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10月19日，山东省临沂县郭家岑石村西头的孙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家的男主人孙继昌刚从县城里挑担卖货回来，听到婴儿响亮的哭声，他急忙扔下货郎担，三步并作两步奔进了屋内。这是个结实健壮的男婴，他洪亮的初啼带给这个家庭巨大的喜悦。头几年，孙家刚刚生下个女儿，他们一直盼望得个儿子。

按照村里的传统，孙继昌请来了村上的老瞎子算命先生，恭恭敬敬地把生辰八字递了上去。算命先生掐着指头，嘴里念念叨叨，而后又点点头。老瞎子用手指沾上水，在木头桌子上写了个“鸿垣”两字，末了，临出门时还叮嘱说，这个孩子“能读书，有出息”。

临沂县地处沂蒙山区，经济不甚发达，农家孩子上学是少有的事情。孙家世代务农，孙继昌农忙时伺候几分薄田，农闲时挑着货郎担到县城售货，家中仅是勉强维持。或是信了老瞎子的话，或是孙父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抱着格外的期待，到了学龄，父母省吃俭用还借了些钱，终于凑足了学费，将孙鸿垣送到县城学堂开蒙读书了。正应了老瞎子的话，孙鸿垣小小年纪就显出聪慧，性格又有踏实倔强的成分，在学堂里，孙鸿垣的衣衫是一个补丁叠一个补丁，各科成绩却门门优秀。那时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公费补贴，但必须是学习成绩前几名。孙鸿垣成绩好，因此年年都顺利地申请到了公费补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孙鸿垣的母亲不幸染疾去世，加上战祸连连令百业凋敝，孙家的经济更加窘迫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孙鸿垣早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变故和艰苦，也感悟到唯有奋斗自强方能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同姐姐一道为父亲分担农活。学堂里有一位姓陈的老师格外赏识这个勤奋聪慧的寒门弟子，断定他将来必能学有所成。为了助孙鸿垣完成学业，陈老师不仅关照他的学业和生活，还屡次解囊资助他继续求学，这份雪中送炭的情义令孙鸿垣终生感念，虽然后来因种种原因与陈老师失去了联系，但直至晚年与家人忆及往事，孙鸿垣仍然常感念恩师，并对不能再见陈师以报答师恩深以为憾。

孙鸿垣有一个家在县城里，比他大10多岁的堂哥名叫孙鸿泰。孙鸿泰表面上做些小买卖，经常外出，对邻居讲是去进货，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孙鸿垣非常喜欢堂哥堂嫂，每到寒暑假都央求父亲带上他去堂哥家。堂哥家里没有孩子，堂哥夫妇也都非常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堂弟，堂嫂每次一见孙鸿垣来，都会准备些好菜，而和堂哥相处的时间是孙鸿垣最开心的。堂哥见多识广，时常告诉他一些学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孙鸿垣记性好，又非常好学，小小年纪就给人成熟小大人的感觉，一次堂哥偶然对孙鸿垣发表了对时局的见解，发现十来岁的小堂弟很感兴趣，就开始经常与孙鸿垣谈论。他告诉孙鸿垣，中国幅员辽阔却贫穷落后，政府腐败，老百姓贫困潦倒，许多人饭也吃不上，更不要说上学读书，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他嘱咐孙鸿垣要好好读书，亲近“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民主和科学救中国。这些话像种子一样扎进孙鸿垣的心中，深深影响了孙鸿垣日后的人生选择。

在艰苦的环境中，孙鸿垣完成了初中学业并顺利升入高中。1937年“七七” 事变爆发，同年10月，日军攻陷德县（现德州），打开山东北大门，12月，日军进占济南，山东地区渐次沦陷。战火中，山东“各校或被焚烧或被拆坏之约计十之七八”，孙鸿垣所在的高中也被迫停课，17岁的孙鸿垣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重大的选择。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铁蹄下华夏生灵涂炭，失去家园而不堪成为亡国奴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辗转千万里向大后方的流亡，勾勒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在这些迁徙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是数以万计的学生，这些刚及成年或尚未成年的学生们纷纷辞别了父母亲人，有的随着学校内迁，有的三五成群、相约成伴，踏上西进的求学路程，他们被称为“抗日流亡学生”。

年仅17岁的孙鸿垣已有自己的主张，他与几位要好的同学商量，决定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几个同学谋划着先跟着内迁的学校走，孙鸿垣听堂兄提及延安，想要往西去延安参加革命，大家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先随学校走。孙鸿垣与家人只说是要求学，姐姐舍不得弟弟，流着泪劝他不要走，父亲沉默良久才开了口，去就去吧，与其死到一块，能留个根也好。父亲和孙鸿垣讲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话，孙鸿垣就听进去两句，国难当头，能念书就念书，不能念书就投军抗日去。

带着家人的无限牵挂和仅有的一点盘缠和干粮，孙鸿垣和几位同学，踏上了抗日流亡之路。其间，他们与同行的大部队走散，又辗转多地，经过极为艰苦的跋涉，先到武汉，后来又随着难民队伍来到了重庆。到达重庆后，孙鸿垣找到为流亡学生免费开办的高中入读，1940年，孙鸿垣参加了夏季联考，并以前十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悠久，近代起源可溯至1915年由清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设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南京高师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后几经更迭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至1928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鼎盛时有56个系，为当时全国院校中最全、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1937年，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并借用重庆大学的场地办学。抗战期间，中央大学不但没有缩减招生，反而大力扩充招生规模，孙鸿垣入校这年中央大学招录学生2000多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这些背井离乡、无依无靠的学生得以进入中央大学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后来其中涌现出了众多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的环境异常艰苦，校舍多为竹筋泥墙和瓦顶土地的简易建筑，教室、办公室及宿舍则沿山坡建造。学习条件已是相当困难，而生活条件就更为艰苦。当时物价飞涨，伙食每况愈下，不仅缺乏肉食，就连蔬菜也不够吃，于是就靠多吃饭来充饥。饭甑虽大，但抬出来都一抢而光，如此“抢饭”连女同学也不示弱。至于饮食，并非今天的大米白面，而是霉变掺杂的所谓“平价米”。米色发黄发红. 米中有糠皮、沙石、稗子、鼠粪等杂物，被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孙鸿垣个子不高，但为人公道敢言，加上各科成绩优异，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在同学中颇有威信。同学们推举他进入学生会，做分管生活的生活委员。在这里，孙鸿垣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宋玉英。宋玉英是浙江海盐人，祖上是当地小有声望的世绅，颇有家财。战时，宋玉英随杭州弘道女子学校举校内迁，193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比孙鸿垣高一届。宋玉英模样出众，性格活跃，是学生会的主席，也是数学系公认的“系花”。中大的学生会由学生民主选举，经常组织学生活动，也为学生的权益和福利做争取。宋玉英性格活跃外向有干劲，而孙鸿垣虑事周全，行事稳重，两人工作风格不同，但性格上刚好能够互补。因为常常一起组织活动，时间一长，他们自然而然走得近了。在共事的过程中，宋玉英发现孙鸿垣貌不出众，说话做事却能让人心服口服，慢慢在她心底里就有了他的影子。而孙鸿垣也早对这个美丽活泼的姑娘产生了好感，虽然自己身无长物，但孙鸿垣相信凭借自己的才智努力能给心爱的人支撑起一片天。他勇敢地向宋玉英展开了追求。当时宋玉英身边的追求者不少，其中也不乏官宦富贾子弟，可宋玉英偏偏相中了孙鸿垣这个寒门子弟。那时自由恋爱不是件难为情的事情，他们很快公开了恋爱关系，不了解内情的人都大呼意外，“系花”怎么配了个貌不出众的农家郎，可了解孙鸿垣的同学都觉得自然而然，认为宋玉英的眼光真不错呢！

