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10日，杨松森先生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87岁。按照他生前立下的遗嘱，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这位国内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浙江省泌尿外科的主要奠基人，民进浙江省委会领导人，在简朴和平静中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杨松森曾先后担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院长，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二、三、四届副主委，政协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他的一生，和他的名字一样，犹如一棵充满了无限生命力的长青松树，始终以坚定的志向、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并且以自身正直、敬业、谦和、淡泊的优秀品行，感召、引领、团结、提携后辈，为祖国医卫事业和浙江民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真可谓“胸怀松之魄，乐育百木森”。

辗转成长 求学贵医初成材

杨松森祖籍山东，当年曾祖父由山东迁入江苏扬州，后又迁居地处江苏南部的金坛县。金坛县地方虽小，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南朝齐梁间的著名医学家陶弘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储光羲、新乐府运动的先导戴叔伦、清代朴学宗师段玉裁、现代数学家华罗庚等，都是金坛县人。

刚到金坛时，曾祖父以教书为生，曾祖母替人缝补衣服，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钱陆续购买了200多亩土地。祖父去世后，杨松森的父亲杨绍卿分到了100余亩土地的遗产。1916年12月3日，杨松森出生于位于县前街三思桥的杨家老屋。依靠祖传土地的租金，一家子的生活本该和乐富足，衣食无忧。但是，由于父亲杨绍卿成家后并未出去工作谋生，长期赋闲在家，染上了赌博和吸鸦片的恶习，花销巨大。杨松森是家中的老大，此后又有二弟杨松林、三弟杨松年、四弟杨松元先后出生。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生活负担日重，全靠母亲庄淑珍勤勉劳作、勤俭持家，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

少年的杨松森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1925年6月至1930年6月在金坛县立一小读小学，因贪玩成绩不良，差点未能正常毕业。升入金坛县中读初一时，因为损坏学校课桌被退学，只好跟随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工作的小姑父储瑞棠去了南京，考入私立钟南中学，直到高中二年级因患伤寒休学半年，后又借读于私立上海中学。半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吴淞、上海。年少的杨松森回金坛暂避战乱两个月后，于1937年10月随小姑父一家逃难到汉口；武汉很快也沦陷了，又随着大批难民逃往贵阳，入读国立三中。这一年，杨家几兄弟因战乱各自离散。老二杨松林逃难到湖南，后考入贵州大定县的空军发动机厂附设机械学校，抗战胜利后随厂迁往台湾。老三杨松年随全家逃难到重庆，后返回金坛，在中学任教。

所幸的是，在家境的渐趋衰落和辗转颠沛的成长过程中，杨松森在身为金陵大学教师的小姑父储瑞棠引导下，始终没有中止学业，每到一地便想方设法进入当地的学校学习，这为这个顽皮少年今后走上医学道路预留了发展空间。

抗战初期，日机狂轰滥炸，南京、武汉、长沙相继沦陷，华北、华东及中南一带的难民和机关学校纷纷向西南转移，南京中央医院（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现湖南医科大学）等一批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也被迫辗转迁入地处偏僻、易守难攻的贵阳。西南是战略后方，当时贵阳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十分简陋，医药人才严重缺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贵阳组建“国立贵阳医学院”，派协和医学院的李宗恩教授任院长，收容各省流亡到贵阳的各医校学生就读，同时也为西南地区奠定医学教育基础。有史料记载：“民国廿六年抗战军兴……有鉴于医药人才之缺乏，为谋战时急切之需，并树立西南之医学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乃有设立贵阳医学院之议。”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系当时全国仅有的9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当时，杨松森在国立贵阳三中的高三学习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对于高中毕业后的去向尚无清晰的目标。南京中央医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的迁入，贵阳医学院的成立，这在当时的贵阳引起了轰动。新成立的贵阳医学院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设立招生处，广泛招募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流亡失学的医学院学生。“追求知识，科学救国”“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梦想瞬间照亮了处于迷茫期的青年杨松森的世界。5月，杨松森幸运地成为贵阳医学院首届医科的一名本科学生。

初创时期的贵阳医学院云集了大批当时国内医药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创始人李宗恩院长是伦敦大学博士、北平协和医院教授，还有全国知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朱章庚、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外科专家沈克非、内科专家张孝骞、内科血液病专家杨济时、内科传染病学专家王季午、病理学专家侯宝璋等等，可谓群英荟萃，熠熠生辉。依靠强大的师资支撑，贵阳医学院的教学体制仿效美国，并受到英国医学教育的影响，在教学计划、教材使用、教学方式方法及教学规章制度方面，大部分沿用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经验，形成了教学内容严密规范、注重启发式教学、强调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和强化实训的科学化的教学体系。特别是各位专家、教授不但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教学上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形成了严谨治学、严格训练、艰苦俭朴、对病人认真负责的优良作风，使学生在业务上和医德上都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松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启了他的医学生涯。那时，按照老师的要求，做生理学实验时，对实验动物要像对待病人一样，注射药品和剂量要精确核对，描绘的记录图像要精确，否则重做，实验报告不合要求即令重写。实习时学生写好病历，由指导教授当面认真批阅，字迹潦草、词句不通顺、询问病史或体检不系统不全面等不符要求的病历，都必须改正、重写。六年级时，杨松森到中央医院实习。毕业实习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实习生实行24小时值班制，哪怕是对那些半夜、凌晨入住的病人，也必须在每天早上8点主治医师查房前完整地写好所有病人的病历，并完成三大常规化验。

