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立身（1920—1990），生前为浙江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上世纪50年代加入民进组织，历任杭州市人大代表、民进浙江省委会委员、民进省直属浙师大支部主任、民进金华市委会主委、政协金华市副主席。俞立身是金华民进的创始人，为民进地方组织的创建、发展、壮大做出过很大贡献，赢得了广大民进会员的拥戴和赞誉。

流离不失报国志

1920年2月19日，俞立身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县柯桥镇，3周岁时随父母迁居杭州。父亲俞乃恒、母亲韩斐卿双双行医，开设诊所，救死扶伤，奉公守法。两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终生以行善积德为本。父亲给长子起名立身，字伯琴，管教甚严，盼望儿子能早日独立生活，立足于社会，又有文化涵养，以便子承父业，光宗耀祖。当年俞氏家境还算殷实但并不富裕，而俞乃恒一心要把儿子培植到大学毕业，这对于一个小资家庭来说，实属不易。母亲对立身的管教比较放任，更多的是宽容和引导，于是，少年俞立身更亲近母亲一些，他酷爱自由，释放童真，养成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

俞立身的中小学阶段，除在安定初中读书一年外，均在教会学校蕙兰（现杭二中）完成。当时的教会中小学学生普遍存在亲美崇美的思想，但俞立身没有。他从小热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汉字写得工工整整，文言读得滚瓜烂熟，各科成绩优秀。课外特别爱好体育运动，打球跑步练武术，样样拿手。同时喜欢阅读武侠小说，崇拜英雄，正义感很强。上中学时，见豪门弟子欺侮班里的弱小同学，他常会挺身而出，“路见不平一声吼”。不畏强暴，扶困济贫的品性一直陪伴着他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俞立身就读的蕙兰高中宣布解散。同年10月，高中肄业年方18虚岁的俞立身随父母逃难至兰溪，暂时寄居在亲戚家。既没有继续升学的可能和机会，也没法自找谋生的出路，俞立身处于焦虑和不安的困境当中。三个月后，经人介绍，俞立身进了浙江省教育厅办的碧湖青训团政训班学习，半年后结业，被派住第十集团军宣传科剧团谋职。演戏、出板报、办夜校、宣传抗日，全是打杂的活儿。思想单纯的俞立身心想此举虽然薪俸甚低，但多少可以减轻一点家庭负担，就坚持做下去。青训团的正规教育旨在服从党国利益，献身蒋委员长，宣传抗日只有依靠国民党才有胜利希望，同时对共产党有很多不实的负面宣传。俞立身想自己看个究竟。有一次，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队经过碧湖，士兵们都很年轻，纪律严明，行动静肃，根本不像长官说的那么可怕，他们是开赴前线真正去打鬼子的队伍。俞立身与一些较正直的同窗本来就看不惯青训团里那批政治教官，对其笼络人心、扩张个人势力、打小报告的恶习恨之入骨，于是在无形中就产生了一个小团体与之对抗，还把一名腐败透顶的中尉科长连同他的勤务兵痛打了一顿，以泄私愤。大家还做好了被撤职被开除的思想准备。年轻气盛的俞立身就这么率性、耿直，勇于冲撞，敢于担当。

在第十集团军干了半年之后，俞立身接父亲来信，于1939年2月举家迁往贵州，在西南大后方落脚，还是回到升学读书的老路上来。他先在都匀家中温课，接着在省立贵阳中学借读，当年9月考上了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这让二十弱冠的俞立身分外欣喜。体育是他的最爱，毕业后可以做中学教员，感觉这职业不错，他就安下心来努力攻读。没想到在国体师专读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了三青团，老师强求他报名参加。当时的训育主任还拿参加三青团后可以有经费出去活动为诱饵，这正满足了青年学子希望通过体育表演、球赛一展个人风采获取社会好评的欲望和虚荣心。对俞立身而言，参加三青团倒是歪打正着，只是报了个名，一次政治学习或活动都没参加，却让他在各种体育竞技比赛中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从小对篮球情有独钟的他，无论寒暑，不管晴雨，每天都会在球场上苦练奔跑、运球过人、上篮投球等专项技术，达到十有九中的娴熟程度，每次外出球赛，有他参加球队就会赢。可谓天道酬勤，俞立身用他辛勤的汗水、高超的技艺，为日后进入国家篮球队充当主力后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时在贵阳，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冲突已初露端倪。一向对政治敏感的俞立身推测未来抗战一旦胜利，内战不可避免，关键要看究竟谁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着想，谁这样想这样做了，他就拥护谁跟谁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是俞立身的立足点。他以体育报国的坚定信念为自豪，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中，实属难能可贵。1941年末，俞立身在国立国术体育师专毕业，随即于1942年初赴四川北碚私立兼善中学任教体育，同时还在校外兼课以增加一点经济收入，生活相对平静下来。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在大后方的四川只能听信国民党的负面宣传，说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当然要解除武装，而全然不知真相。

1943年4月，虚龄24的俞立身迎来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王欣棣女士结婚。王比俞小一岁半，浙江瑞安人，其父王咸卿是开明绅士，家境优越。欣棣姑娘是大家闺秀，不仅端庄秀丽且聪明贤惠，刚从国立贵阳医学院护士职业学校毕业。两人邂逅，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很快完婚。次年9月，长女俞蕾依出生，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在动荡的岁月里诞生了。1944年8月，俞立身的父亲俞乃恒在云南曲靖病故，享年60岁。在悲伤痛苦的情绪中，俞立身告别四川北碚兼善中学，应聘来到云南昆明昆华师范学校任教，当童子军教官，但因校方少发了半个月的薪水，只在该校待了四个月即愤然不辞而别。

