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雄（1929-2012），民进金华市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主委。1929年8月19日，卢汉雄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西门外的一个地主家庭。伴随着时代的巨变，他在中国这块历经沧桑却依然充满激情的热土上生活了整整84年。他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是饱经磨难的亲历者，也是祖国走向昌盛的践行者。从单纯幸福、历经锤炼的青少年，到命运多舛、自强不息的中年，再到老骥伏枥、为民代言的晚年，他充满传奇的一生被时代的锋刃均匀地切成三份，仿佛在不同的时空活过了三辈子。

锤炼中成长的人生

卢家本为殷实的书香门第，卢汉雄出生之前，他母亲已育有一子五女。他出生时，他的父母亲都已四十开外，中年得幺子，喜出望外之余，可谓寄托了全家的希望，所以，幼年时的卢汉雄得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然而，由于其父不善操家理财，家道逐渐衰落，不久，父亲病逝，一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瘦弱的母亲卢赵时惠身上。幸好，殷实的家底还未殆尽，凭着勤劳、坚忍和善良的中国妇女传统美德，母亲把卢汉雄和他的姐姐们抚养成人，没有让他们吃太多的苦头。以卢汉云为首的姐姐们秉承母亲的美德，她们和母亲一道视小弟为掌上明珠，关爱有加，卢汉雄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不满7岁，卢汉雄就在长宁县城关镇小学接受民国新式教育的启蒙，从小乖巧聪慧的他颇受师长们的喜爱。12岁高小毕业后，他的姐姐们都已在成都、重庆成家，卢汉雄在母亲的开明支持下，远离故里，跟随姐姐们分别在成都、重庆等地就读多所中学，包括当时最好的复旦附中，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

虽家境已大不如前，但带着母亲和姐姐们期望，17岁的卢汉雄希望能考入因抗战而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深造。正当此时，抗战胜利后的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复旦同学会决定在原校址重建一所学校，定名为相辉学院，以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校长李登辉。1947年1月，卢汉雄考入相辉学院的经济系四年制本科。虽不是复旦大学，但相辉学院与复旦深厚的渊缘，仿佛就是复旦大学在重庆的分校，这也算圆了他的复旦梦。他认为，经济乃立国之本，民生之源，唯有发展经济才能振兴国家，改善民生，因此，他选择攻读经济学专业，以期日后报效国家，报答他的母亲和姐姐们。对卢汉雄而言，求学于相辉学院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闲适的时光。当时，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全面内战的烽火硝烟之中，但地处西南腹地的重庆始终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之一，尽管国共两党的地下暗战也是如火如荼，但单纯的卢汉雄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和艰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直得到了在重庆生活的姐姐和姐夫的呵护。当时，他的六姐夫就在国民政府所属的军统组织中供职，不但经济条件较好，而且他们的社交圈子都在重庆所谓的中上层主流人士。六姐夫经常带上卢汉雄参加社交活动，出入娱乐场所，让卢汉雄感受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此期间，有一位六姐夫的同事兼朋友在与卢汉雄闲聊中谈起，只需填一份简单的表格，就可以列入军统通讯员的名单中，经济上有困难可以得到帮助，毕业后还可以被优先推荐在政府中谋职。这位朋友还告诉他，成为通讯员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只要注意一下相辉学院的学生动向，有什么反常的情况跟他说一下就可以了。不谙世事的卢汉雄觉得这待遇不错，而且可以为自己的未来留一条后路，便不假思索地填了表格，根本没有想过这通讯员其实就是一个兼职特务。虽然卢汉雄在此之后并没有向军统提供过任何情报，但这件事，却为他以后的苦难人生埋下了伏笔。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奏凯歌，进军大西南，解放了重庆。此时的相辉学院校园内群情振奋，一片欢腾。卢汉雄也积极投身其中，迎接和欢庆解放，甚至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得到了驻扎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长官刘伯承的接见。兴奋之余，卢汉雄却面临一个人生的尴尬。因为相辉学院是国民政府支持下由一批复旦老校友创办的，他们大多有国民党的背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他们大多自顾不暇，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因此，相辉学院不得不关张停办。再过一年就要毕业的卢汉雄失学了。当时，四川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补充兵员，另一方面，也需要征招一批有文化的青年进入部队学院接受培训，以提升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素质。在刚刚解放的激情感染下，年方21岁，血气方刚的卢汉雄得知部队正好在重庆征兵，听说还可以在部队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便义无反顾地决定投笔从戎，于重庆解放不久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的卢汉雄因为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兵，并没有跟随大部队深入大西南腹地参与解放全中国的战斗，而是留在解放区进入西南军大文艺大队参加培训。在此其间，由于他表现出色，在1950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自从离开亲人参军后，年轻的卢汉雄告别了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开始接受部队的艰苦锤炼，并很快变得成熟懂事了。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每月仅有6元补贴，但他还是时刻惦记着年迈的母亲。当时，老母亲的经济条件虽已大不如前，但还是可以得到他姐姐们的关照，尽管如此，懂事的卢汉雄还是每月精打细算，把节省下来的几元或十几元钱寄给老母亲，以尽他做儿子的一份孝心。

