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1897-1984)，原名许绳尧，笔名C、W、木子、蜀宾、田耳、湖山客、高阳、柳丝等。浙江绍兴东浦人。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先后任教于绍兴第五师范、福建永安师范、杭州高级中学（杭州第一中学）、浙江师范学院等。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并在鲁迅的扶持与指导下进行小说与散文创作，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曾以共产党嫌疑入狱，经鲁迅等人保释出狱。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福建各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撰写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散文和时评。抗战胜利后复回杭州，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其间从事鲁迅研究。1952年12月在杭州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浙江省鲁迅研究学会顾问、作协浙江分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84年病逝于杭州。许钦文的一生，致力于文学工作与教育事业，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确立了艺术格局，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民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进步的环境中成长———越地风骨

浙江绍兴古称越地，这里有美丽的若耶溪、会稽山，是越文化的发源地。久远的文明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刻上了独特的文化印记，从大禹在求实中探索，勾践在自励中图强，越文化开拓、务实、坚忍、顽强的精神原型便奠定下来了，并通过王充、嵇康、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章学诚、章太炎、鲁迅等一代代文化名人，延续着它的精神血脉，而越地的子民也从中得到滋养，并以其个体精神的丰富性，不断地充实着它的内涵。

位于绍兴城西北的东浦镇，曾经有七十二巷十二溇，其中一个地方叫做西巷桥太平溇。1897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十五日），许钦文就出生在这里。东浦是水乡，也是绍兴黄酒的发源地，许钦文的祖父许益斋即以酿酒为业。殷实之家，不忘古德之芳规，祖父热心于造桥铺路、修船救火之类的善事，在当地享有美誉，也为子孙树立了乐善好施的榜样。祖父还喜欢给孙子讲故事，不讲聊斋鬼怪，专讲太平天国，故事的末尾总还要向孙子传授一番做人的道理。许钦文的父亲许岳钟是清末秀才，以坐馆授业为生，在诗文书画上均有造诣，儿子的启蒙之任，自然由他担当。父亲喜结交革命志士，他有一位知交平坦白，就是光复会的会员。父亲平素也会给儿子灌输一些民主主义思想，使其明是非、恶权势， 同情民众。

刚毅坚韧的越文化传统的积淀，正直尚进的家庭环境的熏陶，是许钦文成长的土壤和养分。他早年在绍兴读书时，喜欢到沈园、越王台这些古迹浏览，在登临怀古中，寄托对于“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所的景物”的敬畏，以及对于英雄人物“倔强的魂灵”的景仰。上世纪20年代初，他漂泊于北京，穷苦失业，走投无路时，就以乡儒刘宗周的气节勉励自己，他说：“找不到事情，大不了得不到钱，没有钱，大不了买不到煤和米，没有煤和米,大不了做不出饭,不吃饭,大不了胃脏起变态,也是使神经不快。就是拿蕺山先生的固执，他成仁时遗下的纪念桌子，我看他指甲划在桌面上的条痕也不过两三分深。这有什么大不了。”明末大儒刘宗周效法伯夷、叔齐，不食清粟，绝食而死。许钦文以他为榜样，是取其“固执”、“坚守”，从中也可见他自己性格中刚毅的成分。

许钦文的童年，正值清朝末年，清政府对内腐败专制，对外屈辱无能，导致了全国上下改良派、革命党以及大众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大大小小的起义此起彼伏，革命党的暗杀行动（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时有发生，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1907年，11岁的许钦文闻知了两件骇人事件，让地处一隅的小小少年也感知到了时代的风云。这年7月，光复军统领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被清政府逮捕杀害，剖心挖肝，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庆起义”与“安庆事件”。紧接着，与他一起谋事的光复军协领鉴湖女侠秋瑾也被捕，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英勇就义于绍兴城内古轩亭口。这两位志士都产自绍兴，他们的壮举在故土风传，深深震撼到了许钦文幼小的心灵。据他晚年回忆，当时他钦佩烈士，觉得徐锡麟胆子大，并特地向邻居借来秋瑾男装骑马的照片看，想象她骑马挥刀的飒爽英姿。

1910年，许钦文进了盼望已久的东浦热诚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由徐锡麟创办。1903年徐锡麟从日本留学回到绍兴后，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创办学堂、培育人才入手，就在家乡创办了这所新式学堂，并为学堂写了一副对联：“有热心者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取名为“热诚学堂”。除国文、修身等文化课外，专门增设算学、军事、天文等新式课程，进行军事训练。他在授课时，经常介绍时事政治，宣传革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热诚学堂一度成为绍兴光复会的活动基地。徐牺牲后，学堂遭到严重摧残，但由于当地群众的支持与保护，“热诚”校名一直未改，成为培养绍兴革命后代的重要场所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光复后，在城内隆重举行了徐锡麟烈士入祠仪式，15岁的许钦文和热诚小学的同学一起参加了这一庄严的仪式。许钦文后来在许多文章中都对这所学校念兹在兹，直到晚年，他还能准确地唱出热诚学校的校歌：“烈士锡麟，手创热诚，兴学卅载，学子成群……吾侪热血，沸腾沸腾！”

小学毕业后，许钦文考入绍兴的第五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09年创办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鲁迅曾出任此校学监，孙伏园、张梓生、章锡琛、周建人、陶元庆、董秋芳等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1915年改称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1917年，许钦文因学业优异，跳级提前从五师毕业。次年任教于五师附属小学时，已到五四运动的前夕，社会思潮剧烈变动，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其中的新村主义，是由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宣扬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由周作人介绍到中国。它主张脱离旧社会的恶势力，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村。新村主义对中国一度影响很大，它所幻想的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强烈地吸引了五四时代的爱国青年。1918年毛泽东、张昆弟等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就曾计议建设过新村；1919年恽代英、林育南在湖北时，也对建设新村作过设想；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也有一些人主张通过新村建设理想的少年中国。许钦文也半懂不懂地听说了这个主义，他与同在五师附小任教的好友陶元庆一起尝试了“新村”活动：“元庆在墙壁上钉起几幅图案画，把床铺移动一下，使富美感,算作‘新村’。”（《〈鲁迅日记〉中的我》)这一行动虽然幼稚得近乎可笑，但无可否认它反映了当时青年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向往。并且，正像新村主义热潮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代替一样，许钦文的思想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

五四运动后，许钦文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杂志如《新青年》、《新潮》和《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在五四的潮流中，我们青年，对于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勇敢的、坚决的。凡是新出的书、新发表的文章，我们总要竭力设法弄来看，买不到、买不起的，借得来看，远远地辗转借得来看，把《新青年》和《新潮》当作宝贝。”(《学习鲁迅先生· 送妹子上北京》)进步思想的感召，使他更加不能忍受附小的逼仄生活。1920年冬天，他终于下决心北上， 漂流到北京，亲临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从此掀开人生绚丽的篇章。

与新文化旗手亲密接触———鲁迅门生

受了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与新思想的感召，尤其是从《新青年》上读了鲁迅的作品，许钦文冒险来到北京。1920年冬，他在给一个杂志社做抄写、校对和发行工作的间隙,去北京大学旁听鲁迅、周作人等名师的课，听李大钊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忱。北京的生活与学习，为他获取了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储备，尤其是他与鲁迅的结缘、鲁迅对他的悉心教导和不吝奖掖，对他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乡土文学家至关重要。

许钦文的家境到了他父亲一代已然衰败，故他的京中费用，不但得不到家里的资助，相反，他还要担负起赡养老母、抚养弟妹的责任。为此，刚到北京的许钦文不仅思想苦闷，而且生活困窘。许钦文是幸运的，因为从一开始，他便得到了孙伏园的大力帮助。孙伏园是许钦文在浙江省立第五师范的同窗好友孙福熙的哥哥，正是他介绍许钦文到北大文学院旁听，也是他将许钦文介绍给鲁迅并带领他走进了鲁迅的家门。不仅如此，身为《晨报》副刊主编的他还热情地邀请许钦文撰文换点稿费。此时的许钦文正忙于考学校、找职业，往返于北京与江苏浦镇等地，几经奔波，四处碰壁。孙伏园的帮助，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解了他的燃眉之急。1922年中秋后，许钦文复上北京，开始向《晨报》副刊投稿，从此开启了“卖文六十年”的生涯。这年，他还与学友董秋芳一起组织了文学创作团体——春光社，邀请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等担任指导老师。

紧接着，许钦文又得到了鲁迅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不仅从此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且走得长久、走出了精彩。许钦文的创作道路大约经历过以下几个时期：1922年至1927年在北京以描写乡土人物为主的乡土文学时期；1927年至1932年春在杭州以反映湖上白色恐怖为主的时期；1932年至1936年以描写“无妻之累”和狱中见闻为主的时期；1936年以后回忆和研究鲁迅时期。这四个时期都与鲁迅有密切联系，尤其是首尾两个时期。