1945年初，俞立身应同学邀约应聘进云南蒙自第十八集团军，正式入伍，担任十八师武术教官，军衔为少校。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历时整一周年的十八师教官经历，印象极为深刻。这里的士兵爱国情绪高涨，身体特棒，营养好，重视环境卫生，全副美式装备，官兵关系融洽，所以工作情绪很高。”俞立身为部队体训班的士兵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体力，严格训练，亲身示范，同时还常常用抗日救国的话激励学生。这些学生士兵在军事科目测试中，几乎全部优秀。三个月内，就有五六十人报名应征赴缅作战，抗击在东南亚的日军。他们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在缅北丛林中高挂中国远征军的旗帜，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竟有半数以上的年轻将士为国捐躯。俞立身在蒙自得此消息，忍不住潸然泪下。同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俞立身曾随军赴安南（现越南）、暹罗（现泰国）受降，历时一个月。回到昆明，体训班停办，无事可做，军旅生涯悄然结束，前途渺茫。眼看抗战是胜利了，但国共合作或分裂，很难预料，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从缅甸逃跑回滇的士兵格杀勿论，龙云的滇军屡遭排斥，处境极为艰危。俞立身决心完全脱离军队生活，回到民间与妻儿相守。可是自己失业没有收入，仅靠妻子在云南大学校医室供职的一点微薄薪水，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家人在云大的住所也十分简陋。

屋漏偏逢连夜雨，天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这年10月，俞立身的母亲韩斐卿、胞弟俞润身因飞机失事亡故，母亲享年64岁，胞弟俞润身不过23岁。俞立身亲眼目睹飞机失事，面对生母与胞弟的尸骸，他痛不欲生，肝肠寸断，万般悲恸。

当时，反动当局对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爱国学生的举动十分恼火，实行严厉镇压。俞立身对此愤恨有余，同情两校学生的遭遇，只是不敢贸然行动。直至1946年初到昆华体师谋职，眼见昆明爱国学生运动空前高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呼声铺天盖地，游行示威不断发生，俞立身才真正觉悟，协助西南联大学生做些外围工作。同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终于激起了俞立身心头的怒火，第一次上街游行，融入到爱国学生运动洪流中去。目睹不畏强暴英勇献身的青年学生，俞立身感同身受，逐渐对共产党人产生了敬仰，对时局也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1947年初，俞立身思乡心切，拖家带口携妻儿迁居杭州，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尽管当时时局还不稳定、社会还在动荡，但毕竟有了一个落脚之地（清泰街158号），又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省立建国中学当体育教师兼年级导师，他心里多少有些欣喜。次年5月，长子俞志伟出生。工作和生活能安定下来，是俞立身当时唯一的愿望。之后两年，俞立身先后在杭州私立树范中学（现杭九中）、私立安定中学（现杭七中）任职，执教体育老本行，也当过总务主任、生活组长。他在教学业务上的特长、一如既住的热情和精益求精的作风，很快得到了杭州教育界、体育界的认可，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于是俞立身在杭州就产生了相当高的声望，无形中成了“体育权威”。

1949年，国共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冷峻的气氛在全国蔓延，杭州也在其列。浙江大学农艺系学生于子三在反迫害的抗暴学运中遭逮捕，竺可桢校长出面保释也没奏效，结果在狱中被害，年仅23岁。事后社会各界为于子三举行公祭。俞立身出于义愤和公正，与安定中学的部分师生也出席了公祭活动，为于子三出殡。其爱国抗暴的精神有目共睹。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三十而立的俞立身经受了新旧社会交替的巨大变革，亲历了政权更迭的震荡。这年8月，他有了次子俞志坚。这位有三个子女的年轻父亲，从旧社会走进了新社会，从全面崩溃的中华民国走进了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动荡不安中求索，在流离失所中坚守，在风雨飘摇中奋进，矢志不渝爱国心，心无旁骛报国情，正是俞立身前三十年生命的真实记录。

蓄情坦荡任天真

1950年1月起，俞立身连续七年在杭州七中（原安定中学）任教体育课，当体育教研组长。因为自己是旧社会的过来人，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俞立身多少还有些不适应，遇事小心谨慎，对人尊重宽容，不敢大鸣大放，也缺少热情主动。可是，他的率真耿直的个性实在没法掩饰他的内心世界。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习很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不放松。对待土改，俞立身赞成和平分田，同情地主，曾受到指责；对待镇反，俞立身被迫检举了岳父是怕犯包庇罪，曾遭到批评；对待抗美援朝，甚至觉得这是自不量力，有恐美情绪，更是让人无法理解。妻子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起初他也不同意。“三反五反”斗争到他的房客（当时俞家有两间平房出租）身上，他就不乐意。所有这一切，虽然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有过深刻的反省，也认真写下过自我批判，但还是觉得有些委屈。思想认识跟不上社会前进的脚步，这就是俞立身当年的现状。但对于教育教学业务，俞立身的认真态度却是处处可见。不管哪一级领导，对其官僚主义作风、形式主义做法，空喊口号不做实事的虚伪表现，他都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当时杭州市文教局对体育课不太重视，既没有全盘计划也没有具体指导，平时很少下基层。俞立身就在全市体育教师座谈会上对此提出公开批评。当年在杭的国体毕业生只有三人，且平时也很少往来，市教育工会领导竟说他们（包括俞立身）是在搞宗派，不提以团结为重，好好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俞立身对此也有过严正交涉。至于开会、讨论、选举、表决之类的事，全是在走过场、搞形式，俞立身同样反感。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的思想改造中，俞立身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一番。弃旧图新的蜕变，让他逐渐摆脱了旧社会思想观念的束缚，自觉接受了新社会新思想的教育，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52年9月，思想改造学委会对俞立身做出了实事求是的鉴定：“该同志的学习态度由开始时的散漫被动转向现在的自觉主动，转变很大；暴露批判比较深刻，有改进决心，希望今后巩固发扬已得收获，做党和人民的好儿子。”

