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家有女初长成

1912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厉矞华出生于杭州上城区的横箭道巷。杭州厉家堪称书香门第，尊厉鹗为高祖。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四明山樊榭，是清康乾年间杭州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浙西词派的中坚人物。厉矞华回忆：“我家五代祖先都是开馆教书的，当我出生时，我的曾祖父、祖父健在，他们是清朝科举的举人、拔贡，曾祖父、祖父开馆以此维持家庭生活。”祖父厉良玉（1865-1940），字韫山，别署樊榭后人，为清诸生，乡试三芦不售，曾游温、处两州知府文幕，因为这里是“四大印章石”之一“青田石”的产地，遂习篆刻而成大家，尤擅楷书长跋，所作《百寿图》闻名一时。父亲厉家福（1885-1975），字绥之，1899年14岁时入求是书院，17岁时考取“庚子赔款”的公派留学生资格，先入日本弘文学院学日语，19岁入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四年后毕业，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习一年。1909年回国考取了清朝的“医科举人”，1910年参加末代皇帝的“保和殿复试”，获“殿试一等”成绩，授“医学部主事”头衔。1911年与韩清泉、汤尔和等人一起在杭州创建浙江病院，任副院长，这是杭州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医院。1912年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厉家福还和韩清泉等人一起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韩清泉任校长，厉家福在1912年至1920年间一直担任学校的教员，这是我国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其间，厉家福还担任着浙江陆军医院院长（1912-1927）。1914年，厉家福任《医药观》（月刊）杂志主编，这是浙江最早的西医药学术杂志。1924年作为杭州医师药剂师公会理事，为救护“齐卢之战”（又称江浙战争）的伤员，厉家福参与了杭州市红十字会的筹建工作，并出任首任会长。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变后，厉家福不满日益严重的党化专政，退出公职，在杭州开元路开了一个诊所维持生计。但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日淞沪战役后，厉家福又受命在杭州创办多所临时伤兵医院，积极救护抗日伤兵。

厉矞华是厉家福的长女。“矞华”取义于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人君修德，则矞云见”。“矞云”即三色之云，古人视为祥瑞。厉矞华回忆：“我在三四岁时就在祖父、姑公处识字学习，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我祖父对子孙管教极严，期望殷切，加上父亲刚从日本学习回国，我家叔父三人、姑丈均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受日本明治维新新文化教育影响，希望子女成龙腾飞，我又是长孙女，把精力集中在几个长孙男、孙女身上，很早进小学，成绩优良，每年跳班没有循规读完小学即考入中学。除古书外又请家庭教师把中学所有课在家补习，请了英语、数学、化学、物理教师辅导，跳级到高中。”厉矞华的学习不是一般的用功，她说：“我出生十四年中在家读四书五经，每年跳级越班极为紧张，每日奋而忘食，充耳不闻外界事，手不释卷，从不贪玩，加之我母亲是当时师范学校毕业生，层层加码督促，数理化、古文等不断灌输，实足书呆子生活，祖父、父亲、家庭老师抓得紧，管得严，养成我好学不倦，忠厚老实，上进心强性格。”1926年，14岁的厉矞华考入上海女子医专，学校因闹学潮被勒令停办后，于1927年转考上海南洋医学院，仍因学生不时罢课，被国民党校董威胁不复课就解散停办。因为学习环境极不稳定，厉矞华年纪又小，家里不放心，于是厉家福托朋友胡哲揆教授（铁路医学院院长）帮忙，在1928年夏季将厉矞华插班到私立的东南医学院学习。第二年回杭州过暑假时，厉矞华碰到了上海南洋医学院的同学张肖瑜，她约厉矞华一起去北平投考北平大学医学院，厉矞华觉得北平人才荟萃，又是历代古都，于是去参加了笔试、口试，被录取，家里很为她高兴。1929年9月，厉矞华正式进入北平大学医学院学习。其间，厉矞华对医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和父亲一样当个名医，“所有医学课程吸引了我，对人体组织洞察清楚，人的生活奥妙，探索太有兴味了，感到学医是高尚职业，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树立了‘不为良相为良医’。而且我在祖先们熏陶下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性格，树立生我在世非成为有用人才的傲迈气概”。虽然北平大学医学院也有学潮，但厉矞华说：“我仍是孜孜不倦地攻读所有必读课程，此时图书馆广阔天地任我阅读，海阔天空，自由飞翔，努力拼搏，把医学课程读熟，拉丁文、德文学好能阅读外国文，其乐无穷，深感薄技在身，比万贯家财有用，当时我认为科学救国争取考得优异成绩，希望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工资少一点不要紧，能有机会到德国留学最重要，成名成家思想浓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北平发生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学校停课，厉矞华回杭州市民医院实习，理论联系实际，进步很快，学校复课她才回校继续学业。1934年夏季厉矞华毕业，留校任小儿科助教，作此选择主要是为了有更好的事业发展前景，“毕业生中大部分到各地，因为留校薪金少，而我年尚轻，无负担，有前途”。同年10月，经徐诵明校长和戈绍龙教授推荐，厉矞华赴日本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小儿科教研室攻读研究生。徐诵明为北平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也是厉矞华的病理学老师。1937年3月，因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把官费专供在日本大学读书的留学生，对国内毕业的留学生暂停，而且日本对妇女研究生不重视”，因此厉矞华中止在日本的学习，未获学位，返回北平大学医学院任小儿科助教。但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父亲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厉矞华只好辞职回杭工作。8月13日，徐诵明校长和其女儿徐幼慧（厉矞华九州帝国大学的同学）路过杭州，厉矞华就跟随他们一起到陕西西安去筹建西安临时大学，9月即被聘任为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的小儿科讲师。但翌年7月，太原告急，西安临时大学撤离继而解散，厉矞华只好暂居成都姑母家。10月，从北平西迁的几所大学在陕西汉中合并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厉矞华被聘任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的小儿科讲师。

纵观厉矞华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聪慧、勤奋和自立，这里有书香门第的家风熏陶，有父母的殷切希望，也有复杂家庭环境下少女的早熟。因为厉家福娶有两房太太，大房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的婚，二房是自由恋爱结的婚，感情自然会和二房太太好些。厉矞华的母亲是大房太太，同母的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厉声扬和厉声和。厉家福和二房太太迁居上海后，两房太太及各自的子女就很少来往了。这种家庭环境对厉矞华性格的影响很大，父亲对她并不失慈爱和关怀，不仅给予她与男孩同样的受教育机会，而且在学潮动乱的年代也不惜为其请托朋友妥善安排她的就学，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更是寝食不安，不断催促其回杭。这使得厉矞华的一生都能宽容待人，善于与人相处，在台湾爆发针对大陆人的“二·二八”事件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台湾籍职工却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厉矞华夫妻的住宅，“文革”时厉矞华也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冲击，这些都和她宽容善处的个性有关。但这样的家庭环境也让她清楚地意识到，作为长女她对自己的母亲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她自强自爱，学习特别刻苦努力，因为她要以自己的成就维护母亲在家族中的尊严和地位，她要成为母亲一生的精神和生活依靠。她还特别不愿意让父亲为难，在日本留学面临公费不足维持学业时，她宁愿失去即将到手的研究生文凭，选择回国就业，也不愿开口向父亲要钱，因为她深知父亲养活一大家子人并不容易，平衡两房子女的教育和生活更不容易。这种经历让厉矞华完全不像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书香门第和留学东洋给了她优雅和温厚，生活的不易则给了她坚强和干练。厉矞华非常能干，不仅在工作上很能干，行政、业务一肩挑，而且在家事上也很能干。1946年抗战胜利后丈夫陈礼节先行去台湾工作，她随后带着7岁的女儿、7个月大的儿子一路颠簸到台湾与丈夫会合。1948年回杭时也是丈夫先回来，她一个人拖着孩子在战火不断的混乱交通中平安抵杭，甚至带回了在台湾生活时置下的全套家具，这套家具至今完好地保留在她生前居住的房间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世俗对女人的极高褒奖，厉矞华当得起。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舒婷的《致橡树》曾传诵于大江南北，成了无数少女心中的婚姻梦想，却不知厉矞华早就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成就了这种“两棵树”式的婚姻。“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厉矞华在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担任小儿科讲师的时候，结识了同样刚从日本回国在此教学的陈礼节教授。因为陈礼节此前长期在日本学习生活，中文明显生疏，影响到教学和生活，学校就让懂日语的厉矞华协助他工作。当时国内的医学教育明显落后于日本，陈礼节急于想把先进的医学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学之外还自编教材，自己还挤时间在职读博士，如此一来生活就马虎乱套了，厉矞华的“助手”身份自然也就从工作延伸到了生活。厉矞华的恩师兼校长徐诵明看到两人很般配，于是出面做媒，两人于1939年1月22日结婚。对于这份爱情，厉矞华曾有一段非常温馨而自豪的回忆：“礼节留学日本12年，到西北后，国语不流利，对国内社会情况了解也不多。我很关心他的生活与工作，他也明白我为人纯朴，有理想，学习勤奋，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徐老师知道我们的志向与抱负相同，经他的介绍，又经过长期接触，感到是一生难遇到的志同道合的伴侣。我从小勤奋学习，青年时代忧国忧民，从不考虑恋爱婚姻的问题，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能遇到如此性情融洽，个性契合，习惯、生活、情趣相似的同道，非常愿意接受。礼节表白说：我选对象重品德不重貌美，建立家庭要有利于事业，能够长期幸福生活。于是征得我父母同意，请徐校长主婚，在南郑组织家庭。结婚仪式隆重而简朴。成家后互敬互爱，互帮互让，互信互慰，感情融洽和谐。”