以第一个时期而言，鲁迅对许钦文的培养和奖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精神支柱、理论指导。许钦文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文艺理论的课(以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鲁迅教导学生，文艺的作用在于“反封建思想”、“攻击旧社会黑暗的根源”。他随时结合小说的鉴析，讲解一些创作手法，比如讲《儒林外史》时讲些讽刺笔法，讲《水浒传》时着重于个性刻画。许钦文不只在课堂上聆听鲁迅的教诲，很快还得到了鲁迅的亲炙。当他刚开始在同乡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时，就得到了鲁迅的关注：“‘钦文是谁？’鲁迅问编辑那副刊的孙伏园。‘就是许小姐’的哥哥。’孙伏园回答。”（《〈鲁迅日记)中的我》。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是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在北平女师大就读。她与鲁迅一家交谊不浅，曾先后三次住在鲁家：她到北京投考时，经周建人同意，暂住八道湾周家；鲁迅母亲从绍兴来京，她是老太太身边的知心陪伴；她在一段时期内还曾代理掌管鲁迅家事。得知许钦文是许羡苏的兄长，鲁迅对他自然增加了亲近感。于是不久，许钦文就在孙伏园的带领下走进了鲁迅的家门，开始了与这位新文化旗手长达14年（从1923年至1936年鲁迅逝世）的交往，其中往来的密切程度，当然以第一时期为最。据《鲁迅日记》记载，许钦文曾拜访鲁迅160多次，自然大多发生在此期。鲁迅在与许钦文闲谈之际，提醒他作品的主题要深刻；相携去看戏剧演出时，为他讲解戏剧与小说的不同，以及什么“喜剧”、“悲剧”、“惨剧”的不同性质等等。总之，春风化雨般地为这位学生灌输文化思想与文艺理论知识。鲁迅的关心和帮助，对于失业困顿中的许钦文而言，不啻是指路的明灯，他的生活、事业很快发生了转变。最为关键的是，许钦文从鲁迅身上，学习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形成现实主义的作风，多半原因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学习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又说：“当时鲁迅先生是在指导我们揭发封建制度的罪恶。”要“注意反封建，攻击旧社会黑暗的根源。”（《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这也使得他成为当时学习鲁迅风格最突出的人之一。

其二：斧凿校正、示范门径。鲁迅常为许钦文看稿、改稿，除了主题和思想性方面的点化外，还事无巨细地为他的创作实践做具体方法上的指导，指出作品中语法、修辞上的缺点或某些生活常识方面的错误。告诫他在运用讽刺幽默的手法时要掌握好度，以免过于旁观者的冷漠。许钦文还有幸充当了鲁迅小说的第一读者，这实际上是极为难得的范文学习机会。1924年初春的一天，他去砖塔胡同鲁家，鲁迅示之以刚写好的《幸福的家庭》的原稿，告诉他创作这篇小说的意图。小说在环境描写方面,给许钦文很大的启发。当时,鲁家住地总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地方狭小,白菜、劈柴只得堆放在书架边、床底下,邻居小孩整天在院子里吵闹，环境嘈杂。这些切身感受，都被鲁迅有机地吸收进《幸福的家庭》里,使主人公所处的悲苦喧闹的斗室显得格外真切感人，与主人公虚拟的“幸福的家庭”形成强烈的对照，无情地击碎了主人公脱离实际的梦幻，显示出小说讽刺的尖锐性和深刻性。许钦文因为有实地对照，对小说的写实手法领悟得格外深刻。有时候鲁迅也会把写了一半的稿子让许钦文过目；有时候两人也会将自己的小说构思互相说给对方听。这样的示范和切磋，自然让许钦文得益匪浅，除了现实主义的笔法之外，他还从鲁迅小说中学到了讽刺、借用、对比等等创作手法。事实上，他的小说与散文，很多地方都有向鲁迅学习的痕迹。

其三：甘作人梯、奖掖后学。鲁迅对许钦文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他安慰因退稿而心情沮丧的许钦文，积极为他推荐稿子，有时甚至亲自为他代寄稿子到报刊。为了给许钦文扩大影响，鲁迅在自己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加了副题——“拟许钦文”,并在附记中解释:这篇小说是受了许钦文《理想的伴侣》的影响，模仿他“轻松的讽刺笔调”来写的。尽管后来许钦文解释：哪里是鲁迅先生模仿我呢？我的讽刺的笔法分明是向先生学的呀！ 的确，鲁迅此举，无异于为年轻的作家打响了广告。鲁迅奖掖许钦文也不是一次两次，比如，许钦文的《故乡》集出版后，鲁迅夸赞他的小说在青年心理描写上有过人之处，自谦自己的小说在这方面有所不及。几年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许钦文的作品进行再评论，称之为“乡土文学作家”。为了提携一个尚不出名的文学青年，鲁迅甘作人梯。他的这种苦心很快见出成效，在北京与上海，许钦文的知名度大增，投稿的局面也打开了。许钦文的快速成长令鲁迅感到十分欣慰,他曾高兴地对许羡苏说:“你阿哥，我扶持了几阵，他就自己会走了。”（《鲁迅先生和青年》）

其四：代编文集、扩大影响。鲁迅还为许钦文做过一件事，让许钦文觉得出乎意料而受宠若惊。鲁迅默默地将许钦文平素发表的小说剪辑下来，精心选择，筹划为他编一本小说集。1924年1月，小说集初编就绪，鲁迅交给周作人，让其设法列入新潮社出版的《文艺丛书》，因周无作为而不果。次年，鲁迅又将小说集抽回重新编选，并将它命名为《故乡》，列为“乌合丛书之二”，送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这本凝聚着鲁迅心血的小说集终于出版面世。《故乡》的出版，整整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几经波折，着实不易。可以说，许钦文除了是这些单篇小说的作者外，对于平生第一本小说集的面世，他完全是坐享其成。因为鲁迅不仅一开始瞒着他自任了集子的主编；还充当了运作人，为集子出版想尽办法；还充当了出资人，不惜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垫付印刷费；还充当了美编，策划《大红袍》的封面；还充当了责编，在避难医院的木匠房睡地板的时候，还孜孜不倦地为《故乡》校阅稿样。难怪许钦文感动莫名。为了培养新文学的新生力量，壮大革命阵营，鲁迅可谓呕心沥血。

有了鲁迅的多方扶持，许钦文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顺风顺水。特别是《故乡》出版后，畅销一时，两年内印行了4次。鲁迅鼓励许钦文：“希望你以后出书，要比这一本更加厚实！”勤奋的许钦文在《故乡》之后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同年，短篇小说集《毛线袜及其他》、《回家》，中篇小说《赵先生的烦恼》相继出版，次年中篇小说《鼻涕阿二》出版。此外还有一些杂感散文之类的文章陆续刊发。退稿之虞已成为过去，许钦文从此文名卓著、享誉文坛。

鲁迅对于许钦文，不仅有知遇、教导、提携之恩，还有救难之恩，此为后话。许钦文1927年春离开北京后，与鲁迅的往来频率自然大幅度下降，但他们的关系并未因相距遥远而疏离。两人保持书信往来，并有机会多次相聚。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给他的信达300多封。许钦文曾经深情地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救我出虎口者亦鲁迅，鲁迅先生对我的恩情永远也说不尽！（《卖文六十年有感》）

许钦文对鲁迅感恩戴德。鲁迅追悼会上，他是灵前的拉幕人。鲁迅去世后，他即致力于鲁迅研究。抗战后在福建期间，许钦文曾撰写过《鲁迅先生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纪念鲁迅是许钦文创作最主要的内容，在这方面的成果也最丰硕。为了让后人了解和学习鲁迅精神，许钦文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呐喊〉分析》、《〈彷徨〉分析》、《学习鲁迅先生》、《鲁迅小说助读》、《鲁迅的幼年时代》、《鲁迅杂文选释》、《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鲁迅日记〉中的我》等鲁迅研究书籍30种。《学习鲁迅先生》收散文43篇,大部分篇章是回忆鲁迅的生活和工作情景,以及鲁迅对青年,尤其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文字自然朴素，篇幅简短洁净。《〈鲁迅日记〉中的我》是一本独具特色的回忆性散文集，共收10篇,大多数叙写作者与鲁迅在北京期间交往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文章在开首引出《鲁迅日记》所记的与作者往还的记录，然后扩展补充材料。这些文章篇幅较长，记叙具体而翔实，描写细腻而生动，尽可能地还原事件人物的历史情境，不仅是有系统的回忆鲁迅的文章，同时也是了解作者早期思想、生活和创作的著述。总之，许钦文回忆鲁迅的文章，特点是感情浓郁而真挚,文字自然而流畅,材料具体而丰富，是当事人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见证文字,既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许钦文不仅花费许多的时间与精力用来撰写与鲁迅相关的著作，对于鲁迅的宣传也不遗余力。上世纪50年代初，经他提议在任教的杭州高级中学设立了鲁迅纪念室、辟了鲁迅公园，筑了鲁迅纪念亭。晚年的他曾多次风尘仆仆地到绍兴等地作报告，勉励青年学生学习鲁迅、继承鲁迅精神，奔赴西安等地参加鲁迅研讨会。1980年，84岁的许钦文担任了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的顾问，此时的他已是年老体衰，但是次年，他还是抱病出席了浙江省鲁迅研究学会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许钦文对鲁迅的尊崇之心，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亦未尝消减。

