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又是民国元年。此年2月22日，吕漠野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石璜镇(今属嵊州市)，生在满清覆亡后10多天、孙中山任大总统后一月，正是清末民初历史转折之际。此后中国进入战乱纷繁，也是中西文化、新旧思想激烈冲突又逐步交融、人才辈出的时代。这就是吕漠野成长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渊源。吕漠野逝于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的一生，和同时代众多爱国正直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是为国家富强安定、百姓幸福快乐、中华文化繁荣复兴奋斗不懈的一生。而他的生卒年落在这样富于象征寓意的历史坐标上，生平、作为又被赋予了更多丰富意蕴。

吕漠野是志向高远、才华横溢又真诚无私、淡泊名利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前半生神采飞扬、激荡风云，后半生风华内敛、静水长流，看似有繁简、反差，其实他在追求文化繁荣、民族强盛的理想上，内在坚持始终没变。他的生命时时辉映着时代丰富光色，传达着时代宏大回声，完整如一。他的人生，正如他的名字“漠野”，像高原上的广野缓峰，看似平坦、不高峻，却实是高远深邃、广袤无垠，需要后来者仰望，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平淡无奇显光华的典范。

吕漠野是儿童文学家，民进会员，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现代作家，鲁迅先生的忠实传人，著名翻译家、世界语学者，影响无数青少年的《水的希望》的作者，浙江多所著名中学如宁波中学的老师，抗战时“东南文运”的主将、抗日办学的脊梁。了解吕漠野一生的理想，他随时代起伏的人生轨迹，生命里存在过的在现当代历史里熠熠生辉的挚友、同志、影响者甚至过客，尤其在当前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历他的抗日办学经历，才能更深刻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民进，在历经磨难后初心不改，知道那些忠诚、执着、坚持源自哪里……能静水长流，是因为有源头活水、水到渠成！

学海任遨游

吕漠野家族七辈前从绍兴城迁来嵊县西部。镜湖、剡溪山水一脉相连，两地同属越地，文化同源同质。宋末，石璜镇就因山水优美、风土醇厚而繁荣。镇名就取“磐石相安”“多生璧玉”，寓意险要山水涵养英才。到清末，这里仍是嵊西重镇，人文发达，重视教育，才子辈出。吕漠野后成为作家、教授，主因是个人的出色天资、高远志向，但时代助力、越地深厚文化传统影响也不可忽视，而家族、家庭及长辈给予的优良家风濡染、良好教育机会亦功不可没。

吕漠野出生时，在石璜镇继锦乡上沙地村的吕家还略有田产。吕父名长生，和妻子在孩子尚幼时都亡故了，留下孤儿由祖父凤诏公和祖母抚养。祖父是吕漠野重要的人生启蒙老师。吕漠野有小名“侠儿”，青少年时的曾用名是“梦周”，都可见祖父对他成长为有风骨的国家栋梁的期望。“梦周”出自《论语》，指孔子崇敬西周名臣周公。祖父在民国初这个和春秋一样的乱世给孙儿取名“梦周”，显然深怀期许。吕漠野没辜负祖父的教诲，他一生心系国家，不负“梦周”之名。

吕漠野后更以“漠野”之名闻世。上世纪30年代初，他以“漠野”笔名写了《水的希望》一文，后被选入初中课本，数代人深受启示鼓舞。“漠野”之名也从此流传。“漠野”同样深具寓意，与故乡越地也大有关系。吕漠野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杭州走上文学道路，当时浙江青年作家大都继承五四新文化旗手、在上海的绍兴前辈作家鲁迅先生开创的“乡土文学”衣钵。同为越地之子，吕漠野也深受鲁迅影响。“漠野”之名既有源自传统典籍《庄子》、《墨子》的辽远广阔疆域境界之意，也寓意越地文化传统推崇的恬淡脱俗情怀，还让人联想起鲁迅小说《铸剑》里的莫邪反抗吴王统治。吕漠野自小在越地濡染乡土文化，青少年时又来到杭州、上海受现代文明滋养。他和鲁迅一样，一边坚守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热爱，一边学习欧洲受压迫民族文学，将之译成中文，宣传先进革命思想。他还积极创作最能代表未来和世界性、与鲁迅“救救孩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儿童文学。后来吕漠野常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述鲁迅和自己的作品，他的学生也曾把他的《水的希望》里的“瓶中水”和鲁迅代表作《药》结尾处的“花环”意象进行类比，认为都象征了不灭的希望、拯救民族强健精神的呐喊，可见思想艺术的传承。吕漠野在学术研究上也关注鲁迅作品体现的博大文化传统、浩然民族正气。1945年民进创始时的主要创立者都是抗战时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周建人、许广平、柯灵等都是鲁迅的至亲、学生与同乡。有一样的越地乡缘，文化追求相同，所以吕漠野日后参加民进组织可谓溪泉入海般的必然。

“梦周”“漠野”这两个吕漠野的名字，较恰切地归纳象征了他作为秉承传统文人优秀性情、浙江文化深厚底蕴，又有先进思想、革命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关心现实民生、积极奋发进取，又淡泊名利、不计得失的个人品格。

吕漠野自幼聪慧，能解音律，5岁就能吹笛子，初步展现艺术天分。这应是他后来学习小提琴的重要基础。他少时生命里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姑丈佘镜波（“佘”以往常误为“余”）。吕漠野7岁进入上沙地继锦小学，小学前段四年（1918年到1922年）在此度过。父母亲相继去世后，11岁的他来到杭州并长居，由姑丈资助继续小学学业。佘镜波就是吕漠野后来的岳父，嵊县人，光复会会员，曾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追随王金发光复绍兴，任敢死队团长。后又任卢永祥、孙传芳督军府咨议。他资助吕漠野读到大学，使之得以在杭州、上海完成完整的现代教育，成长为有先进思想的新时代青年。吕漠野由越地山水间的璞玉经时光琢磨、时代历练成为“磐石之璧”，故乡、亲人对他的最初哺育滋养不可忽视。

1922年2月，吕漠野考入高银巷的杭州第五小学。1924年毕业。在这里，他受到比故乡更开放多面的现代都市文化的熏陶。此年问世的《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儿童杂志，成为他喜爱的读物。《儿童世界》由日后的民进创始人之一郑振铎创办，也是难得的缘分。在动荡的20世纪初，许多作家、编辑怀着对祖国儿童的深切关爱，促使现代儿童文学在上海发芽，也在恰于此时来到相邻城市杭州的少年吕漠野眼前打开了新天空，为他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打下伏笔。吕漠野后来就是《小朋友》的积极投稿者。

1924年，13岁的吕漠野考入梅登高桥的私立两浙盐务初级中学，度过五年中学时光，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老师中有他后来重要的事业与人生引路人的宁波中学校长、爱国教育家赵仲苏，教过他一年英语。吕漠野晚年在《追怀先师赵仲苏先生》一文里深情回忆起赵先生“那严慈相济的教学态度，生动细致的课文讲解，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年的盐务中学，师生风云际会、人才济济。早吕漠野两年，后来的大画家、15岁的桐庐人叶浅予也来此求学。吕漠野后考入上海美专，应是受到校园浓重艺术氛围的影响。中学时吕漠野继续对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文学寄予兴趣。此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很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对他影响至深。少年吕漠野也开始在书斋外更多关注现实人生、社会。1925年7月至8月间，他参加了杭州学生联合会，积极参与纪念“五卅惨案”的活动，反抗英、日帝国主义，体现了初觉的爱国先进思想。

1928年，17岁的吕漠野考进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他毕业时学校改名专科学校）中国画专业，学制三年。至1931年的近四年里，他在美专这方艺术象牙塔里学画，还“移情别恋”兼修了西洋音乐课程。他对小提琴情有独钟，正式学习了rode、fiorillo练习曲。结果，他在小提琴方面达到演奏水准，却因学琴占据很多时间，注册为本专业的中国画学习反受影响，频频缺课，拖延了学业，最终只能肄业。从这件他后来多次坦然写入履历的事中，可窥见日后成为严谨学者的吕漠野青年时期很有浪漫情怀。还有，他虽有遗憾，因为这对他的就业、生活一度造成影响，但从未后悔，还视之为人生的重要经历。可见他对理想一贯的执着、不功利。

此时吕漠野还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深造国文，进行短期自力研修。中国文化传统讲究“诗书画乐”合一，他音乐、文学的修养对他后来卓然名家的创作、教学、科研都有助益。美专并非只有美术专业，也有音乐专业，体现了培养综合型高素质师范人才、以艺术教育振兴民族的用心。更深受校董蔡元培等提倡“美育”的影响，办学宗旨是“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并谋中华艺术的复兴”。后来吕漠野在宁波中学等校的教学、管理就体现和实践了美专重视“美育”、期盼民族文化复兴的理念。吕漠野最终回到母校盐务中学教书，实现他平实的人生计划：从事美术、国文教育，谋生养家。成为小提琴家的华丽梦想没有改变他人生的大方向，却深化了他的文化积累和人生底蕴，就像演奏小提琴后来成为他的个人标志、自我情绪纾解和鼓舞他人的重要手段。

吕漠野1930年走出校门前夕，不但和当时很多进步青年一样自学俄语，还进修世界语（Esperanto）。如他就为自己取名“LuMoje”即“吕漠野”译音。这门今天看来有些冷门的语言，在当时一度成为社会文化热点，代表进步思想。于吕漠野，学世界语和小提琴都体现了他对广阔世界和未来的兴趣与探索。学世界语虽对他此时的就业没好处，却成为他后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事业的坚实基础，还和小提琴演奏都成为他的终生爱好，对他一生影响不浅。

世界语旧译“万国新语”，是波兰柴门霍夫创立的让全世界无碍交流的语言。世界语传入中国，到上世纪20年代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如鲁迅、后成为民进组织前辈的叶圣陶等都学习了，经提倡后更广泛传播，吕漠野在上海时恰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活跃时。大量苏联、中东欧等无产阶级国家和弱小民族的进步文学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中国的革命文学也借之传播到世界。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世界语者投入民族救亡运动。世界语还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建立了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等组织，办刊物报道红军和抗日救亡运动消息，影响许多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抗战爆发后，进步世界语组织创办《中国报导》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将鲁迅等人著作和抗战文学作品译成世界语介绍到国外，并继承鲁迅重视苏联、中东欧无产阶级文学的遗志，通过世界语将其介绍到中国。吕漠野多有参与。

