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畏先生（1922—1994）

“一个嗜书如命的人”

1994年深秋，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任民进浙江省委会顾问的原专职副主委、秘书长吴畏因罹患胰腺癌，住院治疗已有一些时日。此时，距离他的离世，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十天没有进食，人非常虚弱，已经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很痛苦，甚至于讲话都不怎么有力气了。这天民进省委会的同事杨子才和王鲁平要去医院看他，行前两个人商量，带点什么东西去。商量来商量去，他们觉得恐怕还是带本书去比较好。因为他们知道，吴畏平时是最爱看书的。恰好这时有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中国读书大辞典》，厚厚的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知识量非常大。他们两人就带着这本书去看望吴畏。

进了病房，吴畏看到他们两个人进来，非常高兴，嘴里一叠声喊着：“老杨来啦！老杨来啦！”（他和杨子才同志是很熟的）马上就想坐起来。杨子才马上把他按下了，说吴畏同志你千万别起来，好好休息。吴畏说：“你们来了我高兴，你们来了我高兴。”杨子才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吃的东西你这里有的是，我们给你买了一本刚出的新书。吴畏一看到是一部书，居然一下子把这部书抱到身上，就像抚摸小孩子一样抚摸着这部书。他看到这部书的书名是《中国读书大辞典》，非常高兴，指着“读书”这两个字，对杨子才说，你是知道的，我就喜欢这两个字。

……

距吴畏离世过去了十余年之后，自己也已年逾古稀的杨子才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唏嘘不已。他在接受后辈采访时，不住地感慨，吴畏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在自己的弥留之际，身体虚弱得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可是当他看到书的时候竟然是这么一种感情。

这恐怕也是吴畏留给后人最深刻的一种印象。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专职民主党派干部，一生博览群书，学养双修。他爱书如命，嗜书成癖。他对机关同志多次谈过他的“学思结合”的读书心得。他说：“读书学习是我的爱好，是我的生活的必需，更是工作的需要，因此，不可一日不读书。”其实，如果追溯吴畏的成长经历，人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孜孜以求、好学勤读，是渊源有自的，并不让人意外。

1922年6月，吴畏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东阳隶属浙中的金华地区，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建县，是个已有1800余年建县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教化育悠远，素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之美誉。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对东阳就有“东阳本是佳山水，何况曾经沈隐侯”的赞美之词。东阳素有“兴学重教、勤耕苦读”的传统，朱熹、吕祖谦、陆游等曾到东阳“石洞书院”讲学传道，明代开国文臣宋濂所撰写的《送东阳马生序》，数百年来脍炙人口。正因如此，东阳向被誉为著名的“教育之乡”，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历史上，东阳进士题名共有305人。早在1989年，东阳就被《人民日报》誉为“百名博士汇一市、千位教授同故乡”。到2012年底，在国内外具有高级职称的东阳籍人士达10000多人，博士和博士后1100余人，东阳籍院士11人。这其中，新闻先驱邵飘萍、科学泰斗严济慈、植物学家蔡希陶等，更是星光熠熠的名字。

吴畏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素有“兴学重教、勤耕苦读”优良传统的地方，打小就受到良好的人文熏陶自不待言。在他晚年时，他曾在一篇题为《师恩难忘》的文章中，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从中我们也可窥出一丝他之所以这般爱书好读的端倪。

在他七八岁时，父亲把他送进开设在东阳县城西街一家当铺后院的小书房里读书。这家当铺的老板请了一位姓金的老先生在自己家里为两个子侄教授功课。这位先生是清朝末期的廪生，也是吴畏父亲年轻时的老师。这位老先生教授学生是因材施教的，他教两个年龄大些的青年学生用的是古籍的经典著作，教年幼的吴畏则是用白话文课本。除了讲解课文外，他也讲一些普通伦理道德如尊长爱幼、和善处世之类的道理。这位老先生并不如人们通常想象中的私塾先生那样严厉、威慑，与学生朝夕相处，反倒让学生感到和蔼可亲，有时还会给学生讲讲笑话，猜猜谜语之类。这给年幼的吴畏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在吴畏13岁那年，这位老师去世了，吴畏的父亲和许多朋友忙着为老师的逝世发讣闻，举行悼念活动，由此可见这位老师颇受当地知识界的尊敬和爱戴，这件事情也在吴畏的思想上第一次播下了尊师的种子。

之后，吴畏开始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从1930年8月到1939年7月，他先后在东阳的城区小学和东阳初中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抗战兴起，时局动荡。到高中阶段，他开始到外地求学，从1940年2月到1943年1月，他先后在丽水的处州高中和宁波中学就读。当时的宁波中学设在嵊县长乐镇附近的太平、石砩一带，这段时期的高中求学经历也给吴畏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他曾经回忆起，当时连续两年教他高中语文的是吕漠野先生。当时的吕先生年龄不足30岁，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吴畏惊喜地发现，他在小学低年级时就阅读过吕先生发表在《小朋友》杂志上的寓言《兽家林》，初中时又在《战时中学生》月刊上看到吕先生写的《一只小公鸡的故事》，还买到吕先生的诗集《燕子》，读之爱不释手。一位久所敬仰的先生现在居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亲自授读，自是让吴畏喜出望外。吕漠野先生擅长现代文学，又拉得一手赏心悦耳的小提琴，对吴畏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吴畏自幼喜读文艺书刊，有时也有习作向报刊投稿。在文学知识和写作方面，能得到吕漠野先生的教导和哺育，受益不浅，这也成为吴畏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学习生活。

