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跌宕，年华似水。人生最终能沉淀下来的，都是些如金子般真诚而又执着的东西。在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的繁华和苍凉之后，年近八旬的李天助，躺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走过的一生，悲喜荣辱，都如过眼云烟。只有这一愿望，心心念念，无法忘怀。

一

20世纪初，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风雨中飘摇，各路军阀在列强的支持下纷纷割据自立为王。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了大批进步分子，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种风潮及抗捐抗税斗争一触即发。中国的贫苦百姓在这样一个灾难迭出、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苦苦挣扎……

1911年，李天助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父亲是个漆匠，尽管他每天起早贪黑，挣来的钱仍只够一家人勉强度日。为了能让李天助摆脱这种命运，一家人省吃俭用，东拼西凑供他上学。李天助聪明好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是初中毕业后，这个贫困的家庭就再也负担不起他升学的费用了。为了不让家里为难，懂事的李天助打听到当时的金华福音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正在招生，条件优惠，还能免除贫困学生的学杂费用。1925年7月，李天助报考了这所学校学习护士专业。

那个时期，西方医学刚刚传入中国不久，在国人的眼中还很陌生。崭新的学科、实用的知识豁然打开了李天助的视野，他深深地陶醉在其中。在护校学习的三年时间里，李天助从医学护理知识入手，课堂内外孜孜不倦刻苦攻读，在医学的殿堂里不懈地探索、追求。毕业后，为了补贴家用，他不得不放下继续求学的念头，在杭州蕙兰中学校医务室当了一名护士。但是，李天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工作之余，一有空他就拿起书本自学。凭借渐渐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一年后，李天助就被急需这方面人才的南京军政部第二陆军医院聘为中尉军医。

然而，比起护士，医生的职责要重大得多。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或重病患者，李天助便深感自己才疏学浅。每当此时，心中掩藏已久的梦想就会再一次被唤起。终于在1930年8月的一天，李天助毅然放弃陆军医院的优厚待遇，报考上海东南医学院，如愿以偿地叩开了自己心仪的高等学府大门。进入大学学习的李天助，犹如涓涓细流中一条小鱼游入大海，贪婪地汲取着各种养分。然而，工作两年积攒的那点积蓄，根本无法承担几年的学费和生活开销。尽管家里愿意尽全力支持他，但看到一贫如洗的家境，李天助感到难以伸手。他只有平时尽量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假期到各大医院做临工打杂，赚取费用支撑学业。医学院的日子依然是忙碌和清苦的，李天助时不时地要为生活费和学费苦恼，每每为生活发愁的时候，忙碌的学业总会让他暂时忘却烦恼。日子就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度过，终于，他修完了所有的课程，顺利完成了学业。

1935年7月，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李天助来到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担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在这里，苦读多年的他终于得以一展抱负。李天助非常用心，他认真对待接手的每一个住院病人，对他们嘘寒问暖，对症用药，很快就在病人和家属中赢得很好的口碑。不久，他就被提升为住院医师。此时的李天助不仅风度翩翩，意气风发，而且工作也非常勤奋踏实。他很快受到上司的器重，也博得了周围同事和朋友的普遍好感。一时间，为他介绍说媒的人纷至沓来。没过多久，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正在护校上学的名叫贺绣君的漂亮女孩。

女孩只有19岁，虽然年轻，但也举止有度，落落大方。第一次见面，李天助对娇小端庄的贺绣君十分满意。看到李天助外表俊秀斯文、风度翩翩、谈吐不凡的模样，女孩的心里也萌生出爱恋，把这位医生俊朗儒雅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了心里。两个年轻人郎才女貌，又是志同道合，很快就迸出了爱情的火花，赭山下、镜湖边，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热恋的身影。很快，爱情水到渠成。在大家的祝福声中，这对新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华，激发了国人的愤怒与仇恨。李天助当时已是安徽戈矶山医院的一名外科医师，与所有满怀拳拳爱国之心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也非常渴望能凭借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继“七七”事变后，为了侵占上海，日军打响淞沪战役，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每天都有大批伤员送到李天助所在的后方医院。由于路途辗转颠簸，许多伤员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流逝自己却无能为力，李天助感到非常无助，于是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何不加入军队医院，直接为伤员服务？同年12月，芜湖沦陷。李天助毅然来到长沙加入由孙立人率领的缉私总队（1941年12月改编为新38师，成为一支中国远征军部队）总医院，先后任军政部第一陆军医院中校军医、上校院长，随军从长沙到云南四处征战。有一次，他们乘坐的船到汉口，补充了物质后继续向南。开船时间因故拖延了一个小时，没想到前面的船遭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的船得以幸免。前面一条民船被炸，满满的一江尸体和行李顺水而下。看到日本人的盗行虐施，李天助悲愤不已，此般情景更加激起了李天助抗日救国的决心和斗志。