1953年，俞立身一家迁居杭州市马市街小营巷35号，比原住地略为宽敞。50年代中期，俞立身在杭州中教联谊会组织里认识并结交了一些老同志，其中有不少是民进老会员，他们曾追随马叙伦、雷洁琼先生做过不少事，崇尚民主、思想开明，追求进步。俞立身受其影响和熏陶，倾慕之情溢于言表，于是萌生了加入民进的想法，并于1955年9月正式递交了申请。经民进基层组织和民进杭州市分会的审查核准，36周岁的俞立身于1956年8月5日正式入会，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当年民进基层组织对俞立身的总体评价是“工作积极、思想落后”。综观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的俞立身的真实表现，率真、直言是他的天赋秉性，因此这种“落后”正是他在自然状态下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当时对一些事还无法理解的反映。时年，在民进杭州市委会印制的《发展会员情况汇报表》中存有如此表述：“前几个学期来，讲话较随便，学习也较随便，最近有所扭转。工作积极肯干，专长体育技术（尤其是球类），群众关系特好。”这一表述正好是俞立身在杭州七中任教七年间最直白最中肯的组织鉴定，是对其现实表现的总概括。在杭七中，俞立身历任事务主任、生活组长、体育教师、体育教研组长等职，尤以后者时间最长。在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当事务主任、生活组长期间，他一身正气，热心为全校师生服务，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主持学校后勤工作，他坚持倡导勤俭办学、开源节流的理念，处处精打细算、公开账务，接受师生监督。俞立身曾在校务会议上明确表态：“我个人绝对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请同志们放心！”俞立身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除上好每一堂体育课外，他团结同事，积极而有序地开展学校球类运动队的集训，并且在杭州各中学的篮排球竞赛中频频获奖，为杭七中赢得了很多荣誉。

当年俞立身入会的介绍人祝国均在“介绍人意见”栏目中写道：“该同志生活习惯较为散漫，过去牢骚较多，对各项政策有他个人的偏面见解，在众多朋友中常发表出来，而工作业务能力在一般教师之上。”另一名介绍人汤祖亮写的是：“该同志工作经验丰富。刚解放时，认识上不够清楚、会说些怪话，经长期的学习与党的教育，现在进步较快，工作积极，威信很高。”民进基层支部的意见为：“除简历较简单外，基层组织讨论同意通过。”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入会介绍人及民进各级组织对俞立身所做的鉴定是客观真实的。

在今天看来，俞立身的所谓“散漫”、“牢骚”，只是其任性和思想活跃的表现，并非立场观点的错位。而“有他个人的偏面见解”，可见其很有个性，敢于当众直言己见，是光明正大的姿态。至于“认识上不够清楚”，这是多数刚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常有的状况。“会说些怪话”，虽无从了解其具体内容，但亦属正常。无论怎么说，俞立身的所言所行都很鲜明，很外露，很坦诚，也很天真可爱，大有“心存真善、美自天成”的自然美感。组织对俞立身的主流价值观和人生观是表示认可的：“工作积极，业务能力强，群众关系好，威信高，进步快。”这正是他敬业爱岗、诚信友善的现实表现。

处于中青年时期的俞立身，能很快适应新中国的体育教育事业并身体力行，始终处于一种上进的姿态。1956年末，俞立身调往杭州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58年后学校升格为师范学院，俞立身担任公共体育教研室主任，并当选为民进杭州市委委员。1962年，杭州师范学院与浙江教育学院、浙江体育学院合并，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俞立身任学院公体教研室主任。同年当选第四届杭州市人大代表，兼任杭州市体委副主任。1964年， 任省篮球协会主席、省体委裁委会主席、省高校体协主任。1965年浙师院迁校至金华，俞立身续任公体教研室主任，并当选为金华县政协常委。

自入会到“文革”初始正好十年，俞立身在这十年中的主要经历及表现有史实为证：

一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非常直率坦诚。1959年10月，俞立身在民进杭州市委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大办钢铁搞过火了，老师学生都去炼铁炼钢，这怎么行？抽许多时间去干活去劳动，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是得不偿失。”又说：“总路线要多快好省，实际上是落实不了的”，“人民公社宣传太脱离现实了，大家都去吃食堂住集体宿舍，还要不要家了？”“当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物资极度匮乏，什么都要票券，究竟是怎么回事？”一面无奈地顺大流去践行“三面红旗”，一面又开诚布公地发些“牢骚”，这就是当年俞立身的状况，其正直质朴的品格与个性历历在目。