婚后的日子是艰苦的，但新婚燕尔的厉矞华过得很开心，“在抗日战争期间薪水七折八扣，米是霉变的，素食，没有布匹，住房极差，因为陕西汉中这小地方突然来了这么多院校师生。可是教师们有爱国心，师生同心协力，工作积极负责，又何况我们是医师，救死扶伤，颇受当地政府及老百姓们欢迎、爱护”。但这样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国民政府认为西北联合大学有“赤化”嫌疑，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勒令改组，分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并加强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屡次授意徐诵明校长解聘法商学院左翼教授沈志远等人，夫妻俩为了声援遭受迫害的进步教授，于1939年8月与徐诵明校长一起辞职。这就相当于两人同时失业了， 而且此时厉矞华已有孕在身，但她不畏惧，愿与丈夫、恩师共进退。在朋友的帮衬下，她和丈夫一起在成都自行挂牌开设礼华诊所，“开业半年勉强维持最低生活，当时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幸在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得到礼节同学支援渡过难关”。这年冬天，福建省立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原北平大学生理学教授、厉矞华的老师）到成都来聘请教授，希望厉矞华夫妇能去福建工作，夫妇俩欣然接聘，约定厉矞华分娩满月后即启程赴任。1940年4月，夫妇俩带着怀抱中的长女陈智周，在战争乱局中，冒险经重庆、宜昌、长沙、曲江、赣州、瑞金，一路抵达福建省立医学院所在的沙县，陈礼节出任医学院内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厉矞华任医学院小儿科副教授兼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并于1942年7月（一说9月）升任教授和主任医师。沙县地近抗战前线，经常有敌机空袭，而且生活极为清苦，夫妻俩却在这里一住六年，亲手送走了七届毕业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将军被委任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对陈礼节的人品和工作能力颇为欣赏，遂电邀其赴台工作。因为厉矞华即将临产，陈礼节在1946年1月先行赴台，参与接受和清理整顿日本在台湾的医学教育机构和医院。2月，厉矞华产下儿子陈智乐，8月即带着一双儿女赴台与丈夫团聚，并受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博物系教授兼医务室主任。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陈仪下台，成了事件的替罪羊，继任的是蒋介石嫡系魏道明，台大校长也被撤换，陈礼节遭受排挤，1948年夏天没能收到续聘聘书。还好此时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李季谷尚在任，厉矞华得以续聘，总算有一份工资可暂且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力邀陈礼节回杭，于是陈礼节于1948年8月先行回杭，任浙江省立杭州医院院长，兼浙江省立医学院内科教授。9月，厉矞华也带着孩子从基隆转道上海回到杭州，受聘为浙江省立医学院儿科教研室教授、主任医师，兼杭州医院小儿科主任，其间厉矞华还在延安路泰华药房开业行医，一天应诊两小时，以防失业之患。

1949年7月，厉矞华受聘为浙江省立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1951年5月，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的儿科、妇产科，与省立杭州医院和浙江省立医学院的儿科、妇产科合并，成立了“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厉矞华出任院长兼儿科主任。195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在省妇幼保健院设立儿科教研室，厉矞华又担任起了教研室主任和浙江医学院小儿科主任的工作。1954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省立妇幼保健院分成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两个医院，厉矞华出任浙江省儿童保健院首任院长兼儿内科主任、儿科教研室主任及浙江医学院儿科教授。

1966年到1975年，受“文革”影响，厉矞华不再担任院长和儿科主任的职务，只以儿科医生的身份工作。但她并没有因此放松学习和工作，下乡巡回医疗、学习中医等有益于提高业务、服务群众的活动，她都积极报名参加，而且在国内政治形势还很严酷的70年代初，她就率先开展了小儿白血病的研究。“文革”结束后，厉矞华再次出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院长，一直做到1984年。“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这一切让厉矞华焦虑不安， 她不顾年老体弱， 奋身投入到事业中。1984年，陈礼节因病去世，晚年失去最亲密的人生伴侣，厉矞华在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991年又因为误诊，手术伤及神经，厉矞华不仅被白白去掉了两根肋骨，而且右手落下了残疾，病痛缠身，行动不便。但她却以非常人的毅力、乐观的精神，将感情和身体上的痛苦，化作了工作的动力，不仅坚持门诊和科研，而且还前后带出了8个硕士生，为医学事业培养了高层次的接班人。甚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近80高龄的厉矞华还领衔组建科研组，开始了小儿脑瘫和弱智的救治和康复训练，并在1991年成功开设了脑瘫弱智专科门诊，这是我省第一个脑瘫弱智治疗专科。专业工作之外，厉矞华还担任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五、六、七届副主任，浙江省红十字会会长等众多社会职务，是当时浙江省唯一享受省部级待遇的党外女同志。

如果只论工作成就和社会地位，厉矞华无疑就是一个女强人。但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觉得她强势、觉得她咄咄逼人。因为这个留过洋的新女性，从来就没有抛弃过旧式女人的贤淑。

贤淑的女人爱丈夫爱家人：曾问厉矞华的子女们，你们都说父母一生很恩爱，结婚纪念日都会庆祝，是否也留有什么“情书”之类的东西？他们的儿子陈智乐先生想了一下说：“好像没有，因为他们结婚后几乎就没分开过。”是的，相守就是一种恩爱，何需鸿雁万里传书。通观厉矞华的工作经历，就是“夫唱妻随”，丈夫到哪里，她就跟随到哪里。她守着她的“妇道”，照顾着丈夫的饮食起居，为他生育了5个子女（智周、智乐、智新、智敏和智宪）。厉矞华孝顺母亲，从台湾回杭州后就接来母亲一起住，并没有把母亲推给两个弟弟管，母亲帮着她带孩子，她为母亲养老送终。琴瑟和谐的夫妻关系也影响着其他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陈礼节与岳母的关系就处得特别好。孩子们回忆：“外婆裹小脚，爱喝点小酒，爸爸就经常带绍兴老酒回来孝敬岳母，从不让岳母断酒。”

贤淑的女人大度：陈礼节出身穷苦，靠兄长们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工作后，他先是要每月寄钱抚养母亲和姐姐，抗战中大哥和二哥的洗衣店也没了生意，他还得接济两个哥哥的家庭，并帮助培养侄子侄女。在1998年的一份录音采访中，厉矞华就提到家里开销很大，五个孩子生下来都得请奶妈，日常家务得请一个杂工，陈礼节还得接济自家亲戚，这样家里就只有“我的钱加他的一部分钱，弄来弄去就没钱多了，虽然他做副市长，我做教授，两个人赚钱不少，但生活还是很拮据的，后来台湾带回的缝纫机、照相机之类都去寄卖店卖掉了，补贴家用”。但对此厉矞华却毫无怨言，而且不用丈夫操心，每月都从不多的家用中挤出一些钱，按时给婆家的亲戚寄去，厉矞华的好几个孩子都记得曾帮妈妈去邮局寄过钱。陈智乐回忆：在台湾工作时，“母亲在搞好学院教育工作的同时，协助父亲搞好接收工作，料理家务，哺育我们姐弟成长。还将大伯伯的子女接来教育、抚养”，后来陈礼节大哥的长女就留在台湾师范学院学习。陈礼节1950年3月手写的一份“自传”中也讲到：“我小家庭夫妇二人，子女三人，二子一女（引者注：此处有笔误，应是二女一子），此外岳母寄住，新近由汉口来一侄子，共七人，现住杭市枝头巷十九号。”