1941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与英国方面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华民国远征军。1942年2月，为了打通印度支那大陆交通线，从盟国获得更多的物资援助，孙立人率新38师赴印度、缅甸对日作战。李天助依依不舍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带领部队医院，随新38师远征东南亚。妻子和李天助(后手术台医生)在抗战中为伤员做手术。孩子们则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贵州的湄潭安置下来，一家人天各一方。

这次远征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人第一次出国作战，在数次大战役中，中国军人战功赫赫。但是，由于气候、地形、国际形势等原因，远征军最后伤亡率高达75%，损失巨大。李天助所在的医院在潮湿闷热的亚热带丛林中，不仅要克服水土不服和蚊虫困扰等困难，每天还要面对无数的死亡和无尽的工作。尽管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条件异常艰苦，李天助依然恪守医生的职责和军人的义务，尽全力为部队提供服务。随后，在新38师的多次转战和撤退途中，李天助所在医院与部队逐渐失去联系，他只得带领医院剩余人员，撤回国内休整。在这期间，李天助受命携带大量现金到香港等地为部队采办药品，那时的国民党军队里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是李天助经手的财务总是一清二楚，从来不会把一分公家的钱放入自己的口袋。

李天助跟随部队征战，妻子一直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附中担任校医。得知李天助已经回国，妻子多次提出想让他回到身边，可是，李天助总是因为公事迟迟没有时间前去探望。一次，等到李天助出差办事回到昆明，发现部队已经开往印度执行新的任务。他立刻起身前往印度追赶部队。可是刚出发不久，他就接到一份电报，上面写着五个字：蕾病危，速归。“蕾”是他们夫妻间对妻子的昵称，看到这份电报他心急如焚，得到上级的批准后，他终于来到了湄潭。到了湄潭他才得知，这是妻子思夫心切想出的招数。

当时，地处偏远山区的湄潭县城正爆发麻疹、百日咳等疫病，妻子所在的学校不少孩子也染上了疾病，妻子每天为医治孩子们奔忙。刚刚结束奔波，正准备享受天伦之乐的李天助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和家庭，主动加入到医疗救护队。不管是学校的师生，还是上门求助的当地老乡，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医治。当时，时疫爆发加上物资匮乏，浙大师生们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很多学生患上了浮肿病、夜盲症和脚气病等。

由于战乱，学校与外界联系的渠道经常被切断，维持生活的必需物资都供应不上，更何况药品。看到妻子每天昼夜忙碌，身形日渐消瘦，李天助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一时无计可施，只有竭力在工作和生活中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更细致入微的照顾。一日，正逢黄昏之时，忙碌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停歇下来的李天助，信步走到了郊外。湄潭位于贵州高原北部，地处大娄山南麓，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李天助突然想起曾听浙大师生感慨：杭州自然美，湄潭亦天然。于是，一时兴起，他便想到附近的山上转转。一路上，沟沟坎坎，藤藤蔓蔓，漫山遍野的野草覆盖了山间小路，行走十分困难。一不小心，李天助被绊了一跤，差点跌落山沟。有惊无险，李天助庆幸之余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这里植被这么丰富，是不是和浙江一样，也生长着各色品种的野菜。很多野菜不仅可以充饥，还是治病的好药呀。这样想着，李天助于是就在跟前仔细查找。果不其然，荠菜、野生蘑菇、蕨菜、土人参、苦菜、马齿苋、红番苋……应有尽有。这里山间的植被资源丝毫不逊于杭州，药草更是丰富。这一发现，令他欣喜若狂。下山后，李天助立即将他的这一想法与医疗救护队进行了交流，并制定了详细的方案。从第二天开始，李天助大力推行食谱疗法，嘱咐食堂科学地掺吃杂粮、米糠、胡萝卜和野菜，还自己带头上山采野刺梨，给师生补充维生素，阻遏营养缺乏症的蔓延。与此同时，李天助还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借助简陋的医疗设备，以精湛的战地医术为师生施行多项外科手术。李天助所做的这一切，极大帮助了困难中的浙大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保护神”。

几个月过去，缅甸前线的队伍仍然毫无音讯，国内的抗战形势也不容乐观。李天助虽偏安一隅，但内心十分焦灼。尽管浙大师生极力挽留，李天助还是于当年9月回到了当时的国都——重庆，在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暂任外科主任医师。可是，看到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四大家族却疯狂掠夺战略资源，给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李天助感到前途一片迷茫。1943年7月，在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和教授们的多次邀请下，李天助来到贵州遵义，加入了浙江大学医务组，担任主任一职，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天，李天助一家与浙江大学一起迁回了浙江杭州。

