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廉（1925-2005），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衢州市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民进衢州市委会第一、二届主委。曾任民进浙江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政协衢州市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政协浙江省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被媒体誉为“提案大王”。因积极参政议政，受到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重视和两次接见，并与之结为“朋友”，一时传为佳话。张廉的一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起伏，他的人生，镌刻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印记。

曲折求学路

新化县位于湖南省娄底市西部、雪峰山东南麓、资水中游。此地四季分明，空气湿润，雨水充沛，农业发达，物产丰富。1925年10月，张廉就出生在该县白溪镇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张廉的父亲张光藩18岁时到湖北汉口一个商店里当学徒，过了几年积蓄了一些钱，就回到家乡开了一家经营小生意的店铺。由于善于经营，生意越做越好，后来扩大营业，改做颜料生意，又开设了一家染织工厂，一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家庭日渐富裕。张父置买了一百五十亩田，山地三十块，建造了四幢大房，成了该镇有名的富户。

张廉原名张先文，家中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张父重视教育，先后把四个子女送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张先文从6岁起先后进入白溪镇大成初级小学、白溪文昌宫高小读书，13岁进入新化县上梅初级中学读书，两年后改名张廉，到湖南省安化县考取了“兰田私立精炼高级职业学校”，在运输科学习。15岁的少年生性活泼，又由于家庭条件良好，营养充分，个子长得比同学高出一截，因此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尤其是篮球场上的骨干，还是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张廉活跃的表现，引起了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关注，在同班同学、“三青团”分队长汪庭甫的介绍下，1942年10月，张廉与学校的几十名学生一起加入了“三青团”。“三青团”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于1938年7月9日在武昌正式成立，首任团长是蒋介石，陈诚任书记长。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三青团”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在各地建立青年馆、招待所，安置流亡青年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运动会和文娱康乐活动；建立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慰问前方将士﹑伤病员和军人家属；开设青年服务社，举办一些生活福利事业等。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在抗日爱国的激情鼓舞下，参加了“三青团”。张廉并不了解“三青团”复杂的背景，一如那些单纯的热血青年，怀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加入了“三青团”。入团后，张廉除了参加入团典礼和几次小范围的文娱体育活动外，并无什么政治活动，等到张廉从精炼高级职业中学毕业后，就与“三青团”失去了联系，但想不到，这个经历却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祸根。

1942年的寒假，在父母的强迫下，张廉与一个叫成闺梅的女子结婚。早在张廉4岁时，其祖母做主订了这门娃娃亲。张廉不愿意与这个一字不识、从未谋面的女子结婚，又没有勇气提出解除婚约，只想拖延时间，等到从精炼职业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再提出解除婚约。但张廉毕竟年少，架不住父母的哭闹逼迫，只得就范。张廉打心眼里不喜欢这门婚事，与新婚妻子没有什么感情，精神上十分苦恼。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得到扭转，抗日战争形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转化，同时，日军也加紧了向华中地区的进攻。张廉在精炼职中学的是铁路运输，当时铁路交通基本断绝，毕业后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仅仅职业中学的学历是不够的，必须取得大学文凭，才有立足社会的资本。他认为自己报考国立大学的学业基础较差，必须进一步学习。于是，精炼职业中学毕业后，他投考了设在衡山的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是湖南省政府主办的，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将军兼任校长。张廉在省立商专第一学期读的是会计科，第二学期转读工商管理科。1944年7月，刚读完一年，日军将进攻衡山，商专即宣告解散，张廉只得离开衡山回到新化。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张廉待不住了。他那投考国立大学的念头不时地涌上心头，但那时湖南大部分地区都沦陷了，很多大学都迁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于是，张廉决定到重庆去。