不久，美军在仁川登陆，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作为朝鲜邻邦的中国，唇亡齿寒，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此形势下，刚刚建立新中国不久的中央政府做出战略决策，决定派遣部队入朝参战，卢汉雄所在的部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4师，于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入朝后，卢汉雄先在34师政治部任助理员、见习干事，后任34师警工营文教主任。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卢汉雄经受了饥寒交迫和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对祖国、对朝鲜人民深沉的爱和对侵略者无比的恨，激发了他的勇气和智慧，卢汉雄奋不顾身地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在他的立功档案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获得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记录。1951年6月，五次战役期间，他在部队转移中沉着冷静、机智果断，组织收容了二十多位失散的战友。在撤退的过程中，又恰逢本部王科长负伤没有担架，他主动紧急联系友邻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将王科长送到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因此荣立三等功。1952年，卢汉雄调至34师教导队任文教主任，主要负责基层兵员的识字扫盲工作。他根据军人特点而编写的“练字表”对于加快识字，避免遗忘收效显著，在全兵团范围内推广使用。1954年6月，卢汉雄再次荣立三等功。这次立功的功绩是他在文化教学中，工作积极负责，掌握教学关键，改进教学方法，获得良好成绩。由此可以看出，卢汉雄不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机智勇敢，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他同样才识过人，积极努力，创造出不凡的业绩。

每当他在朝鲜战场荣立功勋，喜报就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寄发给他的母亲卢赵时惠和其二姐卢静姝，卢汉雄的杰出表现让远在祖国家乡的母亲和姐姐们颇感欣慰，这也是他报答她们的最好方式。1953年7月，因为在朝鲜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卢汉雄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获得全师通报表扬。1954年12月，卢汉雄随部队从朝鲜凯旋，驻防在浙江金华。

由于多年来的进步表现，卢汉雄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正当他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广的时候，1955年底至1956年的“肃反”运动扭转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于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国民党军统身份的姐夫以及解放前夕在重庆加入过军统通讯员组织等等历史原因，卢汉雄没能通过当时严格的政治审查，1956年9月，他的中共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了。从此，他再也无缘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10月，卢汉雄从部队复员，在浙江金华师范学校函授部任语文教员。虽然被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让他备感痛苦，但不久之后，他与同时驻防在金华，而且同期复员在金华物资部门工作的战友文静相知相恋，这让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慰藉。这对有着诸多共同经历和共同语言的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喜结良缘。结婚后，卢汉雄的历史问题虽令他的新婚妻子文静隐隐有些不安，但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很快，这对年轻的伉俪又结出了丰硕的爱情之果——两个女儿。在那段日子里，美满的小家庭里总是洋溢着欢歌笑语。得意之时，卢汉雄掩饰不住四川人天生的乐观和豪爽，总会略酌小酒，放开嗓子唱一曲四川高腔。美满的家庭生活让卢汉雄暂时忘却了政治生活中的失意。

命运多舛的人生

1957年，全国范围的整风反右运动迅速展开。思想活跃、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文化教育单位自然成为反右的重点。当时，金华并无高校，只有金师、卫校、农校等几所省立中专及金华一中、二中等高级中学，卢汉雄所在的浙江金华师范学校，可算得上金华的最高学府了，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反右运动的主战场和重灾区。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横行的时代，卢汉雄单纯的人生经历和战场上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造就的磊落性格，也成为他招致灾祸的根源。

当时，很多地方因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造成农民粮食短缺，甚至出现了饥荒。卢汉雄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和实地调查，满怀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对党在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吁请党和政府关注并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他的观点和意见即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言论，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污蔑和恶意攻击，他因此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仅如此，几乎在他被打成右派的同时，金华师范学校收到了来自卢汉雄原属部队在“肃反”运动中的一份政审材料，这份材料中列举了卢汉雄的诸多“历史问题”。在当时“极左”的反右思维影响下，地方组织仿佛找到了卢汉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历史渊源，于是，他被无端地“罪加一等”，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遭遇了比普通右派更为严厉的惩罚，以“劳动管制”的名义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位在朝鲜战场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屡立战功的英雄瞬间便成了阶级敌人。