许钦文为学习、宣传和研究鲁迅，做出了重要贡献，称他为鲁迅研究、鲁迅宣传第一人，庶几可以名实相符。鲁迅固然造就了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家”，许钦文也不可谓非鲁迅之功臣。虽然用“彼此成就”这样的词或许有失恰切，但两人在14年间，彼此礼尚往来，赠书购物，聚宴观剧,代赁居屋,编集出书,约稿荐稿,杭州伴游,狱中营救,病中送药……不胜枚举，这种交谊，确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至今令人感动。

对新文学的贡献———乡土书写与心理分析

上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自幼生长在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了鲁迅所命名的“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长大后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童年对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许钦文与彭家煌、王鲁彦、许杰、王任叔、台静农等一起，成为五四新文学“乡土文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作家。

许钦文的文学活动贯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上世纪80年代的大半个世纪，一生著述颇丰。他在60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写了350余篇短篇、7个中篇，先后出版过小说、散文，鲁迅研究等其他著作共30余本，近500万字。许钦文对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1927年离开北京之前第一个创作阶段的小说为代表的乡土书写，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被“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揽入“乡土文学家”的阵营；二是在30年代的作品中以心理描写而引人注目的先锋体验。

许钦文的乡土小说，主题大都是描写其故乡越地人民的苦难和不幸，特别是揭露封建宗法势力和封建婚姻的弊害。与鲁迅小说中的“鲁镇”和“未庄”一样，许钦文也为他笔下的人物设置了一个“松村”。“松村”是浙东越地乡村的缩影，它又是中国广大停滞、封闭、落后乡村的代表。它有自己独特的、强大的文化。这种文化聚集了巨大能量，侵蚀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吞噬着他们的肉体。新文化运动在死寂的乡村似曾掀起过一丝微澜，“维新势力虽曾一度影响这个村子，但犹如一阵清风吹过池面，过后还是老样子”，那里的人们依然处于荒僻闭塞之中，孤陋寡闻，延续着旧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生活成规和心理信仰。总之，松村仍然踩着它不变的步伐，书写着它吃人的历史。在鲁迅的影响下,许钦文有感于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所构筑的“松村”场域，就是为了要“暴露”，要“治疗”。小说《老泪》、《鼻涕阿二》等故事都发生在“松村”。

《鼻涕阿二》是许钦文的中篇代表作。菊花原是一个体面人家的二女儿，因是二胎，违背了全家人生男孩的愿望，于是起了“鼻涕阿二”这样一个带有侮蔑性质的诨号，在成长中被当成畜类一样对待，听人使唤，成为“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礼教的牺牲品。“松村”里的“鼻涕阿二”默默地承受和顺应着这一切。长大后的“鼻涕阿二”出落成一朵花，受了点新思想影响的木匠龚阿龙向她表白了爱意，不料守旧的“鼻涕阿二”用一记耳光拒绝了他。她不但亲手葬送了她可能有的较为幸福的婚姻，还种下了恶果：阿龙被治罪于祠堂，想维护“贞洁”的自己反而被人泼污，多了一个“贱小娘”的新诨号。“贱小娘”后来只能嫁给呆头呆脑的阿三，阿三淹死后又被她婆婆卖给钱师爷做小。受宠的“鼻涕阿二”多年媳妇熬成了婆，一旦翻身，立刻显露了“松村”农民的劣根性，她虐待丫头，排挤大太太，趾高气扬。可惜好景不长，她的风光，随着钱师爷的死而成过眼云烟，她最终又落在复仇的大太太手里，被折磨得抑郁而死。在“鼻涕阿二”身上，既有祥林嫂式的无知、麻木，又有阿Q式的狡黠和“精神胜利”法则，她的可怜又复可恨，可悲又复可叹，都根源于她所生长的那片厚土上的深重的文化。

由此，许钦文乡土小说的首要命题，便是展开对以“松村”为代表的乡村社会所表现出的封建剥削制度、宗法制度、愚昧落后观念的批判，延续由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蕴含改造国民性重大主题的文学传统。从病态社会的不幸子民的生活中取材，着重剖析他们灰色人生下的“受难的灵魂”，力图从制度、礼法的外部世界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内部相映照，寻绎民族悲剧的病根。

许钦文的乡土小说，常常透过“民俗文化”这一最佳窗口，表现乡村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拓展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如《老泪》写乡村的“接种”习俗:彩云丈夫临死时，要她和别的男子“接种”，以便产下“遗腹子”为其接续“香火”，这给彩云以后的人生带来无尽的痛苦。《大水》中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女子的一生，《鼻涕阿二》中关于对死人超度的迷信习俗，以及《过年恨》中关于浙东过年的禁忌习俗，也都是落后愚昧的文化心态的展露。

在许钦文以乡村底层农民为描写对象的乡土小说中，对于妇女命运的特殊关照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也许是因为，在神权、族权、政权、夫权等四大绳索的束缚下，妇女无疑是等级制下底层的底层，她们的命运更被动、更坎坷、更悲惨，更富有戏剧性，从而也更具有代表性。无论是《疯妇》里双喜的妻子，《老泪》中的彩云，《模特儿》里的寡妇，《鼻涕阿二》中的菊花，还是《已往的姊妹们》中的芳云，许钦文都怀着深切的同情，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为她们传神写照，在唤起人们哀叹、同情、愤怒的同时，也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

许钦文对于现代文学的另一大贡献，体现在他作品的艺术性上，那就是他所擅长的、从一开始就被鲁迅所称道的青年心理描写。作为一个24岁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无论是生存环境、文化氛围，还是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这种种改变与适应，都是不由他主观意愿而必须去体验的；并且，青春年少，在荷尔蒙的作用下对于两性关系的憧憬、探究乃至怀疑，都是一定年龄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因此，青年心理的描写，对于许钦文而言显得本色而当行。

处于新旧差别、城乡差别等种种巨大落差所造成的旋涡冲击之下，当时青年的婚恋心理多少有些畸变，所以许钦文对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往往出之以诙谐、讥刺的笔触。比如《理想的伴侣》中，主人公赵元元认为，理想的伴侣应该漂亮、有钱、无才，会跳舞唱歌，但婚后不过三年就必须死掉。这种幼稚、自私的心理让人哭笑不得。《“原来就是你！”》中，自由恋爱结婚的益元，婚后对妻子甚为不满，经常吵架；妻子后悔当初未嫁给父母做主未谋面的追求者,后来却知晓丈夫就是那位追求者。这是讥讽“空想的总好过现实”的不务实心态。《凡生》中的口口声声尊重妇女的凡生，内心只是将妇女当作玩意儿看。这是暗刺某些人心口不一的虚伪。《口约三章》写一对外出散步的夫妇，妻子因丈夫盯着别的姑娘看而生气，遂订下了只准看不准回想的口约三章。读者在暗笑妻子的幼稚外，也当体会尽管在五四后已经有所改善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实际上还是处于不安定的弱势之中，她的“无理要求”，正是她虚弱的表现。种种可笑、病态的人物心理，虽然由个体表现出来，却是社会心理与群体价值观的反映。

对于许钦文的心理描写，鲁迅早在为他编《故乡》集时就有过高度的赞许，说“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在许钦文的第二个小说集《毛线袜及其他》中，他这一特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善于捕捉青年男女间微妙的心理变化，这当然包括性意识。不过，许钦文笔下的性心理与郁达夫小说中的性心理不同，他的情爱描写显得干净纯洁，没有酥胸玉腿的肉欲刺激。比如《于卓日记》，写男子喜新厌旧，但又犹豫不决的心理轨迹，起伏多变，细腻可触；《职业病》描写性苦闷，却不同于动物本能的肉体冲动偏向。

值得注意的是，从《故乡》中《小狗的厄运》开始，许钦文就探索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描写方式，小说里女主角独坐床上等着爱人回家的心理描写,呈现出一种近乎现代小说“意识流”心理结构的特点，这在当时极为罕见。1928年，他在中篇童话体《蝴蝶》中，再次尝试了这种意识流的写法。这篇小说借蜻蜓与蝴蝶恋爱的故事，寄寓了作家自己的情怀与爱情理想，而通篇是用梦幻来表现的。

除了意识流的先锋体验外，许钦文对于变态心理描写也有着探索者的意义。早年中篇《赵先生的烦恼》，就已是变态心理描写的成功之作。这是一篇写三角恋的小说，主人公赵伟唐纵容自己的同居者与学生谈恋爱而产生忌妒之心,女主角石英则游走于两个男人之间,做着种种白日梦。男女主人公常常运用内心独白来显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披露他们心灵的奥秘。赵伟唐的变态心理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狂人的病态心理有几分相似，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狂人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变态，而赵伟唐只在恋爱中才表现出变态。所谓变态，最显著的特征是虚实不分，辨不清真假，混淆现实与幻象的界限，把幻象当成真实，把心理当成物理。

