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余文光一生的追求和信念。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崇高的神，这神不仅是生命的源泉，更是生命历程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是道路、神是真理、神是生命！这神既抽象，有时却清晰可现。

1949年是余文光人生的转折期，之前50年的人生历程中，余文光的信念和追求就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一生为神的美好做见证。单一的信仰和人生观让他坚信耶稣基督就是独一真理。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余文光作为一名曾经有着单纯宗教信仰的医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成长，用鲜活的生命见证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潮流中，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诠释“行公义，好怜悯”的执着信念，“爱祖国、爱人民”，活出了真理清晰可见的生命样式。

1982年，当余文光先生在病痛中溘然辞世时，他的内心因着对真理的回归安然离去。据他家人告诉，1981年因患“右侧颈动脉系统脑动脉栓症”引发瘫痪前，耄耋之年的他还日夜奔波于浙医二院二号楼（放射楼）建设和医疗设备引进的紧张工作中。1982年，他的家人遵照余文光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全部撒在了二号楼的地基上。

我是爱国的

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会员档案材料中，存有一份页面泛黄、焦脆的余文光“入会申请表”。这份表格的“姓名”一栏中，余文光用俊逸的草体字填上了“余文光”三个字，“别名”中填的是“剑冲”；“年龄”：51岁；“宗教”：基督徒。“工作机关”：浙江医学院第二医院，“担任职务”：副院长。“党派团体名称”一栏：国民党、三青团（参加年月约在抗战期间）；“有无过组织生活”：无，“有否担任过职务”：挂名干事，“有无过联系”：无，“参加动机”：在党团认我是社会贤达，在我方面碍于情面想靠拢他们，增加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誉，太看重自己所负责的医务事业。

“父母亲”一栏：已故；家庭成分：地主兼自由职业；本人：职员。

“对本会认识”一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护共同纲领并彻底实现之。

“平素最接近的亲友”一栏：张光旭（福建福州中华圣公会办事处，职业：宗教）、王历耕（浙江杭州浙江医学院第二医院，职业：医生）……

“介绍人”一栏：介绍人1：陈礼节，介绍人2：王历耕。

“介绍人意见”一栏：介绍人意见1：倾向进步；介绍人意见2：为人忠实诚恳，说服教会，将广济医院送与浙江医学院为教学医院有功。

“分会组织处意见”一栏：经审查通过。

“通过日期”一栏：1952年8月3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分会筹委会第十七次常务理事会通过。

……

余文光填写这份申请的时间是1952年7月27日。

1952年的新中国正值政权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建设与上层建筑的构建紧密配合，1947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的“三反五反”运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政治运动，其中有两次运动直接或间接地牵连到了余文光。

土地改革运动中，余文光的父亲被划为地主阶级，他自己履历中的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经历，以及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让一直以平安为祷告的他，深陷焦虑和不安。他曾谈到：“镇反时我在杭州，虽然认识到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及有血债者给予处理，但心里很害怕，一方面有人道主义和温情思想，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出事。”此时此刻，中国民主促进会向余文光伸出温暖的手，他的内心只有感恩，因着民进组织的知遇之恩而感动。

入会申请表格内，他填写的是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真诚和信任：对民进组织的信任，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他将心底所有的不安和焦虑统统写进一格格的栏目内，无论是曾经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政治身份，还是父母亲地主阶级的家庭成分、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等等。

在申请中，他平实、客观地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简历”：

我生长于基督教家庭。先父由基督教办理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为福建省最早西医之一。先母为一助产士,我于高中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医科,在学时,一切用费,一部分系由教会资助,一部分系考得学校奖学金。修毕医学课程后,我感觉中国需要大量医务人才,从事实际工作,尤其乡村方面需要尤甚,因此决心为农村民众服务。毕业后去英国剑桥大学专攻公共卫生学后一年返国,由教会派在福建莆田圣路加医院工作任职,发展院务(1925-1933),1933年再往英国入皇家爱丁堡外科学院获得院士学位,1934 年返国继续在圣路加医院担任外科医师。

平时除医务工作外,又设护校训练护士助产士人才,并推广乡村妇婴卫生工作,在莆附近乡村分设产科诊所十余处,前后训练助产士达500多人。

莆田沿海数乡战火频频,我参加地方赈济会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抗战期间,圣路加医院一部分被敌机炸毁。之后,日兵临莆边境,则救治伤兵达数百余人。1938年奉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出席在印度马德里拉斯城举行之全世界基督教会议为医务代表。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再度赴英国入伦敦大学研究外科,1947年冬经美国返回莆田开始建筑新院,在莆田解放后离莆。(1949年9月)

我在莆田连续担任医院工作20余年,治好了不少患者及伤病兵,有了些成绩,因此地方党团都来争取我,适抗战时候因为我担任附设助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同时被圈定为青年团干事会干事,我虽然挂名干事,实际上未干过事,也未参加任何党或团的训练。经过学习后才知道,我当时的政治认识模糊,立场不明,为了满足个人英雄主义的欲望靠拢了反动党团,现在认识了错误。

我于1949年10月因家庭事故辞职应中华圣公会派来杭州协助广济医院推行院务,离莆的原因是先父于晚年时,告老后经商亏空公粮,莆田解放后经理逃亡,先父两次被提案时因年老(78岁)突患脑出血(三个月后不治逝世),我去代替他坐牢十天,由一般朋友协助极力将家产拍卖赔偿将先父股份还得差不多,在此情形下,我觉得不能在莆田好好工作。

我家有兄弟四人,妹妹二人,除一个妹妹在福州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外,其余均为医师。

两年来杭除了医务工作外,曾被邀参加市临时人民代表会为代表,前由教会主办之广济医院及麻风病医院已全部无条件归政府接办,成为人民的医务事业。

1952年7月，时值杭州盛夏酷暑的时节，可以想象从递交入会申请的那一天起他内心的焦灼和渴望。一个月之后的1952年8月31日，民进以“经审查通过”的结果接受余文光成为了一名民进会员。从那一刻起，余文光第一次在陌生的杭州城找到了家的感觉。在此后30多年的岁月中，他一直生活在杭州，工作在医院，以医院和民进为家，直到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