1991年2月，省民进为吕漠野先生（曾任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二、三届副主委）举办80寿辰庆祝活动，已是耄耋之年的吕漠野先生（时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与当年的学生吴畏，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重新聚首。此时二人，一是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顾问，一是省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师生二人竟然还有这样的奇缘，也成为一段佳话。

吴畏对读书的热爱，贯穿他的一生，这也对他的儿孙辈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长子吴远明后来回忆，父亲生前似乎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读书，家里最多的也就是各种图书。“文革”爆发后，因为担心“红卫兵”来抄家，破“四旧”，吴畏不得不把一些心爱的图书打包，让年纪尚小的吴远明和姐姐两人抬到废品店去卖掉。时隔近半个世纪，已年过花甲的吴远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是记忆深刻。他说当时父亲蹲在这些即将当作废纸卖掉的图书面前，表情极其痛苦，好像都要哭出来了。当时这些旧书报中，还有一件弘一法师（李叔同）写给吴畏的书法条幅（内容是一首诗），是当年吴畏在英士大学读书时，与三个同学一同去拜访时在金华游方的弘一法师，法师当时题赠的，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当时可能也杂混在这些旧书当中被处理掉了。事后吴畏怎么也找不到这件旧物，心痛不已。后来杨子才回忆，说吴畏副主委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看，连弘一法师的《护生画集》这类与他的业务一点也没有联系的书也看。他其实不知道，吴畏与弘一法师还有这样的渊源故事。

家里有这样一位嗜书如命的父亲，对子孙辈们的教导也多是“好好念书”，吴远明兄弟姐妹五人自小耳濡目染，后来绝大多数都没有从政，都选择了专业方面的工作。吴远明从北大荒插队回来后，先是在杭钢当工人，后来靠自己的努力进了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成为紫砂壶研究鉴定的专家。吴远明的儿子吴惟一（这个名字还是吴畏取的，寓意“显扬示美，惟此教化”，也是希望他成为一个读书人），从浙工大毕业后赴英国留学，先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了国际经贸和休闲文化管理两个硕士学位，后又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吴畏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孙子取得这样良好的成绩，但九泉之下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从“法律人”到民主党派专职干部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 吴畏进入当时设在金华的英士大学读书，攻读法律。他的父亲吴品珍是当地很开明的推事，就是律师，他之所以在大学里选读法律，毫无疑问是受到家传的影响。

三年半的大学生活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同学间洋溢着爱国民主的气氛，传递着社会发展进步的信息。当时的学生对老师的言行举止也很敏感。吴畏记得当时教他们社会学这门课的是许德瑗教授，他的口才并不好，但却引人注目。有一次在课堂的讲台上他讲起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推荐给学生一本《社会学教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讲辩证唯物论的。还有一位教政治学理论的张宗元教授，他说老一辈法律专家道德文章令人敬佩的首推董必武先生，他是当代非常出色的政治活动家。董必武曾是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这两位老师在讲台上堂堂正正地宣讲进步书刊的内容，不能不说是正视听、振人心的新鲜事。学生时代的吴畏正是从这些老师的讲解中，逐步接受了革命道理，一生留在心底不曾消逝，也可说是一种潜在的师之恩情。

吴畏在成长历程中，受到父亲的影响很深。他的父亲吴品珍是当地著名律师，秉性刚烈，不畏权势。在父亲的影响下，吴畏从少年时代起，就向往光明，富有正义感（他原名吴复元，后改名“吴畏”，也反映了他的这种想法）。事实上，1938年他还在东阳中学读初中时，就已在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刊物《东中学生》当编辑，表达出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激情。抗战胜利后他进入金华英士大学读书，受到进步书刊的教育启发，吴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积极投身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1月，在北平发生美军强暴中学女学生沈崇事件，激起全国公愤，吴畏也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大游行。当年5月，吴畏又和同学一起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

吴畏因受父亲影响，在大学读的是法律，在参加工作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从事的工作也和法律有关。他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革命志士的搜捕迫害，党组织指示他转移到路北解放区，参加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担任军法室主任。5月初，浙江解放，组织上调他去路北县政府工作，参加兰溪县的接管和调研工作，担任兰溪县司法科负责人。之后有十年的时间，他也一直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1949年6月至1959年9月，在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审判员）。

其实从本心来说，吴畏并不是特别想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经常对朋友讲，搞法律工作，做审判员，经常做的是“开口训人”的事情，这并非他所愿。他的儿子吴远明回忆，当年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曾经审过这样一个案子，原先金华地委的一位干部，娶了一个地主的小老婆，这在当时是严重违反“原则”的事情，曾经轰动一时。吴畏曾参与审理这个案件，对他刺激很大。吴远明当时还年幼，成年后听父亲说起，对父亲不太愿意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人的传统，是“和为贵”，“不喜讼”。吴畏虽然是学法律的，但在他的观念里，还是比较传统的，他自己内心，还是更希望从事学术方面的事情。后来吴畏从法律战线转到统战部门，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统战和民主党派工作，并且成为一名杰出的民主党派专职干部，这其中也是有渊源可寻的，并非偶然。

