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生涯

宏流，原名王致中，曾用名洪流，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城东的义望村。这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国内革命形势风起云涌。

义望村，相传为狐突故里，自古有忠孝传家的传统。宏流就出身于义望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后家道中落。其祖父是清朝秀才，终身教私塾。父亲王师汤是清朝“监生”，经营过商业，当过县政府科员、县硝磺局局长，后因年老多病，失业回家后当了医生，1937年去世。伯父是银行职员，叔父王师武是清朝“拔贡”，当过中学、大学教师，国民党中央内政部高级参议，县长等。

家中有兄弟姐妹五人，既无土地也无店铺，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父兄挣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宏流在1956年的一份自传材料中写道：“这种破落户的生活，给我印象很深刻，既不满于贫困的生活，又羡慕富人的权势，自己一心想：‘十年寒窗苦’，将来有好的前程。”

1935年，宏流进入交城县商科职业学校学习。当时，与华国锋（原名苏铸，原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同学。1936年3月，红军东征到交城，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1937年，宏流考入太原市商业专科学校。不久，抗战爆发，学业中断，宏流投考山西省四行（中央、中国、农民、交通银行）实物准备库总管处练习生并以优异成绩录取，而华国锋则直接投身抗日运动。之后20多年，两人一直没有联系。直到1958年宏流到浙江省教育厅工作后，华国锋才从他人口中得知宏流的下落，两人才重新建立联系，偶有书信来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期间，约请宏流到北京官园与自己见面。1982年宏流去世后，华国锋还发来过唁电。1999年，宏流长子毛雷在北京工作，其间还曾到华国锋家中拜访，受到热情招待。

1937年抗战开始后，太原曾一度掀起抗日高潮，使宏流对日寇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残害同胞的暴行产生了愤恨，所以在当年8月间，他曾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后宏流跟着四行准备库撤出太原，辗转至万泉县，与牺盟会也失去了联系。

随准备库从太原撤出时，宏流还希望着终有一天打败日本，再随准备库回到太原，实现自己“挣钱、升学、有好前程”的理想。但后来眼看着大半个山西被日本占领了，万泉县也已遭到敌人威胁，准备库设在该县的一个办事处也要解散，在这样既失望（回不了太原）又恐惧（怕敌人来后抓住杀头）的心情下，宏流等人冒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当时二战区所在地——山西省临汾市吉县。

到吉县后，在朋友介绍下，宏流考入国民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学习。宏流在自传中写道：进民大的动机是苦于没有出路，又想将来有出路，抗日思想并不明确，对日寇的态度，只觉得杀人放火太残忍，只觉得日寇侵占太原，破坏了自己的“理想”，感到愤恨。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阶段，民大中进步势力占有一定优势，在教员、政工干部、同学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学习内容中有不少马列主义的课程（如政治经济学等），有的教员在教学过程中公开揭发顽固分子破坏抗战，宣传八路军积极抗战。应当说，这样一个比较进步的学习环境，推动了宏流的思想转变，对提高他的抗日觉悟以及正确认识共产党，起了较大作用。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坚决抗战，国家和个人才有出路；开始认识到，抗战最坚决的是八路军，领导抗战的是共产党，破坏抗战的是阎锡山等顽固分子。特别是1939年下半年，和他很要好的一个同学被军事教官无理扣押，更使他在感情上对顽固分子有了憎恨。这一年，他参加了牺盟会和民先队。

在民大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宏流开始有了参加革命的要求，但还不是非常坚决。所以在1939年冬“晋西事变”发生时，民大很多人跑到延安去，牺盟会也动员过宏流等人，虽然他也想去，但又怕到延安后不适应艰苦的生活，要自己开荒、种地、打窑洞，便迟迟未走。一直到1940年初，宏流最要好的一个进步同学被民大反动派开除，他也怕受到迫害，这样才决心去了延安。