在他入会后的一次与民进组织的交心谈话的记录中，他诚恳地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以后不再去教堂礼拜”。狂飙突进的政治激进年代，很多基督徒都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余文光的这句话更多地是对他内心信靠的“神”、也是他信守的真理更进深一层的交通吧。从此以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他，最真心地说、并且时时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爱国的！”

是的！他是爱国的！

余文光的小女儿余芳在采访交流的过程中，无比怀念地说：“我爸爸是个非常热爱祖国的人！”余芳告诉：“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全国即将解放，未来的局势难以揣测，我父亲许多海外的朋友和老同学纷纷来信，我母亲也极力劝父亲去英国或者香港，甚至当时海外很多医院发来了邀请函，对方还买好了全家去香港的船票。”余芳继续说：“就在同时，时任杭州广济医院院长的英国人苏达立（StephenD.Sturton）先生也向我父亲发来了邀请信，希望父亲能来杭州，医院非常需要外科医生！”“之后，父亲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祷告了4个小时，期待他唯一信靠的神给他指明未来的道路。而此时， 母亲已经将出发的所有行李打包，整装待发。一直到开船前的那一刻，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去了。”很久以后，余芳与父亲一同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父亲才告诉她：“有钱人不怕看病难，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他们一生通常缺医少药，所以他们更需要我！”

我是爱国的！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余文光的爱国情结不是空泛的口号，更不是政治激进年代中随时护身的救命稻草，而是献上无比的诚恳与真实：对民进组织的赤诚，热爱所有的病人，真诚面对身边的人和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将爱国情结“活”出来。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文革”完全结束，漫长的28年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历史赋予他们的命运是深厚、沉重的，也是荣耀的。其深厚，是因为28年来，这个特殊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献上的是赤诚，他们真心地向往社会主义，真诚地改造自我的世界观；其沉重，是因为在极“左”路线的年代中，他们遭遇了不公和不平；其荣耀，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从不因个人的苦难而放弃他们挚爱的祖国，他们信任中国共产党。余文光也是如此，怀抱着这样的热爱和信念，自走进新中国那一刻起，就丝毫也没有放弃过。

1951年初，陈礼节、王历耕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浙江民进的四位创始人中的两位。正是因为他们两位的努力，浙江省当时的一批著名医学专家被推荐进入民进组织，他们是余文光、厉矞华、刘天香、杨松森、朱炎、李天助…… 作为余文光入会介绍人的陈礼节、王历耕，他们与余文光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早年留学海外学医、国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并都在福建省生活或从事过医学工作，都是从旧时代走进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余文光的民进入会申请表中，陈礼节作为第一介绍人的意见是“倾向进步”，王历耕作为第二介绍人的意见是“为人忠实诚恳，说服教会将广济医院送与浙江医学院为教学医院有功”。1950年，由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掀起，麻风病院医务人员和病人开展了拒绝外国接济、要求政府接管的运动，余文光劝说苏达立院长将医院捐赠或出租给浙江医学院，1951年苏达立等外籍医生回国。广济麻风病院于1952年4月正式为人民政府接收。

这一份页面泛黄、焦脆被岁月封存了63年的民进会员入会申请表，记录的一定不仅仅是余文光当时的所有心情和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对新社会新政权充满向往和欢欣的被认同感，还有浙江民进老一辈创始人对民进组织倾注的全部热爱和责任心！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深地缅怀和沉思，以使我们更加懂得如何热爱、珍护属于自己的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为穷苦人治病

余文光一生从事于他的医学事业。1949年，48岁的他放弃所有海外医院的聘请书，本着“为穷苦人治病”的内心召唤，接受了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英国人苏达立医生的聘请，带着妻儿一家五口举家迁居杭州，担任起广济医院外科主任的职责，他渴望能用他那双可以救命的手和精湛的外科医术，医治病人身体的病患。

48岁，对一个人而言是生命中最灿烂的黄金岁月，更何况之前的余文光有着30多年的医疗工作经历和不斐的医学成就。

1901年，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个动荡的岁月，百日维新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神州陆沉、民族危亡！余文光恰恰出生在这样的时代，如果说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话，这个时代则赋予了他弱小生命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当封闭、保守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后，随之涌进的是多元的现代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自然地流向了中国内地，尤其是福建沿海一带的城市。

余文光父亲余景陀是福建莆田地区最早的一名基督教徒，因笃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拯救罪人的福音和使命，他成为当地的一名传教士和教会医院的医生。

对幼小的余文光而言，动荡岁月里能成长于基督教家庭是幸运的。少年余文光在家乡莆田读书，秉性聪颖，年仅14岁的他，在教会组织的资助下赴香港专攻英语。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后，于1918年至1923年入读香港大学医科获得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双学位；1924至1925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1933年至1934年进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研究外科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学位（这是英国外科三个学位中最高的一个学位）；1945年至1946年又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进修外科；1946年至1947年赴美国明尼苏达梅耶医学中心进修，并考察纽约长老会、密歇根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1915年至1947年在余文光的青壮年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及失败、红色苏维埃临时政权建立、国民党政府建立、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作为同时代的有志之士，如果说浙江民进的创始人俞子夷、童友三等，他们更多地是将人生与社会革命结合，用革命事业去拯救国民的灵魂和中华民族的话；那么，余文光则更多地听从上帝的召唤，将自己的人生与个体生命结合在一起，肩负的是拯救人的生命！在那个时代，他们从各自的岗位选择了自我人生的坐标系，并以奉献自己拯救世人为目标，踏上了自己的道路。所幸的是，余文光最终走进了新中国，来到了杭州、加入了民进，与他们走到了一起。

192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的余文光在香港政府创办的平民医院担任了一年的助理住院医师，香港平民就医的艰难让他心存悲悯，想到了远在家乡福建山区里，生活在最底层的穷苦人尤其妇女。如何拓展自身的医术，更多地掌握医疗技能，更好地救死扶伤，成为他一生不懈的追求。

