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声(1916.2-1988.11)，他是一位音乐家，曾任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创作过《四月风》、《南湖颂》、《黄浦太湖结成亲》、《毛主席好比红太阳》、《送粮》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并灌制成唱片；他是一位教育家，曾在平湖师范、鄞县师范等四所师范学校和瑞安中学、秀州中学等四所中学任教音乐40多年；他是一位革命者，足迹踏遍了浙南的山山水水，用剧场集聚仁人志士，用音乐启迪大众心灵，用歌声激发国人斗志，为抗日救亡运动奉献青春；他是一位民主人士，是嘉兴民进的创始人，曾任民进嘉兴市（县级）筹备小组组长，民进嘉兴市（县级）支部主任，民进嘉兴市（市级）第一届委员会主委，政协嘉兴市（县级）常委、副主席，政协嘉兴市（地级）常委。

清贫一世 有为一生

“柳色青天雨乍晴，鸭头细草绕堤生。林间野日依依见，水底春光寸寸明。犹喜乱花时入眼，可能万事顿忘情。无端景物相料理，屡欲颠狂兴不成。”这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游平湖时留下的诗句。1916年的春天，在这风光旖旎的江南小城——平湖东小街桑园弄，一户侯姓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日后成为著名音乐教育家、民进嘉兴市委会第一届主委的侯家声。其父侯文明，英年早逝，由继父应利增养育成人。尽管家道变故，度日艰难，但继父利用一切手段对孩子进行文化启蒙教育，借来私塾读本在家里一字一句地教，带着孩子上街看商店招牌认字。母亲钱六宝睿智、贤能，在她肚中有无数美妙动听的乡间民歌，温暖并熏陶着孩子的心灵，也开启着孩子的智慧之门。侯家声从小就听母亲唱《烟花女子告阴状》，跟着她学唱《采桑歌》、《种田山歌》、《摇船歌》等各类民歌，幼小的心灵从小就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早年，侯家的成员很简单，只有父亲（即继父，以下称父亲）、母亲和年幼的侯家声三个人。因平湖毗邻上海，父亲就在上海经商做掮客，收入不好也不坏，不好时需要举债维生，生意好的时候，也可以积蓄一些柴米。侯家既没有一块地，也没有一间房子，虽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但充满了自由和欢乐。从小聪慧、活泼的侯家声深得父母喜爱，想要吃点用点，只要父亲生意好，是没有不办到的。

侯家声的少年时代是在平湖度过的，他7岁开始上学，启蒙于平湖宏鲁初等小学。这所小学以教育兴国为目的，性质为私立，但有政府资助，不以营利为目的，是一所以吸纳平民子弟为主的公益性学校。初小时，侯家声长得瘦弱，常被大孩子欺负，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孤立无援的他毫无能力反抗。但到了高小，同学们对他都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喜爱各种活动。他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如篮球比赛、演讲比赛、戏剧表演、唱京戏等。

小学毕业后，侯家声顺利考入当地一家名叫稚川初级中学的私立学校。这是一所兴办于1902年的学校，以晋代著名哲学家葛洪的字“稚川”命名。学校很古旧，但却很贵族化。侯家声不喜欢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他曾在1950年回忆过这段时光的情景：“在那里混混沌沌地过了三年，天天读死书，背国文，毫无兴趣。”

1934年2月，侯家声跟随父亲来到了上海。父亲积攒了点钱，在上海开了一家小铺子，他也顺利考入了以“华我中华，光华我华华”的上海私立华华中学。侯家声回忆那段求学的经历时说：“那时，我的思想是糊糊涂涂的，我求学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家由我繁荣起来。在上海，眼看着这个享乐的都市，一面羡慕外国人的生活，同时也羡慕一些官僚们的享乐，所以读毕中学后，很想升大学。但那时父亲的小店生意不景气，关门大吉，全家的生活陷在困苦状态中。我非但不能再升学，而且必须以工作来帮助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落魄的父子黯然回到号称“小上海”的平湖，那时，侯家声全家陷入困顿。侯家声的大学梦破灭了，他还要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重担。回到家乡以后，侯家四处托人求情，为侯家声寻找工作。好在侯家声有一张高中文凭，于是1934年8月，他在镇海志成小学找到一份当教员的工作。由于离家太远，照顾不了家庭，他于1935年8月辞掉镇海的工作，到离平湖城关20里的全公亭小学教书。起先，他并不太愿意教书，但是看到乡下淳朴、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过腻了都市生活的他，倒觉得很愉快，也让侯家声对教师这个职业萌生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开展国民教育运动，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民教馆下设民众学校、儿童半日学校等。1937年2月，民教馆要在平湖招聘2名具有高中学业水平以上的职员。当年的这份工作，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吃官饭的职业，因此应聘者纷至沓来。在40位应聘者中，侯家声脱颖而出，以出色的成绩考入嘉兴民教馆任干事。

在民教馆，侯家声认识了一个人。这个被他称作“朋友”和“导师”的人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便是馆内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向平（1909-1974）。陈向平年轻时追求进步，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同学一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学生运动，先后在浙、苏等地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并主编《民众之路》周刊。抗战初期，陈向平去了浙南山区，于1938年2月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他受党的委托，打进了东南日报社（金华版），主编《笔垒》副刊，利用国民党报刊作舆论工具，组织进步作家撰稿，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面，宣传抗日。侯家声在《自传》中回忆道：“他的态度，他的谈话，不知怎的我总觉得看了舒服，听了痛快，他介绍我读了几本青年自学丛书，如《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和《思想方法论》，高尔基的《母亲》等。于是我的生活得到了启示，这位同事变成了我的好朋友，亦是我的好导师。我现在还常和他通讯。”

民教馆的工作非常辛苦，早晨5时起床，晚上10时就寝。在陈向平等人的影响下，侯家声积极参加“读书会”，白天做宣传工作，化妆、演讲、写文章，晚上还要办民教班，放映电影，办补习班。正是在这段积极且忙碌的日子中，侯家声慢慢确立了他的革命观。但是，好景不长，民教馆忙碌、充实的日子很短暂，抗日战争爆发了。“八一三”事变后，战争的阴霾笼罩了浙江大地，平湖又紧邻上海，为安全起见，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要向内地后撤。这时，摆在侯家声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留在平湖的家中无所事事，要么随民教馆后撤。经过权衡，他选择了第二条路，跟着他的朋友——陈先生，跟着民教馆，踏上了浙西南抗日救亡活动的道路。这一选择也成就了侯家声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一个工作只为谋生的普通青年，变成一名投身抗日救国的爱国青年。

经过三个月的流浪生活，侯家声的思想情绪稳定了，对抗战的认识和热情也提高了。一起流亡的同事找到了新的工作——丽水建设所（即设在丽水的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当时，建设所共有三个团体，包括浙江大学学生，同济大学学生，还有他们民教馆的职员。在陈向平的领导下，大家觉得生活得很好，他们天天唱歌，开展小组讨论，听同事讲唯物论和辩证法，读大众哲学。潜移默化中，侯家声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初步形成，“觉得过去的生活和当时的生活像划成二个世界一样”（侯家声《自传》）。

1937年12月至1942年7月，侯家声在浙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先后在丽水的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遂昌县民众剧场、青田县民众剧场、浙江省建设厅太平区经济建设实验区、宣平县曳岭区经济实验区及瑞安中学工作。其间，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才艺，他组建剧场，创作歌曲，组织演出，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侯家声来到瑞安中学教音乐是在1940年9月。他曾在《自传》中回忆道，在瑞安中学，学生们都跟他很好，对他的教材比较有兴趣。和学生们愈接近，他就愈会发现学生的优点，有三四个同学和他商量组建了民众歌咏队，出版歌集，开办壁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侯家声开始走上音乐教育之路。

由于战乱，瑞安中学曾一度停课。1942年8月至1943年12月，侯家声在同事的鼓励下考取国立福建音专，并在此打下了扎实的专业音乐功底。国立福建音专的前身是1937年创办的福建省音乐师资训练班，1939年迁至永安上吉山，1940年提升为省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1942年升格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三所最高音乐学府之一（另外两所为国立上海音专和国立重庆音专）。抗战胜利后福建音专迁至福州，1950年全国院校调整时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