到延安后，宏流进入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师范部学习。“陕公”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为培养抗战干部而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直属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陕北公学分“前期陕公”（1937年8月至1939年12月，系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和“后期陕公”（1939年12月至1941年8月，系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两个阶段。宏流就读的是后期陕公，校址在延安北门外，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校长和党组书记。

在陕公学员登记表上，宏流谈了自己对抗战时局、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的认识。关于抗战，他认为：在中华民族进行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只有全民族一致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粉碎日寇及汉奸的政治阴谋，撕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很快地达到反攻阶段，求得民族解放，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关于统一战线，他认为：一切为着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是中华儿女对统一战线应负的使命。关于共产党，他认为：不可否认，共产党是尽量地动员广大青年，执行着抗日的使命。他们坚决反对倒退落后的败类，他们的确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是代表中国广大无产阶级的前锋，是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唯一支柱。

参加革命固然是对革命有了初步要求，但还不很坚定，所以进入延安后，一开始宏流并没有积极要求入党，主要是担心入党后受到党纪约束，妨碍个人自由。直到在陕公听了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以及与党员同志交流获得的启发教育后，他才初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只有参加共产党，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美好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对入党后怕不自由的个人主义思想亦进入了批判。1940年，宏流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对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开始进行有意识的克服，行动上亦注意起模范作用。在陕公开荒运动中，因为劳动过度，患了严重的牙漏病，开刀五六次。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并没有叫苦、怕苦。这次生病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定影响，落下了一些后遗症。

1941年，组织上要从陕公调一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照顾到宏流的身体，加上考虑到他之前曾在准备库工作过，懂得一些银行业务，便将他调到边区银行工作，先在总行业务处任秘书主任，后调到甘泉县办事处当代理主任。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宏流被调回延安，先在边区银行参加整风，1943年被送到行政学院（后改为延安大学）司法系，边学习，边审干。同时，他还兼做党支部工作，担任司法系党支部委员，并被选为延大同学总会委员。

对宏流的审查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准备库一段；二是和阎子祥的关系。阎子祥是1927年参加中共的老党员，1938年到延安，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曾是宏流的直接领导。在整风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即反敌特运动）中，阎子祥被错误批判，当时银行内部有不少人对阎子祥表示同情，在该行工作、与阎子祥平时较接近的人，在审干过程中均被怀疑，宏流也是其中之一。经过两年左右，在甄别阶段，阎子祥得到平反。

在整风、审干过程中，尽管宏流也产生过悲观失望的情绪，但他始终相信形势会慢慢好起来的。1944年，宏流的审干结论出来，大意是：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1945年10月，宏流离开延安大学到晋绥边区，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新华社晋绥分社担任记者、特派记者。1947年后到绥远，任新华社绥蒙分社采访主任、代社长，在绥远，宏流认识了当时在党校工作的毛乐静，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婚后育有二子，长子毛雷，二子王蓓。一直到1952年夫妻二人离开内蒙古到北京。在这期间，他写了大量通讯和新闻稿，在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发展党的新闻事业和建设新闻队伍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1947年，宏流在晋绥二分区、五分区参加土改采访工作，为《晋绥日报》写了不少关于揭示地主如何起家、中贫雇农在地主剥削下的生活惨状等方面内容的通讯，其中一些报道得到了晋绥日报通报表彰。通过土改的采访和报道，也提高了宏流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1948年，宏流随绥蒙军区骑兵旅深入敌后采访对敌斗争，受过中共绥蒙区党委的口头表扬。当时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他只有牺牲的决心，而没有任何怕死动摇的心情。

大约是1949年，山西省左云县城解放，宏流为采访敌人总撤退时杀害数百群众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罪行，和老百姓一起下枯井打捞死人，并写了数篇通讯，产生了较大影响。

革命信念和忠诚意志在战火锤炼和斗争考验中日益坚定。用宏流自己的话说，他是由一个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完全为个人前程打算的人，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并愿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

