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昌先生（1921—2002）

张世昌1921年7月6日出生于嵊县，2002年5月28日在杭州去世。张世昌一生与民进结缘，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会第三、四、五届副主委，第六届名誉副主委；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会第三届委员，第六、七、八届副主委，第九、十届名誉副主委。此外，他担任的人大与政协职务有：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六届杭州市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届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杭州市第四届副秘书长、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委员。

张世昌是浙江中小学教育界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一辈子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历任杭州化仙桥小学、西湖二小、西湖区中心小学、保俶塔小学校长，并在保小期间，筹建成立了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即如今的学军中学，担任首任校长（1956年8月-1958年7月）。在担任多家中、小学校长期间，他以身作则、从严治校，一方面潜心研究教学问题，一方面不断争取教师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在追悼张世昌时，他的儿子张一祥用五句话来评价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个农民的儿子，度过了勤劳朴实的一生；我的父亲是个辛勤的园丁，一生从教培育桃李满天下；我的父亲是个执着的爱国者，奉献终身、矢志不渝；我的父亲是个称职的父亲，省吃俭用养育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我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他以他的行为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正直。

心系教育，与人为善，这便是他的一生。

书田学子：梅花香自苦寒来

张世昌，字帆，小名积达，原籍浙江省绍兴市。1921年7月6日，一个婴儿在我国越剧发源地绍兴市嵊县（现在的嵊州市）的一户农家呱呱坠地，他就是张世昌。当时的嵊县除了县城外有两个大镇，一个叫黄泽，一个叫崇仁，儿时的张世昌就在崇仁镇边上三里地的上湖荫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张世昌的父亲张培春4岁时母亲早逝，缺少家庭温暖，张培春曾到崇仁镇的诚志学堂上过两年学，辍学回家后被送去跟一个银匠师傅做学徒。学徒生活自是万般艰辛，从早忙到晚、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要被师傅与师娘使唤、打骂，终于有一天张培春受不了打，忍无可忍逃了出来，两年的学徒是白干了，手艺也没学成。

回到家后，张培春生计无着，一筹莫展。当时族里有一种助学规矩，只要读书取得秀才或相应的学历，就可以由族里提供一定数量的田地供其家种植，不用交纳租金，是为“书田”。张培春的父亲是秀才，于是他靠父亲的秀才身份从族里租到几亩助学“书田”，春耕秋收，养家糊口。

张世昌的母亲从未上过学，但为人聪慧，肯吃苦耐劳。嫁入张家后，她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并开起了一个小酒坊，每年酿几缸黄酒，既可供家里人享用，也能卖给村里人换点零花钱；她还是个养猪能手，养的猪长得快而肥；她每年还要养蚕桑茧，收一二百斤，这项收入对家里的贡献很大。她一共生养了四男一女五个孩子。

嵊县崇仁镇西南的三里地，据说是某位将军在越国作战时战死沙场，圣上为表彰他的功绩赐予其家族的“跑马圈地”，后被其三个儿子继承下来并形成了上、中、下三个自然村。张世昌家就在上湖荫村，村前大台门内两边的石凳上永远坐满了各家的老人，他们带着老式烟枪，吞云吐雾间不忘谈论各家各户的“大事”。进了大台门，是逾千平方米鹅卵石铺就的大道地，大道地像一条无形的线，将村里的居民区分了开来。大道地西边的房屋粉墙瓦屋，整面的风火墙一连到底，一看便知居住在其中的都是身份地位较高、家庭富裕的族人；而东边是木结构的两层廊房，一条双重瓦檐覆盖的南北走廊将七间两层板房连在一起，因此得名“七间头”，里面居住着一房所生七个儿子的后代。张世昌家则是在这“七间头”和台门塘的两层楼房的背墙后披盖的一所简陋院落。整栋住宅就像一个向北倒下的“开”字，从天井到饭堂，狭小逼仄，各房间的板壁都没有封到顶，也没有天棚，一眼就能见到青瓦下的篾垫，从梁柱的木头上露出腐朽和虫蛀的痕迹，可以看出这所房屋历经岁月的风吹雨打，已经破败不堪。张世昌曾自嘲云：“乌漆台门大人家，三个铜板豆腐渣，只许直笃（指筷子竖着夹菜）不许横叉。”这所破败不堪的房子却成了唯一能为他们全家遮风挡雨的地方。

当时的张世昌家家徒四壁，是村中最穷的一户。但在他母亲的勤劳节俭操持下， 家里才慢慢积攒起了一点钱， 换来了属于他们家的第一亩地。

为了供张世昌到学堂里去读书，他的母亲卖掉了陪嫁的首饰。对张世昌而言，求学的日子来之不易又快乐无比，懂事的他每天天蒙蒙亮就到学堂学习，他很有钻研精神，对于不懂不了解的事物总爱刨根问底，直到弄懂为止。虽然很多孩子念书是为了考取秀才好得到族里的“书田”，但张世昌却非常珍惜这一读书机会。求学历程也让他渐渐感觉到自己生活成长的地方很狭小，而外面的世界很广阔。不知不觉中，知识改变命运的念头在他心中悄悄萌生。但由于家中经济不济，他从嵊县初中毕业后只得回家务农，就这样，他在家种了两年田，并在家乡担任了一年的乡村教师。

