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大爱无疆，至纯至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一所医院，一个由他与导师一起创建的脑神经专科，献给他须臾不曾离开的病人，五十六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与病人、医院、专业融合在一起，他低调、朴实、沉静、细心，积跬步以致千里，成就了大医的事业。他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浙医二院副院长、神经外科主任陶祥洛教授。什么是大医，中国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有阐释：”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陶祥洛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大医精诚的事业。

闻鸡起舞之勤学者

陶祥洛别名陶平，1927年4月出生在浙江省宣平县太平街一个乡绅家庭，父亲陶谨，母亲邹海娟。家乡宣平县是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从丽水县分出来置县的，县治所在即今浙江省武义县西南柳城畲族镇。宣平县明、清时属处州府，民国初属浙江瓯海道。1927年，也就是陶祥洛出生那年，宣平县开始直属浙江省，如是又过了31年到1958年撤县，行政区域大部分划归武义县、小部分（曳岭区）划归丽水县（今丽水市莲都区）管辖。该县一共存在了506年，地理上覆盖整个宣平溪流域，包括宣平盆地和周围山地，清清的宣平溪由东溪与西溪汇合而成，属于广阔的瓯江流域。这是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地方。

父亲陶谨只有他一个儿子，那是生了三个姐姐之后，姗姗来迟、家庭期盼已久的唯一的男孩子。他从小聪明、沉静好学，祖父和父亲爱如珍宝，悉心培养，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希望他平安长大，希望他顺利成长，成家立业，生活美满幸福，给陶家延续香火。1931年2月到1938年7月，陶祥洛就读于宣平县普育小学、中心小学，宣平溪流水清澈，溪滩水畔每天都有小伙伴在嬉戏玩耍，而少年陶祥洛却很少参与，他更喜欢坐在家中的书桌边，静静地看着书。书中的世界，是那样开阔，藉由书本他的视野越出了小小的安宁的宣平县，知道了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知道了科学人文，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小学很快读完了，毕业后，陶祥洛按照祖父意见，学习经商，做了一年学徒。祖父爱孙子，盼着他成为一个能干的商人，而他一点儿也不喜欢经商，他要选择一条不同于家庭期盼的道路。这一年他的心还在学习上，离开了西学体系的学校，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望。邻居郑秀才历来喜欢这个好学的孩子，自愿教他读了一年《古文观止》。这本选集共收中国周代到明代的经典作品222篇，倡导忠贞爱国、与民同忧乐、居安思危、尊重人权的思想，倡导积极进取的精神、达观开朗的品格，并批判骄奢淫逸、贪污腐败、残害百姓、压制人才、虚伪奸诈、谄媚逢迎的不良风气。陶祥洛认真读诵，沉浸其中，为这些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品德情操所感动，他熟悉了中国古代各类文章体裁，受到传统文化和礼仪的熏陶。陶祥洛曾回忆说:“由此养成一生彬彬有礼，待人和气的态度。”

抗战开始后，父亲怕他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就把他送到宣平县的私塾，这家私塾是邱挺生先生开设的。战前邱挺生任教于嘉兴县立中学，知识渊博，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气质。嘉兴沦陷后，他不愿意在日伪开设的学校教书，就回到家乡开设私塾，走教学救国的道路。“私塾，这一传统的蒙学机构也成为沦陷区反奴化教育的一种设施，对日伪学校心怀不满的家长往往把子女送到私塾，使其得到相应的发展。”从1939年2月至1941年2月，陶祥洛每天背着书包，到邱挺生先生那里读书。邱先生喜欢陶祥洛，从少年身上，他看到了希望与理想的实现，他诲人不倦，悉心教学，教给少年陶祥洛知识与文化，教给他做人的正直清高的品德，经常在课堂上讲述古代圣贤的故事，赞赏穷而不堕青云之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节气和品格。陶祥洛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邱挺生教师的清高思想影响我很大。”清高即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保持独立的节操与优良的品德，《孔丛子·抗志》有进一步的解释：“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陶祥洛的清高是洁身自好，不为一己私利所羁绊，不为名利而烦恼忧虑，为追求真理与最美好的理想，走人生正确的道路。他从少年时就以传统知识分子高尚的品格要求自己，在学业上精勤不辍，夜以继日，他曾说过：“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便用‘闻鸡起舞’的古训激励自己，长期以来，黎明即起，洒扫小屋，锻炼身体，抓紧苦读。”这几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对陶祥洛高尚人格的养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41年2月到1944年2月，陶祥洛先后就读于宣平战时中学、浙东第二临时中学。毕业后，家里人希望他留在家乡工作，成家立业。可从小立下远大志向的陶祥洛，一心求学，他向往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机会终于来了，因为躲避日寇侵华的战乱，位于省城杭州及嘉兴、湖州的学校纷纷内迁，到偏远乡村为孩子们寻找可以安放一张宁静书桌的地方。陶祥洛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学习了，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浙江临时联合中学的招生简章上。原来这所战时临时中学是1938年6月，当时浙江省政府决议成立的，由避难南迁的杭高、杭初、杭师、杭女中、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和湖州中学等七所省立中等学校合并组成，校址在丽水县碧湖镇，离陶祥洛的家乡不远。此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原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高中部主任，共设初中、高中、师范等三部，后分设联初、联高、联师三校。陶祥洛向家长提出继续读书的要求，没想到父亲和祖父都不赞成，认为经商不需要再读书，只需要经验的积累自然可以谋生、成家立业。陶祥洛不赞成家长的安排，还争执过几次。毕竟父亲是疼爱儿子的，陶祥洛最终还是赢得了家人的同意，报考浙江临时联合中学高中部，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于1944年2月来到浙江临时联合高级中学就读。陶祥洛入学后第一个学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44年5月，日寇从金华向南方侵略攻伐，战火烧到丽水，陶祥洛与老师和同学跟随学校开始不断地迁徙。先是从碧湖疏迁到双港；6月觉得不安全，又搬迁到云和县小顺、沈村； 后来迁移到景宁县；7月，学校辗转迁徙到了青田县南田村，以临时校舍为依托，安顿下来。这时候原来的张印通校长因事离职，由老教师、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崔东伯先生接任校长，在他的勤奋治校和以身作则下，校园书声琅琅，师生教学相长，励志向学。虽然当时办学条件和物质生活均极为艰苦，陶祥洛在茅舍、庙宇、祠堂充当的教室、宿舍中，不改其积极向学的志向。虽然读书用的是粗糙纸张印刷的课本簿册，他依然坚持认真听讲，每天在光线暗淡的桐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学校地处交通不便的农村，加上战争正在进行，外面的物资商品很少运送进来，学校只能向当地老乡们买来芋艿、南瓜，煮熟了作为主食，而副食更是常常吃不到。课余时间老师和同学们只能去山野挖来野菜，没有炒菜的油，用水煮熟就分而食之。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全校师生依然保持了高昂的学习热情。陶祥洛一点儿也不为每天食物的粗陋而烦心，他沉浸在知识的大海中，感到无比的安宁与幸福。每天他都没有浪费时间，虽然战争还在继续，科学文化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他深信将来的祖国一定需要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读书人，学好一门专业，做一个杰出的技术人才去报效祖国，是埋在他心里的愿望。1945年2月，该校恢复校名为浙江杭州高级中学，9月，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年底，该校从青田县南田村全部迁回杭州。1946年2月陶祥洛开始在杭州读书，直到高中毕业。浙江杭州高级中学历史悠久，是浙江省最早的公立中学，具有科学、民主、求真、创新之校风和勤奋、求实、开拓之学风，即使南迁丽水，依然学风严谨，校风端正。陶祥洛在这所学校得到培养，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的杭高校歌这样写道：“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我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这首歌阐释了新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给陶祥洛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杭高成为陶祥洛重要的人生驿站，在这里他打下了扎实的现代科学的基础，树立起更高的理想，决心为人类的幸福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他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46年6 月13日，浙大、杭高等校学生五千多人在杭州举行游行，反对国民党当局“开放内河航行权”，陶祥洛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爱国游行，为中华民族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发出自己的呼声。