二是对三年困难时期和党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见解十分中肯明确。1962年5月，俞立身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断言：“国家现在有困难，一些地方还饿死了人，但能及时调整政策，向好的方向转化，总是好事情。我小儿子今年小学毕业，可初中招生人数有限，很可能入不了学，那就让他在家自学耽搁一年再说了。”身为高校教师，在政坛上有一席之地的俞立身能如此设身处地地体谅国家的难处，顾全大局，值得称道。

三是对国内外时局的关注，有远见有分寸，也有期盼。1963年4月26日，民进杭州市委会召开恳谈会，俞立身当仁不让讲心里话，不怕讥讽顾忌，他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这阴谋不会得逞。大家不要有顾虑，他就是派飞机来轰炸，我们也不怕。我在旧中国军队里待过，中国军人大多还是爱国的，他们反对战争，更反对内战，拥护国共合作。”当年能这样说话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在反修问题上，我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中苏吵架，一只碗响不起，两只碗叮当响。我们也总有些缺点毛病，不能全怪对方。把反帝转化为反修，是否妥当，值得商榷。苏美冷战会持续多久，谁也说不上来。”“对古巴和越南的援助，要有个度，不能勒紧裤腰带去帮助，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团结互助也要倡导独立自主嘛。”对治国理政、民主法制建设，俞立身甚至不惧个人得失，大胆陈述己见：“历次运动来了，大家总觉得共产党员的话都得听，我们民主党派讲话就没人听了，这不对。民主建设问题，我们学习得更深入，要发挥好作用。讲民主，就是要让大家畅所欲言，不受拘束。让老百姓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俞立身这样表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年，确实是胆大妄为之举，不能讲这些话是金玉良言，但的确是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

四是工作勤勉，身体力行，忠于职守。俞立身先后在多地多所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院校执教体育课，也当过多个体育项目的教练。他一直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胸怀开阔，为人诚恳，坚持“身教重于言教”，这对莘莘学子和年轻人精神品性的熏染和塑造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无论在浙江还是当年远赴云贵，无论在杭州还是在金华，他总是怀着报国强国的理想，充分感悟生命的恬静、感动与美好。与众多年轻学子一起，刻苦攻读，艰苦训练。淡泊名利，为师清廉，是俞立身一直遵循的为人处事准则。在踏实做事、宽容处世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他又不失儿童般的天真，心底善良纯净。俞立身的人格魅力正在于此，他的好胜心和正义感，全出于他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体育课上，他既能起示范作用，传教各种技术技巧，又能从理论上道理上将体育技能解析得头头是道。他甚至还能全文背诵毛泽东（笔名”二十八画生”）青年时代写的文言论文《体育之研究》。

五是治学严谨，业务过硬，著述颇丰，业绩不凡。俞立身在浙江省体育界、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国家篮球队主力队员，还因为他是浙江省首批田径、篮球、游泳项目的国家一级裁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在杭州举办的篮球国际比赛，必定要请他做裁判，无人可以替代。1964年，俞立身实至名归，以他的声望和实力，荣登省篮球协会主席、省体委裁委会主席、省高校体协主任的宝座。在俞立身心目中，热衷于公共体育事业，服务于公共体育事业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特别崇尚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诲，并努力去践行。俞立身还先后编撰发表过数十篇体育论文，其中有《体育管理入门》、《武术短兵裁判法》、《篮球规则实用教材》、《高校体育系建设指南》、《如何开展群众体育》、《公体教师的职责与担当》等一系列颇有实用价值的专业著作，省内高校体育专业多次采用了俞立身的教育教学指导。他的博学慎思、求真崇德的师长风范永远镌刻在人们心里，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沉默坚守为哪般

浙师院从杭州搬迁到金华还不到一年，“文革”风暴骤然而起。仿佛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学校停课，校办工厂停工，教师集中学习，学生处于无政府状态，党组织不再起任何作用。一时间，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的标语口号俯仰皆是。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许多人都在接受何去何从的选择，经受如火如荼的严峻考验，动乱的岁月开始了。

知名度很高的俞立身，当然逃不脱这场空前的劫难。1966年深秋，“红卫兵”抄了俞立身的家并将他扫地出门，关进“牛棚”，同时要随时揪出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走资派的忠实走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一顶顶可怕的“帽子”接踵而至。每天除了劳动改造，就是遭批斗、写检查、受折磨，弄得身心疲惫不堪。幸好他有一副体育教师的好身板，年近半百的俞立身还扛得住。在屈辱与批斗中求生，在诬陷与动乱中守望，唯一的办法抑或出路就是沉默。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在“牛棚”简陋的居室里，在昏黄微弱的灯光下，俞立身一边写着反省检讨，一边攻读毛主席著作。他反复地阅读，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认真思索张思德的高尚品格，白求恩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愚公的顽强斗志，感受毛主席著作中一个又一个闪光点，并以此对照检查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所作所为。在英雄人物面前，俞立身自愧不如，下决心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同时，他对自己“文革”前十七年的经历作了认真的回顾，从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全面而实事求是地检点了自己的过失和存在的问题，写下了长长的“斗私批修”的“反省”材料。俞立身的内心世界是坦荡的，虽然不能接受眼下的风云突变，但他可以敞开自己赤诚的灵魂向党交心。他不相信天就这么变了，他坚信公平和正义会回到自己身边，他确信共产党会日久天长。总有一天，自己会回到革命阵营中来。下地种南瓜，插秧种水稻，挑土筑水坝，挥锄栽树木，一时间劳动倒成了俞立身的最爱。无论如何要挺住不倒下，才能守望明天祈盼未来。俞立身终于熬过了艰难的三年时光。