小庙容不下大佛，水浅藏不了真龙。在张世昌的心中，他始终渴望走出这个小村庄，继续求学生涯。这份藏在心底的念想，恰逢抗战爆发而得以实现。当时，隶属于“阳山书院”的“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为了躲避战乱将校舍搬到了嵊县长乐镇石下阳，并在当地招收了第一届普通师范生。锦堂学校是旅日爱国侨商吴锦堂陆续出资，在慈溪东山头兴办的学校，到1909年他共出资22万余银元。1926年，吴锦堂在日本去世后，其后人呈请浙江省教育厅将“锦堂学校”收归省办，后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并招收简师班。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会战陆续爆发，学校迁址到了嵊县长乐镇石下阳。当时的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提供住宿与膳食，是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求学之路，这让张世昌看到了一线曙光。于是，他不顾家里人反对，毅然前去投考，终于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

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求学之路，这让张世昌激动不已，但战乱爆发又一直干扰着学校的正常教学。1941年4月，学校被日军炸毁，为了逃难，学校先搬到了棠溪后又改迁东阳湖溪郭宅，6月又回石下阳。1942年，学校颠沛辗转于东阳、磐安、天台、丽水等地，一度陷于敌围。日本侵略者侵入了当时浙江省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政府和学校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所以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及下属的各地区政府部门，还有各个地方的各级学校都迁往了当时较为安全的丽水山区云和县。锦堂师范学校也跟随着避难到了地处丽水地区的缙云县壶镇。当时，一个惜才的大家族绅士将自己的大宅让出来供学校当校舍，就这样，他们免去了奔波流离之苦，在抗战的风口浪尖上暂时找到了一片净土安心求学。

在锦堂师范学校学习时，作为热血青年，张世昌和他的同学们一边学习，一边在课余时间宣传抗日。据儿子张一祥回忆，张世昌晚年时每当听见广播里传出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都会情不自禁地扯开嗓子跟唱，每每听到他唱歌，唱的不是《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没听他唱过其他歌曲。

张世昌在同学中年纪较长，看上去比较威严，又因在家乡种田劳动锻炼了两年，身强力壮，加上他为人仗义，肯下功夫学习，同学们都愿意听他的，老师也很看重他。很快，张世昌在学校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时与他交好的同学中也有不少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历任《华东画报》摄影记者、《人民画报》摄影记者、副总编辑、代总编辑的钱浩，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高级编辑、我国第一代电视工作者、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的主创陈铎，还有被公认为中国笛子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浙派笛子艺术创始人并被誉为“江南笛王”的赵松庭。这批青年学生虽说当时年少，却个个充满了斗志。在战争年代，学校的教学物资十分匮乏，教具短缺使老师上课常常很为难。张世昌看在眼里，暗暗想着法子。凭着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张世昌带领同学们自己动起了手，没有教具他们就自己做教具，没有乐器他们自己做乐器——如捉蛇剥皮制作二胡、砍竹钻孔制作笛子等等，自立自主，倒也不觉得困苦，反而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情趣。

抗战年代交通闭塞，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双脚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每当学校放假，张世昌就约上几个顺道的同学一起翻山越岭走回老家，在回老家的路上甚至见到过山下的日本兵抓民夫，如此恶行更是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虽然避难在山区，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决心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腔热血，经过深思熟虑，张世昌与同学们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到周围的乡镇、农村向百姓们宣传抗战形势，传播爱国思想。

张世昌学习认真刻苦，阅读广泛，想法、观念也受当时进步思想影响，也很有主见，所以给人的感觉很有灵气。在学校里，张世昌很活跃，受到老师、同学的喜爱，是当之无愧的先进青年。毕业后的张世昌，为了充实自己经常去书店看书，甚至在书店碰到过中共的地下党员，并进行交流。

艰苦生活：江湖夜雨十年灯

有一年，学校放寒假时正好赶上下大雪，张世昌与老家几个同学相约回家，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着。走得久了，有个同学不幸得了雪盲症，看什么都是白花花一片，张世昌和其他同学就轮流搀扶着他走，到了积雪很深异常难走的山路，张世昌还主动背起这位同学以免他摔跤。等来到东阳县的一个山上，因为食物和水都不多，又赶了很久的路，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去附近山上一位同学的家里歇息。山农生活很艰苦，拿不出好东西招待他们，只拿出一些玉米来给张世昌他们充饥。张世昌了解到他们这样的农户终年吃的都是玉米，当吃上那家做的烤玉米饼时，他们百感交集，吃着美味的食物，在寒冷的雪天备感温暖。

张世昌在丽水期间，有幸结识了同校简师班毕业的同乡裘金娥。张世昌的童年记忆都留在了崇仁镇边上的上湖荫村，而裘金娥家则住在崇仁镇上，仅几里地的距离。裘金娥的家族是崇仁镇的一个大地主，但她母亲那支族系到了外公手上败落了，只有十来亩地，土改时评为了中农。巧的是由于张世昌母亲俭省会过日子，家里节衣缩食购得了几亩地，土改时也被评为了中农。只是裘金娥的母亲是吃穿不愁的中农，而张世昌的母亲是省吃俭用的中农。一心只想读圣贤书报效国家的张世昌为了躲避战乱安心求学，随学校从家乡来到了丽水地区。而裘金娥毕业后为了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的战时难童救助学校，也来到了丽水地区。或许是因为秉性相投，或许是同样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张世昌与裘金娥相互萌生了爱慕之心。

