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秀丽的瓯江南岸曾遍植荷花，绵延百里，坊间竹枝词有“百里风荷百里香”的描述，“百里坊（芳）”因此得名。街坊称作“马银潢”的大宅院便坐落于此。自明王朝倾覆，马家始迁祖马银潢自京城流亡温州，隐姓埋名，以行医卖药为生，平日则读书、习画、抚琴，家族偏安一隅，出了不少书画家，因“书画传家三百年”，渐成当地望族。

1916年5月18日，马骅（字瑞蓁）出生在这大宅院中，耳濡目染，从小酷爱文艺。上小学时，他就写了一个童话剧《花生王与国王》。入省立十中（温州中学）读书后，马骅更醉心文学。十中学生赵瑞蕻、马大恢组织的“野火读书会”是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主要介绍社科知识，传播爱国思想，每两周出版《野火壁报》。马骅参加了读书会，旋即成为《野火壁报》主编。他写诗，编校刊，演话剧，为全校师生瞩目。从这里，这个儒雅的少年，渐渐成长为爱国热血青年。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扩大对华侵略。是年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12月9日，数千北平学生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这一刻，谁还能安坐象牙塔？马骅、胡景瑊带着十中同学，不顾校长跪地阻拦，上街游行，响应北平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他们以“野火读书会”为核心，成立救国会，组织宣传队，每晚走出校门在街头宣传，打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没收温籍汉奸殷汝耕、池宗墨等人在温财产，抵制日货，拆除日本人开设的“东洋堂”。马骅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担任学生刊物《明天》的编辑。

1936年1月3日，他们带着千余学生再次游行请愿，码头工人和筏木工人千余人、市民两千余人也参加了游行，请愿者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惩办汉奸卖国贼”，静坐示威，专员许蟠云被迫出面答复。1月10日晚，温州全城戒严。在当局授意下，十中开除了胡景瑊、张可仙、马骅三名学生学籍，宣布孙绍奎、孙经邃等24名学生退学。1月11日，胡景瑊、张可仙和教师许志行被捕，马骅避居姑妈家，侥幸躲过一劫。他坚持编辑完《明天》第六期，在《编辑后记》中，马骅悲愤地写道：

……所谓“非常时期”的一九三六年,是来到了,世界的危机是一天逼近一天,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亡存也就在这一刻,我们都知道:“不抵抗必将死亡,要生存唯有斗争！”我们的中华民族若再不觉醒过来,再不拿出最后拼命的大力量来挣扎一下,那么我们只有一条死路！

自从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像狂涛似地涌来以后,我国各地都发狂地纷纷响应起来。就是我们死水似的温州,也掀起一个波澜,可是我们是处在这个黑暗时代里,我们做人民的是没有爱国的自由而只有卖国的自由的！但是我们不怕一切阻难而向前迈进,结果的成绩虽然并不怎样惊人,但是我们几个人却因纯洁的救国运动而被开除学籍了！然而我们这几个人决不怨恨,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在这种不说理的制度下去做救国工作,是必然地会受到阻碍与牺牲的！

同学们,再会吧! 在这年头,我不愿祝你“飞黄腾达”,我仅祝你拿出你的赤热的心,钢硬的意志与粗糙的手来改造社会,来推进时代！我愿你们及我自己都能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个完全新异的社会里快乐地生活着,继续着推进新社会的伟大的工作！

完了,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再会吧！再会吧！再会吧！

马骅,开除学籍后的一天,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在温州

因遭当局通缉，马骅被迫流亡上海。同学们都没有料想到爱国会有这样的结局。当年，马骅在温州中学同学中声望极高，著名小说家林斤澜在回忆马骅时说：“马大哥是我人生的启蒙人，也是我文学道路的启蒙人。”又说：“他比我大七岁，我们之间距离远。他是学生领袖之一，他们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我虽与他接触少，感觉上他是大人，我是小孩，但他的感召力大，抗日，革命，进步，向上，都有非同一般的指引力。读书会上接触就多了，他重视我，也指导我。后来又办前哨剧团，一起上台演出，文学也有，革命也有，对我影响就大了。”

经人介绍，马骅在上海民光中学插班。这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闻讯，马骅极度悲伤，当即和同乡、同学前往瞻仰遗容。出殡那日，队伍前是巨大的“鲁迅先生丧仪”横幅，他们手挽手，唱着哀悼的歌，一直走到大西路万国公墓。不少温州中学被开除和退学的同学，陆续流亡到上海，于是在上海恢复了“野火读书会”。1936年的上海金家巷，马骅和胡景瑊、赵瑞蕻等，每周或隔周聚会。当时的上海常有“飞行集会”，他们接到秘密通知，便到指定地点集会或参加游行示威。

1937年7月，马骅中学毕业，原想继续大学学业，修读文学，但卢沟桥的炮声粉碎了这个梦想。此时，温州的朋友也来信要他立即回温。相聚在上海的同学又要分手了，临别，他依依不舍地写下诗作《走向红色的边城——寄彦霖》，赠给准备前往延安的洪彦霖。这首诗经国民党“永嘉区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时，不允许用“走向红色的边城”作标题，改为《寄彦霖》发表。洪彦霖曾与马骅一同组织温州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退学，1936年5月被捕，押解杭州监狱。出狱后他也来到上海，靠翻译零星文稿艰难度日。8月，马骅从上海回到温州。重返温州并非为躲避战事，其实，他更希望和洪彦霖同赴延安。温州处处洋溢着抗日的热情，这里的爱国青年需要人带领，马骅的工作便是在温州共同组织青年宣传抗日。这个月，马骅经黄先河、孙绍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间，徐贤议、孙绍奎、马骅、赵瑞蕻等人在温州九山河畔籀园图书馆，酝酿筹建“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8月21日，战青团在温州中学附属小学正式成立。在中共浙南特委领导下，战青团发展迅速，遍及周边各县，最兴盛时达到8500余人。马骅负责战青团的宣传工作和学生救亡组的工作。他们出墙报，印传单，办画展，开展街头演讲，演出国防戏剧，编辑出版《救亡小丛书》、《生线》、《游击》、《战时商人》等一系列杂志，宣传抗日救亡。其中，戏剧演出的影响力最为广泛。“九一八” 事变六周年纪念日，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20多人着清一色服装：黑色军服、军帽、绑腿、皮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马骅是剧中主演，幕间还登台演唱自编的温州鼓词《国难记》。当《放下你的鞭子》演至高潮时，全场齐声高喊“打回老家去”，观众情绪慷慨激昂。一次，战青团在乡村祠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徐德辉扮演东北农村老汉，正式开场前，他在戏台上转着圈、敲着锣招徕观众。林绵饰演他的女儿，等她化好妆，喊着“爸爸，爸爸”，跑上戏台，台上竟空无一人。原来徐德辉是个老近视，为了饰演老农民不得不摘掉近视镜，哪知一脚踩空，从台上摔下，正好跌在戏台旁的馄饨担上，全场哄堂大笑。战青团只得重新开演，台上台下重又弥漫着抗日激情。此后，战青团又接连演出了五幕话剧《古城的怒吼》、独幕话剧《妇女进行曲》、陈白尘的三幕话剧《卢沟桥之战》和董每戡的三幕话剧《敌》。参演者有徐贤议、马骅、蒋汉声、胡今虚、葛林宗、徐德辉、张古怀、李碧兰、林绵、麻文芳等。他们既在剧院公演，又上街下乡演出，播撒抗日火种。温州乡村方言错杂，农民听不懂“官话”，战青团就改用温州土话演话剧，增添人物的动作，减少对白，以增强故事性来吸引观众。他们还用各种曲艺形式，如花鼓、唱词、莲花落等进行演出，深得群众欢迎。马骅在一篇《楠溪演剧特写》中记下这样的场景：

早晨在东门外安澜亭搭了小火轮去。大家满怀着一腔的喜悦憧憬着这荒僻的山国。在船舱里同志们都提起嗓子高唱救亡歌曲。……

这是个没有瓦屋的村落,沙石滩上整齐地排上数百座茅舍———大部分是宿店与饭铺。我们的队伍也便在这儿用午膳了…… 饭后,队伍便开始作四十里的长途远足……

夜里大家都睡在枫林小学宿舍里。因为这几天有旧剧在演,所以晚上便只到演戏的地方歌咏与宣传一下,决定明天先到岩头去。

我们的队伍是军事化的。二十日的早晨五点四十分钟我们便吹哨子集合了……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空里飘起雨、雪和霰子。同志们的心都忧悒起来:“这样的坏天气,夜晚还有乡人来看演剧吗?”…… 晚上,上演了,出我们意料之外的,观众并不少,五六百人把台下的空场挤满了。于是,我们高兴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和《土龙山》。乡人都怀着感动而兴奋的情绪散去。

马骅与妻子林绵便是在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相识的。那时的林绵还是刚上初中的女学生。他们曾同台演出多幕话剧《卢沟桥之战》。林绵家住朔门盐仓码道，夜间行人稀少，演完戏后，林绵由她的堂叔陪同回家。马骅也住在小城的北面，散场回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同道，大家便结伴而行。林绵性格开朗大方，娇小玲珑，爱穿一身深蓝色工人装，像朵初放的百合。因战青团工作需要，马骅要帮助筹建并参加初中学生读书会活动，协助他们写文章，编辑出版壁报，接触林绵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时，林绵会带读书会成员在马骅家里开会讨论。林绵爱好文学，喜读西方经典名著，因共同的爱国理想和文艺爱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相知相爱。其时，马骅还与唐牧、胡今虚、孙哲文等友人组织“海燕诗歌社”，出版海燕诗歌丛书，编辑诗歌期刊《暴风雨诗刊》。