1944年8月初，当日军侵入新化的邻县邵阳，并向新化县城进攻的时候，张廉辞别了父母家人，与一个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张梅林一起离开家乡，踏上了去重庆的路。可是紧赶慢赶，还是错过了1944年大学秋季招生的考期。考期错过了，家乡沦陷了，回家的路也断了，张廉内心充满了惆怅。在重庆，张廉刚开始是寄住在姑父方觉民家里。方觉民是张廉年少时最尊敬、感情上最亲近的一个亲戚，也是对张廉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长辈。方觉民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白溪镇高级小学教员、新化县政府教育科科员、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科员，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总务处科员。1949年国民政府迁到广州时，他离开国防部回到家乡，在湖南新化白溪镇担任私立大熊初级中学副校长。在张廉很小的时候方觉民就认为张廉聪慧，很器重张廉，说张廉将来读了书到社会上一定是很有出息的。这对幼小的张廉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可以说张廉后来一心要读大学，很大程度上来自方觉民的鼓励。再加上方觉民古书读得好，写得一手好文章，为人清高廉洁，是张廉心目中最有分量的长辈。方觉民看到张廉有些惆怅，就安慰他说：“今年错过了，没有关系的，明年再考。正好可以借这一年时间，好好补习补习，做个充分的准备。”于是张廉才安下心来。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方觉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员，他的薪水不高，生活也很艰苦。张廉为了不拖累姑父，就搬到在重庆沙坪坝一家造纸厂里当职员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宿舍里。宿舍对面就是国立中央大学。这个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张廉一心想投考这所大学，天天看到这个大学，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激励。可是宿舍有好几个造纸厂职员同住，人来人往，不是很清静，亲戚就帮张廉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租了一间房子，他才得以安心补习。那时，全国很多省份被日军侵占，很多青年都到重庆来投考大学，尤其是中央大学，竞争相当激烈。大学录取考试的科目是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而张廉在高中阶段读的是职业中学，以后在商专读的又是会计、工商管理，他觉得自己课程基础太差，很是着急，他足不出户，整天拼命地准备功课。转眼间，1945年秋季入学考试就到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廉在国立中央大学初试时，在五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冲进了八百人的复试名单。这是很难得的，因此张廉心里特别高兴。再加上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经过八年艰苦卓绝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胜利，张廉与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遗憾的是后来复试没有录取，张廉虽然心里有点难过，但并不着急。因为当时有个规定，凡是投考国立中央大学初试及格复试没录取的，都由中央大学保送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特设的大学先修班学习。这先修班是专门为高中毕业投考大学的人补习功课而设的，但一般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及格后才能就读。而中央大学初试及格的考生，不必再考就可以入读。经过初试及格，张廉信心百倍，坚信自己一定能考进中央大学。因此，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到设在重庆白沙镇的先修班去补习。1947年7月，中央大学派人到先修班举行了一场复试，张廉复试合格，顺利考进了中央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想。

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已迁返南京，从各地迁来西南的各个大学都要迁回原地，国立中央大学也将迁回南京。张廉就趁暑假时间从重庆回到湖南新化家里一趟，主要是想与成闺梅离婚。成闺梅也深受这场包办婚姻的伤害，但她是个思想意识很封建的女子，信奉着“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观念，何况她并没有做错什么，无故要“休”了她，她坚决不同意。张廉毫无办法。张廉又向父母提出一定要离婚，父母也坚决反对。张廉又想通过成闺梅的哥哥做成闺梅的工作，就写了封信给成闺梅的哥哥，说明要离婚的理由。这封信投到邮箱里，张廉的父亲暗地里拿了回来。婚离不了，但是张廉要冲破包办婚姻枷锁的决心依然十分坚定。他对父亲说：“不管你们答不答应，我以后坚决不承认这婚姻关系，不答应我离婚，我以后也不回来了！”这以后他果然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1946年9月，张廉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习。校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中央大学是全国青年精英的聚集地，虽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但有中共党员十多名，还有一百多名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成员。学生自治会就是由这些进步学生掌握着，校内还有民盟组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社会上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央大学的进步学生都在指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张廉受这些学生的影响，也对国民党政府有所认识，于是他就不标明自己曾是三青团员的身份，也不与校内的三青团组织发生联系。