吕漠野在美专时已开始文学创作，离校后继续创作进步文学，包括翻译欧洲弱小民族文学，不少通过世界语进行。他在1933年加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半个世纪后，上世纪80年代世界语在中国复兴，吕漠野也有新贡献。吕漠野此时学中国画也学西洋音乐，传承传统文化、乡土文学，也学世界语、翻译欧洲文学。不拘一格的多文化领域涉猎，构筑了他日后融通博大的学问积累、学术追求的坚实基础。上海美专四年对他影响甚巨。

1929年（即考入大学次年），18岁的吕漠野结婚了，妻子是青梅竹马的表妹佘敏之（生于1912年12月，与他同年。一些回忆文章误记作余敏浙江民进前辈传略311之或俞敏之）。有吕漠野后来宁波中学时的学生说吕夫人是鲁迅介绍认识的“宏道女中”（应为杭州私立弘道女中，著名教会女校）学生，两人一见钟情，也实为误记。不过，同出身书香门第的吕夫人，的确毕业于名校弘道，她和吕先生一同考入美专，在上海一起亲聆鲁迅讲座，也很有可能。两人中表至亲，两小无猜，长成后又才情相当、志趣相投，结婚后琴瑟和谐、互相扶持，已是难得。而他们不但同龄，一生相伴，又于同年去世，同为88 岁， 夫人去世在先生逝世后30 天， 相濡以沫终生， 更是感人。

婚后吕漠野已是成家的成年人，要直面更多家庭责任。所以他在美专时，已不再全依靠姑丈资助和祖父出租老家土地房屋，自己也在上海一些小书局兼职做编辑、校对，解决部分求学和家庭费用。虽然辛苦，但编辑工作也成为他接触创作、开启文学之路的又一契机。他也开始在大学象牙之塔、小提琴优雅之声、世界语天籁之音外，更真切感受到现实人生在飘逸甜蜜外沉重微辛的一面，这都将助益于他创作的深化。

1931年秋，吕漠野走出校园。恰逢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随着大时代时局的剧变，他的人生投映下更多时世多艰的真实色彩，却也是他这块一直沉湎于书香学海的璞璧得到更多磨砺、焕发更耀眼光彩的契机。此后两年，吕漠野一度失业居家，住过杭州，也曾和妻子在上海。前途虽迷惘，但一贯乐观、理想主义的他并不失落，开始给沪、杭的儿童刊物及报纸副刊、杂志投稿，创作多为童话和新诗。他投稿较多的是宣传抗日爱国的《小朋友》、《西湖文苑》杂志和《东南日报》副刊《沙发》。1937年抗战开始，《东南日报》副刊改名《黄钟》，取古代爱国诗人屈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诗意，寓意当时是民族危亡时刻，发表的文章多宣传屈原、岳飞、文天祥等爱国英雄，弘扬民族气节，鼓舞国人抗日。吕漠野仍是积极投稿者。

吕漠野还在这段蛰居时光里，阅读了世界语版的《安徒生童话集》，从这位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书中获取更多的创作灵感，加深人生感悟。同时，随着抗战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对国事的关注也使吕漠野滋生了更多深切忧患，他选择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乡土文化、童话寓言等形式来反映时代现实，希望警醒激发国民血脉里的强悍特质、传统文化里的浩然正气。现可知，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31年12月在《小朋友》里的民间故事《三洞桥》。作为和鲁迅一样在浙东乡村度过童年的孩子，他学鲁迅风格很自然，又有其自身特色。

童话寓言体散文诗《水的希望》是吕漠野早期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他继承鲁迅的忧患意识，不局限个人一时感触，而以大时代的“小水滴”折射每个人的彷徨与呐喊。写了瓶中水在寒冬绝境里，因结冰膨胀，居然突破瓶颈，获得自由，随即流向沟溪河海，一路辛苦波折磨砺，终于奔向大洋的故事，凸显了在现实逆境中为理想不懈奋斗、百折不挠的鲜明时代精神。因为《水的希望》切合时代氛围、贴近现实人心，“水”的主题和鲁迅笔下越地乡土文学宣扬的柔韧不屈、坚忍不拔精神相通，“小水滴”在黑暗寒冷中仍勇敢追求光明温暖的形象、理想主义的童话色彩引起强烈反响，被选入初中国文课本，在抗战时影响尤大，深深激励了民族危难时满怀爱国思想的众多进步青少年。该作品问世60多年后，在上世纪90年代仍被选入香港中学课本，这并非偶然。

“水的希望”也体现了吕漠野身为进步作家，身上那些由传统文化濡染、时代氛围感召共同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未来更艰难的抗战风雨中，他仍秉承这一精神，无畏泰然地面对困境绝境。他后来还成为老师，亲自给几代学生教《水的希望》，同时宣讲鲁迅作品对强韧刚健民族精神的弘扬，深刻感染课堂内外无数少年，给予他们震撼心灵的启迪，教给他们乐观无畏的精神，激发引导他们一生力行不已、成为国家栋梁的宏大志向。

东南中坚

1933年，22岁的吕漠野开始在母校盐务中学任教。有说是赵仲苏的举荐，赵可谓伯乐。吕漠野自此开始人生中60多年为人师的生涯。他先教了一年音乐，因教学出色、深受学生喜爱，水平得到学校认可，又转教国文，兼教绘画。因工作认真、成绩突出，受学生爱戴，后来还担任年级导师。吕漠野在此任教六年，直到1938年学校因日寇入侵、杭州沦陷而停顿才离开。

此后，因吕漠野的教学口碑，也因《水的希望》进入课本，他已成为知名作家，国文成为他的主课。他后又在处州中学、宁波中学等校教国文，到1952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后改组为杭州大学，即今浙江大学前身之一），共在中学任教20年，在东南植下芬芳桃李无数。由于多才多艺，也因学生喜爱和学校需要，他还在各中学任教过音乐、绘画等课程。吕漠野曾自谦求知欲太强、兴趣太广，分散精力，以致多方面都不能有高成就。其实多才多艺、触类旁通、殊途同归，也能成就精粹，是成为大家的重要途径。而教师职业历练了他的能力，丰富了他的阅历，对他日后成为文学家、参政议政也大有裨益。

在盐务中学，吕漠野边教学边勤奋笔耕不辍。因对童话和乡土文学的热爱，也因天天面对孩子，他创作的仍多为童话寓言。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们大都是后来各民主党派的中坚力量。这无疑给了吕漠野莫大的启示和鼓舞。抗战前夕，宣传抗日思想、关注现实民生成为文坛主流，吕漠野的创作也更贴近时代热点，但传递希望、鼓舞民心的初衷不改。1936年至1937年他创作了影响很大的童话《一只小公鸡的故事》，在《小朋友》上连载。写了一只和《水的希望》里“小水滴”一样充满理想、爱国热情的“小公鸡”，也在广阔世界里执着寻找未来，经历丑恶黑暗社会的真实一面，遭遇艰难，还惨遭侵略者杀戮。“小公鸡”和他的《小癞皮狗的故事》是《水的希望》的升级版，也都是拟人童话，却更真实成熟，带入乡土色彩、现实意蕴，更易引起民众共鸣。吕漠野还翻译了《地窖里的孩子们》、《血与沙》等外国文学作品，和他新诗、童话创作的倾向一致，都以纯真的童心童趣反衬战争残酷、现实黑暗，抒写对光明与未来的不灭希望。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军人、民众怀着“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掩护政府、学校转移到有高山大河天险的内陆腹地。浙江也是如此。12月23日，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炸毁了杭州钱塘江大桥，守军撤出杭州。次日，杭州沦陷。浙江省政府迁腹地永康，省教育厅迁丽水。

1938年1月，为反抗日寇统治，也因祖父病情，吕漠野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慨和早日光复杭城的心愿离杭。盐务中学师生已解散，吕漠野带妻儿回到嵊县老家。祖父去世，国难加家难，分外艰难。而他已有一子，夫人无工作，家庭负担很重。于是在料理丧事后，他只身来到浙江的大后方丽水，任教处州中学（简称处中），校长就是赵仲苏。次年他又协助改任宁波中学（简称宁中）校长的赵仲苏将宁中迁到嵊县，更随宁中多次迁徙。自此他和无数不愿在沦陷区受奴役的人一样，开始了抗战流亡岁月。

吕漠野在1938年2月到处州，次年7月离开。处中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省立中学。抗战期间，丽水因地处浙南腹地，相对安全，学校云集，学者汇聚，一度还因日军进逼金华而成为临时省政府所在地，地方上抗日情绪高涨。加上有志同道合的同事，吕漠野心情舒畅， 积极投入工作。1938年上半年，日寇频频空袭，处中师生都在防空壕中上课。下半年，师生白天到城外山间树荫下上课，每日来回30里，从未停课，可谓毅力可嘉。为战时需要，处中师生平时生活一律军事化，学生得到身体锻炼和意志考验，不但不因生活艰苦而萎靡羸弱，反而格外精神振奋、生机勃然。吕漠野任教处中的经验，对他后来在宁中的教学管理有启示。而处中经赵仲苏严格治校，学生成绩猛进，1934年全省会考获总分与个人第一。这也有吕漠野的功劳。

吕漠野此时在丽水，此后又辗转到更偏僻的山区。虽远离都市，他仍一边勤勉教学一边刻苦写作，记录大时代的声像点滴，及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他曾将流亡途中所见所闻的日寇暴行和百姓苦难录为《抗战剪影》，作为历史见证献给当代和未来的人们，也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国家不幸诗家幸”，抗战的血火洗礼使他的思想境界和创作更趋纯粹圆熟。