中央大学的求学经历，让孙鸿垣收获了终身伴侣，也立定了终生的志业。中央大学以“诚朴”立校。“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做学问作为升官发财之道和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即质朴、朴实，做学问不是为作门面、作装饰，不可尚纤巧、重浮华，而是要埋头用苦功夫。在日后的生涯中，孙鸿垣没有辜负中央大学的培育熏陶，始终以“诚朴”为立身之本和立业之基。

1944年，孙鸿垣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大学毕业。他先在抗日军委会外事局短暂从事材料供应的工作，后来又与妻子一道在四川綦江私立中学任教员。1945年6月上旬，重庆霍乱大流行，政府防治无力，许多人染上霍乱得不到及时救治，死尸随意抛弃无人处理。此时，孙鸿垣在綦江私立中学已是教导主任，听到同学从重庆传过来的疫情消息，加上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过祖源的邀请，他立即和妻子商量并决定赴重庆投入防治霍乱的工作。来到重庆后，孙鸿垣进入重庆防治霍乱委员会。重庆夏季炎热，霍乱疫情扩散非常严重，重庆市区临时开设的霍乱病医院就有21所，但仍然满足不了医疗需求，病死者不在少数。孙鸿垣学的正是环境卫生专业，他一再建言要加派人手做好疫区周边的环境卫生和病死尸体的无害化处理，防治二次污染和交叉感染，经过极其艰苦的工作，到了10月份，天气也开始转凉，疫情终于得到控制。孙鸿垣在防疫过程中表现出色，被调入卫生部医防总队第三卫生工程队担任队长。因为专业能力强，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又被派去做美国医疗专家团的随行翻译。他跟随美国医疗专家团走遍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所到之处，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霍乱、血吸虫病等流行疾病肆虐，民众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扎。触目惊心的场景，让孙鸿垣夜不能寐，一方面，他感到自己选对了环境卫生专业，国家太需要，人民太需要了；另一方面，孙鸿垣却感到非常迷惘和痛苦，原本以为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老百姓的日子可以好过起来，他一直以来怀揣的“科学救国”的愿望可以付诸实践，但是，眼见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内战的阴云笼罩，他所热爱的环境卫生事业根本没法有效地开展。

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华大地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力。孙鸿垣对此感到欢欣鼓舞。虽然是旧政府的工作人员，但孙鸿垣热切地期盼能够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队伍中去。由于孙鸿垣的妻子宋玉英毕业于杭州弘道女子学校，抗日战争时曾由老校长带领她们一路流亡到重庆，也因之入读中央大学，与孙鸿垣结缘。此时已回杭州的弘道女校老校长向宋玉英发出回母校任教的邀请，由于师资缺乏，老校长希望她能尽快回校执教，宋玉英难拂盛情，孙鸿垣非常尊重妻子的事业，最终他们决定带着孩子，将新家安在享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各部门都奇缺专业人员，经由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审查，认为孙鸿垣是爱国敬业的专业人士，历史上也没有政治污点，因此被聘入杭州市人民政府防疫委员会担任卫生工程师。当时，杭州城市卫生状况极端恶劣，垃圾成堆，污水存积，蚊蝇孳生，疾病流行。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除四害”、铲平“垃圾山”、清除“蚊蝇窝”、改造下水道、改进防蚊设施……孙鸿垣感到长久以来“科学报国”的愿望和情怀终于可以好好施展了。1949年11月，孙鸿垣被任命为浙江省卫防大队环境卫生队队长；1950年7月被任命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环境卫生科副科长；1951年，他又得到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任命，开始担任杭州市防疫站副站长。

俗话说三十而立，刚刚30出头的孙鸿垣感到生活向他展开着美好的图景。他在武汉工作时迎来的宝贝大女儿，楚楚，这也是为了纪念在武汉的日子，现在已经5岁了。前两年，妻子又为他生下一对龙凤胎。他感到生活幸福，学有所用，他衷心地热爱新中国，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也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开始格外注意他。

这个人就是当时孙鸿垣的上级领导，时任杭州市副市长兼卫生局局长的陈礼节。陈礼节曾担任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是知名的医疗专家和民主人士，也是杭州民进最早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4月，陈礼节经由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加入民进后，遂投入了筹建杭州民进组织的工作。陈礼节认为，民进不是学术组织，发展的成员必须既要求进步又有着较高业务水平和影响力的代表性人士，宁精勿滥。当时的卫生系统从事医疗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环境卫生专业的人才则非常稀缺，陈礼节与孙鸿垣平时多有过工作上交集，发现他不但业务能力强，还非常善于思考和总结，对“除四害”、传染病防治、城市环境卫生规划等工作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经过多次的工作接触和外围调查，陈礼节认为孙鸿垣不但工作能力强，其品格也可堪信赖，于是考虑将他发展为民进会员。

这时的孙鸿垣，心里正盼望着能在政治上有所进步，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变化深有感触，从内心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过，他心里还是有负担，他想到自己是前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蒋介石曾当过中央大学校长，虽说他这个穷学生从没与这位传说中的校长打过照面，但这无疑还是让他多多少少带着些政治上的担忧。况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环境非常敏感，国内外政治局势波澜诡谲，孙鸿垣又在旧中国的国民政府机构里任过职，还给美国人做过翻译，如此种种，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同志递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他自己虽在内心中也非常渴望能向党组织靠拢，但却总是不敢抱着更进一步的奢望，这个心结或许就是此时孙鸿垣心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吧。