张廉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主要是与一些同乡来往。当时在南京的湖南新化同乡成立了“新化旅南同乡会”，由湖南新化籍的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教授萧涤尘负责，这是新化在南京的同乡联谊性组织，当时在南京做事、读书、经商的新化人大都参加了。在开同乡会时，张廉认识了一个叫袁月楼的人。袁月楼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国防月刊》做编辑，又担任“中国力行学会” 理事长。“中国力行学会” 原名“中国力行学术研究会”，是1941年由国民党第九战区政治工作人员在长沙发起的组织，1943年改名为中国力行学会， 曾出版《力行半月刊》， 宣传“力行哲学”。1946年，该会迁到南京。该会的宗旨是研究“力行哲学”，提倡凡事都要身体力行，提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的道德，建设新中国。当然这是力行学会的外衣，其实是借此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是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张廉当时在学文学，对哲学很感兴趣。袁月楼也很重视这个小同乡，愿意与张廉交往，把自己写的《力行哲学概论》一书送给了张廉，并带领张廉参加力行学会的一些活动。张廉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对政治并不敏感，他觉得力行学会的宗旨很好，对当时社会的腐化堕落有很好的匡正作用。于是，他就填写了一张入会登记表，参加了力行学会发起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座谈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一次是座谈建设新道德的问题。张廉当时错误地认为内战是由共产党发动的，在座谈会上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共产党发动了内战，阻碍了新中国的建设，要建设好国家，共产党必须停止内战。想不到就是这几句话，日后成了把张廉打成“反共的国民党特务”的罪证之一。

1948年，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发生了转折，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一方面在军事上疯狂反扑，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央大学也对学生进行审查，发现张廉中学阶段读的是职业学校，按当时的规定，职校毕业的学生只能报考相类似的学校与专业。张廉在精炼职中学的是运输科，只能报考如上海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等院校。当初，为了考国立中央大学，张廉买了一张湖南私立大麓中学文凭，用这张假文凭考进了中大。此事被查出后，张廉被中央大学开除了。这对年轻的张廉打击太大了，他惆怅地走在玄武湖边，他觉得自己的前途已经毁了，而且丢尽了颜面，真想一死了之。他的内心充满了懊悔和怨恨。懊悔自己以前读了职业中学，懊悔自己买了假文凭。他怨恨国民党政府、怨恨中央大学、怨恨它们不怜惜一个努力上进的青年学子。他实在不愿离开自己努力奋斗而考进的大学。虽然被开除了，他依然住在中央大学南京丁家桥分部学生宿舍内。他在南京逡巡了多日，希望学校能发怜悯，重新恢复他的学籍。等待了多日后，张廉知道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南京， 前往上海， 准备投考交通大学。

1948年7月，张廉来到上海，住在他的叔叔张少帆家里。他一心想考上交大，来弥平被中央大学开除而留下的缺憾，他决定不再犯错，用兰田精炼高级职业学校的毕业文凭去报考上海国立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投考交大，数理课程一定要好，才有可能考取。张廉的数理课程基础不好，读了两年中大中文系，数理课程更是荒疏了不少，一切都要重新准备。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现在是“华山一条路”，考不取就意味着夙愿难偿。于是张廉拼命补习，但是离考试日期很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一着急以致急火攻心，病倒了，咳嗽时痰中带有血丝。医生说是淋巴腺结核，要他注意休息。张廉哪里休息得了，他恨不得一天掰做两天用，仍然抱病拼命准备功课。但由于时间仓促，补习不到位，他铩羽而归。张廉是个意志坚韧的人，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浇灭他一心读完大学的信念。他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于是，他天天到交大图书馆看书学习，准备功课。但是，命运似乎与张廉开了个大玩笑，就是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轻取南京，5月里攻下了大上海。而交通大学的管理机构和大部分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人民解放军接管了交大校园。原来的招生方式停止了，原来的交大也停摆了，张廉要报考国民政府设立的交通大学的梦也被迫停止了。

蹉跎岁月

1949年真是不平凡，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宣告解放。这个基本上完好无损的大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上海市解放后，不惊扰市民，不住民房，露宿街头，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爱戴。张廉看在眼里，内心深感共产党非同一般。对共产党，张廉早已有所耳闻。在上海期间，他与一个叫吴少鹏的同乡、震旦大学学生交往密切。吴少鹏的父亲吴成方是上海解放前一个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吴成方有意无意地向张廉介绍共产党、解放军，使张廉对共产党、解放军充满了好感。现在亲眼一见，张廉深感以往所闻不虚。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这天，黄浦江江水碧蓝，天气晴朗，气温炎热，街上的气氛更是热烈。人民解放军进城部队以威武雄壮的队列，隆隆开进。学生、工人、平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地从市区涌上街头，秧歌队，腰鼓队，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起来。看着这座兴高采烈的城市，看着一扫阴霾的市民的脸，张廉也被感化了，那大学梦碎的郁闷，竟然再也难觅踪迹。张廉分明地感觉到改朝换代的快感，新的社会来了，他要在这个新社会里有一番作为。