1947年，国统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爱国学生以罢课、游行等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0月，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并残酷杀害。为掩盖真相，反动派到处散布于子三“用碎玻璃畏罪自杀”的谣言。得知这一噩耗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立即带上李天助和学生会代表，赶到监狱寻求真相。在监狱的牢房里，李天助看到了敲碎的玻璃窗和地上散落的带血的玻璃碎片。检查于子三烈士的尸体时，李天助发现死者颈部有一个宽约两厘米，深一寸多的伤口，造成大血管破裂，这似乎是引起死亡的原因。但是奇怪的是，除了死者所躺的颈部后方淌满了鲜血，死者的手上及周围地面、墙上均未发现喷溅的血迹，这与人割喉自杀的现象不符。加上伤口的形状与玻璃的切口不同，李天助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切可能是有人在于子三死后将其平放，然后利用其他尖锐的利器造成的伤口。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导致于子三烈士死亡的真正原因呢？李天助将死者翻转身，对其全身进行仔细检查，发现在臀部尾椎左上方，有一块铜板大小的紫色表皮伤，中心部位有一个针孔样的红点，疑是电刑所致。至此，李天助肯定，于子三之死系他杀。

害怕谎言被击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派人警告李天助：不要随便说话！面对强权，李天助在浙大师生的支持下，毅然在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揭露了于子三烈士是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而非“自杀”的事实。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当局政府残害进步学生的无耻罪行，在社会上再次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热潮。每当谈及此事，李天助不无激动地说：“是浙大求是、民主的校风感动了我，我是求是之子，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该伸张正义、反对邪恶。

二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转眼，蒋家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终结了。1949年5月3日，是一个永远值得杭州人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年近不惑的李天助与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对于这位从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中走过来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新中国给他带来的是新的开始和新的希望。

虽然新中国成立前，李天助已经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新政府的领导下，为尽快适应新体制，每天早出晚归，忙碌着医院的各项事务。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中，他们都急欲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熔炉中。

1950年6月，与我们仅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分别支持韩朝双方的美国、苏联、中国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战争开始后，急需医疗力量援助前方。1951年6月，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的陈礼节正在筹备建立杭州民进组织，担任民进杭州市筹备小组副组长。他首先发起在杭州市各医院组织成立一支浙江省杭州市志愿医疗手术大队，号召民进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参加。当时，陈礼节先生是李天助的良师益友，他平时深受陈先生的教诲和感染。李天助是民进所联系的人士，又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志愿医疗队， 并勇挑医疗大队副大队长重担。医疗大队下设三支医疗手术队， 同年6月20日，三支医疗手术队分赴朝鲜前线和山东兖州、浙江南浔等后方野战医院。

欢送大会上，两千余各界人士齐聚省人民大会堂，领导和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勉励队员们做好志愿军的服务工作，早日建功立业。全体队员胸前佩戴朵朵大红花，情绪激昂，大家相互勉励，纷纷表示要在朝鲜战场上和后方野战医院里多做工作，为抗美援朝增添一份力量。开完出征会议之后，李天助和队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胸中澎湃着无限的激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想着马上要为“最可爱的人”服务，为国家做贡献，李天助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李天助家中已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不满周岁。他一走，家庭的重担就全落在了妻子一人的肩上，困难可想而知。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妻子没有一句怨言，而是再三嘱咐丈夫，以工作为重，不要惦记家里。在送别的人群中，李天助的妻子、儿女眼含热泪，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满怀豪情的英姿，脸上都情不自禁洋溢着自豪。“爸爸，长大我也要当医生给志愿军叔叔治病。”隆隆的火车声中，小女儿稚嫩的童音伴随着李天助踏上了行程。

出发后，三支医疗手术队的医务人员沿途相互切磋、鼓励，还提出挑战，看谁的任务完成得最好。车过嘉兴、兖州时，队员们纷纷走到月台，互相握手告别。李天助带领的第二医疗队驻扎山东。这时，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五十天的战斗，歼灭“联合国军”多国部队八万两千余人，缴获和消耗了敌人大量物资装备，迫使敌军转入了战略防御，也使中国军队进一步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在前方，志愿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损失很大，前线大批伤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后方医院。

李天助率领第二医疗手术队到达华东军区第十五野战医院，参加欢迎会的许多伤员都是用担架抬来的，不少战士连手脚都没有了，强烈的震撼使李天助心情难以平复，他激动无比地说：“我们手术队是受浙江省两千多万人民的委托，为我们最可爱的人来服务的，你们为邻邦朝鲜、为保卫新中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短短半年时间，李天助和他的手术队队员接待了大批的志愿军伤病员。他们当中，有的浑身浸满了鲜血，有的还没送到就已经停止了呼吸，还有的虽然身受重伤却一声不吭……其中，有一名伤员腿被炮弹炸伤，流血过多，并且伤口已经严重感染，性命危在旦夕。但是这名战士清醒的时候仍鼓励医护人员：没关系，万一我光荣了，就把我装进“喀秋莎”炮弹箱里埋了，正合适。