战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侯家声是卖了唯一的一件毛线衣，凑够路费，才南下永安到福建音专求学。进校学习以后，粗糙难咽的红米饭配以盐水黄豆也只能勉强果腹，学校从上海买回的一批音乐教学设备又遭海盗抢劫，琴不够练，谱不够用，但是师生们都勤奋努力地工作和学习。可怜的钢琴、大提琴、小提琴，一日24小时被“练”，夜半人不眠、琴不休的故事至今还镌刻在老校友们的脑海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侯家声产生丝毫的懈怠，他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乐理、作曲、弹琴，积极争取课堂视唱、钢琴演奏的机会，苦练技艺，提高水平。除了学习音乐外，他还参加“读书会”、“时事研究”等小组。与那些西装笔挺、每天吃饭上馆子的学院派相比，侯家声等一批人显得十分寒碜，但这些都阻止不了侯家声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由于平湖老家已经沦陷，侯家声无法得到接济，终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肄业。侯家声曾在书信中向大儿子侯小声描述过福建音专的学习氛围：“…… 每个教室、每个房间都是琴声，汇成声音的海洋，太壮观了！”

在福建音专，侯家声与身为中共党员的同学陈宗谷关系密切。他曾冒险帮陈宗谷处置过私密物品和书籍。有一次在国民党特务追捕陈宗谷的时候，侯家声竟然利用自己学生膳委会主席的身份，“挪用”同学的膳食款1000元，协助陈宗谷逃脱敌人的魔爪。可惜不久噩耗传来，陈宗谷同学还是被捕了。听到这个消息，侯家声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到寝室整理同学的行李，送到城区保安司令部。由此看出，侯家声与这位中共同学的情感非同一般。曾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工作的何其美曾在给侯家声的大儿子侯小声的信中说：“遇到你父亲在音专的同学陈宗谷谈起，你父亲换给他一双胶鞋，使得他逃脱敌人的追捕。”侯家声在《自传》里回忆：“在音专时受同学影响很深，由于同学的被捕，使我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更明确了。”

就读福建音专之前，侯家声与瑞安中学一位毕业生——张汝桂感情很好。音专肄业后，侯家声重新回到瑞安中学任教，还和张汝桂订了婚，抗战一胜利他们就结了婚。婚后，平湖家中来信，要他回家。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了十年的侯家声，终于可以回家看看父母了。他兴奋地转道上海回平湖探视双亲，妻子则留在瑞安，在温州师范读书。半年后（1946年夏），妻子也来到平湖，在这里，侯家声有了第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爸爸。

1945年2月至1962年7月，侯家声先后在瑞安中学、省立处州中学、东阳中学、鄞县师范学校、省立嘉兴师范学校（后于1953年10月更名为浙江平湖师范学校）、秀州中学任音乐教员。侯家声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侯小声，二儿子侯小寅、小儿子侯小雄，女儿最小叫侯小佩。其中，长子侯小声被誉为“饮誉沪上的民族音乐家”，小儿子侯小雄被誉为“勇闯天涯的自强音乐家”，兄弟二人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在音乐创作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也是蜚声沪浙两地的著名音乐创作（制作）人。据儿女们回忆：父亲是个热爱生活、宽厚风趣的尊长，非常疼爱他们，家庭氛围也非常欢愉。对待子女，既是慈父尊长，也是良师益友。父亲以音乐为纽带，以键盘为媒介，经常将他们聚集起来，开家庭音乐会。以至于现在兄弟姐妹聚会时，还会习惯性地激情高歌几曲父亲的音乐作品。

侯家声一生清贫，但却大有作为。他的一生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抗战时期参加浙南抗日救亡运动。他先后在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任干事，从事教导宣传工作；在丽水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任指导员，从事经济调查工作；在遂昌县民众剧场、青田县民众剧场工作，任青田县民众剧场场长；在浙江省建设厅太平区经济建设实验区任指导员，从事经济建设文化动员工作，任宣平县曳岭区经济实验区区长。这一时期，受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侯家声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二，从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音乐创作。他先后在四所师范学校和四所中学任教，先后创作了《四月风》、《恋歌》、《黄浦太湖结成亲》、《南湖颂》、《毛主席好比红太阳》、《花瓣上的露珠》等在浙江唱红半个世纪的音乐作品。可以说，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浙北大地的大众音乐家。第三，他是嘉兴民进组织最主要的创始人。侯家声于1956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分别于1957年筹建民进嘉兴市（县级）筹备小组并担任组长，于1980年12月筹建民进嘉兴市（县级）支部并担任主任，于1984年8月筹建民进嘉兴市委会并担任第一届主委。他先后被增补（选）为政协嘉兴市（县级）第一届委员、常委（1957年1月至2月），当选为政协嘉兴市（县级）第二届副主席（1962年3月至1964年1月），政协嘉兴县第一、二、三届常委，政协嘉兴市（地级）第一届常委，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民进浙江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976年3月,侯家声退休，退休后他全身心致力于嘉兴民进的组织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工作，为嘉兴民进的发展以及多党合作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

1988年11月15日，侯家声因病逝世，享年72岁。嘉兴市政协、中共嘉兴市委统战部为侯家声同志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参加仪式的有中共嘉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市教委、秀州中学负责人和各界人士。秀州中学校友会顾问孙良才先生为侯家声写了挽联：

乐艺传万家,家家桃李哭春风,故侯安在?

琴键奏万声,声声杜鹃泣秋雨,遗曲永存!

辗转浙南 抗日救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杭州相继沦陷，许多省级机关、学校、文化团体陆续迁到丽水，尔后国民党省政府也从金华迁到云和。随之而来的大批抗日救亡青年、进步文化人士相继会集丽水，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受上级党组织派遣来浙江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侯家声所在的省立嘉兴民教馆也被迫南迁。

抗日战争时期，丽水作为浙江的大后方，一度成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抗日救亡的重要宣传基地。侯家声正是党在丽水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到遂昌民众教育馆“流动施教团”工作的，并在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解说词》中说：“1937年12月25日，由上海党组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分别组织和派遣的上海、武汉、无锡、嘉兴、杭州等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百余人，在以汪海粟为书记的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组织下，到丽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这其中， 就包括侯家声。

侯家声在遂昌一待就是两年，剧场工作人员逐渐多了起来。而邻县青田县剧运却很滞后，亟需一位有经验的人去主持那里的民众剧场。民众剧场是战时宣传动员的一个重要机构，因此，当时浙江省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1938年冬，侯家声被派往青田县组织成立民众剧场。时任中共青田县工委书记姚立是民众馆馆长，在姚立的支持下，侯家声到任不久，由机关公务员、医院护士以及其他进步青年组成的民众剧团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剧团共有男女团员十余人，大部分是业余的。在侯家声的影响下，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每天天未亮就上山吊嗓子、练唱歌。音乐让这批年轻人产生共鸣，使命让他们感觉生活很充实、很愉快。他们排演了独幕剧和多幕剧《回春之乐》，公演时轰动整个青田县城，他们还经常下乡演出，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这个时候，侯家声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不唱的金嗓子，比不上满街敲的破铜锣”，童年时埋下的音乐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剧运工作进展很快，处州（丽水的古称）十县的民众剧场很快都建立起来了。

这个时候，剧场的同志感到需要开展联合流动宣传。大家的想法报经丽水专署批准了，联合流动宣传取名为“第九区戏剧工作参观团”。参观团共有二十七个人，其中女演员七人，分成四个小组，由丽水出发，一面演剧，一面参观，扶助小县城建立剧场。他们进城市、走乡村，翻越崇山峻岭，进驻穷乡僻壤，每到一个村镇，便计划排演，流动宣传。无论是城镇还是山村，都可以看见参观团团员的身影，都能听到他们激昂嘹亮的歌声。他们还经常开展自我批评，侯家声曾在《自传》里写道：“批评会上，我曾经批判别人，使他们哭了。有时候我会被人家批判得哭起来，这种批评的收效是极大的，哭过的人，后来都做了工作中的先锋……我做了导演团的导演。”

为了扩大“第九区戏剧工作参观团”的影响，他们还到金华演出，结果却遭到了国民党党部的抵制。于是，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与当地军管会接洽，当时军管会里有好几个办事员是进步青年，通过他们的私人关系，经数次接洽，答应他们在军管会里演出《流寇队长》，受到官兵的欢迎。参观团流动演出历经三个月，到过十七八个县城、乡镇、村，共计步行一千余里，被戏称为“千里”长征。

刚到丽水时，侯家声等人在陈向平的领导下，一方面适应新环境，另一方面抓紧学习和讨论，以备国用。战乱需要青年人来担当，侯家声积极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两个月后（1937年12月），他被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录取。