身陷囹圄的卢汉雄不仅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他的幸福家庭也遭遇了灭顶之灾。他的妻子文静生活上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两个年幼女儿的抚养重任，政治上则被定位为“右派家属”而遭到冷遇和歧视。没过多久，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与卢汉雄划清界限。文静考虑再三，并没有屈从组织的压力，依然与卢汉雄保持着夫妻关系。1958年6月，卢汉雄被押送至龙游湖镇的十里坪农场第一生产队接受劳动教养，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苦难人生。临行前，痛苦与绝望中的卢汉雄深知，因为自己的原因，妻子和女儿的生活都已受到严重影响，他不想让妻女的人生因此被彻底葬送，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妻子文静提出离婚请求。他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为了妻女的未来，他还是强忍痛苦，做出了勇敢的选择。为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和未来的生活，文静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与卢汉雄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此之前，出于对弟弟的关爱，远在四川的二姐卢静姝专程来到金华帮助卢汉雄照看两个年幼的女儿，给予卢汉雄一家以有力的支持。之后即使是在卢汉雄已经被送往十里坪农场后，二姐依靠糊纸盒在金华艰难度日，用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买一些生活用品，冒着风雪步行二十几公里至十里坪劳改农场给苦难中的弟弟送去。亲情的力量给了卢汉雄继续活下去的勇气。1963年3月，卢汉雄虽被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但在那个时代，劳动教养的解除并不意味着人身重新获得真正的自由，况且他也无路可走，于是，他只能听从组织的安排，以就业劳动的身份继续留在农场。又过了两年多，1965年7月，艰苦的劳动生活已摧毁了卢汉雄的健康，在金华已举目无亲的他提出回原籍四川继续其漫漫无期的劳动生活，目的只是为了在老家能更好地得到亲人的照顾。经组织批准，他被安排到偏远、闭塞的川西小县石棉县新康矿场就业劳动。事实上，在当时，石棉县离他的家乡长宁县还有500多公里，离他姐姐们居住的城市成都也还有300多公里，不过，在他的心理上，至少离亲人已经近了许多，而且每年被允许有二十天的探亲假可以与从小对他疼爱有加的姐姐们团聚，姐姐们对他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宽慰，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慰藉，使他能够在漫长的劳教生活中坚持下去。姐姐们的恩情，他始终铭记在心，怀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心，安排工作后，尽管自己工资不高，每当过年过节、姐姐过生日都要寄上礼金、礼物，若知道姐姐生病则是寄上药物等以报答她们昔日对自己的关怀。

刚到石棉县新康矿场的日子里，他的工作是每天背砖头，每次要背上20多块约120余斤的砖走三四里路，其中的艰辛和劳累难以言喻，甚至比在龙游的十里坪农场时更艰辛。因为过度的劳动，他的背部还留下大片陈伤。后来，矿场领导认为他表现不错，又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就安排他到水泥厂工作，要他研制水泥配方。他夜以继日地利用以前学到的化学知识，经过不懈的研究，终于把合标的水泥配方研制成功了。不仅如此，他凭着丰富的学识和努力钻研精神，还在矿场学会了木匠等很多技术活。1976年2月，他终于在石棉县新康子弟中学获得了一个语文代课教师的职位。虽然只是个代课教师，但至少可以做他喜欢和擅长的工作了，他在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在卢汉雄经历困苦煎熬的非人生活的同时，他的前妻文静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在艰难中度日。迫于生计，她后来虽然再婚，但炎凉的世态和巨大的精神压力终究压垮了她，她在47岁时即英年早逝，离开了这个无情的世界。幸运的是，两个女儿在她与命运顽强抗争中已经基本长大成人，在她离世之后，善良的继父又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女儿的责任。1979年，在继父帮助下已经在金华地区物资局所属建材公司工作的小女儿文兰正好有一个出差四川的机会，她动了心，产生了要去四川寻找姑妈，进而与生父卢汉雄相认的想法。但是，在当时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下，她顾虑重重，难以决断。关键时刻，她想到了自己中学时候的恩师、时任金华六中党支部书记张宝成。听了文兰的叙述，正直善良的张宝成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任何东西都无法割断亲情，无论认或不认，他都是你的父亲，你应该在他有生之年与他相认团圆。

在恩师的鼓励下，文兰借出差四川之机，找到一直与她有书信往来的姑妈，并在姑妈的陪同下见到了已两鬓斑白的生父卢汉雄。父女相见，抱头痛哭，文兰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起了自己和姐姐在金华的近况，说起了恩师张宝成鼓励她的话，也说起了社会上正在流传的要为错划右派平反的消息。她劝父亲回到金华，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其时，孤独的卢汉雄已经在四川石棉县的新康矿场度过了苦寂的13年时光，他的心早已经麻木了，然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遍中国大地，他也渐渐感受到了这股春风的力量，女儿的到来更催化了他那颗正欲解冻的心。女儿回金华后，卢汉雄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一方面，他渴望摘下扣在他头上整整20年的右派帽子，与两个女儿团圆，而要想实现这些愿望，就必须回到金华去。另一方面，一想到金华，又会让他不寒而栗，在那里，有太多令他欢喜又令他害怕的回忆，同时，他也担心去了金华无依无靠，连基本的生活都会成为问题。苦思冥想之后，他想到了文兰的恩师张宝成。虽素昧平生，但从女儿的叙述中，他已感受到张宝成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他内心特别感谢张宝成对女儿的鼓励，也特别敬重他的正直为人。于是，他冒昧地给张宝成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表达了感激之意后，请教他究竟是回金华好，还是在四川静等消息好。张宝成收到卢汉雄的信后，果断地鼓励他尽早回金华，并表示他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