张世昌虽然出身贫苦但为人正直，裘金娥有大家闺秀的贤淑但又不乏新时代女性的聪慧，再相配不过了。张世昌学成毕业后，由校长推荐，进入了避居丽水碧湖镇的处州中学附小等学校教书，与裘金娥结为了夫妇。婚后的张世昌和裘金娥都投身于教育事业，他们常常会一起商讨学生的教育教学问题，关于家国时事也会互诉见地。因为怀孕，裘金娥常常面临失业境地，有时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张世昌一个人身上，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孩子乖巧，妻子贤淑，对张世昌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抗战胜利那一年，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但由于学校将回迁杭州，他们没有能力带着孩子一起走，无奈之下只得将她寄养在碧湖镇的一个农民家里，自己随学校回到了杭州。不曾想到的是一到杭州，他们就面临着学校解散、老师遣散、失去工作的困境。此后，他们虽然又找到了工作，但每到期末都要在失业的重大压力下挣扎。“就等着校长来说一声，某某老师，下学期请你再来帮帮忙”，否则就意味着辞退，所以张世昌至死都保存着那一张张他十分珍视的毛边纸印的聘书。尤其是张世昌的夫人裘金娥，因为怀孕和生子，常处于失业的境地，张世昌领着微薄的工资，却肩负沉重的担子，他们两人有时会为买双袜子而争执。随着物价的飞速上涨，他们那点工资转眼就会变成废纸。

抗战胜利后，一次学校发了返杭的旅费和补贴，那些钱在当时可以买好几辆自行车，但没有经济头脑的他俩怎么也没舍得花，愣是把钱捂着存着，没想到回到杭州没过多久，物价飞涨，这些钱变得只够买几斤大米了，这令他们后悔不已。此后，他们一拿到工资就上街去换成食物和生活用品，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抵不住物价上涨的速度，无奈之下，他们几经商量后决定将生下的三个孩子都送回老家由老人代管，以减轻生活负担。

张世昌夫妇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当时教师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历尽千辛万苦将孩子养育大很不容易。而在家中张世昌是长子，他始终如一地孝敬父母，尽着自己长子的职责，每个月都会从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寄给他们当赡养费，两位老人也是简朴的乡下人，一辈子省吃俭用，就是张世昌那寄回来的钱也给他的两个弟弟读书用了，张世昌的两个弟弟能够顺利升学并最终读完大学，离不开他的支持和经济帮助。不仅是对自己的家人，张世昌平时对亲戚的救济也不在少数。可想而知，在那个困难年代，一点微薄工资却要用在这么多地方，张世昌和他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艰辛。但是张世昌夫妇两个对自己克勤克俭，总是穿着旧衣裤和补了又补的鞋袜，就是有新衣服也总舍不得穿。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为争取民主、公平和正义他义不容辞。当解放军的脚步声已经传过了长江，国民党政府忙于将各种物资和中央银行的库银进行转移时，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正在佑圣观路小学当教师的张世昌也积极参与全市中小学教师包围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的抗议活动。面对着国民党军警的枪口和刺刀，他们临危不惧，提出了发放教师生活费和遣散费的要求，并迫使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拨出了部分银元发放给了教师，打乱了国民党的逃跑计划，延误了库银转移，取得了合法斗争的胜利。

投身教育：和风细雨润桃李

加入新中国教师队伍的张世昌对工作十分认真，因为当时教材短缺，他亲自为学校的地理教育做地图模型，他用绵纸、皮胶打成纸浆，在沙盘上堆砌起中国地理模型，再用油漆在干了的模型上绘出山脉、高原、平原、江河和海洋，将一个个主要城市标注在模型上，并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讲述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长江、黄河、珠江和黑龙江，东海、黄海和渤海，北京、上海和杭州。

新中国成立后，教师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不再担心被辞退和失业，张世昌的工作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他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在中、小学地理教育方面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于1953年被评为杭州市优秀教师，1956年被评为小学一级校长，其制作的地图模型获杭州市教具展览优胜奖，并参加全国地图模型展览。他曾在《浙江文教》《小学通讯》《上海新教育》等刊物上发表教育经验论文40余篇（部分作品：《摆脱事务主义领导作风，克服忙乱现象的一些经验》《国语科科员教学生背书吗？》《结合我校情况谈成绩考察问题》《怎样纠正儿童兼职过多偏向》《地理科的课前准备和课堂教学》《教地理的几点经验》《学习苏联先进地理教学经验的一点体会》），参加编写初中地理课本、地理教学教案（上、下册）等书，以笔名舒畅在《新少年报》《儿童时代》《浙江新儿童报》发表儿童科普读物88篇。