早在1948年3月，吴畏还在英士大学求学时，就参与了该校农工民主党支部的筹建工作，并担任支部主委。这是他与民主党派结缘的开始。1959年10月，吴畏从金华调入杭州，进入浙江省委统战系统工作，之后开始了在民主党派中“周游列国”的工作生涯：先在民盟浙江省委会工作了十年（1959年10月至1969年11月），担任组织处副处长；“文革”中受到冲击，下放至省“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12月至1972年1月）；恢复工作后，从1972年2月至1977年10月，任浙江省委统战办公室干部；1977年11月至1979年8月，任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干部；1979年10月，根据组织需要，吴畏调入民进浙江省委会。他先后任民进省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专职副主委、第五届委员会顾问等职。在吴畏同志的民主党派专职干部生涯中，他在民进工作的时间最长，投入的心血最多，做出的贡献也最大。

吴畏同志之所以在他的后半生，不遗余力地投入民主党派建设工作，除了对党的忠诚，个人内心朴素的愿望之外，可能与父辈对他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他的父亲吴品珍不仅是一位进步的律师，在当年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抗战胜利之后，吴品珍回到东阳，参与筹建浙江法政学堂。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革命志士迫害严重，吴畏的父亲作为律师，经常出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营救被追捕的共产党员，并个人出资帮助他们逃离（吴父吴品珍的这些事迹，党史部门有专门文章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对吴畏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吴畏对党的感情很深，他生前经常对子女讲一句话：“我们要感谢共产党。”说这句话的背景是，由于当年吴父经常出面营救共产党员，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溃退前夕，吴品珍已被列入国民党暗杀名单。“要是东阳晚解放一天，我们一家或许就被‘满门抄斩’了”，吴畏在回忆往事时，曾经这样对子女慨叹。

吴畏平时不善言辞，跟子女也较少谈起工作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子女回忆起来，父亲偶尔提到自己所从事的民主党派专职工作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想：跟当法官审判人总是“开口训人”、容易得罪人相比，从事民主党派工作，是“和风细雨”式的，是广交朋友的，这更加符合自己的性格和内心的愿望。

吴畏后来长期在民进这个党派工作，而且也在1980年加入了民进组织（198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子女说，“民进人很正派，重感情”。这句话或许也反映了吴畏的心声。有一件小事让他的儿子吴远明印象深刻，并且感触良多。吴畏曾经动员杭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毛昭晰加入民进组织。毛教授当时有顾虑，并不是特别想加入民主党派。一方面，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他当时对民主党派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吴畏和当时民进省委会的领导一起，耐心地做毛教授的工作，前前后后一共找了他八次。毛教授终于被感动了，后由当时的副主委李天助和杨松森同志作为介绍人，加入了民进。毛昭晰教授近年在一篇题为《我的民进情缘》的文章中，饱含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认为正是由于浙江民进同志的热情和诚恳，让他加入了这样一个优秀的组织（毛昭晰教授加入民进后，历任民进浙江省委会第二、三届副主委，第四、五届主委，第六、七届名誉主委，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毛昭晰教授对当初做他工作，鼓励他入会的吴畏同志也很有感情，在吴畏去世后，每年的大年三十，他都要亲自去看望慰问吴畏的夫人，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毛老自己现在也已是年近90的高龄了，这样的行为让吴畏的家人非常感动，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吴畏生前常说的“民进人很正派，重感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不过，虽然吴畏从本心来说并不是特别愿意从事法律工作，而且后来也确实离开了司法战线，从事了长达几十年的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工作，但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学法律出身的这个学术背景还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的思维的敏捷，看问题的深邃，无不打上了法律人的深刻烙印。现任民进省委会会史办主任的冯群副巡视员在谈到吴畏同志时，深有感触地说，“他（吴畏）因为有学法律的专业背景，所以在思考工作时是比较有逻辑性的，看问题很有前瞻性，这种特质在党派专职干部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吴畏同志在浙江民进从恢复期进入快速发展的‘战略期’，是一个有眼光、有胆识的领导者，因为他强有力的推进，我们民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发展得很快。他的工作，为党派专职干部立了一个标杆。”

“他为党派专职干部立了一个标杆”

1979年10月，吴畏同志从九三学社杭州分社调入民进浙江省委会。从此，他的后半生就与民进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当时的背景是，刚刚结束十年“文革”不久，百废待兴，曾经长期停止工作的民进省委会，正逐步恢复工作。陈益群同志曾以《在艰难曲折中前行》为题，撰文回忆了浙江民进走过的艰辛历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越来越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教系统受到很大冲击,8月间,省、市委会合署办公的机关受到冲击,一批红卫兵在门口张贴最后“通牒”,勒令立即自行解散“反动组织,停止活动”。从此,民进省、市委会停止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民进中央在1977年10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由周建人、叶圣陶、赵朴初、杨东纯、徐伯昕等同志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1977年11月8日下午2时,民进浙江省委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这是自“文革”停止活动以来,间隔11年后,第一次举行正式的组织活动。会议主要精神是统一战线还需加强,民主党派要逐步开展活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陆续落实统战政策，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民主党派成员称之为“第二次解放”。恢复工作初期，专职干部缺少是个大困难。1979年10月，吴畏同志调入民进省委会，这对民进省委会来说，确实是如获至宝。