1938年10月，中共永嘉县委成立，归浙南特委领导，县委成员为孙绍奎、夏巨珍、马骅、胡景瑊，马骅负责文化宣传工作。1939年2月，马骅的母亲病逝。马骅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一个兄长，五个姐姐，母亲最宠爱这个小儿子。母亲病故给了他沉沉一击，他强忍悲痛，仍在办丧事之余，编辑出版诗歌丛书《叛乱的法西斯》，其中发表了他的充满爱国激情的长诗《叛乱的法西斯》。3月下旬，他写下诗作《祖国啊，跨向自由的春天》，发表于上海钱君匋、李楚才主编的《文艺新潮》。尽管身在温州，他却以诗歌期刊《暴风雨诗刊》为阵地，联络全国文艺界进步人士聂绀弩、吕漠野等人，发表他们的作品，宣传抗日救国。10月，《暴风雨诗刊》第一辑《海燕》出版，马骅在编校后记中写道：

……浙东沿海风云的骤变,像浓厚的雨云遮住了太阳,一切都显现了空前的恐怖。温州全城曾经一度变成阴森的死城,隆隆的炮声的威胁,敌机炸弹的狂炸,使《暴风雨》在孕育期中,就怀了一身的硝烟气———她是在爆炸声和炮轰声中长大的。

1939年12月25日，《浙瓯日报》发表《我不要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一文，这是全国第一张大义灭亲的反汉奸宣言。作者为一位年仅13岁的少女，她就是马骅的外甥女梅爱文。其实，这张宣言出自马骅之手。梅爱文1926年出生于上海，出生仅七天，母亲马志芸罹病身亡，从此她被送往温州外婆家抚养，和舅舅马骅生活在一起。父亲梅思平沦为汉奸，成为汪伪政府的重要成员。梅爱文当时为温属联立中学一年级学生，父亲成了大汉奸，她深感气愤和羞愧，在舅父马骅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份宣言。宣言在国内广为传播，当时颇为著名的《妇女生活》、《浙江妇女》等好几个杂志社刊登了她的宣言和照片，还被译成俄文在苏联传播。

二

1939年，温州政治形势急剧恶化，陆续有人被捕。1940年初春，在组织安排下，马骅隐蔽在瑞安乡下韩田的一所小学教书。小学设在一座古老而破旧的祠堂里，有一间较新的小房间当作他的宿舍。小学仅两位教员，除马骅外，还有一位年长的庄竞秋老师。学校学生少，开的是复式班。马骅既要教书，又要管理学生，上下课他要摇铃，课间还须打扫校舍。朱道娴校长身体虚弱，大热天都得穿夹袄，很少到学校来，校务差不多由马骅包揽。到了周六，马骅就给全校学生讲故事。他和这些乡下孩子相处得很融洽，孩子们常将家里带来的炒槐豆（蚕豆）同这位年轻老师分享，他就用槐豆变戏法，给孩子逗乐。不久，庄竞秋因身体原因回城，党组织调林绵接替。马骅住的那间宿舍，朝东有扇窗子，窗外有几棵瘦小的树，放眼望去是一片没遮拦的水田，远处疏疏落落挺立着几株乌桕树。春天油菜花盛开，开窗望远，满目金黄。插秧后，水田又漾起鲜绿。课余，他和林绵就坐在窗边谈外国小说。

一日三餐则在朱道娴校长家里解决。朱校长的老母亲极乐观可亲，每餐都亲自为他们做菜。上世纪20年代，老太太还是附近几个村子的中共党小组组长。晚饭后，他俩坐在屋前的稻坦上乘凉，孩子们便缠着要老师讲故事。蓝天繁星之下，稻香浮动，笑声、人语、虫鸣交织在一起。故事讲得差不多了，他和林绵才回校。暑假期间，马骅和林绵返回温州城。1940年8月1日，马骅和林绵搬到了一起。两人都清贫，以他们的身份，也不能公开举办婚礼，他俩只彼此交换了刻着“1940.8.1”的戒指。婚房是马家灶房边一间陋室。房间从未住人，堆满杂物，常有老鼠窜出。一个洞开的窗，无窗扇也无窗闼。窗外挡着一堵墙，地板朽烂，古老的摇晃的方桌，一张百岁以上，无法挂上帐子的“铜钱床”。煮饭时，浓烟就在室内弥漫。这年10月9日，日机轰炸温州，两颗燃烧弹在朔门林绵娘家前后院爆炸，房屋顷刻夷为平地。

党组织觉得马骅留在温州不安全，便通知他带林绵、林绵的小姨林敏马上离开温州，坐船到青田海口。在那里，有辆新四军军用大卡车已联系妥当，他们可乘车直达皖南新四军驻地。到了青田海口，找到小客栈住下，马骅便立即与押运军车的两个年轻同志碰了头。他们说需购买的物资尚未办齐，还得在海口等上两天再走。第二天，两个青年急匆匆来说，马骅已被特务盯梢，必须马上撤离，林敏、林绵则可搭军用车赴皖南。事发突然，经商量，他们只得去埠头雇了舴艋舟，用被单把马骅从头到脚裹起来，装成急症病人，让他独自回温。马骅走后，林敏、林绵镇定下来，才觉得蹊跷。既然特务盯梢了三人，为何两个女的就可以放过，让她俩乘军用车去皖南？马骅单身一人回温，是否会发生意外？ 仔细考虑，觉得不妥，她俩决定还是暂时不去皖南，于是也雇船返温。

约过一个月，马骅接到通知，带谷超英（谷力虹）、陈易、柯干华等人同去皖南，林绵暂时不去。当晚，他便秘密去林荣澄家，几个熟悉的党内同志也在，大家都非常高兴，叫了几碟菜设宴饯行。第二天，按照事先安排，马骅等人便乘船到了丽水。当晚，其实已是次日凌晨，有人敲门。进来的竟是老朋友郑嘉治（翻译家朱惠），马骅高兴极了。郑嘉治取出五套新四军军衣，连同符号、皮带、帽子等，还有证明文件，大家穿戴整齐，在黑暗中转过几条小巷，来到新四军军车停靠处。路上虽遇到几次盘查，因他们带有正式的证明文件，也确实很像新四军军官，终于平安到达皖南新四军驻地。其他人被分配到教导队，马骅则直接到丁家山中共东南局，向曾山报到。那时候，皖南新四军驻地充满战斗的紧张气氛，随时准备对抗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的突然袭击。每个机关的门口，或院子和天井都摆几张木凳，上面放几把柴刀，地上堆着许多一尺多长的竹片。无论谁到机关来，都得削几根竹片。把竹片一端削得锐利如刀，插在几座山的四周，如果敌军冲上山，就非得令他脚板刺伤流血不可，这在当时是一种防御手段。马骅曾好几次随队伍上山，挖壕堑，平山头。大家一边劳动，一边唱歌，秋风萧瑟，却都汗流浃背，异常兴奋。

一次，传达说要听项英的报告，大家便列队到云岭的一个大土坪上集中。人多，便都席地而坐。几个年轻人站起身，在各支队伍间相互拉歌，歌声、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会场活跃而热烈。不久，项英来了。他骑着高头大马，披一件黄呢军大衣——这些都是对日寇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项英身材不魁伟，但眉宇间显出英武气概，像位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他一进来，会场立刻掌声四起。他微笑着登上木板搭成的讲台，摆摆手，环顾一下，开始作报告。那时候既无扩音器，又无扬声筒，但他声音宏亮，整个会场都能听清楚他的讲话。土坪上有时是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有时又全场肃穆宁静。他作的形势报告，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战争的各个方面作了分析，令人信服，给人鼓舞。长篇报告足有几个小时。他自己毫无倦色，听众也都凝神谛听，不觉疲倦。

1940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间，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奉命分批北移。第一批队伍，主要包括从事文化工作和民运工作的人，还有一些身体较弱的，姚立、张育云、谷超英和马骅都编在第一批队伍中。那天一早，队伍排列在大草坪上。出发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来讲话，他说你们第一批是支“笔部队”，你们虽只有少数的武装同志护送，但国民党军队不会也不敢动你们一根毫毛，因为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教导队都还在这里。我们新四军犹如蛟龙，不能老是困在皖南山沟里，我们要到长江南北一带广阔的平原去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那广阔的平原，才是蛟龙大显身手进行斗争的海洋。

队伍出发，马骅随部队白天徒步行军，晚上宿营。到达屯溪已是近晚时分，只见天空中不时地升起信号弹，听到疏疏落落的枪声。领队的同志传下命令，说是国民党部队在有意挑衅，要大家洗了脚就休息，不许外出，免得发生意外。经过南渡，到达竹箦桥后，进入日寇占领区，便不再是大部队行军，而是分成小组行动，每个小组都有当地同志领路。马骅所在的小组有十来人，姚立任组长。大家一律换了便装，背包里的衣物都送给了老百姓。这一带农村，正是国民党、共产党部队及伪军、日军犬牙交错的地方。这些日子日寇正在频繁活动，他们必须探明一条安全的路线，只得暂时停留下来。当地的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要部分同志帮助他们做点工作，马骅便不能尽快离开了。

为安全计，小组再度分开，晚上住宿的地方每天变换，每次都有人来带路。一天晚上，马骅被带到打麦场的一个矮小的草棚里。这草棚只够一个人躺下。阔而长的平坦的打麦场上，长着几棵苦楝树，四周是旱田，草丛中响着唧唧的虫鸣，使得农村的夜晚更显幽静。偶尔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当地农民都有民兵组织，打麦场上，两个背着系有红绸的马刀的农民在放哨站岗。冬天的月亮洒下银粉似的光，把远远近近都敷上一层白霜。那晚的情景给马骅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便写成组诗《月亮照在江南》，可惜这组诗因为战争的缘故散失了，现在仅保留其中的一首《小河》。