1952年，宏流被调至北京，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952年8月至1953年6月，参加新华社总社集训班学习。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任新华社总社摄影部人事秘书。1955年至1958年4月，任新华社总社干部处副处长、处长。

1958年4月，宏流调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1958年至1959年为厅党组副书记），分管工农教育和体育，同时还参与相关的一些外事接待活动。毛乐静回忆：“当时调浙江是他主动要求的，新华社多次挽留未果，最后约定只去两年就调回，这样新华社才放人的。两年之约后，新华社来调人，但省委宣传部不放，结果就留在浙江了。”在省教育厅工作期间，他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工作，为促进浙江省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做出了新的贡献。“文革”后期，调至浙江日报社，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

豪爽文人

与宏流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对他的性格特征，有两点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文人气质，二是豪爽个性。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就是这么神奇地结合在宏流身上，使他具有特定的人格魅力。

幼时家庭的熏陶使宏流有浓郁的书生情怀，并奠定了较好的国学基础。在陈益群（民进中央原秘书长，曾任民进杭州市委会秘书长）的印象中，宏流讲话中会经常引用一些古诗词。他喜欢写毛笔字，平时在家没事时经常练习书法，给别人的书信也都是用长锋毛笔写的，可见笔力已非同一般。

年轻时的宏流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1937年考取准备库会计练习生，但他认为那是出于无奈，并不是自己的理想，他当时的打算是“存些钱，将来考大学”，“将来当个教授”。在陕公学员登记表的“特长”一栏中，他填的是“好写新诗、文艺等稿件”。在陕公读书期间，学过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到边区银行工作，他觉得这并不是自己的志愿，他的理想是当文学家、记者。1939年至1940年间，他在一些文艺刊物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新诗。在1941年9月的一份干部登记表上，在“有何嗜好”一栏，他填写的是“欣赏文艺作品”；在“专门技术”一栏，填写的是“还可以写一点文艺稿件”；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上，他表示作为一个党员会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和安排，但他也提出自己的希望是从事文化教育和新闻记者一类的工作。在边区银行工作期间，他还组织过文艺小组，编辑过一份叫做“平射炮”的文艺刊物，平时也经常看一些文艺书籍。在晋绥边区从事新闻工作的时期，他与后来的“山药蛋派”的一些主要作家（如马烽、西戎、李束为等）来往较多。

宏流喜欢看书。他年轻时就有500度以上的近视，这可能与他爱读书的习惯有关。他家里有很多书，如《宋史》、《史记》、《资治通鉴》等等，有整整好几箱，后来“文革”中被抄掉一部分。到浙江后，他经常到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买书，跟那里的店员都比较熟悉。当时，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有一个购书证，可以到内部书店去买一些暂时不公开出版的书籍。“文革”期间没有书看，他很难受，叫二儿子王蓓去帮他搞书。王蓓从同学那里收集到一些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古书、现代书、外国书、翻译小说等等，借来给他看。有一次，因为同学要得急，他没看完，王蓓就把书还掉了，宏流大发脾气，说还没看完怎么就还掉了。

宏流性格爽朗，善交朋友。毛乐静回忆说：“宏流很擅长社交，走到哪都有他的朋友。当时家里的客人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也经常到家里来做客。有人来就要招待，所以每到月底的时候，我们俩当月的工资基本上也就花得差不多了。”“走到哪，朋友就交到哪。只要有他的地方，基本上大家都在听他一个人说。”毛雷说：“爸爸这个人是比较豪爽的，无酒不欢的，朋友特别多。党政军，党外朋友，都有。”在陈益群的印象中，宏流能讲话，能喝点酒，可能比较喜欢接近知识分子倾向的人，所以有一批党内的、文化界、文艺界的朋友。不过，宏流这种爽朗、善交际的性格并非天生如此，相反，年轻时的宏流“口才不良，不善谈话”（宏流在陕公学员登记表上的原话）。