贵阳医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一定不会忘记全体毕业生统一着黑色中山装进行毕业宣誓这动人的一幕。年轻的学生即将走出校门，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在毕业典礼上面对师长庄严宣誓：“余本至诚宣誓，自兹为始，愿在医界服务，敦励职业道德，慈济为怀，不炫名利，恪遵国法，勤求真理，效忠民族，造福人类，倘有背誓行为，愿受处分及社会制裁，谨誓。”

1944年6月，杨松森在庄严的宣誓声中毕业。六年严格的医学学习和训练，使他逐渐养成了对病人高度负责的专业态度和求精求实的做事习惯。在此后的医学生涯中，他将这种优良作风认真贯彻落实到了每一项工作和带教学生的过程中。

大学时代虽然生活艰苦、学业繁重，但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学生们组建了歌咏队、话剧队、国剧队、篮球队、足球队等各类社团。杨松森独爱篮球，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一有空就奔跑在篮球场上，练就了灵活的身姿和优良的体能。

那个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爆发、艰苦战斗直到临近胜利的重要时期，全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如火如荼。尽管贵阳地势偏僻，但处于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年代，同样激荡着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洪流。1938年开学不久，学院便爆发了不满国民党反动教育当局的学生罢课风潮。8月，学院即成立了地下党组织，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对此，杨松森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对进步书籍、进步分子也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日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分析，主要是从小接受了“不问政治为清高”、“少管闲事多读书”的封建思想观念，认为只要学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过问政治。他也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对之十分痛恨，但由于受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局限，患得患失，随遇而安，缺乏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因此，在贵阳医学院长达六年的大学生活中，杨松森在自己的政治履历中留下了空白，这使他日后回想起来多少感到一些遗憾。

唯一与政治有关的事件，成了杨松森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的航空委员会为招揽优秀学生，到各医学院设立奖学金，凡成绩优良者都可申请，规定获得者必须到其所属医疗单位服务一至两年。四年级时，由于家庭无力资助，经济十分困难，生活费常常没有着落，杨松森和班里的6个同学一起申请领取了这个奖学金。所以，1944年2月，当他在贵阳的中央医院实习到第五个月时，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到航空委员会报到，否则不予毕业。报到后他被派往广西桂林空军第十总站医务课作代理课员。不久，站内的政治指导室要求他填写国民党入党表格，并说明凡在军事机关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因为在校期间就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杨松森多次拒绝，但按照惯例，政治指导室还是给每个人发了一纸党证。杨松森虽无奈接受，但拒绝参加任何活动与会议。这件事在1957年被作为对杨松森进行政治审查的主要内容，幸有几个同学证明他在校期间不过问政治，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最后作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免于罪责。1969年，杨松森的政历问题被重新立案审查。1982年10月，浙医一院党委对杨松森的政历问题作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立足浙医 深耕杏林结硕果

在空军第十总站工作的一年里，除了整天跟红汞碘酒打交道，没有其他事可做，杨松森度日如年，迫切希望尽快逃离这里，调入正规的医院工作，但迫于军纪，工作仍不敢有丝毫差池。终于熬到了一年征调期满，他坚决拒绝了去成都军医训练班的安排，直接返回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担任助理住院医师，兼任医学院助教。

1945年至1946年在母校附属医院工作的日子，对杨松森来说，是充实而愉快的。亦教亦学的身份，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当时附属医院的条件十分简陋，但由于各科都由当时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执掌，就医疗水平来说，凡国内能解决的问题，这里都可以基本解决。杨松森在工作中虚心向内科的杨济时、王季午，外科的杨静波、周裕德、朱懋根等知名专家请教，业务上取得了快速进步。

那时抗战已经胜利，屈指算来，杨松森离开家乡也有八九年了。贵阳毕竟路途遥远，父母、兄弟已经多年未见，他们多次托人带信来要他回家乡工作。虽然他在附属医院工作如鱼得水，但仍挡不住思归心切，于1946年7月返回老家江苏。

但是，当时江苏位于城市的各大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杨松森四处托人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11月，幸有在上海市卫生局工作的堂姐夫陈先逵的帮忙介绍，进入了上海第四医院工作，担任外科医师。上海生活条件虽好，但工作氛围和贵阳截然不同，同事中讲排场、重享受的“小资”思想浓厚，没有多少读书研究、追求上进的氛围，且许多资深的医师是兼职的，对带教年轻医师没有太多的责任心。这让杨松森很不适应，对前途感到渺茫。他担心这样干下去，业务上一无所获；青年时学不好，无一技之长，将来社会上恐无立足之地。在此期间，他有个最要好的同事叫钱学文，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弟弟。两个年轻人同住一个宿舍，时常在一起讨论业务问题，也相互交流对事业、前途的看法。钱学文后来留学去了美国。

贵阳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敬业严谨、求实求精的院风在杨松森心里打下了深刻烙印。他一直认为，像贵医附属医院这样的教学医院才是自己发展事业、立足社会的理想单位。当时，老牌的大医院都已满员，他把目光转向了即将成立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浙大医院，也即后来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筹建时期的浙大医院各级医师十分紧缺，正在广揽人才。当年杨松森在贵医附属医院工作时的老师王季午先生受命担任浙大医学院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提出了创立七年制协和式医学院及一流水平的附属医院的宏伟目标。美好的事业蓝图和恩师的强大感召力，对杨松森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且，他考虑到，王先生从贵阳医学院带过来的一批中青年医疗骨干，不少就是他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使他备感亲切。杭州又靠近老家江苏，方便照顾家庭。凡此种种，浙大医院成为杨松森的不二选择。1946年底，他应聘到浙大医院，协助医院筹建开办事宜。1947年11月1日，浙大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浙大医院同时开院应诊。杨松森受聘担任外科住院总医师。