1947年2月，陶祥洛高中毕业，他回家看望父母。那时宣平县立师范学校化学老师人数不足，品学兼优的陶祥洛被学校请去教授化学课，每周六个课时。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悉心备课，认真教学，很快适应了教师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他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如水，祖父希望孙子早日成家立业，家里人欢天喜地地张罗了一门婚事，他与同乡沈椿英结婚了，这是一个贤惠勤快的姑娘，从小吃苦耐劳，温柔体贴。陶祥洛就这样在家乡做一个教师也是可以安静地过日子的。但是，从小勤奋好学、有着积极进取人生观的陶祥洛，并不想止步于此，过温馨的小日子。他深知自己的求学之路还要继续，有感于旧中国缺医少药，百姓受病痛折磨的惨状，他充满悲悯仁爱之心，立志成为一名能够为同胞治愈疾病，给许多家庭带来健康幸福的医生。几个月后他报考了浙江大学医学院，被顺利录取。同年9月，陶祥洛再次来到省城杭州，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学习，其间他参加了两次学运游行。1949年下学期，他还负责学生会院会德务股的工作。1950年2月，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被迫休学。那时候，陶祥洛已经有了长子陶志鳌，沉重的家庭负担迫使他不得不暂时休学，去谋求家庭生计。经王季午先生介绍，他先是到浙江卫生试验所担任技佐，两个月后也即1950年4月，他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病理科做技术员，以薪水养活家中老少。就在病理科里，他认真地工作与学习，与陈星若先生合作著述，写成《病理切片制作技术》一书，于1952年出版。一年半后，家里因土改分得了田产六亩三分，菜园三分。日常生活略能维持后，他便于1951年9月在浙大医学院复学，继续学业，有空时仍然帮助病理科做切片分析工作。一学期后，大学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从浙大分出，成立了浙江医学院，陶祥洛因病理切片的娴熟技术，被老师选任为病理科代表。对毕业后去向， 他在1952年一次填表时，早已表示：“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竭力克服家庭顾虑、个人利益及自由主义，以愉快的心情服从国家分配”，做好了去贫困与艰苦地区的准备。1955年4月，陶祥洛完成了学业，顺利毕业，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担任外科及局解手术教研室医师，开始做助教和住院医师， 从此开始了治病救人、医行天下的生涯。

仁者爱人之奉献者

陶祥洛从事医疗、教育、科研工作整整56年，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大医精诚”之不平凡的事业。对他来说，救死扶伤，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把重疾缠身的病人治好，是人生的使命，是最令人幸福的事情。他深知自己来到世界是有着责任和使命的，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的本质是仁学，这门科学的发展需要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支撑。从古以来，行医都被看成是仁术，故而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医学求善。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在《行医的金科玉律》说过：“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医学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陶祥洛是带着使命感而来的医者，他的一生都是替病人着想，替病人谋幸福的，把他放到任何医院，他都是一个仁心仁术的好医生。

自从从事医生职业，每到清晨陶祥洛会准时来到自己的科室，等待着病人的到来。看病时他是那么专注，他用温和的眼神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病人，倾听他们述说病情以及身体与心灵上遭受的苦痛，一边听，一边飞速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与分析判断综合的能力，是什么，要做什么。他从来是那样的麻利，判断准确，处置得当，每当病人看到他温煦和善的面孔，细致耐心的诊疗，都会将紧缩的心放松，会再度燃起对生命的希望。他写的病例和处方没有病人看不清楚的字，总是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几十年如一日，直到耄耋之年。

在陶祥洛眼里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官员也好，一视同仁。他对病人没有分别之心，一律平等相待，无论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还是身份显贵的官员，无论是有钱的老板，还是连医药费都东筹西借的穷人，他都热情耐心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对病人充满爱心，非常负责，每次手术前，陶祥洛不管多忙，都与病人细谈，耐心回答病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解除他们的疑虑。他每周都有几场手术，一站就是半天、大半天，手术完成后，他不管自己多么疲累，总是耐心等待病人慢慢地从麻醉状态中清醒过来，有许多时候要等到深夜，等到凌晨，他都不顾自己的疲累会一直等，等到病人醒来讲述身体的感觉，亲口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加以及时处理后，才放心离去。因为病人信任他，依赖他，只要是他主刀，病人心里就很宽慰，觉得自己有希望摆脱病痛。所以很多时候，病人会要求由他做手术，他几乎是有求必应，做手术的台次就会增多。

陶祥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病人，他对病人充满仁爱之心，他的心中唯有病人。以前县医院很少能做神经外科手术，陶祥洛除了在浙医二院为前来就诊的病人诊治、开刀外，还频繁地被邀请到地县医院主刀，治疗脑科病人的疑难杂症。人们经常看到，他马不停蹄地连轴转，十分辛苦。“常常，当他刚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异地回到医院，一下车，便又上了另一辆车去履行又一项神圣使命。有一年小年夜，人们忙着吟唱大团圆的序曲，而陶祥洛却冒着凛冽的寒风，坐车颠簸十几个小时，独自奔赴龙泉与死神争夺一位脑外伤病人的生命。这次较量持续时间长达七小时，又赢了。彻夜未眠的他，为了照顾司机思家之情，又匆匆踏上归途，回到杭州正好就赶上了年夜饭。”陶老的儿子回忆道，有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病人住院后，家里经济拮据，爸爸就让病人家属到家里来，热饭热菜，煮东西，以减轻病人的负担。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陶祥洛恪守的信条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己任。”在他的脑海中，古代的名医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解民于倒悬的崇高医德是值得继承的最宝贵的遗产。而毛泽东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也是他遵循的人生信条。在他的一生中，主持脑外科手术四五千例，抢救和医治的病人无数，他曾说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心与病人的心、与病人家属的心是相通的。脑外科手术，无一不是性命攸关的手术，一毫米粗细的血管，要缝六到八针，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在浙江，我首先将显微外科应用于脑外科。它的技术性要求极高，必须有过硬的本领，而且在显微镜下一做就是大半天，汗流浃背，手酸足软，仍要坚持。”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陶祥洛应用显微手术，给许多脑血管病人吻合了脑血管，使得偏瘫、失语的病人获得了康复。他还用显微手术，对“垂体肿瘤”进行经蝶切除，即从病人口唇下开一小刀，不用打开患者头颅，就可以顺利去掉肿瘤。手术既不会使得患者头部留下疤痕，又可以大大减少患者的痛苦。