8月里他报名考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是一所培养接管政权干部的学校。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必须要有自己的干部队伍去接管旧政权，改造旧社会，所以在当时划分的各大行政区（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南、东北）先后成立了革命大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立于1949年5月上旬，在江苏丹阳和新丰镇一带筹建。校长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副校长是原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学校干部以华东局党校干部为基础，加上部分南下干部组成。华东革大在当时被誉称为华东最高学府。上海解放后，华东革大全部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整训，于7月初开赴上海，暂借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复兴中学等校舍，于8月中旬完成第一期招生任务。1949年8月22日下午5时，在光华大学隆重举行了首次开学典礼，时任上海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偕同饶漱石、冯定、范长江、舒同到会，并都在会上讲话。上海文教界知名人士陈望道、熊佛西等也都应邀参加了大会，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大会活动直到午夜1点多钟才结束。张廉与四千多学员一起唱啊、跳啊，那欢快的场景把他的心融化了，他的情感从来没有如此畅快过。按计划，第一期学员的培训时间为六个月，必修课目有：教育方针、改造学习、革命人生观、知识分子问题、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政策、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等。全新的生活，全新的学习内容，冲击荡涤着张廉的情感和灵魂。每上一堂课，就是一个浪潮，每一个浪潮，都冲走部分旧思想，带来新情感。一个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旧青年知识分子，就这样接受了胸怀国家、人民，把个人的出路与人民的解放结合在一起的新思想，成为了新时代的革命青年。在这个全新的大学里，张廉不仅收获了新的知识，改造了旧观念，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李幼琴，也是华东革大第一期的学员，江苏兴化人，高中毕业后即考入华东革大。在一个熟人的介绍下，两个年轻人相识了。张廉高高的个子，俊美的脸庞，使李幼琴一见钟情，张廉中央大学的经历、认识问题的深刻，更使李幼琴崇敬之心顿生，张廉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活泼、清纯的姑娘，两人很快步入了甜蜜的爱河。

解放战争的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东南、中南和西南的绝大部分大城市和广大农村。为了尽快建立新政权，巩固解放战争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青年干部。于是，第一期的教学计划一再提前，结果第一期干部只学了四十几天就分配工作。其中有540余人参加西南服务团，奔赴刚解放的重庆，600名去东北管理工业建设，2000多名到浙江农村土改，其余的充实华东各地各部门干部队伍。经过高强度革命思想洗礼的张廉，被分配到浙江省衢州专区工作,李幼琴被留在上海市公安局继续接受培训（1950年3月调到公安学校组教科工作）。张廉虽然不舍得与心爱的人分别，但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工作更是充满了向往。接到分配命令时，他快活得心都要跳出胸膛。11月，张廉匆匆与李幼琴及在上海的亲友告别，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与其他几个学员一起，离开上海,来到了浙西古城——衢州。

浙西衢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襟钱江而带九城，控荆楚而连瓯闽，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处金衢盆地西端，平广肥沃，灌溉便利，物产富饶，商业发达。衢州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众多，是南宋以后儒家文化的中心之地。张廉乍到衢州，就被衢州的山光水色迷住了，再加上衢州的文化古迹，对这个曾就读于中国最高学府文学系的年轻人来说，衢州充满了吸引力。张廉决心在这里扎根，并干出一番事业。年轻的张廉，朝气蓬勃，更是当时革命队伍里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搁在工农出身为主的革命队伍里，显得格外突出。党组织看中了这个年轻人，到衢州没几天，便发展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为张廉曾在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学过会计，他就被分配到衢州市人民政府担任会计工作。