收到张宝成的来信后，卢汉雄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阔别20年的、令他爱恨交加的第二故乡金华。为了帮助他度过最初的艰难岁月，张宝成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替他在金华六中找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并给他安排了一间可以安身的小屋。自此，这两个年龄相仿、人生境遇迥异的知识分子成了莫逆之交。颇重情义的卢汉雄视张宝成为患难挚友，难忘知遇之恩，即使在他以后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和地位时，仍怀感恩之情常来常往。

基本的生计问题解决之后，卢汉雄开始为自己的平反而四处奔波。1979年年底，虽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错划右派的平反工作，但禁锢在人们心中的“左”的思维并未完全退去，因此，申请平反之路并不顺利。20年的劳教生涯早就斩断了卢汉雄在金华的一切人际关系，他投诉无门，只得再次求助于他在金华的唯一朋友张宝成。

张宝成利用自己长期在中学担任领导职务的优势，热情地领着卢汉雄找到了他以前的学生的父亲，时任金华地区法院的院长。院长听了卢汉雄的遭遇后，颇为同情，当即表示，只要符合平反条件，就一定尽快帮助解决。果然，1980年年初，金华地区行署下发文件，为一大批错划右派平反昭雪，卢汉雄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至此，压在卢汉雄心头20多年的政治大山终于被推翻了。当卢汉雄来到他昔日的工作单位金华师范学校要求复职时，尽管学校很同情他的遭遇，但他却被告知革除他公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被错划右派，而是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劳动教养的处分。而当年的劳动教养处分是由金华地区公安局下达的，所以，撤销处分也必须由金华地区公安局下达，学校只能提交一份要求撤销处分的报告。1980年7月，卢汉雄终于等到了彻底改变他命运的好消息：金华师范学校收到了金华地区公安局“金地公复［80］60号”文件，正式批复撤销了对卢汉雄劳动教养的处分。不久，卢汉雄回到阔别20多年的金华师范学校，正式复职当上了一名语文教师。从此，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工作中去，带着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情，希望把损失的20多年美好时光夺回来。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从1983年到1987年，卢汉雄连续五年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其中1986年还被评为金华市直教育先进工作者。

1981年开始，卢汉雄在教学之余，致力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探索，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成果，在全省一次中师语文教学研讨会上，以“怎样培养预习习惯”、“把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贯穿在教学全过程”和“形成自学能力的三个境界”为主题展开研讨，引起了中师语文界的良好反响和赞誉。

不久，卢汉雄担任金华师范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总体负责全校的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卢汉雄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学术造诣颇深，同时，又十分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他撰写的《把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一文，荣获全国中师语文首届论文比赛优胜奖，他还曾参与《范文鉴赏集》、《中师名篇欣赏》等著作的编写。之后，他成为全国中师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浙江中师教育学会会员、浙江中师语文中心组成员等专业领域的重要成员。

卢汉雄在努力提升自身学养水平的同时，还不忘培养提携年轻教师，积极推荐青年教师担任教研组长，自己则甘为人梯。他尽心尽力地帮助青年教师钻研教材，改进教法，将自己的教学改革成果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提出“要把培养教学能力渗透于听、说、读、写的训练中”，使他所在的教研组建设成果得到了全省同行的认可和赞赏。卢汉雄能取得卓著的教研成果，成为德高望重的、学校里青年教师的楷模，并不仅仅是敬业，更因为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珍惜。他的“文学与写作”课是最吸引金师学生的课程之一。他用一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以浑厚宏亮、抑扬顿挫的语调，引领着学生们流连于经典文学殿堂，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经常在早自修课中耐心地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甚至主动跑到学生宿舍里言辞恳切地找学生谈话。卢汉雄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自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中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张扬个性，常常在教学中闪现出思想的光芒。他还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教导学生要宁静心灵，热爱事业，学会经世致用的智慧。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慈父形象也是在金华师范学校出了名的。当学生们去他家请教疑难问题时，他总是热情接待。答疑解惑之余，遇上晚饭时间，他总会盛邀学生在他家里吃饭。他与学生们一边吃饭，一边谈理想、谈人生，兴之所至，也会忘了校纪校规，与学生们对酒当歌，用他浑厚的嗓音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卢汉雄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严师，也是慈父。曾有一个学生因为怀疑自己得了绝症，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卢汉雄及时发现了这一苗头，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重新让这个同学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还有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雪上加霜，突遭失窃，生活上出现了严重困难，卢汉雄得知后，悄悄地给予这个学生以经济上的帮助，使他顺利渡过了难关。特别是在1989年动乱时期，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峻挑战，卢汉雄多次主动深入学生宿舍对学生开展深入细致的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使学生们及时扭转了不良思想倾向，认清了大方向。学生们因此感动地视他为“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卢汉雄真诚敬业、意气风发的形象和慈父般的人格魅力不但吸引了他的学生们，也深深感染了比他小10多岁的单身女同事李虹。李虹与卢汉雄在同一教研组，工作中，他们互相切磋，也经常得到卢汉雄的指点和帮助；精神上，他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两情相悦间，不久，他俩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从此，卢汉雄的人生重新得到了爱的滋养。在以后近30年的精彩人生中，卢汉雄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位善良贤淑的女性，她鼎力支持他的事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使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工作和社会。卢汉雄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他一贯的悲悯情怀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认可。1985年9月，金华地区撤销地区行署建立市级建制，成立第一届市政协。在金华师范学校的推荐下，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从政经历的卢汉雄以一介书生的身份成为政协金华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历经苦难的卢汉雄在他人生的后半程似乎开始不断得到上苍的眷顾。