这些志愿军战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乐观主义态度极大地感动着李天助他们，更激励着他们以忘我的精神为伤员服务。手术队的全体同志在李天助带领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抢救伤病员。为尽可能缓解伤病员的痛苦，李天助发挥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野战医院的特点，开发出了医疗新技术，如组织疗法、封闭疗法和睡眠疗法等在治疗中得到推广。李天助在救助实践中发现：在灼热神经治疗中，采用手术疗法和组织疗法相结合，效果更满意。

在半年的救助服务期，李天助和战友们一起蜗居在狭窄的帐篷中，每天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地诊治、手术，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伴着烛光读一读家书，以解相思之苦。他总是报喜不报忧，告诉家人这里一切平安，让家人不要惦记。手术队的工作很快结束，李天助带头提出要求继续延长服务时间，但是因组织早有安排，没有如偿所愿。这次战地服务，李天助以其出色的表现荣立了二等功。

在抗美援朝的后方医院，由于每天都需要做多例外科手术，李天助的外科医疗平水得到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骨科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52年2月，一回到杭州，李天助就受命参与了浙医二院骨科的组建工作，同时身兼浙江医学院骨科教授，浙医二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等职。那段时间，人到中年的李天助，可以说是到达了他人生的鼎盛时期。教学、坐诊、手术、社会活动，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各项事业硕果累累。

作为一名骨科教授，李天助非常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及自身学习能力的提高。比如在讲解相关疾病时，他先让学生列举自己亲属所患该病的经历，再根据学生的叙述对这一疾病的生理基础、病理改变进行总结和归纳，让学生感觉到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可以去解决一些问题，从而在心中燃起学习的热情。同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战地医院的丰富经历和众多鲜活的例子，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让学生带着问题根据自己学过的知识积极思考，从而优化了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培育了一批批新中国自己的优秀骨科医生。

在浙医二院骨科门诊看病时，每天的病人都是排得满满的，甚至有些病人从外地慕名而来。由于病人多，他常常不能按时下班，不管多晚总要到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再回家。不坐诊时，遇到病人找上门询问病情，李天助总是热情接待，并且从不计报酬。他的病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官员，有手握小权的职员，有工厂工人，也有村里的农民，不论职位高低，他都一视同仁。当时有很多工人和农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理解能力差，对于这些病人，他往往给予更多的关心，他总是反复解释，耐心安抚。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一切物资都实行配给制。每个月妻子贺绣君看着可怜巴巴的几张肉票、油票、豆腐票，总是不免唠叨让他去那些老病人的店里购买一些额外的食品，给正在发育的孩子们增加些营养。但是，他始终不为所动，要求孩子们和弄堂里其他孩子一样大清早去排队抢购食物。

自从解放的那天，李天助在街道上看到秩序井然的人民军队，就已经对这支朴素而充满正义的队伍满怀了敬意和好奇。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又给他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感受，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心里逐渐萌发了对党的热爱和追求。回国后，李天助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当时民主党派非常需要像李天助这样有抱负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加入。经过思想动员，1952年9月，在当时民进杭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陈礼节、王历耕的介绍下，他申请加入了民进。自那时起，李天助便积极主动承担起党派内的许多工作。联系同志、积极发展会员、组织建设等，他从不推诿。1954年，李天助任民进杭州市委会组织处副主任（兼职）后，他更是充分发挥了一名民主党派人士在会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954年，李天助被推选为杭州市政协委员，多次代表民主党派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李天助平时十分关注民生，曾就道路修缮、贫困生求学、药品规格、民众生活配给等问题，在历届政协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提案。例如：由于放射线设备等原因，杭州市政府当时决定将肿瘤医院设在半山。但是半山远离市区，照顾病人的家属生活十分不便，既不能留宿医院，往返又费时费力。看到这一问题，李天助建议在半山肿瘤医院附近增设旅馆、食堂等，为病人家属提供方便。又如：觉察到来医院就医的病人中，不少是因为连续工作而造成的疲劳性职业病，李天助建议继续大力推行广播操、太极拳。他特别强调要在工厂、机关大力推广工间操，让大家在工作间隙通过短时间的合理运动来恢复活力，增强体质。这一提案被迅速采纳，并得到杭州市体委的反馈，表示将大力改进在开展广播操和太极拳活动中出现的不平衡、不持久等问题，共同使卫生工作和体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为党的体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了曲折和失误。这段时间里，“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等一次次冲击着知识分子的心灵，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当时，中国几亿干部群众轰轰烈烈投入了一场场全国性的运动。作为中国千千万万家庭中的一分子，李天助一家也在这个时代中不可避免地被影响、冲击着，扮演着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