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是抗战初期杭嘉湖沦陷后浙江省政府为适应战时浙江经济需要而特设的一个机构，于1938年1月成立，1940年１月裁撤，虽然它只存在两年，但在调剂浙江抗战初期民用百货流通，收购、运销特产，改善民众生活，增加生产，对抗敌伪经济封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抗战初期浙江成为全国抗战形势最好省份之一的重要经济原因。同时，也是中共省委统战工委与中共浙南特工委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场所之一。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解说词》中这样说：“1938年1月，省建设厅物产调整处在丽水成立。进步人士冯紫岗任处长。侯家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物产调整处，从事经济调研工作。他空闲时读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大众哲学，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38年初，侯家声带着领导的嘱托，背起简单的行囊，一头扎入了深山老林。在遂昌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翻山越岭，走村穿乡，从事征兵和减租减息工作。

20世纪30年代的遂昌，还是一个非常落后与闭塞的山区，开展战时调研，从事战时动员，必须挨家挨户地做百姓的工作，而要做好群众工作，不能只讲官话，要学会当地的语言。杭嘉湖属于吴越语系，听“上八府”人说话，就像听外语一样，于是侯家声加倍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语言障碍很快克服了，再加上开明县长的支持，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他在自己分管的片区，一家一户地查清是独子还是多子，然后公开公平地进行抽签，最后确定哪家的男丁作为壮丁。由于侯家声贴心地工作和认真地宣传，当地很多青年农民自愿参军抗击日寇。驻乡工作人员，还要定期写工作报告送县城，由于侯家声善于思考、勤于动笔，他写的工作经验被刊登在快报上，这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

除了驻乡工作外，侯家声还要经常回县城排演和主持节目，利用遂昌民众剧场积极宣传抗日以及进步思想，遂昌民众教育馆的“流动施教团”成为当时浙南地区最有影响的抗日救亡文化社团之一。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察觉遂昌有传播进步思想的苗头，就派人来遂昌清查思想，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侯家声等人把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标语和书籍藏匿起来，或者烧毁。为了回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不良行径，侯家声排演了两个独幕剧，用讽刺的手法以示抗议。独幕剧在县城演出两天，有上千人观看，引起极大反响。

1938年秋季，在浙江省建设厅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张锡昌以建设厅物产调整处观察员的身份，向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伍廷飏提出设立“特约经济建设实验区”的建议，得到了省建设厅的采纳。首先在丽水太平区设立“实验区”试点，在取得实验经验的基础上准备再推广到青田海口、松阳古市、云和小顺、龙泉八都、遂昌大柘、宣平曳岭等地。

“实验区”建成后，把撤下来的乡村指导员和中共在国民政府部门工作的部分人员转为“实验区”的指导员，继续利用公开身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发展农村抗日救亡工作开辟新的天地。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侯家声又被派往浙江省建设厅丽水太平区“经济建设实验区”的乡镇担任乡村建设指导员，不久后去了宣平曳岭区开展工作。

据有关资料记载，侯家声在丽水县太平区、宣平县曳岭区“经济建设实验区”的近一年时间内，主要参与两个方面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是组织生产自救。当时丽水人口大增，浙江省教育厅、建设厅、审计处、交通管理处、省警察大队、战时救护总队等机构迁来丽水，迁至丽水的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初级中学、杭州师范学校、杭州女子中学、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并校，在碧湖成立浙江省临时联合中学，学生1000余，后分为联高、联初、联师三校。由于日常生活用品奇缺，组织战时生产成为当务之急。“实验区”建立后，首先组织经济自救，先后办了竹舟肥皂生产合作社、鞋袜生产合作社、双源造纸合作社等，还在滴水岩等地组织11个开荒生产合作社。二是开展文化抗日救亡活动。包括在城乡巡回演出，教唱抗战歌曲，到国民党政府军在宣平县驻地慰问抗日将士，举行歌咏会演，举办抗日救亡讲座，动员各界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创办宣传抗日的报刊等。

侯家声凭借在“参观团”的工作经验以及对戏剧、音乐的擅长，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他多才多艺、平易近人，很接地气，与群众打成一片。老区长调走后，这个赤脚进村的书生便成为新的区长，大家都戏称他是“赤脚”区长。他将整个区划分成四个据点，每一据点派指导员三人，办民校、妇女班的教育工作以及合作社、农田水利、筑路等建设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他还经常召开保民大会（保甲制度是解放前乡镇以下的行政管理制度，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甲长相当于村民组长，村民也就是保民），检举揭发贪污，惩处恶棍，选举保长。

到了1940年，国共合作的形势逆转。人员的逃离使“实验区”工作的开展变得极其困难。县长的不满意与局势的严重化成了正比，当了五个月“赤脚区长”的侯家声在万般无奈中被突然解职了。侯家声后来在给儿子侯小声的信中谈到那段历史时说：“1939年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我受训三个月，先后派到遂昌、宣平曳岭经济建设实验区任指导员，三个月后选任为该区区长五个月……1940年，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开始积极反共，曳岭区被伪政府收回，被撤职。”莲都史志办在《莲都——浙江抗日救亡中心》中记载：“1940年夏，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浙江形势发生了巨变,‘实验区’被迫撤销。”

侯家声的大儿子侯小声曾有过一段回忆：“1991年的一天，我专程去了父亲当年在经济实验区做敌后抗日歌咏宣传工作之地——丽水曳岭区考察，并在老竹的新屋村寻访到当年在父亲歌咏培训班学习的郑满英。老人对父亲印象很深，直夸‘他编的歌好，唱起来真响’，她说‘曳岭脚是当时的区公所，侯家声住在那里，开会就到曳岭脚，再回村做（宣传）工作’。郑妈妈一见我就显得十分兴奋，说‘长得真像你爸爸’。”

离开“实验区”后，侯家声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继续找事做，维持生计；一条是去求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发挥自己的专长。然而，他却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单位——油茶棉丝管理处临海分处。那里待遇良好，处长天天打牌，但他却不喜欢这些人堕落的生活。无聊的日子一晃过了三个月，1940年9月，侯家声离开临海，来到温州瑞安中学教音乐。

1941年4月19日，日寇从瑞安飞云江登陆，国民党驻军不战而逃，瑞安人民受尽蹂躏。日军撤退后，瑞安中学师生重返学校，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学生们群情激愤，为了声讨日寇在瑞安城乡奸淫掳掠的暴行，团结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员项景文同学动员音乐教师侯家声谱写了一首纪念“四一九”的歌曲——《四月风》。歌词为：

这里是惨淡的江边,

这里是茫茫的一片,

记得是一个深夜,

那是四月的夜,

永远忘不了这四月的夜。

江里的风啊,吹掉了故乡的美丽,

但是,我们在这里生,在这里长,

难道甘心让家乡沦亡?

愿意做一世的牛羊?

不,我们高唱反抗! 反抗!

把敌人赶出飞云江,把敌人赶出鸭绿江,

要重新创造一个美丽的故乡。

这首悲愤激昂的歌曲成了抗战期间瑞安中学新生入学第一节音乐课学唱的歌曲，不仅瑞安中学师生会唱，瑞安县城四隅也广为传唱。

在项景文的支持下，侯家声还组织了“时代歌咏队”，吸收学生、教师和社会青年参加，教唱《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中华颂》等抗战歌曲。项景文还会同侯家声老师秘密出版了名为《熔炉》歌刊的油印小报，宣传“红五月”的斗争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小报散发后，深得广大学生的支持，学生陈吟茶主动捐款10元（相当于当时三个月的伙食费），帮助解决印刷的费用，学生胡元宪利用其哥哥的关系，将刻好稿件的蜡纸，偷偷拿到瑞安县政府兵役科油印。

“四一九”家乡沦陷，瑞安中学师生目睹校园惨遭洗劫，百姓流离失所，同学在日机轰炸中罹难，迫切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抗日意愿，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在侯家声的带领下，他们建立了瑞中歌剧队。歌剧队的名称有两层含意：一是将歌咏与话剧合二为一的简称，二是歌剧队还有“苦极队”的方言谐音，寓意为了抗日救亡，再苦也不怕。歌剧队第一次在仲容文化馆演出抗日独幕话剧《吉夕》，舞台的布景、道具、服装全由同学自己或借或亲手制作。歌剧队后来又排演了《晚香玉》、《锄奸》、《火炕》等剧本，或在学校搭台演出，或到仲容文化馆戏台上公演，揭露日寇的暴行，激发学生抗日救亡的热忱，增强民众抗日救亡的斗志，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抗战时期，因为革命和爱国情怀，侯家声和著名诗人、民主人士马骅结下了友谊。