1970年，浙师院一分为三（金华师专、丽水师专、台州师专），俞立身再度奔走他乡，来到浙南松阳，担任丽水师专的公体教师，一干又是三年。身边没有亲人，妻儿远在省城，孤独失伴、默默无声。他只能任劳任怨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工农兵学员，让学员们毕业后成为合格的中学体育教师。

在后来的回忆中，俞立身曾有过真切的表白：“在松阳的三年，我过得还算充实。生活不免清苦，每月微薄的工资中要拿出一多半寄往杭州家中，维持妻儿最低的物质需求，自己一直省吃俭用，不敢多花一分钱。松阳那地方，交通不便，但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很适合体育锻炼，也很适合做学问。于是我有时间好好整理、修改、充实自己过去撰写的专业旧作（包括论文、讲座稿、教材等），并拿出来与同行作了深入的交流，发现有不少体育理论有待重新定位，有不少体育实践有待提升和总结。当时没有打印设备，我就自己动手，借了钢板、铁笔，买了蜡纸，一页一页地刻写下来，再用手推机印出来分发给老师和同学们读用。当时每周我有18堂课要上，比中学体育教师的课时数还多，但并没有影响自己对教学业务的钻研。”

1973年，俞家不幸再遭磨难。此前，俞立身夫人王欣棣是杭州市急救站的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坚守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不料在一次抢救危重病人途中，她乘坐的急救车出了车祸，人被摔成了重伤，幸而抢救及时挽回了生命，但已不能正常上班，只好因工伤而提前退休。俞立身随即赴杭探视，夫妻向隅悲泣。王欣棣当年跟随俞立身从云贵返回浙江，先在杭州市防疫站任公共卫生护士，后调任急救站当医生。她独自养儿育女，万般艰辛，却从不喊累叫苦。她与夫君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贤德俱全。有了这份笃真情爱的支撑，更有了尚未丢弃的专业酷爱，再加上成百上千学子对师长的敬爱，俞立身坦然坚守着“文革”十年遭罪而清贫的岁月，始终以积极的心态、乐观的情绪看待时局，等待光明的到来。

春风浩荡暖心怀

经历“文革”十年的风雨洗礼，俞立身回首经受过的批判和责难，他无怨无悔。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也相信久违的民进组织，确信动乱的日子会尽早结束。果然，“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上下欢欣鼓舞。一向有着坚强意志力的花甲老人俞立身，一下子仿佛年轻了好多岁，如沐春风骄阳，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朝气和活力。1976年，浙师院合三为一，三所师专的教职员工重返金华原地办学（后学校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俞立身续任公体教研室主任，并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流年未歇，进取不止。有多少事等待着俞立身去做，有多少情等待着俞立身去还，更有多少人等待着俞立身去关注和帮助。

首先是拨乱反正。协助校党委组织部澄清“文革”中遭受批斗、蒙受冤屈，甚至降薪撤职教工的事实，推翻所有不实之词，还他们以清白，并落实他们的职务，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充分调动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其次是组织学习。特别是深入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要求全校公体教师统一思想、坚定信念、清除“四人帮”流毒，揭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充分领会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再次是准备并完成“文革”结束后的首次招生。注重当年全国统考的成绩，看重新生的政治质量和身体状况，尽最大可能录取那些品学兼优的考生入学。同时组织教师暑期备课并进行师德培训。最后还要整理并修建校运动场馆和田径场。为节约开支，很多体力活都发动师生自己干。同时，还得走访教工家庭，巡查学生宿舍，办好公益食堂，分步实施相关工程，兴建教学大楼。如此纷繁公务，千头万绪，既要尽心又要竭力。作为全校公体教研室主任的俞立身虽非共产党员却是行政领导，必须身体力行才可。由于他的努力，1980年浙师院公体教研室荣获全国体育卫生先进单位称号并给予奖励。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俞立身意识到自己是民进会员，有双重身份。于是，他主动找上门去，拜访了中文系的方文惠、数学系的程其坚等老会员，经常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聊天，而话题往往落实到如何重新开启民进的组织生活，并积极物色合适的对象，引导他们加入到浙师大民进队伍中来，为日后成立的省民进浙师大直属支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浙师大成为金华民进组织的发源地。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间，俞立身常不回家睡觉，长年在办公室里搭一张行军床稍事休息。他往往白天在校园内东奔西走忙这忙那，夜晚才回办公室，在灯下做案头工作，或精心备课，或撰写论文，或拟订公体发展规划，一般都要子夜时分才会上床休息。这段时日，俞立身常挂着久违的笑容，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会心的微笑。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浩荡，迎来了自己生机盎然的老年，也为那些被党的政策熨平了留有伤痕的心灵，更为会内外许多同事朋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而骄傲。要“珍惜”啊，俞立身经常念叨着这两个字。

1980年初，俞立身年满60周岁，要从浙师院一线教学岗位上歇下来退居二线，但人并没有退休。算下来，几十年里除从军那两年外，俞立身都在学校为师，仅高教教龄就长达24年。坚守讲坛，坚守运动场馆，坚守道德底线，坚守职业操守，继承民进传统，注重培养人才，为人师表，当之无愧；桃李满园，硕果累累，俞立身万分欣慰。