文人气质加上豪爽个性，使宏流在成为领导干部后仍有很浓厚的书卷气。

裘樟鑫（民进嘉兴市委会原主委）在回忆宏流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61年，年轻的裘樟鑫从杭州大学毕业后进入省教育厅工作，分在高教师范处。宏流分管的是工农教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业余教育）和体育，底下具体分管的处室是工农教育处。当时要召开全省各市、县分管工农教育的局长会议，宏流的讲话是主要会议材料，组织上安排裘樟鑫来帮助写这份材料。裘樟鑫对业余教育不是太了解，宏流知道了这个情况，专门叫工农教育处的处长把全省工农教育工作的有关情况（包括统计数字、典型材料、存在问题等）收集整理后提供给裘樟鑫，为写好讲话稿提供了很好基础。裘樟鑫深知为领导写讲话稿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领导往往对下属拟的讲话稿不满意，这样就要进行反复修改甚至重写。所以裘樟鑫一开始就抓紧时间写，做好了进行几次修改的心理准备。初稿完成后，裘樟鑫把稿子送到宏流家里。拿到材料后，宏流马上看，看完后说：就这样好了，个别地方我自己再看看，做些修改。这让裘樟鑫有些意外，觉得他跟其他领导不一样。等正式开会做完报告，下面反应比较好，宏流也比较满意。会议后的一天，宏流邀请裘樟鑫晚上到家里吃饭。行政12级的副厅长邀请行政23级的小科员到家里吃饭，这让裘樟鑫很觉惊异。当天晚上，裘樟鑫到宏流家吃饭。房子朝北有一个走廊，有一些自然风，就在走廊上放了两个小板凳吃饭。天气热，宏流就穿着短裤和裘樟鑫一起吃饭，还喝了一点白酒，气氛非常轻松融洽。从这个小故事里，可以感受到宏流对下属的体谅、宽容和亲近。

1963年8月14日,《浙江日报》上报道宏流(左一)看望断臂少年连金法。在教育厅工作期间，宏流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研。1964年，全国大搞“教育革命”，平湖师范要改为半工半读。这项工作归工农教育处管，改之前宏流亲自带队到平湖进行深入调研。

宏流工作非常勤奋。到浙江后，由于身兼数职，他经常处于忙碌的状态。据王蓓回忆，在浙报期间，宏流经常加夜班。他的腰部不太好，有骨质增生，“有一次腰部骨质增生发作，他躺在床上哇哇大叫，痛死了，但到点了还是走，还是上班”。

宏流对人民怀有真挚的情感。他分管业余教育和体育。体育是当时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毛主席提出年轻人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有一次，省里组织大学生横渡钱塘江的活动，宏流作为分管领导去参加了。他上船到江上检查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但最后还是发生了意外，活动之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马上进行打捞，打捞起来后发现已经溺死了。尽管“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但发生这样的事，宏流觉得非常遗憾和难过。

浙江日报社为宏流拟的悼词里，有这样一段话：“宏流同志生前注意坚持和发扬我党的传统作风……他热爱党，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的利益。他待人和气，不摆架子，联系群众。”这段评价是非常中肯和到位的。

参加民进

宏流与民进有一段特殊的缘分。

1957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的深刻转变。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威信极高。但同时，由于党内一些同志惯于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严重违背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1957年，对于民主党派而言，是火与冰的炼狱。接踵于畅快淋漓的鸣放与宣泄而来的，是反省、自贬与被批判。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参加各类座谈会，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中，大部分是正确和中肯的，共产党表示衷心欢迎并非常重视。

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估计国际国内形势，借整风之机散布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出现了思想动摇和混乱，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和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

出现这种情况，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万万没有预料到的。联系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不能不被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毛泽东很快做出反应。1957年5月15日，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对民主党派做了非常负面的判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主题开始由共产党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进攻。