吕漠野被认为是1937年至1945年间的文学流派“东南文运”即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成员。“东南文运”和苏区、沦陷区文学都属于抗战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南”特指位于祖国东南、在抗战中未马上沦陷，成为东南抗日后方的浙江、福建、江西各处。这里有浙江国民临时政府，也有新四军和游击队。还汇聚了一群从沿海沪杭等城市流亡而来的进步作家，其中多有儿童文学作家。抗战开始后，如吕漠野曾投稿的《小朋友》等儿童刊物都停刊。不过，民族存亡关头，看似浅显的儿童文学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青少年教育启蒙的重要手段、鼓舞全民信念的精神食粮，格外被重视，也格外受欢迎。东南战时文学的儿童文学如野火后的青草一样繁盛成长，诞生了《东南儿童》、《战时中学生》等新刊物，更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如吕漠野，还有他的老友、后在上世纪80年代由吕漠野作为介绍人引导他走入民进大家庭的温州籍作家莫洛（马骅）等，都是耕耘“东南文运”的重要一员，对抗战文学、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吕漠野身为教师，特别能体察童心，这也是他的创作优势。1939年至1940年间，任宁中教师的他日夜与学生为伴，其间写了《一只小公鸡的故事》续篇在《战时中学生》上连载，讲述了复活的小公鸡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团结民众击退入侵者的故事。吕漠野说自己的童话主角虽常是小动物甚至水滴，描绘的却都是真实世界。这两年是抗战极为艰难的时刻，“小公鸡复活”意象的及时出现，象征了民族复兴，预示了正义必胜，显示了高远的历史卓识、坚忍的民族自信心，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吕漠野此时的创作既有抗战文学的深沉真实内涵，也有童话独特的饱满精神力量，“吕氏童话”都是精品。如童话诗《燕子》，诗中的“小燕子”和“小公鸡”、“小狗”、“小水滴”一样，都是通过隐喻象征，真切抒发抗战难民被迫离乡后的种种思念，影响也很深广，也曾被选入初中国文课本，成为少年教育经典。吕漠野个性不自满，每次给学生讲课时遇到自己的作品，也低调谦逊。一次一学生说东阳籍文坛前辈、后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郭莽西烈士对《燕子》评价很高，吕漠野却只淡淡笑着说郭是朋友，自然要美言。

“东南文运”时吕漠野特别关注“东南”包括浙江的未来文脉传承，还潜心指导鼓励学生进行爱国文学创作，汇入“文运”成为新血液。如他曾将“中国的命运”定为宁波中学学生假期阅读资料的主题，并为毕业班学生举行“中国之命运”的测验和命题作文，是为会考做准备，更是衷心希望学生们能通过写作认真思考自我和民族的未来。吕漠野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政治态度就是爱国，关注的事无非抗日救亡。虽然他和校长赵仲苏一样，因担任省立宁中教务主任的需要，在1941年加入国民党，但思想一贯进步的他并没成为“顽固派”。在宁中后来内迁的嵊县太平村，有个小书店是当地共产党员的联络中心，是公开的秘密。宁中有学生参加活动，学校和老师包括吕漠野都宽容对待。吕漠野任指导老师的宁中音剧团，常演出来自延安的《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戏剧，可见他的进步政治态度。

宁波中学是当时浙江11所省立中学中最享时誉的，教师学生都是优中选优。1939年，浙江各城市多沦陷，省教育厅关注各地中学的存续。赵仲苏因管理处中有方，在7月被任命为宁中校长。赵自行选聘了一些品德兼优的教师，因看重吕漠野的人品能力，力邀同去宁中。吕漠野敬佩赵仲苏的为人能力，感激知遇之恩。再则宁绍一带虽未全部沦陷但形势紧张，宁中在抗战初已由城区迁至乡间，赵仲苏出于深瞩远虑，想迁到更安全的嵊县长乐镇太平村，此地距吕漠野家乡仅18里，可方便照顾家人。吕漠野接受了邀请。赵仲苏的异地迁校主张，当时阻力重重。吕漠野身为赵多年的学生、朋友，对赵的献身教育、没有私心很了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而且，出于对即将来临的抗战艰难时局的清醒预见，因亲身经历盐务中学解散而对宁中前途产生的担忧，都使吕漠野全身心理解支持赵的苦心。而作为嵊县人，他对内迁目的地的熟悉也对赵多有助益，迁校的很多方案，都有他这位校长助手的无名贡献。赵仲苏主政宁中期间学校的三次内迁，都对应了浙江抗战各时期的敌进我退。“三迁”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还和抗战时浙江高校如浙大向后方的文化迁徙一样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被认为是教育史、抗战史的奇迹。而校史记载、学生回忆，也勾勒了吕漠野在其间生动真实的身影。

1939年至1949年的11年，正当人生黄金时期（28岁至38岁）的吕漠野的生命和宁中紧紧联系一起。尤其是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中，他在宁中“三迁”中任国文教员、教务主任，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率领学生辗转千里，以校为家，誓共存亡。还始终对学生悉心教诲呵护，视为子女，堪称师表。更重要的是，他坚持抗日办学，为祖国和家乡培养英才、传承未来，表现了强烈坚定的爱国精神，也是柔韧中蕴含强悍的“水滴石穿”浙江精神在民族危亡时的卓越体现。在战火中的浙江腹地崇山峻岭间，一众学者名师甘愿留在穷乡僻壤，数千青少年也在这里，为复兴民族发愤读书，真可谓前无古人。吕漠野有幸参与见证，宁中抗战的爱国无私、刻苦实干风气也铭刻在他身上，拓展了他人格品行的深度和广度，使他得以成长为成熟作家、渊博学者和坚强纯粹的爱国者。

学生们在1939年8月到达学校新址太平村。之前吕漠野等教师已趁暑假完成了宁中难度极大的这一次迁校。这次跨地区迁徙，150里山路崎岖曲折且多险阻。公路已半被破坏，汽车也没了，只能绕路溯剡溪，以木船竹筏为运输工具。夏日水枯，遇到浅滩，就要靠人力。几百箱图书、几百副床架、钢琴、乒乓桌子等，全靠两脚走双肩挑。炎热的两个月间，依靠政府民众、师生员工的刻苦努力和精神力量，宁中动产都迁到太平村。到后，又选择合适的宗祠、庙宇、民房作教室、寝室，在周围加搭草屋扩大校舍，还开辟运动地、操场。终于赶上9月开学。吕漠野也参与了搬运宁中校产到嵊县的任务，是其中默默做事的一个。

9月6日，赵校长在开学大会上提出“存活的心，走活的路”的口号与师生共勉，说要在看似绝路的局势下打出一片生天一条新路来。还提出具体应变方案，附近山区的玠溪、雅安为临时疏散地，浙东南山区的大皿为最后迁撤点。这都是校长、老师共同商定的，尤其凝聚了嵊籍教师包括吕漠野的智慧与眼光。后顾无虑，才能临惊不乱。由后来的几次成功迁校，及宁中最终没解散的命运，都可窥见“存活的心，走活的路”的宁中抗日办学精神。也和《水的希望》情怀一致。而“死地后生”的宁中精神和流亡办学生涯的磨炼使吕漠野一直坚守的积极人生观更成熟，深刻地影响了他以后的所思所为，包括他后来参与民进事业的热情无悔。

吕漠野全程经历的宁中“三迁”，是“死地后生”抗日办学精神的实证，也是凭借祖国山河之险、民族精神之坚韧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战模式在浙江的实证。宁中成为抗战时浙江唯一屹立的省中，还创下许多浙江教育史上的第一，如校产无散失、学生无伤亡，没断炊停课。其中，吕漠野勇于担当的身影处处可见，实干谦和、英华内敛却仍熠熠生辉。宁中1939年迁到长乐太平后，师生们度过两年平静的学习生活。这也是宁中内迁后发展较快的阶段，除高中、初中外，后还增加了六年一贯制学生。人最多时近30个班约1500人。没有足够大的完整场地，学校便化整为零，本部即高中大部在镇里的清风祠堂，初中部在石砩。吕漠野给高中上课，还做初中国文启蒙老师，每天走十里路来回。1941年夏始，他兼任教务主任，并主管六年一贯制的教学工作。

1941年4月，嵊县常有日寇扰袭。4月15日，日寇流窜至学校附近，宁中的紧急集合号终于在深夜吹响。师生平时常参加应敌演习，训练有素，几分钟就集合完毕，开始有条不紊地连夜急行军，顺利撤到避难点——30里外的雅安。学校在雅安时，原教务主任辞职，吕漠野临危受命继任，进入学校的教学和实际事务核心，在危难时承担更多职责。接着学校提前放假，暑假后回太平开学。这时学校已接省里命令招收第一届六年一贯制学生，吕漠野负责招生考试，完满完成任务。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日战争也进入“持久战”，宁中却迎来学生最多、规模更大的挑战。身为教务主任，吕漠野以细致完备的工作、更多的无私热情，知难不惧，切实执行校长意图，和同事默契合作，对困局做出合理应答。

年轻的吕漠野，第一次给首招六年一贯制的年幼学生留下印象，是在1941年7、8月宁中嵊县的招生考试中。孩子们见到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旧中山服，依然斯文潇洒的吕先生，还有他出的中文试卷。其中的幸运儿成为他的学生。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作文主题是“胜利有感”、“遇难而上”，宣扬中国要觉醒前进，鼓舞学生要读书救国，冲破风浪到达胜利，和《水的希望》思想相似。入学考作文题和抗日有关，也从此成为宁中传统。后还有学生回忆一次入学考的英文、国文作文题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吕漠野之手。还没入学，学生们已受到爱国教育，领略了宁中校风，也记住了吕先生。此后的宁中又经历一段困境与挑战并存的日子，依靠师生共同努力存活下来，在同时迁到太平的学校都解散的背景下，这尤显可贵。

到1942年，宁中距多处敌据点不远，危险加剧。而宁中千余师生，生活紧张而充实，加强军训以提高护校和自我保护能力。1942年元旦，全校师生又经历惊险。上午10点师生正在一祠堂举行新年庆祝会，突然7架日机飞临上空。老师临危不惧，指挥学生迅速卧倒。敌机扫射、投弹轰炸，数间房舍被炸毁。多亏平时的防空演习，千余学生没有惊慌乱跑，都听从指挥。虽师生无伤亡，但恐日寇已发现学校，校方决定连夜撤离。晚上，吕漠野等老师让学生带好书及大米、盐、蜡烛、火柴等，再三叮嘱如被冲散，要沿撤退路线找到学校。师生经一夜负重急行军，克服山高岭陡、天黑雨急，次日凌晨安然抵达另一预定撤退点嵊县玠溪。不过这次还只是演习，半年后师生又有一次撤往玠溪的夜行军。