1943年1月，著名诗人马骅（中共党员、民进会员，后担任温州文联主席、民进温州市委会主委、政协温州市第四、五、六届常委）由于叛徒夏巨珍的出卖，在温州家中被捕入狱。当年8月，他因思念妻子林绵而创作《恋歌》一诗。此诗编入《我的歌朝人间飞翔》（1999年出版）时，作者曾有《附记》如下：“《恋歌》是我为林绵写的情诗。老友尹庚兄读后颇为喜爱，便拿去请音乐家侯家声同志配曲。这首歌曲声调优美，富有抒情意味，曾在浙南一带流传，可惜今已遗失。尹庚、家声二兄也已先后作古。”

这首歌曲的曲谱虽已遗失，但却记录了温州民进和嘉兴民进的两位主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心有灵犀、心心相印。

化身园丁 潜心创作

解放战争时期，侯家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在省立处州中学、东阳中学等地任教，1948年2月被聘到宁波鄞县师范学校任教音乐。在鄞县师范，侯家声组织了“鄞师剧团”，排演《阿Q 正传》、《雷雨》等剧目，他还时常亲自登台演出。从教音乐之后，他严格要求自己， 创作上潜心研究、全力以赴，教学中身正为范、敦品励学。

1949年1月18日，鄞县师范学校校长黄达晶奉省教育厅令调任为省立嘉兴师范学校校长（1953年10月，省立嘉兴师范学校取消“立别”，更名为浙江平湖师范学校），因为关系密切，在鄞县师范学校任教的侯家声也随之来到省立嘉兴师范学校任教，成为该校的教学骨干。侯家声和黄达晶十分关爱、器重进步青年，曾将很多被鄞县师范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安排到嘉兴师范上学。宁波词作家陈雪帆曾说：“记得在1948年，我们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开除了，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侯(家声老)师和黄达晶老师把我们安排到平湖上学。他还在家中设宴为我们接风。”

在嘉兴师范学校的半年中，尤其在解放前几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平湖大肆压榨人民。1949年5月11日晚上，侯家声听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湖的消息，他彻夜不眠。共产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以前的同事、学生很多就是共产党员，他心里暗暗高兴：以后大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无阻碍地、自由地做事了。

平湖解放以后，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报名参加研究班学习，希望能在集体生活中求得工作上理论上的进步。侯家声还善于反省自己，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学习，他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缺点：“（1）过去的生活和思想发展是曲线式的，过去的工作没有什么寄托，一点不彻底，带着许多个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而且每一次工作在事前事后都没有计划和检查，做了就算了。（2）过去的人生观带着单纯的正义感作出发（点），带着小资产阶级的作风，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立场才是明确的，才能推动社会进步，由此就产生了过去的生活像走马灯似地走来走去，背着圈子使我的力量发展不出来，思想上也极少进步，我觉得工作方面像《罗亭》里的罗亭。（3）过去每一工作因由于缺乏指导，我的人每一工作都觉得散漫，客观上等于事务主义，很少有创造性、建设性。（4）过去常带着许多感情用事，对人不对事，大小不分，不着边际，不切实际发牢骚、放空炮，英雄主义。这种缺点过去我是很少想到的，即使想到也不会深刻，马马虎虎算了。但在这次学习后，经过自我检查觉得这些缺点必须加以改正，否则说为人民服务为工作都是空洞的了。（5）关于时事方面我感到经这次学习对我大有帮助。过去读报都是只看新闻，零零碎碎不求真理的了解。（解放军）钱政委报告后又举行了小组大组讨论，使我对时事特别发生兴趣和理解，以后我必须多研究，要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用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动的看法、发展的看法去分析问题观察事物……我希望今后要做到：（1）横的方面，在对事物对人民服务必须深入地了解不断地工作，要提得出问题拿得出办法,做工作的哨兵、人民的学生，仅做个事物的说明者是不够的，要做个创造者。（2）纵的方面，希望共产党不断教育我，使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很多贡献的我。”

平湖解放后，侯家声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投身到音乐教育中，他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深受学生爱戴，他的音乐课，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的片片回忆，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执着音乐、热爱学生的教师形象。

1947年进入省立嘉兴师范学校上学的平湖市文化馆退休干部赵炳炎回忆道：“我当时是学生会康乐股干部，1949年暑期参加了侯家声老师执导的《阿Q 正传》的演出。侯家声老师自演阿Q，演得很成功。我演假洋鬼子，沈婉娟同学演小尼姑，张亚端同学演老尼姑，顾绮华同学演吴妈。在侯家声老师导演下，我们进步很快。到镇上公演，大受欢迎。”

1949年考入省立嘉兴师范学校的学生，上海大学原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教授翁世荣回忆道：“家声老师是我受益最多、印象最深的几位恩师之一……他是一位博学多才，艺气横溢的老师。他不仅作为一位音乐老师所具备的会弹琴、会唱歌的本领，还会作曲、会指挥、会导演、会演戏等多种艺术造诣。就从乐器来讲，会弹风琴、钢琴，还会拉锯琴……家声老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也确实是一位十分称职的教育家。”

1950年考入省立嘉兴师范学校的学生、平湖市文化馆原副馆长沈明华回忆道：“我们都喜欢上侯先生的音乐课，听他的课最轻松、最开心。他语言生动、风趣，有时离开钢琴拉二胡，有时舒展歌喉做示范，大家在欢快声中结束了一堂课。我印象最深刻的，六十年不忘的是侯先生的一次精彩演唱，那是1954年的一天，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在平湖城关汤家浜八一礼堂的文艺演出，侯先生压轴登台，演唱由田汉作词、张曙作曲的抗日歌曲《日落西山》，侯先生抒情、高吭、激越的歌声随着一声锣响咔然而止，震撼了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引导我爱上歌唱，启迪我认识音乐艺术美和音乐艺术的力量。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社会宣传活动家。”

1956年进入嘉兴师范学校的学生夏秘云声泪俱下地回忆道：“我跟侯老师非常投缘，虽然没有好的教室和校舍，但不管条件怎么艰苦，他对学生都非常好。1958年‘整风反右’的时候，音乐课停了，音乐教室也封闭了，当时有很多‘大字报’都是贴他的，说他‘培养了地主阶级的孩子’，其实就是针对我的，我就是地主成分，侯老师就是因为我喜欢音乐，一直愿意教我，害得他被贴了‘大字报’。我毕业之后，侯老师还专门到我工作的乡下学校来看望我，带了一把二胡，鼓励我说：‘乡下条件比较艰苦，即使没有钢琴、没有风琴，你也可以练习二胡，这也是乐器，也可以演奏音乐。’……他后来遭受病痛折磨，却不告诉我，但我有什么不幸，他都记挂在心上，自己的不幸就自己扛着。”

1960年进入嘉兴师范学校就读、后来担任嘉兴市机关幼儿园园长的谢春先回忆道：“侯老师在授课过程中非常耐心、细致，毫无知识分子的那种架子，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音乐，他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到教室来开门为我们放音乐，教我们唱歌。他的生活非常清贫，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但从来没听到他发牢骚，家庭非常和睦，总是和蔼可亲。侯老师对学生总是体贴入微。他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这一批学生。”

侯家声音乐创作成果，可分两个时期：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音乐创作。在浙南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与陈麟章合编出版了一本抗战歌曲集《吼声集》，谱写了纪念“四一九”的抗战歌曲《四月风》，为马骅作曲谱写了一首爱国情歌《恋歌》。新中国成立后，侯家声执着于音乐创作，先后创作了新田歌《黄浦太湖结成亲》（1959年）、《送粮》（1964年，因不同填词，又曾名《毛主席好像红太阳》、《老树逢春重抽青》）、《南湖颂》、《花瓣上的露珠》、《毛主席指挥唱红军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黄浦太湖结成亲》的创作。《嘉善文史》记载：“1958年大跃进时期，（嘉善）县文化部门在丁栅组织田歌班时，选中了沈少泉和顾友珍姐妹俩组成一个田歌班，以田歌班形式参加活动。当时县文艺部门集体创作了新编田歌《黄浦太湖结成亲》，由音乐家侯家声编曲。描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我县人民兴修水利的梦想，就是想通过挖掘‘红旗塘’来沟通太湖与黄浦江，让旱涝远离嘉善这块土地。当年的这首田歌表现了我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和气概，同时又保留了田歌传统的演唱风格，融汇了田歌的主要曲调，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美化，使之为群众所接受……这首田歌被上海音乐界人士选中，到上海演唱并被中国唱片上海分公司灌录了首张田歌唱片。第二年，三人田歌班又带着《黄浦太湖结成亲》，参加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由于沈少泉、顾友珍姐妹俩出色的演唱，传递出了嘉善田歌清亮浑厚的独特魅力，极富感染力，并由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常播节目。”