就在这时，陈礼节到办公室里找到了他。陈礼节开门见山地说，“我和几位同志正在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杭州的组织，不知你愿不愿意加入？”陈礼节又向孙鸿垣详细介绍了民进的成立经过和历史，还把周建人来杭州做组织发展的前因后果交待了一番。孙鸿垣听了后便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加入，不过，陈礼节还是让孙鸿垣考虑考虑后再给他答复，因为一旦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要服从共产党和民进组织的领导，衷心拥护他们的主张，工作行事都得有组织意识，须得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加入进来后也要切实地发挥作用，这样难免会多了自律和责任。

送走陈礼节，孙鸿垣思考了一夜。他觉得，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主进步组织，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加入这个党派，自己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并能够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于是，他很快写就入会申请书，并由陈礼节、童友三为介绍人，1951年11月，孙鸿垣正式成为杭州民进会员。与孙鸿垣同期入会的会员有10人，加上9月筹委会建立时发展的会员，当时杭州民进的会员共有30人，均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到了次年12月，民进杭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民进杭州市分会正式成立，民进中央周建人亲自来杭祝贺，此时已有会员70余人了。

自从加入民进后，孙鸿垣感到在政治上有了“归属”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感到自己“政治思想和工作作风上都有了显著变化，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工作劲头也越来越大了。特别是通过对民进组织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了解，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加强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感，工作热情进一步得到提高，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是由于共产党和民进的教育帮助所得到的”。他不仅自己积极参与民进各项工作，还时常发表文章，总结思想上的变化和对组织发展的新想法。经由他的努力，市防疫站也建立起民进的基层组织，民进基层组织的力量得到充实和壮大。1954年，孙鸿垣开始担任民进杭州分会第二届理事会候补委员；1956年，担任民进杭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56年，由陈礼节带队，孙鸿垣等16位代表出席了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他们受到了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份崇高的政治荣誉让孙鸿垣非常激动，他感到自己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得到这份殊荣，完全是因为跟着共产党，跟着民进组织走对了路。回到杭州后，孙鸿垣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民进工作中，在本职工作上也更加积极主动，他觉得，作为一位民进会员，能在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也是为组织争光，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主张争取党派成员的工作权益，认为“民主党派的同志就要多在本职岗位上追求进步”。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悄然向全国各地蔓延。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广大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孙鸿垣能说会写，自然愿意发表意见。但当时杭州市正要争创全国卫生示范城市，作为防疫站副站长，孙鸿垣每天奔忙于垃圾、粪坑之间，由于杭州环境卫生欠账太多，“除四害”工作异常艰苦，几次“大鸣大放”孙鸿垣都没来得及“悉心准备”，加上平时为人持重，第一批“右派”出炉时，孙鸿垣还不在其列。

在防疫站中，孙鸿垣有个关系要好的同事兼朋友，名叫郁简。其人比孙鸿垣小5岁，也是抗战时的流亡学生，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郁简文理皆通，学过机械，后来又转投入人类学专业，他正是年轻气盛之年，不免好对时政发表意见，又自恃是专业骨干，对一些领导干部也不那么恭敬。孙鸿垣很赞赏他的专业学识，对他桀骜的一面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真实可爱，因而工作之余，时常同他谈今论古，还发展他成为了民进会员。“大鸣大放”时，郁简发表了不少对时局的意见，加上有参加国民党军队的背景，运动之初就被内定为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孙鸿垣和郁简关系一向友好，自认对他非常了解。名单公布后，孙鸿垣非但没有与之保持距离，反而在开会时为他打抱不平，孙鸿垣认为郁简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但也是为了抗日，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本人提的意见、建议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工作（事实证明，孙鸿垣这个看法没错，“文革”后郁简获得平反，后来还担任了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杭州市主委）。不仅如此，对于防疫站的其他“右派分子”，孙鸿垣也没有与他们划清界限，在言谈中反而流露出同情。等到1958年“反右补课”，孙鸿垣立刻被“挂上号子”，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整风小组的人说他平常就“积极拉拢右派分子”，还挖出他加入民进后“大力扩展民进基层组织”，“不遗余力”地在本单位发展民进会员。他曾和站里的民进同志提及，“民主党派成员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社会实践，在本职岗位上争取进步”的话，也被定性为“别有用心，联络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来与党分庭抗礼”的罪状。

反右运动是孙鸿垣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意气风发，对新中国建设充满信心，想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为民众造福。而且，他的工作成绩也非常优秀。1958年1月，毛泽东主席视察了上城区小营巷，称赞：“你们的卫生工作搞得不错！”整个杭州市卫生系统的人都觉得扬眉吐气，孙鸿垣还因此得了一个嘉奖。可是，一夜之间，他变成了“右派分子”，一下子成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防疫站副站长的职务被免去。到了1959年10月，他在防疫站也待不下去，被“发配”下放到药厂劳动。这时的孙鸿垣既迷惑又委屈。他实在想不通自己一向拥护党和政府，在工作上勤勤恳恳，怎么就是“右派分子”了，而且，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衷心拥护党的领导的，自己积极发展民进有什么错误？但是，孙鸿垣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孙鸿垣这个人天生爱钻研、肯吃苦，到了药厂劳动依旧是勤勤恳恳，对人真诚和和气气，没有一点“曾经是干部”的坏脾性。他看到药厂基础卫生设施差，就运用起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药厂做卫生防疫，药厂的厕所经过整修也洁净起来。药厂的工人对他很友善，工人们都喜欢叫他“小孙头”。等到几年反右的风潮过去后，1961年8月，由于工人对他普遍的认可，加上他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稀缺，上级组织第一批将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孙鸿垣又回到了防疫站，并作为普通技工恢复工作。

生活刚刚开始平静，可是很快，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再次袭来。

“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到处揪人批斗，孙鸿垣作为“摘帽右派”自然也很难幸免。而经过了反右风潮的孙鸿垣，此时如惊弓之鸟，看到自己身边不时有人被“红卫兵”闯入家门抄家揪斗，不时有传闻某某人不堪忍受自杀的消息，他和妻子乘夜将精心保存的西式结婚照、与美国专家的通信、中央大学的毕业照和毕业证书以及获得的嘉奖、整理完成的论文底稿，统统付之一炬，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防疫站自然也不能再待了，“摘帽右派”分子孙鸿垣被安排去扫大街，连带妻子儿女都受到了牵连。妻子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孩子们也都“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孙鸿垣则每日如老叟一样佝偻着背，在长街上默默地挥动着扫帚。

