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有幸闻书香

1910年，宣统二年，辛亥革命的前夜，清政权穷途末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是年1月，在天津一个铁路职员家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天香。

天香祖上系山西皮货商，家境殷实，后迁移至已开埠的天津。到她祖父这辈，家境亦还富裕。祖父继承家业，专营皮货外销。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祖父42岁时，突发脑溢血死亡，那时父亲才17岁，正在读书。更可悲的是，伯父不务正业，吸食海洛因，这样不出两年，祖父的家产就全部被伯父花完了。

父亲刘恩承，14岁考入北洋电报学堂。此学堂创办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亦是中国最早的电报学校。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和北塘之间成功架设长约60公里的电报线后，又于1880年在天津与上海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同时奏请设立北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上奏得准后，北洋电报学堂即于当年成立，聘请了丹麦大北电信公司的技师以及法国和英国籍的教师。据统计，北洋电报学堂自开办到停办共有毕业生300余人，他们是我国电讯事业的先驱者，为我国早期的电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刘恩承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电信电报、英语等方面的基础。毕业后他考入铁路系统任英文翻译。从基层职员干起，最后升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其间曽赴英国学习一年。1923年，在时任外长顾维钧的领导下，参与了中苏之间收回东三省铁路的谈判工作，最终两国政府间签署了《暂时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这也是近代第一次一个大国主动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刘恩承任职的津浦铁路，当时是国人管理的仅有的两条铁路线之一（另一条是京汉铁路），是清政府借款建成的最长的一条铁路。津浦铁路修建历时4年，1912年全线通车，北起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南至江苏浦口，全长1009.48公里，是华北通向华东的主要干线。那时，俄国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中心，已经分别控制了东北的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山东铁路线在德国管辖之下，南方铁路线为英国、法国所掌控。刘恩承担任了津浦铁路负责人后，对自己、对下属要求都非常严格。他技术过硬，英语很好，下面的工人对他都很佩服。正是由于父亲开阔的视野和开明的态度，让天香十分难得地踏上了接受现代正规化教育的通途。在那个时候，这是一般的同龄女孩所不可企及的。

天香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姐姐、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母亲刘王氏出身于传统的封建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所以天香的姐姐十几岁就嫁出去了，哥哥也早早地自立门户。母亲也让幼小的天香裹小脚，幸好，父亲知道后立刻叫她放掉小脚去念书。这样，天香7岁进入天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了。母亲思想很封建，天香上学要缴学费，暑假里就观察母亲脸色，看母亲高兴时就问她要学费，有时母亲不高兴了就会说“不要念算了”。

天香12岁时父亲调到济南工作，因济南没有好的小学，她就入山东省泰安县德贞小学住校读书。这个学校的管理做得很好，洗衣洗澡有定时，课室、宿舍、饭堂的一切劳作皆有先生领导同学清理。刘天香说她的爱劳动的习惯，是在这个学校养成的。15岁时，父亲又调北京工作，天香就进入北京慕贞女校初中一年级读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慕贞女校，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两所中学（一所男中、一所女中）中的一所，1872年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建，是中国最早的女中之一，初期名为“京都慕贞女书院”。据档案记载，慕贞女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只有3人，后来逐渐增加到数十人，可见当时女子教育是不被社会认同的。有趣的是，慕贞女校原址分初中部和高中部两个校区，两区域与当时的妇婴医院相连，形成一片“男士禁区”。五四运动后，入学人数遂逐年增加，校舍不断扩大。这是一所贵族性质的学校，学生的家庭条件都很好，有的同学家里是王府，气派很大，曲径通幽，里三层外三层的。

自小目睹妇女难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天香读书非常用功，小学、中学总平均分数都名列第一。成绩优异的她，1931年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燕京大学，但父亲对她所学的专业（护理学）并不满意，天香因而未入学。父亲希望女儿学医，日后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次年9月，天香转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就读，学制七年。齐鲁大学医学院（现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所办的齐鲁大学所属的一个学院，始建于1865年。齐鲁大学医学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的医学人才，当时有“先齐鲁，后协和”之美誉。其医疗学专业是齐鲁大学最强的学科，淘汰率很高，年毕业生数量极少。学院规章订得极为严苛，但凡成绩通不过就不能继续学习，就得立即转系或转校。天香入学后头两年是预科，预科过后，班上50多个学生淘汰了一半。到毕业时，班上女同学只剩下三个，而后来留在国内的就天香一人。

战火中开启职业生涯

1937年，卢沟桥的枪炮点燃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硝烟，战火很快蔓延开来。秋季，齐鲁大学被迫内迁。父亲放心不下，遂亲自护送天香和她的二弟（当时正在读清华大学，学校西迁后合并为西南联大），从老家天津上火车，沿津浦线南下。

一路上险象环生。白天一听到警报，说日本人飞机来了。人们就连忙下火车，趴在路边，有好多次躲在坟地里。火车头要开到树林里隐蔽，因为那时候中国还不会造，炸坏了就没了。火车和铁路时被炸坏，只得停下修理。途中还真的发生火车头被日本人炸坏的情形，只好等待换火车头。父亲是铁路专家，途中为火车的运行修理出了不少好点子。这一路磕磕碰碰，从天津到南京浦口，整整走了七天。到浦口后，天香再坐船去往西南，最后到达目的地成都。此趟逃难旅程，天香一路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战乱中百姓的苦难，逃离战火的流离颠沛，日寇侵略的野蛮凶残，都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她的爱国之心越发增长了。

值得一提的是，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后，与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共五所教会大学联合办学，共用华西的校园。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又援建一批楼。五校统一安排，分别开课，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毕业典礼共同举办，但各拿各的文凭；可谓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各自保留了原来的优势学科和学术特色。五所大学联合之后，共有文理法农医五院六七十个系，成为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

1939年7月，刘天香以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奖金80银元，同时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获得优厚待遇的刘天香没有选择出国深造，她已下定决心，要做一名为千千万万妇女同胞姐妹们解除病痛的妇产科医生。