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1957年，中国各行各业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夏天。那个夏天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使得无数个家庭在风雨中飘零……在这场运动中，同为民进会员的李天助妻子贺绣君受到了冲击。贺绣君女士当时是浙医一院的护理部主任，兼杭州市护理协会会长。她性格开朗，业务娴熟，被单位推选为先进代表在杭州市人大会议上发言。第一次上人民大会堂发言，贺绣君紧张、激动，彻夜一遍遍修改稿子，还请单位领导再三过目。会上，她如实向组织反映了医疗界的问题，真诚地提出建议和意见，中肯的态度得到与会人员的称赞。但是会后形势急转直下，刚刚为了自己能够为改善医护人员的生存状态做出点贡献而激动的贺绣君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下放到浙江黄岩劳动改造。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贺绣君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她开始辩解、抗争。可是那个年代一旦被戴上政治高帽，一切辩解只有加重罪行。李天助看到委屈受冤的妻子，心中凄苦难当，但是为了组织纪律，为了家庭和孩子，他承受住各种压力，再三开解妻子，为了给予妻子生活的希望，他殚心竭虑。当时，家中正值二女儿初中毕业升高中、长子考大学，受母亲影响，结果他们都只能辍学在家。儿子去农村教书，15岁的女儿被安排到农村割稻。一年后，政策稍宽松一些，他们才得以回城继续读书。妻子在黄岩一呆就是两年多，生活上失去依靠的李天助，政治待遇也受到影响，但是他毫无怨言，从没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依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转眼到了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量的在校青年到农村去务农。这时，除了大女儿已经从北大毕业，留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大儿子和二女儿大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浙江偏远地区锻炼改造，小女儿、小儿子失学在家。尤其是小女儿从小体弱多病，肝脾肿大，初中毕业后一直留在家中，“文革”开始后，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受家庭成分影响的她毅然投身到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去了富阳农村插队落户。就连最小的儿子，在1969年1月杭州市第一批学生下乡时，也去了建德农村。虽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李天助一家始终是和睦相亲的，他们夫妻恩爱，老人安康，子女孝顺，即便是后来孩子们各奔东西，这个家始终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由于岳父离世较早，岳母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岳母还有一个妹妹也跟随着姐姐与他们住在一起直到终老。李天助自己的父母还没来得及享受天伦就离开了人世，他特别遗憾没能尽孝。父亲有一句话，他始终牢记在心中：百善孝为先。因此，在对待家中的老人上，李天助从来没有二话，敬爱有加。而且时时处处教导孩子们，要懂得孝顺长辈。两位老人在他们家安享晚年，生前逢人便夸：“我有一个好女婿啊！”困难时期，整个社会物资匮乏，李天助家中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五个正值生长期的孩子，妻子又远在农村，他是既当爹又当妈，精打细算，盘算着过日子。遇到家里有点好吃的，他总是先想着老人，然后才考虑到孩子。孩子们也懂事，互相谦让，学习生活从不让他操心。

李天助的不少病人出于对他的感激，看到他家人口多，想给他些照顾，都被他一一谢绝了。每逢过年过节，他家的孩子与弄堂里的孩子一样，要凌晨就起床排队，购买豆腐、蔬菜等分配供应的物资。一个采购员好不容易找到些紧缺物资，想送点给李天助，拉着他的手，真诚地说：“李教授，你就收下这点东西吧，这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可是在你们家能派上大用场啊。”可是李天助还是摇头：“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我相信别人能过，我也能过。再说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一定会好起来的。”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从小就养成廉洁自律的品行，直至成人、成家，这种家风、品德伴随了他们一生，甚至作为家训代代相传。

妻子下放的那两年，李天助从没一点埋怨，心中一直非常惦记着她，经常写信嘘寒问暖，在思想生活上给予百般关爱。他还鼓励孩子们多给妈妈写信，让妻子安心劳动改造，争取早日归来。小女儿体弱，常常生病，李天助没少操心。儿女响应国家政策，到山区、农村扎根，李天助虽然心中万般不舍，但还是支持孩子们的选择，一个个送离了身边。每次写信，他总要千叮咛万嘱咐，平时又捎东西又寄药。慈父的拳拳之心让孩子们备感温暖，即使身处山区，生活环境艰苦，他们总是非常体谅父母的心情，报喜不报忧，尽量不增添父母的负担。

1965年6月26日，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李天助带领20多名医务人员送医下乡支持农村建设，来到当时的永康县溪岸人民公社落户。