三

风暴总会过去，只是不知有多少人空被雨打风吹去。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了，孙鸿垣和人们一样欢欣鼓舞。然而年岁不饶人，此时的孙鸿垣已是头发花白年近六旬了。他人生中最能干事业的时光已被无声无息地扫进了岁月。1979年3月，上级组织落实政策，孙鸿垣回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当时的杭州在“文革”的摧残后百废待兴，市区的环境卫生问题非常严峻，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孙鸿垣被任命为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孙鸿垣却动了退休的念头。其实，退休的念头已萦绕在他心中很久。这些年的各种运动让他和家人吃尽苦头，眼看着国家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公、检、法”都被打倒了，政府被冲击，政协、民主党派也消失了，机关干部统统被赶到了“五七干校”劳动，科学、经济水平大幅度地倒退，回想起来着实让人胆战心惊。孙鸿垣想自己是个历史复杂的“臭老九”，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这个位置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标准就是“走资派”，虽然这些年一家人夹着尾巴做人，苦是很苦，可总算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幸运不会永远伴随自己，如果到时再来一次这样的运动，那自己和家人恐怕就难逃厄运了。

另外，孙鸿垣还考虑到子女的前途。上世纪80年代初，机关工作人员还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一说，工作到60、70岁的老干部不在少数。孙鸿垣的大儿子当时还在农村插队，回城没有工作，根据当时的“顶班”政策，自己退休就可以让儿子回城了。这些年因为自己的原因，家庭受了不少冲击，家人也时常担惊受怕，这让他感到亏欠妻儿实在太多了，能让儿子早些回城，就是对自己和妻子晚景的最大安慰了。

孙鸿垣把退休的申请向上级领导提出，只说是为了解决儿子回城问题，其他的想法均按下不表。没想到的是，领导没有立刻同意他的退休请求，而是让他缓一缓再说。没过多久，孙鸿垣的老领导、已担任了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的陈礼节听闻此事，马上找到了孙鸿垣。陈礼节在“文革”期间受到批斗，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他听闻自己的老部下有隐退的念头，拖着病躯赶到孙鸿垣家中，一定要与这位老朋友深谈。孙鸿垣对陈礼节一直以来非常敬重和钦佩，二人饮了几杯酒，回忆起小营巷时的荣光，回忆起这些年的磨难，不仅感慨唏嘘。孙鸿垣对陈礼节也不隐瞒，便向他全盘托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言语中不免有枯老消沉之意。陈礼节何尝不理解孙鸿垣的痛苦和顾虑，但他对孙鸿垣此时的消极却直言批评，他语重心长地说，“文革”十年不是你一个人在吃苦，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劫难，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既然党和国家已经看到这场浩劫带来的深重灾难，已经着手拨乱反正，我辈又岂能袖手旁观做龟缩。你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成员，与群众相比较，该有更高的觉悟和坚定的信念才是。作为了解你的老朋友，看到你身未老志先衰，着实是痛心得很。况且，当前百废待兴，需要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来帮助国家恢复建设，你是城建环卫的专家，正要为国出力的时候，怎么能临阵退缩了，你这么多年的专业梦终于有机会施展，怎么事到临头打退堂鼓呢？你我都不年轻了，时不我待，现在不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真就是虚度余生了。至于你大儿子的就业问题，他有知识，以前是没有机会，现在各个系统都缺人，很快都会对外招考，到时候名正言顺考回来不是更好。一场深谈给孙鸿垣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的顾虑消除了，真正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错误想法，此刻的孙鸿垣不仅收回了隐退的想法，更是决定要在今后的日子里，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努力做好工作，为改革开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也为民进组织争光。

既然要干就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这是孙鸿垣一贯来的工作态度，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其实，孙鸿垣对自己的事业还是有着深深的情感。然而，经过十年“文革”之后的杭州城市的环境卫生、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又一次变得非常地艰巨，孙鸿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环卫工作千头万绪，该从何抓起？经过一番观察思考，孙鸿垣慢慢理顺了一些头绪，似乎也找到了开展工作的第一个突破口。

上个世纪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杭州，如厕还是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大问题，不仅百姓家中没有厕所，甚至很多居民区连一个公共厕所都没有，每户人家日常只能用马桶解决大小便问题。当时住房面积很小，每户人家放置马桶，一天全家老小的粪便集中在马桶里，房间里臭味赶也赶不走。每到清晨，杭城各个巷口就排起马桶长龙，有不少主妇还掐好点，只待人力拉粪车一来，便三步并作两步拎起马桶往粪车里倒，若是倒得急，粪水溅在脸上、弄脏衣服的情况是常有的。若是错过了倒粪时间，便又得熏一天。倒完马桶，各家主妇就开始刷马桶，为了将马桶刷洗更干净，桶内不留粪迹，隔一段时间，就会放入一些贝壳来刷洗，这样所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响亮，就好像是在奏出一曲“交响乐”，然后，各家都会将马桶放置在门前晒干，仿佛是开“马桶博览会”。

这倒马桶、刷马桶的活，通常都是各家主妇做，可孙家却每次都是由孙鸿垣主动出马，还对邻居美其名曰“专业分工”。虽说孙鸿垣这是爱惜妻子，主动为她分担家务，但从中也让他深深感到要解决环卫问题，必须先要增加公共厕所和解决粪便处理的问题。

说干就干，孙鸿垣上任市环卫处处长不久，立刻着手对全市公共厕所进行了摸底。孙鸿垣先是布点走访，每天傍晚，孙鸿垣都要赶到当时较为拥挤的解放路上的一座公共厕所，观察大便处的排队人数，春夏秋冬统计下来，获得第一手的科学数据。不仅如此，孙鸿垣还和拉粪工人们一道，拉粪车清肥，了解粪便的整个处理过程。通过详细调查，孙鸿垣发现杭州公共厕所存在数量少、设计不合理两大问题。当时杭州全市仅有不到一百个公共厕所，根本满足不了百姓的基本需求，而由于整个西湖周边更是没有一座公共厕所，使得外地游客若是临时内急，找厕所更是难如登天。同时，由于没有倒粪处，也就出现前面所提到的马桶长龙现象，经常有外国游人对这一落后景观好奇而围观拍照。同时，这些老式的公共厕所根本不考虑排气排臭，导致蚊蝇滋生，臭气熏天。孙鸿垣决定就先从公共厕所的设计改造下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小营巷改造时，孙鸿垣就负责建过一座示范公共厕所，这种公共厕所将统排坐坑改成可分隔的条式蹲坑，便于用水冲便，在建筑上采用了砖木结构，这也是杭城的第一代公共厕所建筑。而这次对公共厕所的改造是孙鸿垣在第一代公共厕所的基础上，利用烟囱排烟原理，在男女厕所之间增设排气夹层，同时将大小便间分开。这样的第二代公共厕所先后在解放路官巷口等地建起来，原来的条式坑位也改成丁字式坑位，采用砖石混凝土结构。在完善结构的基础上，孙鸿垣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在公共厕所外增加了倒粪处，另外还单独建设了倒粪处100多座，大大减轻了人们每日排队倒粪的压力，深受居民欢迎。