1987年11月，由于他出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他顺利晋升为高级讲师，而就在此前后，一个更重要的机遇正在悄悄来临。当时，时任民进浙江省委会秘书长的吴畏先生和省委会组织处副处长杨子才来金华调研民进在金华的组织发展情况，调研之余，吴畏先生找到当时的金华师范学校党委书记寿鸣鹤先生共叙同窗情谊。闲聊之间，当寿鸣鹤先生得知老同学此行来金华的目的后，便向他推荐已当选为政协委员的卢汉雄，并详细谈了他的坎坷人生，他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也谈了他各方面的条件和人格魅力。正在思考民进金华市委会组织发展工作的吴畏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卢汉雄很可能会成为民进金华市委会后任主委的上佳人选，因为时任的民进金华市委会主委俞立身年事已高，组织上正在考虑两年后换届时的接班人问题。于是，经征求金华市委统战部的意见后，在他的老同学寿鸣鹤先生的支持和牵线下，吴畏先生与卢汉雄见了面，表达了愿意介绍他加入民进并作为金华民进领导人的后备人选进行培养的想法。

对民主党派了解不多的卢汉雄在表示感谢之后，心里并不踏实，所以没有马上答复吴畏先生，而是回去后又去征求了他最为信任的张宝成的意见。张宝成对他说，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加入民主党派对于社会、对于党派和你个人都是有利的，民主党派是你发挥作用的良好平台，应该积极加入。在得到张宝成的支持后，卢汉雄很快答复吴畏先生，明确表达了愿意加入民进，并努力为民进组织奉献力量的愿望。在得到卢汉雄的答复后，吴畏先生亲自做他的入会第一介绍人，并请杨子才做第二介绍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卢汉雄的入会程序。1987年12月，卢汉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了使民进金华市委会特别重视对卢汉雄入会后作为领导人后备人选的培养工作，吴畏先生在入会介绍中，还特别另附了一份“卢汉雄同志简况”。在这份简况中，除了介绍卢汉雄的基本经历和为人、能力外，最后，他罕见地加了一句：“建议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活动后，可推荐他参加金华市民进的领导班子。”出自民进省委会机关领导如此郑重的介绍词的确是罕见的，足见吴畏先生对卢汉雄的认可和重视。如果说张宝成是卢汉雄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那么，吴畏先生无疑是第二位贵人，是他们二位改变了卢汉雄人生后半程的命运，助他走向了人生的辉煌。当然，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两位贵人都没有看走眼，卢汉雄在担任民进金华市委会主委期间，对金华民进的组织发展、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老骥伏枥,参政为民的人生

加入民进后，卢汉雄便很快进入角色，在民进金华市委会的支持和安排下积极参与到民进的各项工作中。1988年5月，在民进金华市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卢汉雄被增补为民进金华市委会委员。同年7月，在民进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民进省委候补委员。1988年下半年，民进中央部署全国展开对义务教育的调研工作，金华市委会积极响应，为此，专门成立了义务教育调研组，卢汉雄作为调研组最主要的成员之一深入金华最偏远的山区塔石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主笔写成调研报告《金华县塔石区义务教育情况的调查》，详细阐述了义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该调研报告作为重要调研成果之一被送到民进中央，在民进中央教委会编印的“端正教育思想，实施义务教育”调查简报第三期上做了报道，后来又刊登在《浙江民进》报上，为推动我国改革义务教育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8月，卢汉雄年满60周岁，从金华师范学校光荣退休，正式告别了他钟爱一生的教育事业。然而，他的另一项重要事业则即将启程，这项事业不仅让他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关注和服务于教育事业，而且使他在地方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989年10月7日、8日，民进金华市第四次会员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卢汉雄当选为民进金华市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正式担起了金华民进“领路人”的重任。从他入会到当选为主委，其间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他也在本职工作之余为民进组织做了很多工作，但毕竟时间太短，很多会员对他并不够了解，因此，他虽然当选了主委，但还是有很多会员心存疑虑的。另外，他是在刚刚退休不久而上任主委的，从组织安排角度来说，这种情况也不多见，更加重了人们的不信任感。不过，卢汉雄很快以积极、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有目共睹的工作业绩打消了会员们的疑虑，树立了威信。

他在民进组织中的身份很有意思。他不是专职主委，因为他的人事关系并不在民进机关，也不拿民进机关的工资；他也不是兼职主委，因为他已在金华师范学校退休，已无本职可言，自然也就没有兼职一说了。然而，他却是一位全天候在民进机关上班，全心全意为民进组织工作的名副其实的主委。