吴畏调入民进省委会，最初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他立即接手编辑《民进工作简报（浙江）》（《简报》第一期于当年6月25日出刊，当时还是不定期编印），这就是以后的浙江民进刊物——《浙江民进》（报），今天的省委会刊物《开明》的前身。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拨乱反正，落实统战政策，浙江民进各级组织活动逐步活跃，形势慢慢地越来越好，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80年7月，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时距离省“一代会”的召开已是整整17年了。吴畏在二届一次全会上被选任省委会副秘书长（但当时他还不是省委委员，直到省民进二届二次全会才增补为省委委员）。

吴畏调入民进省委会工作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尽快恢复民进组织的活动，健全民进省委会的机关建设，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工作，为浙江民进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畏思想敏锐，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对形势的认识比较透彻而且有前瞻性。在恢复活动以后，民主党派成员发展中如何看待界别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就非常超前。过去八个民主党派互相有分工，民盟是高教，农工党是医卫，民进是中小教文化出版等，各自界别分明，一般都是不突破的。吴畏在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以后不久就看出形势发展的趋势，他认为，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来发展，不可能只固守传统界别。因为我们这个政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为一个政党，怎么可能只局限在一条线上，在那么小的一块领域里头呢？那就发挥不了政党的作用了。他有一次对同事杨子才说，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民主党派搞成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和党派是有区别的。吴畏的这个观念， 在当时是相当大胆也相当超前的。民主党派发展怎么突破界别，现在可以直述，但那时从上到下都不统一，上至省委统战部甚至中央统战部，都要求不能突破界别，不能到市一级甚至县一级去发展会员，限制非常严。但吴畏认为，仅限制是没有用的，事实上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是限制不住的，既然是党派，就要按照党派的思路来建设。他在这方面写了很多理论文章，阐述这个观点。有一年在城站红楼民进省委会第一次召开统战理论研究会，吴畏有一篇主旨发言，主题就是怎么把思想从被箍牢的禁止区突破。他不但这样思考，也和以他为首的省委会机关工作班子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个突破的第一扇门是在高教界打开的，如当时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特别是浙江大学，如后来担任省委会副主委的高孝纯、徐博侯教授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民进的，而要完全按过去的界别划分，他们只能加入民盟或者九三学社了。

吴畏在看待界别这个问题上，对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有前瞻性，对形势认识得透彻、大胆、勇敢。他不但写文章，还发表演说，做一些与他联系比较多的同志的工作，互相交流，提高大家的认识，帮助克服思想上的阻力，让大家可以放开去开展工作。高教界的同志加入民进后，又广泛联系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如同滚雪球一般，形成了良好的效应。所以浙江民进在80年代的初中期，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吴畏在这方面为浙江民进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据上世纪50年代民进浙江省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当时浙江民进组织对于未来的发展可以说是有一个“蓝图”的，即尽快在杭州以外的嘉、湖、金、衢等地区建立组织。但由于经历“反右”及后来的“文革”，组织发展工作长期停滞。即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由于长期思想上的束缚，浙江民进的发展一度也比较迟缓。吴畏来到省委会之后，以他特有的敏锐的目光，超前的思维，果敢的作风，和省委会机关班子一起以扎实的工作态度，为浙江民进的发展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可以说，当年创立民进浙江省委会时，前辈们设下的“蓝图”在他手上不仅实现而且超越。

“民进撰写统战理论文章的权威”

吴畏善于思考，理论水平高，会写文章，文章虽然不长，但是言简意赅，言之有物，思想深邃，这在浙江民进是有高度认同的。

吴畏古文字修养很好，因为他是过去的老式大学毕业的。吴畏有很深的文化根底，思想与时俱进。这是很多民进老同志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吴畏几乎众口一致的评价。

吴畏平时不善言辞，但却非常善于思考问题。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多党合作理论的研究，新时期民主党派的职能和自身建设，关于知识与人才问题，关于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 他不停地思考着，几乎每隔几个星期，他便有一篇富有新意的文章或一种思路，论述精辟，观点明确，阐述慎密，行文严谨，言简意赅。

他认为，民进要作为合格的参政党，关键在于加强自身建设，要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作为关键的关键；提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三条经验：“增强党领导的观念，立会为公，增强团结，加强民主”，并为传播和弘扬这三条经验拟写了不少很有尝试的文章。

他倡导民进组织要加强统战理论和多党合作理念的研究，并于1988年率先召开了全省民进统战理论研讨会，而他自己又被人誉为“民进撰写统战理论文章的权威”。他提倡民进“在经济建设中应创造一个团结、和谐的文化环境”的主张，还提出了“机关干部应是服务型干部”的建设目标。

吴畏同志的理论文章，向被看好。在他写过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对参政党工作的认识和体会》的长文，可以视为他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的最好总结。

这篇文章很长，曾经分成四期在《浙江民进》上发表。在第一篇《循名责实》中，他表达了自己以循名求实、做一个名实相符的参政党专职干部自勉的心声。他在文章开头，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鲜明的观点：“识其名而求其实，这是近年来我常在思索的问题，即如何成为名实相符的参政党专职干部。”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归结到一点，就是着眼于提高自身素质”。政治素质是第一位的，如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的形势，引发我们要把视界扩大一些，思路拓宽一些，环顾四周，就使我们感到在珍视传统经验的同时，对自身素质的认识，应该有所补充，有所延伸，有所发展。应该有哪些补充、哪些延伸和发展？他在另一篇文章《参政党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新视界》（载《民主》杂志1994年第3期）中，提出了三点看法：