张廉虽然学过会计，但那都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操作经验。张廉性格活泼好动，对终日枯坐，细细地与数字打交道的这项工作毫无兴趣，而且会计的基本工具——算盘，他也不会打。他又是个好面子的人，自己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而且读过会计这门课程，向文化程度不如他的人请教，他丢不起这个面子。所以，遇到问题，他也不愿意向那些老会计请教。青年张廉没有按时记账的习惯和职业素养，有时干脆不记账，粗枝大叶。有一次，把20万元（旧币）一扎的钞票数都不数就当作10万元一扎付给别人。好在与他一起办公的一位老同志发现了，帮他追了回来。他也不太注意将公款私款分开存放，放钱的地方也比较随意，因此也短缺过公款，好在家境殷实，张廉的私款有30多万元（旧币），弥补了短缺的公款。做了三个月的会计工作，张廉实在不愿意干了，就向领导要求干别的工作。领导看他确实也不是个干财务的料，而当时机关里知识分子极少，像张廉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更少，于是就把他调到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张廉在通讯干事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学识，承担起了宣传部的文字起草、通讯报道等工作，经常工作到凌晨2、3点钟。除此之外，他还经常主动兼做其他工作，如农会、社会各界代表会议的工作等。由于他的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又有爱学习的习惯，理解上级文件精神比较快，发起言来比较有见地，对同志们很有启发，再加上高昂的工作热情，他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张廉的能力、工作热情、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1950年6月，衢州市改为“衢州城关区”，他任“中共衢州城关区委员会”宣传干事。同年10月，“衢州城关区”与衢县合并，张廉任中共衢县县委宣传部教育干事。11月，衢县县委选派他参加为期三个月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第五期学习班学习。1951年1月，趁学习结束，张廉请假到上海看望李幼琴。此次相见，张廉向李幼琴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曾有的包办婚姻及其痛苦。李幼琴很同情张廉在婚姻问题上所受的痛苦，表示不以为意， 两人约定， 待张廉与成闺梅离婚后就结婚。

张廉回到衢州后不久，兼任了县人民文化馆馆长。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张廉的未来似乎无限光明，然而事况却在张廉毫无觉察的情形下，悄悄地逆转着。

新中国成立了，但旧政权的残余还在，许多反共的敌人隐藏了下来，到处都有破坏新生政权的事情发生。为了巩固新政权，1950年到1951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号召人们举报隐藏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和旧政权人员。另一方面，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党变成执政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等情绪和倾向。还有大批新党员未受到训练和教育，少数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也混进了党内。为了解决党组织中存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问题，1950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整党整干工作的指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整风的方式是结合工作实际，自上而下地逐级召开整风会议，成立整风训练班，学习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廉怀着一颗赤子般的心，积极响应号召，向组织坦白自己的一切，甚至敞开自己的心扉，用严苛的词句批判着自己的灵魂。组织上根据他的坦白开展了内查外调，初步证实了张廉的经历和家庭关系。当时组织上本着实事求是和宽容的态度，并没有把张廉划入“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只是对他短缺公款之事，在1952年6月给予记大过处分。但是，在工作使用上却发生了变化。7月份起，张廉大部分时间被派往农村搞生产中心工作。1952年11月，张廉从党委部门被调到县政府民政科做了一个普通的科员。两个月后，张廉又从民政科调到文教科任科员。张廉从一个被看好的苗子、培养的对象，一步一步地调离了衢州的政治中心。

1952年12月，经新化县人民法院判决，张廉与成闺梅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终于结束了。1953年5月张廉与李幼琴结婚，这对聚少离多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李幼琴也从上海调到衢州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工作。结婚不到一个月，1953年6月，张廉就被派往衢县白渡乡做农村工作。张廉对自己受到的处分和不公正的对待毫无怨言，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点消极，他一心一意要改造自己，他要用劳动的汗水冲刷自己主观的、客观的不足，以致达到彻底抛弃“旧我”。他相信组织会看到他的积极态度。因此，他在农村努力地工作着。夏天，与农民们一起防旱抗旱；秋季，积极参与秋收秋种。他的努力确实得到了组织的认可，曾被委任为衢县杜泽区白水乡团支部宣传委员、白渡乡普选工作组宣传委员。他对自己的