在丹阳农村，群众传递讯息是很快的。有时突然传说鬼子到某某村了。一次，他们就在远处看到日军下乡劫掠，牵着黄牛，赶着猪羊，抓着鸡鸭，从一排农舍的屋前经过。在这被侵略者奴役的土地上，村民是坚毅的，他们照样耕耘，经营买卖，去探听日军活动的消息，传递给党组织所领导的民兵，伺机袭击。在丹阳农村工作了半个多月，北上的路线安排妥当了，大家准备离开。这次，马骅和战友打扮成做小买卖的。平时用的东西不能带，钢笔、小本子、牙刷，甚至眼镜，一律都得交出来。眼睛近视的姚立，只得丢下近视眼镜。女同志则打扮成走亲戚的农村妇女，包上头巾，手提挈盒。

日寇在铁路两侧拉起铁丝网，上面挂着空罐头。铁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双层碉堡。碉堡四面有枪眼和掩体，枪眼口布置着机枪。敌人守在碉堡里，如有可疑的响动，他们就开枪。马骅和战士们一两个或三五个人和村民混在一起，前后保持一定距离，从碉堡旁的通道穿过封锁线。碉堡里穿黄军衣的日本兵，注视着三五成群的行人经过。这些新四军战士，终于从敌人眼皮底下通过。第二天，他们随同农民一起，登上一条木船渡运河。在船上，能看见运河河堤上驶过的汽车，有时还见到插着日本太阳旗的军车奔驰而过。抒情长诗《渡运河》，写的就是这番情景。

接着是渡长江。那天，天气很好，风不大，虽是严冬时节，却没有凛冽刺骨的感觉。这样的好天色，渡江的人就多了，新四军更容易混杂在乡民中。摆渡的是一条双桅大木船。船老大看看风向，立即拉起布帆，乘风破浪前进。渡船上的人，表情都是严肃的，只有一句两句的轻声交谈。船到江中时，传来了嘣嘣嘣的马达声。船老大要大家俯下身，不要说话。没多久，江面出现两艘日军巡逻艇，迎面驶过来。当时他们虽不惊慌，也不免有点紧张。飘着太阳旗的日寇巡逻艇终于远去，他们才放下心来。

大木船抵达扬中岛时，已是薄暮时分。江面上氤氲着雾气，月亮冉冉上升，他们登岸住宿。当地农民知道这些人是渡江北去打日本鬼子的新四军，便格外亲热，丝毫没有隔阂。次日，马骅他们继续乘船去江北。这次从扬中岛渡江，到达长江北岸，虽遇到风险，但终于顺利到了苏北。当时大江南北，活跃着新四军，特别是苏北，广袤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充满新气象。虽然环境复杂，有日寇，又有国军，还有汪伪和平军，毕竟这里已建立抗日根据地。马骅曾写下组诗《我们渡过长江》来记录这段经历，这组诗现仅剩下《啄木鸟》和《过扬中岛》两个断片，其余都已散佚。路经东台，传来消息说发生了“皖南事变”，据说项英、袁国平等人已遭不测。马骅义愤填膺，他怀着悲愤和对项英同志的热爱，写下长诗《军长呵，我们等待着你骑马回来》。这首长诗，他曾送给当时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的许幸之同志看，又把它寄给上海的朋友，却在邮递过程中遗失，连底稿也没有留下。

从东台到盐城乘的是小火轮，一到盐城，马骅就去报到。当时盐城正在开办教师学习班，因根据地刚建立不久，学校缺教师，马骅便被分配去那里工作。等到学习班结束，学员们被派遣到各学校去教书，他被重新分配到县立盐城中学。在等候新岗位这段空闲时间，马骅开始构思长诗《渡运河》。近处的一座果园，土垅上铺满枯萎的草茎。四周静静的，只有几只觅食的麻雀在园林中啁啾，不远处传来了军号声。阳光柔和，舒服极了。马骅斜靠在土垅上，全神贯注地写他的长诗。仅两天时间，他完成了600多行的长诗《渡运河》。诗中所表达的都来自鲜明生动的生活。在庆祝“五一”节的演出大会上，一位鲁艺的同志朗诵了《渡运河》的部分章节。

县教育科派黄凡、王远明（原名金景源）和马骅去盐城中学工作。马骅任训育主任，他们俩是教员。黄凡是位诗人，曾在《文艺阵地》上发表过好几首诗。他是江西人，自称“鄱阳湖的儿子”。王远明不到20岁，但考虑问题倒很周到，他是烟台人，父亲经商，家里很有点资产。他是瞒着父母到苏北盐城来的。盐城中学是根据地新创办的一所党和政府领导的学校，校长由盐城县县长贺希明兼任。另一位赵敬之同志任中学主任（后来改任副校长），学校一切事务均由他负责。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很早便参加革命，比马骅年长近10岁，为人诚恳，工作认真，马骅很敬重他。赵敬之很能照顾人，因是盐城人，住家离学校较近，知道他们远离家乡，又无亲人，家里煮了花生或包了饺子，就约上三人。1947年夏，他遭遇国民党便衣队，牺牲于串场河中。

刚创办的盐城中学既无校舍又缺师资，更谈不上教学设备。学校设在盐城近郊的福慧庵，一座规模不大的寺庙。三个年轻人有许多课要教，国文、英语、政治、体育、音乐等课程，全由他们包了。三人同住一个破旧的祠堂里，离学校约半里多地。马骅是训育主任，要管理学生，每晚带上手电筒，穿过小路和荒凉的坟场，到学校去巡视。平日闲暇，他和黄凡常伏案写诗。现在保留下来的抒情诗，如《麦熟时节》、《晨》、《陈毅同志》等，就是在这里写的。学校离县城较近，他们有空时常进城，有时也到县政府教育科去。那首《射阳河岸上的向日葵》，就是在教育科办公室外写的。贺希明为县长兼校长，他们很熟，常一起聊天。他为人正直爽朗，说话喜欢开点玩笑，毫无官架子。因遭敌机轰炸，盐城城内到处是断垣残壁。街上的商店照常做买卖，而市街伤痕累累。新四军军部就设在盐城，马骅常看见陈毅同志穿着衬衫短裤，趿一双拖鞋，急匆匆跑来跑去忙着。在太阳将要西斜的时候，陈毅同志常常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马，穿过盐城市街，跑向郊外。马骅就运用速写镜头的表现手法，写下了《陈毅同志》这首诗。

盐城召开“活动分子大会”时，马骅也接到参会通知。参加者约百人，在一个狭长的小礼堂里，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刘少奇穿着针织的短袖汗衫，身材较高，显得更瘦削。他是随同八路军来到苏北的。那时盐城出版的《江淮日报》，刊头字题签的名字“胡服”就是他。这次他的讲话既传达党中央指示，也作政治形势报告，娓娓谈来，很吸引人。报告时他常轻声咳嗽，讲话声也较弱，身体似乎不太好，但精神矍铄，手势有力。作报告时，他接连点烟，香烟夹在指间，常忘了抽，也是讲得兴奋，来不及抽几口。讲台上摆着一罐听装大前门，这在当时敌后根据地算是珍稀之物。主持大会的人解释，刘少奇身体不好，组织上特地配给他这种好烟。严肃的会议又带有宽松、民主的气氛。待到休息时，大家便围上去提问题。也是会议主持人上去解围，说该让少奇同志休息一下，不要太让他劳累。说罢，就请刘少奇到隔壁的小房间去休息。那时会场上的同志大都年轻，大家一哄而上，你一支我一支地，从听头中拿香烟。等到刘少奇休息过了，出来时，他见这些年轻人爱抽大前门，就微笑着说，谁要抽烟吗？来拿吧！ 大家反倒不好意思地笑了。

学校放暑假，教师和学生都回家了。黄凡、王远明和马骅便住到了县政府里。战争时期，邮政受到破坏，邮递很不正常。马骅不时给家里写信，家里收到的却寥寥无几，家里给他寄信也是一样。他在苏北写了不少诗，寄家里的也很少收到。大概因苏北离上海较近，有些诗寄给上海的蒋锡金，倒能收到部分，一些诗才能在“孤岛”上海的刊物上发表。离开温州时，党组织曾对马骅说，过些日子要把他新婚的妻子林绵送到皖南，但后来发生皖南事变，这事也就泡汤了。他与县长贺希明谈起这些情况，希望能把林绵接到盐城来。贺希明考虑了一下说，战争环境复杂，路途又遥远，这是不可能的。又开玩笑道，现在正在打仗，何必一定要温州的老婆呢，还是在这里找一个吧！

其实贺是关心这个问题的。隔了两天，他来找马骅，说曾把他的问题向淮海区党委谈过，认为可利用暑假时间，由马骅自己去温州带妻子出来，要他打报告，他签意见后转给区党委。这事马骅对王远明谈起，王远明因组织关系在烟台，还无法转来，他想回家去转组织关系，于是也打了报告。没几天，淮海区党委通知他和王远明去谈话。与马骅他们谈话的是区党委书记曹荻秋，一个和蔼的长者。谈话愉快而平等，他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简略地告诉他们从盐城去上海的路线，通过敌占区时要怎样小心，注意安全。最后给他俩批了每人100元的路费，他估计这笔钱可能不够用，因王远明说到上海后经济上不会有问题，他微笑着表示放心了。