是年，杨松森31周岁。三十而立。经过一番辗转后，浙江成为他医学事业的新起点，此后，他把此生近一半的年华献给了浙大医院，和浙大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一步步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医学成就，达到了事业顶峰，同时也收获了爱情、建立了家庭，并将医学接力棒传给了下一代。

1947年11月浙大医院刚成立时，位于直大方伯巷（旧称头发巷），由田家园6号和9号的两幢旧宅改建而成，仅有3亩8分地，一幢作医院，楼下为门诊室，楼上为病房，另有一幢作为职工宿舍，总建筑面积约2770平方米，设病床65张。当时日门诊量仅为54人次。虽然条件简陋、业务量小，但医院的管理却颇为严格。杨松森在庆祝建院50周年的回忆文章里说，医院规定住院医师一律不结婚，住医院内，不告假不能外出，随叫随到。作为住院总医师，他具体负责安排手术、夜查房、急诊手术等工作。对于书写病历、查房、资料保管等程序，则与贵医附属医院的要求一样严格细致。初期比较轻松的工作和严格的管理，使杨松森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阅读专业书，积累业务知识。那时，多数职工吃住都在院内，工作之余，大家结伴游览西湖，或在傍晚时坐在宿舍楼旁的小巷里聊天，其乐融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和同样来自上海的护士长张德珊慢慢产生了感情，最终结成了终身伴侣。

1952年，浙江省立医学院和浙大医学院合并，改称浙江医学院，浙大医院随之改称为浙江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浙医一院，现也称浙大一院）。同年进行了院系调整，外科和牙科划归浙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前身为广济医院，简称浙医二院）。这一年，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王历耕教授在浙医二院创立了泌尿外科学组（附属于大外科系统），时为讲师的杨松森和王钟奇医师为住院医师。1953年，王历耕上调北京后，杨松森负责起了全部的教学、医疗和科研任务， 当时开设病床50 张。1957年，浙江医学院进行院系调整后，泌尿外科迁入浙医一院，独立成科，成为国内最早创建的泌尿外科之一。自创建之日起，浙医一院泌尿外科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和卓有成效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泌尿专科之一，是浙江省泌尿外科、男科界的龙头科室，是博士学位授予点，浙江省医学重点学科，浙江大学医学院重点学科。杨松森作为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对浙医一院泌尿外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1952年参与创建泌尿外科学组起，杨松森敏锐地预见到标本在医学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他开始收集制作泌尿外科标本。这一做就坚持了数十年，不断精选，更换积累，从走廊陈列逐步形成标本室，1996年起因医院拆建，部分标本移置当时的浙医大主楼地下室，占房总面积约140平方米，精选陈列标本1500余件，以及数千枚结石及尿路异物标本，其规模、数量和质量均为国内之最，1998年《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为此作了专门报道，在国内广有影响，深受全国同行推崇。已故我国泌尿外科著名专家顾六方教授曾经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国内绝无仅有，恐怕世界上也少有”。

1953年至1982年，在杨松森担任泌尿外科负责人的29年间，浙医一院泌尿外科除开展膀胱、肾、输尿管、前列腺等常规手术外，较早开始了膀胱全切、肾上腺手术等泌尿外科高难手术，多项手术开创全国之先。1953年，杨松森创造了杨氏组织种植管；1955年，在国内首先开展肾部分切除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附睾结核、睾丸鞘膜积液、睾丸肿瘤等疾病的诊治中，提出以透光试验、体检手感等鉴别积液与肿瘤的方法；1962年，开展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1963年，在国内最早采用膀胱壁瓣作女性尿道重建术，治疗尿道全切除患者，使患者能正常排尿。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浙医一院泌尿外科的科室人员仍然坚守临床第一线，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努力工作。1975年在国内首批成立了男性计划生育实验室。1976年在省内率先、国内较早开展了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挽救了受到死亡威胁的尿毒症患者。

在坚持不断创新、改进临床治疗技术的同时，杨松森潜心开展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急性肾功能衰竭是一种常见病，在上世纪70年代死亡率很高，唯一的抢救手段是做透析治疗。杨松森带领科室人员于1978年研制成功了自动腹膜透析机，获卫生部科技奖。1967年开始与宁波医院设备厂合作试制人工肾（血液透析机），“文革”期间一度停顿，于1979年研制成功“H-2型人工肾”，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与研制成功的“79型血泵”，同获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奖；还研制成功了“H-3型人工肾”，应用于临床取得较好效果。

在此期间，他主编了《泌尿外科学》《泌尿外科临床手册》《泌尿外科医护常规》等教材。1983年被卫生部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聘为《外科学》教材评审会委员，参加《外科学》第二版中测尿外科学的编审。他还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外科杂志》等国内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译文5篇，主编《实用泌尿外科学术学》等专著（部分与人合编）10部。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开阔视野，倡导建立各种平台，推动浙江省泌尿外科的发展。1963年、1964年，代表浙江省参加在沈阳、北京召开的全国泌尿外科学会会议；1982年、1985年、1989年，作为浙江省的代表之一参加分别在南京、成都、济南召开的全国第一、二、三届泌尿外科学术会议，并在1982年的全国第一届泌尿外科学术大会上当选中华泌尿外科分会常委，连任第二届常委直至1992年；1984年11月赴加拿大凯瑟林、汉弥尔顿等医院访问，参加人工肾接受仪式；1987年4月赴香港参加第二届亚洲地区应用环孢霉素研讨会。为搭建浙江省泌尿外科的学术交流平台，他于1982年倡导建立了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并任首届主任委员。他倡导的每月一次杭州地区泌尿外科学术活动，延续至今，成为团结全省泌尿外科医师的纽带，促进了浙江省泌尿外科的有序持续发展。