1942年，浙江的未沦陷区都处在日寇的包围中。5月，日寇为加速占领浙江，开始了新的攻势。宁中与省教育厅、学生与家庭都暂时失去联系，省厅经费、家庭接济被切断，要历经周折、跋涉危险才能从省厅拿到经费。学校陷入空前困顿，校长和吕漠野等教师经反复商讨，决定坚持上课。

而日寇开始向山区进犯，侵占太平，袭击雅安。生死关头，5月17日校方紧急停课，本地学生回家避难，其他学生再撤玠溪。师生们一夜急行，午夜到达。这是宁中“三迁”中的第二次迁校，不像上次那样有计划。不过后来回顾发现，太平主要校舍清风公祠被焚毁，同学行李全部损失，足见学校睿智果决，师生能毫发无伤，也印证了吕漠野的作文题“生于忧患”。晚年吕漠野有文记录宁中“三迁”，述及此时，平淡语气、一甲子岁月都掩不掉昼夜生死突围的惊心动魄。此刻学校没有政府、学生没有家长可依靠，只能依赖校长、老师的苦心深虑，师生们的坚强意志和自救力。宁中又一次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

7月初学校再次提前放假。浙江大境已沦陷，只有大山深处较安全。而浙江省政府已远迁，教育厅在丽水，宁中继续孤军奋战。没经费、命令，前途迷茫，但视学校为生命的校长和吕漠野等教师都觉得浙江不能没有中学，决定在玠溪复校开学。宁中史上最艰难而有光彩的一段开始了。

学校设置落在小山村玠溪的古庙、祠堂和小学里。这里地势狭隘、供应困难，学校更因经费不继、粮食短缺而苦恼。师生们采用一切办法开源节流、自力更生，使学校顺利运转、学生安心学习。9月学校开学，学生减少到300多人，遂合并班级上课。教职工也减员，并暂发最低薪水。有个细节有趣也很感人，当时家在附近的学生可带黄豆干菜当学费，学校一直供应豆腐，体现了其在极恶劣环境中仍努力让孩子营养跟上成长的良苦用心。这样的苦心孤诣在大的方面更感人，赵仲苏、吕漠野等教师拿微薄薪水，还忍受与家人分离、不能照顾家里的愧疚，坚持对宁中不离不弃，与学生同在，彰显了其高尚师德和深沉的文化责任感。而他们教诲的宁中学生，也深受“从最坏处着想，望最好处”的宁中精神影响，虽然学习辛苦、生活艰苦，白天上课，晚上站岗放哨，但在他们当时眼里，或多年后的记忆里，日子虽艰辛却欢乐无忧，因为是和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在一起，为祖国前途而奋斗。

玠溪仍不安全。南方山村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到1943年春，时局、大环境并无改善，日军在距玠溪数十里处增设据点，危险迫在眉睫。宁中设监视哨，由老师率高年级学生手持步枪昼夜轮流值岗，颁发当晚口令、查哨。有防空哨、地步哨从高处、平地窥探日军动向，时时子弹上膛，一旦发现迹象，马上报警，及时疏散。每日内务改为打包，全校师生早起要先打好行李，清点课本文具、衣被铺盖，还有用裤腿作袋的两袋米、一袋书、灯笼、蜡烛，扎妥一根扁担才上课。如遇警，师生迅速担起备好的行李撤入山岙。边战斗边学习的生活成为师生日常。不久，一支番号“唱凯”的国民党部队经过附近，发现如孤岛的宁中校园存在于和敌军如此近的地方，他们虽敬佩宁中人的勇气，还是劝告他们必须后撤。学校迁往最后避难地大皿村，这是宁中“三迁”的最后一迁。

1943年夏，宁中再内迁80里到磐安县（当时为大磐绥靖区）大盘山腹地、位于几个县多条山脉交界的大皿村。大皿四面环山，从哪里进入都要翻山越岭。师生们的诚心感动了当地驻军和百姓，得到近3000人的无私协助。这次搬迁，队伍蜿蜒数里，攀山越岭，持续数月不断，可谓又一奇迹。农忙时，迁徙暂停，由吕漠野等资深老师留校看守。“三迁”中，吕漠野始终都是重要执行者，不可或缺。此时宁中离嵊，回想当初迁嵊学校众多，宁中能存活，和得到嵊县地利人和之助有关，如嵊籍生源补充，嵊籍教师吕漠野等的智慧辛劳付出。7、8月，顺利开学。大皿岁月也艰苦险阻愈深，但这三年五学期仍在学生心底留下的不全是苦难的青春记忆，而吕漠野是他们记忆中极重要的部分，虽不如赵校长富于象征性，却更感性、更亲切。

学校学风极好。吕漠野等名师在敌人眼皮底下时，也能志同道合、协力同心，坚持照常给学生上课。学生则每天从早到晚，不是在祠堂庙宇茅檐下静心上课，就是在桐油灯芯微光中埋头自修。流亡中，宁中仍每年在全省会考中名列前茅。毕业生大学录取率在全省各校中最高，很多到内地的毕业生还被西南联大等一流国立大学录取。这当然有教务主任、语文老师吕漠野的功劳。作为骨干教师、数个社团负责人的吕漠野，还为建设宁中严肃活泼的校风付出甚多。宁中为提高教学质量，学生生活紧张，教师更忙碌，校长和老师都以校为家。吕漠野和校长一样以身作则，如早操一起跑步，参与查卫生、晚自修、查寝室。战时宁中实行军事化管理，如要求早6点起床，这的确对学生的生活习惯、意志性格的培养有益。1943年全省军训大检阅，宁中获冠军。不过，铁的纪律，终不如精神力量的感染更有力。赵校长是宁中刚强不屈精神力量的典型象征，吕漠野则完美呈现了宁中精神柔韧不弃的一面。宁中“三迁”中，谦和文雅的吕漠野，坚定地站在校长身后，低调却不可忽视。学生们关于宁中的回忆都有个吕漠野老师。他在文化启蒙、文艺创作践行上给学生的激励，更是成为学生记忆中最生动温暖的部分。

宁中学生在苦难艰险中成长，并非书呆子。吕漠野等老师在“知行合一”教育上做出很好的表率，正如他创作的《早操歌》唱的那样，“泥土太少种不起参天柳，基础太松造不起摩天楼”。宁中搬到大皿后粮食更成问题。春荒时，师生一度实行每餐限量的“一碗饭运动”、八人“一桌一面盆饭”活动，为庄严又生动的校风更添亮色，也涵养了更多能吃苦耐劳的人才。最能体现宁中校风的是通过锻炼身体锤炼意志的早操，在大皿是这样的：一周两天沿小溪跑步，两天到果园改成的操场做操，两天爬几里长的岭。这些画面中也都有吕老师身影。

吕漠野对宁中学生的影响，最深刻体现在他的“美育”意识中，即通过带学生尝试爱国文学创作、举办弘扬民族文化的讲座、开展体育锻炼和生产自救、践行抗日文艺宣传，开拓并塑造学生的胸怀和眼光。他个人的温润形象、儒雅言行、学识修养和精神气质，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也影响学生极深，使他们终生受用。艰苦卓绝的岁月，贫瘠闭塞的山村，却创造了教育的奇迹。吕漠野力主的美育、爱国主义的熏陶，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精粹的启蒙，都具有很大的正能量。

当时学生们对吕漠野的印象是：富有诗人气质，普通话流利，声音清晰柔和，口才敏捷，出口成章，生动风趣，令人如沐春风；爱好广泛，懂世界语、天文学、小提琴、戏剧，讲课认真且博古通今。他还深谙少年心理，对学生勤教严管又温和爱护，曾百忙中抽空安慰新生。学生对他无不敬爱。课外活动时，可听见小提琴声从他离教室不远的宿舍飘出。夜自修时，学生如有问题去陋室请教，他就放下琴耐心讲解。他的小提琴和笛子奏出优美的旋律、和谐的乐曲，也有强音和高潮，为深山小村的战火岁月增添了浪漫色彩和乐观情怀，镌刻在很多学生的记忆里，是美育的最恰当的诠释。

宁中第一届的六年一贯制学生，进校时年纪小，也是吕漠野完整带过的首届宁中学生，师生感情尤深。吕漠野教他们国文，还任班主任。他们受吕漠野的影响也最深。吕漠野特别注重培养他们的文艺创作等能力。1941年秋在吕漠野主持下，学生编印《新地》级刊，成为宁中流行读物，还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等处发表，都体现了他的有益影响。此时宁中学生身处山区，吃干菜糙米饭，点如萤桐油灯，却发现身边的精神食粮、文化生活并不像物质那么贫乏，就像吕先生形象一样多彩。有学生感叹他是传统书生兼西洋才子。说吕是西洋绅士，一则他通英语、俄语、世界语，曾在课外学习小组教学生学世界语；二则即使是山村简陋舞台，他演奏小提琴时也郑重其事，穿燕尾服登台，用洁白绸缎垫在肩颚，瞄谱拉琴，风姿优雅；为学生伴奏，则甘当绿叶，一派绅士风度；三则他曾讲都德的《最后一课》，使学生更懂得用祖国文字学习的幸福。所以更多的人说他更像传统书生，教诲学生循循善诱、娓娓不倦；小提琴外还擅长笛子；还有学生回忆他在破庙改的教室里，以深远沉郁的感慨唱叹、汪洋恣肆的高谈畅论，使听课者瞬间与历史人物庄子、屈原、司马迁同游，学生听得入迷，连穿堂的凛冽寒风都不觉得。吕漠野推崇传统文化精华却不迂腐。他也擅长白话文、新派诗，常在课堂上讲现代文学如鲁迅小说。在学校举办的学术讲座上，他给文学爱好者讲鲁迅《药》的分析，宣扬唤起健康刚强民族精神、重塑新的中国人，使蛰处山乡的学子豁然开朗。吕漠野的课堂、讲座和他出的作文题一样有眼光，从鲁迅上溯诸子百家、历代爱国诗文，正是民族文化正气一脉，最能激发学子们的正能量。