张世昌主要以地理教学为主，他发表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讲的是地理学科方面的研究。张世昌主张教师在教授地理时应以丰富多彩，有特色的教学方式传授地理知识，如他在《地理科的课前准备和课堂教学》和《教地理的几点经验》中提到，地理科的教学，要防止注入式填鸭式的讲课，第一，要把教材合理地组织起来。教师要把零碎的地理景象，通过人类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方式，有机地联系起来教授，这样儿童才会感到生动有趣。要通过地理故事，使儿童取得丰富的深刻的地理知识。第二，讲课要形象化。教师除了尽量用挂画、标本等实物来进行教学外，还应多作参观和实验，例如儿童到野外看看江河山脉的形状，排排方位，看看北极星等。第三，要多穿插谈话和问题。儿童没有耐心长时间听老师讲课，就得随时穿插谈话和问题，使不留心听课的儿童注意力集中起来，提出的问题要启发学生思考。第四，要反复进行教学。地理景象都有相互联系，讲述工业要联系到农业、交通，讲交通也会联系到农产和工业，教师不要以为那是属于其他部分，就一字不提。此外，每一课文讲到一定段落，教师要做小总结，使儿童对地理知识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五，要从已知出发。教师要理会儿童的生活经验，把远的事物和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来比较。第六，要和各科教学多联系。地理科应该和自然、历史科联系，尤其和时事教学要紧紧地联系。张世昌还主张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地理教学经验，如他曾在《学习苏联先进地理教学经验的一点体会》中提到：“孤立地教学生死记地名数字，使其获得一些表面的地理知识的教学方法，是严重错误的。地理应该把人类和社会自然结合起来，应该把地理景象的相互关联找出来，（这样）才会变成活生生的形象的科学知识。”他还常说：教育的问题就是教师问题，因此他培养、扶持了一批优秀教师，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

张世昌有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育原则。他认为：第一，教育工作要坚持务实的工作方式。他曾在《摆脱事务主义领导作风，克服忙乱现象的一些经验》中提到：学校工作要加强工作计划性；要明确任务，分工负责，简列制度；要区别工作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环节，解决主要问题；建立同级机构的联系，明确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等。第二，要结合实际制定教学考核方案，他认为除了定期性的阶段测验和学期测验外，还应经常地注意学生平时成绩考察，留心他们对教学材料的理解和巩固程度。认真地检查学生作业，有系统地进行口头提问，讲读课文，并记载他们的成绩，是非常必要的。第三，教育方法要科学实际。他在《国语科科员教学生背书吗？》和《怎样纠正儿童兼职过多偏向》中写道：“教学生背书，如果像老太婆念经一样念一回，并没有联系到课文内容的意义，那是浪费时间，很少得益的。但如果能教学生用来联系说话，练习演讲，采用表情背诵等方法，那对学生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一、帮助学生训练组织文字的能力，儿童是善于模仿和记忆的，从课文中熟记的语句，常常会应用到自己写作上。二、借此可以督促和检查儿童学习…… 第四，教师必须要认识到：儿童的能力是从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只要我们能够不断地耐心教育，很多儿童都可以成为出色的干部。教师要加强领导，如对学生会干部一级参加其他活动代表的产生，便不能听任儿童盲目选举；因为儿童的选举目标，常常是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教师应预先考虑研究，并向学生动员教育，适当地加以掌握，使能做到符合一人一职原则。

张世昌生前曾二度担任杭州市西湖小学校长。在西湖小学工作的十多年中，他以身作则，从严治校，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记得有这样一件教学中的小故事：一位音乐教师上完课后，发现音乐教室窗台上的一盆石榴少了一颗果子。张校长认为这是关系到学生品德教育的问题，他亲自到这个班里，给学生讲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小时候，砍断了父亲最喜爱的一棵樱桃树，他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得到了父亲的原谅。这个故事感动了摘石榴的学生。他当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张校长肯定了这个学生敢于认错的勇气与诚实的品质。第二天，该学生的家长买了一盆石榴，送到学校。自此以后，校园里的花开了，没有人会去采一朵；校园里的桃树结果了，没有人会去摘一个。全校师生爱护学校一草一木，蔚然成风。张世昌重视学生的品行教育，他不只是乏味地说教，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个学校到现在仍是教育部的思想品德教育的定点学校。老校长张世昌建立的循循善诱、严谨治校的校风，功不可没。

在担任校长期间，张世昌认真钻研教育学，同时组织教师学习。他边学边实践，遇到教师在工作中有违反教育学原则的事情，他都要及时严肃指出，并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但在家长和学生中，他又极力维护教师威信，为教师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张世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西湖小学老一辈教师中，留下深刻印象。

身为教师的张世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生们身上，对自己孩子的学习就少了关心，几乎不怎么过问，但他的语文教育对孩子很有影响。他在家里时会看孩子写的文章，并点拨写法，还把孩子的文章偷偷保留了下来给自己的学生当范文来讲解。他教育自己的孩子看了名著后，要学会写一点心得、摘记，并分析书中的经典语句。