求精求实重开拓，深耕杏林结硕果。因业务优秀、贡献突出，杨松森于1978年8月晋升教授，1979年获浙江省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他30余年扎根泌尿外科，潜心钻研，大胆创新，体现了老一辈优秀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敬业精神以及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佩。这个当年在金坛一小因学业不良勉强才毕了业、在金坛县中又因损坏课桌而被退学的顽皮少年，最终成为国内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恐怕大大出乎了师长们和街坊邻里的意料。不得不说，当初国立贵阳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倡导的严谨学风、推行的严格管理，对学生的做人、做事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积极影响，对学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杨松森正是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力求将严谨求实的作风传承给年轻一代。

德高为范 春风化雨育良材

杨松森从1953年担任泌尿科负责人，到1981年任浙医一院副院长兼泌尿科主任，1982年至1984年任院长，无论是作为一个医生、学科带头人，还是作为科室主任、医院领导，他始终以敬业守职、潜心钻研、关爱病人、团结同志的精神品质，扮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影响和感染着浙医一院的同事们和年轻人。

他认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做一天医生，就要视病人为亲人，对病人高度负责，一切为了病人。早期因泌尿科人员少，他经常放弃休息日加班。为使手术后的重病人能得到及时处理，自己拿了被子睡在医师办公室，并对值班护士说，“有事就叫我”，第二天仍正常上班。他经常主动深入病房，不仅对病人的情况十分了解，而且还注意掌握病人的思想动态，耐心解释。有一例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对手术顾虑很大，坚决要求出院。杨松森拿着标本图谱，细心地给病人讲解，终于使其解除了顾虑，愉快地接受了手术。病人出院时非常感激，写道：“忆当时，愁眉苦脸进院来；而今天，笑逐颜开出院去。”有个病人手术后稍有肿痛，大发脾气，晚上在病房外乘凉时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杨松森始终耐心劝说，终于感动了病人，出院时病人主动来道歉，并说：“像杨主任这样好的医生，真是少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看到一些年老体弱、卧病不起的病人无人看望，杨松森总是提着水果、食品，如同自己的亲戚家人一般，给病人带去关心和温暖。有病人手术后没有路费回家，他就拿出钱让护士转交，并说不要告诉病人是他给的钱。为及时了解出院病人的恢复状况，他想出了以访问卡进行通信的方式，与病人经常保持联系，及时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同事们回忆，杨松森尽管在业务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始终保持谦虚好学的态度，注意博采众长，想方设法优化治疗方法。他经常提醒下级医师，不要不懂装懂，做事马马虎虎，有了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对病人的负责。他自己有空就跑到其他科室，去学习各科的诊治技术。前列腺病人手术时很痛苦，他跑去与动物外科医师商讨，研究出一套有效减轻病人痛苦的方法。他经常去骨科、胸腔科观摩手术，别人问他来意，他说，胸腔手术跟泌尿科也有关系，像肿瘤也可能转移到胸腔，所以要来学习学习。有一次，有位医师看到他在研究小孩幽门狭窄课题，就问他：“怎么这个你也在研究？”他回答：“我正在研究像这一类的病，究竟是保守疗法好，还是手术疗效大。”虽然是西医外科医生，但他对祖国的医药遗产——中医很重视，请中医来为尿毒症病人一起会诊，提高治疗效果。他还研制出用中药甘草粉代替蓖麻油的方法，以减轻病人灌肠时的痛苦，他说这样还能使病人排气顺畅，提高摄片的清晰度。

杨松森的好学在浙医一院是有名的。当年，为了及时掌握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他坚持每天一小时自学俄语，还翻译了5篇俄文医学论文。同科室的王钟奇医师在他的带动下也坚持自学俄语。1979年，杨松森已年过六旬，还报名参加了医院组织的日语晚班，使许多年轻人深受感动，大大激发了同事们的学习热情。他认为要接受新知识，开阔视野，学习先进，提高医疗质量，必须自觉坚持学习。所以，1982年他66周岁任浙医一院院长时，一上任就抓医院的图书馆建设。

担任泌尿科负责人的29年时间里，他时刻不忘自己的职责，以科室为家。平时外出或开会，总是把科室的事都交待清楚。连日在外脱产开会，早晚必去病房转转，或是抽时间打电话询问情况，作出指示。浙医一院泌尿科聚集了很多颇有名望的专家，他们的医术风格各异，各有各的个。杨松森定期组织科室同志开展业务学习，把兄弟院校寄给他的资料，装订成40厚册，存科室供大家参考，为青年医生学习业务创造了条件。他注意按照各人特点布置任务，把每个人的特长和优势发挥出来。他作风民主，讨论病例时让大家各抒己见，兼听众议，善于总结，尽可能让病人获得最佳的诊治方案。碰到个别同事思想上有消极情绪，即时交流并亲自去其宿舍谈心。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使同事们深感钦佩。1963年，他担任了浙江省节制生育技术指导组成员，还经常去郊区、下工厂，耐心细致地去做男性计划生育指导工作。