新厕所使用方便了，在技术处理上是否真正可得到预期的效果？孙鸿垣又先后在十几个公共厕所检测通风处氨、硫化氢的量，结果发现同样的结构和排臭方法，有的效果很好，有的臭味仍然很浓。这个问题，曾让他苦恼很久。于是他又到公共厕所蹲了一个多月的点，每天，他手里拿着秒表，清点公共厕所进出的人数。经过反复测算，他将外围的环境、人流量大小、公共厕所管理维护等加入了变量模型，从而，计算出了空气通风流量的参数不够所造成的臭味难以尽快排出。于是，孙鸿垣又在第二代公厕的基础上增加了气楼，有的还设立了管理站，基本解决了排臭难题，这就是孙鸿垣研究设计出的杭州第三代气楼厕所。孙鸿垣根据研究所得，先后撰写了《公厕通风换气量的测定研究》、《城市公厕的规划、设计和管理的研讨》、《试从厕所的多种功能探讨城市公共厕所的建设》等多篇专业论文。他提出的公厕建筑理论被全国十多个城市采用，他所编制的规范被选入国家建设部编撰的全国《城市公共厕所设计规范》。他还获得了全国环境卫生科技情报优秀论文奖。与此同时，孙鸿垣又对杭州的城市公共厕所布点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研究，提出了杭州作为旅游城市，不仅要在市区合理增加公厕，还应在西湖的周边，甚至岛上都要为游客设置公共厕所，而如何对公厕布点是十分有学问的，当然，像如此的问题是根本难不倒孙鸿垣这位专家中的专家。在他的努力下，杭州的公共厕所逐年增加，其布点也日趋合理。

那时候环卫系统里有个说法，说是全国环卫系统有“两个半”专家。为什么会有“半”个专家的说法，因为那时专门研究环卫的人很少，像孙鸿垣这样科班出身还在从事环卫的专家，全国也就两个，那半个专家其实是从卫生系统转过来的，这才勉强凑出了“两个半”，这也足见当时这方面专业人才的稀缺。在当时，环卫系统不但专业人员少，环卫工作也被看做不上台面的职业，有很多人对孙鸿垣选择环卫，特别是选择公厕为研究方向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堂堂的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却一辈子与又臭又脏又落后，而且还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公厕打交道，实在是“木了又木”的傻子。对于这些偏见，孙鸿垣倒是非常坦然，他看到了环卫发展的问题和瓶颈，多次在环卫系统会议上提出：“环境卫生工作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搞清洁卫生，它是环境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科学，环卫工作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道德风尚，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形象，同时，更是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科学文化水平。”他认为，杭州作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中，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尤为重要，对此，环卫工作不仅不能拖后腿，而且要有所超前。为此，孙鸿垣还设计了一整套的环卫管理体系，提出了“向科学要一流环卫”的目标。在他的推动下， 环卫科研所成立了，面向环卫工人的业余学校开课了，上夜校学文化技术蔚然成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孙鸿垣经常代表杭州参加全国研究城市环卫工作的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许多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城市环卫体制的确立、环卫职工和城市人口比例的掌握、环卫职工应享受岗位津贴等等，这些建议都被国家城建总局采用，为国家环卫系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孙鸿垣自己也在全国各种专业刊物上发表了30多篇有关环境卫生、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研究和管理方面的专业论文，推动了环卫专业化的发展。

作为一名杭州环境卫生、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方面的领导和专家、高级工程师，孙鸿垣并不是坐在机关里拍拍脑袋做事的人，他喜欢下到一线与工人们一起劳动，通过实践来发现和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在他担任环卫处长时，将之前停摆很多年仅仅是过过形式的机关干部“星期六义务劳动”又开展了起来，并提出了工作的评分指标，要求处里的每个机关干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必须下到基层去，不能光是走走过场，而是要和一线的工人实实在在地一起劳动。对此，孙鸿垣自己以身作则，每到星期六，孙鸿垣就和处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带着劳动工具到环卫一线劳动，清扫垃圾和厕所。他样样都与环卫工人一块儿干，绝不搞一点特殊化。在劳动过程中，机关干部与工人的心拉近了，而机关干部则对环卫一线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孙鸿垣正和工人们一道疏通一座被粪便堵塞的厕所，机关一位值班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孙处长的爱人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时突然晕了过去，现在已送进了医院，还说电话是学校从医院打过来的。孙鸿垣一听就着急地站起来，洗着手准备赶往医院，但洗着洗着却慢慢地停下来了，他想，妻子贫血自己是知道的，此时到医院也帮不上什么忙，而这里的工作正需要他。其实孙鸿垣更深层次想到的却是，这机关干部星期六下基层义务劳动才刚刚开始，而且还是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要是自己就这样一走，免不得有人可能会说，孙鸿垣竭力提倡让我们来义务劳动，可自己碰到又臭又脏的活就找理由溜了，这样就会影响以后的机关干部“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开展。想到这里，孙鸿垣关上水龙头，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就又回去干活了。傍晚，又脏又累的孙鸿垣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已从医院回到家中休养，这才放下心来，换了衣服洗好手，就赶紧做饭去了。虽然，后来被儿女们以不关心母亲为名数落了一通，而孙鸿垣也表面上虚心认了个错，但他内心却觉得自己这么做非但没有错，并且还是非常值得的。