1925年，余文光从英国剑桥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提前修满学分，获得了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后，他毅然放弃了英国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在当年的春天回到了阔别10年、魂牵梦绕却满目疮痍的祖国，担任了福建莆田圣路加医院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与他的父亲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余景陀先生一同建设家乡的医疗事业，并积极筹建华实产科院（当时以英国人院长基督徒华实命名的产科院）。从1927年起，他在家乡莆田极力推行乡村妇幼卫生事业，提倡科学接生，大大降低了传统接生法的高死亡率，保护了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并先后在黄石、北梧塘、枫叶塘设产科分院。1929年起又分别在涵江、笏石、赤岭、江口、大洋、华亭、西天尾、枫亭等乡镇设诊所或分院，在仙游县和德化县医院，负责指导并指派助产学生，改变旧式接生。

为了获得更高超的医学知识和医术，1933年至1934年，他再度远赴英伦攻读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研究外科，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英国医学最高学位，带着完满的医学本领回到了他的故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中。1937年，他接替老父亲担任了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之职，置身于外科技术的创新和医生、护士、助产士的业务培训等工作中。他意识到要普及发展农村妇婴卫生事业，必须大力培养医务人才。“他亲自兼任高级助产护士学校校长，带领学生到各乡镇宣传推广科学接生法，并亲自译写《实用产科学》作为教材。他强调卫校三年级学生在医院实习时，必须认真带好二年级的师弟、师妹，而后者必须服从前者。”

“卢沟桥事变前后，余文光与其他教会的人士及社会人士联办、创办了仙游协和医院、德化惠德医院，莆田广宫、大洋等分院作为抗日后方医院，还经常带领救护队到各镇乡注射疫苗，开展防疫工作；为了便于战时抢救伤员病号，他精心设计了流动医院方案，把药品设备进行分装打包，便于山区搬运，每到一处， 箱子打开， 就马上可以办起一个简易后方医院。”

余文光的大女儿余娟曾著文回忆说：“至今还记得昔日半夜三更，工友提着油灯来家里请父亲去开刀，还记得他每天回家，身上散发着浓烈的乙醚味道……那时候莆田县的乡村小镇时常瘟疫成灾，尤其是酷暑季节流脑、霍乱、鼠疫流行，无数病人上吐下泻，拖儿带女地来到医院。父亲就在医院夜以继日地指挥抢救病人。当时输液就是生命，礼拜堂里躺满了霍乱病人，盐水还要自己烧，父亲和护士们一起抬病人、救病人……”

当时的余文光是莆田县农村唯一的外科医生，在他的手术刀下，救活无数的农民兄弟和抗日战士。在医疗水平极端落后的年代，有时做手术时，他不仅负责开刀还得兼顾麻醉。医院人手不够，甚至还要兼管难产接生。

1939年11月1日，日本侵略者6架飞机空袭莆田县城投下4枚炸弹，圣路加医院遭日机轰炸，男病房、X 光室、化验室被炸毁，总药库被炸倒塌，病人死7人，伤4人。事后余文光立即组织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慰问伤病员，募捐救灾款送往困难户，医术仁心感动了所有同在苦难中的人。

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余文光最后一次远渡英伦，来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进修外科。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他第一次赴美国明尼苏达梅耶医学中心进修，并短期考察了纽约长老会、密歇根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这段时间内，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是莆田圣路加医院那片被日机炸毁的废墟。征得美国教会组织的倾力相助，余文光募捐到了5万美金善款，这笔善款带给了他重振医院的雄心。离美回到莆田后，在那片废墟上，余文光筹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H”形五层病房，同时为医院引进了各类内科、外科临床技术人才，使得莆田圣路加医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放异彩，奠定了这所医院在福建省医学界的重要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余景陀病逝后，定居香港的弟弟余之荣回国处理父亲善后之事，临行前力劝余文光与他一同去香港生活，余文光断然拒绝了。用余文光自己的话说：“我当时对他表示我没有逃走的想法，心里想我没做坏事为什么要逃走。”1949年，当余文光接受杭州广济医院英籍院长苏达立的聘请，就任广济医院外科主任时，在他心目中坚定认为宗教与政治无关，他只想做一名救死扶伤的教会医院的外科医生。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渐现代化，西方世界的多元文化和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内地，遍布于中国内陆大小城市的教会医院，给医疗技术落后的近代中国医学带来了福音。创办于1869年的杭州广济医院，正是一所有着90年辉煌历史的教会医院。1949年的广济医院，不仅经历了梅藤更（DavidDuncanMain）院长创院时期的卓著；更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获得了辉煌的战绩。抗战时，医院全力投入救治抗战志士，面对日本法西斯强行占据医院、监禁苏达立院长等英籍职员并将之押往上海海防集中营的行径时，全体医护人员以集体辞职来无声地控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

1951年1月18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浙江教区负责人邓述堃及广济医院董事会苏达立等人，将广济医院估价人民币32万元，租给浙江医学院作为教学医院。1951年2月，余文光任广济医院副院长。同年底，苏达立等外籍医生回国，广济医院及各分院结束了作为基督教教会医院的功能。1952年3月，经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负责人及广济医院董事会主席邓述堃致函浙江医学院，愿将广济医院全部财产无条件地移交给医学院所用。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批准后接收，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并将其更名为“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同年5月，余文光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为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党和政府交托给余文光的重任和信任，使他心怀感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952年起，余文光不断地在业务上创下新绩，尤其在外科学领域内不断开拓、创新，成功完成了多例国内外罕见的高难度手术：1954年在国内首次成功地进行了胰腺癌的切除手术，又在省内进行首例脾肾分流手术，同时开展人造血管、气管移植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余文光不仅关注难度大的手术，也十分注重对本省流行病、多发病如晚期血吸虫、下肢溃疡等常见疾病的防治工作。为了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余文光撰写了《胰腺头癌切除术》、《消化性胃溃疡病的外科治疗》、《鼠疫及霍乱病的预防及医治》等医学专著，编译了《临床生理学概要》、《护士产科学》、《护士简易卫生学》等医学著作。

