对陈礼节的怀念之情，并对陈礼节的过早逝世表示沉痛悼念。1992年2月，台大附属医院新楼竣工，新楼会议室两边墙上悬挂着历任院长和对医院有较大贡献的人士的油画肖像，其中唯缺第二任院长陈礼节的画像,医院马上选派了前文所述的内科教授林吉崇专程来到杭州索取陈礼节早年的标准照片，然后制成了大幅油画肖像，弥补了40多年留下的空白。2006年7月9日，杨思标先生应邀来杭参加“纪念陈礼节百年诞辰座谈会”，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于陈礼节在医院的工作和他的高尚品德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陈礼节同志以自己在台大医院的卓越表现，激励着后人，包括在海外的学生、后辈们。他在统一祖国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同样影响着华人世界，起到了桥梁纽带的积极作用。

他是一位把握基本政治原则，身教重于言教的党派领路人。陈礼节担任民进领导工作多年，不论是对人对事总是考虑别人在先，对待下属总是耐心诚恳，十分体恤，以平和的态度处理关系，以理服人。

1966年9月，红卫兵来到民进机关，勒令交出印章、停止活动，并占领了办公楼（自此后十年，民进省、市委机关被扫地出门）。这时，陈礼节同志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如何将文件档案安全转移和妥善保管。同时，他还特别关心三个原来住在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安身之处的问题。当得知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已帮助解决了上述问题时，他十分激动地连声说：“感谢统战部！感谢统战部！”

1962年5月，陈礼节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机关干部中的右派摘帽以后的情况，他说：“要好好使用他们，对他们的安排也要加以考虑。”1978年，民进省委会刚刚恢复活动，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某位常委（大学著名教授）在‘文革’初期多次写信要退出民进组织，是否应予办理退会手续？”陈礼节说：“我最近碰到过他好几次，他从来没有提及退会的事，可以不作数。”他以不动声色的表象、内心炙热的实质保护着自己的同志，他以“不告不究”的方式留住了会内的骨干，他以积极平和的方法维护着民进队伍的稳定。

一位退休机关干部回忆：“上世纪60年代，民进中央一次会议期间，陈礼节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被安排参观北京陶然亭公园，一位陪同前去的中央机关干部问我：‘对陶然亭印象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哎呀，杭州的风景比这儿美得多啦！’我的回答让这位同志很尴尬。我自知失言了，当即不知所措。陈礼节同志见此情景，当即接过话题说：‘陶然亭这个名胜古迹有其独特的地方，风景也很美，它与杭州西湖的风格是不同的。’他这么一说不仅给我解了围，也启示我看问题应尽量全面一点。”陈礼节同志在大事小情面前从容镇定，善于用人格、威信、胆识、形象等非权力因素开展工作，为人随和宽厚，平易近人，对人生有透彻的觉悟和意境，有仁者风范。

他把入党作为人生新起点，捐献遗体更显现其博大深厚的人文情怀。早在1960年，陈礼节就向中共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这样写道：“能成为一个不为私利，完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共产党员，是极其光荣的、崇高的。我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贡献我的全部力量。”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所以他说：“我决不能带着缺点进党。”在以后的二十多年工作中，他十分注意“吾日三省吾身”，改造自己的思想，即使在十年内乱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迫害的情况下，他仍对党忠贞不渝。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陈礼节又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他写道:“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愿望。”

1984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根据陈礼节的要求，接收他为正式党员。多年的愿望实现了，陈礼节在病榻上经历着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一再表示要争取治好疾病，甚至在病危期还打算早点出院再继续努力工作。

陈礼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平时常常念叨：“遗体病理解剖对医学水平的提高很重要……”1984年7月1日，他因为心脏病加重而不幸逝世。他的妻子、民进同仁，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厉矞华按照他的遗愿，将其遗体献给了自己和陈礼节工作的母校——浙江医科大学，做病理解剖，换句话说就是：“死了也要为医学事业做贡献！”他捐献遗体的愿望也影响了他的夫人，厉矞华在2002年临终前，也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最后实现了真正的“夫唱妇随”。

陈礼节同志在遗体捐献的意愿表达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他曾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人，他是“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优秀践行者。他从一个胸怀医学救国理想的进步学生，到毕生追求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的医学教授，再成为探索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具备共产主义理想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他的爱国情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表现十分突出；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拳拳之心,在身处逆境时尤为显现！

1984年7月10日的《浙江日报》发表了《深切悼念陈礼节同志》的纪念文章，结尾写道：“陈礼节同志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陈礼节无私无畏之精神永存！

陈礼节先生年表

1906年 2月18日,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镇。

1915年进家乡私塾读书。

1918年 3月,入汉口辅德义务小学读书。

1922年 9月,入汉口同文书院(江汉中学)读书。四年后毕业,名列第一。

1926年 12月,被作为“庚子赔款”选送中国优秀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1927年 3月,赴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读书(预科一年,正科四年)。

1932年 3月,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本科、硕士)。

1937年 11月,回国。

1938年 5月,赴陕西省汉中市,应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

1939年 1月,与厉矞华结婚。教授内科学、参加门诊。8月,与厉矞华一起辞职离校,在四川成都开办“礼华诊所”。

1940年 2月,长女陈智周出生。3月,应邀在福建省立医学院(沙县)任教授、附属医院内科主任。

1946年 1月,受台湾省主席陈仪邀请,赴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先后兼任附属二院院长、一院院长,教授。2月,独子陈智乐出生。

1948年 8月,任浙江省立杭州医院院长。

1949年 5月,杭州解放,积极收治解放军伤病员。8月,二女陈智新出生。

1950年 1月,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兼任杭州市红十字会会长。

1951年 4月,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杭州筹备小组副组长。6月,组织杭州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大队赴朝鲜服务。8月,三女陈智敏出生。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2年 12月,当选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主任理事。

1954年 5月,当选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主任理事。7月,四女陈智宪出生。12月,当选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55年 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省政协副秘书长。6月,当选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56年兼任杭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8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2月,任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8年 8月,当选浙江省二届人大代表。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任民进省筹委会主任委员,当选民进中央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9年 4月,当选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省政协副秘书长。

1960年第一次向中共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61年 10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3年 2月,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民进浙江省一届一次全会上,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4年 8月,当选浙江省三届人大代表。12月,当选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66年 9月,民进省、市委会停止活动。

1968年 3月,因“文化大革命”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

1976年向中共组织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

1977年 1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 2月,当选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兼任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后任主席。

1979年 10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0年 7月,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民进浙江省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1月,任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顾问。

1984年 3月,被中共杭州市委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7月1日,因心脏病加重辞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