贤淑的女人教子有方：厉矞华和陈礼节的工作都很繁忙，据说陈礼节忙到只记得后面三个孩子的小名，却常常想不起他们的大名，但夫妻俩的事业都做得很出色，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体好，精力充沛。因此他们也非常注意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认为没有好身体就承担不了重任，衣服可以不讲究，妹妹们大多只能穿哥姐的旧衣，但在饮食和教育费用上绝对不省，在同龄孩子中，他们算吃得很好的，而且几乎每个星期天只要父母有空都会带他们外出锻炼身体，学武术、游泳，爬山、划船，甚至还去打过几次靶。在孩子的管教上尤其注重言传身教，智周回忆：“小时候父母面对面在桌子上学习，也放张小桌子在旁边让她看书写字，自然就养成了看书学习的习惯。”

贤淑的女人明理：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俩位高权重，但廉洁自律，公私分明。厉矞华就曾说过：“我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拿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念头一丝一毫都没有闪过。”夫妻俩从台湾回杭时，竟拿不出金条租房（当时币制混乱，纸币崩溃，故租房得用金条）而被别人笑话：“人家都争着去台湾发财，你们两个大教授，台湾回来后连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议，太傻了！”孩子们则记得：“妈妈身为儿童保健院院长，但她办公室的卫生大扫除都是我们去做的。爸妈放在家里的信纸和信封我们是不能用的，那是他们办公用的。有一次智敏不小心打翻了他们的墨水瓶，就被打手板‘教训’了。”智乐小学五六年级就读的是重点学校安吉路小学，直升的中学是普通的十二中，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已帮他办好了转学重点中学杭四中的手续，但爸妈认为干部子女不应搞特殊化，坚持让他在十二中读完初中，然后自己考进杭四中读高中。1969年，智乐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穷山恶水的贵州省赫章县，三年后才按政策调回杭州照顾父母，但也只是在杭州机床厂做装配钳工，经过自己的努力，才逐渐成长为研究所的平面磨床设计师和浙江省机械工业行业的管理干部。

因为政治动乱的冲击，除长女智周接受完较正规的教育外，其他几个孩子的学业和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小女智宪曾有一个好工作的名额，但被另一个干部子女顶替了，她不争吵，不气馁，从一线工人做起，一步步做到了杭州中北大酒店的党委书记。

陈礼节无疑是个橡树般的男人，咬得菜根，做得大事，精于业务，忠于职守。厉矞华无疑也是一个树一样的女人，但因了贤淑，才干于其并不是争强好胜的资本和虚荣的沃土，因此她不是橡树旁另一棵试争天高的橡树，而是一棵宛如舒婷笔下开满红硕花朵的木棉。她爱着自己的家人和事业，平实地尽着本分。她的风姿和明媚修饰着整个画面，衬托得身旁的橡树更加伟岸挺拔，“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致橡树》）。贤淑源于善良和修养，更是经营婚姻和人生的一种智慧和能力，这种智慧和能力成就了家庭的幸福，也成就了厉矞华自己作为“树”的人生。

工作着是美丽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是著名女作家陈学昭的成名小说，小说讲述了女主角李珊裳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其“工作着是美丽的”的人生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激发着他们建设美好生活的激情。厉矞华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用一生践行了这个理念。

厉矞华大学毕业留校时做的就是小儿科医生，去日本留学学的也是小儿科，小儿科医生从此成为她终身的职业。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担任浙医大儿科教授，创建儿童保健院并任院长30余年。她是中国儿科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浙江省儿科医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厉矞华对工作充满了热情。作为教师，她自编教材，坚持集体备课及试讲制度，以确保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她重视临床教学，只要时间排得出，她都亲自指导学生临床实习，启发学生全面采集病史，细致检查体格，合理选用现代仪器物诊、化验及如何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鉴别诊断。因为她的教学总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因此深受学生欢迎。作为医生和省儿童保健院院长，她更是兢兢业业，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医疗一线。在她自己填写的一份简历中，她写道：“1951年创建省立妇幼保健院，在新中国创办为保护妇女儿童生命与健康工作机构，作为儿科专业女医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工作，从一座私人住宅的妇女儿童门诊病房，保健、培训基地迅速发展壮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全体员工努力奋斗，迅速在1954年分别成立妇女保健院和儿童保健院。在我任院长期间，从小小门诊室、六张病床已满足不了政府重视关心儿童健康要求，批准建成一座病房门诊，有小儿内科。1960年设小儿外科，逐渐设立心脏外科、胸外（科）、骨科，内科中有新生儿科、心脏内科、血液（科）、消化（科）等，实验室，成了儿童综合医院。1984年建立门诊楼，设小儿口腔科、五官科，眼科、白血病实验室、理疗室。现在门诊急诊日达2000余（人次），住院人数超过成人综合医院。目前已建成十七层住院大楼。”（引者注：因是手写稿，而且很可能是一份底稿，所以语句有些不通）浙江妇幼医疗保健事业的起步非常艰难，妇幼保健院最初由原浙江省省长夏超的私人官邸改建而成，勉强安置了100张床位（其中产科50张，妇科、儿科各25张），当时全院职工人数约100余人，却只有厉矞华、王宗瀛等5位儿科医师，设备极其简陋，听诊器是主要的诊断工具。医院不分内外科，事务不论大小，大家通力合作。除医疗之外，医院还要承担其他工作，如预防接种卡介苗、破伤风疫苗，培养改造社会上的接生婆等。但在厉矞华填写的这份简历里，我们没有看到丝毫的抱怨和叫苦，文字中洋溢的全是事业发展的欣慰和自豪。甚至在“文革”中“靠边站”的时候，她仍积极报名参加下乡巡回医疗队。当年的乡村生活条件极差，下乡巡诊不仅要治病救人，而且要和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无疑是个苦差事，但厉矞华毫不介意，把它看作是服务乡村民众的最好机会。厉矞华医术高，态度好，因为耳朵特别大，慈眉善目一股菩萨相，因此被乡民们亲切地称为“大耳朵医生”，争相找她看病，病人需要她，她就更有干劲了，看病之外还兼带着为当地培养农村医务人员，在血吸虫疫区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甚至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岁月里，她仍欣慰于“虽然年龄大了，但脑筋还好使用”，还能工作。这就是厉矞华，只要能工作，她就开心。

厉矞华有丰富的医院管理与临床经验，因为眼界开阔而且善于钻研，被人们誉为“稀有病活字典”。她眼光敏锐，极善于从一线工作中发现疾病的发生趋势，从而抓住机会进行临床医学研究，因此她的研究课题都是各阶段急需要解决的医疗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条件很差，传染病发病率很高。因此，她当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传染病的研究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省曾几次暴发麻疹、肝炎、乙型脑炎及中毒性菌痢，厉矞华不但精心组织医护人员抢救患儿，而且带领医护人员腾出宿舍、办公室，在全省率先开设传染病病房，对病儿进行隔离治疗，有效地防止了医院内的交叉感染。上世纪50年代初，杭州市某幼儿园儿童发生一种“怪病”，厉矞华及时诊断，发现是急性传染性淋巴细胞增多症，这是我国对该病的首次报道。60年代初，她在整理医院尸体解剖的病理材料时，发现了婴幼儿巨细胞包涵体病，是国内对该病的最早报道之一。医院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是医学界的棘手问题。60年代，厉矞华曾花两年时间研究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为攻克这个难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提出了血清分型的研究思路，可惜在“文革”期间全部菌种及资料被毁，研究半途而废。