作为杭州环境卫生、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战线上的领导和专家，孙鸿垣从不认为环境卫生工作就天生是脏和苦的劳力活，而是要运用科学，加快发展机械化水平才是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做好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效率，与此同时，也可以彻底改善一线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因此，孙鸿垣又和同志们四处奔走，利用一切机会，为提高环卫工作效率和进一步改善一线环卫工人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竭尽全力。碰巧有一次，孙鸿垣到市政协开会，与当时的政协副主席肖冰同志谈到了环卫工作的艰苦，特别提到杭州环卫机械化水平太低，希望政协能够多多呼吁。说来也巧，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刚好来到杭州，肖冰就引见他找到李先念主席，在要见到李先念主席前，孙鸿垣心底里真的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但当他看到李先念主席原来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根本就没有一点大领导架子时，便很快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大胆地向李先念主席谈了杭州市目前环境卫生的现状，并提出了对于如何尽快提升杭州的环境卫生、卫生防疫业务技术研究和管理水平，自己已考虑了很久的深思熟虑的设想。这些设想当即得到了李先念主席的赞同和肯定，并表示回京后他一定会过问此事的。终于，经由李先念主席出面，没过多久，杭州环卫处引进了用于环卫清运的汽车85辆，大大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水平，改善了一线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并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在孙鸿垣的倡导下，杭州又陆续建成了科技化、无害化的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和不同形式的垃圾中转站，杭州的环境卫生工作自此得到了很大的推进。

四

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还是之后重返工作岗位，孙鸿垣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民进会员的身份。1978年，在中共杭州市委和民进中央的关怀下，杭州市民进工作逐步恢复。这是自1966年，民进市委会机关被“造反派”查抄、会牌被摘、印章被抢、部分档案被毁、办公室被强占，机关被迫宣布停止工作以来，时隔12年，杭州的民进组织终于得以重新挂牌办公。同年12月底，市民进组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体会员活动，到会120余人，孙鸿垣就在其中。1979年，市民进48名错划为右派和3名错定为反革命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成员得到了改正。重返组织的孙鸿垣重新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他积极参与到民进组织的工作中，为“文革”后会组织的恢复建设做了很多工作。1981年，市民进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孙鸿垣被推选为兼职副主委。

1984年9月，已年逾64岁的孙鸿垣在组织安排下，从环卫处调入民进杭州市委会担任专职副主委，后任杭州市政协五届、六届副主席，市六届、七届人大代表，民进杭州市委会专职主委。同时，他还担任了民进浙江省委会第四届、第五届顾问等职务。角色的转变，让孙鸿垣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他立足政协和党派，将视野拓展到整个杭州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跋涉征程。

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各种思潮碰撞，民进组织从动荡中重新发展和建设，也正在探索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孙鸿垣深刻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他多次在会议等各种场合中强调，“做好民进工作，首先要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政治意识，增强政党意识”，“要牢固树立共产党的领导观念，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也就不会有我们民主党派”。他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有正确的方向、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的核心问题，也是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

当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颁布后，孙鸿垣立即在《杭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个文件的公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体制。文件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我国的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各民主党派在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中建立起来的共同认识，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而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只会导致天下大乱。为此，我们绝不允许存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危害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一经发现，应依法取缔。他号召民进杭州市委会领导班子和广大会员，必须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首先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广大会员要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以及民主党派同中共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教育，以提高成员的政治素质，使老一辈会员与中共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在实践中，孙鸿垣感到加强理论学习是党派开展工作的基础和起点。在他的牵头组织下，民进市委会统战理论研究组成立，他亲自担任组长，并在学习的基础上，撰写了几十篇高质量的统战理论文章。在他的带动下，通过经常性的学习，举办学习班、培训班、座谈会和其他寓教于乐的学习形式，机关同志和全体会员不断提高了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识，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明确了诤友和助手的定位和作为参政党的任用，民进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由于孙鸿垣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理论研究水平突出，1991年11月，杭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成立时，孙鸿垣被任命成为市社会主义学院的首任院长，这也是至今为止杭州市社院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由民主党派领导担任的正院长。

为把稳民进组织这艘大船前行的方向，孙鸿垣不断在党派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上下功夫，他认为，要充分发挥民进作为参政党作用，参政议政职能的发挥非常关键，因此，在理论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民进杭州市委会的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本会的各级组织参政议政工作，孙鸿垣兼任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主任。孙鸿垣在担任市民进主委和市政协副主席期间，时刻把全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放在心上，积极参政议政，特别是在中共杭州市委提出四套班子合力抓经济之后，他更是积极配合市政府开展工作。在市政协分管城建工作时，他兼任市政协城建委主任，凡是市政府或城建系统有关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他都尽量安排时间参加，并常以城建环卫专家的角度，经过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上世纪90年代初，在他的主持下，市政协城建委对保护自来水水源和运河杭州段的综合治理进行了多次调查视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治理的措施，比如在祥符水厂搬迁新水源时，孙鸿垣提出要加强苕溪水系的环境保护；在运河治理时，提出要加快“三污”干管的提前施工等，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都得到了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说到杭州，绕不开西湖，这一泓湖水孕育和成就了杭州的美，而孙鸿垣与西湖之间也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孙鸿垣一家刚来杭州时，就住在离西湖很近的平海路52号。那时，他与妻子常常在晚饭后，带着孩子们在西湖边漫步，西湖的美丽和厚重历史让孙鸿垣深深爱上了杭州这座城市，而西湖，也是他事业绕不开的名字。上世纪50年代的 “除四害”运动和“文革”后公共厕所大改造大发展，西湖周边都是重点考察和发展的区域，西湖边新建的一公园、六公园公共厕所是他常常“蹲点”取样的地方。也是在他的主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湖景区内开始成规模地建造主要服务于游人的公共厕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西湖的文明程度和旅游面貌。西湖随着杭州的发展愈加繁华热闹。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西湖水质变得越来越差，美丽的西湖面临着“毁容”的危险，同时，风景区违法建筑现象也日趋严重。孙鸿垣发现这一情况后，率市政协城建委的同志多次对西湖及周边进行踏勘，实地调研，在他的呼吁牵头下，市民进和市政协都组成了调研组。调研组发现环湖开设的茶楼、饭店和周边违法建筑中的居民将大量污水直接排入湖中，与西湖连通的溪沟——金沙涧、长桥溪、龙泓涧边的单位和居民也将垃圾扔到溪中或堆在溪旁，每逢下雨冲刷，污泥浊水就直泻湖中。而个别环湖的单位还擅自养猪，污水渗入地下，污染湖水，这些生产、生活垃圾是西湖的固定污染源，还有一些素质较差的游客随手乱扔垃圾，成为西湖的流动污染源，众多的污染让美丽的西湖不堪重负。污染导致当时西湖的水质不断富营养化，湖面的藻类和水生植物大量繁殖，里西湖的湖面几乎全部被大面积浮萍覆盖，西湖的生态和景观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这样严重的情况，孙鸿垣带领民进和政协的同志四处奔走呼吁，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尽快治理西湖污水和整顿西湖风景区违章建筑的建议报告，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的《杭州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孙鸿垣，并做了《保护西湖水质，截污刻不容缓》的特别报道。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呼吁和努力下，市园文局、市环保局及西湖区政府都参与到西湖保护的行动中来，西湖受污染的情况得到方方面面的重视。当时地方财政还不宽裕，有关部门就从银行贷款，加上各界的捐赠，凑足资金用以引入国际先进的技术设备对西湖湖底的淤泥进行了大规模疏浚，西湖周边的截污工程也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部分的管道和泵站进行扩建和改造，建立排污体系，禁止污水排入和渗入西湖。管理部门还组织技术力量提高了西湖引水工程的效率，使得入湖的钱塘江水扩散更加均匀，并进一步扩大环湖动迁和绿化力度，加强垃圾处置管理等等。经过综合治理，西湖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西子湖青山绿水，重现了往昔的美丽，风景区违法建筑亦得到遏止。