一、思维能力的开放性和多样化。参政党工作必须要谈政治,但是当今社会的政治不能唯意识形态化。经济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都是参政党职能范围内的事,因而就要求我们放开眼界多观察社会的发展变化,善于在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去分析比较,鉴别和选择。

二、以科学、知识、文化为工作的制高点。观念的更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科学、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也是干部素质的高标准要求。

三、追求理解和信任的交友方式。从自我修养的要求出发,力求“自信并信赖他人,自尊并尊重他人”和“恃德不恃力,恃诚不恃谋”。

对于提高自身素质，吴畏撰写过多篇文章加以论述。在《论提高自身素质》一文中，他再次强调，民进工作要重视提高自身素质（包括组织的素质和会员的素质两个方面），这是关系到我们立足于社会的形象问题，也是民进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能否发挥作用和作用大小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是我们在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过程中，加强自身建设必不可少的一课。

为了民进的建设和发展，吴畏思考的问题涉及面极广，关于新时期民主党派的职能问题，关于知识与人才问题，关于多党合作法律化的问题，关于后备干部队伍的建设……他不仅勤于思考，又勤于笔耕，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关于多党合作法律化问题，他在《多党合作法律化的关键步骤》一文中，认为“法律化是现代社会政治进步的标志。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执法、守法和法治。多党合作制法律化走出第一步后，众望所至，人心所向的热点也在于此。要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作出努力，这并不只是一种姿态，而是对法律化殷切的政治期望”。“政治制度法律化的意义并不仅是以法制来规定合作和协商的程序，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更重要的是体现对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是体现政治现代化的文明尺度。”“作为参政党，不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确立法律地位，同时也被赋予了法律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多党合作走上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吴畏虽然离开司法战线多年，但毕竟是一个资深的法律人（他是恢复律师制度之后浙江七名高级律师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从事民主党派专职工作之余，偶或也会重操旧业，应邀为一些重大法律问题做些咨询顾问，审判“四人帮”时他还曾经去旁听过），法学的背景加上早年从事法律工作的实践，为他的工作思考注入了理性、严谨的色彩。

对于人才问题，吴畏一向也比较重视，思考得比较多。他在《试谈1993年工作的“三大支柱”》一文中，谈到省委会工作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发挥参政议政职能作用；二是强化人才观念，重视提高素质，建设一支与党真诚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队伍；三是作风务实，讲求效率，面向社会多办实事。这其中，“重视人才培养”被他视为做好省委会工作的第二大“支柱”。他还另外写过一篇题为《成事在人》的文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若要尊重，先要理解。他在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些什么心情和期望呢？希望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受到重视、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意见、看法和要求能有充分表达和反映的机会；有一个融洽和谐气氛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虽然我们的工作领域还不可能为其创造很多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工作能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现状相对应、相沟通、相理解，那么就可以有所作为，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也可得其门而入。”这篇文章写于1994年初，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吴畏同志的分析仍是透彻深入、鞭辟入里的，对于民主党派专职工作的意义，也有他自己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吴畏撰写的大量文章中，有一篇题为《信念的力量》，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这篇文章谈论的信念问题，虽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但在现在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在文章的开头，吴畏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不论在什么社会环境条件下，信念是致力于事业和贯彻执行工作任务的精神力量。”他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1991年10月在北京参加民进全国会员先进事迹经验交流会时，在会上读到了一篇介绍浙江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李天助的材料，题为《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材料一开头就点出了题中应有之义：“人不能没有信念，就像阳光和空气对人的关系那样。信念是一种精神，是意志和力量的表现。综观李天助教授在医疗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党的统一战线及民进做出的贡献，循着他的人生轨迹，便可发现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他、支撑着他。他坚信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可靠保证。”当时已83岁高龄的李老亲自参加这次盛会，他非常满意地说，这篇介绍材料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走过的道路，也最能代表他的心情。这件事情对吴畏触动较大，也引发了他撰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在文章中，吴畏着重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在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深刻的变化，处于这样的社会变迁时刻，怎样进一步深化对信念的认识和理解，使之成为现实生活环境中富有活力和生气的积极因素呢？

“要把信念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紧密联系起来，既不是教条，也不是人为的框架，而是科学理论指导的，建立在事业心和使命感的基础上。这样的信念是植根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为之而出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提倡要讲信念，但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会引起一些疑问：社会上意识形态正在日趋淡化，信念还有多少价值？我们确实不能超脱于商品经济的潮流之外，也不能忽视物质条件的必要性。但是作为精神力量的信念与物质力量并不是彼此消长的。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因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而放松精神文明的要求。

“信念应该成为自身素质的要求，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工作中需要宣传信念，提倡信念，是职责所在，是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再三强调这一点，就是使精神文明的好传统不要消失在我们手里，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关于学习、读书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对于从事党派工作的重要性，吴畏也专门写过好几篇文章，阐述这个道理。在《学习修养平生乐事》一文中，吴畏重点讲述了学习与提高个人修养的关系，认为“学习是件大事、要事，其重要意义可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也是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也应该养成一种读书学习的好习惯，把读书学习视为乐事。”“学习、工作、生活三者一体化，不只是一个时间配置的问题，而且在内容和方法上要相互运用、协调、结合。”

在1994年4月15日的《人民政协报》上，吴畏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三求》的体会文章，主要讲了三点：一曰学习之道贵在求是（讲思想作风方面问题），二曰在学习中求修养之益； 三曰以学习求工作思路的优化。