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预防疾病的工作，作为医生，厉矞华更是深知防病于未然的道理。过去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所谓一只脚在阳间，一只脚在阴间，死亡率很高。厉矞华担任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后，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培训旧产婆，培养新式助产士，迅速建立起了一支有效的科学接生队伍，同时狠抓医院正规化、规范化建设，有效地降低了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生。厉矞华对儿童保健工作更是废寝忘食，她成立了儿童营养研究组，给托儿所、幼儿园制定食谱，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开设了儿童营养不良门诊。她组织和领导了华东地区及浙江省城乡小儿营养性贫血、小儿佝偻病等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她在浙江率先开展了卡介苗和麻疹减毒活疫苗的接种工作，并培养了大批接种人员，开了我省计划免疫的先河。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学习祖国医学“一根针，一把草”的热潮，省儿保不仅陆续成立了针灸科（60年代末）、中草药简易病房（1970年）、中医门诊（1973年）和中医科（1980年），而且陆续派出医生学习中医，年逾花甲的厉矞华就参加了首期“浙医大75年第一期西学中班”的培训。她去，并不是为了配合政治运动的应景，而是真诚地学习，并努力用之于实践。厉矞华参加中医班结业后，每天上午都亲临病房，为患儿逐个进行中医辨证施治。她后来主持的小儿白血病研究和脑瘫研究，前者应用了三尖杉混合酯碱这种植物提取液，并专门探索了白血病患儿的经络反应，尝试着用经络的反应规律来诊断白血病，后者则几乎以中医为主，着重使用了中医的针灸和推拿技术。她的亲身经历也让她对针灸信心倍增，她曾被误诊为肺癌而做胸外科手术，手术中才发现是神经髓鞘瘤，结果胸外科的医生做了神经外科的手术，误伤神经，导致其右手神经丧失功能，不能写字、握筷，手指震颤、麻痹，有灼性神经痛，右眼眼睑下垂，后经针灸名医孙新立的医治才得以缓解。更可喜的是，她将这种理念传给了下一代，她的二女儿陈智新是杭州市中医院的医生，曾以中药加针灸，成功救治了一位因车祸而成植物人的中学老师，使其重返讲台，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追求粮食高产滥用农药化肥，加之化工、冶炼、造纸、印染等污染性企业增多，肿瘤高发。为此， 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发出了“肿瘤是一种常见病，我国医药学应当努力攻克它”的号召。当时医学界对儿童白血病知之不多，更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被判为“不治之症”，患儿一经骨髓穿刺检查确诊，家长只能带他（她）回家等死。“文革”中的厉矞华，只是一个“靠边站”的普通医生，丈夫陈礼节还在批斗和劳改中，生死难定，孩子们还四散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她可怜一个个白血病患儿，硬是把个人的委屈和伤痛深埋心底，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投身于儿童白血病的研究。1972年初，厉矞华开始收治白血病患儿，并在9月正式成立了省儿保的第一个科研组织“小儿白血病研究组”，同时开设白血病专科病房和随访门诊。厉矞华了解到当时国外用化疗方法治疗白血病，但效果不理想。为此，她采用中医“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结合西医的化疗药物，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路子。她大胆探索，小心求证，率先使用国产新药三尖杉酯碱，并为此参加了浙江省和全国的相关协作攻关项目，对不同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总结，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1980年该项成果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1980年度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厉矞华和她的研究团队并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深入的研究，使他们终于成为这一领域走在全国最前列的权威医家之一。据2001年出版的《浙江大学医学院儿童医院院史（1951-2001）》统计，“研究组成立26年来，共诊治患儿千余名，急淋白血病初治完全缓解率达≥97%，急非淋白血病完全缓解率≥75%。31例病人获得10年以上长期生存（其中急非淋白血病11例），20人达到临床治愈，4例逾20年，最长2例达24年，3名女子早已结婚育子。根治白血病成为现实，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厉矞华个人在小儿白血病的研究上也是成果非凡，她撰写、参与或指导的小儿白血病论文有30多篇，并在1978年出版了专著《小儿急性白血病》。

厉矞华特别善于培养人才。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省儿保建立了以厉矞华为主的硕士点，她与最早参加小儿白血病科研小组的洪文澜、郭淑芬、徐淑芝一起组成导师组，前后共培养了8名硕士。1983年，郭淑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半年，深切体会到了建立实验室的重要性，厉矞华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向省政府申请到了购置仪器的经费，于1986年在省儿保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配备有先进仪器设备的专科实验室。厉矞华还利用逐渐开放的国际环境，努力建立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为年轻医生提供更多的进修和交流机会。1985年，她以顾问身份参加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团访问日本静冈县的时候，1988年以儿科专家身份访问日本岐阜市医科大学、京都大学医学院、爱知县医科大学小儿白血病研究所的时候，她都与相关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这些高学历的、有留洋深造经历的年轻医生回国后，成了科研的主力，省儿保小儿白血病的研究和治疗因此较快地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院史（1951-2001）》记载，从1999年开始，省儿保已开始“从事器官移植工作，开展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淋巴瘤的工作，经治的5例（白血病4例，非霍奇金氏淋巴瘤1例）已停止化疗，随访2年余，病儿存活良好，正常上学”。

在小儿白血病研究梯队基本成形后，厉矞华又将精力转向了另一个棘手的儿童顽疾脑瘫。厉矞华曾在一份简历中自述决心攻克这个儿科顽疾的起因：“1984年从院长岗位下来，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两届十年（第六、七届），经常视察，我关心福利院、盲童学校、聋儿学校、弱智学校等机构，慰问残疾儿童，萌发向儿科顽症冲击的决心，想到残疾儿童也是未来社会的成员，需要更多的关怀和爱护。脑性瘫痪儿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很多很大的负担，我虽年已近九旬（引者注：九旬是指写简历的时间，不是指开始脑瘫研究的时间），但是儿科老医师，于是提出在儿童医院成立脑性瘫痪研究组开设脑瘫门诊，1989年至今已近十年，接诊千余例，治疗万余例次，按中医经络理论进行穴位按摩、针灸及欧美比利时应用的功能锻炼多种治疗手段，收到较好效果。”1991年3月，省儿保正式开设脑瘫弱智专科门诊，这是我省首家脑瘫弱智治疗专科，也是国内较早开展脑瘫综合康复防治研究的单位之一。为了减轻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巩固治疗效果，她又积极推广社区康复工作。多管齐下的治疗措施下，脑瘫患儿的好转率达到了61%，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厉矞华也因此成了脑瘫世界里的一个不朽传说。1992年6月，《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母亲还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5岁的脑瘫女孩，言语不清、运动障碍，经过厉矞华8个月的治疗后，能独立上下楼梯，日常生活能够自理，她的母亲百感交集，要为女儿去还愿。1995年青年女工王荫兰抱着收养的脑瘫患儿“小西泠”去省儿保看脑瘫专科门诊，厉矞华亲自接诊，还减免了小西泠的治疗费用。寒冬酷暑10个月，小西泠竟可扶墙走路了，也有了正常思维，会叫妈妈和叔叔、阿姨了。厉矞华还利用各种学术机会，将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推向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评审团来到浙江，在考察了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和基层康复点后，省儿保的脑瘫研究项目被确定为联合国儿基会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子项目，合作周期3年（1992-1994）。审评团官员和专家们对厉矞华十分敬佩，对她致力于儿童保健和残疾儿童康复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基金会亚太区域办事处主任布鲁格斯先生在《来宾留言册》上题词，称赞厉矞华“身居高位，平易近人，为残疾人做实事，不愧是真正的英雄”。1996年，比利时鲁文大学医学院也开始了与厉矞华团队的合作研究。

1980年，厉矞华被授予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1981年又被授予“浙江省优秀少儿工作者”的荣誉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终身特殊津贴。这些荣耀犹如明珠，把这位一生都辛勤工作着的女性，映照得更加美丽动人。

肝胆相照谱新篇

1951年4月，经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人之一周建人和许广平的介绍，陈礼节参加了民进，并承担起了筹建浙江民进组织的重任，是杭州和浙江民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历任民进中央第四、五、六届常务委员，民进杭州市委会副主委、主委，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副主委、主委，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受丈夫的影响，1951年10月厉矞华也加入了民进，并担任1983年12月,厉矞华同志在民进浙江省二届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上传达民进全国“五代会”精神。了刚成立的民进浙江省妇幼保健院支会负责人。1956年6月，民进浙江省妇幼保健院支会分成省妇保和省儿保两个支部，厉矞华担任省儿保民进支部负责人。但从1957年开始，由于“整风”、“反右”、“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浙江民进组织基本停止发展，“文革”期间又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直到1977年年底才开始恢复活动。1979年，厉矞华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1979-1983），1980 年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1983 年当选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83-1988）。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环境趋于清明，建设四个现代化又极需国际环境的支持。为此，中央重申政治协商制度和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民主党派工作重新受到了重视。但就在这个重起大业的关键时刻，省民进主委、厉矞华的丈夫陈礼节却于1984年因病去世。厉矞华受组织重托，即以副主委身份代行主委职责，并在当年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主委，成为浙江民进的第一位女主委。当时，民进组织正处于初步恢复后的发展时期，大家都缺少工作经验。而此时，西方的各路思潮正以“先进文化”的姿态汹涌而来，封建迷信的东西也正借着传统文化的外衣粉墨登场，可以说在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上，这是一个泥沙混杂的时代。对此，厉矞华继承丈夫的遗志，以坚定的爱国爱党之心，以一个科学家的敏锐和踏实，对民进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和设想，展现了其作为一位成熟的党派领导人的长远眼光和政治智慧。