照理，一个医生是最知道如何保养才有利于自己的健康，可是陶祥洛却很少考虑这些。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的是治愈病人，以他们的康复为最高的努力目标。他时时处处替病人着想，看到病人的痛苦，犹如自己的痛苦，为了病人，他忘了爱惜自己。早期神经外科手术常常持续十几个小时，病人进手术室，中午才打开颅脑，接下来的精细手术，要耗费许多时间。那是一种体力心力的很大耗支，手术前不敢喝水喝粥，一天吃不上两顿饭，还长时间憋尿不能上厕所。汗流浃背、饥渴是家常便饭。后来随着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手术时间缩短，但还是需要长时间站着，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民进浙江省委会原主委丁德云回忆陶祥洛说：“手术中间只是喝点牛奶，他好几次在手术室昏倒， 醒来再继续给病人开刀。”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使他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遭到了极大损害，体力透支，以致患了重病。傅伟明主任医生记得非常清楚，1990年的一天，陶祥洛已经65岁了，手术前他就不舒服，可是那个复杂的癫痫手术当时院里只有他能做。患者是个小女孩，他做了大半天，手术完了，他吩咐助手把病人暴露部位盖一盖，说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要去趟卫生间。他脸色苍白地去了，结果尿里出来都是血。谈到这里，傅伟明说，血尿的身体耐受力要求很高，一般人根本撑不了那么长时间，陶祥洛完全是凭着自己对病人的一腔赤诚，才撑到做完手术。小儿子陶志平也很难忘那一天，家里接到浙医二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尿血了，要求拿裤子去更换。他说：“爸爸其实那天早上就已经尿血，可是想到病人还在等他去动手术，他还是去了，没有告诉手术组的其他医生护士，强撑着做完手术。”此后陶祥洛被诊断患了膀胱癌，在浙医一院动手术切掉了恶性肿瘤，接着做了几次化疗，还是学医的小儿子替他做了六七次的膀胱灌洗。陶祥洛休息了很短一段时间，又上班了。因为当时他是神经外科最好的医生，许多病人热切希望是他给自己动手术，于是他又忘我地开始投入工作。就在同一年的11月15日，他在动一例高难度的颅脑肿瘤手术中，觉得头晕心跳，一阵阵虚汗直冒，坚持30分钟后，他再也支撑不住，晕倒在手术台前，那是他大病尚未痊愈， 过度劳累造成的。1991年，陶祥洛患了胃癌，半夜胃出血，到浙医二院急诊室处理，做了胃镜，又动了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胃癌手术后，陶祥洛没有做化疗。三个儿子征求他的意见，是他自己决定的不做化疗。陶志平说，父亲知道自己患癌症之后，神色如常，只是那段时间头发白了很多，但只要稍稍康复，他就又照常工作，一点儿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个重病号。2001年，陶祥洛的膀胱癌又复发了，他平静地接受了手术切除。知道内情的同事都说，陶祥洛之所以患上膀胱癌与胃癌， 与他给病人开刀时经常憋尿和忍饥挨饿有很大的关系。

陶祥洛一心为病人着想，他是一个从来不进名医馆坐诊的名医，因为他觉得名医馆的号子太贵了，会给病人增加负担。1990年生癌症开刀后，浙医二院院方与他达成协议，不再给病人动手术，只看专家门诊。他开始还遵守“协议”，给病人看专家门诊。很快地，他就给病人看起普通门诊来，因为他想10元钱的一个专家门诊号子，对病人来说是贵了，他愿意病人只挂2角钱的普通号子来找他看病。病人来晚了，要加号，他总是点头同意，不管是否错过饭点。病人都愿意找他看病，他每天的门诊量远远超过一般医生的工作量。他全然不顾自己，心中只有病人。遇上复杂的手术或者急救，他还是经常参与指导。2013年9月，浙医二院的院长王建安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陶老一生兢兢业业，不辞辛劳，真正做到为患者服务，一切以患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他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的终生践行者，他拼搏进取，清贫自守，朝着一流目标奋进的精神，是所有医务人员学习的楷模。”

德才兼备医之大者

陶祥洛是我国第一代神经外科专家，浙江省神经外科的两个创始人之一。1957年，他与导师朱焱一起创立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在这之前，浙江省没有神经外科，全国寥寥可数的几个神经外科也是在1952年以后创办的。有谁能体会到，最初他与导师朱焱创立这个科室的时候，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苦。最初从一穷二白开始，摸索着干，只有两张病床，做脑外科手术，一个上午只能用手术锯做开颅的工作，真正的动手术都是在四五个小时以后。而很多技术没有现成的先例可以依据，只能摸索着，边干边改进。与陶祥洛共事50多年的学生兼同事甘海鹏说，那时没有核磁共振与CT,连造影也没有。最先进的设备是英国人留下来的电刀，被亲切地称为“黑天鹅”，哪里需要动手术，就扛着它出发。做一个脑瘤开刀手术，需要十几个小时，丁德云记得，光是第一道程序开颅，要先剃头发，然后打洞，再锯开，工具落后，打开脑颅往往要花四五个小时，是高强度的体力加脑力的劳动。后来浙医二院的神经外科渐渐地发展起来，技术上越来越先进，其中陶祥洛花了很多心血。丁德云说：“他从来不保守，新的技术很快就吸收，鼻窦瘤开刀，难度很大。他做过病理技术员，有技术上的严格训练，手术干净利落。”56年来，陶祥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神经外科医术的钻研、对诊疗技术的探索、对疑难杂症的钻研，他的医术炉火纯青。

1984年，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科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青年农民朱德教。他的右侧面颊长了一个巨大的、可怕的恶性肿瘤，病理切片诊断为“横纹肌肉瘤”，浙医一院为他拍摄的X 光片发现颅底骨质已经有萎缩，这种横纹肌肉瘤恶性程度非常高，而且生长迅速，体积越来越大，很快会危及大脑。陶祥洛应浙医一院口腔科主任吴求亮邀请对病人进行会诊，发现这个恶性肿瘤已经从面颊部疯狂生长到颅脑的底部，要手术摘除这颗肿瘤，仅仅施行口腔颌面外科手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两人商定运用颅颌面联合根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即陶祥洛运用颅脑神经外科技术、吴求亮运用口腔颌面外科技术同时进行手术。先在病人右侧颞骨上打开一个直径10厘米的窗口，再由这个洞口进入，把由面颊部深入颅脑底部的肿瘤剥离，他们俩配合默契，巧妙地避开了颅脑底部的颌内外动脉、静脉与密集的颅神经系统，一点点地把瘤子从病人的面颊与颅脑之间的地方剥离出来，整整花了八个小时，才彻底地摘除了这个大瘤子，拿秤称了一下，居然重达700多克，将近一斤半那么重。病人得到救治康复，陶祥洛心里别提有多么开心了。