随后，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并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结果，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产生了直接的、巨大的冲击，各级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机构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伤害，很大一部分班子成员被打成右派。到运动结束时，在中共党内外，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其中，民主党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2500多人，占当时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1/10以上。从民进全国的情况看，截至1958年11月，民进在整风中受到牵连的成员达1100余人，占全会总人数的13%，其中被错打成右派的共933人，占全会总人数的11.6%，800余人被开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12.2%被错打成右派分子，地方委员会一级领导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占17.7%，中央机关干部被错划为右派的占20.5%。

所以，当时民主党派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领导班子不健全，另一方面是党派内部思想混乱。针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从加强民主党派建设、稳定多党合作格局的角度，出台了多个文件，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帮助和指导民主党派开展党内整风、加强自身建设。

1957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在反右派斗争胜利和一般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和改造民主党派的组织”，而“整顿和改造组织的目的，是要达到以左派和中间派的联盟成为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基础，并使左派和中左分子的联盟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占优势，以保证各民主党派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对于各民主党派的整风运动必须积极加以领导和帮助。领导和帮助不是包办代替，也不是强加于人，而是要密切地指导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去进行工作，要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进行必要的协商，要多向中间分子直接进行工作”。

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民主党派改组各级领导机构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在民主党派各级领导机构中，必须使左派形成核心力量、建立左派与中左分子联盟的优势”。那么，如何形成这样一种优势？《意见》在最后明确提出，“我们对各民主党派主要是帮助他们培养左派和中左分子做骨干，使他们能够担当起领导工作，只有在民主党派主动提出要求和我们认为确有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派少数对统一战线政策认识较强和作风较好的共产党员到民主党派中去，担任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但一般不宜担任民主党派各级领导部门的正职和行政事务工作”。

很明显，派“对统一战线政策认识较强和作风较好的共产党员”到民主党派内部，担任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以更好加强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在当时是有中央政策依据的，是共产党在特定形势下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一种方式和举措。

在当时这样的背景下，浙江民进的发展也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

1957年7月8日，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在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民进省、市委整风领导小组，领导开展反右派斗争。组长为俞子夷，副组长陈礼节、祝其乐、计克敏。8月13日至15日，民进省筹委会、市委会召开第一次整风大会，揭发批判省筹委会委员任铭善的所谓“反党”谬论。10月26日至11月2日，民进省筹委会、杭州市委会召开第二次整风大会，揭发批判省筹委会主委俞子夷的所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至1958年8月，浙江民进成员中有57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民进省筹委会的主要领导俞子夷、任铭善、金海观和民进杭州市委会秘书长童友三等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领导班子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停止发展组织，各项工作受到严重挫折。

直到1958年11月，民进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反右整风的经验教训，研究了今后的任务，提出了“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三代会”上，陈礼节当选为中央常委，许钦文、祝其乐为中央委员，刘天香、余文光、计克敏、俞子夷为中央候补委员。

此后，民进浙江省筹委会进行调整。据陈益群的回忆，为“加强对党派的领导，当时中共中央有指示，每一个党派在改选时都要把领导权掌握在左派的手里。不仅是要掌握在左派的手里，而且省、市一级的党派领导当中都要有一个中共党员进去。这个是有统一规定的”。他说，根据这样一个规定，在组建班子的时候，上下要研究好几次。

1958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角度，决定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的宏流参加民进。之后，民进浙江省筹委会重新组成，陈礼节任主委，宏流、许钦文任副主委。1959年民进省、市两级组织工作机构合署办公后，为更好地进行思想改造，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宏流是这个委员会的7名成员之一。在1963年2月15日至25日召开的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宏流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一年，宏流41岁，是当时民进省委会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班子中唯一具有中共和民进双重身份的成员。

据民进省委会档案中提供的一份1963年的党派成员情况统计表看，宏流当时的组织关系在民进杭州市委会，但他没有分入任何一个基层支部或小组，是属于个别联系的会员。像宏流这样进入民主党派的同志，好似现在的“空降”现象。在当时，中央有政策，现实有需要，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事实上，在浙江，在全国很多地方，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宏流绝非个案。