最能形象体现吕漠野对宁中学子施行“美育”涵养，也彰显宁中精神的要数他为学子们创作、传唱甚广的“宁中生活组曲”：《早操歌》、《起床歌》、《进餐歌》、《学习歌》、《洗澡歌》、《就寝歌》、《音剧团团歌》、《篮球队队歌》的歌词。“组曲”今已被收入宁波教育博物馆，虽曲谱不存，但歌词仍借助宁中学生半个多世纪的深刻回忆而完整存在，生动反映了浙江抗战教育史、抗战时宁中及学子的精神风貌，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仍回响在健在的宁中学子的心中，还呼应当今青年学子继续为中华崛起刻苦读书的理想，是不朽的精神财富。

“我们是中华的儿女！全中华是我们的家！ 我们全心爱护中华……”这就是音剧团团歌。音剧团最初诞生于1939年，吕漠野等老师组建了社团合唱队和话剧团（后合并为“音剧团”），演出抗日小剧、歌曲。吕漠野作为指导老师，充当伴奏外，还是社团的灵魂，这源自他之手的歌词，就诠释了社团主旨是“力行”抗日宣传：“我们要巡视整个中华黄河长江残山剩水”、“向同胞诉说敌人的残暴”、“把信念的种子向人心撒”。音剧团活动是宁中师生抗日文艺宣传很重要的部分。1940年、1941年，吕漠野确定代表民族精魂、来自延安的《黄河大合唱》为合唱队固定的排练曲目，激昂的歌声常回荡在校园上空、群山之间。他们1940年的一次公演，持续数日，有《春风秋雨》、《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是嵊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动人的抗日宣传。话剧团还常演出抗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活捉汪精卫》、《风波亭》等，现实题材、以古鉴今都有，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社团平时训练和演出吕漠野都精心组织、尽心参与，还曾以独把提琴在师生同乐会上伴奏《黄河大合唱》，深受赞赏。

1940年1月，日军占领萧山。吕漠野和另一教师及合唱队话剧团骨干、学生会干部等11名学生组成“宁中师生抗日徒步前线劳军队”，3月30日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来到前沿阵地，给抗日将士送去后方人民的敬意，莫大地鼓舞了士气。4月11日返回，历时13天，往返500里。报纸竞相报道“闯警戒线窥察萧山敌情”，轰动一时。这一令人赞叹的勇敢行为其实只是表达了吕漠野等师生“用慰劳献旗去颂扬抗战英雄的汗血，用钱米真情去安慰抗战英雄的家中”的朴素心愿。1942年4月，吕漠野等师生组成宁中音剧团，经东阳、过义乌，乘闷罐火车，到当时浙江省政府所在地金华公演，宣传抗日。师生抵制压力，坚持同台演出《黄河大合唱》，轰动婺城乃至整个浙江非沦陷区。群众称为“来自延安的歌声”。到大皿后，吕漠野继续主持音剧团，用小提琴伴奏教一届又一届的孩子高唱《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吕梁礼赞》、《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大地进行曲》（即《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还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三次组织抗日话剧演出，都是他选定剧本、担任导演和舞台设计。第三次是演出共产党人邵荃麟的《麒麟寨》，他还为剧中一位受刑爱国志士作配音，学生们都被震撼了。

吕漠野参与创作的《早操歌》等歌曲，则更是生动形象、真实详尽地体现了宁中师生的精神风貌。宁中在玠溪时，学校就推行《早操歌》等，由吕漠野作词、音乐教师陈有文作曲。迁校大皿时，师生成立护送校产小组，吕漠野和几个同学在一个组。他们白天穿行山林小道，晚上在山民家打地铺，听吕先生演奏小提琴，不觉辛苦。吕漠野平时文质彬彬，爬山却很有韧劲，还常轻哼刚创作的《早操歌》。贴切有力又琅琅上口的歌词深深地感染了学生。很快，大家一起放声歌唱：“…… 要爬得高，才望得远。用劲，用劲！ 爬人生的道路，比这还要千万倍难……”师生们边努力攀爬群山深处的高峰，边热切期待走出群山包围、望见更开阔高远天地的一天。

到了大皿，宁中暂较安稳。因音乐能陶冶学生情操，提高思想境界，活跃校园空气，振奋师生斗志，吕、陈二位老师便继续共同创作了更多贴近宁中原生态、适合学生演唱的歌曲。不几天，全校都唱了起来，歌声飞扬，更显士气高昂。《起床歌》、《早操歌》唱得最多，因为最能体现努力锤炼自我、成为明日栋梁的宁中校风，且富于画面感。起床、早操时也适宜歌唱。《起床歌》唱道：“起来！起来！ 同学们，起来！ 别等那村鸡三番两次的叫…… 起来！ 我们起得比太阳还要早！ 听！ 早操的钟声在紧紧敲，同学们排成一线向操场上跑！ 迎着早晨的太阳玫瑰一样娇，把第一行脚迹印上霜花盖满的溪桥！”《早操歌》则唱道：“没有结结实实的身体来担负，学问、聪明、道德、技能，都只是没根的浮萍在水面上浮…… 用劲，用劲！ 年青的铁骨头啊，一二三四，把铁骨头锻成了纯钢！ 别怕那灰沙飞起扑眼黄，别怕那跑道迂回漫漫长，腿让它酸，心让它撞，气让它喘，汗让它淌，要跑得远，不怕路长…… 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光荣，都要钢铁一样的青年来担负！”还有《进餐歌》先是唱：“唉，又是几粒黄豆碗底攒，又是几片腌菜咸又酸，吃厌了没有油的豆腐滋味淡，难得有青菜黄又干”，接着以同学对话形式对唱：“朋友，你要的东西全都有，可是，得先把鬼子向三岛赶。”吕漠野不愧是优秀作家，歌词通俗活泼却富有深意、耐人寻味。隔着数十年光阴去听，仍感真实可亲，战火岁月似乎就在眼前。

“组曲”歌词除了宁中学子生活的生动描述，对他们奋发向上、抗日救国的鼓舞外，还常有形象比喻，寄托着吕漠野对这些未来民族栋梁人品高尚、风骨凛然的殷殷期待，就像他祖父当年对他的期盼一样。如《洗澡歌》唱道：“山溪里的水，水晶一样的清，把清清的溪水来洗我的身，洗掉那龌龌龊龊的身上尘，还给我干干净净的本来身…… 干净的身，坦白的心……”《起床歌》里唱道：“棉被叠得正，放得平，四角棱棱，像我们的人品；草席铺得平，掸得清，平坦干净，像我们的良心。”人格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把宁中精神蕴含在这朴素的歌词里，希望孩子们能领略、深记并践行。这观念在今天也不落伍。一个学生深情回忆说，吕先生平时从不说教。他上课认真讲课文，不说课外的话。但做一个善良、正直、有脊椎骨的人，却是先生教育我们的。时雨春风、润物无声，正是吕式教育和人格的寓平易于深邃处，感人至深。

吕漠野晚年回忆说，宁中流亡办学历千险，排万难，校址四易，征途千里，师生却始终“弦歌不辍”。这也是指知难而进、死地后生的宁中精神。“弦歌不辍”出自《庄子》，指孔子在周游列国困境中不放弃文化与教育理想。典故本指以琴瑟伴奏歌诵不停，就像吕漠野在“三迁”中以笛子、小提琴自我怡情、教唱学生、抗日宣传，在“宁中生活组曲”表现出的乐观精神，师生对“组曲”的传唱不停。而中华传统特别看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弦歌”也泛指读书教学育人，“弦歌不辍”也可指吕漠野提倡的在最艰难时也不放弃“美育”育人。为什么宁中师生抗日办学精神可与孔子师徒“弦歌不辍”相比？吕漠野认为是精神一致：宁中教师和孔子一样肯忍受抛家弃子之痛、流亡之苦，忠贞教育，矢志不移；学生挤住在祠庙里，食不果腹，夜不安寝，也仍勤奋学习、书声琅琅。正是这样，宁中才能救亡图存，英才辈出。

新的时代

1945年8月，宁中师生等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在大皿的山沟里举行了狂欢般的火炬游行。然而最初的“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过后，“青春作伴好还乡”却还得等一阵。因原校舍已毁，宁中又在大皿滞留了一学期，1946年1月寒假时，才迁回宁波原址。宁中及师生终于像吕漠野歌词里期盼的，走出小山村，变得更强大，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新时代。

刚回迁时，面对只剩一栋教学楼，无宿舍，水电不通、近乎废墟的校舍，经费又严重不足，包括吕漠野在内的师生们并不气馁，依然发扬抗日办学的不惧不弃精神，自力更生，边学习边清理边修建，并借用旁边的寺院住宿，终于开学。学校用军号声代替铃声，又借寺院的晨钟暮鼓，激励学子们像《起床歌》、《早操歌》里唱的那样继续早起勤学。此时的宁中学风也仍像吕漠野《学习歌》说的：“让鸟叫似的英语在鸟叫里打一千个转，让琅琅的书声在松针上和着歌唱的风。从古往今来几千年找寻祖先的经验，把大千世界千万里都放进我们的眼瞳……向书本学习呀，用功！用功！别让那时光空过一分钟！”还是为中华复兴而读书，是知行合一，“想一想怎样才能叫中国跳出穷和弱，想一想怎样才能叫世界走上大同。向社会学习呀……我们是中国将来的主人翁……人生几十年有多少年少时候……”经战火淬炼、和平涵养，接下来的数年，宁中仍为省名校，一流高校升学率仍居高。1948年全省中学生运动会在杭州举行，宁中获第一，胜过蒋经国创办的嘉兴青年中学。

此时，吕漠野已渐入中年，不过他对教育的热情始终未改。1946年，他给将毕业的六年一贯制学生郦仲瑜写了一首词：“看君总角，倏忽成年少。我辈中年，能不两鬓毛？ 剡水月皎皎，玠溪风潇潇，饱听大皿潺潺水，来看甬江日日潮。羽毛丰盛，正应一击抟扶摇……”，深情地回忆了学生从初中到高中的成长，学校“三迁”、回迁的变化，抒发了自己将青春留在学校、留给孩子的感慨，看似有憾，实则满是欣慰无悔。最后祝学生有越飞越高远的未来。而在学生眼中，虽经多年辛劳艰苦，吕先生和烈火淬金的宁中一样，仍年轻充满活力，一如初见时一般风神潇洒。