马骅和王远明一路南下，有时步行，有时坐独轮车，有时乘船，昼行夜宿，有时偏巧碰上敌人“扫荡”，又不得不改变路线。途经南通夜宿还险遭汪伪警察查房。到了上海，马骅身边的钱已所剩无几。从上海回温州，得过沦陷区杭州，来往旅客必须有通行证和防疫证。马骅便住到著名书法家堂兄马公愚家里，设法找人代办。马公愚二哥二嫂一家人都很欢迎他。在上海，他找到了诗人蒋锡金。又因锡金的介绍见到了老诗人朱维基和戏剧家、翻译家芳信。锡金告诉马骅，说诗人唐向青经常到上海来，马骅回温州须经杭州走，而杭州被日寇占领，应该找向青一起走，否则就无法通过。马骅立即发信到兰溪给唐向青。向青接信后不久就来到上海。他以贩销富阳草纸作掩护，来往于杭沪之间。这次他同一位姓周的商人朋友运了一批草纸到上海，他说姓周的在上海关系多，有办法为马骅办理通行证和防疫证，叫马骅不必操心。通行证、防疫证都要通过关系私下里花钱买，从富阳运来的大批草纸，也还没有脱手。情况如此，只得等待。

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常常是微妙的。锡金、朱维基、芳信和唐向青，马骅都不曾见过面，就因为他过去主编过《暴风雨诗刊》，与他们有过信件来往。锡金写的论文和唐向青写的诗，都曾在这个诗刊上发表过，以诗会友，有过神交，于是也就建立了友谊。马骅在盐城写的诗，有一部分是寄给锡金的，锡金便选一些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表。如抒情诗《晨》发表于《述林文艺丛刊》，而且这一集就用《晨》作为书名。

上海的一个诗歌组织“行列社”，由锡金、沈孟先等人负责，半月或一月举行一次座谈会，除朱维基、芳信较年长外，参加的大多是青年诗人。地点不固定，有时利用星期日借用了小学校的教室。参加人数少则十多人，多则二三十人。除座谈诗歌创作问题外，每次都由参加者拿出自己的作品来朗诵，针对朗诵的诗歌谈各人的看法或提一些意见。行列社举办的诗歌座谈会，可交流思想，又可提高创作水平。座谈会没有任何约束，充满和谐的文艺的气氛。马骅滞留上海期间，曾写了两首叙事诗《母亲》和《山店》。《山店》这首叙事诗就由他自己在诗歌座谈会上朗诵过，锡金拿去把它发表在《上海诗歌丛刊》上。这本丛刊是一册诗歌合集，书名为《收成》。马骅在盐城写的诗《陈毅同志》，也是锡金拿去发表在《奔流新集》上的。

芳信和朱维基都比马骅年长十多岁，马骅把他俩作为前辈，而他俩把马骅看作是小弟弟，很是亲热。有一次，他俩，还有锡金，邀马骅在一间小菜馆里喝酒，芳信和朱维基酒量不错，马骅却不会喝酒。大家都很兴奋，在劝酒时，马骅喝多了，醉了，无法走路。他们着了慌，只得由芳信扶着马骅同乘一辆人力车。半路上马骅呕吐了，芳信就挽着他，一直送到马公愚家。第二天又特地来看他，怕他醉酒坏了身体。在上海滞留的近两个月时间，马骅的生活是愉快的，但因回家心切，他自然免不了焦急和思念。

从日寇占领的上海到杭州，唐向青已有一些经验，马骅只能跟随他走。在火车站进口处，旅客排成两队，检票，检查通行证和防疫证。两个日本兵手握警棍在维持秩序，发现可疑的人就拖出来检查，搜身。马骅和向青排在一个队里。突然一个日本兵过来，毫无理由地把向青和另外几个旅客拖开去，排到另一个队里，向青不很驯服地挣扎一下，日本兵就一棍子打过去。向青倒很机灵，一等日本兵转过身时，他急忙跑过来插进原来的队里，挤在马骅身后。排队旅客的身体原是一个紧挨一个的，向青一挤进来，队伍自然蠕动了一下。日本兵发现了，以为是马骅在乱挤，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到他脸上。在敌占区，日本人就是以对待亡国奴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人，凶恶横蛮，毫不讲理。到杭州后，再经兰溪到松阳，然后在松阳浙江农业改进所工作的哥哥马骏陪伴下平安抵达温州。

三

马骅和马骏兄弟俩突然到家，父亲、姐姐和林绵都感到意外，也非常高兴。但马骅不得不马上又隐蔽起来，与外界断绝联系。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更趋恶化，有人遭逮捕，有组织被破坏。这时浙南地下党已从城市转入农村，即使有人留在城里，也都隐蔽起来，找寻组织关系几乎不可能。

日寇的飞机常在城市上空盘旋，狂轰滥炸。在城内无法安身，马骅只好随着岳母隐蔽到江北的黄田，不时可以看到敌机俯冲下来投弹的情景。马骅身无分文，林绵又怀孕了，只能靠岳母设法向人借点钱维持生活。不久日寇进犯温州，马骅一家又不得不逃难到娄桥一户农家住下。一家五口——他和岳母、林绵、林绵的妹妹林连、马骅的外甥女梅爱文，一起挤在楼上临河的小房间里，没床，只能睡地铺。农村蚊子多，每人都被蚊子叮咬得满身疙瘩。

一天，突然听见楼下一阵叫喊：“日本人从水路来了！”马骅朝窗外一看，果然一条舢板上坐着几个日本兵，头上盖着毛巾，划着桨很快过来。马骅急忙催着大家下楼，门口是埠头，叫她们躲进船舱，想划到一条河汊中去。船还未启动，两个荷枪的日本兵已站在埠头近处的石桥上，拦住了水路。他们一家五口中就有四个女的，马骅连忙暗示她们快到后面园子里藏起来。这时，一个日本小军官却来到埠头上站着，一手拿张地图，一手拿红蓝铅笔，东张西望，用红蓝铅笔比画着。马骅戴着箬笠，站到那小军官身旁，装作不识字的农民，若无其事地看那张地图。只见地图上画着屋前的小河、石桥和附近各处的小村落，详细极了。可见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有周密的准备，连娄桥这样的小地方都测绘了详细的地图。小军官倒也不理睬马骅，马骅便乘机快步躲到园子里去。原来，这一小队日本兵的目的是为了掠夺一些东西，把两头猪，几只鸡鸭，还有一些可供食用的东西抢来放到舢舨上就划走了。在后园是一幅令人好气又好笑的景象:四个女眷分别钻到几个稻草堆里，头钻进去了，屁股、衣裳却露在外面，像受惊的驼鸟只把头躲起来。温州毕竟不是战略要地，日本兵很快就退走了，马骅一家人便回到城里。为了安全，他不断变换住处，有时住家里，有时住岳母家中，都在夜里才能行动。

在隐蔽期间，马骅内心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苏北抗日根据地广袤的平原，新天地新气象，给他留下种种鲜明印象，不时在他的脑海映现出来，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使他要把它写成诗歌，以倾诉思念之情。就在东躲西藏的1942年，马骅接连写了抒情诗《晨颂曲》和《工作》，组诗《光》、《太阳系》、《风雨三月》和《晨晚二唱》。后来又写了《串场河两岸的春天》、《怀孕的女同志》、《炊事兵》等。还有一些诗，因马骅被捕，被国民党特务搜查了去遗失了。他还写了不少杂文、散文，更多的则是散文诗，如《播种者》、《诘问者》、《魔术师》、《说谎者》、《孤独者》、《著作家》、《爱的种子》、《老鞋匠》就是在那时写的。一天一篇，甚至一天两三篇，文思泉涌。没有稿纸，就写在小小的纸片上。买不起蓝墨水，便叫林绵去买了紫色颜料，兑上水用钢笔尖蘸着来写。熬夜写作想抽烟又买不起，便找出一根旱烟杆，买了皮丝（黄烟）装进烟筒来吸。偶尔林绵买来一两根香烟，他就特别珍惜这种难得的享受。后来，马骅自己用蜡纸划出格子，让林绵到学校里印在土纸上，这样便可作为有格子的稿纸用了。

文稿就在当时永康的《浙江日报》、丽水的《东南日报》和江西上饶的《前线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为了不暴露身份，马骅只能用许多笔名，轮换使用。这些笔名有林渡、林默、林窗、衣凡、依帆、柳滨、蓝河、沙泉、海语、海旅、西窗、M·林等等。

在上海时王远明原已和马骅商量好，他回到家里可以筹到一笔钱，然后把钱汇给唐向青，再由唐向青设法转寄。这样马骅就有了路费，可以带林绵一起去苏北。结果事与愿违，王远明家里知道他去过新四军，便把他软禁起来，还计划找个姑娘让他结婚，想用这办法留住他。王远明跟家里闹翻了，找机会设法逃出来。到了上海，他把自己身上很有限的一点钱汇给唐向青，由唐向青再转，并写信告诉马骅所发生的情况。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不断贬值，汇款辗转才到马骅手中，这点钱已毫无用处，计划用这笔钱作路费带林绵去苏北的事告吹。