许钦文1932年至1934年因“无妻之累”而两陷囹圄，监狱的体验，使得他对囚徒心理有了独到的体察。他的散文集《风筝》，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反映监狱生活的专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有人说，‘中国人已经坐了许多年牢监，却还很少专写牢监的作品。’”这本堪称创体。从里面收录的作品来看，这时期的变态心理描写艺术上更为圆熟。如《淫妻》，写青年政治犯出狱以后不愿回家，因为他觉得他妻子有了外遇。当妻子找上门来时，他又害怕面对而逃走。真实情况是：他妻子并没有不忠之举，这一切都是他在狱中常常听到别人的妻子离婚的消息,害怕这事也临到自己头上，遂把想象当作了真实。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读者一开始对这些“精神病”者的言论举止并未有觉察，直到篇末点明真相，再回检他的思想、行动，才发现处处都显示出了他们的神经过敏和多疑，原来先前的一切都只是他们的幻觉。

许钦文笔下的心理描写是带上了时代烙印的，种种或轻或重的心理问题，都是时代、社会积压在人们的心里头造成的。许钦文在心理描写上确有他的独到之处和成功之处，说他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心理描写的先锋体验家并不为过。

许钦文可说是盛名一时，笔耕一世。30来岁就因《故乡》的出版而享誉于现代文坛，但他的笔耕生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亦即他自己总结的“卖文六十年”。继第一个创作时期的成果之后，在第二、第三阶段，他相继出版了《仿佛如此》、《幻象的残象》、《若有其事》、《蝴蝶》（均为短篇小说集，1928，北新），《西湖云月》（中篇小说，1929，北新），《一坛酒》（短篇小说集，1930，北新），《创作三步法》（文艺理论，1933，开明），《两条裙子》（中篇小说，1934，北新），《文学概论》（文艺理论，1936，北新），《许钦文创作选》（小说、散文合集，1936，仿古），《许钦文自传》（传记，1936，时代），《无妻之累》（散文集，1937，宇宙风），《风筝》（散文，1948， 怀正）， 可谓成果丰硕。大致而言，30 年代中期以后，许钦文的创作文体主要转向散文，先后发表《不浪舟日记》、《小桃园日记》、《乐山记游》、《工犯日记》、《万里寻妻记》等散文。如果以时间而论，他创作散文的年数要远远多于小说创作。尽管他以小说名世，但实际上他散文的艺术成就并不在小说之下。

纵观许钦文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有些作品体式在散文与小说之间），都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用写实的笔法，抓取自己所亲历的或身边熟悉的人、事、物，从个体反映群体，由典型反映普遍，从而为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做出了贡献。从艺术手法而言，许钦文的小说与散文也表现出了同一性，小说最大的两个艺术特色白描与讽刺，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散文之中。

许钦文写得最多、最具特色的是记述类散文。他往往以人和事为实体，通过写人记事，“剪辑生活”,表现主题，传达情感。体式多采用谈话体，手法则是白描法，娓娓道来，如话家常,给人的是一种质朴无华的美感。这也是他极力追求的美学境界。在许钦文的两本文艺理论著作《创作三步法》（1933，开明）与《文学概论》（1936，北新）中，他都倡导“无技巧”的技巧。他说：“有些新兴的文艺作品，形式和内容都很简单，平平常常的事实，实实在在地写着，好像真是个很普通的事迹，其实这里面藏着许多作家的‘心血’；技巧是总得应用的，使用技巧的目的，不在于弄出花样来，求其真率朴素就是了。”（《创作三步法》）这其实是夫子自道，他自己的创作就是这样。小说不刻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散文不矫揉造作、刻意求工，于平淡中见深沉，在白描中显性情。尤其是在因“无妻之累”出狱后，文意更加挥洒自如，行文流畅，达到了“无技巧”的境界。许钦文在《关于小品文》一文中说，文章原以朴素、自然为本来面目，“但也可以加上点幽默和讽刺，使得生动起来”。他自己的文章就是这样加了点幽默与讽刺而显得生动。相对于鲁迅讽刺的冷峻、沉郁、鞭辟入里，许钦文的讽刺就显得轻松、诙谐、平易。他的自传体散文杂文，不仅有讽刺、有幽默，还隐隐带点自嘲，这种将技巧与人品、性情并入一处而呈现出的大家气度，十分难得，也不易学到。

新中国成立以前，揭露社会的病患，鞭挞封建的腐朽，反映社会的黑暗，是许钦文散文的重要题材。1938年发表的《万里寻妻记》，记述主人公在国破民劫中，奔波寻妻，历险犯难。视野开阔、感情真挚丰富，可称散文佳作。新中国成立后，许钦文的散文大致包括这样几类：一、游记。如《鉴湖风景如画》、《绍兴的桥》和《人民的西湖》等篇什，通过对京、浙、闽、蜀等所到之地自然景观、名胜古迹和历史掌故的描写与记叙,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文化的热爱。二、咏物。如《萤火虫》、《鸡鸭之争》、《鹅》和《活无常和吊死鬼》等，或涉猎花鸟虫鱼，或托诸风物传说，状物写情，托物言志，每每均成意趣，在咏物的文字中，蕴含着生活的理念。三、忆人。许钦文一生曾与许多文化名人有交往，如鲁迅、孙伏园、郁达夫、丰子恺、西谛(郑振铎)、王统照、陶元庆、林淡秋等等。许钦文用客观写实的笔法、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与他们的交往，记述他们的生活，赞颂他们的精神品格。其中回忆鲁迅的文章最多。晚年所写的《卖文六十年志感》一文,是许钦文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陈词。他讲述了自己的坎坷经历和文学因缘，从文学经验的角度纵谈事物，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和思考，揭示人生哲理。作品文笔清新，语言优美，富于情致，亲切感人，寓哲理于趣谈之中，有较高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是一篇颇具特色的自传体长篇散文。

白色恐怖与抗日烽火下的抗争———民主斗士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政变，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宣告失败。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迅速由上海漫延到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和汕头等地，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屠杀，社会气氛极度紧张而压抑。此时的许钦文，正冷了心由北京而南下，因战事正紧， 沪杭铁路停开， 他最终搭着轮船辗转到了杭州。

到了杭州后，许钦文先后在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杭州商科职业学校、杭州高级商科中学教书，这三所学校实为同一所学校，只不过易名易地。许钦文在学校实行了教学改革，他一改过去用古文上课的教学方式，提倡用白话文上课。讲授文章内容时，他给学生介绍作者，讲述文章的背景、结构及写作技巧，着重分析文章的中心思想。上作文课时，让学生自己选题，自由发挥。这些教法，让从前习惯于跟着先生不知所云地漫声咏哦，作文谨守八股套路、诗词格律的学生感到万分新鲜，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这样的新课改也受到守旧派的抵制。但在许钦文的坚持下，新式教学法还是坚持并推广开来。教师是许钦文一生中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而杭高则是他待得最久的学校。对于这位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老师，许多年以后，杭高的学生还在撰文回忆。可以说，许钦文的半生是在一边教书、一边勤奋写作的过程中度过的。而大革命结束后，许钦文作品的主题，也转移到了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与腐败上，以白色恐怖下的实录表达抗争。

1927年4月至抗战爆发前的这十年，对于许钦文而言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他耳闻目睹人间惨剧的不断发生，写下了《若有其事》、《仿佛如此》、《幻象的残象》、《西湖之月》、《一坛酒》等作品；后五年，他以两陷囹圄的亲身经历，写了《无妻之累》、《风筝》等作品。对于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白色恐怖或以之为背景的作品，其社会意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许钦文这时期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属于“革命文学”，曾经有过争议。比如阿英在评论《幻象的残象》时，就认为作者“是一个革命的旁观者，不是革命的表现者”，对于革命“只有一种远眺，而这远眺还是戴着趣味的眼镜”，“没有革命的行动”。总之，他对这种以“客观描写”为特征的“革命文学”抱有疑议，以为“纯客观”的作者没有“革命的情绪”。对此，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文学评论思潮而有所分辨。阿英发表此论是在1928年，此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生了一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一方为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批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将矛头指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几位有影响的作家。最先向鲁迅发动攻击的是创造社的冯乃超，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称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李初梨则攻击鲁迅搞“趣味文学”， 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此后，太阳社的人也加入进来，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阿英是太阳社的发起人，他批评许钦文的腔调如出一辙，许钦文显然被当作了这场论争中鲁迅一方的连及。鲁迅在回击中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但是指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文艺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批评他们夸大了文艺的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强调文学的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现在看来，冯乃超们的文艺思想，显然犯了“左倾”的错误，鲁迅作品的革命性无可辩驳。因此阿英对许钦文的批评也是左倾过激的反应。客观、冷静地观察社会、反映社会，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能简单地视为“没有革命的情绪”；同时，客观分析，冷静针砭，也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也不见得就比流血奋争缺少意义；再者，反映无产阶级的文学是“革命文学”，反映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的文学也不能排斥在“革命文学”之外。