政治生涯又燃起了新的希望，1953年8月，他向中共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里，张廉再次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叙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和自己思想提升的过程，谈了自己入党的动机和对自己的要求、今后的努力方向。张廉向党组织捧出了一颗滚烫的心，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张廉早已被悄悄地打入了另册，因为张廉不仅仅背负着“记大过”的处分，更主要的是他背负着“三大包袱”：地主剥削家庭的出身，加入过三青团、力行学会的经历，复杂的社会关系（哥哥张理此时逃到香港；三叔张少帆曾任国民党军统武装忠义救国军大队长、旧上海市政府督导专员，此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劳改；已经去世的四叔张晓帆是国民党军队少校；姑父方觉民做过国民党国防部科员；他的族兄张翰藩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计处长、国民党的国大代表……），这一切，在当时都是他入党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张廉继续默默地工作着，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不断地袭来。经历、背景复杂的张廉一次次充当了“政治运动员”。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张廉的历史问题再一次被翻了出来，组织上再次内查外调，结论依然是：本人交代属实，没有问题。1957年3月，衢县人民委员会鉴于张廉的表现，撤销了张廉的行政“记大过”处分。

一次次的调查，一次次的交代，让张廉的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让张廉的家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张廉夫妻感情渐渐恶化了。他们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不久，1957年6月20日，两人自愿在衢州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李幼琴带着大女儿、二女儿回到上海工作，最后在上海退休，小女儿则随张廉在衢州生活。张廉夫妻两人离婚后均未再婚，张廉也会到上海去探望母女三人，直到“文革”结束后，两人得以复婚。张廉的磨难还未结束，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由于张廉坚定的跟党走的思想和从无抱怨的言论，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但还是得参加“劳动锻炼”。1959年11月至1961年8月，张廉被送至衢县云溪公社下放干部锻炼队“锻炼”。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张廉因为三青团、力行学会的经历，被戴上了“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帽子。1968年12月又被下放到衢县“五七干校”劳动，四个月后回城。张廉戴着“特务分子”的帽子，先后在城关镇革委会农业办公室、知青办公室、教育办公室做一般的工作人员，1978年7月，调到衢州市（县级市）教育局做一般干部。

“文革”结束后，张廉的“特务分子”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张廉向组织申诉，要求平反。但在“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下，1979年衢县县委组织部依然给张廉留了个“曾参加三青团、力行社等反动组织”的尾巴，没有给张廉彻底平反。1982年12月，中共衢州市委组织部给张廉予以平反：“张廉同志的历史问题，审干时已有组织结论，‘文革’中强加的所谓‘特务分子’等纯属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决定撤销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原县委组［1979］35号文件。”捧着这份文件，张廉百感交集，压在心头多年的冤郁终于冰消瓦解了，他盼望多年的公正终于到来了，他被压低的头终于可以高昂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老马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解放了的张廉，没有对过去受到的冤屈抱怨，也没有时间抱怨，他只想着用余生多做一些工作，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鉴于张廉的工作热情、能力和经验，1983年3月，衢州市（县级市）教育局任命张廉为教育股副股长，主要分管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却是教育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为张廉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舞台。张廉在教育局党委的重视和支持下，积极开展教育改革。为了在普通中学里开设劳动技术课，他选取了两所学校进行试点，开设食用菌栽培课，成功后就在全市所有中学里普遍设劳技课。这一做法引起了省、地有关部门的重视，金华地区教育局在衢州市召开了“普通中学劳技课现场会”，《金华日报》、《浙江日报》相继报道了衢州市开设劳技课的情况。

张廉对小学升初中进行深入调研，走访了许多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提出了改革的初步方案，推动了小学升初中制度的改革。为了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体委颁发的学校体育卫生《两个暂行规定》，张廉带队检查验收了17所中小学，对衢州市各中小学进一步搞好体育卫生工作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赴上海探亲期间，为了解信息，张廉放弃休息，走访了上海复兴中学、市西中学和静安区教育局。他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上海市数学特级教师、复兴中学校长姚晶来衢州市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参加听报告的有全市初中以上中学领导骨干和数学教师，对促进衢州市的教育管理改革和数学教学改革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张廉不仅对自己职责内的工作全力以赴，对本职外的工作也倾情以待。1984年衢州市政协创办文化补习学校，聘请张廉为顾问，并担任副校长。从寻找合适开办学校的地点，到招生、聘请任课教师、课程安排，都是他一手操办。学生参加高考前，他还亲自为学生上课，辅导学生复习政治、语文课程，为学生指导考试注意事项、高考志愿的填报等等。当年该校212名考生有134人考上大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此后要求进该校复读的学生越来越多，以至于要“走后门”、“托关系”才能进校。张廉也因为出色的工作获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被评为1984年度衢州市教育先进工作者。