《送粮》的创作。1964年，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当时浙江民间歌舞团根据形势要求，想在《黄浦太湖结成亲》的基础上，创作一首以送粮为题材的歌曲，由周祥钧填词，侯家声编曲。

《南湖颂》的创作。诗歌联唱《南湖颂》，创作于1963年，由嘉兴师范学校文工团编，嘉兴一中《南湖颂》演出队演出。余维泉、侯家声词，侯家声曲，曾在嘉兴地区会演时获奖。

《花瓣上的露珠》的创作。曾与侯家声长期合作的潘哲华（民进会员）回忆：“我和侯家声主委曾共同合作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花瓣上的露珠》，歌词是万卯义写的，描述了晶莹闪亮的露珠轻轻躺在花儿身上，人们欣赏花儿，露珠却得意地摇晃说：‘花儿哪有我漂亮，它不过是我的眠床。’微风吹来花儿洒出芳香，露珠却默默地落在地上，人们在欣赏花儿，谁也不管露珠落在何方？花儿的美丽，散发诱人的芳香，给大自然增添绚丽，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乐趣和愉悦，正是这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瞬间即逝的露珠却过高估了自己，被人遗忘。我和侯老师都被这首寓意深刻的歌词激起了创作的欲望，侯老师邀我共同为其谱成二重唱歌曲，后来刊在1984年《秀水歌声》杂志上。”

《毛主席指挥唱红军歌》的创作。《毛主席指挥唱红军歌》，载于浙江省文化局群众文化组编印的《创作歌曲选》（1976年1月，油印），钱建隆词，侯家声曲。这是一首雄壮有力的进行曲：“毛主席指挥唱红军歌，亿万军民齐声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澎湃遍全国……”

此外，侯家声还作有声乐、器乐作品《没见过这样的年轻人》、《丰收歌》、《劳动之歌》、《幼儿学钢琴》等。

侯家声的音乐创作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他的作品有四大特点：因时而作、因地而作、因文而作、因需而作。

因时而作。顺应时代潮流，《四月风》是战歌，《南湖颂》是颂歌，《黄浦太湖结成亲》、《送粮》是劳动之歌、建设之歌。侯家声在《秀水歌声·前言》中说：“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在于以实际行动多创作、出版和演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美化人们的心灵……特别是今天，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步提高的同时，是多么需要精神生活上的鼓舞。一首好歌，唱在口上， 印在心中， 能使人们振奋精神， 积极向上。”

因地而作。侯家声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他在《秀水歌声·前言》中说：“这本歌集的作者，大都扎根基层，直接吮吸着泥土的滋养，感受着火热生活的激情。因而作品较有生活气息，乡土风味和地方特色，各有个性，有光、有热、有情、有爱。”侯家声创作的《南湖颂》、《黄浦太湖结成亲》、《送粮》等，都有浓郁的嘉兴水乡风情。

因文而作。侯家声善于吸收文化遗产精华，学习民歌，创作新田歌。“1958年，他系统整理了嘉善田歌，结合当时红旗塘水利工程，创作新民歌《黄浦太湖结成亲》，后由上海唱片公司灌制发行，在全国有较大影响。”侯家声新田歌的创作，“缘起田歌、植入田歌、弘扬田歌，其中最有意义的拓展亮点……娴熟（地）运用三拍子节奏，给予原先处于散板状态的嘉善田歌有了保持原味的脱胎换骨。”

因需而作。侯家声的作品丰富多彩，适应多方需要，他在《秀水歌声·前言》中说：“觉得有的开门见山，有的立意深刻，有的大笔挥洒，有的细腻隽永。一开始就让我感觉到这个歌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题新颖和旋律的抒情……作者中有老、中、青结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个新局面是可喜的。”

侯家声音乐创作对后人的影响，可以从“传世”、“传文”、“传人”三个方面来看。

传世。侯家声音乐作品，至少有两件堪称传世之作。

一是《四月风》。1941年，《四月风》创作后，即成为温州沦亡后，瑞安中学新生入学后第一堂音乐课的学唱歌曲，同时在瑞安城广为传唱。1942年，在温州出版的单行本《纪念“四一九”——永嘉沦陷目击记》（叶汉龙著） 中，《四月风——为纪念“四一九” 作》刊载于该书的扉页。1985年9月，温州市政协《温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重新刊载《四月风——为纪念“四一九”作》。2005年8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温州日报》先后刊登《一首抗战歌萦绕心头64年，老人寻找当年词曲作者》和《“一首抗战歌萦绕心头64年”，引出瑞安中学抗战史话》两篇文章，报道了平阳县一位75岁的老人杨乃杲64年来念念不忘、经常演唱当年他姑妈（瑞中学生）教他的抗战歌曲《四月风》。

二是《送粮》。《送粮》的首唱者是浙江歌舞团著名歌唱家叶彩华。这首歌，编词编曲精当，再加上叶彩华是嘉兴人，语言、吐字、风格处理准确自然，所以她唱的《送粮》，极富水乡特色，流传很广。2010年8月16日，她在嘉善县第三届田歌节上深情地说：“嘉善田歌是我的成名作，那个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现在我快70岁了，当年的嘉善田歌《送粮》不仅唱出了浙江，还唱到了亚非国家，他们对嘉善田歌也很感兴趣。”1992年11月，文化部和广电部在北京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叶彩华的传人胡小娥，演唱《送粮》，以9.85分的高分，获本届比赛声乐类大奖。2009年10月11日晚，经郭清海、葛顺中改编的嘉善田歌《送粮》，在首届浙江文化艺术节音舞诗画《锦绣浙江》闭幕式晚会上演出，以其浓郁的嘉善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获得了阵阵喝彩。这是嘉兴市唯一入选首届浙江文化艺术节的参演节目。

传文。侯家声是第一个尝试新田歌创作的人，对嘉善田歌的传承与发展有开创性的贡献。

嘉善县文联副主席、作家韩金梅（民进会员）对侯家声在嘉善田歌的传承与发展中的贡献，有过确切的评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老田歌已不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于是，一些音乐工作者就利用老田歌的曲调稍加改编并填上新词。如产生在1959年的《黄浦太湖结成亲》，1960年的《毛主席像红太阳》和后来的《送粮》。侯家声先生第一个尝试了新田歌的创作。”

传人。侯家声的作品对后代、后辈，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是对侯家后代的影响，形成了侯氏音乐世家：

大儿子侯小声，是著名作曲家。他的母校（嘉兴一中）网站是这样介绍他的：“侯小声，1965年7月本校高中毕业。著名作曲家。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名誉副会长、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轻音乐学会、中国文化学会会员。代表作：合唱《美丽的花环》，名列全国‘民族之声’征歌大赛一等奖榜首。上海电台等单位曾举办了‘侯小声作品音乐会’。已出版《侯小声歌曲选》专著。”他的作品、四幕原创田山歌音乐剧《角里人家》，曾为2011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

二儿子侯小寅，是嘉兴市合唱团男低音部的歌唱演员。

三儿子侯小雄，曾当音乐老师十多年。他坚信：“音乐离不开创作，父亲是我的标杆。”进入21世纪，他率先在嘉兴开办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音乐工作室，创出了一批有影响的音乐作品，2006年，应丽水地区文化局的邀请编配了大型风情歌舞剧《畲山风》的全剧音乐，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得全国金奖。

女儿侯小佩，也有突出的表现。她培养出女儿邢如飞，是嘉兴音乐教师队伍中五项专业素质考核比赛获得一等奖的高素质人才。由她组织的小学水囡囡合唱团演唱了侯小声先生创作的歌曲《我给地球擦擦脸》，在浙江绍兴举办的世界合唱比赛上获得童声组二等奖。

侯家声的第三代、第四代，在音乐方面继往开来，崭露头角。他们有的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有的出国发展音乐事业，有的创作音乐作品在市内、省内获奖。特别是三岁半的曾外甥女王一米，2012年在全国第九届“未来之星”演唱比赛上演唱歌曲《天之大》，喜获浙江赛区一等奖。