当满山的杜鹃花落尽，浙江中部的丘陵山区陆续进入了梅雨季节。在一个潮湿、闷热的午后，李天助来到了永康溪岸，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情欢迎。溪岸地处山区，缺医少药，许多村民的病都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些小病一拖再拖就成了大病，最终造成生命之危。有一个住在较为偏远村落里的赵姓妇女，平时经常腹痛却没有引起注意，每天照常下地干活。有一天，她腹痛难忍，在田地里打起滚来，家人和邻居这才着了慌。打听到李天助他们正在公社里行医治病，急忙连夜抬着病人，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赶到公社。此时，病人已经失去了知觉，尽管李天助他们尽全力抢救，但是，阑尾已经化脓穿孔，同时引发了并发症，她再没有醒过来。这件事情给李天助的打击很大，更加坚定了他为穷苦百姓服务，为民众健康献身的志向。面对40多个公社众多农民兄弟姐妹的病苦，为了使更多的乡民得到治疗，李天助将医务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利用公社现有的条件，开设简易门诊和手术室，及时为前来求诊的乡民治疗；一路行走在公社的各个山坳、村落，随时给大家提供帮助，如有必要，就地取材，展开手术。

山村有位李大爷，他的儿子自幼得了小儿麻痹症，别说农活指望不上他，平时行动都得靠李大爷帮助。李天助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主动上门探望。经过会诊，发现小李的病情比想象中的要乐观。于是，他们及时给他做了矫正手术，并且制订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每天有人上门帮助他进行康复练习。经过一段时间不间断的治疗，大爷的儿子已经可以依靠拐杖站立，并缓慢行走。看到得病多年，几乎丧失行动能力的儿子又可以行走了，李大爷老泪纵横，拉着李天助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李医生，到我们家坐坐吧。”“李医生，喝口水。这是我今天专门到山上接的山泉，很甜的。”“李医生，歇会儿，我给你扇扇，看你热得满头是汗”……这些都是李天助经常听到的最普通的乡音，憨厚的村民们用这些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他们最真诚的谢意。正是这些淳朴给了李天助他们最有力的支撑。

为了体现他们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决心，李天助和其他医护人员与社员们吃住在一起，在行医的间隙，还经常与公社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他们头顶烈日，与农民们一起插秧、除草、施肥，在艰苦的劳动中锻炼意志。尽管环境艰苦，生活俭朴，但李天助和他的同事们以苦作乐，充分发挥集体的才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共完成1000多例大小手术，矫正了52名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病人，在当地传为佳话。

1966年8月30日，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民进杭州市委会，先是砸掉机关的牌子，然后占领办公楼，勒令交出印章，停止一切活动。市委会的领导人被关进“牛棚”，年逾60岁的民进杭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礼节同志，被打断多根肋骨。机关一般干部则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以改造思想。自此，民进组织停止活动。李天助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抄家、批斗、挂牌、请罪，不仅不让他看病，而且罚他每天站在医院门口，低头认罪，其余的时间也只能在骨科的石膏室干点粗活。

1967年7月，李天助他们被关进了“牛棚”，开始了劳动改造加批斗的日子，除了精神上遭受摧残，还得每天拉土、推车，干重体力活。面对这样的待遇，李天助始终乐观、自信。为了保护好身体，在“牛棚”里，他坚持做广播体操，尽管一天三餐送来的菜都是菜边皮，他也吃得很欢。每周一次改善伙食，虽然只是加点肉骨头，他却倍加珍惜，不浪费一点，甚至把别人已经丢弃的上面已经没有一点肉星的骨头，也拿来大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时时告诫自己要苦中作乐。有一次，他竟跟着电视里传来的北京国庆游行的队伍画面一起，高呼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在房间里踏步。他的这份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信念的虔诚和忠心，连看管他们的工宣队都很不理解。

不仅如此，李天助还经常在信中劝慰妻子和儿女，鼓励他们坚强，要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尽管身处逆境，他对党的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没有动摇过。李天助始终记得刚解放的时候，省委领导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需要你们，新中国需要你们，我们的社会建设更需要你们。”李天助更记得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些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英勇战士。他不相信这么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党，一个由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年轻国家会任由着“造反派”胡作非为。在那么困苦的岁月里，李天助依然坚守信念。在他过世后少数留存的遗物中，有一幅画家吴山明赠送给他的“梅花”画作，图中朵朵红梅傲雪迎霜，那正是李老高洁、坚强、谦逊品格的写照。

1976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十年浩劫结束，中华民族像是从一场噩梦中刚刚醒来，百废待兴。李天助的一家也迎来了团聚的日子。李天助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子女们陆续分配、调动工作，一桩桩喜事接踵而至，让李天助重新焕发出年轻的活力。虽然早已过退休年龄，但李天助再也坐不住了。整个社会百废待兴，民进、医院的工作等都在慢慢恢复，多少事情还等着自己去做啊。