铸志清明求淡泊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俞立身无法安享晚年，却实实在在地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俞立身一家五口，妻儿均在杭州做事、读书、供职，算上孙辈共八九个人，只有俞立身一人独居金华，多年蜗居在浙师大，全身心地投入他所热爱的事业并义无反顾。从花甲之年到古稀之岁，俞立身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一是续任浙师大公体教研室主任，担当行政领导并安排课务，二是负责筹建民进金华市委会并参与市政协的相关活动。

在浙师大，学校要兴办体育系并为日后升格为体育学院做准备，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招聘吸纳优秀的师资。俞立身凭借自己的声望和老关系，先后引进一批高端体育人才，其中有省篮球队原队长寿立群，国家体操队原队员叶加因，南京邮电学院副教授金学书，安徽师大生化讲师施耀明，杭州师院篮球教练郭福提等等。求贤若渴的俞立身后来又介绍其中四位贤才加入了民进。体育系成立初始，有不少体育同行极力推举俞立身担任系主任，可是他一再婉言推辞，他说：“我还是干我熟悉的公体吧，把系主任的位子给更合适的同志。”事后是让民革金华市原主委沈福隆教授当了系主任，他是俞立身的老同事。俞立身主动让贤的高风亮节让人十分感动。俞立身退而不休。65岁那年还坚守着自己的老本行，不仅给本科生上示范课， 还认真仔细地审阅编撰了《浙江省高等学校体育教材》，并在全省推广试用，同时还联系实际写出了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办好高师体育系的调查报告》，受到了省教育厅和省体委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俞立身为广大体育工作者精通业务又一次做出了表率，提供了范例。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波及浙师大，俞立身为维护安定团结，亲临学生游行队伍，与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陈培德同志一起劝阻同学们上街，防止事态的扩大，成为各民主党派学习的榜样。俞立身还代表浙师大出席过省劳模大会，在会上做了“开展群众体育竞赛”的经验介绍，同时又被推举为省科协体育专门学会的常务理事，进而担任省体育学会副主席，后任顾问。

对民进组织在金华的发展，俞立身可谓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在1982年，受民进省委会指派，俞立身就出任省直属浙师院支部主任，并负责筹建民进金华市委会，同时被推举为金华市首届政协常委。要筹建民进金华市委会，谈何容易，要做的事真的是千头万绪：首先是组织建设，全面排查当年健在的老会员状况。浙师院是金华民进的发源地，上世纪50年代在杭州入会的，要一一去拜访，从外地转调金华的，要上门认识，工作量大，时间紧迫。俞立身置年事高、疾病缠身于不顾，日复一日、接二连三地去做这件事。个把月内，他先后走访了方文惠、程其坚、沈廷华、唐伟轼、诸葛仁、王绍善等与自己年纪相仿的老会员。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诸葛仁家在竹马乡下，俞立身就邀约许学初、楼骏两位会员徒步行走十多里沙石机耕路才找到。浙师院支部的早期会员施耀明、蔡继英、周南琴、叶加因、蔡其容、陈淑钦、陈胜男，二中支部的林仲达、李元、丁海妹，汤溪支部的李仲先、邵宗和、张润栽，六中支部的王守尧、郑克峰、吴志坚、叶政中、陈迪南，教育支部的余鸿茂、王其表、楼骏、陈茂庆，文艺支部的许学初、倪如松等会员家里，俞立身挨户登门相认相知，犹如走亲戚般，尽了“家长”的义务。筹委会诞生前的金华民进会员，也就在30人上下。摸清了组织的家底，俞立身内心踏实了许多。

其次是思想建设。以党为师、立会为公是立会宗旨，尊老敬贤、和衷共济，是民进的光荣传统。再就是确定好地方组织的主要任务，尤其要利用好发挥好民主党派“人才库”、“智囊团”的特殊作用，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为建设美丽新金华做出贡献。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积极参政议政，永远以共产党为良师益友，展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本色。还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要求全体会员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至少成为部门、行业、单位里的骨干，争当先进和模范，同时做到遵纪守法，守住道德底线。切实做到并落实好这一些，才谈得上思想过硬，作风优良。