特殊时代：虽九死其犹未悔

1957年，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开始了。张世昌一向为人正直， 敢于讲真话， 为此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当时市里有个“新闻记者”来到保小找张世昌，让他以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对市里已定的几个右派分子（他们没明说）发表一点看法，试图再套出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张世昌一门心思扑在教育上，不懂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更何况被问及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相熟的同事，有几个还是临解放时一起向国民政府争取教师权益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掉入陷阱里的张世昌实事求是地谈了一些他所知道的这些人正面的、积极工作、拥戴政府的看法，并认为右派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听了张世昌的“右派”言论后，来的人立马脸色一变，急匆匆地离开了保小。第二天，保小礼堂那悬挂大字报的铁丝上，所有的大标语都换成了“打倒张世昌”、“揭露张世昌真面目”的标语，并在他的名字上画上了红色大叉叉。关于他的各种说辞，揭露张世昌所谓“真面目”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换下一茬又一茬。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张世昌头上，将本应是成绩的东西说成是罪状与大过，平时亲近的人们更是投来异样的目光，透露着鄙夷、惋惜和同情。

此后，尽管张世昌还是兢兢业业、积极工作，却被说成是假积极，关心同志被说成是伪善，提点善意的意见建议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批评指正下属的错误变成了迫害，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论是崇洋媚外，培养教学人才是毒害青年，扶植黑苗子、购置必要的教学设施是浪费国家资产，节省教育经费是阻碍学校发展，开展学校创先计划是好大喜功，争取学校荣誉成了往个人脸上贴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变成了张世昌在那个时候的家常便饭。人无完人，张世昌在工作上、生活上、性格上存在的缺点，一经放大，就全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人们开始避着张世昌一家走路，大人间的往来已成过去，连孩子们之间的玩耍都变了。这使张世昌的孩子们在童年就认识到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

对于这些，张世昌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对我们这些小学教师态度诚恳和蔼，还鼓励我们向党提意见，共产党的领导把敢于讲心里话，甚至提批评意见的人，认为是向党靠拢的表现，认作是知心朋友。我们呢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时真叫‘肝胆相照’。1957年党整风开始，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我当时是杭州市人民代表，头上还有‘一级校长’的帽子，许多会议都参加，也提了一些个别农村干部不关心教师生活的现象，还向民进刊物写了一篇《教师的话》，结果编者把题目改成《这样的尊师》。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也加入到反右斗争的行列。结果有一天，有一个‘新闻记者’来访，让我谈谈对反右斗争的看法，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立刻回答：‘我所了解的一些领导，不像敌人，总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却立即翻脸：‘你是否党员？’我说：‘我是民进成员，不是共产党员。’他立即不告而走。不几天，我们学校大礼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我扑过来了，什么右派言论共鸣呀、智育挂帅呀……民进发表的那篇文章，自然也成了罪证之一。之后到1958年，我虽不算右派，但也被下放到农村去。在农村辗转波折，历尽人间各种艰苦滋味，以后感到真话不好说，但假话不愿说，于是沉默了。”

此后，张世昌的校长职务被撤销，并调离了保俶塔小学和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放逐到了远郊一个小镇上的学校里，再几经调动到该区最边远的几所中学任语文和地理教师。

1958年，张世昌从保小调到偏远市区的留下中心小学任教时，他已在杭州市业余师范大学学习了三年，结果因为此次事件不得已休学。张世昌一直都患有胃病，不能挨饿，但是在偏远的学校里，条件有限，他独自一人生活，根本无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后来他发明了一种方法，把年糕切成薄片放进热水瓶里，然后饿的时候就吃一些，他还向家人炫耀这个自己发明的好办法。但是每当回想起这些时， 他的家人都会觉得很辛酸。

张世昌虽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但在“革命派”心中他早就是名副其实的右派分子，所以他的政治生命完了，声誉完了，学业完了，前途完了。张世昌从西湖小学的校长变成了一名普通教师。灾难更是祸及家人，原来担任武林桥小学校长的夫人裘金娥也被撤销了职务，调到王马巷小学任教，子女的生活和前途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裘金娥一家人从西湖小学的校舍里搬了出来，没有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与打击。但是，从始至终裘金娥没有因为此事责怪过张世昌，也从没有埋怨过一句，这也是因为裘金娥对他的为人深信不疑，这让张世昌特别感动。

虽说张世昌肉体上没有受到迫害，但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心情极度郁闷。此时的他身体状况很不好，时常胃出血，胃溃疡也严重。然而祸不单行，张世昌还患了血吸虫病，住在西湖区医院，此时的张世昌瘦得皮包骨头，几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1968年后张世昌先后调到上泗中学、袁浦中学任教。搬出保小后，张世昌一家住到了市里专为教师建的教工宿舍。教工宿舍位于杭州狮虎桥路与武林路交界的地方，离他任教的袁浦中学大约有20多公里，若从公路上回家要绕很大一圈。张世昌就每个星期六晚上骑自行车从江边堤坝上的小路回家，然后第二天又赶回学校。这40多公里路承载了太多他对妻子、子女的爱，而他的家人则要担心这一路上张世昌的安全，一家人可谓身心俱疲。有一个星期六，家人知道他会回来，准备好晚餐等他一起吃，可就是迟迟不见他到来，家人等得心急如焚，直到朋友打电话来才知道，张世昌回家途中不小心从坡上摔了下去，正在医院救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张世昌受到过冲击、抄家，但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和信念，也没有因此迷失方向，而是调整心态，在几经调派的各个小学、中学中，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工作。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教育上，放在学校，放在学生，放在学术研究上，这是他当时最大的心灵寄托，因为他有那么一批让他心有所系的学生。