二是对乐坛后辈的影响，侯家声桃李满天下。上海大学原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翁世荣教授回忆道：“我与家声老师只相处了短短的三年，但他给我的教育与指点却影响了我的一生。1952年我在嘉师毕业后被保送去了杭州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在大学期间，我就是一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我被选为学生会的文娱部总干事。全校举行歌唱比赛，我指挥中文系的合唱队获得了全校第一名。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开始创作以嘉师为生活背景的四幕话剧《师范生》，后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年江苏地区的文艺创作三等奖。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老师，我很快成为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老师，帮他们成立文艺社团，排练文艺节目，受到了领导和学生的欢迎。1958年，工农速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也被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除了教写作课，我还开设了电影文学创作的专题课，出版了《电影文学的技巧》的专著。我还成了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的会员…… 综观这一切，无不都有家声老师最早对我的启蒙因子和打下的坚实基础。”

鄞县师范、嘉师学生，宁波词作家陈雪帆在给侯家声大儿子侯小声的信中写道：“我走上艺术之路，是侯师引导、教育的结果，如有一些成就也应归功于他。”

秀州区王店文化工作者梅晓民，先后创作了200多首歌词，其中有70多首被谱曲演唱。他在回顾30年歌词创作的历程时说：“我的创作能力是在侯家声、滕英盛、傅尔宁等嘉兴三代音乐家的辅导下逐渐趋于成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仍用我的笔，以饱满的热情，继续讴歌飞速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做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人。”

立会为公 爱满民进

嘉兴是除杭州市及杭州地区萧山县外，省内最早建立民进组织的县（市）。那时嘉兴还是个县级市，侯家声是民进浙江省筹委会批准发展的第一批会员，由于他对组织发展特别上心，加上他在浙南抗日救亡活动的十几年里，受到党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很透彻，对多党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很到位，对党外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很了解，促使他在嘉兴地区建立民进组织、发展会员的愿望十分迫切。在他的努力下，嘉兴民进的历史比其他地市提早了20多年。从嘉兴民进组织诞生的那一天开始，侯家声主持嘉兴民进工作30余年，在嘉兴民进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嘉兴民进组织的建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进嘉兴市（县级）筹备小组时期（1957年1月10日至1980年12月14日）。

1956年12月1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天下午3时左右，举行了省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审核通过了以省筹委会名义批准发展的第一批11名新会员，嘉兴的侯家声、刘梅芳在此之列。民进浙江省筹委会成立后，着手在全省一些市、县建立组织，发展会员。民进嘉兴市筹备小组成立前后的会员发展情况，经老会员回忆，大致是：1956年，先是民进杭州市委会，继而是民进浙江省筹委会，派金海观（1956年12月15日成立民进浙江省筹委会后任秘书长）、邱镕钧（嘉兴人，后为民进省委会副秘书长、组织处长）陆续来嘉兴发展民进会员。经过精挑细选，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14名优秀人士被发展为民进会员，分别是：王雅仙、刘梅芳、庄逢巽、许士玠、吴铭绶、何行、何选庄、沈堃、张昭贞、陈大元、金松、侯家声、俞善吾、徐忠国（以姓氏笔画为序）（1958年，因嘉兴专员公署署址迁往湖州，俞善吾等调往湖州）。此外，在嘉兴秀州中学（当时更名为“二中”）入会的还有校长顾惠人（不久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病故）。组织基础和人员条件均已经具备，报经省筹委会批准，1957年1月10日，民进嘉兴市（县级）筹备小组正式成立，侯家声任筹备小组组长，许士玠任副组长。

第二个时期：民进嘉兴市（县级）支部时期（1980年12月14日至1984年8月26日）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多发时期，特别“文化大革命“，使得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受到冲击。于1957年建立起来的嘉兴民进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民进的组织建设、会员发展、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侯家声个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经历过战乱、受党教育多年的侯家声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潜心教育和音乐创作，在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工作，伺机待发。1979年，民进嘉兴小组终于恢复了活动，直属民进浙江省委会。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侯家声开始思考成立支部。经多方努力，1980年12月14日，民进浙江省委会直属嘉兴小组召开会员会议，成立民进嘉兴市支部。当时的会员只有10人。会议选举侯家声为支部主任，金松、戴劲男为支部委员。

第三个时期：民进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时期（1984年8月26日至1988年11月15日）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民主政治环境在改善，进程在加快。在侯家声看来，民主党派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为了壮大组织队伍，当务之急是发展会员，侯家声动员骨干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发现并介绍各界精英入会。到民进嘉兴市委会成立前，会员人数已增至40多名，其中，不乏他亲自介绍或是经其他会员介绍由他批准入会的，如：戴劲男、何家祥、宋波男、崔忠、潘哲华、吴品芬、顾祺耿、周文哉、叶安生、朱人伟、徐忠明、张维新等。这些会员，之后大都成为嘉兴民进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或者骨干。随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成立民进嘉兴市委会便摆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8月26日，在中山东路市政协大楼的会议室，民进嘉兴市支部召开会员大会，选举宋波南、金松、侯家声、崔钟、裘樟鑫为民进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下午，经民进嘉兴市委会一届一次会议选举、民进浙江省委会批准，侯家声为主任委员，崔钟、裘樟鑫为副主任委员。民进嘉兴市委会正式宣告建立。

1983年10月从秀州中学抽到民进嘉兴支部从事市委会筹备工作的戴劲男回忆说：成立大会的那天，会员们早早就来到了会议室，会议室不大，只能坐五十几个人，但大家的情绪很高，第一次到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开会、合影拍照，显得非常兴奋。会场除了主席台，下面只有四排座椅，到会祝贺的中共嘉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以及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计克敏、嘉兴支部主任侯家声等在主席台就座，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前排就坐。会议开得隆重而简朴，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布置会场，会标是用一块粘有方形白纸艺术字的红布做成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民主促进会嘉兴市支部会员大会”。艺术字是会员徐福伟写的，横幅由戴劲男裁剪、粘贴、悬挂。会上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絮，副主委候选人裘樟鑫因为是1983年10月从湖州调到嘉兴的（在市教研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会员大都不熟悉他，在介绍候选人时，侯家声风趣地说：“裘樟鑫同志在哪里，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引得会场哄堂大笑，会议气氛更加热烈。

民进嘉兴市委会成立后，在中共嘉兴市委、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下，侯家声主委带领大家在组织发展、参政议政、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组织发展上，善于思考的侯家声有一套明晰的思路。侯家声当时在嘉兴教育界拥有很高的声望，很多教育界的优秀人才大都受他的影响主动加入到民进的队伍中。曾经担任第一届市委会副主委的崔忠回忆说：“侯老在嘉兴民进创立过程中，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侯老在教育界影响广泛，那段时期，很多人加入民进就是因为向往侯老、崇拜侯老。侯老一直认为，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为党、为国、为民工作与爱会并不矛盾，加入民进一样可以做出贡献。”时任秀州中学教师后来担任市委会副秘书长的戴劲男就是这个时期发展入会的。回忆起往事，戴劲男至今仍难掩心中的激动：“当时，侯老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好，却对我们这些年轻后辈非常关心。侯老家住秀州中学教职工宿舍，一到课余时间我总爱到侯老家里，听他拉拉二胡，再听他说说对时事的看法，觉得受益良多。”戴劲男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曾经与侯家声是同事，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成为了忘年之交，谈起侯家声时总是尊敬地侯老长侯老短，像谈起一位兄长，又像谈起一位老友。

据戴劲男回忆，市委会成立前后，侯家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组织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服务扩大民进的影响上。侯主委的理念有两点：第一，民进的影响力当时主要靠社会服务。社会服务要想做出成绩来，就需要有很多优秀的会员，要想有很多优秀的会员，就必须加强组织发展工作。第二，发展会员的标准当时就是人脉、能力和热情。机构不健全，经费不够用，开展工作主要靠利用会内外资源，靠人脉。吸收有一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和工作热情的人入会才能让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会员发展更要靠人脉，彼此不熟悉、不了解怎么去发展新会员。

侯家声主委在领导市委会发展会员上有一个观点：发展新会员要侧重于他（她）人品和知名度，不管是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即便是幼儿园老师，只要他人品好，在单位有影响力，在社会上知名度高就可以吸收为会员。

市委会成立初期的会员发展除了要有较高的质量，还要有一定的速度和数量。与民盟相比，民进的组织发展工作相对慢了一些，侯家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一个优秀会员的影响力远没有建立一个支部组织的影响力大。于是，他要求班子成员在积极发展会员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基层组织（支部）的建立，只要会员达到会章规定的人数，就立即成立支部。基层支部多了，会员队伍就会不断壮大，就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就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民进的知名度。第一届市委会在侯家声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市直属中学支部、医卫支部、郊区支部、小教第一支部、小教第二支部、综合支部、秀州中学支部、七中支部。