1978年10月1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的牌子又被重新挂起来了，它标志着民进杭州市委会的新生，标志着民进重建工作的正式开始。许多会员动情地说：“十多年音讯断绝，现在我们又回家啦！”李天助也是热泪盈眶，为了民进，他曾倾注了多少精力和心血，现在民进刚刚恢复工作，事多人少。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介绍民进的光荣历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年近古稀的李天助，精神焕发，老当益壮，工作劲头丝毫不逊于当年。他当时还在浙医二院担负医院行政管理和医疗业务工作。在医学界，李天助不仅是一位骨科学教授，而且是浙江省著名的骨科专家，他治学严谨，医术高超，医德医风高尚，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医学界老前辈，但他从不以专家自居。恢复工作后，他像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早地来到医院做好准备工作，迎接病人的到来。他对病人可以说有求必应，总是耐心聆听他们的诉求，替他们排忧解难，解疑释惑。几十年来，得到过他医治的病人数不胜数，有口皆碑。由于他的突出贡献，1992 年10 月， 李天助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四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应当是安享暮年、静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但是，李天助却不这么想。十年浩劫耽误了太多时间，好不容易有机会，能为党尽一份力，他甘之如饴。而且，一个多年未曾实现的愿望，这时又开始悄悄萌芽，拱得他心头发热。1983年，李天助心肌梗塞住院，重病在床期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邓小平文选》。他以颤抖的手执笔写长信宣传统战工作，并紧握着前来看望他的同志的手，念念不忘地讲统战、讲民进。同时，他心里始终惦记的是他三十年来对党始终不变的情怀，在病床上，他饱含深情重新向党倾诉了自己几十年对党的景仰和追求，渴望党组织能重新考虑他的入党请求。

1987年1月，年近八旬的李天助终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宿愿。然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是一位有着36年会龄的民进老会员了，他在统一战线的大家庭里，为党的统一战线，为民进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对此，他乐呵呵地说：“我是一位老民进会员，新党员。”从此，李天助更是一刻不忘党员的职责，不仅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中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还不时教导孩子、孙子，要理解党的政策，听从党的领导。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些年轻人不明真相，参与到这场风波中。79岁高龄的李天助，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站稳立场，一方面与党员干部一起，艰苦细致地做周围同志的思想工作。看到政治上冲动的年轻人，他耐心劝说他们要看清形势，相信党，相信组织，尽早回归。

开展好民进工作，为党的事业多尽一份力，不管是入党前，还是入党后，李天助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发展新会员，多年来，李天助的足迹跑遍宁波、温州、金华、绍兴等地。他的思想作风深为群众所感动，有一位同志说像李老这样的热情细致的思想工作真是做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曾任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的丁德云当时对加入民进尚有顾虑，李天助得知他的想法，就将民进中央一次表彰先进的会议材料带给他看，并向他介绍：民进中有不少像霍懋征这样的特级、高级教师，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被学生打骂得满地爬的都有，但是“文革”结束恢复教育以后，这些老师并无怨气，立即投入工作，照样坚持上课，满腔热情关心学生，对困难或问题学生进行家访帮助，做了很多工作，使得学校的秩序很快走上正轨等等。这些典型事迹，使丁德云对民进有了初步的认识。李天助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丁德云了解到民进组织中有着这么一批忧国忧民的精英分子，谦虚谨慎，互相关心，丁德云深切感受到了这个组织的温暖。1980年丁德云加入了民进，成为民进的一分子，并进而成为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骨干中坚力量。（丁德云后曾任民进中央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常委，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三、四、五届副主委，第六届主委，第七届名誉主委，政协浙江省第五、六、七、八届副主席。）