延续着第一期对乡村农民的关注，许钦文的笔依然追踪着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亿万农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如《伏中杂记》写道，浙江台州地区因为久旱，农民只得把龙王菩萨抬出来求雨，结果遭到守卫士兵的枪杀。而一旦难得碰上好年景，农民的结局也只能是“捐、捐、捐”。《风筝》中借犯人之口述说大旱之后，粮食颗粒无收，农民自己饿肚皮，还要日夜担心田主来逼租。《承发吏》中控诉因粮食收成不好，缴不起租，官厅判决追还，连一只老母鸡也被捉去。《小工犯》则反映农民稍有不满或反抗，那便是“准备暴动”，要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给予治罪，就是16岁的少年也不能幸免。许钦文也写到了农民的抗争，比如《“闽变”在狱中》，浙江龙游的农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之下，仍然在坚持抗租。像这样的内容，虽然属于“远眺”，但绝对不是“趣味”二字所能涵盖和轻视的。

除了农民等无产阶级，许钦文的作品还反映了白色恐怖祸及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及青年学生的各种情状。像《马长子》里的主人公，被冤枉开除公职，从此生活无凭。开除公职还算好，有时候，他们连生命也毫无保障，随时都有以思想“赤化”或共产党“嫌疑”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通缉、逮捕、下狱以至秘密枪杀的危险，像《欢聚》里的朱梅、来章。最令人愤怒的是，国民党的魔爪竟然伸进了校园，连十四五岁的学生，也被粗麻绳紧紧地反绑着双手,掷上搬运货物的汽车，投入监狱，像《魇》里杨企平的同学。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关乎同情，关乎人道，关乎愤怒，关乎谴责。这难道不是革命的情绪吗？

难能可贵的是，许钦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真正的革命者”的关怀与同情，对共产党人的赞美，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鬼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被杀害后的灵魂自白与控诉。主人公当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的，起初，为了让家中的老母和幼妹能活着，他外出挣扎。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有了改造社会的抱负，又觉得旧社会黑暗势力太强大，单枪匹马无济于事，就加入了国民党，有了同志，满心希望能建成新的社会。他说，当他加入队伍时，他根本不在意队伍内的“左倾”与“右倾”，他只“相信队伍是预备整个前进的”。他意料不到自己竟然会莫名其妙地被捕，三个半月后被杀。在他死后，他才觉醒他一开始就错了，“早知这样，加入这种队伍，原是根本非必要的了”。国民党的这次“清党”运动的恶果，共产党人从5万被屠杀成不到1万，更有至少20万无辜左倾爱国青年命丧黄泉。就连此次运动的积极执行者、国民党头子白崇禧也很快意识到了扩大的恶果，他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鬼白》里的主人公正是无数惨死的爱国青年中的一员，他就死在“假革命”的手下，他尖锐地揭露审判他的“像煞学者的‘革命青年’”，不过是“老白狼所豢养的刽子手”，对他胸膛放枪的刽子手，则是“杀人机器的一个轮子”，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专政机关。

在《第三种政治犯》中，许钦文则以满腔的热情，赞颂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们的团结力很强，厉害得很， 到了牢监里， 还会拼命的工作”,帮助不识字的难友学文化。“去开庭， 总叫不要招认； 做刑——坐‘老虎凳’，蹈杠或者抽皮条，受了伤回来，就给药品救治”。他们“团结得很紧”，认真开展批评，坚决“拒绝写悔过书”，等等。在《晨间》里，许钦文再借人物之口,说出“日后劳动阶级底革命一定会胜利”这样的预言，展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黑暗年代，许钦文能在小说里如此尖锐地揭露国民党“反革命”的真面目，揭露其专政机关的反动本质，如此鲜明地写出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与革命斗争精神，并如此高昂地显示出自己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鬼白》里的主人公控诉在他死后变成了白骨，也“不曾看见过替我抱不平的文字，也未曾听到过为我鸣冤的呼声”，许钦文写这样的小说，就是要及时地为冤死的青年呼号！像这样具有强烈的控诉性与深刻的揭露性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许钦文因“陶刘惨案”的牵累而两陷囹圄（见后节），这段经历对他个人是苦难，对于文学史却是财富。他用《小桃园日记》及散文集《无妻之累》实录了这段经历，又以监狱生活为背景，创作了散文集《风筝》。《风筝》内收19篇作品，作者的意图，据他自己所言，一是要为狱中的囚徒，尤其是年轻的政治犯鸣冤，因为他们的“犯罪”， 多半是被逼上梁山，“为着民族的前途，对于这种人实在不应该采用报复的手段”；二是要向世人警示：监狱的苦难，活色生香地上演的都是具象，其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在于它是一个专政的暴力机关，谁掌握着它，谁才是苦难的源头，才是苦难的制度者。作者写了形形色色的狱中人，写了许多狱中发生以及听说的匪夷所思的“可笑、可叹、可惜”的事，刻画了稀奇古怪的囚徒心理，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和统治者对所关押“犯人”的肉体虐待和精神迫害。里面的一些作品，因反映得太过真实、尖锐、敏感，尽管许钦文有心理准备压后了两年再拿出去发表，但还是数遭退稿，屡遭删改“抽骨头”。可见读者所看到的文章，较诸原稿，其力度已然大有削减。从这些文章遭当局避忌，亦见它们的战斗力之一斑。

1932年至1934年，许钦文两陷囹圄。这事的起初虽由“陶刘惨案”而无辜连及，但莫须有的定罪与投狱，还是与白色恐怖脱不了干系。在时代的旋涡里，许钦文与千万个体一样，终究逃不过被席卷的命运。把他救出来的，是他一生的福星鲁迅。说到“陶刘惨案”，先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就是许钦文的至交好友陶元庆。对于许钦文一生影响之大、印象之深的人，鲁迅之外，非他莫属。

陶元庆是许钦文第五师范的同学，之后16年间，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两人是分开的：陶元庆在上海立达学园而许钦文在杭州高级中学。其他时间，两人要么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要么是一个学校的同事，要么同在一个城市谋职。总之可以称得上形影不离，情逾手足。陶元庆天赋过人，擅绘画，独辟路径，功力深邃。他能运用西洋画技法，表现出东方文化的情调。经许钦文介绍给鲁迅后，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的《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著作的初版封面，都请陶设计。鲁迅传世最广的一幅肖像画也出自他之手。鲁迅为许钦文编第一本小说集《故乡》，力主用陶画的《大红袍》作封面。许钦文随后在北新书局出版的一系列小说集封面也都由陶设计，并以大字注明“陶元庆先生作画面”。投桃报李，许钦文也为陶元庆做了很多，他曾长期以稿费支持陶元庆的艺术创作。只是，后来他要为陶元庆所付出的，以及因陶元庆而连带出的一系列关系到他未来人生的事，却是他、也是陶元庆所万万想不到的。

1929年，许钦文在杭高任教，陶元庆也来就职于林风眠办的西湖艺专，住俞楼。8月初，陶元庆因中暑后又患伤寒，医治无效猝然离世，死在许钦文的怀抱之中，年仅35岁。悲痛欲绝的许钦文专程赴上海向鲁迅汇报及征询陶去世与后事情形，鲁迅痛惜英才早逝，交给许钦文300大洋及不少元庆画稿，嘱其为陶在西湖边买地安葬。重情重义、又对鲁迅忠笃不二的许钦文，将鲁迅的300元，连同自己三年间2000元左右收入的大部，加上其他人捐赠的近50元，悉数花在了陶元庆后世的料理上。这还不够，他不但在钱塘门外石塔儿头买了三分多冢地， 修建了“元庆园”，安葬亡灵；还买了一亩一分菜地，又将地抵押给银行，换钱在菜地上建成了一间长20尺、宽14尺的“元庆纪念堂”，将陶元庆的所有遗作收贮其中。堂前有平房数间，已过而立之年的许钦文，孑然一身，雇佣居住于此。为建纪念堂，许钦文身负重债，之后足足还了27年，直到1956年才还清，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陶元庆去世后，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许钦文对他的妹妹陶思瑾爱护有加。陶思瑾带来自己艺专的同性恋人刘梦莹，一起借居于许钦文处。1932年2月11日，二女因三角纠葛发生命案，陶将刘杀死在钦文寓所。“陶刘惨案”轰动杭城，万人争说，许钦文作为屋主被羁押于杭县地方法院看守所。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先告他“杀人”、“侵占”罪，法院取证后认为无依据，遂于关押一月又七日之后被无罪释放。许钦文获释后，据说引起了“湘人公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湖南人）认为法院偏袒许，而刘庆荇也在讼棍的唆使下，再告许钦文犯有“妨害家庭罪”，杭县法院迫于鲁的压力判处许钦文有期徒刑一年。许不服，上诉于浙江省高等法院。然而省高院早被刘买通了关系，竟又加判为有期徒刑两年。许更不服，又上诉于最高法院。由于当时法定上诉期为一年，因此需等第二年进行判决。待罪之中，许钦文丢了杭高饭碗，只得离杭赴蜀，在四川私立艺术专门学校任职一年。1933年6月，许钦文离蜀回杭，听候最高法院宣判。8月16日，许钦文“妨害家庭”案由最高法院宣告无罪。但是，法院竟在刘梦莹寄存的行李中调查出她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平“湘人公愤”，偏说成“CP”（共产党）。许钦文于是刚脱一罪，又犯了“窝藏共党”、“组织共党”罪，一下子成了政治犯，被判徒刑五年，当场被捕，双手上铐，押入军人监狱。鲁迅闻知这个消息，马上托人作保，致函蔡元培等人，出手营救。经上诉更审，改判一年徒刑，缓期两年。许钦文蹲了近11个月的牢，于1934年7月10日方才虎口逃生。