卢汉雄上任后主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建设。他认为，金华民进要想在金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更有作为，首先就要发展壮大组织，优化会员的人才结构。在他上任之初，民进金华市委会只有5个基层支部，107名会员，其中教育界会员就有88名，占会员总数的82%。显然，无论是会员总数还是会员结构都不利于全面开展工作。为此，他有意识地吸收其他界别的优秀人才进入民进组织，并努力增加基层支部数量，通过基层组织的触角来更快地发展组织。如现任金华市副市长的邵国强和金华市科学技术质量监督局局长的张少华，都是在卢汉雄的培养和关注下成长起来的。他俩先后担任民进金华市的主委，却都不是传统的教育界人士，而都在参政议政和金华民进组织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与卢汉雄的慧眼和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又如现已成为民进金华市委会副主委的张建敏，作为金华市文化艺术界的代表人士，原是金华婺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当时，社会各界对民主党派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并不多，对加入民主党派更是顾虑重重，张建敏也不例外。然而，卢汉雄敏锐地意识到她的发展潜力，为了动员她加入民进组织，他冒着酷暑，曾连续三次亲自上门到张建敏家五楼的宿舍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张建敏终于被卢汉雄的诚意所感动，加入了民进。这之后，她不仅艺术上突飞猛进，两度获得戏剧“梅花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界领军人物，而且她热爱民进，为民进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金华民进的会员结构由较单一的教育界逐步转变为以教育界为主，涵盖各个界别的较为合理的人才结构。在继续保持教育界传统优势的前提下，一大批非教育界优秀人才被吸纳为民进会员，其中有张建敏和浙江婺剧团一级演员、艺术总监朱元昊为代表的文艺界群体，有金华市政府法律顾问、高级律师洪友红为代表的法律界群体，有金华市火腿行业协会会长、上市公司金字火腿董事长施延军为代表的经济界群体，有金华电视台主持人曹波为代表的新闻媒体界群体，有金华市广福医院名誉院长李建军和市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苏洪源为代表的医卫界群体，有高级工程师楼妙良、周红福为代表的科技界群体等等。会员结构的改善，极大地提升了金华民进的社会影响力和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能力。

与此同时，卢汉雄领导民进金华市委会积极开展基层支部的扩展工作，力图通过增加基层组织的数量来强化组织发展能力。在他上任之初的1989年11月，首先将原有的5个支部扩展到8个，将原来的教育支部拆分为普教支部和专业教育支部两个，并增加了金华二中支部和文艺支部。之后，凡是达到建立支部条件的，本着“稳步推进，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思路，积极稳妥地发展建立新的支部。在此基础上，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萦绕在卢汉雄的心头，那就是要突破仅在金华市区发展组织的局限，将基层组织延伸到所属县市。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卢汉雄找到了实现这个愿望的突破口。1995年4月，连任政协金华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的卢汉雄在三届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刚刚当选为政协常委、来自浦江的张春仙。卢汉雄在这次会议上所做的《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精彩大会发言给张春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张春仙只是浦江县棉纺织厂的技术科长，是一位对统一战线和参政议政基本不了解的无党派人士。在此之后，因为经常参加政协常委会议，她与卢汉雄几乎每个月都会碰到。当卢汉雄得知张春仙还是无党派人士时，就多次找她谈话，向她介绍民进组织的情况，希望她能加入民进，并藉此在浦江建立民进基层组织。为了说服张春仙尽快加入民进组织，他还通过浦江县政协主席和统战部长找她谈心。张春仙被卢汉雄谦和的人格魅力、渊博的知识和诚恳的精神所打动，终于在1995年底加入了民进。在她与同年3月入会的浦阳镇中学校长龚伟毅的共同努力下，至1996年上半年，浦江县就有了6名民进会员。为了能早日在浦江建立民进组织，卢汉雄多次专程前往浦江，与浦江县政协和统战部沟通，终于促成了在1996年7月成立民进浦江小组。至1996年年底，浦江县的民进会员人数发展到9人，至此，浦江县成立民进支部已水到渠成。在民进金华市委会的直接指导和浦江县政协、浦江县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民进浦江县支部于1997年1月22日正式成立。成立那天，卢汉雄亲临浦江表示热烈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民进浦江县支部的成立，从此结束了金华民进在县里没有组织的历史。这是金华民进组织建设上的一大突破，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它为我会更好地履行参政职能，拓宽了渠道，增添了活力”。他的讲话道出了他的心声，圆了他一个大心愿。民进浦江县支部的成立，在金华民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金华民进以后在其他县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当然，卢汉雄的眼光并不仅仅于此。在此后的岁月里，卢汉雄一直关注着民进浦江县支部的发展，并要求浦江支部适应时代的要求，打破传统界别的局限，积极吸收社会各界精英，使这个支部显现出独有的魅力和活力。2004年，已经卸任主委职务的他对张春仙说，机遇永远青睐有准备的人，浦江支部要继续努力，为建立总支做好准备。在他的鼓励下，浦江支部在走过十年发展历程后，向民进金华市委会呈送了成立民进浦江县总支部的申请，并于2007年2月召开了总支成立大会，卢汉雄以名誉主委的身份到会祝贺。目前，民进浦江县总支部已有会员近50人，成为金华民进的一支生力军。