读书学习从内容上分解，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理论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二、读书学习必然要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相联系。（吴畏特意提到了《周恩来的行政哲学》一书，认为学习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学习周总理，牢记这一点，任何时候都能受益。）三、知识分子读书，少不了要联系到修身养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视此为好传统。有心读书，心领意会，修养之益往往是从点点滴滴、细水长流中得之。

在谈论读书学习的好处之余，吴畏还专门强调了读书的方法：

读书学习还有个方法问题。知识面要广一些,特别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中需要有较多的知识含量,各种知识要接触,“开卷有益”不无道理,此为方法之一。

要勤于思考问题,学习与思考是不能分离的,《论语》中有两句话:“学而不思而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启人智慧,即在学思结合中求之。这些话不是新鲜的,但给读书学习带来的好处却是意味深长的。

吴畏撰写的这些理论文章，对许多民进会员都产生了积极良好的影响。在他去世后，有不少悼念文章，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这一点。曾任民进金华市委会副主委的郑克峰在吴畏去世后，以《高尚的人智慧的笔》为题撰文悼念吴畏，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80年代起,吴老在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如属针砭时弊,则箭无虚发；如属谏议劝勉,则言必由衷;如属规划章程,则有条不紊。其随笔短论,鸿微兼具,大智令人茅塞顿开。他到金华调研,写成的调查报告绝非泛泛的门面之作,而是针对性强,既有警诫性,又有建设性,实例和哲理互见。读吴老的文章,又令人感慨,这是一枝洞悉世事的智慧之笔。

郑克峰的悼念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广大民进会员对吴畏善思考、勤笔耕、理论水平高的普遍印象，吴畏被誉为“民进撰写统战理论文章的权威”，的确是名至实归，并非浪得虚名。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榜样

吴畏自1979年10月到民进省委会工作，一直到1994年去世，前后十五年的时间，从办公室副主任做起，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委、顾问等。不论身份发生何种变化，他以温厚敦诚、任劳任怨的态度从事工作，以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作风要求自身，一以贯之，未曾或改。

省委会机关的同志对此的体会尤深。邱镕钧和杨子才同志撰文回忆，吴畏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省委会的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同时也被同仁誉为“民进撰写统战理论文章的权威”，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许多重要会议的主题讲话稿或导向性发言稿，他都是自己亲手动笔，有时为培养机关干部的写作能力和水平，他会拟出提纲请年轻同志执笔，然后他认真修改定稿。他常对机关干部说：“秘书长不写文章，还要‘秘书’两个字干什么呢？我们是工作班子，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为正、副主委做好参谋助手嘛。”

在吴畏去世一周年后，曾和他长期共事的毛昭晰主委撰文怀念吴畏同志，对吴畏尽心尽责、全力以赴的工作作风也是感慨颇深。有一个细节毛老印象深刻，民进省委会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和年度总结，大多由吴畏亲自起草或由他写出提纲请别的同志执笔，然后交主委会议或常委会议修改定稿。上台作报告的总是别人，而文字却是吴畏同志和几位无名英雄写的。

杨子才回忆吴畏同志，说吴畏文章写得那么好，思想那么超前，是和他热爱学习、博览群书有很大的关系。老杨后来在机关发言，希望整个机关都像吴畏同志一样，能够坐得住、看得进、想得深、讲得出。这段话后来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机关里，吴畏经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才能同心同德，合作共事，才不辜负领导和会员的期望。”他十分重视个人素质的修养，特别强调“宽容” 二字。他说：“宽容是做人、当干部的一种必具的美德，是一个集体，一个单位上下左右团结的粘合剂。而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关于他的宽容待人，他的儿子吴远明说了一件往事。“文革”中吴畏在省“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辰，晚上干校食堂里烧了面条，说是为毛主席祝寿。在大家排队等待时，有一个当年是吴畏英士大学同学的人，突然对前来排队的吴畏大声嚷嚷说：“你有什么资格来吃这个面条？”这个人这样做，大约也是为了表现“积极”，争取上头的好感。吴畏见此情景，默不作声地离开了，直到大家都快吃完了他才去吃饭。后来恢复工作后，这个人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居然又来找吴畏叙同学友情，希望他能帮一帮他。吴畏还是不计前嫌，真的还是想办法帮那位老同学落实了工作。他的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让那位老同学也惭愧不已。

作为驻会的专职副主委，吴畏主持机关工作，对重大决策和重要事务，诸如机关进人、干部提职以及重大会务工作等，他一贯都重视集体智慧的力量，总要拿到中层干部会议上，或者机关全体会议上讨论，尊重集体意见，从不个人做主。一经决定，他在执行中敢于承担责任。而关系到民进建设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更是非常尊重兼职的正副主委，他从来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大事不专断，小事不打扰。”专职和兼职领导之间，带头做到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他主持工作期间，省委会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是堪称模范的。毛昭晰主委曾经回忆说：“我的脾气急躁，有时对吴畏同志说了过头话，他也毫不计较。民进省委会领导班子的团结，应该归功于大家，但吴畏同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畏又经常用周总理做统战工作的“恃德不恃力，恃诚不恃谋”的思想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去团结广大会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深受民主党派同志的爱戴。