癫痫病，俗称羊角疯，是一种常见病，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国内癫痫的总体患病率为7.0‰，年发病率为28.8/10万，一年内有发作的活动性癫痫患病率为4.6‰。据此估计，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其中500万至600万是活动性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癫痫病在中国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其发病机制非常复杂，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间的不平衡导致癫痫发作，主要与离子通道神经递质及神经胶质细胞的改变有关。特发性癫痫这类患者的脑部并无可以解释症状的结构变化或代谢异常，其发病与遗传因素有较密切的关系。症状性癫痫因有各种脑部病损和代谢障碍，其脑内存在致痫灶。该致痫灶神经元突然高频重复异常放电，可向周围皮层连续传播，直至抑制作用使发作终止，导致癫痫发作突发突止。很多病人为患此症而痛苦不堪，民间治疗方法只能临床治愈，但不久又会复发，治得了标却不能治本。陶祥洛经过反复研究，应用皮层电极下切除癫痫病灶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手术前的精确定位是手术成功的保障，致痫灶和脑功能区是手术治疗成功的关键。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神经外科来了一个患者，很特殊的是，他的癫痫病病情十分严重，一天发作多达八次，病人和家属都痛苦不堪。陶祥洛对病人的病情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并做好有关致痫灶和脑功能区的术前定位，精确地采用综合性诊断程序，对癫痫病人的病程分期综合评估，即初期（I期）的非侵袭性检查和Ⅱ期的侵袭性检查。非侵袭性检查，包括病史收集及神经系统检查，视频头皮EEG，头颅MRI、CT、SPECT、PET、MRS、fMRI，脑磁图和特定的神经心理学检查等。如果通过各种非侵袭性检查仍不能精确定位，尚需侵袭性检查，包括颅内硬膜下条状或网状电极和深部电极监测及诱发电位，Wada试验等，以进一步定位致痫灶和脑功能区。陶祥洛用这个方法，切除了病人的病灶，从此病魔远离，再也不用受癫痫的折磨，病人和亲属感激涕零，非常高兴。看到病人能够健康，陶祥洛得到的快慰真是无以言表。

病人术后的恢复治疗，也是非常花费心思的技术活儿。没有现成的案例，陶祥洛一直坚持研究和学习，以便解决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无数次的会诊、查房，无数次地守夜值班，无数次地开刀，抢救危重病人，仅从1957年到1985年间，他就做手术3000多台。家里人记不得有多少次他在睡梦中，接到电话，就披衣下床，赶到医院去处理紧急突发事件。他是脑外科的守护神、定海神针，科里的医生只要看到他，就感到有了主心骨，再复杂的案例也能处理。白天陶祥洛在医院，查房、手术、讨论案例，儿子们从小就很少见到父亲有闲暇时间，他总是在忙着，忙着。

在陶祥洛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渐渐地，浙江省的神经外科发展起来了，20多年间床位增加到40多张，手术时间大大缩短，生存率提高。医生也增加到14位。到1985年，总共为浙江省各地县、工矿及部队培养了50多名脑外科医生，地县医院也能做颅脑损伤病人的手术了，再不用像以前那样需要省城医院的医生去急诊而耽误时间，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的生命。

陶祥洛医生为浙江神经外科呕心沥血一生，他为了使浙江的神经外科赶上国内外的先进水平，不断地探索，搜集大量的最新科研成果，开展新技术的研究。1973年，他开始研究应用冷冻技术摘除脑瘤的课题。那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业务上掣肘之事也时常有，还可能被误解为想成名成家，个人想出人头地。陶祥洛心想自己好比是花园里的一棵小草，任凭风吹雨打，遭人践踏，但总是绿草成茵的一分子。本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坦荡之情，他克服了种种障碍，从未放弃过冷冻技术摘除瘤的试验，停停搞搞，搞搞停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1978年，陶祥洛与杭州制氧机厂和杭州无线电八厂共同协作，制作成功液氮冷冻治疗机——BY-II型自动控制深冷脑手术机，陶祥洛用这台机器做过多次动物试验，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大胆地将冷冻摘除脑瘤技术应用于临床手术。在开始时期，曾经出过险情。甘海鹏回忆，有一次为了准备冷冻摘除脑瘤的手术，陶祥洛和他一起骑着三轮车到制氧厂买了一罐液氮，回到医院抬下来时，因为晃动，突然发生爆炸，所有的窗户都在摇动，还好没被炸死。冷冻摘除脑瘤技术后来越来越成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无数患者顺利解除了病痛。这项科技成果经过浙江省科技局请全国专家鉴定，被认为设计和制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富有实用价值，获得了1980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来又不断改进，精益求精，使手术机器更趋于小型化、简便化，从而具有更高的临床使用价值。1983年全国第一届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上，陶祥洛与到会学者交流了此项成果，获得广泛赞誉。1984年《中华外科杂志》发表了陶祥洛《冷冻外科摘除脑瘤》的论文，引起了同行的重视，对全国的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陶祥洛非常喜欢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每当读到这段话，他总是备感亲切，精神振奋，他在多年的实践中也真正地尝到了用技术创新与开拓精神去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乐趣。

脑肿瘤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是一个需要多少代学者探索研究的领域，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依赖开刀只能暂时去除病痛。有不少病人因脑瘤复发，医生回天无力，离开了人世。病人的无奈与痛苦，陶祥洛感同身受，充满悲悯，多少人被夺去生命，多少人倾家荡产，无奈的人生，苦难的病人。为了探索脑瘤发生的机理（病理）和理想的治疗方法，1980年陶祥洛开始了“脑肿瘤雌激素受体”的研究，在一次次的试验中，他积累起丰富的数据，终于发现了正常人的神经胶质细胞是没有雌激素受体的，而多数脑肿瘤中却出现了雌激素受体。在1983年全国第一届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上，陶祥洛提交了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1984年底，通过了病理学家和著名神经外科医师和学者组成的鉴定组的鉴定。1985年，全国举办了七省市的学习班，一致认为雌激素受体的研究，对肿瘤的病理研究是一个开创，对脑瘤的化学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陶祥洛科研的春天，那漫天的春意催发了他无数的灵感，指导他攀登一个又一个的科学高峰。他研究“脑灌注降温”好几年，发现从脑动脉注入已经冷却的血液，可以加快大脑的降温，延长耐缺氧的时间，而过去一般医学界认为大脑缺氧5分钟以上就不能再恢复功能了。国内医生通常采用戴冰帽的方法来降低头部的温度，以便减少氧气的消化，在国外则采用体外循环的办法，但这两种方法，效果不明显，脑部降温很慢。陶祥洛研究的“脑灌注降温”方法，可以很快地降低大脑温度，一般灌注10至15分钟，大脑温度可以降到25摄氏度，可以在半小时以上不缺氧，病人全身的温度还能保持在临界点（30摄氏度）以上。这样，病人的大脑对缺血、缺氧增强了耐受性，保护了大脑的功能。