遗憾的是，给张廉发挥才干的时间太短了，转眼间到了1985年，张廉60岁了，市教育委员会让他转任市教育学会秘书长。这是个新成立的教育学术机构，由教委主任亲任会长，但除了张廉这个秘书长外，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张廉不计较这一切，没场地，就把自己的宿舍当办公室；没工作人员，就自己亲自干。他把各个学校的校长、骨干教师都吸收进学会，衢州市教育学会就在张廉的一手努力下建立起来了，不久张廉也正式退休了（1990年经组织批准重新办理离休手续）。

为霞尚满天

1985年5月15日，有着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衢州古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经国务院批准，衢州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设立柯城区和衢县，原金华地区的龙游、江山、常山、开化县划归衢州市。衢州市成立时，民进组织还是个空白，只有两名民进会员，而且都是在龙游县湖镇区，是湖镇区隶属金华县时，由金华民进组织发展的，组织关系在金华。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健全民进全省的组织网络，民进浙江省委会决定在衢州市发展会员，建立地方组织。

1984年12月和1985年上半年，民进浙江省委会秘书长吴畏、组织处副处长杨子才，曾两次专程来衢州，和中共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康夫商议在衢州建立民进组织事宜。在康夫的引荐下，张廉接触到了吴畏秘书长和杨子才副处长。

这是一次愉快的会见。在张廉简陋的办公室里，康夫副部长对吴畏秘书长和杨子才副处长介绍说：“张廉同志新中国建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工作一贯努力肯干，在遭遇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也从不抱怨，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人品操守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他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熟悉教育，更熟悉全市中小学的许多教育教学骨干，在衢州市教育界有相当的知名度与威望。张廉同志加入民进，相信对民进组织在衢州的发展必定有积极的作用。”吴畏秘书长说：“是啊，我们到衢州也有两次了，考察了不少对象，觉得张廉同志是很符合我会章程的要求的，我们非常希望张廉同志加入我们的组织。”接着，吴畏秘书长向张廉简要介绍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了解了张廉的经历，征求了张廉的意愿。张廉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听闻过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带领社会各界到南京请愿，反内战，血溅南京下关车站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部长，而张廉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自然对民进组织有一定的印象。现在民进组织向他伸出双手，他哪里有什么不愿意的呢！他紧紧握住吴畏和杨子才的手，激动地说：“我对民进组织是充满敬仰的，感谢民进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愿意加入民进组织！ 我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为民进事业的发展，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他又对康夫副部长说：“我本来是一心一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无奈时代历史把我耽搁了，但我听从党的领导的思想一直没变。现在，把我留在党外，介绍我加入民进，我十分感谢。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为我市的发展出谋划策。”张廉又向吴畏秘书长和杨子才副处长推荐了俞成水、方文伟两位同志。

吴畏秘书长和杨子才副处长回杭州后，向省委会领导作了汇报，省委会同意发展张廉等三位同志。就在张廉面临退休之际，1985年10月23日，他认真地填写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入会申请表》，庄严地向省委会递交了入会申请书。11月2日，吴畏秘书长和杨子才副处长作为介绍人，介绍张廉同志加入民进组织。11月8日，省委会批准张廉同志入会。张廉与俞成水、方文伟三人一起光荣地成为了衢州市建市后的首批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加入民进组织，翻开了张廉人生新的篇章。从此，张廉以政治人物的身份，载入衢州政治史册。张廉加入民进后，省委会指示他积极发展会员，尽快建立组织，张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神圣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家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各级政协恢复了活动，作为政协重要界别的各民主党派也恢复了活动。但是十年“文革”，各民主党派遭受重创，虽然恢复了活动，但其在社会上影响力不高，绝大部分人对民主党派毫无认知。要让人认识民进，并进而加入民进绝非易事。张廉虽已年逾花甲，但他还是不辞辛劳、满腔热情地到处奔波、登门求贤。有很多日子，晚上9点多了，还走在做发展会员工作的路上。他向发展对象宣讲民进的性质、章程、光荣的传统，介绍民进老前辈的光辉事迹；他强调民主党派的性质和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优良传统，以及民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求民主、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马叙伦、雷洁琼、叶圣陶等等民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在张廉的宣传下，民进渐渐为人们熟知，民进组织渐渐被人接受。