孙鸿垣在杭州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成绩突出，1988年4月，他因在城市建设技术政策研究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受到了国家科委、计委、经委表彰。（资料来源：［88］国科发策字第174号）孙鸿垣对杭州发展的关心，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还关心杭州的经济建设，他提交的关于钱江经济开发区建设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市政府政研室还专门复信对他表示感谢。

虽然孙鸿垣身兼多职，却仍然习惯在工作上亲力亲为。作为市政协领导，又是城建环卫的专家，地位高了，但孙鸿垣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非常朴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半点“官架子”。他待人和蔼可亲，无论是谁与他见面谈话，都会感到非常亲切。有时机关同志受到了他的批评，由于他注意讲话的方式方法，既坚持原则又以诚待人，也能让人心服口服，因此，最终都会使被批评的同志有一种愿意改正缺点还感到很舒畅的感觉。他乐于助人，就在他后来患病住院前，还在为一位在人民中学任教的普通民进会员的住房拆迁困难而奔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环境普遍比较简陋，民进杭州市委会机关当时在仁和路31号的一座民国小别墅里办公，机关没有食堂，很多年来大家都是每天早上从家里带来剩菜，再淘点米蒸蒸算是一顿中饭。孙鸿垣调入机关工作后，也和大家一样，每天早上自己带菜淘米，绝不搞一丁点的特殊化。还有一件是关于用车的小故事。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出于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和关心，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专门拨给各党派机关一辆小车，小车主要的任务便是负责接送党派领导上下班。可孙鸿垣同志自担任民进的“一把手”后却一直执意不肯坐小车，快70岁的老人，每天仍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闹市中穿行，直至1988年夏天，在一次上班路上，骑过众安桥时，一辆侧面驶来的汽车将孙鸿垣撞成骨折，这之后，他才在众人的竭力劝说下开始用车。

除了为人亲和朴实，孙鸿垣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记忆力特别好，看过读过的内容几乎能过目不忘。有一次民进机关组织学习，一位机关干部读前一天刚在报上发表的中央领导的讲话，读到中间不小心漏掉了一小段，孙鸿垣立即摇着手说：“这里少念了一段。”并当即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令大家目瞪口呆。过了会儿，读的同志少读了一个字，他又马上予以纠正。以后这种事发生多了，大家似乎也习惯了。孙鸿垣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除了他本身的天赋外，更重要的是他平时刻苦学习、深刻领悟的结果，孙鸿垣在学习上对自己要求很严甚至苛刻。他调入民进机关后，每天中午从不休息，吃过中饭就坐在椅子上认真读报或学习文件。他看过的文章和文件，在重要的地方总是画上许多红杠杠，并密密麻麻地写上自己的注解和心得体会。正因为孙鸿垣非常注重自身的学习修养，所以他的工作能力特别强，许多重要的会议发言，都能不用讲稿，他发言逻辑性强，思维敏捷，把握全局的意识准，政策理解透彻。孙鸿垣不仅自己注重学习，也勉励身边的同志珍惜时光、加强学习，他倡导将理论研究和参政议政组织化、制度化，他经常参加会里的统战理论研究组和民进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和会员们一道学习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民进在参政议政方面有了不少突破，会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影响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越来越多优秀的民进会员在各自的岗位中崭露头角。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人到七十，大多数人都已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了，但古稀之年的孙鸿垣工作上的干劲比年轻人还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多想乘着好时光把所有的干劲都使出来。1993年夏天，民进市委会在金华召开新会章学习会，当时孙鸿垣承担了市政协和市社会主义学院的大量工作，他不顾连日劳累，连夜赶到金华看望培训的会员。次日，会里组织会员到永康方岩参观，方岩的山又高又陡，许多年轻人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连连摆手说是爬不动了，73岁的孙鸿垣兴致却很高，他一路和同志们有说有笑、闲话家常，虽然机关同志和参加这次学习会的会员们几次劝他在半山的亭子里歇歇，或者雇顶轿子坐上去，他却硬是坚持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与大家一口气登上了山顶，既让人咋舌，也使会员们深受感动。他还勉励那些原本想要放弃的同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爬山是如此，工作和生活也是这样。

孙鸿垣同志心胸宽广，听得进不同意见，即便是对方态度不好或提的意见不对，他听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他老是说，提意见的同志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有时对整体情况不够了解，至于对意见么，有则改正无则加勉。他对好的意见都会采纳，而对那些因提了意见受到打击报复的行为，他一贯来是深痛恶绝的。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民进中有一位会员由于经常喜欢唱反调而被他所在的学校领导当作刺头，常在市委会机关联系他支部的同志这里讲他的不是，同时，他在参加民进的会议上也常常要向领导提反对意见，这让机关一些同志对他产生了看法。而孙鸿垣却认为，该会员的讲话在方式方法上是有点问题，话语虽然难听，但他提的意见却没错，是属于敢于还没有学会善于提意见的同志，他还让机关同志有空多和他聊聊，并还细心到教大家如何与他聊。后来经过与他多次沟通，这位会员慢慢地开始注意讲话的技巧了。没过多久，学校领导就对他的看法有了转变；又没过多久，就让他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以后他又被选为区人大代表。对于民进的同志，孙鸿垣则一直都寄予厚望，他非常惜才爱才，重视人的素质培养。调进机关后，孙鸿垣发现机关干部大多是老同志，他感到老同志的确是民进的宝贵财富，但民进的事业需要后继有人，于是在他的倡导下，民进机关开始有意识地逐步调入一批年轻人。同时，对学历低的同志，孙鸿垣鼓励他们去党校和夜大读书，并给予学费报销和时间上的保证。后来，在担任市委会领导和机关中层干部中，有不少都是在那个时候从党校和夜大读书毕业的同志。平时，孙鸿垣还经常有意识地给机关年轻同志多些工作担子，鼓励年轻干部大胆开展工作，自己则帮助他们出点子，让他们在实践中磨炼成长。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刚调进机关不久的年轻干部喜欢在机关会议上讲一些不同的看法，孙鸿垣不以为忤还表扬他敢于讲真话。一次，在他要去参加中共杭州市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前把这位年轻干部叫了去，说自己年纪大了思路不多，而你年轻肯动脑筋也敢于说真话，是否能帮我想几条意见建议。孙鸿垣作为一位市领导却诚恳地来向自己这个年轻的下属征求意见，这让这位干部倒有点受宠若惊了，回家后确实动了一番脑子写出了几条意见建议。而孙鸿垣还真的在中共市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他回来在机关会议上说这几条意见建议得到了市委书记的称赞，这着实使这位干部感动不已。那些年，在民进市委会机关工作的年轻干部都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那就是孙鸿垣是民进杭州市委会的领导，但更是一位慈祥的智者、良师，他那长者的风范、人格的魅力才是大家真正钦佩的地方，也是机关年轻人这一辈子学习如何做人的榜样。