陶祥洛一生精勤不倦，一有空就在家看书看资料，手不释卷。他的小儿子回忆，家里的专业书不仅仅是脑外科的，还有皮肤科、普通外科、骨科、内科等等，他了解整个医疗技术的发展与现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钻研。脑外科的医生也记得，陶祥洛没有手机，找他却很容易，因为他是“三点一线”，或在替病人诊疗，或在家里，或者就是坐在医院图书馆里，看新的刊物与书籍。他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仅没有退化，而且对学科进展了然于心，比他们都知道得多。图书馆里最新的专业刊物总是陶祥洛第一个借走阅读的。

在他的钻研下，神经外科渐渐发展起来，病床也增加了，医疗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陶祥洛开创了浙江省神经外科的多个第一：1961年1月，他主刀浙江省第一例脑溢血血肿清除术；1970年2月，他主刀浙江省第一例脑动静脉畸形手术切除术；1978年5月，他主刀浙江省第一例动脉瘤夹闭术，开了浙江省显微神经外科先河；这一年11月，他完成了浙江省第一例颅内、外动脉吻合术；1983年10月，他完成了浙江省第一例经口—鼻—蝶显微手术摘除垂体瘤。他多次获省科技进步奖等奖项，为推动浙江省及全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浙医二院神经外科在全国的专业学术地位。他曾任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的首届及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

作为一名医生和学者，陶祥洛教授从死神手里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也为浙江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直至86岁高龄，他仍然活跃在临床岗位上。一直以来，他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崇高声望，深受后辈的敬仰，是医护人员学习的楷模。1990年，陶祥洛被浙江省卫生厅授予省级“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称号；1992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授予他为“全国智力支边扶贫先进个人”称号。

兼济天下之践行者

1980年10月，陶祥洛在老师余文光教授与李天助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开始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事业。他后来在一篇交流材料上写道：“加入民进以后，学习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特别是得到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同志和浙医大附属第二医院民进老同志的帮助，使我感到组织的关怀和同志的温暖，对民进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性质与任务，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改变了原来‘不问政治，多做业务的想法’，积极地参加民进各项社会活动。”民进中央号召会员在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服务“四化”的活动，陶祥洛便常常利用休息天或假期，多次参加医疗咨询服务。如浙江丽水的一些地方，属于浙江省的“老、少、边”地区，长期缺医少药，文化落后，亟需各方扶助、支援。陶祥洛积极参加“智力扶贫”活动，经常到这些地区会诊与讲学，给当地的人民带去先进的医疗技术与急需的医药支援。他与丁德云同志还曾受民进省委会的委托，到宁波市进行讲学与医疗活动，切切实实帮助当地医院做了几例难度较大的手术，受到了当地军民的好评。陶祥洛提出“智力支农——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的目标，率领民进省委会组织的医疗卫生人员为主体的队伍，在全省闻名的“亿元乡”绍兴双梅乡，开展医卫咨询活动，为当地群众诊疗，解除他们的病痛，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并解疑释难，做好医疗卫生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通过参与民进的活动，陶祥洛对民进组织有了深厚的感情与归属感，他已经将参与民进工作作为自己的分内职责。1983年经过民进组织的推荐，他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连任了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陶祥洛每次去北京参加“两会”，都认真准备，向大会提交自己经精心调查与仔细研究写成的参政议政提案。如1990年，他率领民进医卫支边工作队赴贵州工作时，曾经利用业余时间对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考察，并向全国政协提交“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扶持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毕节地区开发自然资源，使民族地区早日脱贫致富、利国利民”的提案，受到国务院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使当地脱贫工作得到推进。1984年，陶祥洛当选为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他平日里寡言慎行，但是非常关心民进的事业，关心国家的大事。他去世以后，儿子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父亲把自己参加全国政协、民进会议的文件以及各种活动的资料都完整地保留起来，整整齐齐地叠起来，占满了狭小的空间。每次去参加会议，他都会全神贯注地参与，精心准备提案，真正担负起一个民进人的职责。正如他自己在读大学写总结时评价自己：“已经担任下来的工作，有责任心把它搞好。”他加入民进之后，就一心一意想着有责任为民进事业做好自己能够奉献的一切。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民进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医疗卫生帮扶活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陶祥洛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87年4月民进浙江省委会成立了医卫工作组，开展医疗咨询服务，造福于百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8年8月19日，医卫工作委员会筹备会议召开，陶祥洛积极参与，会议确立了医卫会的工作范围、职责、组织机构、人员组成。1989年10月，陶祥洛率领省民进医卫工作组派出的专家医疗队，积极参加了由国家民委牵头、民进中央委托的帮扶活动。一行七人到贵州毕节地区和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进行以临床指导与诊疗技术讲学为主的扶贫工作。一起参加这次活动的何洪成医生回忆，这次智力支边活动全程共25天，行程过万里。贵州路途遥远，交通不畅，医疗队坐火车到达贵阳后，“又乘坐汽车去毕节，由于大路塌方，只能绕小路走。贵州‘地无三尺平’，路途十分颠簸，从贵阳到毕节就整整颠簸了一天的时间。”自始至终参与帮扶工作的励英英回忆道：“去贵州的这次医卫帮扶，路途非常的艰辛。贵州的路不平，医生们和我都晕得想吐，靠吃一种叫‘胃复安’的药来止吐。”那一年，陶祥洛已经是63岁的老人，他作为队长比别人更操心。在车上他一直安抚呕吐的同志，并到附近的县卫生院找药解决问题。这几个地区交通闭塞，生活艰苦，医疗落后，陶祥洛率领医疗队针对当地疾病流行的特点，就临床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治，以及相关的国内外医学发展动态，共开讲座20多场，每次都有四五百医护人员到场听课。陶祥洛非常辛苦，他白天就诊病人上百人，还对当地医院进行查房指导，对疑难杂症进行会诊，连喝水吃饭都顾不上，晚上他加开讲座，为当地医护人员举办专题培训班，耐心地讲解病理、病因与诊疗方法，将毕生积累的技术与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在整个支边服务和巡回讲学的过程中，他常常胸闷心慌，觉得没有力气，提不起精神。每天跋山涉水、疲倦异常，其实当时可怕的癌魔已经逼近了他，但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只当是当地海拔高、气压低造成的。他不想影响大家的士气，对谁都没有提。毕节卫生局长说：“这次讲学，对毕节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医卫帮扶结束后，民进贵州省委会、毕节地区领导看到专家们的辛苦，想安排医疗队到附近云南周边转转，陶祥洛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该花的钱， 一分钱都不能多花。”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扶贫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他自谦不敢掠美，微笑着说:“这是集体荣誉，我代表集体领奖。”1993年，陶祥洛被评为“全国智力支边扶贫先进个人”，光荣出席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召开的表彰会。