经过十年的努力，至卢汉雄卸任民进金华市主委后的1999年底，金华民进组织得到了空前发展，共有2个总支，16个支部，会员人数达232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42人，支部数量和会员总数都实现了翻番。不仅如此，会员界别的多元化和会员所属地域的拓展也大大增强了金华民进的社会影响力和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的能力。这与卢汉雄在任主委十年的组织发展理念和不懈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在狠抓组织发展的同时，卢汉雄也特别重视参政议政工作。1990年6月，刚刚就任金华民进主委不久的卢汉雄当选为政协金华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在二届一次会议上，以双重身份首次亮相的卢汉雄代表民进作了题为《学习要“深”，贯彻要“实”》的大会发言。他的发言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说理精辟，颇受好评。卢汉雄的发言和所提建议、意见总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见解独特，掷地有声，从不说假大空的套话，同时又能既到位而不越位，听者往往能深受启迪。他常说：“参政党是共产党的诤友，诤友理当讲诤言。所谓‘诤言’，顾名思义，就是直话、真话。”当然，他更清楚，靠一个人的身体力行虽然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但毕竟力量有限，必须充分调动民进组织的力量来共同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因此，他更注重依托会内的人才优势，调动集体的力量，提出涉及全市大政方针、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兴利除弊的提案和建议，全方位地开展参政议政工作。1995年金华市“两会”之前，卢汉雄针对当时中小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敏锐地意识到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一方面，全社会要求“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说服力的证据和可行的建议提出来。为此，他决定对全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组织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在他的亲自组织安排下，金华民进组织会内大量教育界的骨干会员，历时3个多月，先后赴兰溪、浦江、武义、金华县进行实地考察，对市区10所中学、4所小学和其他4县（市）9所中小学进行了1500多份的问卷调查，召开了18次座谈会，与100多人次中小学师生做了个别访问交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组织会内专家夜以继日地整理、统计、分析，终于写成了极具分量的大会发言材料。在市政协三届一次全会上，卢汉雄用他充满磁性而极具力量感的嗓音代表民进金华市委会做了题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大会发言。他以大量确凿翔实的材料和数据，明确指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表现是“一长”、“六多”（即在校时间长，超课时多、补课多、作业多、考试多、资料多、竞赛多），并深刻揭示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既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又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他的发言有针对性地提出了5条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最后，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向社会呼吁：“救救喘不过气来的孩子！”这一充满激情的大会发言，提出了社会普遍关注又长期悬而未决的热点问题，引起与会委员的强烈共鸣。在主席台上听取发言的时任金华市市长毛光烈当即表态，民进提出的问题关系重大，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解决。之后，在此发言基础上形成的团体提案被评为金华市政协三届一次全会优秀提案。毛光烈市长罕见地写下了二百多字的批示，并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行文至市教委，要求全市各级教委、教育局认真阅读卢汉雄同志的发言，切实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发言不仅引起了金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也通过金华电视台、《金华日报》、《金华晚报》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卢汉雄一夜之间成了金华市的新闻人物，全市的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都知道了有一位叫卢汉雄的政协副主席，正在为他们沉重的课业负担大声疾呼。不久，《联谊报》又两度以《亟须解决学生课业负担“六个多”——民进金华市委会向有关方面发出呼吁》和《永不熄灭的热情——记金华民进主委卢汉雄》为题做了深度报道。这一典型的参政议政事例不但对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发挥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也使卢汉雄本人成为知名人士，并有效地扩大了金华民进的社会影响力。在卢汉雄担任金华民进主委的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金华民进的参政议政成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仅政协提案一项，就递交团体提案28件、个人提案454件，大会发言14件。另外还有大量以社情民意信息、调研报告、各类报道和理论文章等形式递送或发表的参政议政成果。

卢汉雄深知，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发挥职能、奉献社会的一个重要抓手，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抓手同样不能放松，这便是社会服务工作。他认为，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的重要社会职责之一，也是民主党派贴近百姓、展示形象、体现价值的最重要手段，金华民进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社会服务的新形式、新方法、新内涵，为金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贡献力量。他认为，教育界是民进人才最具优势的界别，教育培训工作无疑应该成为民进组织开展社会服务的主战场，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金华民进在教育培训领域的社会服务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汤溪民进学校”是金华民进最著名的一个社会服务品牌。这所学校虽早在卢汉雄担任主委之前的1984年就由时任金华民进副主委的李仲先先生创办，但它的大发展和最辉煌时期却是在卢汉雄担任主委时期，这与他对这所学校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资源紧缺，大量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被挡在了高校大门之外。“汤溪民进学校”是一所以高考落榜生为主要对象的文化补习学校，通过学校的培训，可以圆他们一个“大学梦”，也可以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因此，学校受到了青年学子和家长们的广泛欢迎。然而，至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一种思潮，认为开办高考补习学校是片面追求升学率，与国家教育方针相悖。卢汉雄与李仲先副主委顶住社会压力，坚持原先的办学理念，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学校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汤溪民进学校”立足于服务社会，注重社会效益，其收费标准也历来低于公办学校。学校特别注重开源节流，勤俭办学，将有限的经费收入，一方面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另一方面则慷慨解囊，回报社会。办学多年来，这所学校不但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还为民进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合计达50多万元，为扩大民进组织在金华的声誉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该校还向汤溪中学捐赠10万元，设立“民进扶贫奖学基金”，专门用于汤溪中学贫困学生完成高中学业，激励他们勤奋学习，报效祖国。在他们的努力下，“汤溪民进学校”不仅在金华地区闻名遐迩，江西、湖北、广东、陕西、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也都有学生慕名前来就读。这所学校的办学成效，在《浙江日报》、《联谊报》、《金华日服》和《浙江民进》上先后做了报道。1993年，在民进华东六省一市社会服务工作研讨会上，该校题为《绿树已成荫，桃李千般俏》的办学经验，由民进浙江省委会推荐，在大会上做了介绍，反响热烈。