1946年来到宁波的吕漠野，也和长期分离的妻儿团聚，重享天伦之乐。不久，他身为共产党员的堂弟吕侠男（化名李子青）也来到宁波。侠男夫妇抗战时参加了共产党。弟媳怀孕时，吕漠野曾助她平安。抗战胜利后侠男坚守会稽山区打游击，这次和部队失联，到吕家暂避。吕漠野不但帮弟弟找工作，还帮来找侠男的同志联系上弟弟，使之回归队伍。也可见他一贯同情革命的态度。早先宁中到大皿后，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节节溃败和报纸的粉饰让吕漠野很感失望，萌生退党之念。又因祖母年老、妻儿弱小需常回嵊县探望，他请辞教务主任。因学校教师不足、他也不愿待在沦陷区，所以继续留任宁中。1947年，国民党党员党籍重新登记时，吕漠野没有登记，自动退出。

1949年5月，宁波除了舟山都解放了，但国民党仍盘踞定海，宁波形势严峻。6月，军管会接管了宁中。赵仲苏辞去校长之职，但他和吕漠野都带着深深的眷恋留任宁中。新校长是钱念文，后曾为民盟宁波市委会副主委。新时代来了，一片新气象，吕漠野积极投入学习新事物中，不过勤恳教诲仍是未变。1951年4月，宁中学生公演《刘胡兰》，轰动宁波。吕漠野仍携提琴伴奏，甘做绿叶。

到1952年，吕漠野41岁，正届不惑之年的他生活有了更多的变化。他的长子吕忆城宁中毕业进入名校交通大学，此时已毕业。家有佳儿初长成，当然欣慰。而他自己多年的积累沉淀也终于助他飞跃，可以到更高远广阔处。他在此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于8月被调到浙江师范学院，成为大学教师。阔别14年后他又回到杭州。

1952年6月至9月，全国高校大规模调整。综合性的浙江大学，剩在杭州的院系被分成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四所大学。这四校在1998年即吕漠野去世前一年，又重新合并，吕漠野最后的身份是浙大教授，也是有意思的历史缘分。而当时，浙大的师范学院等，联合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重组为杭州大学），是一所以师范为主的文理科学校。新单位、新工作很适合吕漠野。

吕漠野的教学风格，很多学生都强调他任教的认真负责、上课讲解的耐心细致。这确是中学老师特点，也是因为他当时身处中学，还和他做事认真周详有关。其实吕漠野治学涉猎甚广、中西融通，教育理念也视野阔大、境界高远、眼光独到、思路圆融。如他的文学创作，研究继承了现代文学巨擘鲁迅的衣钵，慧眼独具地关注乡土文学、浙江本土作家、儿童文学；还能不拘一格地主张既传承传统文化，也兼修中西文学。他确有大学教授、学者的气度素养。此前已有不少人指出这一点。

吕漠野任教处中时，想来处中的人很多，赵仲苏眼光很高很严，选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名师，如戏曲研究名家王季思及吕漠野等，无不思想进步、气质闲雅、学识丰赡，为国内某研究领域一流学者。难怪后来有人评价当时处中老师人才济济，是“王季思曲苑杰魁，吕漠野译林翘楚”，说吕漠野是翻译外国文学的高手，当然他的成就不止于此。后王季思去了杭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处，和吕漠野一样成了大学教师。

吕漠野的确知识渊博，有学术根基，即使教中学生，他的方法也和当时一般的中学语文老师不同，他不是单纯讲课文，而把语文当做一门学科。学生们都说他的语文课内容很丰富，包含古代文学、诸子百家等。这是指吕漠野在抗战时印发的毛边纸油印讲义，如《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哲学史纲要》等，虽然是为学生会考、考大学需要而编，却也体现了他对诸子学说的融会贯通、于中国文学的造诣，治学精神可嘉。他还编写了讲授诗词曲的《高中国文讲义诗词曲》。1946年秋的《高中语文科常识纲要》将文学史等七个纲要集大成，更具体系。他的很多学生都把发黄的旧讲义保存数十年，常拿出来温故知新。以前大学老师的一本讲义数十年修改增补，是他学问的很好体现。吕漠野也是这样。

吕漠野除了选取讲课内容的独具匠心、眼光高超，教课方法也值得称许，简练有条理，语言清晰生动，比喻贴切，分析透彻又充实。即使是深奥的哲理，也能要言不烦，深入浅出讲透辟，使同学听得津津有味，惋惜课结束了。他讲课绝不“不求甚解”、含糊带过，到紧要处常入木三分，使人茅塞顿开，足见功力。如他一次讲解戏台对联的横幅，说三个“乐”是智者乐山的“yao”、音乐的“yue”和快乐的“le”，寓意戏曲可怡情悦性、陶冶情操。这样讲课，深入浅出外还能俗中见雅，从寻常人事窥见文化精妙，尤可见他的襟怀开阔、思想不迂阔不偏颇。

吕漠野的大家风度还体现在他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形象上，包括他那一手刚劲秀丽的楷书，有内在温润风骨，也有外在潇洒神韵，字如其人。再如他讲古代诗词曲赋，深入浅出的解释，出神入化的讲评，充分体现学识，也彰显人格魅力。大学教育，精神风貌、思想风采、言行风范的濡染是最终最根本最重要的，大学教师应有大家风范。忠恕待人，谦和平易，从不疾言厉色，安于清贫，甘于淡泊。吕漠野堪称大家。吕漠野以一丝不苟的身教、循循善诱的言教来滋养学生，教诲他们爱国爱乡、进步进取，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许多学生日后也都成为良师名师。吕漠野任教宁中时，学生中有后来的杭州大学教授蔡义江、任明耀及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等名家。任明耀是吕漠野太平高中部学生，1956年后又和他成为浙师院、杭大中文系的同事，还是民进同志。两人一起开设“中学语文教学法”、“儿童文学”等课程。傅璇琮1946年考入回迁的宁中读初中，后考上北京大学，任教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他回忆自己的文学、学术之路起步时就提及“我的国文老师吕漠野”，说吕师很有才，新诗写得美，课也教得好，语言纯净，情致高雅。还说吕师当时常根据宁中老校长夏丏尊、民进元老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开明少年》的征文来安排作文，使学生作文水平提高得很快，还推荐学生投稿。傅璇琮几次投稿都被采用，吕漠野是他的伯乐。傅璇琮还评价宁中老师有高学术层次的特色，说吕漠野的教学方法就是大学式的，把他的课和演讲如实笔录，不用修饰就是好文章。

吕漠野后在《宁中抗日内迁碑记》里说“民族之脊梁，学术之精英”，的确，抗战岁月最终铸就他们这一代民族脊梁、学术精英。他们如高山长水般的学问和人格是不可分的，学问境界的高度源自他们对祖国人民爱的宽度和深度，相得益彰。进入新时代，来到新环境，吕漠野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心意始终没变。不久，他在浙师院加入民进组织这个温暖大家庭。

1955年5月，吕漠野在民进浙师院支部加入组织。他填写入会申请是在早一年的4月，介绍人是任铭善、吕荣山。后者也是原宁中教师，调入浙师院化学系。任铭善是浙师院副教务长，还是民进中央第一任主席马叙伦的学生。任的介绍词说吕漠野工作、与群众关系都极好，对民进工作的开展当有很大作用。吕也说吕漠野工作踏实负责，群众关系好，处事有原则有条理，各项活动均能积极参加。那时民进浙江省委会还没成立。民进浙师院支部（当时叫支会）是1952年11月建立的，只有任铭善、李之方等四人，任是支部主任。当时杭州也只有五六个支部，浙大都没有。高校中民进成立支部，浙师院是最早的。民进名列当时师院三大民主党派之一，另两个是民盟和九三学社。当时浙师院党委认为随着学校发展，民主党派的发展也要扩大，给予支持。因为民进的主要发展对象是中小学教师，浙师院就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所以院内主要发展对象就定为教授教学法的教师。进院就担任中学教学法课程的吕漠野就成为1953年上半年院民进组织要发展的三名有进步倾向的、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吕漠野的入会，经民进杭州市领导和浙师院党委研究被批准。杭州市分会认为他工作负责，群众基础良好， 有一定的代表性。1954 年6月，吕漠野就开始参与支部活动。到1955年5月15日，杭州市分会第二届第六次理事会正式通过他的入会申请，吕漠野真正成为民进中人。他后来就说自己是1955年5月17日在杭州大学（浙师院）参加民进的。任明耀是1953年加入民进，后调入浙师院，也成为院支部的一员。上世纪50年代的民进浙师院支部组织生活较单一，主要是学毛选，结合思想改造。每两周一次学习。要学的内容提前布置，大家预习。讨论时主要是联系思想，谈谈体会。学校党委也有专款，可供支部成员一年出去参观一两次。后成立的民进省委会对支部组织生活也很重视，省委会领导多次亲临指导。加入民进组织使吕漠野终于在中文系外又找到一个新的温暖家庭，也成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平台。他于1958年成为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一员，自此，渐渐进入推动民进在浙江发展的领导核心。他还于同年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一直到1993年第六届届满才卸任，参政议政35年，多有作为。

吕漠野进入浙师院中文系后，除了中学语文教学法，主要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还开设过中国现代诗歌、毛主席诗词等课。他原本的教学经验、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创作的积淀、古诗词功底，加上他一贯的认真严谨、勤勉低调、与人为善、诲人不倦，使他很快成为系里的骨干，1954 年任中文系副主任，1957 年被评为系先进工作者。1958年，浙师院和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从此孕育更多文科英才，吕漠野继续任系副主任，在浙江文化界影响尤其深刻。有1958年至1962年在杭大中文系读书的学生回忆，当时教现代文学的吕漠野老师，个子不高，很精干。很多学生是通过他才知道还有世界语的。现代文学课当时用的是杭大自己编印的教材《新民主主义文学史》，不知道是否就是吕漠野参与编的那本？现在的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就始建于此时，在老一辈学者吕漠野等人的努力下，学科建设奠定下雏形，学脉绵延至今。