民进要作为合格的参政党，关键在于加强自身建设。吴畏在这方面思考得很多，也切实地付诸实践，取得极好成效。他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作为关键的关键，同时也认真地考虑和选拔人才。为了民进各市、县领导的组成或更替，他总是和邱镕钧、杨子才、穆建平以及民进省委会机关的同志往来奔走，征求当地统战部的意见，找会员谈心，不辞辛劳，做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他是副厅级干部，但常常与大家一起坐硬席车，到地方，从不开单人房，与地方组织的同志交往，从无颐指气使的作风，什么意见都听得进，总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当地统战部门同志更是倍加尊重。因此，地方党委的同志也十分尊重他，他与地方党委和统战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也为做好民进地方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宽松的工作环境。

吴畏的工作作风，也给地方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民进金华市委会的郑克峰回忆起了与吴畏交往的几件事：他和吴畏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畏为恢复民进的组织活动而来婺奔波，热心物色入会对象。郑克峰有幸成了民进的一员。郑克峰多年后回忆见到吴畏同志的第一印象：方正的面容，整齐的发式，合身的中装，昆仑飞雪已染双鬓，一派学者风度。当时吴畏接过郑克峰的入会申请表，临别时握着他的手对他说，“很高兴，在金华发展了一位市级先进工作者”。

不久，在金华民进带头人俞立身老师的推荐下，郑克峰被省委会上报为民进中央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大会十分隆重，令他这个极少社交的人大开眼界。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胡耀邦、邓颖超、彭真、万里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吴畏作为浙江代表团最忙碌的人，组织发言，安排程序，整理记录，报道信息，撰写文章，事无巨细，集于一身，殚精竭虑，任劳任怨。郑克峰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不禁感慨，这是一个高尚而不知疲倦的人。

以后，金华民进成立筹委会，成立一届和改选二届、三届市委会，吴畏每次都来参加。晚年的吴畏身态有些迟缓，但他的思维仍是十分敏捷的。

说到吴畏同志的平易近人，许多民进的老同志都有深刻体会。民进老龄委的谭启晓写文章回忆，1986年10月17日，民进科技支部成立。作为民进省委会秘书长的吴畏参加了他们的支部会，在邱镕钧副秘书长传达了中共中央19号文件后，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满面春风地说：“党中央19号文件给民主党派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吴畏作为省委会秘书长，不仅工作极其负责，而且毫无架子，待人和蔼可亲。关于这一点，谭启晓也是印象深刻。当时他刚加入民进不久，一次去省委会汇报工作，在大门口刚好碰到了吴畏。谭启晓提出要和他合个影，他愉快地答应了。谭启晓想把省委会牌子和大门拍进去，因人行道较窄，三脚架和相机只能架在庆春路马路上，这时，吴畏亲切地叮嘱谭启晓，要当心车辆，千万要注意安全。

良操美德 楷模长留

吴畏的清正廉洁、生活朴实，在机关里也是出名的。当时为了发展、健全、巩固地方组织，他经常出差，足迹遍及全省。经常跟着他跑的杨子才等同志回忆，吴畏同志平时生活上没有很高要求，是很艰苦朴素的。他的饮食是东阳义乌的农民风格的。他不打扑克不打麻将，没有其他爱好，唯读书而已。你只要有时间让他看书写字就行了，别无他求的。

杨子才跟随吴畏出差最多，他们出差的时候带的是办公室的郭锦春，她负责他们的生活。郭锦春后来回忆，说这两个家伙，生活最好安排，早晨招待所里头给我们一块豆腐就行了。我们东阳义乌人早晨吃泡饭喜欢吃块生豆腐，招待所里确实就只有这么一种豆腐。平时吃饭给他一碗金华馄饨就行了，或者金华烙饼。他们出差去没有什么很高要求，按理讲吴畏可以享受副厅级待遇，他的住宿是不封顶的，可是那时候杨子才没有那个级别，连软卧都不去买，他们两人就坐硬卧，到金华、到衢州、到江山，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他们在硬席车上“腾腾腾腾”坐过去。特别是到衢州，他们在车上两个人吃一筒金华干菜饼当中饭。出了衢州火车站，一看表，统战部还没有上班，他们先钻进书店，到一点半了再到统战部去报到。他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自己从来不追求什么，我们这样的安排他从来没有什么意见，反而认为这样很好。

由于吴畏说话写文章很严谨，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很严格，所以在机关他是一个无声的典范，是个威信很高的老人，大家都把他当楷模。

吴畏一生平易近人，儒雅谦和，恭谨礼让，传统知识分子温柔敦厚的性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的儿子吴远明回忆起父亲，说谦让二字是父亲一贯的风格。当时他们家住在竹竿巷80平方米的房子，比较挤。吴畏后来已经是副厅级干部，屡次有分房的机会，他作为主持机关工作的副主委，每次总是在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而把机会先让给别人。后来在他去世七年后，机关又有一次分房的机会，省委会曾经来征求吴畏家人的意见，吴远明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还是秉承父亲的遗愿，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吴远明是吴畏的长子，“文革”爆发后到黑龙江北大荒插队。当时吴畏正在省“五七干校”劳动，吴远明临行前想去看看父亲，但是“造反派”不同意。吴远明去了北大荒，一待就是九年。到后来有些知青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陆陆续续都返城了，但吴远明还一直待在北大荒。其实这时吴畏已恢复工作，应该也是有一定人脉的，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找找谁。作为儿子的吴远明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父亲从来不会去求人，所以也不抱什么希望。后来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吴远明的妈妈在街上遇到一位吴畏的老朋友，是当年新四军的老战友，曾经在东北工作过，他问起吴家几个孩子的情况，得知长子远明还在东北，这才想了一些办法，最后让远明回到了杭州。吴远明回来后，去了杭钢当工人，后来因特殊的机缘，才去了中国茶叶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其实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从来没有沾过父亲一点光。吴远明到茶博工作五六年后，有一次在馆内遇见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首任会长王家扬老先生（曾任省政协主席），大家一介绍，王家扬才知道吴远明是吴畏的儿子，王老说，我和你父亲是“老伙计啦”（吴畏曾担任政协浙江省第五、六、七届委员、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你原来是他的公子，这才对得上号！由此可见，吴畏向来严于律己，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私事去影响组织，而且终其一生，将这种无私无畏的品行一以贯之，令人起敬。