厉矞华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工作者，必须在政治思想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她不仅自己学，还将学习列为工作制度，组织大家一起学，统一思想。在她生前留下的一份采访录音中，她讲到自己“一辈子勤勤恳恳，脑子里没空的时候，手不释卷，别人闲谈，我总在看书”，其中特别强调担任党政工作后，不仅自己加强理论学习，而且把大家“团结起来，学习毛主席、邓小平理论，自我改造思想，共同前进”。例如1986年民进全国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民进浙江省委会就层层举办了报告会，传达全会的精神，对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厉矞华亲自向省直属支部成员作了全会精神的传达。接着，毛昭晰、丁德云、张世昌三位副主委分成三路，到宁波、温州、金华、嘉兴等地传达。

当时，民进工作正从恢复期进入快速发展期，工作千头万绪。在纷繁的事务中，厉矞华敏锐地抓住机关建设这个“牛鼻子”，作为推进全省民进工作的保障。为此，她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要求机关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养成努力学习、研究问题的习惯，不尚空谈，讲求实效，要树立立会为公、不图私利的意识，更要有团结合作、和衷共济的精神。省委会从1986年开始举办全省专职干部训练班，希望通过培训学习，增强专职干部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工作方针及任务的信念，激发他们热爱民主党派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确立服务型干部的理念。二是要求机关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工作人员一定要走出去，沉下去，联系群众，调查研究。1986年，三个副主委分头下基层传达民进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时，省委会机关组织半数以上干部，也分成三路跟随，就基层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社会服务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沉下去的效果是明显的，“使原来停留在纸面上的材料和间接掌握的情况，有了更具体更实际的了解和感觉”，机关干部普遍反映百闻不如一见，“下面再好的经验，自己没有去感受过，就缺乏总结推广的热情；下面的问题，自己没有亲自去看过，就提不出中肯的改进意见”。厉矞华自己也曾带队下基层，进行政策宣讲、调查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是要求机关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和行为规范，《民进浙江省委会工作部门职责范围》、《办公制度》、《文件保管阅读制度》、《保密守则》、《请假制度》、《学习制度》、《会议制度》、《印章的保管与使用制度》、《信访工作制度》、《值班制度》、《接待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等等，都是在她的主委任内建立起来的。

民进恢复活动后，陈礼节在任时已开始加大地方组织建设的力度，除上世纪50年代已建立的杭州市委会、萧山县委会外，1984年4、5月份，又先后成立了民进椒江支部、湖州市委会和杭州市建德县支部。厉矞华接手代主委和主委工作后，对地方组织建设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至1988年7月她卸任主委之前，全省新建嘉兴、宁波、温州、绍兴、金华、衢州六个省辖市级组织和丽水、临海、建德、平湖、嘉善五个县委会。这个时期会员和基层组织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4年底只有1200多名会员，1988年7月已近2600名，1984年底有105个基层组织，1988年7月已达205个。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也反映在质上。厉矞华非常重视民进会员的“质”，这既是民进传统的延续，也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的人才，而现实却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因此这是一个特别注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时代。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要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四有’公民的培养者”，厉矞华认为民进会员历来以知识分子为主，是个专心工作的老实党，现在更要发挥人才的优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她要求发展对象自身业务一定要过硬，最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性。而且作为党派成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和社会活动能力。对新会员，她规定要进行统战理论政策和会史会章的教育。厉矞华相当重视会员的年龄问题，因为她接手省民进主委工作时，会员已呈现明显的老龄化状态，活力不足。为此，她提出“既要敬老尊贤，又要引进新人”，强调发展中青年会员，到她卸任主委之职时，全省会员的平均年龄已下降到51.92岁。厉矞华重视会员质量和年龄的做法，后来成了民进省委会在组织发展中坚持的原则。省民进机关工作人员励英英回忆：“厉矞华对民进非常关心，年纪很大的时候还积极参加民进组织的义诊活动，而且积极发展新会员。‘文革’以前，省儿保的民进会员多为护士。厉老在浙江医院住院时，还经常把我叫去，谈省儿保民进支部的会员发展问题。正是在厉矞华的关心下，童美琴、李建华等一大批年轻业务骨干陆续加入民进，此后省儿保的组织发展都是遵循这个思路进行的。”

民进省委会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建设，也是从厉矞华的主委任上正式作为一种工作机构开始的。1985年下半年，党和政府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加强“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厉矞华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台湾工作过，浙江又是台属众多的省份。为此，厉矞华率先在省民进建立了“联络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了民进对“三胞”工作的开展。对联络委员会的工作，厉矞华非常重视，她亲自出席1986年的省民进“三胞”会员中秋湖上赏月活动并讲话，她说：“统一祖国，骨肉团聚，同胞相亲，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愿望。”她希望大家能“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建立通信或其他形式的联系，以诚相待，以情相投，笃守信义，多交朋友，宣传政策，争取人心，使他们了解我们，消除所谓‘统战阴谋’的疑虑”，情之所至，厉矞华还即席赋诗一首：“一样中秋两地情，几多离愁几多恨。故山明月频回首，庭院华灯照旧人。”1987年，台湾当局开始调整“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厉矞华抓住时机，借助联络委员会，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积极、稳妥地做好台属回大陆探亲的接待工作和对外联谊工作。省委会邀请省台办负责人做对台形势报告会，规定各支部都要设一名委员分管联络工作，省委会机关则要做好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工作，省委会还与浙江电影制片厂及金华市台办联合拍摄了《故园情》和《婺州觅踪》两部电视片。事实证明，开展“三胞”工作，对于宣传政策、联络情谊、促进祖国统一以及引进科学技术、先进设备支援“四化”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联络委员会外，在厉矞华主委任上还成立了妇女和教育两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在厉矞华卸任主委之职时，全省已有983名女会员，占会员总数的37.86%。因此，厉矞华特别重视女会员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教育界则是民进的传统界别，1985年的统计表明全国民进会员中70%左右是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教师和幼教工作者。建设四个现代化急需人才，教师被视为培养人才的人才，当时全国上下都非常重视教育，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热潮，因此教育委员会也成了省民进最早成立的三个专委会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新时期的总任务，1985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提出：和衷共济搞“四化”，同心同德搞“四化”。为此，发挥智力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的、多渠道的为“四化”建设服务，也成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中心任务。民进中央特别强调在当时经济、科技、教育三体制的改革中，以教育界知识分子为主的民进会员，一定要发挥智力资源，在培育人才方面挑起重担，发挥智力集团的作用，为改革和开放服务。民进浙江省委会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1980年6月和1985年2月连续两次召开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第一次还在陈礼节任主委的时候，第二次已在厉矞华主委任上。厉矞华在第一次会议上作为“为‘四化’出人才出成果的先进代表”做了书面发言。第二次会议时，厉矞华原本要赴昆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但她认为这个会议意义更大，就留下来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1985年是我国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当时浙江省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两改”（经济改革和技术改造）和“两开”（对外开放，开发海洋、山区和人才资源）。会议围绕这些中心议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坚持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精神，使会员们深刻认识到了改革的伟大意义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在思想上适应了形势的发展要求，尤其是听取了这么多先进事迹的报告后，会员们不仅开拓了服务“四化”的思路，而且增强了投身改革行列的信心，纷纷表示要为改革，特别是要为教育、医卫和文化出版工作的改革竭智尽力，献计献策。同年5月，有九位同志参加了民进全国第二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0月又有两位同志出席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虽然民进的传统界别是教育、文化、出版界，但在浙江民进的发展上，因为最早的四位会员中有陈礼节、王历耕这两位医卫界的优秀代表，以及先后有陈礼节和厉矞华这两位担任浙江民进的领导人，所以到80年代中期，浙江民进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界别特点：医卫界会员特别多，而且层次比较高，鼎盛时期浙医一院、浙医二院、省儿保、省妇保的正院长都是民进会员。因此，在服务“四化”的工作中，浙江民进充分发挥了医卫界的优势，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早在1982年，省民进就组织十多位已经退休的医卫界会员，成立了浙江民进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厉矞华亲任顾问。1983年4月在浙江省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上，这个咨询服务站被评为省“三八”红旗集体，1985年10月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这个服务站被授予全国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因为三年来他们下基层服务60多次，服务对象达8000多人次，在支边、支乡、拥军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80年代中期，因为“四化”建设急需人才，社会上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此，厉矞华在社会服务工作中特别关注了教师群体。在1985年8月13日举行的民进省委会三届四次常委会议上，厉矞华指出：“要切切实实本着为教师多做好事、多做实事的宗旨，加紧（教师节）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不搞一阵风，把尊师重教的服务工作细水长流、经常化，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一个老师的心坎里去。”1985年9月，当第一届教师节来临时，省、市民进等10个单位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举行庆祝活动，省委会组织了比历次规模都要庞大的名医专家队伍，为杭州市教师服务。此后，在每年的教师节组织医卫界会员为教师服务，就成了浙江民进社会服务的特色之一。