1952年8月31日,余文光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5年,政协浙江省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民进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有10人,余文光作为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1956年8月11日,余文光作为列席代表参加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会议上,余文光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12月15日,民进浙江省委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民进中央指定11位筹备委员会委员,余文光为其中之一；1958年11月17日至12月9日,余文光作为列席代表参加民进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余文光当选为民进中央第五届候补委员；1959年11月,政协浙江省二届一次会议召开,民进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有16人,余文光作为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1960年-1968年,余文光任院长;1960年,医院定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任命单位中共浙江省委;1960年7月25至9月6日,陈礼节等15位代表列席民进五届二中全会,余文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接见；1960年10月,省、市委会召开为期11天的“神仙会”,加强对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余文光参加会议;1963年2月15-25日,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由19位委员、2位候补委员组成的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余文光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64年9月,政协浙江省三届一次会议在杭召开,民进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协委员有13人,余文光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会议。

从这份长长的政治履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从1952年至1964年，党和政府、民进组织赋予了余文光崇高的使命和责任：省政协委员、民进省筹委会委员、民进省筹委会文教处处长、民进中央候补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中共浙江省委任命余文光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956年余文光任医院副院长期间，深怀知遇之恩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实干中，他写下了长达4500字的《余文光对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进一步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时局对浙医二院的综合性医院建设和发展科学地规划，从六个层面初步详尽绘制出一家符合国际化、现代化医疗管理水平的综合性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蓝图：

(一)附属医院综合性发展的设想:

甲、把附属一、二两个医院逐步改革为综合性的教学医院,将每学年的三百名学生分别在一、二两个医院学习,学生从进入临床阶段一直到毕业为止,在医院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各教研组管教、管学、管思想。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1. 有利于管理,由于在2、3年级内,半数学生固定于一个医院学习,医院和教研组任务明确,能有计划地安排管学、管教、管思想三方面的工作;由于教研组不跨二个院,安排开会布置工作都有利,不像目前开会少数人来了,一个医院能来,另一个不能来,教研组做的决议,在一个医院行得通,在另一个医院可能行不通。

2. 有利于培养师资和其他工作人员,由于二个医院都是综合性的,都有各自的教研组,势必各自需要一套教学、医疗、科研人员,这样就促使医院和教研组重视培养师资和其他人员,承担医疗、教学、科研任务。

3. 有利于展现思想上重视教学,由于医教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医教矛盾的辩证关系,更能得到认识以便能获得更完满的解决,目前或多或少有这样想法,教学是教务处管的,学生来到病房由科室管,其它的由工作组管,医疗任务有时压倒其它任务,教学任务是硬任务但思想重视不够。

4. 有利于病人就诊,病人要求马上能看上病。目前由于专科集中于一个医院(二院骨科就诊的人多,存在矛盾),附属四个医院专科设置不一致,病人转来转去,引起不满,也有因此而产生医疗事故。

乙、另一种综合方式,可将附属一、二两个医院合并为一个附属医院,统一领导和管理,专设一个中心门诊部,能看三千左右的门诊人次,现一、二院改为住院部,调整病区,和增设妇产科、儿科。

有“部分”地或集中建立综合性医院,如集中搞一个综合性的医院,要创造一些条件,主要是一座中心门诊部。可争取逐步实现。

(二)门诊改革便利病人看病,改进医疗态度和作风,减轻病人负担等方面我院已获得很大成绩,应巩固提高。

医院门诊,保护大多数群众的劳动力问题,门诊是医院第一线,应有计划安排门诊工作,加强门诊领导,便利病人就医,要打破旧框框,如理疗、体疗、针灸等科室可以大众化些。病床和门诊人数比例以1∶2为最宜。我院按比例每天看900人次病人,事实却并不如此,是到了1∶3的比例,看来门诊压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卫生知识的提高,会不断上升。教学医院门诊部也应当培养多面手。在基建上,建议上述问题参考。

(三)关于教改问题,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精减教学内容,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门和合并一些教研组之外,我感觉还要进一步体会主席论教育工作的精神实质,再根据教育方针,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在教育看法上的启发式(废除注入式)等基本原则如何在五年学制的教学计划中体现出来?

……

(四)把农村巡回医疗工作和附属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挂钩。

……

(五)多面手和专业化的矛盾统一。

……

(六)如何做好附属医院的科研工作。

……

这份蓝图令人回想起，上世纪20年代从英国学成归来的他创建福建莆田医院时的激情和智慧。

1957年，医院调整为内外科综合性医院，有10个临床科室，病床450张。同年，余文光教授完成国内首例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手术，开了中国胰头十二指肠手术的先河。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红专”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建设和整风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政治高亢的激进年代，余文光对医学的赤诚未必能换得公正的回报。1958年7月5日，随着反右斗争的逐级深化，一封火药味十足的公开信《希望你真正做一个社会主义灵魂工程师——给二院余文光院长临别献礼》在报纸上发表，祖国的花朵们对辛勤培养了自己的园丁发起猛烈进攻，公开信言辞温和的开场白背后却是咄咄逼人的政治身份定性，一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大帽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余文光的头上：

青春的光阴我们在浙医度过了五年,再经一个月,我们即将走上祖国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了。在五年中,老师们辛勤教给了我们做一个人民医师所需要的医学知识,因此非常感谢! 但,另一方面,老师们身上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因此我们有责任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帮助。尤其在今天,我们见到老师们鼓足干劲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时,真的非常高兴,所以我们向亲爱的余文光院长提供一些意见,作为临别献礼。

(1)轻视祖国医学和苏联医学成就。

(2)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在余院长所作的序言中,会介绍一些解放后我国外科的成就(这当然很好),但并没有把解放前中国外科落后情况与新中国的科学成就作一个对比,而这又是多么重要,只有新旧事实的对比中,才能有力地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培养年青的一代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但余院长没有这样做,不仅序言中没有这样做,在各章节讲授中也没有这样做,实际上序言中,丝毫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外科医师努力的方向,在其介绍目前中国外科成就时,强调了对医学的某些部分,如肝外科,须进一步的研究,鼓励同学们向这方向努力发展,这当然应该,但他没有指出为了人民需要去钻研科学,这种没有政治作灵魂的讲法,只会造成同学们只专不红,纯技术观点。试问一下,余院长,照你这样说,即使培养出一些有高等技术的人才,但连为谁服务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呢?