那年夏季，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加之重庆周边霍乱流行，急需医师。刚刚毕业的刘天香服从卫生署的征调来到重庆，被派到郊区的山洞卫生所任医师。卫生所设在山上，每天都有很多病人送过来，第二天又会看到很多人死去。就好像一名战士来到了战场，天香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医疗抢救工作。除了日常防疫，护理霍乱病人外，她们还要为周边群众出诊接生。凡有难产发生，她们都要赶去处理，随叫随到。卫生所所长为陈桂云医师（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妇幼保健院院长），另两位医师周穆英、高欣荣，是为支援抗战从美国回国的。天香刚毕业，所以在实战中从所里的高年资医师那里学到了不少技术，半年内她就能检查诊治一般的妇科疾病，进行平产接生和一般的难产处理了。

在重庆大轰炸最厉害的时候，她目睹了几万人惨死在防空洞内、一条巷子无人生还的情景。常常天上是日本飞机，她和同伴在山洞、在田地，甚至在猪圈旁为产妇接生。郭沫若的两个孩子，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由她接生的。更多的时候，她们只能在夜间出外接生。但即使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头顶和身旁，日本飞机的照明弹、炸弹照样不时地会响起。有一次，一个产妇临盆倒在了一棵大树底下，旁边有一个粪坑，苍蝇“嗡嗡”作响，头顶上日本飞机“隆隆”的轰鸣声和附近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等到天香接生完成，汗水已经湿透了她的内衣。还有一次，一个产妇生下小孩后胎盘不下，造成大出血。在此之前，她还未遇到过这样的场面，更没有这方面的实际操作经验。危急之中，她就按书本上的理论冷静地进行处理，细心操作，最终使母子转危为安。

在刘天香的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一个特殊的铁皮炉子，那就是当年她出诊时必带的“宝贝”——一个小小的消毒炉。炉子底端有两只脚，平时可刘天香当年出诊使用的铁皮消毒炉。收起放在包里，用时撑开架起炉子。里面放纱布等需要消毒的用品， 加上水，底部用酒精灯加热煮沸消毒，用起来很方便。就是在这样恶劣艰难的战时环境下，天香迎接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诞生。人类生命最初的顽强令她感动，也让她体会到医生这份职业的崇高，继而让她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一生。

十载锤炼成栋梁

为了尽快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1940年1月，战事稍稍稳定，刘天香就来到了国立高级职业助产学校。在这里，她一边教解剖学和妇产科学课程，一边在附属产科医院做妇产科门诊的诊疗以及接生和婴儿管理的工作。她跟随陆臻主任学习了产科开展的所有临床操作和手术，如高、中、低位产钳，臀位接生，内倒转，穿颅典型剖腹产等。但由于产科医院没有妇科病床，所以，要成为一名技术全面的妇产科医师还有不少困难。

1941年10月，华西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这三所大学在成都成立联合医院，在同学和老师的邀请下，刘天香来到这里，应聘为妇产科助教兼助理住院医师。尽管在这里职务低、工资少，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她说，只要能学到理论和技术，能给妇女姐妹更多的帮助，职位和工资高低都无关紧要。当时的科主任为阴毓璋，无论在课堂上还是临床实践中，阴毓璋对学生和各级医生及护士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他经常说，医生面对的是生命，绝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在阴毓璋的领导下，刘天香从事教学、带实习生和医疗工作。勤勉好学的刘天香技术进步很快，半年后，她已经能处理难产并解决其他的疑难问题了。

1943年8月，刘天香被提拔为住院总医师，管理床位50来张。至此，她基本上掌握了当时妇产科的所有技术操作和科室管理等行政工作。任住院总医师一年后，她被提升为讲师兼主治医师，承担妇产科临床任务，包括查房、手术、督促下级医师等，并担任一部分讲大课和科研工作。当时国内没有教科书，她就拿欧美的教科书（主要参考资料为Williams的Obstetrics 以及Novak的TextbookofGynecology）作参考，自编教材上课。当时她的科研课题是“宫颈炎的病理变化”，在两三年内完成后写成论文，由主任审查后再请校外专家审查。

抗战胜利后，刘天香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到南京。1948年8月，刘天香晋升为副教授兼主治医师。除了讲大课、查病房外，她还参加疑难手术及病例讨论等的指导工作。并承担了“兔卵巢的周期变化与子宫内膜的关系”的科研课题，以期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殖生理。此项课题后来并未按计划实施完成。研究开始不久，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就陷入混乱之中了。

十年勤勉的临床实践和孜孜不倦的钻研摸索，使刘天香全面地掌握了妇产科学方面的知识和医疗技术。小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当年的医学院毕业生，此时已经是国内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了。作为一名中央大学副教授级别的女性专家，当时在国内是较为罕有的。

一个决定托付终生

1949年2月，解放军渡江前夕，南京一片混乱，一天中物价几次上涨。中央大学医学院已处于瘫痪状况，校长离校，薪水停发。这时，天香的先生在美国留学，她自己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何去何从，必须要做出选择。实际上，对于像她这样的高级人才，各方面都在竭力争取。对于当时属于凤毛麟角的副教授级别的女性医学专家，有人已经为她和孩子订好了去台湾的飞机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向学校副教授以上的专家每人都发来了信，劝教授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

其实，在刘天香的意识深处，自己是医生，治病救人是第一位的。她已经经历了太多社会的动荡，看到太多百姓的苦难，尤其是目睹妇女同胞低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她要留下来，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为社会民众服务，为千千万万个姐妹解除病痛。早在1941年至1942年间，刘天香就接触过中共地下党员李宝爱、邢珊瑚、薛宝丁等，在邢珊瑚遭受追捕的紧急关头，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让她逃离险境。此时，恰好她的一个学生，地下党员邢若均，联系她去杭州工作。于是，她立即动身离开南京，经上海，辗转来到西子湖畔，又经俞寿民医师（刘天香的学生）介绍，到杭州市民医院（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任妇产科主任。