厉矞华任主委期间，浙江民进的社会服务做得非常出色，其中尤以医卫服务享誉民进全国。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此作过统计：“四年来先后派出53批431名高层次医师，到山区、海岛、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敬老院、幼儿园、解放军部队进行医卫咨询服务，受益人数达15771人次。”对于民进的社会服务，厉矞华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拾遗补缺，讲求实效”的原则，坚持以“智”服务社会，服务付出的主要是会员的智力和爱心，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民进的社会服务“以服务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这在当时是需要一份坚持和胆识的，因为此时社会上已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苗头，民进内部也出现了有关“合理”收费的议论。但厉矞华的眼光要高远得多，她清楚地意识到民进的社会服务不是纯粹的行善积德，更不是巧立名目的赚钱，它是民进会员了解社会从而积极参政议政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可以让社会普通大众，从这个窗口了解民进。

纵观浙江民进的发展历史，陈礼节和厉矞华夫妇可以说是关键的两个奠基者，陈礼节有“建立”之功，厉矞华有“建设”之功。正是在厉矞华主委任上，浙江民进从恢复期走向发展期，大部分市级组织建立了，会员人数、基层组织发展快速，许多工作制度的探索、工作特色的形成，都在那时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历史节点上成功的引领者，厉矞华对浙江民进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但厉矞华很谦虚，进入新时期后，她自认为“学医的我有点力不从心了，请上级选择更能干的人”。接任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主委的毛昭晰先生非常敬重厉矞华，全会尊她为名誉主委。从主委位置上退下来后，厉矞华仍担负着民进中央第二、三届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浙江省第四、五、六、七届名誉主委，她一直关注着民进的工作，直至去世。立会为公，民进是厉矞华终生牵挂的事业，她的“民进之家”也很让她自豪：“我们夫妻二人及大女儿、儿子都是民进会员，堪称民进之家”，后来大外孙也加入了民进。这个“民进之家”名副其实，陈智乐回忆：“那时民进同仁经常来我家，与父母谈心，交流体会，汇报工作，家中的会客室俨然成了民进的会议室。”

匹妇亦忧天下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泛指百姓，如果一定要说“匹夫”是男子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把厉矞华这样“心忧天下”的女子称为“匹妇”。厉矞华出身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求学时又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结交相处的也都是一些人格高尚、追求进步的同志，包括她的丈夫陈礼节。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中，厉矞华逐渐走出“书斋”，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社会活动家，真正承担起了心怀天下的“匹妇”之责。

厉矞华是浙江省第一、二届政协委员，是全国人大第三、五届代表，是浙江省人大第五、六、七届常委会副主任。她认真履行职责，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和进行执法监督。尤其是对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法制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我省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作为女人和医生，厉矞华最关心的是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权益问题，尤其是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15年里，她没有脱落过一次视察活动，聋哑学校、盲童学校、弱智学校、福利院、乡镇卫生院…… 处处留下了她的足迹。她对浙江省残疾儿童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亲自参加了残病儿童康复中心的筹备工作。她对浙江省妇女和儿童事业的关心，从她历年在政协和人大的发言和提案中就能一目了然。例如1958年她在省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有关节育和保护儿童问题的，1963年在省政协二届四次会议上提交的提案是《建议食品加工业注意对儿童营养食品的加工》，1980年在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交的议案是《建议建立和健全基层儿童保健网》，1981年在省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提交的议案是《关于计划生育立法和增加计划生育经费》，1982年在省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提交的议案是《建立浙江省三级妇幼保健网》，1987年在省人大六届五次会议上与人合作提交的议案是《建议订立培养儿童保健医师、护士计划》，1988年在省人大七届三次会议上提交的议案是《要求尽快解决浙江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编制与经费》。在考察中她发现，改革开放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女孩子的入学率反而越低，因为很多女孩都去乡镇企业做童工了。她明确指出：这是义务教育所不能容忍的，应予以立即纠正。她看到一些用人单位“宁要十个武大郎，不要一个穆桂英”，女大学生毕业没单位要的现象，心里非常生气，她多次在人大、妇联会议上指出：按马克思的学说，妇女的地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一定要有切实的措施，保障妇女的权益，再也不能有轻视妇女的事件发生。她建议：“要重视妇女，充分发挥她们半边天的作用。在人大、政协要有一定数量的妇女代表、委员。”“我们的妇女干部太少了，问题在于培养。”对于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厉矞华充满了信心，不仅自己积极建言献策，而且作为省民进的高层领导，她对民进会员，尤其是民进中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寄予了厚望，一再号召和鼓励大家积极参政议政，广开思路，多提一些建设性的议案、建议和提案，真正履行参政党的职能。在她的带动和鼓励下，在1985年召开的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担任省政协委员的30位民进会员向大会提交了46件提案（据省民进档案资料：《1985年工作的回顾和对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

除参政议政外，厉矞华还担任着众多的社会职务，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是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学术委员、常务委员，《中华儿科杂志》编委，《国外医学儿科分册》编委，浙江省医学会儿科学会第三、四、五届主委、顾问，浙江省医学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浙江省科协第三届常务委员，浙江省科协终身荣誉委员，浙江省医学会中西医结合研究学会第一届顾问，浙江医科大学儿科研究所名誉所长，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浙江分会会长（1989-1999）……

厉矞华一家与红十字会似有不解之缘，她的父亲厉家福是红十字杭州分会的第一任会长，她的丈夫陈礼节是新中国成立后杭州红十字会的第一任会长，1989年厉矞华出任浙江省红十字会会长。厉矞华这个红十字会会长并不是挂挂名的，每次省红十字会举行大型献血活动，老人总是在场，并伸出右臂，要身边的医护人员先抽她的血。浙江是个台风、水旱频发的省份，1989年的“8·8”超强台风、1991年的特大水灾，1994年的18号台风，1996年的“6·3”洪水，1997年的11号台风……厉矞华几乎每次都亲临救灾现场。“8·8”台风期间，厉矞华通宵达旦地指挥救灾工作，并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首次向国际红十字会通报呼吁。第二天一早，她又出现在杭州武林广场，向社会紧急呼吁救援，现场募捐箱里放着她带头捐助的300元现金。1991年先是嘉善地区遭遇龙卷风，损失惨重，厉矞华不顾年老体弱，第二天便带队赶到村里，送上方便面、榨菜、洗脸盆、热水瓶。接着又是全省特大水灾，厉矞华将香港红十字会捐赠的73万公斤粮食和百余万元药品连夜送往金华、丽水等重灾区。因为是医生出身，厉矞华特别重视灾后防疫工作，及时布置发放消毒药水和防治肠道传染病的药物。都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厉矞华任职的这10年中，浙江大灾之后从无大疫，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评价。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厉矞华不辞辛劳陪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考察灾区，终以诚意感动同行，此后只要浙江有难，国际红十字会都会及时伸出援手。据统计，浙江省年均接受境内外及国家红十字总会转来的救灾款物近1000万元。在厉矞华的带领下，浙江省红十字会的抗灾救灾、急救护理、无偿献血、培训备灾救灾基层骨干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生气勃勃，县级分会组织也由原来的19%上升到了95%。