上世纪50年代前期，各高等师范院校纷纷开设儿童文学课。吕漠野和同事任明耀、蒋风等也为儿童文学能成为一门新学科而努力。1957年，三人编写了《儿童文学参考资料》。此外，吕漠野还承鲁迅遗志，积极翻译俄、苏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以便有助于学科建设。他以世界语为中介翻译了乌克兰的《妖怪莫尔加那》，以世界语和英语互参翻译了西班牙的《血与沙》，还由俄语翻译了《地窖里的孩子们》、《珂丘宾斯基小说集》。他还为更好学习苏俄文学而重新学俄语，就像当年努力学俄语和世界语一样。这些译著也巩固了他作为优秀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地位。浙师院（杭大）的儿童文学学科也由此确立。任明耀曾回忆，吕漠野任系副主任没有架子，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细致，和同事关系融洽，真诚对待青年教师，无私传授，也无私对待学生，所以威望很高，一如他在宁中。当年的杭大中文系，还多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姜亮夫、夏承焘、蒋礼鸿、陆维钊、吴熊和、徐朔方、郭在贻、钱南扬、王季、王西彦等，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有1959年至1963年在校就读的学生说自己经历了“文革”，还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前夏承焘、任铭善、吕漠野等先生亲自教他们吟诵的《诗词朗咏谱》油印讲义，保存了一段珍贵的文化记忆。

吕漠野的民进介绍人任铭善也在中文系上课，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教学。此时，还有温州人马骅曾任写作教研室主任。吕漠野在上世纪80年代又成为马骅的民进介绍人。“东南文运”、杭大的共同经历使他们走得更近，有缘共同凝聚为民进组织的忠诚分子。

一世民进

解放时，吕漠野写信给家乡农会表示，无论家庭定为什么出身，家里的土地都归农会，表示了与旧时代决裂的鲜明态度，后被定为地主成分。此后，他积极学习新事物，努力跟上新时代。1950年暑期参加了省中学教师暑期研究会学习，1951年到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第七期学习，1952年到华东革命大学第九期学习，通过这些学习，了解土改、镇反的工作精神，加强思想改造。在学习后的总结里，他曾诚恳检讨自己有亲戚在土改中被镇压，情感上不能马上就和工农结合。抗美援朝学生参干运动使他更加认识到祖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于是更深入地批评“旧我”，说以往把思想视为空疏学问，不够重视，希望以后能理论实践相结合地为人民教育服务。在以后的学习中，吕漠野继续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传统道德放不下；热情不足，不能积极靠拢人民，要求进步不迫切；马列主义理解不深；教导工作只管教不管导，和学生不能打成一片；对青年团体思想工作认识不够，认为妨碍学业；大课教条理论居多，低年级学生不喜欢听；语文教学从摸索得来，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丰富自然，但有时教材超过一般学生需要，对成绩低的同学没帮助。在《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里，吕漠野也以细节举例指出自我不足。如浪费，不够无私，“不问同学需要与否，要图书馆花三十八元买了《鲁迅日记》”，“语文教学为表现自己，教学内容往往超过不必要的程度”，“想将全部心思放在语文教学上，不愿意教政治”，“对工农子弟及成绩较差的同学没给予特别照顾”。不过，这些“错误”也可侧面见证他在工作上一贯的认真不苟，对师德的自我严要求。

1955年开始“肃反”，不久传来赵仲苏在宁波不幸溺水亡故的消息。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吕漠野和赵先生等宁中师生结下坚固情谊，他对赵先生一直非常敬重，日后在《追怀先师赵仲苏先生》文中曾高度评价赵先生流亡办校护校的远见和能力。十多年的细致谋划和具体辛劳，吕漠野作为赵的副手，也有不少作为，他却一笔带过，只是说自己是较熟悉学校内情的教师。解放后，赵仲苏在宁中做普通教师，吕漠野曾多次接济他。此时赵先生的含屈而死给了他很大的心灵震撼。1957年“反右”开始，吕漠野也曾自我检讨仇恨心不足、斗争性不强、温情主义不能克服。

民进杭大支部在“文革”前已受冲击。1956年后，会员就没有再发展。“反右”开始后，与吕漠野同岁的任铭善被打成“极右分子”，历经磨难，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已患绝症，次年郁郁而终，享年才54。支部另外数名民进同志也错划右派。民进组织在“文革”十年中活动停顿。吕漠野有学生在“文革” 期间九死一生， 说自己是想到《早操歌》的“……不怕那岩石光光手没处攀，不怕那荆棘丛丛山腰里拦。要爬得高，才望得远。用劲，用劲！ 爬人生的道路，比这还要千万倍难”，才熬过难关的。“望得远”、不放弃，吕漠野此时应该也是这样想的，以磨砺为幸，熬过那段时光。

1962年、1963年两年，民进组织活动曾短暂活跃。1962年春，乘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反右”暂告段落、“右派摘帽”的春风，已诞生六年的民进浙江省筹委会于年底连续开会，准备召开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吕漠野和省筹委会副主委、作家许钦文同在秘书组，负责草拟工作报告、会议议程等。“一代会”于1963年2月15日至25日举行，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到会。民进浙江省委会终于诞生，吕漠野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可是不久“文革”来了。到“文革”结束、影响渐消，各级民进组织才开始恢复活动。1977年、1978年，民进省委会领导常来杭大，希望支部恢复组织活动。当时杭大民进支部有的同志（如任铭善）已去世，有的遭受冲击身体不好，大家也都心底有所顾虑。不过，出于对民进的信任，吕漠野等都赞同恢复活动。支部在1978年开始活动，后还恢复发展成员，陆续吸纳杭大优秀教师，会员从10多人增加到30多人。杭大支部在组织复兴上又和当年组织发展一样，走在了前面。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加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字，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经受考验磨砺后的新时期，再度彰显统战工作的深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吕漠野以他一贯的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积极参与民进组织的发展。1980年2月，吕漠野作为资深民进会员，成为民进浙江省“二代会”筹备小组组员。1980年7月，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吕漠野担任大会执行主席、执行秘书长等重要的大会组织工作，并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1年9月，他在《浙江民进》第6期发表《心事浩渺连广宇——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一文，是向他文学创作的前辈楷模、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鲁迅先生致敬。而联系他转述的周建人、许广平希望在鲁迅故乡建立民进组织的话，浙江也是鲁迅故乡，发展浙江民进组织也算是向鲁迅致敬的另一种表现。吕漠野早有为民进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和宏大志愿，正是“心事浩渺连广宇”。1981年12月，民进浙江省二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举行，他被增补为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随后他便开始了比以往更忙碌的“民进中人”生涯，参与民进和人大、政协各类会议活动，商讨国家民生大事。这固然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但对吕漠野来说，这也是他期盼国家民族复兴、实现理想的必经途径，又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奋斗，所以他不觉辛苦，反而甘之如饴，一如当年的抗日办学。此年他已70岁，却因祖国民族和民进组织春天的来临再度焕发了青春和热情，体现了他一直践行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文革”前，浙江的民进地方组织，只有杭州、萧山有地方委员会，嘉兴、湖州有基层组织。民主党派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发展会员、建立新的民进地方组织成为当务之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省委会决定在杭州以外的各市尽快成立新的地方组织。此时已担任省委会副主委的吕漠野以他在宁波、温州、绍兴等地的广泛人脉和较高名望，尽心尽力，为各地组织的顺利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2年4月，绍兴县中学语文教研会举行研讨会，吕漠野以杭大中文系教授身份现身会场。与会的很多中学教师都是他的学生，听过他的“中学语文教学法”课，对他十分敬佩。不过许多人在会场上才知道他的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身份。吕漠野谈过中学语文教改后，就向在座老师说自己是受民进省委会委托，来绍兴筹建民进组织的。他还说自己去北京开会时，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副主席许广平都希望在鲁迅的故乡建立民进组织。他还讲述了1945年民进成立以来的会史，介绍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十六字方针；更指出民进的主要发展对象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欢迎绍兴教育界尤其是在座的优秀非党人士加入民进组织。吕漠野是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的权威，威望非常高，大家对他很信任，所以他的这番话影响很大。他的学生张观达当场就申请加入民进，还积极发展了辛亥先烈陶成章的孙子陶永铭、蔡元培侄孙女蔡式玉入会。由于新、老各代文化名人的强大影响力，绍兴的民进组织建设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迅速。1982年底，民进绍兴市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比起绍兴，温州民进的筹建就较为曲折。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当时基层“极左”思潮影响还未肃清，加之曾目睹“文革”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遭受的迫害，又对民进组织和统战方针不很了解，产生畏难情绪，不愿入会，筹建工作曾暂时受挫。但民进省委会包括吕漠野等一些领导却仍以春风化雨的态度继续向拟发展对象传达民进组织的温暖真诚，融化了很多人内心的坚冰。吕漠野更是以私人交谊、个人影响力争取那些在当地有名望的“种子”对象发展入会。

1982年6月，温州民进组织的筹建，急需一位德高望重、能一呼百应的领头人。老诗人马骅（莫洛）是理想人选，但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提早退休回家乡温州，所以多次婉拒邀请。考虑到他在杭州大学任教时，与任铭善、吕漠野等民进会员交情深厚，省委会就请吕漠野给马骅写信，以故友之谊，还有吕先生的亲身经历，动之以情，劝其入会。吕漠野的信起了很大作用，彻底打消了马先生的顾虑。历史上常有一纸书信定乾坤的故事，吕漠野的信也可谓一字千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马骅不但自己加入民进，还动员也是东南战时文学一员的九叶诗人唐湜、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金江等温州文化名人入会。吕漠野成为他们共同的入会介绍人。马骅入会申请书上的“第一介绍人”一栏还特意空着请吕漠野填写，吕漠野写道：“马骅同志长期从事文教工作，热爱党的文教事业，特介绍入会。”这也算他们老友新谊、新时代在民进组织里可贵重聚的一点纪念吧。民进温州市筹委会在1983年3月顺利成立，马骅为市筹委会主委，后连任两届主委，在温州民进组织发展中做出很大贡献。