接下来还要搭建好市委会的领导班子，健全组织机构，设立办公场所。选配筹委会班子成员是俞立身亲自物色并报请民进省委会批准的，皆为德高望重的民进前辈。俞立身曾当众明确表态：“要我来当这个主委，是会员对我的器重、信任和鼓励，我一定不辱使命，扎实做好工作，不求名利，不计报酬，不推卸责任、不喊累叫苦，请大家相信我支持我，好么？”俞立身的话音刚落地，就赢得了一片掌声。1983年8月20日，金华民进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布筹委会成立。民进省委会副主委计克敏、李天助，秘书长吴畏专程来金华与会。李天助宣读了省委会的贺词，中共金华市委副书记高允孝、市委统战部长李显文莅临大会并发言。大会宣布民进金华市筹委会由5位同志组成：主委俞立身，副主委李仲先、郑克峰，委员许学初、余鸿茂。是时，俞立身当选为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自筹委会成立到民进金华市委会正式成立的两年间，俞立身大刀阔斧加强自身建设，展现积极向上的进取态势：先派遣郑克峰赴北京参加民进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本次大会理应由俞立身参加，可他让给了副主委郑克峰。后委派副主委李仲先赴南京出席华东民进会务工作会议，让自己的左膀右臂两员“大将”聆听民进中央指示，熟悉会内外的日常要务。紧接着首次召集相关会员作社会服务的经验交流，充分挖掘基层骨干的聪明才智。同时创办了《金华民进》报（季刊），提供参政议政、各抒己见的平台。翌年9月，民进文化补习学校在汤溪挂牌，他亲自选派优秀教师授课。该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考上线人数达60%以上，深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1984年，金华民进有9名会员当选市政协委员，有2名会员当选市政协常委。每年“两会”上都能发出金华民进的声音，扩大了民进的影响。1984年2月，俞立身率5位会员赴杭州出席民进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如何加强参政议政力度与兄弟地市同仁作了深入交流。3月，组织会内多名教师到多所中小学调研，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呼吁，张扬民进在教育领域的优势。俞立身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当过学生，也当过老师，我们不能只当教书匠，更要注重育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才是今后教改的方向。”筹委会运行两年，领导均深入基层，健全了支部生活，发展了数十位新会员，壮大了队伍，统一了思想。经多次酝酿，市委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1985年6月15日，民进金华市委会正式成立。仪式隆重而简朴，近百会员欢聚一堂，喜庆这个庄重吉祥的日子。民进省委会领导计克敏、邱镕钧到会祝贺，中共金华市委领导李克辉到场讲话。俞立身则代表筹委会对两年来的工作作了全面客观的回顾，对今后的工作作了整体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全体会员寄予厚望。人们发现，俞立身竟然是在脱稿演讲。在他务实、恳切、感人的话语中，渗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畅叙着忧国忧民的情怀，表达出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意愿，坚信多党合作一定能地久天长，繁荣兴旺。俞立身精彩的演讲，激起了全场持久而热烈的鼓掌。经过民主协商和投票选举，民进金华市首届市委会诞生。主委俞立身，副主委李仲先、郑克峰，秘书长许学初，委员余鸿茂、戴飞云、楼骏，共7人组成。1986年4月，俞立身当选为政协金华市首届副主席。“俞立身晚年曾多次带病出席民进活动，且从不派车接送，总是乘公交前往。这位满头银发的老者蹒跚步行，艰难地挤上公交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生活清淡，常常在会议间歇时买两个面包和着开水对付一餐午饭。其清心寡欲，恬静淡然的情怀，俭朴的生活作风，令人动容。”

1985年9月10日，迎来首个中国教师节，出台《教师法》，这正是在民进中央提议的背景下产生的，意义特别重大。俞立身借此机会，先后为民进浙师大支部五位老教师、汤溪支部两位老教师开了庆祝会，还上门走访了去宁夏支教归来的王绍善老师，慰问了刚退休的吴志坚老师，并自掏腰包给他们送去了礼物。尊师重教、兴办学校，是俞立身担任主委期间的一大亮点。除全力以赴办好已经开花结果的汤溪文化补习学校外，又兴办了民进电大法律专业班和六中兴华高复班。前者弘扬以法治国理念、宣传法制；后者普及文化教育，为高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两所学校的授课教师均由市委会直接派遣，他们专业对口、经验丰富，广受学生拥戴。俞立身还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改善教学条件，甚至拿自己的月薪购置了一部分课桌椅。1987年5月，俞立身盛情接待了旅美侨胞徐涵芬女士、回乡探亲的台湾同胞丁菊芬女士，鼓励她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多做贡献。同年10月，俞立身陪同民进中央常委、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来浙师大视察调研。张、俞二老并肩携手而行，走进了附中高一（2）班教室，全神贯注地听了一堂语文课。此举对教育界的民进会员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1988年6月28日，省民进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产生了毛昭晰为主委的第四届省委会领导班子。俞立身率金华代表一行六人与会。他的亮相震动了全场，他的发言掷地有声：“中国的改革正进入关键阶段，民进会员必须一如既往地和中共风雨同舟，攻坚克难，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步做出新贡献！我们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为党分忧、为民谋利，为国担责，是我民进的本色和义务，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发扬光大。我个人的命运始终无法脱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愿在时代大潮中与大家一起颠簸奔涌，心怀坚韧的信念，走向美好的明天！”这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同日。俞立身借用民进前辈冰心女士的感悟向会员发问：“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那‘无士’如何？”他自问自答：“无士即无知，无知必愚昧，愚昧必落后，落后必挨打，不是么？”一针见血的解读，让人钦佩，也让在场教师和民进会员备受鼓舞。节后，俞立身就当前教育改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专门写了个报告递交浙师大党委和校长，引起了领导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并在校务会议上推荐。同年年底，民进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通过了民进组织的新章程。在金华代表程振福传达大会精神后，俞立身做了认真的布置，提出了落实的具体措施，他不允许怠慢拖拉，更反对阳奉阴违，提倡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俞立身对会员既有严格要求，又有宽厚仁爱的长者风度。有他带领金华民进，大家就放心，感到有依靠。这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有很强的责任感，却从不追逐名利，总是泰然处之，以淡定为常。他有所作为的精神气质、积极的心态和人格魅力，确实值得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借鉴。