公开信中第一条“轻视祖国医学和苏联医学成就”，揭批余文光“只专不红”、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错误路线，灵魂深处存在“崇英美轻苏联”、不热爱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余文光的“不红”主要体现在：（1）医学上对巴甫洛夫的神经学不感兴趣，专业上不向苏联学习就是不爱社会主义。（2）对祖国的中医学不继承，只钻研西医，就是不爱国。（3）从未对英美的医学和唯心主义思想（针对余文光宗教信仰）进行过批判，存在着崇英美轻苏联的思想，所以思想腐朽反动。

面对“反右”前后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余文光内心是熟识而有防备的，他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反右”期间医院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的爱人服毒自杀，后经大力抢救才活过来；令人景仰的民进老领导俞子夷，身边的老同事任铭善、陈修良，甚至自己的亲妹妹一个个被打为右派……他的内心不断质疑“有没有必要这样搞”。生平第一次,余文光感受到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独立意志，使得他无法承受极左年代里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另类化，知识分子改造和非无产阶级成分等历史包袱，令他痛苦、愤懑。在民进省筹委会会议上，作为筹委会委员的余文光直抒胸臆：“陈礼节副主委应代表民进成员的利益发言，而不单单强调成员思想改造的问题。”

1949年至1979年，余文光内心深处始终纠结着一个痛心之问，那就是“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何时才是彻底改造过来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个“痛心之问”纠缠了他整整30年。他曾向民进组织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心情不舒畅：“在广州有这样一个例子，两夫妇都是教授，但是他们的孩子总不听他们的话，母亲再三问孩子为什么，孩子说：我不要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因此，我们应该争取去掉这方面（作者注：指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东西”。

1962年，余文光列席了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余文光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属于第一联盟（即工农联盟）”、“民主党派是什么性质”。针对前一个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说“十三年了，可以了”，余文光听后欣喜若狂：“我们脱帽了，是劳动人民了！”但是针对“民主党派究竟是什么性质”周恩来总理未回答，依旧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63年2月在省政协会议上，余文光第一次执拗地质疑：“解放后，我们参加工会，说是工人阶级了，以后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多谈改造，去年又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改造大家又放松了。现在又说知识分子有反复动摇，又要强调改造。现在应该说是大有进步。”“我们思想上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无产阶级思想，有时这种多一点，有时那种多一点。”

在省政协会议上，他多次发言“对知识分子不能光讲改造、改造，应该多强调服务的积极性，单位领导多做些细致的全面的思想工作，要去帮助解决共事关系问题、青老关系问题、医教关系问题，改造应该通过业务实践”，他认为“对知识分子估价先要肯定大有进步，文件上说知识分子是摆在工人、农民一道的（属于第一联盟）。如果讲太反复，可能不确当。党领导教育了几年，总是大有进步的，总不能说是后退了，也应该看到党教育的作用”。

一辈子坚守着知识分子独立意志的余文光，他的“痛心之问”，一直到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才第一次得到舒心的回复。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指出：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的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此，民主党派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党”、“资本家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性质政党”三顶帽子。中共“十二大”又进一步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尽管，1979年的余文光已经经历了整整30年无解的痛心之问，但是那一刻他一定释怀了。

尽管反右时期的整风运动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但他依然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坚定地认为党发动的历次运动初衷一定是好的！反右整风在他心目中的理解，就是教育人更完全地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即便学生和身边别有用心的政客借着运动，歪曲理解甚至打击报复以泄私愤，他本着宽恕忍耐的胸怀没有丝毫的计较。一如既往、发自内心地理解自身所经历过的每一场痛苦的政治运动。

土改中，他被定性为大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唯一抱怨的只是“土改时，父亲已死了一年余，他手上置田地廿余亩，家里大部分已出让还债，我家弟妹共六人，都自食其力在各方，对土改政策认识不足，对于评上自由职业兼大地主，思想上认为总是小地主罢”。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余文光每日承受着政治风暴随时临头的厄运，但是他依旧真心地表示：“‘三反、五反’ 达到惩治贪污腐败， 是党英明的决策。”

“四清”运动期间，余文光在几次民进会议上不无真诚地谈到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自身体会：“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大家都是有的，如果不改造是会出现修正主义，如我们自己在处理红专关系上，只重视专，不注意红，在培养上就会出现问题。这次我到广州去参观，有一个附属医院一位老教授培养了一个助手，很有才，他很喜欢他，结果培养好了跑到香港去了，这对我们都是教训！自己思想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常会有反复，这也说明改造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也说明我们要改造，消灭阶级也是长期的。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毛主席指出这个问题，好比给反修打了预防针一样。”

“几个文件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我自己来讲都有提高。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严重的。我们医大，1958年后收进的学生大都是工农子弟占绝大多数，这些学生第一年进来时各方面都感到很满足，第二年开始有变化了，第三年开始讲究生活方式，第四年毕业要求留在城市，怕到艰苦地方去等等，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确实是严重的，如果不加强阶级教育，是会变成修正主义的。”

身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之后就蜕变，优秀学生学成之后居然逃往香港，这一桩桩亲历的事情，让余文光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对故乡的叛逃、对祖国的背弃，这是余文光一生中难以容忍的，在他灵魂的深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做人起码的品格。