作为省政协委员和民进省委会的领导者，吕漠野积极参与各项工作。1982年5月，政协浙江省四届四次会议召开，省政协委员吕漠野与民进19位同志出席。他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认真讨论国是和浙江省大事。还和民进同仁提出教育、科研等领域的30 多件提案。1982 年7月，民进浙江省二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举行，主题讨论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民进工作、打开工作新局面。这次会议，人多了，中青年多了，大家信心百倍。这是浙江民进兴旺发展的标志，和吕漠野等老会员努力发展组织大有关系。1984年5月，民进召开全省工作会议，讨论组织建设问题。会议认为近四年民进发展了新会员，补充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新骨干。与会者认为要加强组织建设，必须要发扬好的会风，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吕漠野这数年的踏实工作、卓有成效地参与发展各地民进组织，可谓实证。1984年10月，民进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三届委员会。吕漠野任大会执行主席，主持闭幕式。大会选举他连任省委会副主委。1985年2月，民进宁波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吕漠野代表省委会到会致辞。重回故地，祝贺民进在此扎根，也是可喜缘分。1985年2月，省民进举行迎新茶话会，吕漠野等领导参加，欢迎1984年入会的新会员。此年是他入会30年，新老会员相聚，其乐融融，象征民进大家庭的日益繁荣。1987年5月，吕漠野参与民进杭大支部的活动，联系杭大当下实际，身为教师的各位会员特别关注提高青年人素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87年11月，省委会举办座谈会学习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吕漠野等与会会员发言要积极议政参政，充分发挥民进的作用。

1988年7月，民进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举行，通过了对吕漠野等14位因年龄和身体关系不再担任省委会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致敬信。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吕漠野等被推举为民进省委会顾问。他虽不再担任省委会副主委，但他对民进的关心仍持续。一日为“民进中人”，一世为“民进中人”。

1979年后，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年近古稀的吕漠野虽已两鬓花白，但内心依然是那个好学好奇、勤勉上进的青年。多历世事、时变的他，性子更内敛温和，但内心对国家民族复兴强盛的关注和期待没有改变。此时的他除了教学、科研、创作和民主党派、政协事务，还和生命里的一个个“老朋友”重聚，勾起历史的感慨和青春的记忆。

吕漠野一直没有放弃和世界语的缘分。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还为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写稿，并以世界语为中介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1963年，吕漠野参与筹建杭州市世界语协会，任理事长，还任浙江省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他还因世界语的共同爱好发展了不少民进会员。我国的世界语活动“文革”时也受创，到了改革开放后，又开始复兴。1979年，吕漠野当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1981年，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学者楚图南、巴金、叶圣陶等发起的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影响巨大，很多地方都建立了世界语组织，积极宣传、推广世界语，仿佛又是上世纪30年代时的景象。吕漠野在迎来民主党派的春天后又迎来世界语的春天。年华虽逝不可追，青春年代时的理想犹在，也是可喜。

吕漠野晚年重逢的另一个“老朋友”就是宁波中学。1989年4月29日，以宁中40年代部分在杭校友为主，为缅怀赵仲苏校长诞辰90周年，在杭州民主党派大楼举行纪念活动。这是吕漠野牵的头，他还以与宁中风雨共患难的前宁中教师身份出席，发表讲话《追怀先师赵仲苏先生》，以生动的事实回顾和赞誉了赵校长爱国重教的伟大精神品格。出于对赵先生的尊重，时为民进省委会副主委和杭大教授的吕漠野并未发表官方言辞，而是谦和地以学生辈而非同事朋友辈相论。一篇朴素的讲话，是著作很多却很少论及自己的吕漠野对壮美年代、无悔青春的追忆，也再次侧证了他的真诚人格。此后，宁中40年代校友重聚成为惯例。1990年，宁中六年一贯制学生在杭为吕漠野庆祝80华诞（因吕漠野农历生日没到立春，按传统算法年纪要算大一岁，所以这年过80）。在昔日的学生眼中，岁月荏苒，他们的吕先生却慈颜温语如旧，依然可见40年前的潇洒神韵。他们欢聚一堂，感慨今昔，颂扬先生教书育人的劳苦功绩，赞美他的高尚师德。

1995年10月9日正当中秋团圆节，宁中校友又在钱塘江畔五云山聚会，为吕漠野开敬师大会。到会人士来自全国各地，并有从海外专程归来者。依然精神矍铄的吕漠野在会上讲解了他此时写的一首追怀往事、祝贺聚会的诗《中秋雅集志感并序》。诗中说“半壁河山遍敌踪，敌前屹立有宁中。书声朗压溪声急，营火浓于战火红。负笈担粮同患难，培花结果各西东。阴晴圆缺天行月，离合悲欢风转蓬。忽忽已经半世纪，隐隐犹忆万山丛。昔时共读乌鬓客，今日重逢白发翁。漫借秋光胜春色，喜看旧友作新朋。临歧互道多珍重，长葆青苍不老松”，回忆了半个世纪前充满艰苦危险的宁中抗战岁月，更珍惜今天的重聚，期待大家都是“长葆青苍不老松”，以后常再聚。一句“漫借秋光胜春色，喜看旧友作新朋”，更显示了吕漠野一贯的乐观态度和博大襟怀。他还在《难忘的生活，难忘的友情》一文中回忆当年战时生活，说师生间的情谊本只是同学习，他们师生却是同患难、共生死。难忘的生活凝聚了难忘的友情。他还说人生多悲欢离合，大家能重聚，已很不容易。诗文都体现了吕漠野一贯豁达淡泊的性情、依然纯真质朴的心灵，这是他永葆少年心的最好诀窍。

1998年9月，是宁中百年校庆。吕漠野不顾年迈，来到宁中，参与纪念活动并致辞。他还和学生共同撰文《宁波中学抗日内迁碑记》，记录抗日办学史实，评论其历史意义：“际此百年校庆之时立碑追记，以志历届师生员工一德一心、同甘共苦爱国主义之精神。”“重温历史，盼来者承前启后，爱国爱校，求索不止，自强不息，成为民族之脊梁，学术之精英。”“民族脊梁，学术精英”， 宁中无数前贤当之无愧， 吕漠野也是。1999年，吕漠野去世那年，当年曾和他一起徒步前线劳军的学生黄圣仪，以他最敬爱的老师名义，在宁中捐资设立奖学金，纪念吕师在艰难时光里教给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宁中有四项最有代表性的奖学金，其中就有赵仲苏、吕漠野两项，为后来学子彰显人格和知识的典范。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0年将吕漠野的儿童文学作品结集出版。他曾感慨自己的近二百篇童话在解放前后散刊于各类杂志报章，未整理成集。今天终成正果，也算完满。1991年是吕漠野的80 华诞， 他已退休，但依然常发表文章。他在杭州市体育场路浙大职工宿舍的家里有三个镜框：一个是1983年杭大为他从教50周年发的，纪念他从1933年在盐务中学开始的教师生涯；一个是宁中庆祝他80华诞；一个是宁中40年代学生送的“寿”字。此时的吕漠野，还细心照顾多病的妻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身体还好， 我爱人身体不好， 过去她照顾我，现在我照顾她了。”如此朴素，却如此感人。就像他担任杭大中文系副主任时，那时很多教授都不爱担任行政职务，怕影响科研和教学，当系主任主要是奉献。吕漠野却不在乎：“工作总得有人做，中文系也需要我这样的人。”他始终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那个忠厚长者。晚年的吕漠野，即使已成为名校教授和民主党派省领导，依然朴素真实。和他年轻时一样，爱穿半旧的蓝卡其中山装、布鞋；说话娓娓道来、出口成章；待人谦和诚恳、温和热情；填表格写报告的端正小楷，方正有规矩，一如他的为人。这些都没变。

1999年11月28日，88岁的吕先生离别人世间，平静安详。讣告上称他是民进省委会顾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还说他是教育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专家。12月2日，浙大为他召开了追悼会。校党委致悼词，提及吕漠野在宁中、浙师院、杭大、浙大等单位的工作，肯定了他在全省教育事业、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世界语普及等方面的贡献。还感谢他任民进省委会领导、省政协委员时兢兢业业的参政议政工作。长子吕忆城代表家属致答词。吕先生生前故交好友、同事学生多来吊唁，并有文章诗歌回忆赞誉他。

大音希声，自成闳声；大象无形，自成广野；漠漠丹心，辉耀后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吕漠野先生年表

1912年 2月22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今嵊州)石璜镇继锦乡上沙地村。

1918年进入上沙地继锦小学学习。

1922年 2月,考入杭州第五小学。

1924年 8月,考入杭州私立两浙盐务初级中学。

1925年 7月至8月,参加杭州学生联合会,积极参与纪念“五卅惨案”活动。

1928年 8月,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专业。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进修国文、世界语。

1929年与表妹佘敏之结婚。在上海一些小书局兼职做编辑、校对。

1931年一度失业居家,开始向儿童杂志《小朋友》等投稿。

1933年 8月,在母校盐务中学任教音乐、国文等,任过级导师。

1938年春,在处州中学教国文。

1939年 7月,随赵仲苏去宁波鄞县的宁波中学。在鄞县、嵊县长乐镇太平村、玠溪村和磐安县大皿村参与宁中“三迁”、一线抗日办学,任国文教师、教务主任(至1945年)。

1946年 1月,在回迁宁波的宁中任教。

1952年 8月,调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1954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1955年 5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8年 11月,任新组成的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出席民进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浙江师范学院重组为杭州大学,继续在中文系担任教师和系副主任(至1998年)。

1959年 1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2年参与民进浙江省“一代会”筹备工作。

1963年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杭州市世界语协会,任理事长。任浙江省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

1964年 9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77年 12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当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

1980年 2月,任民进浙江省“二代会”筹备小组成员。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1年 12月,增补为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2年 4月,赴绍兴推动筹建民进组织。7月,写信给杭大老同事马骅(莫洛),力邀他筹建温州民进组织。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84年 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7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顾问。

1989年 4月,牵头以宁中40年代部分在杭校友为主,为已故宁中赵仲苏校长诞辰90周年在杭州民主党派大楼举行纪念活动,有《追怀先师赵仲苏先生》一文。

1990年 2月,宁中学生为吕漠野庆祝80华诞。

1992年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

1995年 10月,宁中学生在五云山聚会,为吕漠野开敬师大会。

1997年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1998年 9月,参与宁中百年校庆纪念活动并致辞,和学生单立经共同撰文《宁波中学抗日内迁碑记》。

1999年 11月28日,因病在杭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