那时的杭州只有中医妇科，没有剖腹产之类的西医治疗手段。刘天香到来后创建了杭州第一个西医妇产科。她借鉴教学医院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组织医师、护士把工作开展起来，使妇产科成为了市民信得过的医疗部门。同时，还带教实习医师。来杭不久，她就做了浙江历史上第一例剖腹产手术。

那个孕妇患的是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怀孕期间血压异常升高，这种病如果处理不慎，大人小孩的命都将不保。当时，家人用竹床把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孕妇抬进医院。刘天香先给她降血压，然后做手术。她沉着冷静地按治疗步骤，给孕妇麻醉、切口、取胎儿…… 是个男孩，母子平安！ 大家喜出望外。然而出院时，这家人穷得无钱付医药费。刘天香又悄悄地为他们争取到了免费诊治的名额。那个爸爸激动得跪在地上直磕头。那时，医院里每月有10个免费名额，好让穷人也看得起病。

同样，浙江最早的宫外孕手术也是刘天香主持开展的。她遇到的第一例宫外孕患者，送到医院时已经因大出血而昏迷不醒。打开腹腔，里面都是血，然而当时却没有血浆来供输血。怎么办？在这危急时刻，她当机立断，因陋就简地抽出患者腹腔中的血，进行妥善的过滤消毒后，输回患者体内。就这样输回了1000毫升血液后，将患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很快让刘天香在杭州这片土地上扎根下来。其间有过这样的插曲：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被改编为解放军编制，后改为第四军医大学。校方一直催促刘天香归队。当时杭州市市长吴宪知道后立即找她谈话，恳切挽留，并表示决不放走她这个专家。最后，不但刘天香留在了杭州，她还把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回国在母校（后名山东医学院）工作的先生李庆昌说服，从济南调来了杭州。此后，夫妇俩并肩奋斗，在西子湖畔谱写各自的事业篇章。

初心不改得始终。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刘天香把自己献给了妇产科事业。作为新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她为浙江省的妇产科事业奠定了基础。她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她用一双灵巧而温暖的手，迎接五万多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她为当年的一个决定，托付了自己的终生。

奠基开拓 砥砺前行

1951年4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将位于杭州孩儿巷的省立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改组”，其中的一个举措，是将省立杭州医院的妇产科、小儿科及省立高级医事职业学校附设的产院合并。5月7日，全省第一个妇幼保健机构——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成立了，地点就设在孩儿巷原址。省妇幼保健院由厉矞华、刘天香分任正、副院长，隶属浙江省卫生厅。保健院分设妇产科、小儿科两个临床科室。此时已执教于省立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刘天香，与林惠安、方克祥等医生，以及从高级医事职业学校附设产院调来的龚玉华、叶绥英，省立杭州医院的沈以琳等助产士，组成了包括工人在内的二三十人的妇产科，刘天香兼任妇产科主任，开始时妇产科床位50张。

1952年2月，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将原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定名为浙江医学院。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浙大医院改为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妇产科与小儿科并入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的妇产科床位从原有的50张扩充到70张。

随着妇产科病人数量的不断增加，妇幼保健院孩儿巷院区的房子日渐不敷使用了。上级遂考虑将院妇产科迁至学士路2号原弘道女中的校舍。创立于1912年的弘道女中，是一所有着辉煌过去的名校，原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创办的贞才女学、北长老会创办的育才女学及北浸理会创办的蕙兰女学合并组成，其教学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人才辈出。美国著名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的母亲玛丽·霍顿，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司徒雷登本人也曾在此任教。1953年8月，原弘道女中的校舍旧址上竖起了“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部”的牌子。西式的建筑物，宽大的草坪，洒满阳光的梧桐，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变迁。从“女中”到“妇保”，“文脉相承，意气相投”。医疗环境的改善令人欣喜，但刘天香在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感到一份更重的责任。

1953年秋天，当胡淑妍等一群年轻的护士跟着刘天香第一次踏进学士路2号时，刘天香就向她们描绘了心中的一幅蓝图：“以后我们在这里造一幢门诊大楼，有一个宽大的门廊，汽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不久，新的门诊楼破土动工，不过那个设想中的“宽大的门廊”，因经费所限而不得不仍旧留在刘天香心中的蓝图里。或许只有当家人才知道这其中的艰难。

刘天香回顾这个时期的工作状况时说：“医院初期只有妇产科及一个化验室，院里就抓紧选人外出学习，增加所缺科室…… 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工作方法不一，危重病人又多，责任很大。全院就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地定制度，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工作进展顺利。大家有事抢着干，很多人常常没有假期也没有怨言。由于设备简陋，来了大出血病人，没有一套完整的静脉输液器，就皮下输或口服盐糖水；宫外孕需要输血，无血库就输病人自己腹中的血，这样克服了种种困难，挽救了很多病人……”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医院开拓时期的艰辛和创业的不易。

到了1954年2月，上级决定将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的妇产科与小儿科分开，分别成立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和浙江省儿童保健院，其中妇女保健院核定床位100张。由此，全省第一个专门的妇女保健机构诞生了。省人民政府任命刘天香、林辉为副院长（正院长空缺）。8月，新建的门诊楼落成，医院正式改名“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刘天香任院长。次年，床位就增加到150张了。

那时，浙江省妇产科医生非常紧缺，能解决疑难病症的骨干医生就更少了，省内产妇、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如产后大出血、产后感染、子痫、宫外孕等急诊每天都有，大多数是农村送上来的。面对这种情形，医院就以本院医师为教学骨干，面向全省妇产科医师举办多批进修班，以提高地区、县级医院妇产科的诊疗水平。同时结合临床问题进行攻关。仅仅过了几年，浙江省产妇、新生儿死亡率就有了明显下降。