1993年2月21日，在杭州市百乐宫召开了民进浙江省委会医卫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陶祥洛被推选担任了第一届医委会主任。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智力支边扶贫的重点此时放到了浙江省内衢县、武义、文成、遂昌等贫困落后县，送医下乡、医疗扶贫成为医委会工作的主旋律。浙江省卫生厅原厅长张承烈回忆中，陶祥洛永远是那个扶贫救灾冲在最前面的专家。两人最初的相识也是在扶贫活动中，张承烈的记忆定格在1993年3月10日，那时他从浙江省医药管理局刚调到省卫生厅，见陶祥洛急匆匆地找上门来。原来民进浙江省委会组织了下乡医疗队，要到浙江丽水地区松阳县扶贫，为缺医少药的贫困山区百姓送医送药。张承烈非常感谢陶祥洛对省卫生厅工作的支持，欣然报名参加扶贫医疗队并担任领队，陶祥洛担任队长。经过三天的准备，奔赴松阳县。医疗队刚到松阳县人民医院，就出现了震撼的一幕：大批人群集聚在门口，摩托车、自行车停了一大片，人们的表情焦急如焚、痛苦悲伤。原来有三个孩子被老鼠药毒倒了，一个已失去了生命，另外两个也濒临死亡，孩子的父母苦苦地哀求医生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县长、卫生局长、医院院长都在现场着急，手术室里医生在紧张抢救，可是毒性很大，抢救过来的希望很渺茫。医疗队的到来使家属感到了新的希望，哀求厅长一定要救活孩子。张承烈对医疗队的专家说:“一定要救活这两个孩子。”陶祥洛率领医疗队连夜组织抢救到深夜2点。陶祥洛看见厅长十分疲惫，就提议两人一起回县委招待所休息，而他自己却在送张承烈回县委招待所休息后，又悄悄地回到了抢救现场，加入抢救病人的紧张战斗。这个曾经患过胃癌和膀胱癌的老教授，整夜都没有休息，他是如此地忘我，为抢救年幼的生命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健康，钢铁的意志使他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度过了紧张的一夜，而回报他的是两条生命都被抢救过来了的好消息。

1994年特大台风袭来，大风裹挟着巨大的海浪与瓢泼的暴雨在温州市瑞安梅头镇（今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登陆，灾难的阴影笼罩着浙南大地。玉环的坎门镇阵风超过50米/秒，呼啸的狂风吹倒了大片的房屋与庄稼，飞云江北岸至乐清湾、瓯江口的巨浪更是高达10至12米，1700多艘船只被巨浪打沉，连千吨渔船都未能逃脱被大浪卷入海塘的命运，暴涨的海水淹没了大片土地与村庄。台风重创了苍南、瑞安，在浙江省境内肆虐，大树被台风刮倒，连根拔起，放眼望去，触目惊心，到处都是翻倒的树冠、裸露的根须和满地的残枝败叶，令人心痛与惋惜。台风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后果，许多人被夺去了生命，许多人受了伤，房屋倒塌，粮食绝收。听到这个消息，陶祥洛坐不住了，他站了出来，这个埋头做事，很少找领导的专家，很快组织了医护人员。担任过民进省委会两届专职副主委的石楠同志在2014年10月27日的座谈会上，深情地回忆起与陶祥洛组建省民进医疗队的过程：1994年8月的特大台风，引起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很大。省政协召开专门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列席，陶祥洛也去了，刘枫主席在会上讲了台风损失惨重，灾后恢复重建要做许多工作，希望在座的民主党派汇聚各路专家，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可以组织专家到灾区救灾，做善后工作。会议结束后，陶祥洛与石楠一起从会议室走出来时说，省委发出号召了，我们党派应该行动，组织医疗专家组到温州，为了表示诚意，要预先把名单附上，可以看出专家层次，可以由外科、内科、传染科专家组成。就在办公室里，两人拟定出一份名单，打了一份报告到省政协。医疗队成立了，但是没有车辆，陶祥洛又直接找到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张承烈，恳求他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2013年9月27日，张承烈在《缅怀陶祥洛教授》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陶祥洛的往事:“…… 台风重创了温州苍南、瑞安。第二天我在卫生厅上班……秘书讲陶祥洛教授来访，他说要请我帮个忙，‘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他讲：‘这次强台风，温州市、县群众死伤很多，其中大部分是脑外伤和骨折病人，我们民进要带个医疗队去温州抢救病人，为他们做手术，但我没车子，请你帮忙，派部面包车。’我拿起办公桌上卫生厅的值班记录脱口而讲：‘陶教授你来得正好，我正愁没有办法，现在温州缺的就是脑外科和骨科专家，这是你在帮我忙，不是我帮你的忙，这个医疗队长就请你当。’”张承烈立即安排调配了一辆面包车给医疗队，当天下午陶祥洛就率领民进浙江省委会医疗队出发去温州，到达后连夜抢救危重病人，陶祥洛连着做了好几台脑外伤手术，医疗队还做了骨折手术多例。事后温州市卫生局长打电话给张承烈说，陶祥洛带的这支医疗队救治了很多受伤群众，温州市政府和卫生局都十分感谢。

在医疗扶贫的过程中，陶祥洛提出，除了直接的门诊治疗之外，还要对当地医生进行指导，光靠几个专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靠大家。1992年6月，陶祥洛根据民进省委会的工作意图，率领民进医卫工作组到濒临倒闭的遂昌县中医院指导工作，他不顾自己刚动了胃切除手术，一尺多长的刀痕还只是刚刚长出嫩肉，就带着5名资深医生去了，到了那里就忙着商量科室设置，培训医师，此后一直保持技术指导和各方面的帮助，一直到这家医院被评为省级先进医院、省一级乙类中医院。1995年10月，陶祥洛在桐乡崇福第二人民医院开办了省民进实用医学培训班，对当地医疗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在去桐乡的路上，陶祥洛拿出一份六七页纸的讲稿给石楠看，题目是“脑外科的急救处理”，让他提提意见。虽然是很专业的讲稿，但石楠一直能看下去，都看得懂，他感慨真正有学问的人，深入浅出，化复杂为简单通俗，让普通人也能成为好医生。

1995年，陶祥洛率领民进医委会与省卫生厅、省扶贫基金会一起组织的扶贫医疗队，来到国家级贫困县文成县。这次扶贫医疗活动一直持续八天，共诊疗病人600多人，动大手术10台。晚上为当地医卫人员二三会中央“两个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浙江会员,二排左一为陶祥洛。百人举办医学讲座，陶祥洛不顾自己身患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后病弱的身体，忘我地为文成县人民服务，被当地医生誉为“孔繁森式的好医生，我们学习的楷模”。

1996年民进到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支教，这是陶祥洛的家乡，他先后回去两次。第一次去条件十分艰苦，所住的宾馆连热水都没有，陶祥洛一点都不在意。他从早到晚都在忙。那时候，陶祥洛已经经历癌症两次开刀，身体虚弱，依然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技术指导，诊疗手术。晚上11点多钟了，求医心切的患者还在陶家门里不愿意走。同行的石楠感慨地说：“你真不叫衣锦还乡，你是在为人民做好事啊。”陶祥洛还率领医疗扶贫队来到武义第二人民医院，为武义百姓医疗扶贫。在武义的那些天，除了武义本地的患者，还有松阳、金华、遂昌等地赶来的病人，五天中门诊量达到2000多人、手术13台。其他医生虽然也辛苦，但陶院长特别让人怜惜，因为他身患重病，那么病弱的身体要支撑那么大的工作量，真是特别辛苦。没有一种“大医无我”的精神，是不可能坚持那么久的。