对“红与专”的矛盾，余文光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尽管他曾检讨自己在培养人才上“重专轻红，越专越好”，但他始终坚持“工作好就是红”的职业道德。尤其在对医院处理事故问题上，他说：“有的医师出事故，第一次判刑，以后还是要出事故，这是红的问题呢还是专的问题（他认为是专的问题）。对一些事故的讨论，院长很难发表意见。”他认为：“对待医疗事故问题，事故医生不外乎三方面：政治、责任、技术事故。政治事故我们说不是没有，极个别的吧，医生总想把病人治好。但是若政治与技术界线不清，医生就会害怕。我年纪大好一些，一些青年医生怕，特别是我们外科医生，如有一次开刀，一个医生把肠接到胃里。九天后他死了，说他是政治事故，说这个人是一贯的。我想开一个刀，八只眼睛看那里，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麻醉师，害人总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害吧？红与专的界线不清，怕开刀，复杂的手术往上推，现在好一些了，我认为总还是个问题。”

在余文光的理解中，一个医生因对业务不专而将肠子接到胃上，却最终导致医生自己赴死。究竟是红与专的矛盾，还是专不够导致的责任事故？其实这与思想是否红毫无关系，事故唯一的责任就在于业务上不专。所以，对医生而言，真正的红专结合就是要将业务学好，全身心地工作，为病人服务才是真正的红。

他对各样的政治学习会议、思想汇报撰写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形式主义运动无比厌倦，多次提出：“对业务骨干要爱惜他们，少让他们开会，而应该将精力完全地投入到医务工作中，用精湛的医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对青年人培养很重要，要给他们时间看书，另外要有具体指导，我搞心血管，如最近有一例病危病人，我抢救过来了，当时我做的是第二助手，做给青年医生看，当时若我不在那里，病人就很危险了。” 所以，对医生而言“专”是根本，只有立足于“专”的根本，不断钻研医术，才能真正地实现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的“红”。

1961年，余文光以民进省筹委会委员的身份，多次在民进的会议上指出：“高速度发展，挤掉了学术研究。去年改为医大，增加科系，学生增加很多，速度很快，是高速度发展，摊子很大。发展是很快，但产品质量怎样？学生质量似乎有所提高，但提高有几个水平：政治水平，业务水平……红的方面，政治思想大大地提高，但业务水平怎么样？ 外科，实用科学质量是提高了，一个学生二年、三年后会做手术了。然而书看得少，理论水平差，业务水平尽管有提高，但这远远不够，应该永远提高！高速度已经带来了问题。”

1965年“文革”前期，已经“靠边站”的余文光，理直气壮地在组织会议上检讨自己思想的落后：“霍书记号召我们骨干要带头革命，我头带不好，愿望虽有，因不懂立场、观点，所以谈得很初步，不全面。在红专关系问题上，1958年前我有技术至上的思想，在教学上、传授技术上，我不管政治，认为政治党会管。在教改时，学生给我提意见，在临床上有许多活生生的事实，由于我重专轻红，看不出问题。挑选人时我只考虑业务好的，外文基础好的，红的方面考虑少。在科研上，考虑常见病的少，而考虑尖端的多。”这是余文光的自我批评，其实更是对那个时代无助的呐喊。

当然，这样一些出格的言论与那个时代是不相宜的，一向坦诚布公的余文光开始了缄默，很少参加会议，参会也几乎不表态。上世纪60年代起，在他的生存世界里出现了两套话语文本，一套是木讷、不合时宜的汉语文本，一套是专业、流畅的英语世界。在他的英语世界，我们所知晓的是他带学生、钻研医学，与亲人亲密的交谈、翻译医学资料，我们无人知晓的应该是他内心深处更广阔的天地……在中文的世界里，余文光言语表达木讷、不合时宜，多次自我检讨：“我是不会讲话的人，不是不愿意讲，怕讲不好，讲错了。我一直是这样，个性是这样，不像有些人下笔千言，话讲得多。1957年前我写些东西，近年来不写了，中文水平差，英文好些，可能英文太好了。不过我中文字还是会写的，主要还是时间，如果给我一年时间的假期，可以写些东西，但目前不可能，很多人要你去会诊，他们很信任你，想你去给他下个结论，这也是应该的，做医生的总要给别人看病嘛！”

在政治至上年代的中国，余文光依旧每天出诊、看书，对以政治为目标的各样会议，一再回避。1963年他在写完《下乡巡回医疗的点滴经验体会》之后，当即给当时省民进机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计克敏、黄建亚同志：你们好！这次我趁在山上休息的机会，草拟有关巡回医疗工作的报道一篇，请你们看一看，并研究是否转寄给民进中央的《民进》考虑发表，也解决了我的一件心事！”

社教运动期间，群众们批判他的不关心时事，一心科研，“万事不管，专搞心血管”，小报告说“他欣赏右派分子费孝通的一房间、两本书”，揭发他不安心政治运动、与组织有抵触情绪等等。他沉默着不发一言，读书、读书、再读书，会诊、会诊、再会诊。他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仅与他的神和相依为命的妻子交流，守住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做人底线。

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得意门生彭淑牖教授，在回忆导师余文光时充满深情地说：“记得我的导师余文光说过‘应注重自我教育， 要多读书’，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要求我不断地学习，我坚持了。我通常把不同领域的经验归纳起来，这样才能通晓各个领域的情况，知道有哪些难题已经解决了，有哪些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要积极思考。这样，自己才会不断进步。”

“注重自我学习，多读书。”这是余文光坚守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自我保守。荒唐的年代里，有些知识分子如迷途羔羊，迷失在铺天盖地的红色风暴中，而他依旧沉默、读书，注重自我教育。这样的学习不仅是医学专家开拓眼界、医务管理者更好地服务医学事业的基石，更是“专家治医、专家管院”理念在特殊时期的自然萌发。上世纪60年代，他在熟悉的腹外科基础上，不断向科研尖端攻关。他只知道一个医生和医院院长的本分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的问题他不懂，就不说了，有时沉默未必不是件快乐的事情。何况他还有英文和懂英文的妻子和同事，甚至在病房查房与同事工作对话中，他通常也只用英语，在这个熟悉的英语世界里，他找到了回归，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常态。他知道，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切都将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