1957年，医院床位增加到180张。同年设血库，主要收集胎盘血，承担少量的临床用血。是年，刘天香担任了中华医学会杭州分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医院新建了病房大楼和职工宿舍，床位增加到250张。这年秋季，医院创办了一所学制三年、半工半读的助产士学校，刘天香兼任校长。次年，医院成立了病理科。

身为一院之长，刘天香每天有许多的日常管理工作要做，但她一直没有脱离临床。她定期查房，参加病历讨论。不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只要有危重病人，她都立即赶到现场实施抢救。

作为全省唯一的妇女保健院，医院还要对市、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工作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帮助其解决疑难问题，尤其是他们遇到妇产科危重病人不宜辗转来杭而紧急求援时，医院必须立即派出高年资医师前往会诊、抢救。刘天香曾数次去绍兴地区抢救重度先兆子痫，去嵊县人民医院抢救腹腔妊娠伴感染及出血，去临海人民医院抢救产后败血症，使这些危重病人转危为安。刘天香还与陈信宝医师共同研究开展腹膜外剖宫产术；指导和参加新开展的阴道内输卵管绝育术、经阴道子宫切除术、阴道前后壁修补术以及计划生育的各种手术。

在临床工作中，刘天香发现，有许多妇科疾病是可以预防的，许多婴幼儿疾病来自先天，所以她极为赞成我国医疗制度中“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她认为，单纯的医疗是治末不治本，医院是治病的第二、第三道防线，真正的第一道防线是在预防上，在对广大正常生活中的妇女群众的普查普治上。

为了贯彻国家妇女保健政策，省妇保院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职工保健科，医院各科室轮流派出医护人员，帮助地段医院培训卫生员，定期到定点工厂为女工“普查普治”；还对每位出院的产妇、婴儿进行三至五次的家庭义务随访，指导产后保健及育儿方法。

从1963年下半年始，省妇保院开展农村巡回医疗，分赴省内上虞、海盐和东阳等地农村，为广大农村群众防病治病不计其数。刘天香院长以身作则，带领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下乡，她率医疗队在上虞东关镇东关公社驻扎了一个半月，进行医疗服务，培养农村保健员、接生员。据不完全统计，自那以后的十年间，省妇保先后派出16个巡回医疗队，参加巡回医疗队的有340多人次，足迹遍及浙江省浦江、东阳、海宁、海盐、桐乡等20多个县的农村、山区和30多个工厂，为广大工农群众提供医疗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潮起潮落 真心不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上下处于“大跃进”的浪潮中，医务人员也参与“大炼钢铁”。对此，刘天香是有疑虑的，她说：“医务人员搞钢铁生产是外行，弄不好的……第一炉流出的铁水很少，原料和时间浪费了，很可惜，钢铁是不容易搞的……光从经济观点看就不对。”

在整风时，刘天香曾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提过意见，认为管图书馆的人要有一定的学问，要有懂外文的，结果受到批判，被责问：“你对党的干部政策是怎么看的？”1962年，刘天香和一些高校教授考察了省图书馆后，又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观察了省图书馆，也听了各个大学教授的意见，道出了大家的感觉：“各个学校图书馆都有问题。省图书馆问题很大，房子漏，人员少……天下雨时书都得搬家，有些书被雨淋后都粘牢，有的简直是要烂了。”为此，刘天香感到很可惜。她指出：读过书的人是很爱护书的，管图书的人是应该挑选的，过去是从专门学校学习出来的，毛主席早时候就是在图书馆工作的。而当时图书馆的工作，往往都是一些不好安排的或身体不好的人去做，图书管理混乱，有的书没有了。省妇保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去找一本书再也找不到了。刘天香认为，图书馆搞好了对于提高工作质量、繁荣文化都是很有必要的，图书馆应该为科研服务。

虽为一院之长，刘天香在医院行政、医务管理等许多方面，是要受党支部（后升为党总支）领导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她不得不去面对，当遇到工作上的阻力时，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尽量争取事态向好的方面去转换。面对错误的做法，她据理反对，力图扭转局面。上世纪60年代初，上面提出大破大立，提出敢想、敢说、敢为，然而医院却把一些好的制度破坏了，只破不立，以致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多年未曾出现过的乳腺炎，自把乳部消毒制度破了后，就不断发现烂乳头的情况。为此，刘天香提了意见，但没有用，后来发生了事故，刘天香认为那都是可以避免的。那时，单位搞技术革新打擂台，教研组有人提出，每人要革新多少件，写多少篇论文。有一个年轻人写了一个病历也被当作论文在会上表扬了。刘天香直言，一年写几十篇论文，这还算什么论文。

当时，医院有人发明了一种所谓的“2分钟掉脐法”，就是把脐带剪得很短，擦上一点药水就算处理完了。这种方法出血多，导致了婴儿出血的概率大大增加，“多”、“快“是做到了，“好”就不行了。在开刀的伤口上用红外线照，不考虑体质如何，就提前拆线。这种对新技术只看好的一面而忽视缺点，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刘天香极力反对。然而她坚持真理反而受到了批判，被扣上“保守”的帽子。刘天香痛心然而无奈。她愤懑地述说道：“拿人的生命来乱搞我不干…… 多花几分钟有什么，我们首先要保证病人生命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再批评我，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意见的。”