作为一个城建环卫专家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领导，孙鸿垣在工作岗位上留下了辛勤耕耘的足迹，会内会外，孙鸿垣获得了广泛的尊重，但是繁重的工作和早年的艰苦生活给孙鸿垣的身体埋下了隐患，早在1990年的一次干部体检中，医生就发现孙鸿垣的牙床有异样，要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工作一忙更是把复查的事情抛到了脑后。直到1994年6月，疼痛已经影响到工作，孙鸿垣这才在爱人的催促陪伴下去医院检查。这一查竟然发现极为严重的问题，原来那不起眼的小小病灶已经发展成为高分形鳞癌。医生“命令”他立刻住院，并转往浙医二院准备手术。

疾病让孙鸿垣猝不及防，他深知，做手术的日子已愈来愈近，手术后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而中共杭州市委马上要召开扩大会议，他必须抓紧不多的时间把建议整理出来。时至深夜，同病房的病人睡熟了，孙鸿垣案前那几张临时向别的病友要来的白纸和他生病期间收到的一些会议通知纸的背面都已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当写完最后一个字并画上句号时，他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可以放心地进入手术室了。

在这份近两千多字的手写稿中，能看到孙鸿垣不时的停顿和字体因为疼痛的变形。在这份建议的前面，他这样写道：“市里将召开重要会议，研究‘九五’计划，大事小事均已计划妥当，不应再多言多语，只念自己在杭州干了几十年的城建环卫工作，还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简要提点意见。”极为朴素的语言，寥寥几笔，却感人至深。孙鸿垣在行文中提出的关于旧城改造、城市供水等六个方面的建议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集几十年从事城建环卫工作经验的总结。

这份滚烫的建议书交到市领导的手中，立即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7月8日，时任杭州市政协主席的陆祖德同志在这份建议书上写道：“这种可贵的精神令人感动、钦佩，值得学习，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7月21日，当时分管城建的杭州市副市长在看到建议后批示：“我为孙老的精神感动，他在病榻上和大手术前写的这份材料，不但内容好，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关心和一片深情，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给予采纳。”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的李金明在陆祖德主席的陪同下，前往医院看望，表达了杭州市委对孙鸿垣身患癌症仍心系杭州建设的感谢和敬意，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孙跃跃四次到医院看望孙鸿垣。

幸运的是，孙鸿垣的手术很成功，癌细胞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他术后身体大不如从前。然而，孙鸿垣出院后在家休息时，却仍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关心着市政协和党派的工作。民进成立50周年纪念会和市政协的一些会议，他都拖着病体前来参加，平时他想到什么问题，有关同志办公桌上的电话就会响起来。

1996年，孙鸿垣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名誉主委。在欢送他退休的会上，孙鸿垣表示，自己虽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仍是一名民进会员，今后一定会继续关心党派的工作，只要民进工作需要他出力，他会随叫随到。在孙鸿垣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许多参政议政会议和民进的活动中，人们依然经常可以看到这位下颌裹着纱布的老人，在民进的刊物上也仍会读到他写的文章，他一如既往地关注杭州的城市建设，并在许多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说，只要生命不息，自己为民主党派工作就会不止。

1999年月12月11日，孙鸿垣因癌病复发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就在孙鸿垣同志去世前，他还在病榻上，为纪念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颁布10周年撰写了题为《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统战理论文章。他在文中希望，民进同志“继续深入学习，坚持贯彻14号文件的精神，以党为师，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惦念着民进的事业和民进的发展。

加入民进近半个世纪，孙鸿垣自始至终以党为师，心怀家国，以至诚至朴的品格和情怀立身、立德、立言、立行。作为一位民主人士，孙鸿垣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在行动上与党同心同向，一路风雨历经春秋，充分体现了民进人矢志不渝、立会为公的可贵精神。像孙鸿垣这样的老一辈民进人，为民进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孙鸿垣先生年表

1920年 10月19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县郭家岑石村。

1925年 开蒙识字,后入县中读书。

1937年 因日寇进犯而辍学流亡到重庆,入读免费高中。

1940年 入读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卫生工程组)。

1944年 4月,国民政府外事局工作(实际调派交通部材料供应处工作)。

1945年 2月,四川綦江私立中学任数理教员兼教导主任。7月,任重庆市防治霍乱委员会卫生工程师。10月,任国民政府卫生部医防总队第三卫生工程队工程师兼队长。

1949年 5月,任杭州市人民政府防疫委员会卫生工程师。11月,任浙江省卫防大队环境卫生队队长。

1950年 7月,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副科长(至1958年)。

1951年 11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8年 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 10月,下放到药厂劳动。

1961年 在防疫站当技工。

1966年 “文革”期间下放到街道做清洁工。

1979年 7月,任杭州市环卫处处长。

1983年 9月,任市城乡建委环境卫生管理处技术顾问。

1984年 9月,调任民进杭州市委会专职副主委。10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顾问。

1987年 6月,当选政协杭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7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顾问。

1988年 12月,任民进杭州市第七届委员会专职主委。

1990年 5月,任民进杭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专职主委(至1996年5月)。

1991年 11月,任杭州市社会主义学院首任院长。

1992年 8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

1996年 5月,推举为民进杭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名誉主委。

1997年 5月,当选政协杭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1999年 12月11日,因病在杭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