吴畏生病住院后，心里其实仍然一直惦记着工作。每次有同事来看望，他总是多次询问领导同志与机关干部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全省专职干部学习班的情况，地方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情况，老龄会员九九重阳活动的情况，为经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暨表彰会的材料准备情况，今年调研以及目前进展的情况…… 一桩桩、一件件仍然全挂在心上。他不止一次地对来看望的杨子才说，我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要回去工作。又再三叮嘱杨子才他们，在机关要识大体，顾大局，认真学习，加强团结，搞好工作，要选好课题，做好调查研究，有利于参政议政。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多为社会、为会员办实事，做好事……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多年之后仍被杨子才他们牢牢地记得，似乎一直萦绕在耳边，激励他们前进。

无情的病魔太猖狂了。吴畏从9月5日发病，检查、住院、手术直到最后抢救，总共才81天，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一病不起。尽管民进的名医们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但死神还是无情地把吴畏同志从大家身边夺走了。在他辞世的前一天，毛昭晰主委去看他，吴畏握着毛昭晰主委的手对他说：“民进的工作要多多拜托您了。”一面说一面流下了眼泪。他至死还在想着民进的工作，当时毛昭晰主委的眼里也禁不住噙满了泪水。

1994年11月12日上午10时20分，吴畏同志因病在浙医一院逝世，享年72岁。

11月21日下午，他的告别会在杭州殡仪馆举行。民进中央、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委老干部局、金华市委统战部、湖州市委统战部、浙江大学统战部、杭州大学统战部、浙江医科大学统战部、遂昌县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省教委办公室和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及省民委、省宗教局、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省政协文史委、省社科联、英士大学校友会、省第四律师事务所、东阳市委党校研究室、省统战理论学会等部门和团体发来唁电、唁函，敬献了花圈。告别会由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楠主持，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毛昭晰在会上作了吴畏同志的生平介绍。

吴畏同志去世后，大家纷纷撰文，表达哀悼之情。陆晞白《哭悼吴畏同志》诗曰：

高风圣洁世难求,一息尚存耕未休。

岂缘虚名慕权贵,不为利禄悲沉浮。

无奈今日哭亡灵,有幸当年识荆州。

一片彩云飘忽去,青山共我立寒秋。

杨子才同志也写了三副挽联，这三副挽联是对吴畏同志一生的总结和认识，也是代表机关对他的哀悼。因为当时杨子才任组织处处长，吴畏同志的丧事筹备几乎都是杨子才在主持。这三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犹如暂别惊梦,良操美德,完来大璞归天地；

再难面授聆教,矩范高风,长留楷模惠后人。

半世劬劳,忠心于党,以良操美德,留与后人作表率；

毕生敦厚,献身为国,凭高风良节,赢得全会树楷模。

齿德并推尊,怅望白杨衰草,楷模常留众口颂；

斗山会安仰,尤念矩范高风,典型堪作后人师。

吴畏先生年表

1922年 6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

1935年 8月,入读东阳城区小学。

1936年 8月,入读东阳中学(至1939年7月)。

1938年任东阳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刊物《东中学生》编辑。

1940年 2月,入读丽水处州高中,后入读宁波高中(至1943年1月)。

1945年 9月,进英士大学攻读法律(至1948年12月)。

1947年 1月,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大游行。5月,在南京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向当局请愿。

1948年 3月,任农工党浙江英士大学支部主委。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

1949年 1月,根据组织安排转移到金萧支队第八大队,任军法室主任。4月,与英士大学同学杜林荣等一起说服国民党东阳南湖区长兼自卫队大队长杜锦堂率部起义并接受改编。5月,浙东解放,调去路北县政府工作,参加兰溪县的接管和调研工作,任兰溪县司法科负责人。6月,在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审判员。

1959年 10月,调任民盟浙江省委会组织处副处长。

1969年 12月,“文革”中受冲击,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 2月,恢复工作,任省统战办公室干部。

1977年 11月,从省统战办公室调任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干部。

1979年 10月,调任民进浙江省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1980年 7月,加入民进,被选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副秘书长。

1981年 12月,在民进浙江省二届二次全会上增补为省委委员。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2月,在省民进二届五次委员(扩大)会议上当选秘书长(计克敏辞去秘书长)。

1984年 10月,任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

1988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任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6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92年 8月,辞去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职务(由石楠代理秘书长)。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

1993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94年 4月,文章《学习三求》发表于《人民政协报》。11月12日,因病在杭逝世,享年72岁。

作者：周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