1976年退休的侯家声身体每况愈下，患有肺结核和骨刺等毛病，行动十分不便，但他依然十分关心市委会的组织发展工作， 特别是市、县（区）之间的上下联动工作。侯家声积极发挥裘樟鑫、戴劲男等同志的作用，派他们出席、接洽各支部的各项会议和事务，为接下来的工作交接培养人才。

在侯家声的带领下，民进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虽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组织建设和服务两个文明建设上，但是作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参政党，谏诤言、献良策一直是自己的重要职责。这一点，侯家声毫不含糊。

作为市、县（区）两级民进组织负责人，他多次参加中共市委、县委举行的协商对话会或座谈会，积极参加地方大政方针的民主协商。此外，全市会员中有省、市、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48人，占会员总数的21%。政协嘉兴市第一届会议期间，侯家声领导并鼓励民进会员撰写的提案多达30 余件。其中， 由他直接提出或参与提出的政协提案就有7件。

第一次会议期间（1983年）有3件：一是和吴品芬提出推行督导制度的建议，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应设立“督导室”，配以专职督学。二是与金守义共同提出要求进一步重视民主党派办的嘉禾幼师音乐、美术训练班，解决学校资历、结业证书学历等问题。三是与戴劲男、崔钟联名提出提案，反映南门新兴街道群众的呼声，要求加速治理河东街臭水河。

第三次会议期间（1985年）也有3件：一是与戴劲男合撰的《建议筹办一所综合性的师范学校》。提出为了适应教育的发展，应在市内办一个

中等师范学校，内分普师、幼师和艺术师范三科。二是与戴劲男合撰的《建议嘉兴市运输装卸公司迁址》。为保证秀州中学学生的交通安全和教学，提出了嘉兴市运输装卸公司迁址的建议。三是与庄敬等合撰的《要求对老年妇女的鞋类亦要关心》，反映了当时老年妇女买鞋难的境况。

第四次会议期间（1986年）他与裘樟鑫等14人联合提交一件《建议建造一幢统战大楼》的提案。影响很大，引起轰动。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案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嘉兴市在十个方面

的统战对象近八万人,是一支很大的队伍…… 近几年来,在嘉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在为“四化”建设服务、振兴嘉兴经济上做出了贡献……我市和市属五个县政协组织委员总数有一千另五十多人,政协的任务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为了便于各位政协委员以及这些政协委员所联系、团结的统战对象活动和学习,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在实现我市“七五”计划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建议建一栋统战大楼(包括市政协、统战部、市台办、市侨办、市侨联等)。

办法: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和进行活动,我们提出两个方案供领导研究。一、新建统战大楼最好(最宜在中山路)。二、市法院迁移后,是否能做统战口办公活动(最好包括城区司法局房屋在内)。这样做有几点好处:⑴统战口各部门之间互相协作,便于工作和联系。⑵统战人士也便于联系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要求。⑶委员们提出的“委员之家”愿望也可实现。⑷对外交往、广交朋友活动中,吸引外资、人才、设备和技术,开展活动的地方也有了。⑸常委学习之外,便于组织委员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前着重学习周市长提出嘉兴市“七五”计划。⑹便于市政协四个委员会、十二个工作组的委组活动。⑺组织委员作诗、写书、绘画,开展书画交流和展览。⑻开办图书、报刊阅览室。

办理结果:嘉兴市计划委员会给予了答复。在侯家声等人的呼吁下,经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努力,各民主党派先是安排在吉杨路集中办公。2001年统战系统各部门(统战部机关、各党派机关、侨办、侨联、民宗局等)集体搬迁到现在的市行政中心五号楼(4楼)办公,办公条件大大改善。

在侯家声主委的组织下，民进界政协委员们还积极参与政协大会发言。在市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民进界委员裘樟鑫作了精彩的发言，点出了我市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在1988年召开的市政协一届五次会期间，侯家声已经病重，但他仍然组织会员提交了《全市人民要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努力》的提案。他还在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大会上作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特点、深化教育改革》的发言，并提出成立浙江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议案。

侯家声的一生，都是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度过的。尤其在他领导嘉兴民进的三十年时间里，社会服务始终是他紧抓不放的重点工作。在参政议政还没有呈现突出作用的特殊年代里，他始终认为，党派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是要靠优秀成员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来体现。据一些老会员回忆，侯家声在社会服务上花费精力最多要数主持嘉禾幼师音乐、美术训练班的教育。

“‘民主党派要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是侯家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看似普通的话，却表达了他的一份承诺和担当，字字珠玑，听了印象深刻，我一直铭记不忘。”民进秀州区支部会员潘哲华如是说，“侯老师是这样说的，更是一直努力实践这一诺言。侯老师是一位知名度非常高的音乐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任职主委期间，带领民进会员为社会做过许多有益的事。1982年至1984年创办嘉禾幼师音乐培训班，开展一系列活动，就能说明他在努力践行着这一诺言。”

上世纪80年代初，富有音乐教育经验的侯家声敏锐地发现，嘉兴幼儿园的老师中有一部分未曾接受过幼儿师范专业教育，他感觉这一现状会影响到嘉兴幼儿音乐教育的质量。经过党派的调查研究，还发现当时几个国有大厂自办的幼儿园中，大部分老师都是从本单位工人中抽调的，音乐基础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利用嘉兴民进组织有着以侯家声为代表的多名音乐老师的优势，秉承“尽力而为”的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宗旨，成立了“嘉禾幼师音乐培训班”。培训班成立后招生工作非常顺利，设置了键盘、乐理和视唱三门课，辅导老师有嘉兴七中的何嘉祥（班主任）、中和街小学朱人伟（键盘、乐理）、侯家声（键盘、视唱）。筹备就绪后，培训班于1982年暑期借中和街小学的教室正式开班，每周两次，为期一年。

创办“嘉禾幼师音乐培训班”时，侯家声才60多岁，但身体一直很虚弱，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脚上还长了骨刺，行动不方便。每次上完课，走在并不远的回家路上，他都要停歇好几次，他每次出门都随身带只小矮凳。好几次被儿子看见他坐在马路边，然后用自行车带回家。每每忆及这些，后来也加入民进的小儿子侯小雄总是哽咽落泪。潘哲华曾在他的《一句话的分量》一文中写道：“在生命盛放的过程中，即使是简单的一句话，有时也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侯家声老师于1988年因病去世，但他的‘民主党派要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的言和行，为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

侯家声借助党派的力量、发挥会员的优势，在社会办学上取得了累累硕果：1981年和1982年春、秋，他通过个人的关系，以民进嘉兴支部的名义，先后邀请上海、杭州教育界段力佩、金亮、陆月美等知名教育家来嘉兴讲学，做专题讲座。他们的教育思想、他们教学改革的实践，让嘉兴的教师大开眼界。

1982年至1984年的短短两年间，民进嘉兴支部在市总工会、妇联、工商联的协助下，先后成功创办嘉禾幼师音乐、美术训练班，培训幼儿教师，连续举办9期，培训幼儿教师320人。1983年10月，民进嘉兴支部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会员，先后到东栅乡、洛东乡、余新乡，向全体小学教师做有关小学作文教学和小学应用题教学的讲座，受到教师的欢迎。1986年6月，在侯家声的倡导下，民进嘉兴市委会开始主办建才业余外语学校，发动会内外知名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为学生补习功课。1988年7月，民进市委会还与市科协合作成立了“嘉兴市嘉禾科技咨询服务部”，为广大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

侯家声领导的嘉兴民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具有标杆作用的另一重大贡献要数延续了28年之久的社会福利院送医问诊。民进会员汪慧华在《坚守26年的承诺》一文中写道：“这是一份坚持了26年的爱心接力。1987年6月，在侯家声的支持下，当时还在嘉兴市第一医院护理部工作的民进嘉兴医卫支部主任李郁找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吴振华，主动提出将福利院作为民进嘉兴医卫支部提供社会服务的基地和窗口。双方商定每个月的10日为爱心服务日，由医卫支部定期组织内科、外科、儿科、骨科等医生为福利院的孤老、孤残和孤儿无偿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在侯家声等老一辈民进会员的影响下，26年前的这个承诺就这样由民进嘉兴医卫界的会员一直坚守至今，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据不完全统计，爱心服务活动中的福利院受益者已达3000多人次。28年过去了，如今的医卫界会员已经发展到30多名，他们分布在市区各大医院，支部也由原来的一个分为两个，但这项爱心活动在两个支部中轮流进行，依旧每月一次从不间断。用直属第一医院支部主委曹伟中医生的话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爱心服务活动，更是一种美好的传承，我们每个民进医卫界会员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个美好的传承。”后来入会的妇保医院黄华飞医生说：“前辈们将这根接力棒交给我们年轻一代，我们一定要接好班，并且把这根接力棒传下去。”