“文革”中有一次他的孩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很冤屈，他说：我们会永远感激党和社会给我们教师带来的生活，现在我个人虽然受到这样的遭遇，但是比起旧社会天天担心失业，担心贫穷，担心生活无着，那是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最后也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工资及级别没有贬降，也没有清退回乡劳动或发配边疆（这是他聊以自慰的），负担虽重，但一家子老小都撑了下来。“文革”中张世昌的心态很好，知足、从容。他从来都认为“文革”只是暂时的，因此当“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来时，他的兴奋与激动溢于言表，喜不自胜。

1976年后，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张世昌的不公正待遇也及时得到了纠正。张世昌很快从袁浦中学调回了西湖小学，并重新回到校长岗位上，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教育工作中。

回到西湖小学后，他对当时学校里的整个教育状况很不满意，对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感到很担忧，毕竟教育领域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成为重灾区，深受其害的张世昌对这一点自然有着更深的了解。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甚至不少老教师被迫害致残、致死，不仅耽误了一代人，教育事业也受到了严重破坏，整个教育系统、教育体系、教育观点都跟国家、社会的需求有极大的差距。一些青少年学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不清是非界限，甚至有些学生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只知道“造反”，完全把学习丢在了脑后。而有的教师在教学中照本宣科，没有创新思想和敬业精神，这也严重降低了学生的学业水平。面对这样的现状，张世昌并没有灰心，反而在教育界放手大干了起来，做了很多实事，重新把学校的教学工作拉上了正轨。他一再说道，“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教育的问题就是教师的问题”“没有哪个学生是完完全全一无是处的， 你觉得学生不好是因为你没有去发现”。因此，他非常看重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张世昌为了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动了很多脑筋，慢慢地摸索出几个方法。他通过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第一，通过听公开课，老师上课时张世昌（也邀请其他教师）就会坐到教室里去听课，认真总结每一个教师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听课后对教师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给他们指点，这样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授课能力；第二，亲自（或请优秀教师）授示范课，让其他年轻教师听课学习，在课堂上向年轻教师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心得；第三，鼓励并帮助教师进行评级，张世昌认为，一个学校如果没有几个一级教师，那么这个学校的质量就怎么也上不去，只有一级教师这样的标杆立起来以后，大家互相学习，这个教师队伍的质量才会上去。通过教师评级，可以让教师间相互学习，相互竞争，提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在张世昌调回学校的随后几年里，他培养了许多优秀教师和一级教师，自己也于1979年被评为杭州市西湖区先进工作者。

情系民进：一片冰心在玉壶

1956年，张世昌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在当年9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那时候民进在高教方面的力量还较薄弱，会员中的成员也主要是中小学教育方面的骨干。张世昌是杭州市的“名”校长。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在他生前，学军中学每一年的校庆都必定会邀请他参加。张世昌以人为本、注重品德教育、治学严谨的教育理念，就这样一代一代在他担任过校领导的学校传承下去。在杭州，在浙江，张世昌都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老教育工作者，为杭州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潜心研究教育学问题，关心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也不忘重视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与其说从事教育是他的工作，不如说教育事业是他的使命。

张世昌多年担任人大代表，他认真履行职责，充分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在每次人大会议召开前，他总是积极地收集和听取各方面建议。不管是街坊邻里对某些政府管理的不满，认为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得当，或者教师学生提出对时事的看法，他都会悉心倾听并对老百姓不解的地方耐心做出解释和解答。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始终不忘为人民办事，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与此同时，他始终心系教育，不忘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在早年的会议中，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教育的建议和想法：

例如，在民进杭州市委会1958 年的《情况简报》中记载着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张世昌就提出教育部考虑学制，草率从事，各种措施，左右摇摆。再如，推行五年一贯制，宣传时说有百利而无一弊，不赞成就说是保守；现在说有危害而无一利，说有利就批为主观主义。又如小学手工劳动课听说又要取消，但学生是欢迎这一课的。他还说：学习苏联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抓试点，只是挑条件好的，这脱离实际；要教师检讨，就是打通思想，打不通戴帽子，所以在学制等问题的讨论中，很难听到不同意见。他认为教材硬搬苏联，地方性教材太少，如初中植物南方盛产蚕丝、水稻，而教材中没有，应增加乡土地理教材。文学科教材也过难并与小学脱节。

在人事编制方面，张世昌认为教师待遇解放后有提高，但问题很多：（1）工作负担重，每周24小时课，备课匆忙，健康受影响，业务提不高。（2）假期没有保证，有的到假期更忙。（3）物质待遇差，生病没有休养的场所。（4）教师队伍不纯洁，领导不负责。机关里工作不好的派到小教队伍中来，这与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不相称。