许钦文之所以被牵连进“陶刘惨案”，除了他是屋主外，还与他老大不婚的单身王老五身份容易引发各种猜测指责有关，因此许钦文后来便将此讼狱之祸称为“无妻之累”。其实“无妻之累”云云无非是许钦文自嘲的一种托词，真正让他坐了近一年监狱的非关风月，实关政治。许钦文入狱反响很大，当时上海有杜重远坐政治监牢（杜为爱国实业家，曾以商会领导身份组织反日爱国活动），杭州有许钦文入军人监狱，一时间左倾人士纷纷以“入狱欣逢杜重远”、“入狱喜逢许钦文”等为题做文章。

许钦文在狱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志不稍屈，在里面学习日语、世界语，写了2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长达万字的《神经病》，就是托看守秘密带出狱外，由鲁迅代取新笔名“蜀宾”发表的。这篇小说取材于许钦文待罪四川时所亲历的四川军阀混战，着重讲述了小学教师方正英受长期军阀混战影响，陷入半失业窘境，又受刘文辉、田颂尧成都巷战直接刺激而惊恐万分患精神病的故事。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这场大战的主要经过，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给四川经济社会和广大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神经病》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之一。

许钦文出狱后，因头顶“赤化分子”之名，无法再在杭高任教，遂应聘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教了一年多的书，被国民党专员查到，说他是赤化分子，要学校解聘。许钦文在集美教满了两年书又失业，回到杭州，贫病交加，工作无着。经郁达夫介绍，再赴福建谋职。许钦文早于1927年10月去上海看望鲁迅之际与郁达夫初识。郁达夫抗战前即任福建省府的参议，此时他征得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教育界的老前辈姜琦的同意，邀请许钦文到该校任教。许钦文于1937年10月辗转抵达福州后，受到校长姜琦的热情接待。在这里，他还遇到了早他一步来到的老朋友董秋芳，遂一起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那时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已成立，董秋芳、杨骚任干事，该会的工作得到郁达夫的热情支持。“文抗”出版“九一八”特刊时，郁达夫题写了刊名并发表杂文《“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许钦文也发表了散文《延平月》，记述了他从杭州至福州途经延平（南平）的见闻：一个穿灰军服的与一个穿黄军服的开始为争乘一艘船而互不相让，后来在“大家都是救国人才”的口号中、在月光下和好，两人亲昵交谈，打听前方消息。许钦文是要告诉读者：虽然不曾细看延平的景物，但在这月光下，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印象：为了一致对外，我们的军人，不再分彼此，精诚团结！此时国共两党正为着抗日的共同目标而进入第二次合作，许钦文的这篇文章，正对应着这个“消除隔阂，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主题。

为了团结更多文化人士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文抗”决定扩大组织，改组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避免名称与国民党省党部组织的省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混淆。许钦文也参加了改组的筹备工作。1937年10月17日，福州文化界人士200余人集会，“文救”组织正式成立。许钦文与郁达夫、董秋芳等11人一起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兼宣传部长。许钦文随即开展了紧张的协会宣传工作。他住在乌山上，白天任教，晚上下山到省政府公报室，与郁达夫、董秋芳等见面叙谈，话题主要围绕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展开。由于缺乏活动经费，只能靠大家捐款筹集。许钦文尽管自己生活非常拮据，但每次都带头捐款。“文救”的宣传工作，当时有候补理事、宣传部副部长卢茅居积极协助许钦文工作。他们先后成立了工人夜校、农民夜校、民众学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演唱救亡歌曲，通过广播电台、编辑会刊小册子、发传单、画漫画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提高民众的抗战热情。为了充分发挥会员的作用，举办“深入民间之干部训练班”。他们还开展每周一次的系统演讲和随机演讲，许钦文亲自筹划并邀请理事项衡芳、黄璞心作《九国公约签字国问题》和《几个月来政治经济动员和知识分子的任务》的专题演讲。这些演讲反响热烈，极大地鼓舞了民心，调动了大家的抗战热情。

“文救”先在《小民报》上办了会刊《文救周刊》，三期后改为《救亡文艺》，由郁达夫、杨骚主编，楼适夷为责任编辑。《救亡文艺》的宗旨，号召大家以笔为枪，与敌人作斗争：“目前的文艺，应该是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救亡文艺》以其坚定的立场、活泼的形式、富有战斗力的风格，深受知识青年的欢迎，成为抗战初期福建文艺报刊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除了做些编辑工作外，许钦文还为刊物写稿。在福州期间，他先后写下了《抗战胜利第一步》、《杭州失守的前夕》等报告抗战形势的杂文，《我们的胜利》、《鲁迅先生的精神》、《民族精神的结晶柱》等鼓舞抗战士气的散文，以及《抗战文学的要素》、《抗战文学的功用》等政论和杂文。

“文救”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深入群众，《救亡文艺》深受知识青年的欢迎，影响很大。但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特务持枪到《救亡文艺》编辑部威胁，要抓共产党员楼适夷；他们还绑架了在协和大学师生集会发表演说的女教授李冠芳。1937年12月3日，郁达夫在《救亡文艺》上刊登启事，愤而辞去文救协会理事之职以示抗议。翌日，《救亡文艺》宣布停刊，许钦文也和姜琦等人一起刊登启事，辞去在“文救”的职务。这个东南地区著名的文化界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就这样被迫停止了活动。

“文救”的活动虽然停止了，但许钦文与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仍然在继续。1938年春，福建省政府机关迁到了永安，许钦文亦随福建师范一同迁往。在永安，他继续带领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如组织“普通话剧社”、“方言剧社”以及抗战宣传队演出，每周六晚在大湖池边举行文娱晚会，表演抗战活报剧，演唱抗战歌曲。他还带领学生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永安的战时文化建设随着各种出版社、报刊的相继创办而急速发展，很快成为支撑东南地区危局的文艺重心，许钦文也成为战时永安最为活跃的作家之一。他积极地撰写揭露日寇罪行和反映中国人民爱国抗日斗争的文章，当时永安影响最大的几种报刊如《现代文艺》、《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以及《民主报》副刊《新语》上，都频繁刊发他的文章。他还支持董秋芳创办了《新语》。《新语》是为了继承五四进步刊物《语丝》的传统，“为自由、为青年”而设，创刊后，迅速吸引了一批热血青年和文学爱好者。许钦文为《新语》写稿，热情地指导进步青年的写作，成为《新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联盟早已流于表面，国民党暗中已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永安的抗日活动也遭到了反民主势力的极大摧残。1945年7月12日，永安发生“羊枣事件”。主编《民主报》专刊《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的羊枣（杨潮）因与新四军秘密联系，遭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后在杭州监狱遇害。一个星期后，另一位帮助董秋芳编辑《新语》的同事周壁，亦因随身携带有浙东解放区的书刊而被捕。随后，董秋芳亦牵连被捕。许钦文亦遭牵连，他的罪名是“都是鲁迅的学生”，因为没有确凿的“与游击队关系密切”的证据，总算免于逮捕，但收到了书面警告，并被严密监视达半年之久。

许钦文在福建生活了9年，抗战的烽火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不但用创作有力地支持着抗战事业，而且用实际行动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成为东南文艺运动的骁将，与郁达夫、黎烈文、董秋芳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一起，为战时东南地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共和国天空下的新生———民进代表

抗战胜利后，许钦文接受了杭高的聘书，携妻儿返回了杭州。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但是渴望中的和平安宁并未到来。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时势混乱，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大幅贬值，民不聊生。许钦文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他时时担心着失业，拼命兼职赚钱养家，终至积劳成疾。总之，解放前夕的社会生活，在许钦文的感受中，一如他散文所写的那样，是一个“鬼的世界”（《鬼的世界》，许钦文散文代表之作，发表于1948年3月)。