这一年的阴历七月，马骅的第一个孩子诞生。林绵怀孕之初，他俩就商量着孩子的名字。名字想了一大堆，有男名有女名。其中有个名字叫“暖暖”，马骅和林绵都觉得不错。两年来，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长期隐蔽不能外出，简直像躲在洞里的老鼠，加之党组织又联系不上，精神上很苦闷。现在有了个孩子，凄苦的心灵算获得一点温暖，给孩子取名“暖暖”不是很好吗？那时他们爱读俄国和苏联的小说，对苏联也很向往，也曾把孩子叫作“凡希加”。一天，马骅和林绵一起逗着孩子玩，高兴极了，双手高高地把孩子擎起来，一边情不自禁地叫出一声“古罗多多！”这样，他们有时叫孩子“暖暖”，有时叫“凡希加”，有时也叫“古罗多多”。而马骅父亲心里却早有打算，一天他说：“把孩子取名‘大观’吧！”温州华盖山上有著名的大观亭，《红楼梦》中有大观园，名字叫“大观”不仅通俗易懂，易记，声音也宏亮；再说“大观”二字意义也好，意味着孩子长大成人定会大有可观；从辈分来说，也正是“大”字辈。取名“大观”自然挺好。也许老父亲有点重男轻女思想，以后凡是生儿子，名字都由他来取定，如大康、大正；女儿则由马骅自己来取，如歌心、歌林、歌凡。有了孩子，自然加重了负担。经人介绍，林绵到一所私立中学当临时抄写工。白天她上班，孩子就由马骅来照管。孩子要吃奶，要抱着他，逗他玩，不然就会哭闹。马骅只得左手抱着孩子放在膝上，右手拿笔写稿子。

1942年，温州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随时传来有人被捕的消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过着隐居生活，马骅难免产生不祥的预感。他把这种预感隐约地表现在散文诗《梦的摇篮》里，和同时写好的另两篇散文诗《浪子回家》、《记忆之囊》一起寄给了当时在丽水出版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

由于叛徒出卖，1943年1月，临近除夕的一天深夜，马骅被捕了。那天夜里，林绵正在计算和登录学生学期成绩，马骅也帮忙读学生的成绩，一直到深夜仍在忙碌。他俩住的是楼上朝西的房间，有一扇西窗，窗下是一条仄狭的小巷。一群特务包围了他家老屋的前前后后。马骅堂兄马味仲（马辅）正做完年糕送“糖糕班”的人出来。刚打开大门，这群特务乘机冲了进来。马味仲见状，知道是来抓人，便拼死拦住特务，不许他们闯进来，高声叱责：“半夜三更乱闯民宅，这算什么道理！”特务掏出手枪，顶住味仲的胸膛，凶狠狠地把他推开。正当争吵得沸反盈天，马骅的姐姐志薰从睡梦中惊醒，误以为是味仲家做糖糕不慎起火，便睡眼惺忪地开了房门想看个究竟。恰好给特务以方便，他们冲进来了。马骅的老父亲也给吵醒了，他只见有人在指点着，特务便按照指点登楼入室。其时，马骅和林绵刚入睡，只听见杂沓的脚步在楼梯、楼板哄哄作响，马上惊醒坐起来。特务却已经进房抓住他，一些人在房里翻箱倒柜，乱翻书籍簿册。一个特务还用手指沾着唾沫，往空白的书页上涂抹，看看上面是否有用隐形药水书写的字出现。马骅一边倔强地反抗，一边骂特务是蠢猪。林绵抱着受惊吓大哭大嚷的孩子。搜查完毕，特务们要抓马骅和林绵一起走，其中一个头目沉吟了一下，说把喂奶的女人和孩子带进牢里很麻烦，还是叫保甲长来具个保结再说，便留下林绵，抓住马骅从后门出来。几个特务在前开路，手上持枪，马骅身旁左右两个特务也拿着手抢，身后一个特务用枪顶住他。马骅姐姐赶出来叫道：“你们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呀！”特务不吭声，马骅却嚷道：“别怕，他们即使枪毙了我，也不致埋没无尸！”

马骅被带到警察局，他听见特务们在商议。那矮个子的头目说：“他是共产党的头儿——县委宣传部长哩！他大胆顽抗，死到临头了还老三老四骂人，该给他吃吃苦头。”说着便解去马骅身上的裤带、袜带，搜去口袋里所有的东西，把他投入单身牢房。这次被抓进去不少人。谷崇熙、陈继潢是马骅过去所领导的中共永嘉县（温州市当年称永嘉县）县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还有马骅小学时的老师李嘘云、谷崇熙的妻子林敏，以及曾做过党内交通的工人张德如等等。他们被捕就是由于叛徒夏巨珍的出卖。夏巨珍原是永嘉县委组织部长，他叛变后，温州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全遭破坏。其实这些被捕的人，像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与党的组织关系早已断了。当时，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地下党已由城市转入农村、山区建立游击根椐地。马骅离开了苏北根据地，身陷沦陷区，又无法联系温州的党组织，因此失去了与党的联系。温州解放后，叛徒夏巨珍被捕，经多次审问，他以叛徒罪被枪决。

马骅在被捕前寄给《东南日报》副刊的那三篇散文诗，正是他作为囚徒关在牢狱时发表的，他自然无法看到。半年后，他经亲友营救从牢狱里释放，才有机会读到这三篇发表的散文诗，而且还读到几个月前在副刊上刊出的《编者与作者》的信。

衣凡先生:

尊著散文诗三首及分行诗一首,将陆续在本刊发表。你的散文诗,请恕我外行人说句浅薄话,觉得很有幽丽之美,的确有非俗的诗意,尤其在像我们这样忙迫的人,于百忙之中偶然读到,就好像忽然从夏日的尘市,置身于深谷,饮到了一口清凉的泉水一样,既驱走了尘嚣之气,也没有阴气逼人之感。但这是你的散文诗的一种美。我仍觉得你的诗的情绪和主题都还太离开现代人的真实的精神生活,你似乎还不能触着现代人的“心弦”的最要紧的弦线。你的长处在于你有优美的意境和诗的谐和,但你缺乏触着现实生活的思想和热力,因此,你的诗仅有使人偶然清凉一下的外形的美,却无感动人的力量。我觉得标语口号固然不是诗,因为它原来不是诗。但深入现实的热烈的生活去,而仍保有着,并且发展着你的诗的美,那是多么好呢! 不过这是非诗人先走入现实的热烈的斗争去不可了。不知你以为怎样? 请原谅我这么随意的说话。

编者

于是，马骅便复了编者一信。这封回信也被编者编入“作者来信”栏，并加上标题，署上名字：

编者先生:

二月三日《笔垒》上你给我的短简,今天才设法看到,感激你的好意。

数年来我都写诗,用另外的一个笔名在刊物上发表,但写不出好一点的东西。为了要收入一点钱给孩子买饼干吃,我才于夜阑人静时,在灯下写些短稿,投寄给各报副刊。当然,这些东西是说不上什么的,因为出发点不是好的———为钱,买孩子的饼干———可不是吗? 给艺术家听见了,是要笑落牙齿的。但事实如何呢? 真正想靠一枝笔来吃饭吗?这是荒唐的梦想! 这样一来,想下一点功夫精细点,就很不易办到。

对于你的意见,我完全接受。但在这儿你也得对我了解,知道我的一点苦衷。因为我的笔有时常是无掩饰地刺破了现实的脓疮,于是,使编者得罪。某报副刊编者曾屡次给信,要我写得“软性”些。而有一位编者来信说:“你的东西你也想要发表吗? 不可能的! 你对于现实认识得不够,你看不清楚现时的环境……”于是,我的笔这样不好,那样不行。写得有力点,鞭挞一下社会吧,不行,既不能刊出,又易生“问题”；那么,写得隐约一点,假托狐鬼神怪吧,但有些编者却善意地向你要求:写得“现实”一点! 你瞧! 我如何下笔? 我既然因为拿了笔而使自己和妻儿穷困不堪,但不能再因我的笔的缘故而使自己更倒楣。先生,你替我想想,我有眼泪,向哪里流呢……

但在这儿,我也得说明一下,在《梦的摇篮》中,我写得非常真实,我的确喜爱“自由”,的确“飞翔”过,而且教人家“飞翔”过,但如今呢?……不必说起,这哀痛在我的文字里巳透露着。《浪子回家》也是一种实感,还不会驾空得太过不去。《记忆之囊》吗? 因为我自己有点伤感,觉得自己不幸而留有“记忆”,而使人的一生仍能鲜明地,也是残酷镂刻在记忆之上,使人感到痛苦,因为有了回忆,因为能够回忆而痛苦。因为有这样的心境,我便写下了……因为近日情绪很坏,一时无法寄稿给你,只能草草给你此信。以后请多教导。以后当设法写一点。

就此祝

编安

其实，这位“编者”就是冯雪峰。1943年1月至4月，冯雪峰先生住在丽水，帮着《东南日报》总编、他的朋友金瑞本先生代编副刊，并每天为副刊写杂文。马骅这三篇散文诗《梦的摇蓝》、《浪子回家》和《记忆之囊》，正发表于此时。1943年1月的阴历除夕，马骅在牢狱中度过。这段狱中生活，马骅后来在作品中作了描述，那就是写于1943年6月的散文《无罪的囚徒》，笔名用“歌雷”。写于8月的散文诗《幻想的窗子》，笔名用“海旅”。1945年2月写的组诗《黑屋》共11首，发表时配有版画家张怀江先生的木刻插图，署名就用“莫洛”。马家是地方望族，经过亲友多方疏通，三个月后，马骅被释放。1943年暮春，应严北溟邀请，马骅赴丽水碧湖任《浙江日报》文艺副刊《江风》和《文艺新村》编辑。1944 年至1945年，马骅随报馆迁至龙泉。那时，浙江大学分校正设在龙泉郊外山中的坊下（浙大师生习惯称它作“芳野”）。在浙大任教的王季思先生和夏承焘（瞿禅）、任铭善（心叔）、徐声越（震锷）诸先生同住在一座用毛竹皮盖成的宿舍里。竹楼四边是一片丛密的松林，每当风雨来时，松涛呼啸，屋舍震撼，这些浙大学者又都是诗人，便给这座破敝的宿舍取了个极雅致的名字——“风雨龙吟楼”。他们在冒着青烟的桐油灯下备课、读书、写作，也常聚在一起饮酒吟诗。马骅一家住在松林小屋里，这里成为进步师生经常聚会的处所，虽然生活拮据，他总是尽心招待这些年轻人，为他们准备简单的饭菜和点心。报馆资料室可以得到各地的刊物，马骅就利用兼任资料室主任的便利，搜集《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和资料，转折送交浙南的胡景瑊。