他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曾提出一些很好的议案，比如，他提出的关于改善教师福利、教龄津贴的议案引起了广泛共鸣，使国家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其中关于中小学教师的教龄津贴及30年教龄教师退休后享受百分之百的工资待遇，就是他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后来形成议案的。这对改善广大教师的待遇，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民进首先提出恢复教育界的正常工作，张世昌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小学的教学秩序得到恢复，混乱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也走上了正轨，直到看到学生们的课本渐渐刨除了“左”的色彩，张世昌心里的石头才放了下来。每当看到孩子们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他总是从心底替他们感到高兴，他将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将每一个教师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孩子犯了错他痛心疾首，孩子取得了进步他喜上眉梢；亲人有了困难他心急如焚，亲人获得了成就他予以鼓励。校园生活带给张世昌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历练，更多的是让他尝到了来自亲人般的温情，学生们信任的眼神以及教师们尊敬的目光就是对他不辞辛劳工作的最好褒奖。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起起落落，张世昌对教育的热情却是只增不减。他注意跟孩子们沟通，常常问他们对于课内知识的理解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做什么好人好事，他希望将正确的是非观念和敢于坚持自己正确观点的正能量传达给每一个学生，让他们成为满腔正气的国之栋梁。

在与民进机关同志相处的时候，他从不用领导的架子来压人，也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总是用平和的态度跟他人相处，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他性格直爽但又很尊重人，讲话直接但又细心地去关心每一位同志的心情。每次他到民进省委会开会，习惯到各个办公室转一转，问候一下大家，而大家也总是亲切地叫他一声“张校长”。但凡谁的生活上有困难或者工作上有不明白的事情需要请教，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想到张校长，因为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次民进支部过组织生活，他都尽可能参加，常常还会早早地去帮忙筹备，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即使生病了或者因公事不能参加，也一定会提早打电话请假。每次过组织生活，他都会跟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他关心国家大事，有满腔的爱国情怀，在会议中，他常把自己知道的当前国家政治时事形势、党的方针政策讲给大家听，提高与会同志的认识。

对于社会上的不公之事、不正之风，张世昌总是痛心疾首，每次与大家讨论周围的社情民意时，他都会积极地与支部会员一起分享自己的看法，希望集众人智慧找出问题的根源，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带领支部的同志积极参政议政，并时刻提醒他们：“不怕说错话，就怕什么都不说。”他的热情感染了每一个同志，使支部的组织生活生机勃勃。在他的带领下，西湖区小教支部的凝聚力大大加强，大家参政议政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

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组织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那时正值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当场写了一份代表支部全体同志意见的提案，请联络员转交给市人大代表，为自己的组织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在他任职民进领导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从未开过后门为自己的子女行个方便。当他的儿子想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时候，他却认为经济界人士与民进的界别不符因而拒绝之，一心追随父亲想要更多参与社会生活、参政议政的儿子只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另寻他途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他由衷地向儿子表达了祝贺。当时他儿子也责怪过父亲的狠心和严苛，但是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愿望时，便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感谢父亲教会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道理。

他受人敬重，和这些品质都是分不开的。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自身又行得端做得正，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威望就从这一点一滴中积累起来。

张世昌从1981年起，就在西湖区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职务，他虽不是人大的专职工作人员，但积极参加区级、市级、省级、全国的人大会议，参政议政，关心人民生活，向政府和党组织就自己的想法提出一些建议。1993年从西湖小学校长岗位上退休后，张世昌并没有过上享清福的晚年生活，在西湖区人大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展开了一系列调研活动。张世昌在教师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因此他对教师这个职业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关心教师的权益和待遇，并且就教师的待遇问题和教师的要求提出了不少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在各级人大会议上高声呐喊与努力争取。“文化大革命”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全面细致的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工作，而张世昌作为教师队伍中的代表性人物，有的教师因“文革”时“极左”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找到了张世昌，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帮他们平反，张世昌十分关心这类过去被错误处理的案件，为他们四处奔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获得平反。受冤假错案迫害的教师得知自己得到平反，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对张世昌充满感激，想送些礼物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但张世昌从未接收过，他认为这都是他该做的。后来，浙江省监察厅聘请他为特约监察咨询委员，在一些相关事情上征求他的意见，张世昌工作认真，为人民办实事，进而荣任两届咨询委员。在各种会议上，张世昌常常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并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他认为自己身处人大代表这个位置，就是要发表意见，为解决矛盾，向党和政府提出不同的思路，不能只是墨守成规。

张世昌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话。他始终秉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毫不动摇自己的是非观念，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依然感谢党和国家为教师带来的福利。他说如果事情（指1957年反右时的记者采访）重来，他还是要为那些同志讲好话，他不能为了苟延残喘的生活而违背自己的内心。一次一次的下放让他体会到很多的人情冷暖。尽管有很多人在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冷眼相待、落井下石，但是学生们敬重的目光和家人温暖的陪伴让他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每当他看到孩子们澄澈的眼睛，他就更相信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自己一定要将这些孩子教育成正直的人， 顶天立地。

人生历程中的巨大的变故并没有磨去张世昌的棱角，反而让他的是非观更加鲜明。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后，他回到了西湖小学校长的职位。在担任民进省、市副主委及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仍敢想敢说，嫉恶如仇。他反思“文革”的错误与文化、教育脱不了关系，并在之后的参政议政中提出许多优秀的提案为教师谋福利，使得教师的地位有所提高。而在日常工作中，他不断尝试各种教育教学方法，他强调品德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