与此同时，在卢汉雄的多方努力下，民进金华市委会于1990年初创办了民进电大法律班和电视中专分部。电大法律班有193名学员获得专科文凭，90余名电视中专毕业生绝大部分为对口单位录用，服务于经济建设。1992年，又白手起家，组织创办了“民进金华市立人学校”，先后开办了2个专业4个高职班，为社会输送了近200名毕业生。除此之外，在卢汉雄的带领和组织下，民进金华市委会和广大会员几乎每年都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如结合社会需要开展捐款捐物、深入部队开展文化培训、到中小学校慰问教师、送医送教送文艺演出下乡等等，不胜枚举。多年的社会服务活动不但实实在在地服务了民众，为普通百姓解决了诸多实际困难，也通过这些形式的服务，宣传了民进的形象，使金华民进组织在当地深得人心。

1999年9月，卢汉雄先生正式卸任金华民进主委职务，鉴于他对金华民进的杰出贡献，并希望他继续关心和支持金华民进的工作，他被新产生的民进金华市第四届委员会聘为名誉主委。虽然已退居二线，卢汉雄先生依然时刻关注着金华民进的发展，他会经常走访金华民进机关，在与工作人员的聊天中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他还特别关心基层支部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很高兴地去参加基层组织的活动，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启发大家如何做好一名合格的民进人。

卢汉雄先生历任民进金华市第二、三届委员会主委，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金华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在他任职金华民进主委的十年间，正是金华民进组织健全、发展和壮大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与中共亲密合作、同心同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体现其政治智慧和社会活动能力的辉煌十年。他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演绎了一段“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彩人生。

卢汉雄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励志的一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民进组织为他创造了光荣人生的契机，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他则为民进事业殚思竭虑，尽心尽力。作为一位参政党的地方领导人，他能自觉接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与之密切合作，兼顾政治原则和灵活性，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他善于团结和调动组织整体，表现出强有力的协调能力；他投入饱满的热情奔走于社会各个阶层，表现出高效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充满了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表现出高尚的社会情怀。无疑，他是金华民进当之无愧的杰出领导人，也是金华民众公认的社会活动家和地方政治家。

卢汉雄先生年表

1929年 8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西门外。

1936年 7月,入读长宁县立小学。

1941年 7月,入读长宁县立中学。

1944年 7月,入读成都天府高中。

1945年 7月,入读四川宜宾县立高中。

1946年 1月,入读重庆复旦附中。7月,入读重庆求精中学。

1947年 1月,入读重庆相辉学院经济系(后院系调整至四川财经学院)。

1949年 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西南军大文艺大队学习。

1950年 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4师文工队队员。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4师政工队教员。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0月,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美援朝。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4师宣传科见习干事。

1951年 6月,在朝鲜五次战役期间,撤退中抢救伤员,立三等功一次。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4师警工营文教主任。

1952年 3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4师教导队文教主任。

1953年 6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4师教导队政治助理员。7月,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获全师通报表扬。

1954年 6月,在“文化学习运动”中立三等功一次。8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4师直工科助理员。12月,随部队回国,驻防浙江金华。

1955年 10月,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1956年 9月,被按历史问题处理,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0月,自部队复员至浙江金华师范学校函授部,任语文教员。

1958年 6月,因在反右中错划为右派并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在龙游县湖镇十里坪劳动教养。

1963年 3月,提前解教,留农场就业劳动。

1965年 7月,回原籍四川省,在石棉县新康矿场就业劳动。

1976年 2月,四川石棉县新康子弟中学任语文代课教师。

1979年 10月,从四川石棉返回金华,在金华六中任代课教师。

1980年 7月,撤销劳动教养处分,在金华师范学校复职,任语文教师。

1985年 9月,任政协金华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987年 11月,晋升为高级讲师。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88年 5月,增补为民进金华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9年 8月,从金华师范学校退休。10月,当选民进金华市第二届委员会主委。

1990年 6月,当选政协金华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1992年 8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93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94年 6月,当选民进金华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

1995年 4月,当选政协金华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1999年 9月,推举为民进金华市第四届委员会名誉主委。

2012年 4月23日,在金华广福医院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