1989年10月，金华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隆重召开。俞立身代表首届市委会作工作报告，对过去四年的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和评价，对存在的问题与过失毫不留情，带头做自我批评，尽可能多地用事实说话，让大家心服口服，广受点赞。本次大会要换届。此前俞立身曾多次提出：“自己年逾古稀，又有疾病在身，不宜再当主委。”但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在临近换届的几天时间里，他住进了招待所，日夜接待来访的会员，广泛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人事安排上的难题最后还是由他来定夺。金华民进正因为有俞立身这棵大树，才能从炎日下走进荫翳得以小憩，保持平衡无恙的常态。换届大会为感谢俞立身的功绩，宣读了《给俞立身等老同志的致敬信》。

1990年春天到来，万象更新，朝气蓬勃的90年代伊始。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突然发生了：“在2月27日下午市政协常委会上，俞立身副主席拄着拐杖上台入座发言。像往常一样，俞立身用语恳切，推心置腹，畅谈体会，如叙家常。发言快结束时，他曾两次欲站起来说话，但都力不从心，很为难地表白“我有点头昏”。此时扩音器里的声音还清晰可闻，接着俞立身便呕吐了，当中有血。医生迅速赶到现场将他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但终因脑溢血来势过猛，救治无效，俞立身仙逝了，享年70周岁。

五天后，俞立身遗体告别仪式在金华殡仪馆举行。追悼大厅里的花圈多到放不下。冒着蒙蒙春雨前来祭奠的人不计其数，许多人只得撑伞站在露天。祭奠人群中时断时续的抽泣声回应着哀乐的旋律，久久回荡在春寒料峭的细雨中。

俞立身一生光明磊落，质地淳朴。他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为他酷爱的体育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努力工作，有骄人的业绩，有重大的贡献。在广大民进会员中，俞立身深孚众望，口碑极好，广受尊敬和拥戴。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直至临终前还在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言献策，实在让人肃然起敬。俞立身的不幸去世，使我省体育界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使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同心同德的党外知心朋友，使金华民进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和良师益友，我们无不万分悲痛。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是俞立身一生的真实写照。寿终德望在，身去音永存。俞立身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命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俞立身先生年表

1920年 2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柯桥镇。。

1923年 随父母迁居杭州。

1927年 8月,入读进杭州市蕙兰小学。

1933年 8月,入读杭州市蕙兰初中(肄业)。

1935年 2月,入读杭州市安定初中。

1936年 下半年,从杭州市安定初中毕业。

1937年 2月,入读杭州市蕙兰高中(现杭二中)(肄业)。7月,抗战爆发。10月,随父母逃难至兰溪。

1938年 2月,进碧湖青训团政训班学习。8月,从政训班结业。9月,进第十集团军宣传科剧团。

1939年 2月,举家迁往贵州,在都匀家中温课。8月,在省立贵阳中学借读。9月,进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学习。

1941年 年底,从国立国术体育师专毕业。

1942年 2月,进四川北碚私立兼善中学任体育教师。

1943年 4月,与王欣棣女士结婚。

1944年 8月,进昆明昆华师范学校任教务长,当童子军教官,同时兼任植物课;同月,父亲俞乃恒在云南曲靖病故,享年60岁。9月,长女俞蕾依出生。

1945年 1月起,在云南蒙自任陆军十八师少校武术教官。8月,日寇投降,曾随军赴安南(现越南)、暹罗(现泰国)受降。10月,母亲韩斐卿因飞机失事辞世,享年64岁。12月,失业,住云南大学。

1946年 2月,在昆明昆华师范学校续任教务长,历时半年。

1947年 举家迁居回杭州,住清泰街158号(此居已捐献给国家)。8月,任杭州省立建国中学体育教师兼年级导师。

1948年 4月,任杭州私立树范中学(现杭九中)体育教师。5月,长子俞志伟出生。

1949年 2月,进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现杭七中)任教,任总务主任、生活组长、体育教师。5月3日,杭州解放,参加革命工作。8月,次子俞志坚出生。

1950年 1月起,连续七年任杭州第七中学(原安定中学)体育教师,体育教研组长。

1953年 迁居杭州市马市街小营巷35号。

1956年 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调杭州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1957年 5月,代表杭州体育界赴京参加全国体育工作大会。

1958年 任杭州师范学院公共体育教研室主任。任民进杭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59年 任民进杭州师范学院支部主任。

1962年 任浙江师范学院公共体育教研室主任。当选第四届杭州市人大代表,兼任杭州市体委副主任。

1963年 兼任省篮球协会副主席、省体委裁委会副主席、省高校体协副主任。

1964年 任省篮球协会主席、省体委裁委会主席、省高校体协主任。

1965年 浙师院迁校金华,续任浙师院公体教研室主任。当选政协金华县常委。

1967年 被评定为浙江省首批田径、篮球、游泳国家一级裁判员。

1970年 浙师院一分为三,任丽水师专(在松阳)公体教师。

1976年 年末,回浙师院(金华)继续任公体教师。

1980年 2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被省教育厅聘为体育副教授,任浙师院公体教研室主任。

1981年 代表浙师院出席省劳模大会,发表论文《体育管理》。编写《篮球规划实用教材》。

1982年 任民进省直属浙师院支部主任。3月,加入省科协体育专门学会任理事。任省体育学会副主席,后任顾问。

1983年 4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8月,任民进金华市筹委会主委。

1984年 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85年 6月,当选民进金华市委会首任主委。增补为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常委。

1986年 被评为省政协工作积极分子。4月,任政协金华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7年 9月,从浙师大退休。

1988年 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90年 2月27日下午18时30分,在金华中心医院病逝,享年70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