在1951年至1963年的12年间，杨松森先后8次被评为市级、院先进工作者，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978年又连续荣获院先进工作者称号。杨松森在回顾30年工作经历时，谦虚地说：“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荣誉，多次被评为院、校先进工作者，去年（1979年）还曾获得浙江省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科室也多次被评为先进科室，我只是在集体中起了螺丝钉的作用，荣誉应该属于集体。但是我认识到做一个螺丝钉的意义与作用，有了它，能够把许多分散的零件组织成可以运转的机器。”

好的教育，可以改变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杨松森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深有体会，也把它落实到对学生的带教过程中。杨松森不仅要求自己做到严谨治学，在管理科室、带教学生过程中也认真践行，务必使下属和学生形成优良的专业规范。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杨松森还担任浙大医学院的讲师。他秉承贵医的传统，对实习同学与医师的工作检查得很严，对他们所写的病历及化验单的粘贴次序等都亲自检查核对。有同学反映，在泌尿科（实习）获益最多，杨先生最肯教。还有同学反映，老师们不仅是业务上的老师，也是政治思想及劳动上的老师，特别是杨主任更加典范。对住院医师的培养，他有计划地订出学习进度，严格按计划执行，并经常在科室会议上进行检查。住院医师们也反映，这点在所有科主任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他建立了严格的科室制度，每次召开科室会议，自己提前到会议室等；向病历室借阅的示教片子，说好什么时候归还就什么时候归还，以免影响他人的工作，也带动了科室其他人员形成了良好的习惯。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十分注重年轻人的培养，积极做好传帮带工作。他对年轻后辈的悉心指导和无私提掖，在浙江医学界是有口皆碑的。1971年，他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接触，认为中青年医师陈昭典是泌尿科的一棵好苗子，肯学、肯干、会动脑子，就有意识地在工作中给他搭平台、压担子，把他推上了科副主任的岗位，成为他的副手。在杨松森手把手的传帮带下，陈昭典进步很快，也成为学科的年轻带头人，此后先后担任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浙大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和男科学专家。

杨松森有三个儿女，大女儿杨加珞、二儿子杨志刚、小女儿杨加玲都在医院工作。二儿子杨志刚在回忆起父亲和母亲时说，我们一家是医卫之家，父亲是浙江省泌尿外科的创始人之一，母亲张德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浙江护理界也很有名，参与了杭州市民医院、浙大医院手术室的创建。我们三兄妹先后通过大学医科毕业分配或招工的形式进入医院工作。父亲和母亲都是“工作狂”，他们认真负责严格的工作态度对我们兄妹的影响十分深刻。

在杨松森的总结、回忆材料中，曾多次反省检讨，认为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受地主家庭出身和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养成了“不过问政治、追求名利、爱虚荣、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特别是在他自己撰写的50年代初知识分子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活动认识材料、1965年下半年参加巡回医疗队的总结及向党交心的材料中，对此都进行了深刻剖析。我们现在很难对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行为表现作出评判，但从杨松森自己撰写的一些总结材料、同事们和儿女们对他的评价、回忆材料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平易近人、不辞劳苦、热爱生活的老一辈优秀知识分子形象。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杨松森能够放下身份，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为了集体乐意干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脏活累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52年起担任浙医一院院长的陈过教授在庆祝建院50周年的文章里回忆起当时各科负责人时，对杨松森印象深刻，特别提到：“（杨松森）当时正年富力壮，每次搞卫生运动，都爬得最高。”泌尿科的同事说，科室中各种大小事，像大扫除等工作，杨主任也是自己带头，亲自动手，一点没有架子。有时看到病房亮红灯，护士一时又忙不过来，就自己进去给病人拿便盆、喂饭。有一次茅厕堵塞了，他用手去疏通。动物房很脏，教研组没人搞卫生，他见科室里其他同志都忙着，就一人去打扫，全部包干下来。有个泌尿科早期的工友说：“我以前对病房工作不安心，现在看到杨主任也这样打扫厕所、倒便盆，我就没有话讲了。”他经常在病房中东看看西看看，角角落落都很注意，发现病房的浴室受潮，致使浴室旁边的储藏室东西发霉，及时叫木工开了通风窗；看到桌子凳子坏了，也及时通知木工修理。当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的时候，他利用休息时间在医院室外，甚至到郊外垃圾场去拍打苍蝇，带动了同事、病人都一起打苍蝇、“除四害”。

杨松森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是浙大医院篮球队骨干，还十分喜爱游泳，直到80岁出头才停止游泳。他说，锻炼身体也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祖国。他积极推动医院开展体育活动，每当他在运动场上时，很远的地方就可听到他那宏亮的喝彩声，很有感染力。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始终充满了干劲，为他一辈子献身医学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政为民 一枝一叶总关情

杨松森于1953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浙江省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委，政协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从一个在学生时代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青年，逐渐成长为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领导人，这中间经历了深刻的思想变化。

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51年4月，国内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时任杭州省立市民医院外科主任的王历耕教授由周建人、许广平作介绍人，参加了民进组织，并成为当年6月成立的民进杭州市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王历耕比杨松森年长16岁，早年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南京中央医院任主治医师。1935年，随南京中央医院赴贵阳，任中央医院泌尿科主任。虽然杨松森1943年到贵阳中央医院实习时，王历耕已经调任重庆陆军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但他对王历耕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对其高超的医术甚为敬仰。1952年，王历耕和杨松森创立了浙医二院泌尿外科学组。当时，王历耕正在积极筹建杭州民进组织。民进在浙江以教育、文化出版和医卫界为主要发展对象。他对杨松森的业务水平和个人品行颇为赏识，认为是民进组织十分需要的难得人才。他在与杨松森的接触中，经常有意识地向他介绍民进的宗旨、民主党派的使命和几位德高望重的民进创始人，激发了杨松森加入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1953年2月8日，杨松森在王历耕和陈礼节的介绍下加入了民进。