张世昌的直言不讳，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主办的刊物《情系中华》上，还刊登过他一篇题为《参政议政要敢于讲真话》的文章。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对于张世昌同志这种敢于讲真话的为人准则，都赞许有加。

张世昌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上世纪70年代，他女儿急需将自己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张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坚决不同意开后门为女儿疏通。还是他的妻子裘金娥，用自己的城市户口换回了女儿的农村户口。后来妻子户口想调回来，张世昌也坚决不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为妻子跑关系，还是市领导肖冰同志了解到这件事情后，有感于张世昌的自律，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将裘金娥的户口调了回来。

1977年，张世昌的妻子带着孙女上街时偶遇他们的旧友——张世昌在西湖小学时的一个同事。对于张世昌在西湖小学任职时对自己在生活上、工作上的关心、照顾，这个同事一直感怀于心。她询问起张世昌及其子女的近况，得知他们身边没有一个子女相伴，有意想将二儿子张一祥调到杭州工作，但她知道张校长必然不会从中帮忙协调，于是主动要求帮忙将张一祥调回杭州。

张世昌是个正直的人，从不用已有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从不争自己的工资待遇，他的60平方米的房子是区政府为解决他的住房困难按当时的标准分配给他的，他们就窝在这个小房子里生活、工作、学习，一家人也其乐融融，无比温馨。他从未埋怨过房子小或者福利不够好，在张世昌看来，这些都是政府想着他，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教师的生活和基本权益才有了保障，才能够安心教学。

他的子女没有一个靠他当上干部。当时他的二儿子张一祥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曾提出是否可以让他通过区里的关系把他提上来，张世昌一口回绝，并鼓励他通过读电大、考职称改变命运。他告诉儿子路要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得踏实，最后握在手里的东西是自己争取来的，才能够安心用一辈子。张世昌不想通过自己的权力来提高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内心准则，也不是怕在别人那里落下话柄。他这一生的功绩都是自己得来的，他受人尊敬心安理得，但是这些并不能使孩子们的生存能力有所增长，相反地，他怕自己的光环会为他们带来便利，让他们以为成功非常容易从而丧失了征服的斗志和克服困难的毅力。人生的路很长，他不能一直陪着孩子们走，但他希望把最宝贵的东西教给他们，让他们成长为像自己一样顶天立地、问心无愧的人。

张世昌这一辈子只有帮助别人，从未迫害、诬陷、欺侮过任何人，甚至是对他有过不公正行为的人，即使是他被下放到袁浦，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并常常饿到胃病发作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出半句污言秽语来辱骂那些迫害他的人。但是当他看到孩子们不能读书，“文革”破坏了国家教育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要悲痛，都要激动。除了为公务争论外，他从来不为私事、个人问题跟别人发生争执。即便是会上讨论得再激烈，双方之间的意见再不和，回到生活中大家仍是好朋友、好同事，他依然是那个待人谦和、彬彬有礼的张校长。他在世时出了许多成绩，也得到了不少荣誉，但他从不把这些当作是个人的光荣，从未对子女宣扬和吹嘘。只有当别人因感谢找到家里来了，他的子女才知道父亲在背地里帮助了别人很多。

张世昌身为人民教师，为教师说话、为教学努力、为教育献身。集他一生治学、从教、参政、为人，赋对联一副以为总结：

文字、文理、文章、文彩，乃为文学；

人言、人行、人格、人品，是为人杰。

张世昌先生年表

1921年 7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崇仁镇上湖荫村。

1928年 入读剡山小学。

1934年 入读嵊县中学。

1937年 8月，回家种田。

1939年 8月，在嵊县开智小学教书。

1940年 8月，入读锦堂师范学校。

1943年 8月，师范毕业后在丽水处州中学附小教书。

1944年 结婚。

1945年 生长女并留碧湖镇，随建国小学迁回杭州。

1946年 生长子，进佑圣观路小学任教,接回长女。

1947年 生次女。

1948年 将三个孩子送回老家。

1949年 生次子，任化仙桥小学校长。

1950年 生小女，高银巷中心小学任教。

1951年 任(灵隐)白乐桥中心小学(西湖区第二中心小学)校长。

1953年 任西湖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

1956年 8月，到保俶塔小学，筹建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9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58年 从杭州市业余师范大学退学，年底到留下中心小学任教。

1968年 上泗中学任教。

1969年 袁浦中学任教。

1978年 回西湖小学任校长。

1981年 任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至九届)。3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委。12月，民进浙江省二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增补为常委。

1983年 6月，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84年 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

1985年 4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委。

1986年 5月，民进省委会教育改革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1988年 4月，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11月，当选民进中央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1990年 5月，当选民进杭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委。

1992年 8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委。12月，任民进中央第三届参议委员会委员。

1993年 9月，退休。10月，聘为省监察厅特约监察咨询委员。

1996年 5月，推举为民进杭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名誉副主委。

1997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名誉副主委。

2001年 5月，推举为民进杭州市第十届委员会名誉副主委。

2002年 5月28日，因脑溢血过世。

作者：阮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