本着一切从病人出发，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原则，刘天香觉得时间要很好利用，因此可不去开的会就不去开。她认为应从实际出发，医生不比做行政工作的，医生是不能随便离开病房的。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刘天香在多年的学习、运动中，时常作自我反省。认为自己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旧思想要改造。她曾说，自己早年对政治不过问，持的是单纯的技术观念，多是想在技术上求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学习，知道了唯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注意人才培养，国家在先，个人在后，真心实意地把中国搞好。而且她的医术在新政权下受到肯定和尊重，所以，她对新政权、对党的拥护是发自内心的。在行动上，她数十年如一日，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作为一名“特别优秀的知识分子”，她也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申请。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的入党申请迟迟未批复下来。为此，她表态说：“党需要我在党外我就在党外，党需要我在党内我就在党内。我一定听党的话，我要严格要求自己，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要做好工作，要坚持真理，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1964年5月，刘天香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革”期间，刘天香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大批判的漩涡中。知道要来抄家的，她就把自己的博士证书，还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于右任的书法墨宝（她早年曾给于夫人看过病）都烧掉了。结果，“造反派”来抄家也未抄出什么东西来。刘天香居住的弄堂里、院子里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她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刘天香就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医院里，上面写着，“我呢，不担任这个医院的院长了，我就是个普通医生”。她白天去医院为病人看病，晚上回家写思想检查。夜间，医院有危重病人，照样有人来住处喊她去处理。

尽管受到冲击和侮辱，但她的内心还是平静的， 比起那些关“牛棚”、挂牌批斗的专家、领导，她觉得自己还能坐诊看病是多么的幸运。也可能是她向来人缘好，从不摆院长的架子，特别是平时对医院里收入较低的工人都很关心照顾，他们都保护她，所以没有挨批斗。那时工人工资很低，谁家里有困难她会借钱给他们，也不要他们还。在刘天香的心目中，能为病人看病，解除他们的病痛，是医生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在1966年到1973年期间，她从事妇院门诊工作、值夜班、处理急症等，与其他医师做同样的工作。其中，1969年下基层参加巡回医疗，去了海宁县盐官镇，半年内在那里的卫生院开展院内接生、产钳操作及各种计划生育手术，并培养了两名中级医务人员。

1973年后，刘天香临床方面的工作逐渐减少了，教学工作以指导性为主，大量的时间花在医疗行政工作上。“文革”初期破除了许多医疗制度，须得逐一恢复并健全。1972年，省妇保院在国内最早开设计划生育专科病房，设床位70张。同年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工作，妇科专设了中西医结合病区。1973年成立了产科专科病区、新针门诊。1975年成立了理疗室。1976年成立了放射科。1977年院专家与嘉兴电子仪器设备厂共同研制的国内首台围产分娩监护仪应用于临床，成立了围产实验室。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年，医疗工作再次成为医院的工作中心。与上年相比，门诊数增幅为12.55%，产科住院数增幅为9.09%。在刘天香主持领导下，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调整、修订，例如，查对制度、消毒隔离制度、门诊观察制度、三级查房三级护理制度、探访病人制度、物品保管制度……服务态度和医疗作风继续改进提高，病人表扬集体88次，表扬个人193次，好人好事264件。下乡、下厂“普查普治”工作创下了一个新纪录，全年普查了近4000人次；科研工作普遍开展，有两项科研项目全国得奖，在全国全省展出成果7项；被评为省计划生育红旗单位，成立了省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负责全省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科研工作，刘天香兼任站长。由于成绩突出，刘天香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刘天香十分重视引进新的医疗技术，她对新技术很敏感。例如腹腔镜，当时省妇保在省内率先引进，在国内也是较早的。她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1979年8月，她联系美国妇科及腹腔镜研究学会的创始人、享誉欧美的妇产科大夫乔丹·菲利普斯来院交流示范，为他安排了学术报告会，悉心安排各级医生做准备和参与，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之后的五六年中，菲利普斯及美国腹腔镜协会几乎每年都来医院，赠送腹腔镜和医学书籍，进行手术示范和学术交流。经过实践总结，省妇保在腹腔镜的应用上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医院在省内首次将这项新科技成果使用于临床（先用于诊断，再用于治疗）。从这早期的腹腔镜，到后来的宫腔镜及电切手术，省妇保率先在浙江省开展各种妇科内镜诊疗手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初，刘天香又率领省妇保院保健部和部分医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妇女病“普查”，下基层进行“两病”（子宫脱垂、尿瘘）、宫颈癌及其他妇科疾病的筛查。需要住院治疗的，她就派医生接病人来院，使患病妇女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同时，她还负责举办了全省七地区“两病”防治学习班，对基层妇产科医师进行培训、带教手术，解决“两病”患者的疾苦。1981年省妇保院在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试点开展妇女保健服务，包括已婚妇女的妇女病“普查”、单位建立哺乳室、早孕妇女建立围产保健卡和家庭自我监护指导、妇女卫生指导等，使该街道的妇幼保健成为全省的典范。小营街道的初级卫生保健、健康教育工作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单位，至今仍是全国的示范点。

身为省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站长，刘天香在优孕、优生、优育方面花了不少心血。她多次组织开会研讨，下决心抽调人员学习遗传学，充实设备，并不失时机地抓了医院实验室的建设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医院成立了激光室、内分泌实验室、细胞遗传室，改进了胎头吸引器，设立了放射免疫实验、生化试验、染色体检查，并开展围产期保健、遗传咨询门诊及检查、各大科门诊独生子女保健检查、产后检查、优生宣教等等。省妇保围产期保健的开展，对产妇发病率和畸形儿出生率的下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1982年春节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中，72岁的刘天香冒着风雨带领医院宣传队上街宣传，普及计划生育意义和医学保健知识。

至1982年，医院床位增至400张，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新的困难接踵而来。刘天香一方面向省政府、省卫生厅、省劳动局和浙医大反映情况，一方面发动全院人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提高医疗质量和改善服务态度。

良师益友 桃李芬芳

刘天香不仅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疗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慧眼识珠的“伯乐”和知人善用的良师益友。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她教过课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学生，后来不少人成为祖国各地医疗机构的专家，成了新中国医疗事业的栋梁之才。她的学生中还有将军，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的解放军301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脏病学家、内科学教授牟善初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为刘伯承、叶剑英等多位开国元勋做保健治疗工作，成就裴然的将军，提起自己的这位老师就赞道，她从未出过事故，当年在中大医学院妇产科就出了名的。