1945年9月抗战胜利。这年冬天马骅随报社举家迁往杭州。1946年夏天，《浙江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接管改组，马骅即被解聘。林绵虽仍在《浙江妇女》杂志当编辑，工资极其微薄，全家只能靠借债食粥度日。即便如此穷困，马骅还是把报馆发给的遣散费悉数交给地下党。广受好评的散文诗组诗《叶丽雅》便写于杭州。那时，马骅蜗居杭州横河桥金家巷一座大杂院里，一家八口，他和妻子、岳母、妻子姨妹韵荷，还有三个孩子，挤在六平方米的斗室里，晚上须搭起木板铺来睡。马骅父亲则借住在另一间屋里。夜里10点以后，大家都睡了，马骅才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始伏案写作。林绵要喂奶，又须操持家务，无暇顾及编务，刊物编辑自然落到马骅身上。为了让妇女周刊增添点文艺气息，马骅便计划每期以《叶丽雅》为总题发表一篇散文诗，各篇既可独立，又可连缀为组诗。《浙江妇女》是周刊，所以《叶丽雅》共六篇，每篇写作日期大约都相隔一周。“叶丽雅”是一个聪明、天真、阳光，怀抱理想的少女，马骅是以满腔温情和热爱来抒写的，它并不能充分表达作者此时此地的内心苦闷。于是，马骅又同时构思通过男性——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黎纳蒙”，表现他对生活、对时代的思考。两个人物各具个性:叶丽雅活泼，开朗，富于理想；黎纳蒙则沉郁，迷惘，善于思考，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通过黎纳蒙的对话，让他直接表白内心活动，这样恰好和叶丽雅形成了对照，写法上两者也各不相同。他写的《黎纳蒙》，每篇都交《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发表。

不久，《浙江妇女》停刊，林绵失业。此后，马骅曾一度赴南京担任《益世报》晚刊编辑，仅一个月又因政治身份而遭解聘。为了生计，1948年马骅率妻儿返回温州，担任温州工业职业学校国文教员兼训导主任。他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讲鲁迅，暗中为浙南游击纵队送书刊、买火药、联系医疗人员。这年，马骅的诗集《渡运河》作为“森林诗丛”之一，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散文诗集《生命树》作为尹庚主编的“光与热丛书”，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次年，马骅耗费三年半时间、五易其稿的文艺传记集《陨落的星辰》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书的扉页是这样两行字：“记十二年来（一九三七-四八年）死难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呈献了血和生命”。在该书《题记》中，马骅写道：

……这里,是一张用血和泪缮就的账单。

今天我们把这张账单,咬着唇皮,怀着切齿的仇恨,也带着不能抑止的悲痛,向我们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们递出去,向我们的国家的官吏们递出去,向我们的冷酷的社会递出去!

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战期中,以及在今天,所遭到的是:贫穷,饥馑,疾病,迫害,流亡,囚禁,枪杀与死亡……

而且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在对日抗战的大纛之下,是怎样地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动来号召人民去参加卫国战争;而且是怎样勇敢地领导着人民,在对敌的斗争中,自己光荣地战死?

而且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在敌人恐怖的统治下,是怎样默默地,无畏地,仍然从事于文化工作;当敌人逮捕了他们,监禁了他们,他们又是怎样地以英勇倔强的姿态,压伏了死的恐怖和颤慄,反抗着残暴酷毒的敌人,凛然地交出自己崇高的生命,而光荣地牺牲?

而且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在国内的逆流之中,是怎样地以顽强的决死的意志,从事于求取民主的斗争;而且又是怎样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祭品?

我在这里记下他们光辉的名字,使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页上,永远放射着文化战士不灭的光芒……

1949年春，胡景瑊作为浙南游击纵队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与国民党将领叶芳进行谈判，争取叶芳起义，达成和平解放温州协议。1949年5月8日，即温州解放的第二天，胡景瑊托曾绍文通知马骅，和他同去郭溪。当时浙南纵队司令部设在那里。他俩同卧一床，共盖一被。九年未曾见面，两人心情极为兴奋，畅谈直至深夜。

温州的文化建设迫在眉睫，马骅先后受命创办《浙南日报》并主编副刊《新民主》，筹建温州新华书店，接着又担任温州中学副校长。校长由时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民主人士金荣轩兼任。1951年6月，温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马骅担任首届文联主席。1954年2月，38岁的马骅调往浙江师范学院（原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在杭州大学工作前后达二十余年。

在这本该太平宁静的日子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运动却在大学校园掀起政治巨澜，马骅几遭牢狱之灾，幸亏当时省委宣传部领导陈修良坚持原则，不予批准，才幸免于难。自此，马骅放下诗笔，埋头教学，把自己的学识和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生身上。他上的课很受欢迎，晚上他的那间狭小的宿舍里，总是聚集着成群求教的学生，他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可是即便如此，他同样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造反派”诬为“叛徒”和“漏网胡风分子”关进“牛棚”，受尽侮辱、殴打和折磨。1976年，年近六旬的马骅愤而提前退休。两个月后“四人帮”倒台。

对于马骅先生的杭州大学任教生涯，他当年的助教吕洪年先生在文章中做了描述：

……回想跟随导师马骅办起大学写作教研室,从事一门新兴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正好是我大学学生生活的继续。因为在大学本科的四年中,经过“反右派”、“三面红旗”、“反右倾”、“下基层劳动锻炼”等,事实上没有好好读书。要在大学任教,不误己误人,必须下苦功打好基础。多亏马骅师的谆谆教诲和循循善诱,在这四五年中,不仅补读了不少必读书,而且通过教学实践和对学生的课外辅导、作业批改,使我在知识积累和动手能力两方面都大有长进,为今后的独立开课和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马骅师的身教、言教和诗教,使我终生受益。

四

1982年6月21日晚，马允伦、潘立禹、程展三人登门拜访家住百里坊六楼的马骅，想动员他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潘立禹是温州最早的民进会员，他在杭州参加省卫生学校语文统编教材编写时，就加入民进组织。在他的热心鼓动下，程展、马允伦等人相继参加了民进。那天上午，潘立禹在新华书店附近刚好碰见他的杭州大学老师马骅，告诉他自己已经参加民进，并隐约试探过老师的意向。晚上三人聚在一起商量建立温州民进组织，需要找一位举旗人，于是就想到马骅，认为他是最理想的人选。可是对于马骅来说，青年时期投身抗日运动，是因为民族处在危难之际，任何一个爱国青年都应该做出这样的抉择；如今经历过这么多无端的磨难，他早已对政治不再感兴趣。面对朋友和学生，马骅只是笑笑，没有答应。

潘立禹、程展都是马骅杭州大学的学生，他俩都很敬重这位老师。马骅在杭州大学很受学生尊重和热爱。马骅的学生、温州大学教授沈洪保是经马骅介绍加入温州民进的，他对马骅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时,很多人都不会讲很标准的普通话,马先生普通话那么好,风采那么好,讲课又那么生动,他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他的写作课除了课讲得好以外,学生写诗写文章,他的批改和评语都很认真,评得很好。他对作文滥用好词好句的批评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你自己有鼻子,看到别人的鼻子长得漂亮,又把它拿过来,两个鼻子就不好看了。

我是温州人,有时候我也去他房间请教问题,他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和蔼,去请教问题以后,别的老师会赶人的,而马先生是从来不会赶人的。马先生对我很了解,也很喜欢我。我毕业的时候,请马先生给我题个词。他知道我喜欢拉琴,也喜欢画画,就给我题:拉该拉的曲,画该画的画。我以为这是他对我的警告。我联系到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开始他的孩子都是学理科的,即使后来从事文艺理论的马大康先生,原来也是理科生。马先生为什么不教孩子学文呢? 这么多运动下来,反胡风、反右运动,他觉得学文是危险的。这是我的体会。

马先生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很高,在老师和领导心目中的威望也是很高的。我们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叶克,解放后曾经是驻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后来回国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我向叶克请教现代诗歌问题,他对我说:有关诗歌的问题,你应该去请教马骅先生。后来马骅先生终于回到温州,我去马宅大院拜访他,他首先领我去房间看一幅画,对我说:这幅画是你毕业时送的,现在挂到房间里去了……

马骅先生对朋友，特别是对学生和年轻人非常好，他尊重人，不分长幼老少都倾心以待，不惜耗费大量时间为他们看习作，修改文章，提携后人。这是一位忘年交对他的回忆：

最初结识莫洛(马骅),大约是1983年的秋天,我在温州医学院念大三的时候。当年倡导“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学里普遍组织“读书会”,我这个“爱书人”成了“读书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莫洛来我们学院讲过两场课,一次是周末的下午,一次是晚上。听众挤满了3号阶梯教室,一个可以容纳250人的大教室;第二次移到了更大的电化教室。莫洛讲课,声如洪钟,气度华贵,效果奇好。演讲的题目大约是“生活、理想、写作”这一类。听莫洛讲座,确实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享受。听过莫洛上课的朋友真是有福了! 这是他的亲和力,和学生特别亲的原因。83 级的大一新生是这些讲座的主要拥趸———现在称作“粉丝”了,他们之中,因此出现了更多的善于写作、翻译的教授、医生和学者———复旦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心理学教授郭起浩即是其例。