宏流身上具有哪些特质，使他成为当时中共浙江省委心目中的合适人选。搞清楚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和理解当时中共党委对承担这样一种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选人标准。这就是从宏流这一个案中可以总结提炼出的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综合各方面因素，中共浙江省委之所以选择让宏流参加民进并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大概有以下五方面原因：

原因一：政治素质过硬。宏流是1940年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经过革命战争的锤炼与考验，对党忠诚，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对党的理论和政策有较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原因二：岗位身份与民进界别特色相吻合。新中国成立初，为便于各民主党派坚持各自特点，发挥各自优势，中共帮助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了各自的工作范围和发展对象的重点分工，民进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浙江民进创始时第一批四位成员中有两名是教育界人士（俞子夷、童友三）、两名医卫界人士（陈礼节、王历耕），这对其后的组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早期浙江民进的会员主要成分是来自教育界和医卫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和杭州市委会第一任主委俞子夷，1950年至1955年任省教育厅副厅长，1955年至1958年任省教育厅厅长。宏流1958年从北京调到浙江，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其岗位身份与民进的界别特色高度吻合。

原因三：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中国民主党派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集团，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政治诉求，这使得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虽然都是从中国土壤中产生的政党，但其气质具有明显区别。民进成员的主体就是知识分子，中共党员要参加并融入到这样一个党派中并实现合作共事，其本身也必须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与情怀。而宏流恰恰是这样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中共党员。宏流的家庭背景和革命经历使他既有“学而优则仕”、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气质，也有爱憎分明、不怕牺牲、忠诚于党、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知识分子情怀。这种气质和情怀，与民主党派是高度契合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当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让他参加民进时，“他是欣然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据陈益群口述）。

原因四：与周建人关系较好。据宏流家人回忆，宏流与周建人比较熟，并且经常在家人面前提起周建人。毛乐静说：“关于他参加民进的情况，我并不是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后来突然听他说要到民进去开会。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周建人叫他去的。”周建人是民进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共党员（1948年4月加入中共）。1958年2月，周建人任浙江省省长，同时他还是民进中央副主席、民盟浙江省委会主委。宏流是这一年4月从新华社总社调到浙江省教育厅的。从时间上看，两人于同一年先后从北京调到浙江。宏流加入民进并担任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副主委，是在1958年11月之后。如果宏流家人的记忆属实（从访谈情况看，除宏流家人外，其他跟宏流有过直接接触的访谈对象均不太清楚宏流与周建人的关系。而从所收集到的有关档案资料上，也未看到宏流与周建人的交往情况），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来浙江之前，两人已有一定的交情；二是到浙江之后，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有一定的交往。两人交往情况具体如何，存疑待考。

原因五：性格爽朗善交际。宏流是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豪爽开朗，爱喝酒，善于交朋友。而做统战工作，实际上就是交朋友。在当时背景下，中共党员“奉命”加入民主党派，是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一种特殊方式。宏流的性格特征恰恰是开展统战工作所必备的。事实也证明，宏流这种爽朗的性格非常有助于其与民进成员进行交流与沟通。有一次，宏流带着毛雷去看病，在医院碰到一个老头，两个人就聊了起来。毛雷看病花了十分钟，他们聊天聊了一个来小时。回来后，宏流跟毛雷讲，这个人是民进会员，是一个知名的泌尿科专家，后来下放到市医院坐门诊了。

上述五个方面，也许每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五方面因素集中在宏流一个人身上时，他成为中共浙江省委视野中的合适人选就成为了必然。

作为一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宏流进入民进浙江省筹委会领导班子后，以他的政治修养和政策水平，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从民进档案中提供的一些线索和信息：

1962年5月3日，宏流参加民进省、市委正、副主委第六次办公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全国人大、政协及民进中常委第二十八次扩大会议精神。