许多人加入民主党派的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某位党派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感召。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杨松森的另一位介绍人——陈礼节。他比杨松森年长10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从日本返回祖国，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200余万字的《传染病学》讲义。1945年8月，陈礼节受聘出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并负责附属医院工作。1948年夏回到杭州，任省立杭州医院（今浙江省中医院）院长兼浙江医学院教授。解放前夕，陈礼节借助自己的职位和声望，千方百计保护了大批医药用品，组织救治解放军伤病员。上世纪50年代初，他出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后任局长。陈礼节是杭州民进、浙江民进的创始人之一。同为浙江医学院的同事，杨松森对陈礼节的精湛医术和感人事迹并不陌生。从王历耕和陈礼节两位杭州民进的创始人身上，让他看到了民主党派成员优秀的业务素质和个人品德，见贤思齐，促使他决定加入民进组织。

1953年2月8日，杨松森正式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1957年，民进浙医一院支部成立，它的前身是浙江医学院支部附属一院小组，杨松森先后担任组长，支部副主任、主任。1981年12月，在民进浙江省二届二次全会上，杨松森被增补为省委会副主任委员。1984年10月、1988年7月，先后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委。

作为一个民进老会员，后来还担任民进省委会领导，杨松森对民进工作尽心尽职，倾注了大量心血。上个世纪50年代，杨松森到嘉兴指导农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嘉兴的几名医卫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民进，比如俞善吾，这为后来在湖州、嘉兴建立民进组织，打下了旗帜性人物的基础。当时，他的三弟杨松年已经从山东单县来到嘉善干窑镇做中学老师。中小学教师是民进的主要发展对象。杨松年对这位事业有成的大哥甚为敬佩，产生了加入民进组织的愿望。当时嘉善还没有民进组织，在杨松森的努力下，由省委会直接把杨松年发展为会员。在杨松森的影响下，他在嘉善县第二医院工作的外甥女及外甥女婿也加入了民进组织，为后来民进嘉善支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民进嘉善县委会原秘书长朱玉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一直跟杨松森保持书信联系。当回忆起杨先生时，她满怀感情地说，杨先生来嘉善时我跟他接触最多，可算是我最好的老师和亲密的挚友。在一次省民进培训班结束后，驱车去外地，在大巴车上，杨老特地坐到我身旁的位子上亲切地对我说：“玉琪同志，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是以服务社会为重任的，要做好党的诤友，要吸收优秀的知识分子入会，尤其是一些非党的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你的任务是协助做好县城的发展工作，将重心转移至魏塘镇（县政府所在地），以方便大家的联络。”这番话对朱玉琪做好党派工作是一种莫大的启发。时隔近30年，朱玉琪还清晰地记得，民进嘉善县委会成立前夕，她因布置会场骑车转弯时被另一自行车撞倒骨折住院，成立大会结束后，杨先生和其他几位领导来到病床前慰问，杨先生说：“大会全票通过了你当选(秘书长)，向你祝贺，希望你早点恢复健康，为民进工作，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朱玉琪说，“杨先生是一位热情、真诚、爽朗豁达、平易近人的老前辈，他一直教育我，要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他的品格、他对民进的热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57年民进浙医一院支部成立之初，原有会员10余人，“文革”期间，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会员人数逐步减少，至1979年恢复活动时，只留下5人，而且都已年逾花甲，队伍老化严重，亟待充实新鲜力量。杨松森十分重视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吸引优秀业务骨干加入民进。他经常向医院党委分管书记和党委办公室汇报组织发展情况，听取党委意见，积极争取医大党委统战部和民进省委会的支持。为尽快摆脱支部后继无人的困境，他联合陆琦、黄德瞻、李正之、王钟奇等老会员，分工负责联系一批骨干医生，物色优秀人才，在和年轻人交流业务、谈心的过程中，向他们介绍民进的历史和加入民主党派的意义。老专家们敬业、严谨、正直、谦和而又富有活力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爱戴。在杨松森的影响和带动下，1980年第三季度，浙医一院支部吸收了8名新会员，他们都是科室骨干，为民进组织及时补充了新鲜血液。当时，民主党派刚刚恢复活动后不久，普遍面临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困境，浙医一院支部能够做到一批发展8名新会员，确实成绩显著。1980年12月，杨松森以民进省委会委员、浙医一院支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2年第二季度，支部又吸收了8名新会员。至1982年底，支部已有21名会员，分布在外科、泌尿科、痔科、皮肤科、胸外科、放射科、药房等7个科室，绝大部分是业务骨干，其中主任医师4人，主治医师13人。从那时起，民进浙医一院支部一直是全院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力量最强的支部。在历任支部主任的带领下，民进浙医一院支部多次获得省级先进、全国先进的称号，强大的医卫力量也成为浙江民进的一大优势和特色。杨松森后来又在浙医一院亲自发展了项声壎（外科专家，后曾任民进省委会常委）等，而项是陈亚岗（后曾任浙医一院副院长，现任浙大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院长、民进省委会副主委）的入会介绍人。他还是民进浙江省第四、五届委员会主委毛昭晰的入会介绍人之一。1983年，身为无党派人士的杭州大学教授毛昭晰受命担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各民主党派争相做他的工作，想吸引他加入党派。杨松森与同为民进省委会副主委的李天助、吴畏同志等先后9次找他谈心，动员他加入民进，真诚的心意打动了毛昭晰。1983年11月1日，毛昭晰加入了民进，12月当选为省委会副主委；1988年6月，在民进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委。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杨松森还积极参与省委会在宁波等地建立地方组织的工作。