教学工作是省妇保院除医疗工作、科研工作之外的另一大块工作。妇保院从建院起就承担着全省的妇产科教学和临床实习指导工作。院妇产科学教研室担当着培养学科后继人才的重任。刘天香在她数十年的院长任上，一直兼任着医大（先是浙江医学院，1960年改名浙江医科大学）妇产科学教研室主任。

早期，在1953年至1963年间，国内没有统一的妇产科通用教材，刘天香就自编讲义和实习资料作上课之用，后又领导教研室其他医师共同担任编制教材的任务，自编讲义、自编图谱。其间，刘天香曾上大课多年，后又执教产科等部分课程。她教过各种各样的班，如医本班、医专班、调干班等。那时医大校门开在法院路（现庆春路），离家不远，她都是走着去的，秘书背着一大叠挂图随行，有时也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帮着拿教具。

刘天香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对教研室的工作，一方面投入较强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制定严谨的教学制度，其中“集体备课制度”尤其值得称道，内容有定时备课制、教学试讲制、轮转制等。她要求讲课人认真备课，每次讲课之前必须准备好，先讲预案，负责教学的上级医生再提问，以保证讲课质量。教研室成立之初，就有计划地为每个新生量身定制培养制度，每学期都安排专门的脱产教学的老师。教研室既管理培养新来的医生，也管理医学院的教学。每个病区都设有为课间教学所用的教学用房，后又逐渐建立了院长—医教科—科主任—住院总医师专人负责制，开展“教师与学生双向评估法”，以及“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法”等，不断加强课程建设，推进教学改革和教学科研工作。在教学查房中，刘天香也提出严格要求，她要学生先分析，做出鉴别诊断，再由各级医生分析，最后提出处理原则。在1981年至1983年全国医学教学统考中，省妇保成绩连续三年位列前三名。

对于最为有效地锻炼青年医生的“住院医师”制度，刘天香作为院长是抓得很紧的，所以这一制度在省妇保院得到了很好的施行。这项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柏林大学医学院，经霍普金斯医学院开始在美国推广后，很快植入世界各国的医生培养体系。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结束学校学习参加工作时，必须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临床磨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刘天香当时提出，女医生在进医院做“住院医师”的三到五年期间尽量不要结婚，以免影响工作。因为24小时制的“住院医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时间。刘天香说：“医科大学学到的知识可以让我们成为理论家， 在临床上学到的知识才能真正引领我们成为医学家。”虽然省妇保院是专科类医院，但刘天香一再强调，妇产科医生必须懂得内科、外科、儿科等相关知识，只有在做住院医师期间把基础打好，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娴熟地运用自己所学的技术。“住院医师”阶段的学习和临床经验，可以说决定着这个医生未来一生的命运，在这五年时间把基本功练扎实了，那对以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是大有益处的。

刘天香善于组织、合理调配力量，组合医疗小组，化解矛盾，使得医疗工作效率很高。对于临床查房，她要求大家都要事先认真准备。让新医生先讲病情，主治医生再讲，然后是主任医生讲，最后她讲。无论是在医疗还是教学上，她对下级医生要求都很严格，但她又很讲究方式方法，从不呵斥责骂，而是以善意帮助的态度，诚恳地指出问题所在，使对方乐于接受，进而去改正进步。

在年轻医护人员的培养上，刘天香待人真心，为人着想。在省妇保，刘天香的慧眼识珠和知人善用是有口皆碑的。她善于发现个人的独特才能，然后鼓励其发展其特长，并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如像1955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的赵承洛，刘天香发现他肯钻研，心也比较静，就建议他往病理学方面发展。后来他长期从事妇产科病理学的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本领域成绩瞩目、享誉全国的计划生育专家陈湫波，十分感谢刘老在其事业上的引导和对她的培养。当时由于受一些世俗观念的影响，妇产科医生中愿意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很少，为了扶持这项工作，刘天香除了带头从事这项工作外，还努力培养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医师，使医院的计划生育科研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陈湫波原是专科学历，她手很巧，刘天香就鼓励她走计生学科这条路。陈湫波全身心地投入，刻苦钻研，成果裴然。

粉碎“四人帮”后，浙医大恢复了硕士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在1978年至1982年间，刘天香在繁忙的工作中培养了数名研究生，他们后来都成为本领域里的骨干。她组织下级医生组成研究生指导小组，从课题的选择、设计，都严格要求，提出问题，一一进行指导；她还仔细地核对、审查原始资料、病例数据，确保课题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为下面的导师做出了榜样。1979年从西藏考回浙医大攻读研究生的邵温群，回忆起导师时充满了感恩：“她对学生的态度非常和蔼、耐心，是指导和启发式的。”“毕业必须要完成一篇综述和一篇论文。修改论文是很苦的，一遍遍地重新修改，当时没有电脑打印，只能用复印纸，不断地修改校对。答辩的时候会跑到医大打印室用蜡纸打印十几份出来……那时我们每次写好的资料论文，孙进副院长（邵温群的临床指导老师）作第一道修改，然后给刘院长修改。关于论文，刘院长一定是要亲自过目的，但她不会卡死在某一点上，她会把方向给你确定好，然后再指导你去改好。记得当时论文还有英文介绍和索引，我把论文拿到她家去给她改，她的先生就会和她一起改我的论文，她先生外文很厉害的，所以在外文方面给予我很多的帮助。” 师道是可以传承的， 老一辈的医德令人难忘， 是后人继承的法宝。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院医务人员的外语水平，在刘天香的直接领导下，省妇保开办了初、中、高级业余英语学习班。请来英语教师，给医务人员上课。大大提升了各级人员的外语水平，从而对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亲自制订科研规划，制订出国人员、研究生、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进修医师等各类科技人员的培养计划，并组织实施。还定时组织省内、院内的学术活动，及时交流经验。凡国内或国外有妇产科学术会议，刘天香总千方百计地让中青年医师参加，了解国内外学术发展情况，扩大视野，吸取先进经验。对于高级医师的培养，从严要求，有计划地安排其脱产或半脱产学习。对准备出国人员优先安排培训，用极大精力帮助其修改论文。