廉洁奉公之楷模

谁能想到，作为一代名医，陶祥洛在杭州马市街8号的“蜗居”却是这样的简陋。那是一套上世纪70年代单位分配的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在四楼，没有装修，水泥地面看得出以前曾经刷过一层红漆，经过长久使用显得陈旧黯淡，窗户油漆都剥落了，斑斑驳驳，留下岁月的痕迹。在这里，他与妻子和孩子们度过了30多年时光。

陶祥洛清廉奉公，一生自律，从不向组织提要求，也从来不为家人谋取私利。陶祥洛的三个儿子回忆起儿时家里的生活，那是一种非常清贫的生活，妈妈在家主持家务，爸爸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妈妈心脏不好，长期患病，吃药都要自费，还有祖母要赡养。孩子们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在三个儿子的记忆中，过去外出基本靠步行。父亲休息日，有时会带着三个孩子去西湖风景区走走，但是不管有多远的路，他都是带着儿子靠两条腿，一步步地走过去，再一步步走回来的，从来不坐车。有时走得比较远，脚走得起泡、疼痛，累得不想走了，儿子盼望父亲能带他们坐车回家，磨蹭着不想继续向前走，而父亲总是默默地从地上捡起树枝，递给儿子们做拐棍，儿子们一瘸一拐，咬牙坚持，才回到数公里以外的家。

陶祥洛安详沉静，不图私利，不追求物欲，在三个儿子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是：“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事，简简单单做人。”因为贫困，陶祥洛的大儿子陶志鳌1965年考取大学时，家里交不起学费，还是由浙医二院、派出所开出经济困难的证明，拿到学校免交了学费，至于吃饭的生活费用，也是向学校申请助学金，解决了大部分问题。陶志鳌清楚地记得，离开家去南京读书的时候，父亲没有钱买箱子，给他准备的是装粮食的旧麻袋，把生活用品装在里面，写上校名、人名托运到学校。而他的二儿子陶志鹤1968年到新安江插队时，父亲找来旧木头箱装衣物，上面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了校名。陶志鹤在建德农村待了三年，经济上完全靠自己种田维持生活来源。

陶祥洛少年时从阅读背诵古代经典文献中，深受熏陶，奠定了他一生安贫乐道的思想。他安于清贫，从来没有追求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他活得简单，活得自由。清贫从未使他烦恼，反而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中，成就了一代大医。他从来没有被物欲所驱使，保持着精神的自由。儿子们回忆小时候住在马市街8号的大院里，一家五口住一间房，上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把大杂院拆了，造了五层楼的公房，家里才不那么挤，再后来从前面一幢房子搬到后面一幢房子，换了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毛坯房，地上是灰色的水门汀，爸爸把墙壁用粉刷刷、地板用油漆刷刷，就搬过去住下了。陶祥洛从来不会向组织上讲条件，伸手要物质待遇。在他的生活中，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即便到了孩子们独立生活，家庭经济有很大改变，他还是没有变化，不思量香车美宅。1984年起，陶祥洛担任浙医二院副院长，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按他的身份与地位，是可以申请更宽敞的住房，改善住宿条件的，可是他没有。当一些人争先恐后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带来的享受与舒适的时候，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受影响，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那是一种始终保持素朴心灵的能力，纯净自然，无需雕饰，金钱、情色、奢华、美食都是身外之物，只代表种种低级的物质欲望，因为他深知物欲的满足只能为感官带来一时的满足，而精神上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他用他宝贵的生命去追求的是美好的理想，他的最美好的享受都来自心灵的创造与为他人带来健康幸福的满足。小儿子陶志平回忆父亲时评价说：“社会变了，他没有变。”他的住处一如既往的简陋，舒适的生活与他无缘，他身上的毛衣，袖口、领子、下面的衣边，都很破了，他还在穿。儿子于心不忍，想给他换件新衣服，他总是拒绝。家里的东西总是要到实在不能用了，他才会允许儿子给他补充一个新的。他住在老屋安心，因为他不想离开医院太远，脑外科有事找他，只要几分钟的路程，他就可以随时听从召唤，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严寒酷暑，无论是风高月黑，只要科室的病人有特殊的情况，他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生活于他就是工作，治病救人，学术研究，造福他人，这是他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古往今来的有德之士，无一不是安于简朴的生活，陶祥洛从一个实习医生，到后来成为一代名医，省级医院的负责人，他的日常生活没有大变化，他依然如故，一身素衣，不知享受，现代文明为社会创造的越来越优越的生活条件，比如奢华的装修，美轮美奂的家具、高科技换代的冰箱彩电，他从不羡慕动心。对现代人无休止地追求物质利益、追求奢华享受，他会纳闷，说：“搞不懂，为什么要把生活搞得那么复杂？”在他看来，吃饱穿暖就行了，对超出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条件视而不见。他是有大智慧的人，深知追求享受而使生活变得复杂，离生命的自然状态更远，沉湎于安逸，精神上会变得平庸。他高洁的人格深深地感动了与他共事或认识他的亲朋好友。民进省委会原副主委余海回忆起陶祥洛：“家里最初的红漆刷过的水泥地已经旧了，但拖得干干净净，家具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桌上铺着塑料布，冰箱是最老式的那种，淡绿色的，用了好久，所以声音很大。”陶祥洛活得质朴单纯，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超越，他不游山玩水，不谈闲天，要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关心民进，关心医疗，对名利上的事非常淡泊。他发表论文时，总是把学生放在前面，当学生把他放在第一位时，他总是划掉。所以现在能检索到有他署名在内的80多篇科研论文中，只有9篇他是第一作者，大部分他都是排名在后的作者。这与现在很多导师总是署名第一的做法，大相径庭。他活着的时候，从不求人，他妻子没有工作，作为一个大医院的副院长，要求组织安排家属一个工勤的岗位工作，并不算过分，可是他内心拒绝这种向国家伸手的做法。妻子看病要自费，他自己扛着，从来不给组织找麻烦。丁德云谈到陶祥洛时，充满感情与敬意,他说：“陶祥洛家境贫困，读书读了一半工作了，几年后才又去读书。生活十分简朴，是医院里出了名的清廉，从来不收红包，病人家属敲门送东西都不收，把门关了不让进门，结果人家放在门口走了，他后来发现了，就拿到医院去。”陶祥洛大儿子也回忆说：“病人家属到家里找我父亲，如果是拿着礼品来的，他就把保安门锁上，不让送礼的人进来。如果是来聊病人病情的，就让进家里谈话。”曾经有个病人，心里希望陶院长开刀仔细认真，刀开得很成功，病人非常感激，送东西给陶祥洛，放下走了，陶祥洛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拿去让护士长上交给医院。有一次，丁德云的朋友要开刀，心里没谱，想送东西给主刀的陶祥洛医生，图个安心，丁德云对朋友说：“陶院长你就别送礼了， 他要光火的。”