因为厉矞华夫妇曾在台湾工作过几年，因此她出任省红十字会会长后，特别关注台湾工作。浙江去台人数达20多万，有52万台属，她深知服务好台胞，不仅体现了红十字会的博爱与人道精神，对促进祖国统一更是意义重大。为此，她多次与有关部门协商，增加了3个人员编制，专门从事为台胞查人转信的工作，查人转信查到率达85.15%，计3000余宗。有位台胞写信要求帮助寻找1954年遂安县碴口村的方根娣，可修建新安江水库时遂安县淹了，几十万居民已移民外迁。厉矞华和同事查档案，访公安部门，行程几百里，历时几个月，终于为台胞找到了亲人。浙江外海是台湾渔民的作业海域之一，每年都有几千人次的台湾渔民进入松门、鳌江等9个港口避台风，厉矞华在浙江沿海各县都建起了红十字会的台湾同胞接待站，并设立台胞医院，成为台胞温暖的家，有效的救助点，曾多次成功救助出险遇难的台湾同胞。例如1994年初春，几条台湾渔船在象山港以外洋面上作业，忽然传来了SOS的呼救信号，原来是第一次出海作业的17岁渔民赖国滨左手臂被起网机绞断。象山港立即出动快艇，将赖国滨急送至当地县红十字会台胞医院抢救，成功接活了已绞断5个小时的手臂。投桃报李，浙江是接受台湾红十字会援助物资最多的省份之一，1991年浙江遭受台风袭击时，台湾红十字会就立即送来了大批救灾物资，集装箱上醒目地写着“海峡两岸一家人”七个大字。

日本是厉矞华曾经的求学之地，“文革”后利用出访机会，厉矞华又与日本医学界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协作和培训进修合作关系。厉矞华担任浙江省红十字会会长后，又与日本红十字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日本红十字会赠送中国红十字总会一座一亿日元的备灾救灾中心，总会就把它确定在了浙江杭州，这是国际红十字会援助我国红十字会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国第一座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这座备灾救灾中心位于杭州秋涛路边，是一座3500平方米的五层建筑，1991 年落成， 它紧靠机场、铁路、轮船码头和汽车站，交通极为便利，可以方便地生产、储存和转运救灾物资，可谓“多功能救灾中心”。这个工程从立项设计到验收交付使用，厉矞华付出了不少心血。1994年4月，应日本群马县红十字会邀请，厉矞华率浙江省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考察日本红十字会备灾中心、红十字血站，并赴东京日本红十字总会拜会会长，感谢日本红十字会援助我国的第一座备灾救灾中心落户杭州。

厉矞华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开展这么多的社会活动，与她的才干有关，也与她的个人魅力有关。浙江大学医学院原副院长、民进浙江省委会原副主任委员余海回忆：“厉矞华温文尔雅，慈眉善目，手掌温厚柔软，与人见面总是先微微鞠躬，说话轻声细语，这和她出身书香门第，而且在日本和台湾生活过有关。记得大约在1992年或1993年时，我有事到厉矞华家见其女儿陈智周，我们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研究生同学。厉矞华知道我要去，事先准备了茶头（即将茶叶放入杯中后，稍加水浸润，等客人到了后再冲入水，这样茶汤味道会比较好），我到后，她亲切招呼我进屋，亲手为我冲上茶，然后就躬身退出了房间，让我们年轻人轻松交谈。”陈茂梁先生曾为厉矞华写过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完稿后请她过目，厉矞华不仅进行了仔细修改，而且对他一再感谢：“陈茂梁同志：感谢您综合我在医大的各项工作，非常全面清晰，我略添几项，供您参考，再次感谢您费神添劳。厉矞华1998.12.16”但无论是才干还是魅力，如果没有了这份忧国忧民的“匹妇”之责，厉矞华最多也就是个优雅的才女。正是这份融入其血脉的“匹妇”之责，让她将如此多的重担一一挑上了肩头，甚至在耄耋之年还拖着病残之躯奔走呼号。她说：“我的世界中没有安闲！”“我脑子里每天都有很多事在那里不停地打转，没得空闲。”这种“匹妇”之责，让人在敬重之外，更生成全和追随之心，如此“人和”，何事不成！

仁者寿

“医者，是乃仁术也。”（《孟子· 梁惠王上》）从这个角度讲，厉矞华选择学医，正是患者的福气。她的聪慧和勤奋造就了高明的医术，她的善良和博爱让她的医术真正成了仁术，无论贵贱她都尽心竭力。

厉矞华特别喜欢孩子，“每天早晨，要是没听到病儿的哭声，我的心都拎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麻疹、肝炎、乙型脑炎及中毒性菌痢等传染病高发，这些病的死亡率极高，望着昏迷、抽搐、呼吸困难的孩子，听着家长低声的抽泣、哀哀的央求，厉矞华心如刀割，她一面埋头在厚厚的医学书中查找资料，结合临床摸索治疗方案，一面轻声吩咐医务人员：“凡来医院求医的，都要收下，来多少，医多少，尽力把每个孩子都治好。”为此，她日夜坚守在医院里，组织抢救小组，领导全院医务人员争分夺秒地工作。

对孩子无私的爱，使她一切以孩子的生命为重，有时承担着很高的行医风险。1975年上半年，医院接收了从宁波转来的患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的女孩，进院时面如土色，全身出血，生命垂危，病情十分严重。家长已跑过几家大医院都被拒收，对于如此严重的病例，况且患者已14周岁半，儿童医院完全有理由拒收，但厉矞华毫不犹豫地收下了她，亲自组织抢救与治疗，再用综合化疗，终于缓解了病情，12年后再次抽样检查化验时，白血病细胞已完全消失，姑娘不仅有了正常工作，还结婚生了孩子。

白血病的治疗难度大，用药量多，医药费十分昂贵，光一次强力化疗就要四五千元，几次强化疗，庞大的费用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90%的患儿为此不得不中断治疗而夭折。1974年、1977年发病的两例急淋白血病患儿，因经济困难中断治疗，厉矞华毅然决定将部分科研经费作为化疗药费，救回了他们的生命。到1992年回访时，他们均已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余海回忆：“厉矞华在诊治白血病患儿的时候发现，有些家长第一次卖鸡卖猪带着孩子来看病，化疗效果很好，第二次卖了房来看病，第三次化疗时间却不见人影了，因为家里实在没东西可卖，没钱治病了。厉矞华非常心痛这些医药可救，家庭却无钱来救的患儿。她清楚个人捐助只是杯水车薪，这种事必须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做，她提议给患儿实行优惠政策，还想筹建基金会帮助这些穷困的患儿。为此，她亲自到街头发传单，可惜那时中国社会还没有什么慈善事业的观念，此事未能做成。”1991年，上海率先实行了“儿童大病保险制度”，厉矞华得知消息后，立即四处奔走，找省领导，找卫生厅，找保险公司，大声疾呼：“我省也要实行重病保险，浙江省的‘幸子’（引者注：日本电视剧《血疑》的女主角，白血病患者）也得有人救！”

1990年有记者去采访厉矞华，厉矞华拿出一本锦缎包皮的精致相册，开心地指点着向记者介绍那些脑瘫弱智儿童治疗前后的对比形象。她说：“看着孩子们康复了，比什么都快活。”唯一让她不安的是，“年纪大了，真着急！”虽然开始研究脑瘫的时候，厉矞华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而且担任着繁重的社会工作，但她说面对这些患儿，我“不能无动于衷，要力所能及地多做工作。我不在乎什么学位、论文”，在这个以学位、论文来衡量知识分子身份和地位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爱孩子的人才能说出的话。

不仅在研究和诊治上一切以患儿为重，而且凡是涉及患儿利益的事，厉矞华都要管。省儿保建在一条名叫竹竿巷的小巷里，随着自身的扩建和城市交通的拥挤，进出很不方便，但就是这样的“非专业”问题，厉矞华也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呼吁，努力为患儿保证一条通畅的绿色生命通道。儿保原先无小儿心脏科，浙江患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都要辗转上海等大医院求治，大医院繁忙，患者家属又人生地不熟，挂上个号都不容易，更不要说排队等候手术了，有时一等就得几个月甚至几年，大人苦，孩子也遭罪。厉矞华为此非常着急，决定在省儿保开设小儿心脏外科。她一面派人去上海学习进修，一面四处“挖”人才。1980年正在北京参加五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的厉矞华，听说北京协和医院有个年轻的心脏外科主治医师非常想调回老家浙江，就马上赶到卫生部和协和医院，费尽口舌，终于“挖”来了这颗组建省儿保心脏外科的“种子”。正是因了这种仁心仁术的大爱，省儿保在厉矞华的带领下，快速发展成为一座融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儿童医院，成了浙江患儿最坚实的生命保障线。