刘天香经常审阅修改科研文章到深夜，星期日、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对省内外各地寄来的科研论文，她也认真细致地审阅修改。医院每年发表文章数十篇，多篇获奖。如1979年， 全院撰写论文84 篇， 译文13篇，编书1册，创院历史最高水平。这都是与她的积极、辛勤的领导分不开的。刘天香淡泊名利，把荣誉让给别人，医院发表的很多论文凝聚着她的大量心血，但发表时她从不署名，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医师科研写作的积极性。

刘天香还担任着浙江省卫生厅晋升高级职务评委会委员之职。1981年，她患病住院期间正值全省主任、副主任医师晋升考核。刘天香是妇产科小组的组长，时间紧、任务重，她就在病房里一边输液，一边审阅材料，夜以继日地工作。浙江医院的医务人员反映说：“刘院长把病房当做工作场所，精神值得钦佩。”

从1954年到1984年，刘天香在省妇保院院长岗位上工作长达30年，系国家一级教授。但她一直没有觉得院长是个官，对她来说，那就是一种担当和责任。2009年4月29日，刘天香捐资在省妇保院设立“刘天香奖”，奖励年轻的医务工作者。

在庆祝“刘天香教授从医从教50年”活动会上，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在贺信中写道：“在日寇侵略、国难当头的恶劣环境中，刘教授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为同胞救死扶伤，同时参加了中央高级助产学校及其附属医院、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培养医学人才的教学工作，辗转南北，历经千辛万苦，为掩护地下革命同志，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新中国成立后，刘教授更是精神振奋，为筹建附属妇产科医院、为我省的妇幼保健事业、为培养大批的妇产科专业人才，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刘教授的培育下，很多学生都已成为我国医学界的骨干，有的则蜚声海外，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毕生不减的民进情缘

刘天香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浙江早期发展（1951年9月民进杭州市分会筹委会成立之前）的20位会员之一，是杭州民进早期的骨干会员，也是浙江民进的元老级人物。

1951年4月，民进总部常务理事周建人（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受民进总部委托，到杭州开展会务工作，他邀请了浙江省文教厅副厅长俞子夷，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礼节，浙江医学院教授、省立杭州医院外科主任王历耕，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主任童友三等四人召开座谈会，会后他们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入会，成了浙江民进最早的“种子会员”。又由这四位同志各提几名发展对象， 并各自分别进行联系。于是，在同年5月开始，在浙江省教育、医卫、出版等领域的著名人士中发展会员。是年7月，刘天香由时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的陈礼节和时任省立杭州医院外科主任的王历耕任介绍人，和董振舜、过基同、祝其乐、计克敏、刘世达等人同批被吸收入会。至9月，浙江民进最早的这批会员发展到了20人。

在浙江民进早期的发展中，刘天香投入很多，参与了许多具体的工作。1952年12月，民进杭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组成了共13人的民进杭州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刘天香当选常务理事。1954年5月在民进杭州市第二次会员大会上，刘天香当选民进杭州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56年8月，刘天香赴京参加民进中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9月，在民进杭州市第三次会员大会上选举出第三届委员会，刘天香为21人组成的委员之一；12月，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刘天香为省筹委会委员（共11人）。之后，随着全国性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受到严重的冲击，浙江民进也遭受到沉重的伤害，一度停止发展，组织工作受到严重挫折。

1958年11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反右整风的经验教训，并研究了今后的任务。在“三代会”上，刘天香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同月，任新组成的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委员（共13人）。在浙江民进艰难中前行的那段时间里，刘天香在省级组织筹备建立中发挥了不少作用。正是因其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很高的威望，到1963年2月召开民进浙江省“一代会”，正式成立省委会时，刘天香担任了大会组织组的负责人之一，负责选举代表和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工作，并任省委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各项工作百废待兴。在拨乱反正、落实统战政策的形势下，刘天香又积极参与了民进组织的恢复活动。1977年11月，她参加恢复活动后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当时仅有8人参加。随着各级组织活动的恢复并逐渐活跃，围绕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的工作重心，筹备召开省“二代会”的事项，提上了民进浙江省委会的议事日程。1979年10月，在民进中央“四代会”上，刘天香当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2月，成立了省“二代会”筹备小组，刘天香任副组长。1980年7月，省“二代会”隆重召开，这标志着浙江民进组织的发展跨越了最艰难曲折的阶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浙江民进医卫界妇产科领域的发展上，刘天香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参与创立的民进省妇幼院支部（后分成妇保、儿保两个支部），属于1952年9月民进在杭州市区首批建立的六个基层组织之一。几十年来，民进省妇保支部多次获评先进，在各届民进浙江省委会中都有这个支部的成员。刘天香本人是省委会第一届常委，第二、三届副主委，第四至六届顾问。她亲自发展的会员：路文博连任省委会第二、三届委员，并曾任妇委会主任委员；林泽萱连任省委会第三至五届常委，曾任省委会副秘书长兼社会服务处处长；何洪成是省委会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并任第一、二届医委会副主任。作为一个工作开展十分活跃的基层组织，民进省妇保院支部早在1979年6月就恢复了组织活动。在医卫界优秀分子中发展民进会员，是刘天香一直致力的工作。1984年加入民进的省妇保院主任医师何洪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83年，刘老为了发展他入会，特地让院教研组助理袁桂铭来找他谈心，向他介绍民进的发展历程和先进性质。