2015年6月，民进嘉兴直属医卫支部被民进中央授予全国“社会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关心会员、爱满民进，是侯家声立会为公、崇尚社会服务工作在会内的重要表现。

在侯家声入会的30多年时间里，特别是民进嘉兴市支部成立以后，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完全可以赋闲在家陪陪妻子、管管孩子、颐享天年，但是他却一心扑在党派工作上，孜孜不倦地履行市委会主委的职责。

据他当年的老搭档——副主委崔忠和裘樟鑫回忆，侯家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身体非常虚弱，因骨质增生双脚不能走路，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一丝不苟地主持市委会工作。需要开会研究布置工作时，他就让两位副主委崔钟、裘樟鑫和专职干部戴劲男到他家里去。需要和省委会、市委统战部、各县（区）联系时，就委托戴劲男负责具体的工作。他凭着内心对民进的无限热爱以及坚强的意志品质，关心市委会工作。

侯家声晚年坚持向政协会议提交提案，他的提案大多是关于老百姓的身边事、民进会员的麻烦事，旨在解决老百姓和民进会员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嘉兴市政协的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两份珍贵的材料，分别是《建议嘉兴市运输装卸公司迁址》和《尽快填掉南门河东街臭水河》两份提案的原稿，在“提案人”一栏都写有侯家声的名字。这些提案，有关心嘉兴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有建议筹备一所综合性师范学校的，也有治理臭水河的，甚至有关心老年妇女买鞋难问题的。从这些提案中，看到的是侯家声作为一名民进人为老百姓着想、办事的质朴之心、对组织负责的优良品质。

为办好民进的“嘉禾幼师音乐培训班”，侯家声可谓呕心沥血。教室、风琴虽都是借用的，但晚间用电、粉笔、纸张消耗、教师授课劳务费（每次2小时，只付0.5元）总需要一些开支，党派也没什么经费，只酌情收了很少一点的培训费来维持。侯家声并不宽裕，妻子又身患癌症，可谓雪上加霜，民进省委会知道这个情况后给他拨了一笔特别费以示慰问，可他却把这笔钱拿去贴补了培训班开支，真是一心为公。

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是侯家声最重视的工作之一。他用自己的真诚关心每一位会员，作为主委的他充分运用组织的力量帮助会员争取合法权益、解决实际困难。据戴劲男回忆，有两件事令他记忆深刻，也让他真切感受到民进会员亲如一家的氛围。当时，侯家声了解到会员沈堃由于种种原因，离休干部待遇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便派戴劲男去嘉兴市委组织部等反映情况，要求解决沈堃的离休干部待遇问题。经过多次沟通，这件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可侯家声对自己享受离休待遇的事却只字不提。还有一名会员周文哉，家庭人口多，住房特别困难，侯家声知道后多次以市委会名义跟周文哉的单位交涉，帮助周文哉较快地解决了住房问题，为会员免除了后顾之忧，安心搞好工作。

侯家声的一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投身教育，潜心创作，立会为公，爱满民进。接任侯家声工作的裘樟鑫主委用五句话概括了侯家声的一生：

一、侯家声是嘉兴民进的一面旗帜。

1956年下半年，侯家声加入民进。1957年1月，创建民进嘉兴筹备小组，使嘉兴成为除杭州市及杭州地区萧山县外，全省最早建立民进组织的县市，使嘉兴民进的历史比其他地市提早了20多年。侯家声主持嘉兴民进工作30年，在嘉兴民进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他长期在示范中学教授音乐，在师范教育界、小学界、音乐界有很高的声望。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中小学教师、音乐教师认识了民进并且认同民进，继而参加民进。他用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许多人，成为嘉兴民进的一面旗帜。

二、侯家声是嘉兴多党合作光荣传统的传承者。

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民盟、九三两个民主党派创始人的原籍和故乡，是多党合作的典范。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褚辅成是九三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嘉兴在“文革”前，就已经建立了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等五个民主党派组织，而其中民进和农工党是最早成立组织的民主党派。在1957年2月，政协嘉兴市第一届二次会议上，民进和农工党就作为独立的界别参加政协。侯家声是嘉兴市第一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担任政协常委（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增选）的，也是第一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担任政协副主席（嘉兴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1962.3-1963.3）的。

三、侯家声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侯家声参加民进之后，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时期。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民主党派成员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打击。但是侯家声一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从来没有一声怨言，没有一丝不满情绪，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诤友。

四、侯家声是立会为公的典范。

侯家声主持嘉兴民进工作30余年，工作条件很差，主要靠业余时间为民进工作。民进的活动、办公会议主要是在晚上或者星期天。当时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待遇还是按照原单位的工作待遇，侯家声为民进工作，都是他义务奉献和牺牲。为了支持民进工作，侯家声还把民进省委会发给他的个人补贴，拿出来支持办学。

五、侯家声是团结、民主、务实的好班长。

侯家声都是在个人工作之余，召集副主委开会商量民进工作的。当时，他主要负责幼师音训班（幼儿教师音乐培训班）的事宜。刚开始开办音训班的时候，主要是由民进、妇联和民建共同举办的，也产生了不少矛盾，他就第一时间召集大家一起商量。他还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建议。市委会成立之初，副主委裘樟鑫发现会员不分支部、不分小组，开展活动较为不便，于是就提出尽快建立相关支部的建议，侯老听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侯老非常信任他，他通过考察后提出的支部主任人选侯老也都同意了。后来，沿海开放城市可以发展民主党派组织，嘉兴市下辖的各个县（市）都在范围之内，裘樟鑫提出应该马上到县里发展民进组织，侯老也听取了他的意见，经过主委办公会议研究后，决定派他到县里发展成员并筹备建立组织。这才有了今天嘉兴五县两区都有民进组织的局面。

侯家声先生年表

1916年 2月,出生于平湖城关镇东小街桑园弄。父亲侯文明,母亲钱六宝。父逝,由继父应利增养育成人。

1934年 2月,入读上海华华中学(至1936年12月毕业)。

1937年 2月,考进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地址在平湖)任干事,从事教导宣传工作。12月,在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在丽水)任指导员,从事经济调查工作。

1938年 10月至1939年9月,在遂昌县民众剧场、青田县民众剧场工作,任青田县民众剧场场长。

1939年 冬,浙江省建设厅太平区经济建设实验区任指导员,从事经济建设文化动员工作。3个月后任宣平县曳岭区经济实验区区长(至1940年7月)。

1940年 9月,瑞安中学任教。创作抗日歌曲《四月风》(为纪念“四一九”而作)。

1942年 8月至1943年12月,在国立福建音专选科求学、肄业,为马骅的《恋歌》配曲。

1944年 2月,云和师范任音乐教师。

1945年 2月,瑞安中学任音乐教师。

1946年 2月至1947年1月,省立处州中学任音乐教师。

1947年 8月,东阳中学任音乐教师。

1948年 2月,鄞县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师。

1949年 1月,省立嘉兴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师。

1953年 10月,省立嘉兴师范学校更名为浙江平湖师范学校,继续任教音乐。

1955年 9月,在新建立的嘉兴师范学校任教音乐(至1962年7月)。

1956年 12月15日,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7年 1月10日,任民进嘉兴市(县级)筹备小组组长。1月,增补为政协嘉兴市第一届委员。2月,增选为政协嘉兴市第一届常委。

1962年 3月,当选政协嘉兴市(县级)第二届副主席(至1964年1月)。9月,在秀州中学任教音乐,直至退休。

1963年 2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1964年 1月,当选政协嘉兴县第一届常委。

1966年 6月,当选政协嘉兴县第二届常委。

1976年 3月,退休。

1980年 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2月14日,任民进嘉兴市(县级)支部主任。

1982年 1月,当选政协嘉兴市(县级)第三届常委。

1983年 12月,当选政协嘉兴市(地级)第一届常委。

1984年 8月26日,当选民进嘉兴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委。10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88年 11月15日,在嘉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