莫洛两次来校,都是我接送的。第一次记得清楚,下午先从百里坊走到信河街,然后乘公交车到医学院,课后按同路返回。上下公交车,我本想扶他一把,他示意不用。当年他68岁,身板笔挺,腿脚相当矫健。莫洛出外活动,好像是要家里开会批准的。第一次接莫洛出来,记得夫人林绵对我再三叮嘱。第二次的过程,我记得不太清楚,但夫人林绵对我放心了很多。估计也是乘坐公交车,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出租车,三轮车又太远了。讲座的酬劳,大约是15元或30元。莫洛是看都不看的,但又很谦逊地表示感谢。

马骅退休后一度受温州教育学院邀请去讲文学课，教室内外挤满听众，名满温州城。上世纪80年代，马骅虽已离开杭州大学返回温州，浙江省写作学会仍然推选他担任学会会长。正是因为敬重马骅先生，潘立禹、程展和马允伦才会第一个想到他。马允伦认为，一个新成立的党派组织，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头人，才能一呼百应，只有马骅是最佳人选。6月28日夜，三人再次造访，马骅依然没有表态。潘立禹想到了马骅的旧交、杭州大学中文系吕漠野先生，他是民进省委会副主委，于是辗转请人联系吕漠野，让他给马骅写信。

7月3日，三人第三次拜访马骅。因事先未曾约定，马骅不在寓所。7月5日那天，正刮台风，暴雨如泻，信河街一带街巷也被水淹了，聚在一起的他们三人，仍想邀请马骅入会。三次不成， 就四上高楼请“刘备”。于是打着伞，冒雨涉水又一次来到百里坊六楼的马骅家敲门。马骅看到被雨淋湿的三个人，很感动，深怀歉疚地连说三次：我同意入会！说着，又拿出吕漠野盛情邀他入会的信给他们看。吕漠野与马骅在抗战初期便有笔墨交往，又是杭州大学老同事，他在信中并没有多做动员，而是直接热情地欢迎马骅加入民进，想借此造成既成事实。马骅告诉潘立禹他们，还有两位老朋友一起参加。这两位是诗人唐湜和寓言作家金江。

马骅确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早年他参加抗日救亡，结果坐牢；中年不谈政治，却进了“牛棚”；之所以提前退休回温，原希望在温州这偏安一隅的小城平平淡淡度过他的晚年。“四人帮”被打倒了，政治氛围宽松了，现在，他是不是该再度参政议政？此刻，他的文学创作的心思正浓。停笔三十载，有多少东西该写。这年，他66岁。有马骅举旗，温州的民进组织定能快速发展，大家都很高兴。7月11日，潘立禹拿到了马骅、唐湜、金江填写的入会表格。马骅、马允伦等参加了民进浙江省二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结束，马骅已是民进会员。

1983年3月1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马骅当选为市筹委会主任委员，金江、马允伦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85年4月21日，民进温州市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马骅接连担任民进温州市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1996年11月卸任。

民进市委会筹建伊始，没有场所，平常小型会议就在马骅家的客厅开。夫人林绵就得忙着接待，烧水倒茶，为大家看管自行车。马骅很有号召力，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民进会员有困难就会找马骅，总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他之所以在众人心目中有很高威望，就因为他尊重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

书法家陈铁生从小学诗文，习书法，年仅20就备受前辈赞誉，有人以“铁笔早知名，诗才近更清”来称赞他。中年却累于时政，身处困厄，以摆刻字摊谋生。马骅很欣赏他的才华，见他衣衫褴褛、窘困潦倒，赶紧拿出自己的卡其中山装给他穿。尽管马骅自己生活极其节俭，像样的中山装仅有两件，为帮助朋友却毫不吝啬。在吸收他加入民进组织的同时，马骅还热心宣传他的书法成就，推荐他成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会员徐晋北对世界语有很深的造诣，却因收入微薄，无法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马骅就主动出面找当时的市领导，争取得到支持，要到了经费，圆了他参会之梦，还鼓励他做出更大成绩。

马骅特别喜欢孩子。民进会员诸爱莲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诸宸，常常随母亲来民进，和马骅很亲热。诸宸年纪小，却是国际象棋高手。1988年，“儿童与和平”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即将在罗马尼亚举行，她母亲为女儿赴国外参赛的经费伤透脑筋。马骅闻讯，就帮着去找有关部门，并四处张罗为她筹集费用，终于使诸宸如愿以偿，一举夺得国际象棋锦标赛12岁女子组冠军，成为我国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为此，诸爱莲铭记不忘。马骅病重卧床时，诸爱莲正不幸失明，但她有着非凡的意志，仍然学习拉琴，还一路摸索到百里坊，特意在病榻前为马骅演奏。

有会员住房被人非法侵占，马骅就出面找人交涉，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有人住房困难，他又出面找部门帮助解决；而他自己却依旧住在百里坊的旧居。老伴林绵偶尔难免也有怨言：“老马整天为人家的事跑断腿，自家事却不闻不问。”马骅爱才惜才用才，想方设法为会员创造发挥才干的机遇；他一心为大家，事事为人着想，热心助人，又从不居功。正因如此，他才赢得众人的信赖，享有很高的声望，也使得温州民进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民进会员中流传着“唯马首是瞻”的说法。

温州文艺界、教育界不少卓有成就的人士，如唐湜、金江、蔡心谷、沈克诚、吴其南、叶坪、张烈、叶润周、吴方、沈洪保、马亦钊、汪廷汉、卢礼阳、黄宝琦、章世豪等都纷纷加入民进，温州民进组织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温州各县的民进组织在马骅的感召下也发展迅速。1988年，民进温州市委会打算在瑞安县成立民进组织，马骅便邀请老朋友杨作雨入会。杨作雨解放前就是颇有名气的诗人、作家，上世纪50年代错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二十年后回到瑞安，已不愿再与政治沾边了。马骅修书一封，由马允伦带到杨作雨家。看毕马骅的信，杨作雨微仰着头，拍着扶手叹道：“这个老马啊老马，我讲过不入的不入的……”眉宇间是老友相见般的欣慰。他推辞不过，答应在瑞安为民进扛大旗。至1996年底，经马骅亲手发展的温州民进会员已达50多名。这年，马骅因高龄从民进市委会主委位置退下来，许多老会员泪流满面，十分怀念马骅主持时的氛围。

温州民进筹建初期，组织上并没有拨工作经费，只能靠自己想办法积累资金作为会务开支费用。温州民进会员不少是教育界人士，大家都很清贫，如要筹资，集思广益，只有通过兴办民办教育的方式。这既适应了当时教育资源紧缺的形势，为政府解忧，又可或多或少筹集资金。他们决定先从办函授开始。1983年，温州民进业余进修学校创立。没有场地，就从马骅家腾出一个小间，无偿提供给学校办公。学校先后开设了图书馆、文秘、文书、档案、建筑等应用性专业。潘立禹、程展、叶常青等人负责编写教材，林绵和金江夫人沙黎影等人帮助装订教材，收发运送邮寄。随着温州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增长，市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于是，他们抓住时机，另觅新址，筹划办一所全日制的中等职业学校。

1987年11月12日，温州市教委发文批准温州民进高级职业中学成立。为了这所温州民进高级职业中学能拥有自己的校舍，马骅带头发动会员捐款，130位会员共筹募4万余元。又四处奔走，通过爱国华侨余毅夫联络台胞吴昌涛，再三恳请他捐资建校。为马骅的诚恳所动，吴昌涛慷慨捐资40万元建教学楼。1994年1月，新校舍落成，温州民进职业中学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学基地，分散在各处的教学点陆续搬进新校舍。这其间，民进中学密切结合社会需要调整专业，先后开设了服装设计、企业管理、电脑打字、财务会计、旅游服务、文秘、国内贸易等专业。在金江、黄宝琦等几任校长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为温州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不少急需的人才。

在办学过程中，温州民进职业中学得到民进中央和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关心和支持。1990年，马骅去北京开会，向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汇报了温州办学的情况，雷洁琼非常高兴。身为教育界老前辈，她深知党派办学之难，于是欣然执笔为学校题写“温州民进职业高中”的校牌，又为正准备建造的新教学楼题写“吴昌涛教学楼”。1991年，赵朴初代表民进中央祝贺温州民进职业中学，书赠“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条幅。1992年，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冰心为新校舍题写了“民进职业中学”的门额。民进中央副主席葛志成曾三次莅临学校考察指导，并专程从北京来温州参加新校奠基仪式。

学校的社会声誉也显著提升，连续五年获得温州市政府颁发的“文明学校”称号。1995年，“民进全国办学会议”在温州市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997年，学校获得浙江省教委授予的“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学校”称号。身为名誉校长，马骅极其节省。民进温州市委会原副主委、当时民进市委会的专职干部郑宁宇记得这样的细节：随便哪里开会回来，我叫马骅坐三轮车，马骅就是不坐，一定要步行，我只能扶着他一步步走到他百里坊的家里。每次都是这样子，一块钱两块钱都舍不得花。建一个民进职业中学，不知费多少劲，跑多少路。马骅对学校是十分重视的，他不是为个人，是为民进的社会影响。

温州民进一项很有特色的活动是开展文化教育服务，这是马骅尤为擅长的。这种组织能力，与他年轻时在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盐城，运用文化宣传抗日的锻炼分不开。马骅经常带领民进的书画家、作家到乡镇企业、农村、学校联谊，为他们作诗题词，送书画，送对联，丰富基层文化生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这些活动全凭会员的满腔热情和无私奉献，纯粹是一种有公益意义的文化工作，大家都自觉地围绕马骅，听从马骅的调遣。