“我的入会介绍人是李天助先生和杨松森先生，批准入会的时间是1983年11月1日。我后来知道，我是浙江民进的第1001个会员。”说这句话时，著名史前史学家、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毛昭晰显得非常自豪。回想当年入会时的情景，他有些感慨。“我当时并不想参加民主党派。一方面，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我对民主党派的情况也不太了解。”虽然不是民进会员，但是毛昭晰和李天助的关系一直很好。“之前我的声乐老师和钢琴老师，都和李天助先生相识，我也一直尊称他李伯伯，他对我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文革’期间，李天助先生被批斗时，有的人对他避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而我一直对他很好，因此我们的关系非常亲近。”正因为这层关系，李天助因为心肌梗塞住院时，一定要毛昭晰去看望他。在病床前，整整两个小时，李天助先生握着他的手不放开，希望他能够参加民进这个组织。看着病床上李天助执着的眼神，毛昭晰深深地感动了，他委婉地说：“李伯伯，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吧。”正是因为浙江民进同志的热情和诚恳，毛昭晰开始慎重而认真去了解这个党派，“在如此优秀的组织和杰出的民进会员的感召下，最终我做出了加入民进的决定。”（毛昭晰曾任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后增补为常委，第八、九届常委；民进浙江省委员会第二、三届副主委，第四、五届主委，第六、七届名誉主委；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是1989年加入民进的。对于加入民进，我有一个比较长的认识过程。”曾任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杨明志回忆说，最初和民进接触，是在1988年1月政协浙江省六届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当时的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李天助同志。“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会后，李老就开始不断地给我写信。在信中，李老向我讲述民进光荣的会史，介绍民进的先辈，宣传统战理论，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工作等等，并一再地邀请我加入民进，其言辞之恳切让我为之动容。更令我感动的是，将近80岁高龄的李老先后两次到绍兴约我当面交谈。”在得知杨明志的爱人不是很支持的情况后，李天助在约杨明志谈话的同时，省委会还专门安排一名女干部到他家里做他爱人的工作，可以说是“左右开弓”。随着对民进、对党派工作认识的逐步深入，李天助亲自担任他的介绍人，杨明志最终加入了民进，后成长为民进绍兴市第二、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绍兴民进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李天助的努力工作下，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民进，一批新的地方组织建立起来。浙江民进事业兴旺发达，这其中与李天助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自1951年民进在浙江省建立组织后，民进的代表人物和广大成员即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文革”结束后民进组织恢复活动，李天助一方面加强学习，努力向党组织靠拢，另一方面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与其他民进会员一起实事求是地就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李天助曾历任杭州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民进杭州市理事会理事、市委会委员，民进省委会副主委等职。1985年，在省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针对科学知识、法律知识十分匮乏的社会现状，李天助等人迫切要求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扫除文盲的同时，扫除科盲和法盲。

20世纪90年代，已经80岁高龄的李天助还兼任着省运动医学学会会长一职。1990年11月9日，民进省委会与《民主》杂志社联合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问题开展专题研讨活动。李天助与全国政协委员、省卫生厅原厅长陈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医科大学名誉校长王季午，省妇女保健院原院长刘天香，浙医一院原院长杨松森，浙医二院院长吴金民，省肿瘤医院原院长李挺宜等一起参加研讨。研讨会分析了目前在医学界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后，提出健全机制，加强管理，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行为等建议，希望国家卫生部门要重视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遏制歪风，增强职业道德，提高医德，端正医风。

李天助多年来积极参政议政，不顾年老体衰，不遗余力地去调查研究，对我省的大政方针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关心民进的自身建设，举荐人才，甘当伯乐；他关心民众的疾苦，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带领民进医疗队进行医卫咨询服务活动。他为浙江民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5年9月10日至18日，李天助参与了民进省委会医委会在文成县就当地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进行的调研，针对当地经济落后，发病率高，医生奇缺，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的的现状，提出：（1）各级政府要制订贫困地区发展卫生事业的特殊优惠政策；（2）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卫生事业；（3）要把医疗扶贫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李天助同志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引我走上一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知识分子只有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一直没有动摇过，我参加民进，热心于民进工作也是受这一信念支配。现在，我们要更加坚定共产党领导的信念，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做共产党的诤友、战友，为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而奋斗到底。”这就是一位在新旧社会各生活了一半时间的老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是他获得一切成功的力量源泉。

李天助先生年表

1911年 2月,出生于浙江金华。

1916年就读于金华县立小学。

1922年 8月,就读于金华县立阜长商业中学。

1925年 7月,在金华福音医院护士职业学校护士专业学习。

1928年 8月,杭州蕙兰中学校医室任学校护士。

1929年 7月,南京军政部第二陆军医院任中尉军医。

1930年 8月,就读于上海东南医学院。

1935年 7月,在芜湖弋矶山医院先后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住院医师。

1937年安徽戈矶山医院任外科医师。12月,在长沙加入缉私总队总医院,先后任军政部第一陆军医院中校军医、上校院长。

1942年 2月,随新38师远赴印度、缅甸对日作战。6月,到贵州湄潭县探望妻子,帮助浙江大学师生治疗疾病。9月,在重庆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外科主任医师。

1943年 7月,在遵义任浙江大学医务组主任。

194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筹备组成员。任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浙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外科主治医师。

1947年 10月,揭露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烈士被害事实真相。

1951年 6月,带领抗美援朝医疗大队第二手术队赴华东军区第十五野战医院,荣立二等功。

1952年 2月,参与组建浙医二院骨科,任浙江医学院骨科教授,浙医二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9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4年任民进杭州市委会组织处副主任(兼职)。5月,任民进杭州市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56年 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58年 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1961年 10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1965年 6月,带领20多名医务人员到永康县溪岸人民公社送医下乡。

1980年 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81年 5月,增补为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增补为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当选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 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7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当选民进全国代表会议特邀代表。

1988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6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委员。

1992年 8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委员。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7年 3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