余英时教授在分析传统知识分子“士”的特征时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借，即所谓‘道’。”

陈思和教授在论述“道”与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内在渊源时指出：所谓“道”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分子固守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价值体系。“道”独立于政权之外，包涵着知识分子精神理念和人文传统。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统治者重视“道”的作用，那么知识分子就出来治天下，如果统治者不重视“道”，知识分子就隐居起来。知识分子的概念往往超越了阶级属性、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其标志就在于以“道”自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志于道”，不仅因为“道”可以是进而从政，兼善天下的资本，它更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的！知识分子与一般百姓唯一的区别就是，知识分子虽然会穷，但决不会因现实生活的困境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对真理的向往，而是依然固守自我的信念执著地走下去！

凭藉着这样一份执著，反右后期余文光依旧坚守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替极右分子陈修良及右派分子任铭善做过手术治愈疾病”②。“他给人看病，从不管对方的地位和关系，统统一视同仁。医院有一个扫地的工友得了重病，看了几个医生都无法诊断，余文光得知后亲自赶去，仔细给他诊治开药，终于治愈了他的病。”

1962年年初，社教运动期间，年迈体弱的余文光参加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巡回医疗队，送医下乡、深入农村，千方百计地将病人的疾病医治好。走访一户农户时，他接触到一个卧床一年多被乡卫生所诊断为肺病的患者，病发初期该患者呕吐，不能进硬食，后期连稀饭也不能进食，痛苦难耐。余文光依据患者呕吐和不能进食的症状悉心检查，发现患者胃部有个肿块，及时排除了患者肺结核的早期诊断。之后，余文光感同身受地安慰并鼓励病人：“你的病可以治好，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清楚是什么病。”经过三天的认真诊断和分析，余文光又一次来到病人家中告诉病人初步诊断，并联系工作组将病人送往县医院进行胃肠检查。当余文光第四次赶到病人家中时，他喜悦地告诉患者：“你的病根找到了，明天一早送你上医院治疗，治好后就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了。”

作为一名外科名医，余文光一生究竟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无从知晓，“有钱人不怕看病难，中国的百姓太穷苦，他们一生通常缺医少药，所以他们更需要我”，这是1949年余文光选择留在新中国的唯一理由。为此，他献出生命中所有的诚挚与热爱。

采访中，余芳回忆说：“父亲救治了许多人的性命，登门致谢的病人和患者家属真能把家里的门槛都踏破。那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病人，他们往往将自己家中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篮子鸡蛋或者鸡鸭拎上门，爸爸妈妈怎么劝回都没用，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就追出去，硬塞给病人5元钱、10元钱，这是父亲千交待万交待的。父亲总对家人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病人已经很不容易了，绝对不能收他们的东西。他总是说：施比受更有福！”

1949年，当年风华正茂的余文光选择留在了大陆，他渴望能用自己这双外科医生的手，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自己，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场接一场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他不得不抽出一天内的大部分时间用这双手写思想汇报，或者放下心爱的手术刀奔赴于各样的会场。他用木讷、不合时宜的中文不停地向组织诉说病人对医生的需求和工作量，不停地抱怨会议的浪费时间，不停地解说红与专的本质。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隔离审查，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自此，这双手彻底远离了他的病人，远离了他心爱的手术台，他也被屈辱地驱赶至医院图书馆成为一名楼道清洁工，每日清扫医院图书馆的各个角落包括厕所。整整十年，即便手术刀被迫换成了笤帚，余文光依然挺起腰杆子主动致力于资料工作，独自将散乱各处的图书资料整理归位，并悄悄地将被人彻底遗弃的国外医学资料一份份收集归档，翻译并编辑出一部几十万字的医学专著《临床生理学》。

老牛明知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

1976年“文革”结束，余文光重新接任浙医二院的院长，一个被时代整整抛弃贻误了十年的医学专家、学者、教授、医务管理者，青春的焕发是必然的，他十分庆幸自己“得到了第二次解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用在此时的余文光身上最恰当！“在‘四化’建设中要做个实干家”这句话不仅成为他常常用以自勉的口头禅，而且同样勉励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们，劫后余生的他时常深为感慨地说：“当我靠边时，是63岁，到‘四人帮’垮台时，我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十多年中，我一直赤手空闲，没法做我熟悉的业务工作。”

重返医院院长和医科大学教授的岗位之后，余文光首先遇见的两大难题是：人才的奇缺和医疗科技的严重滞后。针对人才奇缺的医学教育问题，余文光教授开始着手研究生培养教育，不仅亲自与医科大学研究生领导小组成员一同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且主编、编撰教材和翻译国外最先进的医学资料，将国外开创性基础研究的成果翻译引进到研究生教学的内容中来。

1979年，余文光将自己在图书馆做清洁工时，悄悄整理并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临床生理学》一书分享给身边的同事们，与他们一同重新编辑整理、付梓出版，不仅为当时教材紧缺的医大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班的教学提供了专业教材，更为临床医生们提供了国外先进的医学基础资料。

他还亲自参加心血管外科的研究，特别是冠心病的外科治疗研究。他设法从国外搞来新式的小型人工肾进行实验性研究，并在医院开展泌尿外科、心外科、免疫转移因子、电子计算机和数学在外科的应用等课题。

为了提高医院青年医生的科研水平和外语能力，余文光亲自负责专门组织了一个英文学习班，辅导青年医生翻译国外先进的医学资料，提高医疗和英语水平，甚至专门请来在浙江医科大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妻子，义务为学习班的青年医生们授课。

针对医疗科技严重滞后的问题，他努力与海外的医学界交流，并将海外友人们寄给他的宝贵的医学资料和科研文献，毫无保留地介绍给相关专业的医生和教师，促进国内医疗技术与世界先进医疗技术接轨。另外，结合加快医院一号楼的建设，他将搁置多年的开放性综合医院的建设规划加速实施。