1963年2月12日，宏流参加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包括议程（草案）、主席团建议名单、代表分组情况、工作机构设置情况、开幕词（草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构成、省筹委会工作报告（二稿）、开幕式分工等内容。关于大会议程，宏流提出：代表大会也可以找一个代表讲讲话。在讨论开幕词（草案）时，他提出：文字可以简练一点，要突出鼓足干劲、发奋图强的意思。关于开会方式，他提出要启发大家多讲话，不要有顾虑，敞开思想，集中精力。在讨论会费问题时，他提出：（对会费的收缴）要查查清楚，虽然数字不大，但关系到组织观念。在讨论省筹委会工作报告（二稿）时，他认为要强调两点：第一，关于“反修正主义”问题要突出一些，包括最后的任务中也应将“反修正主义”的学习问题突出一些；第二，今后具体任务中要强调一下，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会议讨论，决定由宏流主持省“一代会”开幕式。

1963年2月15日至25日，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在代表分组中，宏流分在第二组。作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他担任了15日上午、17日下午、20日上午、22日下午这四个阶段的执行主席，并主持了15日上午的开幕式。会议选举产生了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宏流当选为副主委，并致闭幕词。

在省“一代会”召开期间，宏流参加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第十九次会议（2月19日）。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组成人选及省筹委会工作报告。在讨论一届省委会候选人的提名原则时，宏流指出：这些原则是好的，但有一点解释不很确切；省级支部不能说一定要有代表参加，应该说明，省组织是全省的组织，省的代表性人物应参加到省委员会中来。宏流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在后面的讨论中，就有人据此提出，“湖州支部比较强，省组织是全省的，是否可考虑放在正式委员？”当有人提出为了加强工作，是否可考虑省、市委员之间的交叉问题时，宏流指出，交叉有好处，便于工作开展，但不能太多。

1963年5月26日，宏流参加民进杭州市委会先进工作者座谈会，并作讲话。他说：我们民进成员里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是很好的现象。接着，他向大家提出了在工作上要继续学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要积极投入到国内外阶级斗争中去，加强思想改造，并希望先进更先进，谦虚谨慎，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存民进档案中能找到的关于宏流的信息并不多，主要是围绕着民进省“一代会”的筹备和召开，他所参与的工作。基于这些非常有限的信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宏流在民进会务中的角色和作用，大致可以有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会务方面，他主要扮演配合的角色。宏流心里也应该清楚，尽管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他参加民进，但并不意味着他是代表中共省委去领导民进。用陈益群的话说，“（中共）省委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时候，也不会说是你要去领导，而是说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或者一块阵地，你去管好这个地方，别出什么事儿”。主要是“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这些可靠的人组成一个班子，其中希望有一定资历的、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党员进去”。在陈益群的印象中，凡是开主委会研究大的事情，宏流一般都会来参加。而平时每周或每两周安排的学习，包括政治学习、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等，他不一定都来。平时向他汇报工作，他非常认真地听，也简单地发表一些意见，还是比较容易配合的。但没有出现过以他为主来讨论和决定民进内部某一项事务的情况。

第二，宏流在民进中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思想引导上。当时民主党派的工作和任务不像现在分工这么细，对浙江民进而言，主要就是两大块，一是发展成员和建立组织，二是思想改造。据陈益群回忆，对宏流没有具体让他分管哪一块工作，但当时的形势和宏流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思想引导方面。根据前面提到的1957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民主党派改组各级领导机构的意见》，共产党员加入到民主党派中去，主要是“担任政治思想领导工作”。1959年成立的学习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宏流是其成员之一。

第三，宏流在民进浙江省级组织筹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他参与的几次筹委会会议上，尽管他话不多，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开幕词的导向，开会的方式，会费的收缴，思想改造的目的，第一届省委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原则，省、市委员交叉安排等，他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理论修养，使他的思考角度往往会与班子其他成员的角度有所不同，即并不是局限于民进本身，而会从中共党建、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视角考虑问题，有助于浙江民进省级组织在筹建过程中更好把握方向、紧贴形势。