永嘉县巽宅镇地处山区，文化生活贫乏，马骅得知那里盼望文化下乡，就召集蔡心谷、陈铁生、马亦钊、汪廷汉等六七位书画家搭乘简陋的小面包车去巽宅镇。他们为村民挥毫作画写字，有求必应。村民们里一层外一层围住现场，兴奋地观看，十分融洽。此后，温州民进和巽宅镇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当地要建文化馆等文化场所，马骅又专门请民进会员、书法家汪廷汉去帮助规划和布置。甚至连泰顺这样的僻远山区，他们都不辞辛劳送文化下乡。有时他们带上老教师下乡支教，有时则派遣医务界的会员送医疗下乡。到了建军节，温州民进就主动联系驻温海军部队、武警部队开展慰问。

温州市工人文化宫是温州民进开展社会服务和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经常举办文学、艺术、历史、民俗、科普等各类讲座，一直坚持了十几年。马骅、马允伦、金江等人都亲自出马，登台主讲。他们精心组织了“了解国情，认识世界”系列讲座、“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等系列讲座。每次讲座座无虚席，通道、窗外都站满了听众。有的听众为抢占一个好位置，特地带了干粮早早赶来。一次，原定讲座的时间恰巧遇上台风，狂风暴雨，偏偏又停电。为了不辜负热心的听众，他们在讲台上点上蜡烛，秉烛夜谈，深受好评。

此外，温州民进接连四年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少年近视眼防治”医疗培训，还为中小学组织科学实验班等等。温州民进组织有不少文学艺术、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的专家，马骅总是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服务，为基层服务，同时通过扶贫、支教、送文化、送医疗，扩大了温州民进组织的社会影响。

马骅很强调民进要做“老实党”，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鼓励会员积极参政议政。民进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很活跃，敢于直言，提出很多优秀的提案，为民进参政议政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小会大会，马骅都要出题目，布置任务，要求会员开展调研，了解社会和民情。这在民进里头，已经形成了好传统。在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民进会员优秀提案在各民主党派中经常名列前茅。慢慢地，民进温州市委员会成为温州最有影响的民主党派组织之一。“民主党派不出来讲话，谁出来讲话！”诗人叶坪还记得马骅听到他在政协会议上主动提意见之后，表扬了他。这句话马骅经常对会员们讲。

即使马骅先生年事已高，不再担任主任委员，他仍在关心民进的一举一动，为民进做力所能及之事。1999年，84岁的马骅先生两次发病住院，共住了半年多。2月的一天，突然昏厥，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抢救。7月，因病又住院，经CT 检查，医生说他患了肺癌。经过数月治疗，肿块被吸收消失，总算逃过一劫。一年之中两次大病，对身体损伤很大。马骅确已步履蹒跚，走路离不开手杖，做事更是力不从心，但他仍在为温州民进的琐事操心。2007年7月20日，因呼吸道严重感染，马骅住院，病情稍加稳定，口述五首散文诗，由大儿子马大观记录，这是诗人留给人间的最后诗篇。

马骅是2011年6月15日那日去世的，他曾交待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张扬，他的葬礼没有通知外人，却有数百人不约而同地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行，现场极为感人。温州民进组织对马骅有感情，民进会员对马骅有感情，一直说要为马骅开一个追思会。

2014年10月8日下午，民进温州市委会召开“马骅追思会”。几十位会员热心地赶来参加，各自述说马骅对他们的关心和培养，他们怀念这位已故的长者，仿佛将马骅先生看成自己的父亲。

“马骅是我们温州民进的一面旗帜！”民进温州市委会副主委叶育登深情地说道。

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原主任吴方说：“马骅最使我敬佩的是，他根本就不追求名誉、地位、权力，却把大家一个个推出去。他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扩大了我们的影响。马骅是非常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我佩服他，他一直在维护我们组织成员的正当利益，会员评职称、分房子，马骅都非常关心。”

温州中学退休教师张维藩发言时也很激动：“在马骅的带领下，民进是个‘老实党’，实事求是，讲真话。我们追求以民主、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

温州中学退休老师徐达惆怅地回忆起马骅的音容：“马骅记忆力很好，也很尊重人，一见我就说，徐达大将军来了！我听过他的课，讲得那么好！ 他是大材难为用。”

民进温州市委会副主委卢剑平感慨道：“马骅不是政治家，他不玩政治手段，有政治智慧却没有野心，特别正直。在工作方面，马骅总是手把手地教我们，非常细心。平日，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

民进温州市委会原副主委郑宁宇也做了发言：“马骅是以语言感动别人，以行动感动别人。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是马允伦，金江也担任了省人大代表，马骅是市委会主任委员，却都没有担任这些重要职务，我特别敬重他。”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回想起当年温州企业家入会之事：“当时民进想邀请一些企业家参会参政议政，马骅非常支持，他克服了很多阻力，才吸收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入会。”

“我认为马骅的一生，就是大爱者的一生！他的大爱本质上是从他的诗人开始的。马骅先生给我最大的恩典是让我学会了走正路。”诗人叶坪动情地追忆。

“马骅作为学者、诗人，威望很高，人品高，很有人格力量。他对每一个温州民进人都非常关爱，对温州民进的发展，功劳不可磨灭。”这是民进温州市委会主委夏克栋对马骅做的评价。

……

1986年4月1日，中共温州市委发文恢复马骅的共产党党籍，入党时间从1937年开始计算。

从1916年5月18日到2011年6月15日，马骅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从青年时期开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追求民主，传播大爱，在人生的暮年，依然不改初衷，尽心尽责为社会做事，用行动来实践年轻时的抱负。

他一生历尽波折和磨难，却没有为自己的坎坷遭遇所困扰。晚年，他重握诗笔，相继出版了诗集《风雨三月》、《我的歌朝人间飞翔》、《莫洛短诗选》（中英对照）和散文诗集《梦的摇篮》、《大爱者的祝福》、《生命的歌没有年纪》、《闯入者之歌》以及《莫洛集》；获得浙江省作协授予的“浙江当代作家50杰”称号和浙江省文联授予的“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称号。

尽管他的不少文友认为，如果改革开放以后，马骅若是不去花大量时间参与民主党派的活动，可能会取得更丰厚的文学成就，毕竟他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上世纪80年代又是中国作家的创作高峰期。然而，他自有他的命运，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他不会仅限于把传播文化、传播爱的火种停留在书斋中，即使他所参与的社会活动非常渺小和平凡，他也会用尽全力传递来自他的热度。

马骅先生，你在人间留下如此丰满的大爱和如此多的诗、散文，拥有大量喜爱你的作品的读者、与你肝胆相照的亲密挚友和热爱你的学生，在你卧病以来，有一直在病榻前守护的老伴林绵和轮流照料的孝顺的六个子女，还有这么多对你感情深厚的温州民进的“儿女”，你已可告慰九泉，此生无憾。

马骅先生年表

1916年 5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百里坊的马宅。

1922年 先后入读中府前小学、第一高等小学和省立十中附小。

1928年 入教会学校艺文中学读初中,后因学校停办转考省立十中。

1930年 入读省立十中初中部。

1932年 春,在《十中学生》上发表第一首诗作《春尽花残》。

1934年 入读温州中学高中部。参与“野火读书会”,编辑《野火壁报》。

1935年 在温州中学发动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任学生刊物《明天》编辑。

1936年 因领导温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遭政府通缉,流亡上海。

1937年 7月,在上海民光中学毕业。8月,组织“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 组织“海燕诗歌社”,编辑诗歌期刊《暴风雨诗刊》。

1939年 2月,出版诗集《叛乱的法西斯》。10月,《暴风雨诗刊》第一辑《海燕》出版。编辑月刊《战时商人》。

1940年 初春,在瑞安韩田一所小学工作。8月1日,与林绵结婚。

1941年 在苏北盐城教师学习班工作。在县立盐城中学教书并任训育主任。4月,创作抒情长诗《渡运河》。

1943年 1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春,经亲友营救出狱。赴丽水编辑《浙江日报》副刊《江风》和《文艺新村》。

1944年 随《浙江日报》迁龙泉,兼任资料室主任。

1945年 10月,随《浙江日报》迁杭州。

1946年 在杭州失业。曾去南京《益世报》晚刊工作一个多月。

1947年 在杭州创作重要系列散文诗《叶丽雅》和《黎纳蒙》。

1948年 在温州工业职业学校任国文教员兼训导主任。5月,诗集《渡运河》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11月,散文诗集《生命树》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

1949年 1月,文艺传记集《陨落的星辰》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5月,担任《浙南日报》副刊《新民主》主编。参与创建温州市新华书店。

1951年 被选为温州市文联首任主席,并任温州中学副校长。

1954年 调往浙江师范学院(后合并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1966年 “文革”中被作为“漏网胡风分子”遭受迫害。

1976年 暑期,从杭州大学退休回温州。

1977年 受聘温州教师进修学院教中国现代文学与写作,编写教材《写作基础知识讲话》,在此教书前后达7年。

1981年 3月,重新恢复写作,第一篇作品为散文诗《幻觉》。

1982年 7月,参加民进浙江省二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83年 3月,民进温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当选民进温州市筹委会主任委员。11月,散文诗集《大爱者的祝福》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984年 6月,散文诗集《梦的摇篮》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0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顾问。

1985年 4月,当选民进温州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6年 4月,中共温州市委发文(市委发[1986]41号)《关于同意给马骅同志恢复党籍的批复》。6月,与胡今虚共同辑存《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1988年 7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顾问。

1990年 7月,当选民进温州市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2年 8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

1995年 9月,诗集《风雨三月》由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行。10月,散文诗集《生命的歌没有年纪》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6年 11月,推举为民进温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1997年 5月,推举为民进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

1999年 浙江省作家协会授予其“浙江当代作家50杰”称号。

2001年 12月,推举为民进温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2002年 浙江省文联授予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称号。

2005年 荣获温州市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特别贡献奖。

2011年 6月15日,年迈辞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