1949年5月3日，许钦文在杭州迎接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城。鬼蜮尽除，曙光在前，崭新的一页从此翻开，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终于到来！ 许钦亲眼目睹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衷地感到党的伟大。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了解这位长期与党心心相印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衷肠，认为他留在党外更能发挥影响和作用。

我国的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日反蒋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中国共产党本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省、市的民主党派组织在不断地建设之中。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以及科技等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的，非常适合许钦文这样的人参加，又加上许钦文所熟悉的周建人和许广平都是民进的创始人，所以1952年12月，许钦文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了一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人士，并为浙江民进组织的筹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2年12月28日，在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建人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分会正式成立。次年，许钦文所在的杭高即成立了民进基层组织，许钦文担任小组长。1954年5月，在杭州民进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许钦文担任杭州市分会理事会理事，兼秘书处副主任。在1956年9月的杭州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又当选为市委会委员。作为浙江民进元老级的成员，这些工作经历，都为他之后参与筹建民进浙江省委会打下了基础。

1956年9月，民进中央同意建立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许钦文被指定成为11名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在同年12月的省筹委会正式成立大会上，他被推举兼任省筹委会宣传处主任。1957年7月开始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伤害，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的主要领导俞子夷、任铭善、金海观、童友三等都被打成右派，筹备工作一度中止。直到1958年11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总结了反右整风的经验教训，民进工作才又有了起色。在这次大会上，浙江的陈礼节被选为中央常委，许钦文与祝其乐被选为中央委员。

民进全国“三代会”后，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很快进行了重组，委员由原来的11人增至13人，陈礼节任主任委员，宏流、许钦文任副主任委员。许钦文对于浙江民进省级组织组建工作的重要性，也从这之后开始凸现出来。其时陈礼节主委因担任杭州市副市长政务繁忙，只要他不在，民进省筹委会的工作会议，便多由许钦文主持。许钦文本着对党派工作的热情，一直积极努力地在推动着省委会筹备工作向前发展。经过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许多人惊魂不定，再加上对于民主党派究竟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还有议论，这些都导致党派工作畏葸不前。在省委会组织的筹建上，也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持观望态度，认为在政治前景尚未十分明朗的情况下不急于冒进；有的认为自下而上地建立组织更好，先建立湖州、嘉兴等地市的民进组织，再来成立省级组织。这两种态度的结果是一致的：等待。许钦文虽然是一个文人，但他的执行力向来比较强，青年时他与董秋芳组织春光社，中年时又助董秋芳办抗日报刊，在“文救”担任核心领导，在社团组织上积累了实践经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对于浙江民进省级组织的尽快成立，他的态度很明确，工作也很积极、乐观。除了认真完成筹委会的日常工作外，作为领导，他也常从民进的作用、地位、特点等宏观方面来思考和把握方向，比如1962年参加政协会议前他说：“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我们民进的大会发言，要对党（指民进）的作用问题多谈谈。譬如配合调正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有多少人已经调正了。又如服务方面有那些人表现突出的，可以具体介绍。这二年我们嘉兴等地，人虽然少，工作也做得很好，也可以提一提。总之要在大会上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要凸现出我们民进的特点，不要一般化的发言。”在浙江民进的初创时期，形象的树立至关重要，从这样的言论中也可见许钦文直入关键的行事作风和不尚空言的求实态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样的话，依然切中着民主党派生存与发展的主脉。总之，在民进省委会正式成立前这几年的筹备工作中，许钦文在民进省筹委会副主委的位置上尽可能地发挥着他的作用，与陈礼节、宏流等同志一起，积极地推动着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建立。

1963年2月15日至2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人民大会堂举行，民进浙江省委会正式成立。许钦文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织者，他担任大会秘书组的负责人，会前负责工作报告和各种会议文件的起草。他在大会上担任了重要角色：致大会开幕词，并做省筹委会成立六年多的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出了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许钦文担任副主任委员。至此往后，许钦文连任了三届省委会副主委，直到他去世。对于浙江民进的建立和发展，许钦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新中国使许钦文获得新生的话，那么正是民进这个平台，使许钦文实现了从中学教师到厅局级干部的身份大转变。许钦文加入民进后，相继当上了区、市、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5年下半年又从浙江师范学院讲师任上调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担任省政协常委，此时又因陈礼节担任副市长工作繁忙而不再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职务，这一职就由许钦文递补兼任。许钦文从一个埋头写作的教书匠，走上了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战工作的诚意，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的重视。许钦文在感奋之余，积极参政议政，守护文化，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厚爱。

文化局的行政工作是繁忙的，从1956年2月至5月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分会会员月报表》“工作与生活情况”栏目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许钦文的工作节奏：2月29日所填：“为重视民间艺术，尊重民间艺人，率领浙江民间歌舞巡回演出团巡回演出。刚从龙游、衢县等处演出回来，三月四日又要出发到兰溪、金华、温州、宁波、舟山、上海等处去演出，约四月初返省。近来常到各县市去视察。”4月、5月报表所填：“率领浙江民间歌舞巡回演出团在金华、宁波、舟山、嘉兴、上海等地演出。陪同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在宁波区和杭州市区考查历史文物。陪同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李英敏局长检查文化馆工作。代表浙江省文化局赴京出席文化部博物馆会议。”除巡回演出，还要下乡蹲点、搞调查、开会，陪来访的上级领导、外宾，等等。据说他最忙的时候一天之内要陪外宾去绍兴两次。用“马不停蹄”这个词来形容许钦文在文化局副局长任上的工作状态真是恰如其分。1956年的许钦文已经60岁，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退休享福的年龄了，他却以饱满的热情与赤诚的情怀，认真履职，勤勤恳恳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任务。

在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际，许钦文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在1953年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市政协前身）三届二次会议上，他仅在文教卫生方面就提出关于私立学校收费、改进私立中学教职工工资补助金的发放、分批抽调各科教师参加师范学院学习、整顿私人开设的补习学校、建议在拱墅区设立新华书店及在各大书店内增设座位、建议降低游泳池票价等6件提案。在浙江省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为适应农渔业合作化发展形势，要求大量培养师资和技术人员”的提案；一届三次会议上，他在大会发言时重点谈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俱乐部、实行艺术团体的企业化，以及重视保护古代文物等3个问题。

作为政协委员，许钦文的提案内容关乎农业、教育、卫生、体育等方方面面，表现出他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作为文化局分管文史工作的副局长，本身又是数十年从事文化工作、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的老专家，许钦文最擅长观察的视角还是“文化”，他围绕着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开展保护的思考、议论，提交的提案、建议，最有价值。

在除旧迎新的年代里，怎样处理“新”与“旧”的关系、怎样处理“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上世纪6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相当激烈的，也是相当敏感的，一不小心，学术问题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许钦文本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本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本着人民的文化干部守护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说着发自肺腑的话。比如有关现代戏和传统戏，他曾反复表达他的观点。他说：“领导上提出要大演现代戏，而内容要以解放后的事件为题材。这我就不懂了，高尔基的《母亲》算作社会主义的奠基作品，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但写的内容都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事，根据这一点，我认为有的传统剧仍是可以演的。又如阿历克赛·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是历史题材，但也算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可见历史题材也是可用的。”对于有人提出禁演古装戏，他认为失之粗暴，他把文艺作品分为三类：“有益的，有害的，无害的。所谓无害的，实际上也是有益的，所以无害的作品仍是要的，大家可以欣赏。如齐白石画青蛙、虾儿等，已脱离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囿，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品。”他认为有些古装戏也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不能一棍子将它们打死：“古装戏多少也有思想性，只要不含毒素，不宣传反动思想感情，观众爱好的，也有利于生产；古装戏的演出，也可能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只要不妨碍我们的中心任务，演现代戏固然不应该随便阻止，同样演古装戏也不应该随便阻止。”他反思了几年来剧团转型演现代戏的情况，认为存在着不少问题：“要演好现代剧是困难的。杭州京剧团过去亏本10万。话剧演《斗争在继续中》由于没有生活，底子不厚，你改一下，我改一下，最后弄得概念化了。越剧《杨立贝》也是立不住的，比如戏中有一块牌子‘南京高等法院’，那时全国只有一个高等法院，哪来南京高等法院？连普通的生活知识都没有。杨立贝本人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戏中这样演，脱离了当时农民的实际。”他认为现代戏不能光注重政治性而缺少艺术性：“前几年演现代戏光抓政治性，艺术性缺少。越剧二团去农村，农民要退票，说你不唱演什么戏。所以越剧二团常常赔本。最近注意艺术性了，否则别人不要看，也达不到宣传的作用。”