概而言之，宏流特殊的身份及其加入民进时的特定背景，使其在民进浙江省级组织的筹建及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

时代烙印

到浙江之后，在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宏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1959年“反右倾”，由于“对‘大跃进’说了一些不客气的话”（据毛雷口述），受到批判，后于1963年平反。作为老干部“文革”前期被抄家又是免不了的，1968年“斗、批、改”开始后下干校，待了两三年。到浙江日报社后，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在后期的“双批”运动（即“批林批孔”运动）中，担任“双批”小组组长，而这一经历又使其在“文革”后头几年一直处于接受审查和撰写各种检讨材料的状态，并失去了继续工作的机会（“文革”结束那年，宏流55岁）。1980年离职休养，一直到去世前，基本在家休养。宏流去世后，组织上对宏流在“文革”期间的问题进行复查，最终做出了“可以不做结论”的结论。

毛雷说：“就父亲政治生涯的后十几年来看，充满了浓厚的悲情色彩。一是由于他本身的知识分子性格；二是过去长期在北方工作，到浙江后对当地氛围不太了解，老朋友很少，人生地不熟；再加上那个时期特殊的政治大环境，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一种个人悲剧。”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身处那个“癫狂”的年代，作为个体有太多的无奈和身不由己。宏流的命运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说是“悲剧”，那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个体需要反思，因为人造时势；时代需要反思，因为时势逼人。

但宏流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30岁之前就找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找到的东西——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支撑着无数像宏流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党的发展走了弯路、出现曲折的时刻，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坚信党能够自我纠正、自我革新。而宏流个性当中的乐观豁达使他能更坦然地面对人生起伏，“红尘喧扰由它去，似水年华如清流”，这也是宏流同时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所体现出的风范和修养。

组织没有将他遗忘。1982年6月3日0时5分，宏流因突发脑溢血在杭州逝世，享年61岁。6月15日，在杭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会，敬献花圈的单位有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民进浙江省委员会、新华社浙江分社、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日报社、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杭州大学、浙江省出版局等。

历史将会为他留下痕迹。2014年，民进浙江省委会启动《浙江民进前辈传略》会史研究项目，为民进浙江省委会（含筹委会时期）已经过世的副主委及秘书长以上的15名民进前辈、市级组织过世的8名老主委完成人物传，宏流是其中之一。

宏流先生年表

1921年 10月,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义望村。

1929年就读于义望村小学。

1935年就读于山西交城县商科职业学校。

1937年 8月,考入山西省四行实物准备库总管理处,任会计练习；一度参加牺盟会;后随管理处南撤至万泉县。

1938年 9月,入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其间参加了牺盟会和民先队。

1940年 1月,入延安陕北公学师范部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业务处秘书、秘书主任,甘泉县办事处代理主任。

1943年入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司法系学习、审干,兼做党支部工作。

1945年 10月,到晋绥边区,在《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任记者、特派记者。

1947年到绥远,任新华社绥蒙分社采访主任、代社长。

1952年 8月,在新华社总社集训班学习。

1953年 7月,任新华社总社摄影部人事秘书。

1955年任新华社总社干部处副处长,后任处长。

1958年 4月,从北京调至浙江,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1958年至1959年任厅党组副书记)。10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在调整后的民进浙江省筹委会中任副主委。

1959年在反右倾整风运动中被错误批判。8月,任浙江省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代表团副团长,带队赴北京。9月,在京出席国庆10周年庆典。

1963年 2月,参加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3月,中共浙江省委为在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宏流平反。8月,接见断臂少年连金法。

1965年 5月,出席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并作“关于本省农村试办半农半读教育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汇报。

1970年在此前后调到浙江日报社,任党组核心小组成员、报社革委会副主任。

1980年 4月前后,离职休养。

1982年 6月3日,因突发脑溢血在杭州逝世,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