杨松森对民进饱含感情。退休之后，他以普通会员的身份，不顾年迈，积极参加支部活动。老会员戴述丝在述说支部历史的时候，感慨地回忆起杨主委的一件往事：有一次，支部在湖畔居活动，杨主委因为不知道乘坐几路公交车，就从自己家里出发一直走到六公园。他的家在叶家弄，距离六公园大约有2.5公里。当时是六月天，天气闷热，他走得精疲力竭，面色苍白，出了一身大汗，但他还是坚持走到目的地参加活动。杨主委的认真感动了支部的每个成员。

组织工作是事关民主党派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我们从杨松森身上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一批又一批的民进代表人物怀着对民进组织的深厚感情，以一腔热忱，以自身优秀的品德、学识，影响人、团结人，才有了民进组织枝繁叶茂的今天，才赋予民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

杨松森先后担任政协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认真履行党派领导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职责，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民进特色，积极撰写提案，先后提出了多个提案。如在1983年政协浙江省四届四次会议上，他牵头提出了“筹建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加强男性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在1988年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他牵头提出了“组织退休知识分子各尽其能，发挥余热，为人民服务”的提案。这一年，杨松森已经72岁。他四年前已从浙医一院院长岗位退下来，正是可以开始轻松享受生活的时候。但他感到，当时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量技术人才，而不少具有一技之长的专家退休后身体健康，完全有能力继续为“四化”建设服务。他呼吁有关部门发动组织、创造条件，鼓励退休知识分子发挥余热。他不仅撰写这方面的提案，并且以多次亲自带队深入山区开展医疗社会服务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主张。

1989年，他了解到当时有几家医院同时购置了体外震波碎石机，造成设备空置浪费，很是可惜。经过调研，他还了解到，有的医院为了节约成本，引进劣质产品或国外换代下来的淘汰产品。针对这一现象，他于当年的政协全会上牵头提交了“全省重要贵重医疗设备应该统一规划安排利用”的提案，建议省、市卫生厅局联合成立医疗发展研究小组和医疗仪器设备咨询小组，统一规划、集中购置，保证贵重医疗设备的最大效用。提案引起了省卫生厅的注意，加强了对医疗器械进口管理有关规定的实施监督。

1990年11月9日，杨松森应邀参加由民进省委会与民进中央《民主》杂志社组织的“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问题”专题研讨会。会上，他和当时与会的医卫界领导、专家分析了当时医学界出现的不正之风，提出了健全机制、加强管理、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行为等建议。他同样关注教育文化和社会民生问题。1987年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他牵头提出了“认真解决社科图书出版难的问题”、“制止社会非法出版物”的提案。1991年省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上，他提出了“严格控制洋烟、洋酒、高级化妆消费品进口”的提案。

作为医学界老前辈和民进省委会领导，杨松森经常自告奋勇带着民进的医疗队到浙西南的庆元、松阳、武义、遂昌等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1986年6月2日至13日，民进省委会受省政协委托，由杨松森带队组织17人的医疗队，赴庆元县进行医卫咨询服务活动。那时，他已经是70古稀之年。在长达10余天的下乡社会服务中，杨松森和民进会员们克服当地生活、医疗条件简陋的困难，坚持做到使群众“一满足、二满意”，凡群众要求看病的，竭尽全力加班加点予以满足，凡病人要求来就医的，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当时无法处理的，提出意见、建议或带回杭州解决，使求医者满意而归。1991年5月，杨松森带领民进医卫小组赴遂昌县中医院进行咨询服务，帮助该院建立皮肤科，健全妇产科，从培训医务人员到医院的行政管理都进行现场指导。民进省委会自1990年至1997年，先后派出13批医务人员赴遂昌进行医疗服务，高超的医术、优良的医风深受当地群众和医务人员的尊敬和欢迎。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要看病，找民进。”

1994年，已是77岁高龄的杨松森带着一支民进医疗队到当年粟裕将军带领工农红军浙南挺进师战斗过的遂昌县王村口游击根据地为革命老区人民服务。那时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一路有不少险峻的盘山公路。他们凌晨3点出发，舟车劳顿，渴了喝一口凉开水，饿了吃一点自备干粮，连续奔波17个小时，颠簸近400公里才到达目的地。过度劳累使杨松森的心脏隐隐作痛。尽管如此，他却只是嘱咐大家尽量休息，第二天自己很早就起身准备了。望着十里八乡闻讯而来的乡亲热切的目光，杨松森很快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当地医院领导怕他过于劳累而要限制挂号，他却说：“我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白天诊治病人，晚上还为当地医生培训，为老干部讲保健课。过度的劳累使他心脏病发作，脸色发紫，手都在颤抖。可他回杭后对家人只字不提。直到2003年故世，他的夫人才听说此事，不禁潸然泪下。但同为民进会员的她深深地懂得丈夫，只要是下乡医疗需要，他决不会说自己的困难，一定会争着去的。满腔热忱，情系民进；积极谏言，参政为民；呕心沥血，服务民生。这就是作为“民进人”的杨松森。