任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期间，刘天香十分关心民进地方组织的建设。1983年民进宁波市筹委会成立时，需要有一位知名人士挂帅，当地推举妇产科名医唐正仙，而唐正仙却犹豫、推却。唐是刘天香的学生，刘天香闻讯亲赴宁波，及时出面做唐正仙的工作，令唐正仙愉快地出任宁波市委会筹备组组长，而后又担任了民进宁波市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委。1984年，刘天香又代表省委会参加了民进湖州市委会成立大会。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民进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影响很大。该服务站成立于1982年2月。实际上，这个服务站最早正是由当时的两位省妇幼保健专家——省妇保院院长刘天香和省儿保院院长厉矞华发起的。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专家还出任服务站的顾问，是该站社会服务活动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时任省民进副主委的李天助教授担任站长，路文博、陈信宝、叶瑞云三位副教授担任业务指导。服务站先是以各小组下基层医疗保健咨询服务为主，不久又实行定期值班制度，接待群众前来以及书函的咨询。后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咨询服务步入了常态化，活动如火如荼。服务站于1983年被评为省“三八”红旗集体，1985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上，被评为先进集体。后来，服务范围从妇科和儿科扩大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痔科、肿瘤科、五官科等七个科，参加服务的医卫人员除了退休医务工作者外，在第一线工作的在职会员也积极投入了。服务站发展到1987 年， 正式成立了民进浙江省医卫工作组，1993年又发展为民进浙江省医卫工作委员会，屡获殊荣，被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光荣称号，被民进中央评为“民进全国先进集体”等等。

浙江民进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是民进全国自上世纪70 年代末恢复活动以来，由地方组织创立的第一个咨询服务机构，在全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浙江民进的医卫帮扶活动，是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工作建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社会各界认识和了解民进组织的一个窗口，民进会员服务社会的一个桥梁，而且还推进了民进地方组织的建设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像刘天香这样的浙江民进老一辈的积极倡导、组织和带头参与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刘天香奋斗在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同时，除履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职责外，还有着众多的社会兼职。她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和第五、六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妇女联合会第二至六届副主任等，她总是认真地对待这些社会工作，挤出时间积极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参与讨论全省人民的各项重要事宜，关心劳动人民利益，解除妇女痛苦。

刘天香担任法院陪审员时，对法院、检察院送来的案件，都仔细地分析研究，认真负责地提出意见。1955年，她在省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妇女解放”的发言；1958年，在省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了“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保护妇女儿童”的发言。她还吸收群众意见，及时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力献策。如早在1954年省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她就提出了《金华至温州设法建铁路案》；1980年在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求建立三级妇幼保健网》；1982年在省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又提出《建议省委、省府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全省人口增长》。

据民进浙江省委会几位老领导回忆，到了晚年，刘老已不出门参加活动了，但她仍然心系民进，关注和关心着民进的工作、活动。省委会给的材料，她都细细查看。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每当有民进同志前来看望慰问时，刘老都会询问组织的近况，对在职的副主委，她也会一个一个地问过来，关切之情毫无减退。

2009年7月20日，刘天香在浙江医院逝世，享年100岁。今天，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高大的门诊大楼前，在绿树丛中，人们会看到一尊人物铜像，像的座基上铭刻着：刘天香先生（1910-2009），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妇产科学教授、浙江省妇女保健院首任院长（1954-1984）。“天丝不断清香透”，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妇产科学开拓者之一，刘天香将其百年人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妇产科事业，她的崇高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接力前行，续写新篇章。

刘天香先生年表

1910年 1月3日,出生于天津一个铁路职员家庭。

1917年 2月,入读天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至1918年5月)。

1922年 9月,入读山东省泰安县德贞小学。

1926年 9月,入读北京慕贞女校(至1931年)。

1932年 9月,入读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制七年)。

1937年齐鲁大学内迁,由父亲陪送从天津至南京浦口,再到成都。

1939年 7月,从齐鲁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同时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征调到重庆卫生署山洞卫生所任妇产科医师。

1940年 1月,进入国立高级职业助产学校任解剖学教师兼附属产科医院产科医师。

1941年 10月,调至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新成立于成都)任助教兼住院医师。

1943年 8月,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助教兼住院总医师。

1944年 8月,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讲师兼主治医师。

1948年 8月,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副教授兼主治医师。

1949年 2月,任杭州市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950年 4月,兼任浙江省立医学院妇产科主任、副教授。

1951年 1月,当选杭州市医务工作者工会首届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女工科科长。4月,评为市级劳动模范、省级先进工作者。7月,任省立医学院妇幼保健院医务科主任、妇产科主任;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1月,由国家政务院任命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

1952年 12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3年 9月,任浙江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

1954年 2月,任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副院长。5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二届理事会理事。8月,任浙江妇女保健院院长,兼任浙江医学院妇产科学教研室主任。当选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1956年评为1955年度省级先进工作者。8月,参加民进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民进中央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2月,任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年任浙江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至1983年连任第三届至第七届省妇联副主任)。任中华医学会杭州市分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8年兼任省妇女保健院创办的助产士学校校长。当选浙江省第二届人大代表。11月,任新组成的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当选民进中央第五届委员会候补委员(至1979年)。

1961年 10月,随浙江省委统战部参观团到革命根据地(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地)参观访问。

1963年 2月,任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组负责人之一,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被评为1962年度浙江医科大学先进工作者。

1964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省妇女保健院一等先进工作者。

1965年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

1977年当选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兼任新成立的浙江省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站长。被评为教授。

1979年 9月,荣获1978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0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1980年 2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浙江省第一届医药卫生科普大会,被评为积极分子。省卫生厅批文任主任医师。被评为浙江医科大学优秀党员。

1982年被评为浙江医科大学优秀党员。

1983年兼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学校校长。被评为浙江医科大学优秀党员、先进个人。当选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当选浙江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4年从浙江省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岗位退下,任顾问。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7年任民进第一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87至1996年第一至三届)。

1988年 7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顾问。

1989年 8月,正式从教授岗位退休。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1991年 2月,受聘任新成立的浙江省优生优育协会顾问。

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8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

1997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2007年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和民进浙江省委会联合庆祝刘天香教授百岁华诞。

2009年 4月,捐资在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设立“刘天香奖”。7月20日,在浙江医院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