民间把无理性无原则的“仁”称为“妇人之仁”，厉矞华是妇人，却拥有圣贤之大仁。余海回忆：厉矞华并不是“老好人”，她有慈眉善目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是个有原则、爱憎分明的人。余海回忆：“有次她看到有几个女职工在私拿捐赠物资，就及时出手制止，那几个人骂她：‘死老太婆，好死了！’她气得发抖，但坚持要她们退出赃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 里仁》），意即只有仁者才能公正无私地去喜爱人、憎恶人。真正的仁者都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厉矞华一生追求进步，早在少女时代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她说：“到上海读书，小小年纪而班上都是些见多识广的大姐，我从单纯求知环境解脱出来，懂得社会、国家、民族、世界大事”，“张肖瑜女同学告诉我，学生闹学潮罢课是为了反对旧军阀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造成有志之士反抗，是革命行动，她的话有理（后来才知道她是浙江省省长张难先的女儿，是一个地下党员）。我当时把她当做好朋友，后来我问她：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叫我和你一起干革命？她后来说我没有这样的觉悟，并没有暴露她身份”，“张肖瑜同学把革命道理讲深讲透，使我茅塞顿开，树立起科学救国、读书救国信念”。到“七七”事变时，厉矞华已有较强烈的抗战意识，“1937年7月7日正当我值夜班时，突然听到炮声隆隆，得知日本人侵略中国，在这紧急关头，浩然正气要做顶天立地的人，决不做亡国奴，爱国人民义愤填膺，参加抗日救亡医疗队预备开赴前线，我亦报名参加”，后来因为父亲担心其安危不断催促其回杭，才未能随医疗队开赴前线。解放前夕，夫妻俩非常关心时局，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有希望。因此她坚决支持陈礼节同国民党当局对抗，与丈夫和其他医院工作人员一起保护医院和医疗物资迎接解放，并积极救治南下解放杭州的解放军伤病员。孩子们记得：“解放后父母都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工资较高，但多用于买书了，其中就有许多马列著作，这些著作不是装饰书橱摆样子的，随便翻开一本，都可以看到他们当时认真研读时留下的红杠杠和批注。”这种对信念的追求，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让他们顶住了最严酷的政治斗争。孩子们说：“‘文革’时，家里最惨的时候只剩外婆一个人，爸爸被监督劳动，工资冻结，妈妈下乡巡回医疗，孩子们在外工作或下乡插队，大姐和姐夫从北京协和医院下放到江西永修县，智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边远山区，智新到黑龙江边疆虎林插队，智敏到临安农村插队，最小的智宪随学校学农、学工、学军。爸爸在乔司劳改农场劳改，被打断了十根肋骨，腰椎粉碎性骨折。每天早上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场医却不给药，说劳动劳动就会好的，还给他派重活，往死里整。智新到黑龙江插队前，去看望父亲，父女相见痛哭，不知此生是否还能相见。”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妻俩还是选择了相信党，并教育子女们也要相信党，陈礼节在去世前一年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个孩子中也有三个是共产党员，两个是民进会员。

厉矞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和丈夫陈礼节一样，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为了祖国医学的进步，他们都立下了身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解剖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遗体捐献医学解剖”。厉矞华是2002年5月20日中午12时32分病逝于浙江医院的，当天下午5时30分就由浙江医院委托解剖中心进行病理解剖，6月18日出了检验报告。可能是受父母影响吧，其子女在接受采访谈起父母的这个决定时，并未“悲痛欲绝”，他们很平淡地说起去解剖室领回父母遗体的情景，虽然移交家属时，遗体的衣服都已经穿戴整齐，但在头面部等裸露部位，孩子们还是看到了很多缝合线。说者无心，闻者动容，这个家庭所拥有的大爱情怀，令人感慨。

厉矞华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她的求学并不容易，陈礼节的求学经历就更艰难了，夫妻俩深知贫困学生求学之不易。厉矞华为此留下遗嘱，捐助5万元人民币给浙江大学医学院。2002年7月，“浙江大学厉矞华助学基金”正式设立，浙江大学向厉矞华子女颁发了捐资证书：“厉矞华教授子女：千秋大业，维系教育，功在中华，惠泽万代。承蒙捐赠人民币五万元（用于设立浙江大学厉矞华助学基金）。特颁此证。”此基金为不动本基金，其年收益用于资助医学院临床学一年级、有志于今后从事儿童医疗和教育事业的贫困女大学生。2003年3月，子女们又以母亲厉矞华的名义向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3000元，用于爱心助学结对款，要求结对一名小学生和一名初中生。

孔子《论语·雍也》曰：“仁者寿。”《礼记·中庸》引孔子语曰：“故大德……必得其寿。”仁者寿即德者寿，意即怀有仁爱之心、胸怀宽广的人容易长寿。厉矞华享年91岁，可谓高寿，其一生的言行似乎为孔子的“仁者寿”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解。然人寿终有尽头，唯有这份心怀仁德的大爱，永远留存在了人民的口碑里。

厉矞华先生年表

1912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杭州上仓桥横箭道巷,名矞华,字声闻。

1926年考入上海女子医专。

1927年考入上海南洋医学院。

1928年夏季,插班到私立东南医学院。

1929年 9月,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

1934年夏季,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留校任小儿科助教。10月,赴日本福冈的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小儿科教研室攻读研究生。

1937年 3月,返回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任小儿科助教。“七七”事变爆发,回杭州工作。9月,受聘为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小儿科讲师。

1938年 7月,西安临时大学解散,暂居成都姑母家。10月,到陕西汉中,受聘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小儿科讲师。

1939年 1月22日,与陈礼节结婚。8月,因西北联大改组,夫妇俩辞职。9月,夫妇俩在成都开设“礼华诊所”。

1940年 2月,在成都甫澄医院生下长女陈智周。3月,与丈夫陈礼节一起受聘福建省立医学院。4月,任小儿科副教授兼小儿科主任。

1942年 9月,升任福建省立医学院小儿科教授、主任医师。

1946年 2月,长子陈智乐出生。8月,带儿女赴台与丈夫团聚,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博物系教授兼医务室主任。

1948年 9月,携儿女回到杭州。10月,任浙江省立医学院儿科教研室教授、主任医师,兼任省立杭州医院儿科主任。

1949年 7月,任浙江省立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儿科主任。8月,次女陈智新出生。

1951年 5月,任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院长兼儿内科主任。8月,三女陈智敏出生。10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进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支会负责人。

1952年任浙江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任主任。

1953年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常委。

1954年 2月,任浙江省儿童保健院院长兼儿内科主任、浙江医学院儿科教研组主任。7月,四女陈智宪出生。

1955年 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56年 6月,任民进省儿保院支部负责人。

1959年 1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3年 2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64年 12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任省儿保儿科医师。

1972年任省儿保内科主任。9月,领衔成立“小儿白血病研究组”,1972-1986年为小儿白血病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1974年 “小儿白血病研究组”参加浙江省的协作攻关项目《三尖杉混合酯碱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临床应用研究,后又参加浙江省和全国的协作攻关项目《三尖杉和高三尖杉酯碱及其联合疗法治疗急非淋白血病》。

1976年再次出任省儿保院长。

1977年 12月,当选第五届浙江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78年任省儿保内科主任。2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9年 10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获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称号。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1年获“浙江省优秀少儿工作者”荣誉称号。完成的课题“三尖杉酯碱联合法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1980年度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任浙江省科协第三届常委,并被浙江省科协聘任为终身荣誉委员。

1983年 4月,当选第六届浙江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2月,增补为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委。

1984年硕士点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孔光辉毕业。7月,代行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职务。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主委。从省儿保院长位置上退居二线,任省儿保顾问。

1985年参加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团,访问日本静冈县。

1988年 1月,当选第七届浙江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7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名誉主委。11月,任民进中央第二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89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浙江分会会长。12月,成立脑瘫弱智研究组,担任指导。

1991年 3月22日,成立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科研究所,任名誉所长。

1992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终身特殊津贴。8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名誉主委。12月,任民进中央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1993年 1月,当选第八届浙江省人大代表。

1994年 4月,以浙江省红十字会会长身份率团访问日本。

1996年 7月,出版《小儿脑瘫》(与水泉祥合著)。

1997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委。

2002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名誉主委。5月20日12时32分,在杭州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