忠诚于党 劲节贞心励后生

和当时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1953年成为民进会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杨松森努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一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他曾经在一份入党材料（题目是《我是怎样争取入党的》）中自我剖析道：“我出身于剥削的地主阶级家庭，受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致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抱着学得一技之长到处可以维持生活的人生观，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解放前，目睹社会秩序混乱，反动派胡作非为，国势衰败，民不聊生，因此对国民党有所不满，切盼垮台；但是那时又听信反动派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存在着怀疑与恐惧。

解放初期，我对党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看到党的干部艰苦朴素，大公无私，诚恳和蔼，处处为人民服务，才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与反动的国民党有着本质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杨松森亲眼目睹在党的领导下，社会风气大为改善，各条战线生产取得辉煌成绩，国家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他深切地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人民的大救星，开始产生了争取入党的念头。

1959年5月2日，杨松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杨松森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开展思想改造，克服旧知识分子常有的脱离实际、脱离基层的思想弱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状况十分突出。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复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1965年5月至9月，杨松森参加了第二批巡回医疗队，在上虞县梁湖公社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下基层服务活动。这4个月，不仅让他深入了解了国情民情，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发挥业务特长，服务基层造福普通老百姓的决心。他在“参加巡回医疗队总结”中写道，为了方便农民看病，考虑到他们来回路途远，来一次不易，医疗队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许多病人腰痛、眼病、胃病、皮肤病、头痛等，都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一次性给予治疗。有的病人为了尽早赶回去劳动，天不亮就坐在他床边，他就立即起床为他们看病。有人因便秘来看急诊，他急病人所急，二话不说用手指帮他挖出秘结的大便。在一头扎到基层、踏踏实实为农民服务的过程中，他自觉剖析自身弱点，积极改造思想，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艰苦朴素、一心为公的意识不断增强。他将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地落实到工作岗位上。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使他多次荣获院级、市级、省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十年动乱时期，杨松森顶着“地主成分”、“臭老九”的双重帽子，被迫“靠边站”，已准备多年的肾移植科研项目被迫下马，实验室拆毁，资料散失，学术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当时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差，自己还患上了冠心病，心动过缓。但他没有被灾难打垮，坚持看门诊，下病房，值夜班。并利用业余时间，结合临床经验，编写了约有28万字、800多幅图的《实用泌尿外科手术学》，197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8月担任浙医一院院长时，他已66岁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感觉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重整旗鼓，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用于临床治疗。他带领浙医一院发扬“严谨求实、救死扶伤”的精神，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使医院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年，浙医一院被评为省先进医院。80周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他还表示要为医学事业继续发挥余热。

他曾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是我生平最光荣的日子，是我政治上开始新生的日子”。我们从杨松森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变化过程中，感受到一个旧知识分子努力走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旧巢，追求进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念。虽然他和千千万万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但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和信念，为了国家建设和事业发展兢兢业业，不遗余力，无怨无悔。正如南朝诗人范云在《咏寒松诗》中所赞颂的，“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

五十余载，坚持不懈，深耕杏林，硕果累累；

德高为范，春风化雨，乐育英才，桃李成林；

劲节贞心，情系民进，呕心沥血，服务民生。

杨松森，犹如一棵长青不老松，为我省医卫事业和民进事业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注入了一股旺盛的生机活力，增添了一抹浓重的苍翠色彩。

杨松森先生年表

1916年 12月3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县前街三思桥。

1925年 6月,进入金坛县立一小学习。

1930年 7月,进入金坛初中学习。

1931年 7月,进入南京钟南中学学习(初一至高二)。

1936年 6月,因病休学。

1937年 2月,进入私立上海中学学习(高三)。7月,因抗日战争爆发休学回家。10月,逃难至汉口。

1938年 2月,进入国立贵阳第三中学学习(高三下)。5月,进入国立贵阳医学院学习。

1943年 7月,任贵阳中央医院实习医师。

1944年 2月,被征调到广西桂林空军第十总站医务课任代理课员。

1945年 8月,任贵阳医学院外科助教。

1946年 7月,复员还乡。11月,任上海市立第四医院住院医师。

1947年 11月,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住院总医师。

1951年获“杭州市医务教育工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1952年 3月,任浙江医学院外科讲师、泌尿科主治医师。

1953年 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创造杨氏组织种植管。

1955年在国内首先开展肾部分切除术。获“杭州市医务教育工会先进工作者”称号。8月,任浙江医学院外科讲师、泌尿外科副主任。

1957年 8月,任浙江医学院外科副教授、泌尿外科副主任。

1959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11月转正)。

1960年 8月,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副教授、泌尿外科主任。

1962年任浙江省节制生育技术指导组成员。

1963年在国内最早采用膀胱壁瓣作女性尿道重建术。

1965年 5月至9月,于上虞梁湖公社参加巡回医疗队。

1969年政历问题重新被立案审查,工作被迫中断。

1977年 1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78年研制成功自动腹膜透析机,获卫生部科技奖。8月,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教授、泌尿外科主任。

1979年获“浙江省先进工作者”称号,编写出版《实用泌尿外科手术学》。

1980年 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81年 3月,任浙江医科大学医学一系副主任、浙医一院副院长、泌尿科主任。任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12月,增补为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2年 8月,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10月,浙医一院党委发文,对杨松森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倡导建立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并任首届主任委员。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当选民进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 10月,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6年 6月,率领省民进医疗队赴庆元县开展医卫服务活动。

1988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1年 5月,带领民进医卫小组赴遂昌县中医院进行咨询服务。

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8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当选民进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 8月,从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退休。

1994年带领民进医疗队到遂昌县老根据地进行医疗服务。

1997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2003年 1月10日,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