余海概括陶祥洛的一生用了十二个字：“认认真真、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对陶祥洛来说，世间的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之事，他远离物质的、世俗的、名利的、欲望的困扰，与功利之事总是保持清醒的距离。他只是单纯认真地去做好每一项工作。陶祥洛穿的是蓝色的卡中山装，下面穿一条化纤裤，晴天布鞋、雨天雨鞋，干干净净，后来穿夹克衫，打扮就是六七十年代的那种。熟悉他的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连的士司机都会误以为他是老土，不会停下来兜揽生意的。如果没有人介绍，陌生人谁也看不出来，他是浙江省首屈一指的神经外科专家。

默默离去之奠基者

2013年9月14日，星期六的早晨，这天早上陶祥洛还是早早地起床去买菜，吃完早饭后，他感到身体不适，就与妻子说自己要上床休息一下。过了一会儿，妻子去看他，发现他已经永远地离去了，他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天早上的7点50分。他走得安静，走得突然，没有麻烦任何人，正如徐志摩写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轻轻的我来。”陶祥洛一生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他悄悄地走了，没有给大家带来麻烦，连作别人世，他都是那么干脆利落，犹如天使，带着救死扶伤的使命来到人间，完成了任务，就默默离去。

这让熟悉他的人都感到突然，因为他生过癌症的身体虽然不强壮，但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工作，默默地忍受着，默默地承受病痛，他的生命之火正在慢慢地暗淡下来，可是他没有叫苦，与往常一样，他瘦弱的身体中依然有着坚韧的精神支撑。同事们忙忙碌碌，只知道前一段时间陶祥洛有点低血糖，专家门诊暂停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知道他妻子癌症开刀，作为丈夫，他在86岁的年纪还要承担相当沉重的体力和精神上的压力。所以大家都以为只要休息一段时间，陶老就会恢复工作，因为就在离世前几天，他还去过神经外科，与科室的同事都见过面，还与傅伟明聊过自己的学术思路，讨论对具体病情的治疗方法。不久前的每周四上午的专家门诊，他依然穿着白大褂，细心为病人看病，倾听他们述说病状，分析病因，诊断病患，为病人找到最合适的治疗方法。他每天都在学习，充实自己，脑子里都是学科的发展，神经外科病人的诊治，他还一直参加神经外科的业务学习、两周一次的业务查房。他一直担任着医院急诊科的顾问，因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诊断治疗技术高超，他经常被请去急诊室查房，与该科室医生一起讨论病人的病情，商讨诊疗步骤与方法。他突然走了，走得那么让人觉得仓促，他的学生与同事到家里去看望他家属，这才发现陶老的妻子一直身体不好，四个月前因胃癌开了刀，他需要担负起家务，早上买菜，一日三餐要给老伴喂饭。神经外科的医生同事们认为陶祥洛的离去，与劳累过度有关。妻子生了病，他对自己单位一点都没吭声，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只是和家里人一起悉心照顾，以致心力交瘁，出现低血糖症状。

陶祥洛一生低调，甘为绿叶，甘为人梯，他留下的是生机勃勃的茂密的树林。从1957年他与导师朱焱创业，到他离去的50多年时间里，浙医二院的神经外科已经位列全国十强之一，成为浙江省神经外科临床、教学与科研的大本营，本省地县的约七成以上的神经外科医生曾到这里学习与进修，是名副其实的摇篮。50多年来，该科室不但培训了500多名进修医生，还培养了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群体，除了在本科室工作的骨干，已经输送到本省及全国各地成为业务骨干。神经外科不断发展，从只有两张住院病床，发展到管辖四个病区，八个医疗组，细分成脑血管病、颅底肿瘤、功能性疾病、幕上幕下病变、脑外伤、脊柱脊髓病变、神经介入及儿童神经外科等方向的研究，综合实力在全国同类科室中位于前列。神经外科1988年设立了硕士学位点，2002年成为浙大博士学位点，是浙江省的重点学科。

陶祥洛培养的学生都已经成为学科栋梁，如甘海鹏、刘伟国、张建民、沈宏、傅伟明等等。他们中有不少已经成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如在陶祥洛之后，担任神经外科主任的刘伟国，在2001年就获得神经外科博士生导师资格。如今已经担任浙医二院神经外科、脑科中心主任的张建民，硕士研究生阶段跟随陶祥洛学习，他的硕士论文《脑膜瘤疗法的临床研究》就是陶祥洛指导的。张建民深情地说过：“成长路上最想感谢的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就是恩师陶祥洛。陶老师在医术与医德两方面对我影响都很大，他是我院以及我省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为科室位居全国前十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医56载，没听说收过什么红包。甚至病人家属送的土产，他都执意不肯收或折价后还给病人钱。他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一生的志向就是要成为像我导师陶祥洛一样德艺双馨的医生。”

这是让陶祥洛最欣慰的事，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栽种的树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所以陶祥洛的妻子对前来慰问的同事说：“他的一生没有遗憾。”

陶祥洛先生年表

1927年 4月,出生于浙江省宣平县(今武义县)。

1932年 9月,入读宣平中心小学。

1939年 2月,在宣平县读私塾。

1941年 2月,入读宣平战时中学。

1942年 9月,入读浙东第二临时中学。

1944年 2月,入读浙江临时联合中学(1945年恢复校名为浙江杭州高级中学)。

1947年 2月,宣平县立师范任教。9月,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学习。

1950年 2月,被迫休学。4月,浙江大学病理科任技术员。

1951年 9月,在浙大医学院复学。

1955年 4月,任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助教、住院医师。

1957年 12月,与朱焱教授一起创立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

1961年 1月,做浙江省第一例脑溢血血肿清除术。

1970年 2月,做浙江省第一例脑动静脉畸形手术切除术。

1978年 4月,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讲师、主治医师。

1980年 10月,经余文光、李天助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1年 4月,任浙江医科大学副教授、浙医二院副主任医师。

1983年 6月,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4年任浙医二院副院长。论文《冷冻外科摘除脑瘤》发表于《中华外科杂志》。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5年 5月,出席民进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会上做经验交流。

1986年 10月,任浙江医科大学教授、浙医二院主任医师。

1987年 8月至11月,在德国吕贝克医科大学做访问学者。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教师。

1988年 3月,当选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7月,当选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9年 10月,赴贵州毕节地区和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进行医卫扶贫。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扶贫先进个人”称号。

1990年被浙江省卫生厅授予省级“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称号。

1991年 10月,参加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会员先进事迹交流会。

1992年 8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0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 2月,民进浙江省委会医卫工作委员会成立,被任命为第一届主任。3月,当选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2月,参加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的智力支边扶贫经验交流表彰大会,被授予“全国智力支边扶贫先进个人”称号(全国共10人)。

1997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2013年 9月14日7时50分,在杭州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