许钦文多次强调，各级机构要高度重视对古代文物的保护工作，他说：我国是文化古国，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艺术品，是宝贵的民族遗产，是我们很好的学习参考资料，应该好好地保护。他指出，利用古代的文物，对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好的教材。我们不能因为古代的艺术品放在寺院里，就说它是迷信的东西；或因这些艺术品带点封建色彩，就不注意保护。我们要辨别清楚：迷信是迷信，封建思想是封建思想，艺术品是艺术品，认为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是封建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古代文物遭破坏的现象比较严重，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普遍缺乏。这种现象，在有识人士看来自然是十分令人着急的。为此，许钦文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惩办拆毁龙泉古塔的为首分子，并在省政协一届五次会议上递交提案，强烈呼吁“请保护孤山东方风格，保护所有历史文物，请迅速在劳动路孔庙建立碑林，保存宋刻十三经碑石林”。从“请保护”、“保护所有历史文物”、“请迅速”的措辞中，我们在今天都能感到他当时的急迫心理。杭州吴山脚下的孔庙，最迟建于北宋仁宗年间，自南宋至清代，一直是杭州府学所在地，里面存放着唐至清代的各类碑刻，弥足珍贵。孔庙是杭州历史文化地图上的一个重要标记，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孔庙旧址先后被单位、居民占用，因疏于维修，建筑陆续遭毁，“文革”后，仅存大成殿一座建筑。当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曲阜孔庙的身影定格在时代的烟云中，当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文保意识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回眸历史，不得不对像许钦文这样的文化守护者致以敬礼！文化需要建设，尤其像我们这样有五千年积淀的文明古国，文化更需要我们去守护、去传承。

在指导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上，许钦文立足现实、放眼全球：“为了向科学进军，为了在12年内使我国科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先把图书馆和博物馆办好，使得内容接近世界图书馆、博物馆的水平。首先要解决浙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钱和房子问题。”如今经过浙江人民几十年的共同努力，许钦文的遗愿已经实现，孔庙碑林已建成并对外开放，世界级的浙江图书馆、博物馆分别屹立在风景秀丽的黄龙洞旁、西子湖畔，浙江正在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

许钦文的为人秉性，一如他笔下的乡土小说，平易自然、真诚朴实。他虽然成名很早，但行事低调。当了官后，从不摆官架子。说话从不疾言厉色，蔼然忠厚长者。生活上又极简朴，穿打补丁的衣裳。律己极严，从不贪公家的便宜。体恤身边公务人员，从不给他们添麻烦。凡此等等，都有许多生动的故事传于人口。与许钦文共事三十多年的作家史行说：“许钦文是我接触到的知识分子中要求自己最严格、生活上又最朴素的一位，他不仅尊重党的领导，同志间的关系处理得极好，大家很敬重他。”

许钦文廉洁自律，不以权谋私，可以举一个小例子。1960年，许钦文与文化局另两位领导一起去慰问已故著名画家黄宾虹的遗孀，黄老太太为感谢领导的关怀，临别时送给他们每人一幅黄宾虹的亲笔画。黄宾虹的画价值连城，一般人求之不得，但许钦文却说：“黄宾虹的画我很喜欢，但我们这次拜访他的家属是代表组织去的，我又是分管文物工作的，不是个人间的来往关系，所以我不应该接受这珍贵的礼物。”在他带领下，大家都把名画上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珍藏。

许钦文对自己要求严格，他常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比如在谈作家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时，他说：“一个作家必须无条件地长期地到工农中去，我没有做到。道理我是懂得的，但就是下不去。比如土改时我下去，但他们把我放在区委里，说下面有土匪。以后我也想长期下去，但工作拖住了。写一个大型作品，住几个月不行的。但作为改造来说，去又比不去好，所以有参观的机会我还是下去的。现在我写的东西很浅薄，不能写小说，只好写散文。主要是没有生活，成了‘空头文艺家’了。”真诚，坦白，不说假话，还透着点自嘲和无奈。

许钦文的真诚坦白，是他日常待人接物的法宝，更是他面对大是大非的立身之本。1962年，许钦文在浙江省二届三次政协会议上作了《知识分子的今天和明天》的大会发言，他说：“我们知识分子的确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多方照顾下，学习和思想改造有进步。周总理在今年三月‘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极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摘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冕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除感谢党和政府培植之恩以外，是多么欢欣鼓舞和快慰呀！”他也委婉地对执政党表示了内心的希望，说“毛主席在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会议上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我们应该欢迎，并且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又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许钦文针对《工作报告》说：“我们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我们的美好的远景，我们已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变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可能进一步改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努力，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从过去可以看现在，从现在可以看将来,从今天可以看明天。”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知识界表现得特别突出，全国被划定的55万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占右派总数的57%。对于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定义定性，知识分子心里十分困惑。许钦文的这篇发言，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许钦文在政治上对共产党忠诚，在真理上求真求实，在策略上又懂得迂回婉转。他是坦荡的，内心深处有着越文化倔强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因子，但在他柔和生性的中和下，又不会显得过于锋利突兀，而是在平淡中见力量。许钦文抱朴守真的真理追随之心与对共产党始终未失信任的政治信仰之间的一个底线坚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坚守。

十年“文革”浩劫，许钦文失去了职务，被闲置了十年，他的名字也从报纸刊物上消失了，其精神上的苦闷与折磨可想而知。许钦文还算幸运，他能够在“中中”、“一般”的政治评定中前行，“文革”中又免于批斗、挂牌、游街、抄家之苦。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头顶着“鲁迅学生”的光环。鲁迅自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就走上了文化神坛。鲁迅生前救许钦文于囹圄，身后庇护他晚年免于灾难。另一个原因，则与他低调谦和、平易淡泊的为人有关。

1976年10月，大地重光，耄耋之年的许钦文也迎来了他的春天。民进组织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副主委，仍然把这份信任给了他。他还相继担任了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学学会顾问、浙江省鲁迅研究会顾问。他快意，他还能拿起笔，为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奉献自己最后的一份心力。

1984年11月10日，这位毕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与党同心同德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杭州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88岁。

许钦文先生年表

1897年 7月14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浙江省山阴(现绍兴)东浦镇西巷桥太平溇。

1902年进父亲私塾上学。

1903年由父自课。

1905年进马车溇的“荣禄第”读书。

1906年在私塾读书。

1910年入东浦热诚学校读初等四年级。

1911年初等小学毕业,升入高等部读书。

1912年下半年至杭州投考宝国寺工业学校,因考期已过改考杭州铁道学校,入机械科。3个月后学校因学潮停办。

1913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

1917年因学业优异跳级提前毕业,在绍兴县立第一小学天王寺国民部任教员半月。

1918年至四平街四郑铁路工程局车务科任书记。数月后回绍兴,任第五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

1920年进北京交通部职工讲习会进修。

1921年被派至江苏浦镇创设铁路职工夜校,任教员。

1922年铁路职工学校停办,失业回家,开始写小说。中秋后赴京,向《晨报》副刊投稿,发表散文、小说。

1923年 4月,与董秋芳等组织文学团体春光社集会。

1924年浦镇铁路职工学校曾复校,前往任教,学校旋又停办,继续回北京半工半读。

1925年至浙江台州省立第六中学任语文教师。

1926年第一部小说集《故乡》由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先后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平安桥)、杭州商科职业学校(大方伯)、杭州高级商科中学(同一学校,易名易地)教书。

1929年杭州高级商科中学与杭州第一中学合并后,成立杭州高级中学(贡院),继续任教。

1932年去杭州高级中学教职,离杭赴四川成都,在三个专门学校任教。

1933年 “妨害家庭”案由最高法院宣告无罪,但又以“窝藏共党”和“组织共党”的新罪名当庭被捕,关进杭州军人监狱。

1934年经鲁迅托蔡元培保释出狱,被判一年徒刑,缓刑两年。8月底,至福建厦门的私立集美学校教书。

1937年 10月,出席在福州科学馆大礼堂召开的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文救”)成立大会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被选举为“文救”常务理事、宣传部长。

1938年随福建师范内迁至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在永安师范任教。

1943年集体加入国民党。

1945年因永安发生“羊枣事件”受到书面警告。

1946年上半年仍在永安师范教书。暑假在福建私立协和大学任副教授。9月,回杭,重新任教于杭州高级中学。

1949年 10月,参加浙江省干校学习。

1950年 4月,从干校学习回来后仍在杭州第一中学(杭高改名)教书。

1951年继续任教于杭一中。冬,曾去诸暨县城南区参加土改。

1952年 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3年杭一中成立民进基层组织,任小组长。作为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前身)代表出席三届二次会议。曾去诸暨姚江区参加民主改革。

1954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任讲师。5月,任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兼秘书处副主任。当选为浙江省一届人大代表。

1955年 8月,调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

1956年任浙江省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9月,任民进杭州第三届市委会委员。12月15日,任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兼任宣传处主任。

1958年 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重组,任副主任委员。当选浙江省二届人大代表。

1959年 1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3年 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4年当选浙江省三届人大代表。9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1965年去诸暨、慈溪蹲点。

1966年两次去慈溪蹲点,前后约一个月。

1977年 1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9年任浙江省文联筹委会副主任。10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 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学学会顾问、浙江省鲁迅研究会顾问。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84年 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月10日,病逝于浙江医院,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