医院一号楼的建设项目最早立项于“文革”期间的1973年，当年卫生部派专人考察后，直接拨200万元专款用于医院基建，盖医院大楼，这是一号楼得到的第一笔专款。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普遍匮乏，医院的建材陆续由省里分配，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时任医院书记的邓云曾亲自北上卫生部，得到的回复却是按现有的款项，能造多少是多少，之后心有不甘的邓云辗转唐山求资助，其间甚至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死里逃生却终究一无所获！

1976年，加快医院一号楼建设又一次提上了日程。此时的余文光虽体弱多病、年逾七旬，却从大楼的设计、施工、设备的落实，到手术台无影灯等，事必躬亲。甚至不顾年迈体弱，步履蹒跚地两次带领设计人员实地考察全国一流医院，调查取经。尽管经费依旧不足，尽管材料还是短缺，但是经过精打细算，1976年下半年，一号楼终于破土动工。

医院一号楼的建设，不仅涉及建筑本身遇到的各样工程和技术难题（其中包括大楼内部设计与实用性结合的规划），并且直接关系到开放性综合型医院如何构建，如何将曾经的综合性医院转型为大外科及其他科室均健全的开放性综合医院，但这一系列缜密的构思都在余文光的内心中变成可实现的蓝图。1979年底，医院一号楼结顶并正式通过验收，心脏科、泌尿科等各类大外科必备的新型科室在那个时期的浙医二院纷纷创建，1980年扩建后的浙医二院有临床科室17个，床位600张。

上世纪80年代，医院一号楼在杭州市中心马市街上耸起时，一时惊艳了整座杭州城，它不仅成为杭州人心目中的地标建筑，同样也是百姓心目中最先进的医院。同行们纷纷前来观摩学习，领导们称赞，市民们引以为傲。但是，这些对余文光而言仅仅是虚浮的外表，余文光只是看重它的内在，大楼有多少张病床，有多少套医疗设备和仪器，能治疗多少个病人，能接受什么病的治疗，他的工作依旧是沉默而实在的。

一号楼竣工后，医院紧接着着手二号楼工程——放射楼的奠基和建造。对一个房地产商而言，一座大楼的建筑和经营成功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润；而对一个医学家而言，一座医院建筑的拔地而起，肩负和承载的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世间最宝贵的生命。

如何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如何引进西方的先进医疗器械和设备，成为余文光描绘浙医二院进一步发展蓝图中的新目标。当医院二号楼建设定位于放射楼时，他已经急不可奈地向曾经失联近半个多世纪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师和亲属们发出一封封求助的信函，渴望得到他们帮助和资助。当然，如同曾经捐赠筹建莆田圣路加医院一样，那些世界一流的放射设备从世界各地运入了浙医二院，其中许多设备依旧是无偿捐赠。

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期，余文光从曾经的“赤手空闲”到此时的“手足胼胝”，一个时常比时代慢几拍的人，第一次飞速地走向了时代的最前列。

1980年10月4日，在身体极度疲乏的情况下，余文光在病房查房时晕倒了，他实在太累了！ 耄耋之年焕发青春只能是体力和精力的透支、再透支，1980年的这一次查房，他第一次倒下了。但是他只知道自己是医生，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也需要治疗、也需要休息,之后依旧是加速地透支、再透支。他亲历了一号楼的竣工、二号楼建设方案的审定、放射科的部分最先进机器的到位、一个个新建的科室初具规模、一名名优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医师成长起来……1982年7月底，余文光终于欣慰地合上了疲惫的双眼。使徒保罗辞世前留下过一段话语：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追求理想、改造自我、回归真理”是余文光人生中的苦苦求索，与同样出生于20世纪、成长于20世纪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82年的人生命运中，余文光有因着社会变迁带来的反复自我塑造，有年轻时期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新时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激烈碰撞，更有着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坚守和对真理的孜孜以求。

余文光先生年表

1901年 6月,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城内半门街(今莆田市城厢区梅峰街)。

1909年 9月,就读于福建省莆田进群小学。

1914年 9月,就读于福建省福州青年会中学。

1915年入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学英语。

1916年 9月,就读于香港圣士提反中学。

1918年 9月,就读于香港大学医科专业,考得MBBS(内外全科医学士)。

1923年 7月,在香港公立医院任助理住院医师。

1924年 8月,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公共卫生科,考得PHD(公共卫生学博士)。

1925年 12月,在福建省莆田圣路加医院任外科医师,并筹建华实产科院。

1933年 5月,就读于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至1934年11月),考得F.R.C.S.(Edin)(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学位)。

1937年接任福建省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

1941年 1月,任福建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兼任附设高级助产护士学校校长(至1949年11月)。

1945年 10月,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进修外科。

1946年 5月,赴美国明尼苏达梅耶医学中心进修,又赴纽约长老会、密歇根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短期考察(至1947年11月)。

1949年 12月,任浙江杭州广济医院医务兼外科主任。

1950年劝说苏达立院长将广济医院捐赠或出租给浙江医学院。

1951年任广济医院副院长,兼任浙江省医学会理事长、外科分会理事长、浙江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

1952年 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广济医院并将其更名为“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5月,由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命,任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至1953年)。8月31日,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3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任命,任浙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至1956年)。

1954年在国内成功首创胰腺癌切除手术,又在省内进行首例脾肾分流手术。

1955年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参加政协浙江省一届一次会议。

1956年 8月11日,作为列席代表参加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民进中央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12月15日,任民进浙江省委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处处长。

1957年完成国内首例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手术。

1958年 11月,列席民进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民进中央第五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重组,任筹委会委员。

1959年 1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参加政协浙江省二届一次会议。

1960年由中共浙江省委任命,任浙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至1968年)。7月,参加民进全国五届二中全会,其间全体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接见。

1963年 2月,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召开,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4年 9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参加政协浙江省三届一次会议。

1976年由中共浙江省委任命,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977年 1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78年兼任浙江省科委顾问。

1979年 10月,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 2月,任民进浙江省委会对台工作委员会主任。7月,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2年 7月28日,因病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