张廉的诚恳感召了许多人，这些人对张廉也很了解，他们敬重张廉，相信张廉，愿意追随张廉加入民进组织。张廉通过自己在教育部门深耕多年的便利，介绍多名各学校、单位的骨干入会。有的年轻同志对民主党派不了解，担心加入民进后会影响今后的前途发展，张廉同志告诉他们：“民主党派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是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加入民进是离共产党更近了，今后如果需要，还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打消了这些同志的顾虑。张廉还通过帮助解决困难，来加强与发展对象的联络，用感情来感化发展对象，团结会员。1986年3月入会的老会员陈瑞华回忆说：“我当初是一心要入党的，工作很努力，白天都很忙。张廉同志通过学校领导找到我，要我加入民进，我起初对民进没什么认识，就回绝了。张廉同志不放弃，见我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到我家来做工作，向我介绍民进组织，一连好几天，我有些被他感动了，但还是没有拿定主意。那时我的孩子高中毕业后没考取大学，正在家里复习，张廉同志就主动为我孩子联系到市政协文化复习班去学习。我很感激他，同时也逐步认识到了民进这个组织。我感到有张廉这样的同志在民进里，这个组织一定是个很好的组织，于是就欣然加入了民进。”民进会员、衢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原主任刘敏，在北京进修期间，想到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见习学习，苦于找不到介绍的人，她把这件事告诉张廉。张廉马上通过省委会与民进中央联系，通过会中央的联系介绍，刘敏顺利地到协和医院学习。通过这件事，刘敏十分感念民进组织和老主委的帮忙，思想感情与民进组织更加贴近，并且叫她的先生骆骏伟也加入了民进，夫妻都是民进会员，成了衢州民主党派当时的一段佳话。现在兄弟、姐妹、父女、夫妻加入民进的事例，在衢州民进中已不稀奇，但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张廉和民进组织的魅力。民进衢州市委会最早的机关干部徐小莉回忆说：“我当时是人民小学的教学骨干，张廉同志找到我，向我介绍民进，要我参加民进组织。我当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埋头教学，所以对入会不太积极。张廉不断地做工作，使我认识到了民进这个组织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加入了民进。那时我的一个外甥考中专，最后一天还没消息，早上找到我，要我帮忙。我也没什么路子，想到张廉在教育局多年，就和张廉说了这件事。他马上帮我联系，后来我外甥终于顺利地进了金华卫校，我姐姐一家都很感谢我，也很感谢张廉同志。其实，受到张廉帮助而加深对民进了解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会员感谢老主委的帮助，他无权无势，一年到头从不请客送礼，能为会员排忧解难，靠的是人品，靠的是与人交往的影响力。”张廉就是这样通过细致地工作，热情地助人，扩大了民进的影响力，使人们认识了民进这个组织，吸收了许多优秀人才，凝聚了广大会员。

张廉同志一方面积极发展成员，一方面严格掌握发展成员标准。他经常对各支部负责人说：“我们发展会员，首先是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品德高尚。第二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业务能力要强。第三，人际关系要好，能团结人，乐于助人。”因此，直到现在，在衢州还流传着“要加入民进是很难的，条件很严格”的说法。直到今天，民进衢州市委会发展组织，除了按会章要求外，还要坚持老主委的这几条标准。张廉为衢州民进打下的牢固基础，确保了衢州民进的健康发展。在张廉同志的努力下，到1986年3月底，衢州市已发展了30名会员。1986年4月5日，民进衢州市筹备委员会成立，30位会员出席了会议。筹委会由张廉、俞成水、戴传范、汪承德四人组成，推荐张廉为主任委员。虽说筹委会有四人，但其他三个同志都有本职工作，张廉就挑起了所有的筹备工作。他一方面继续发展会员，一方面要做成立大会工作报告等各种文件起草工作。当时，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办公场所。张廉就把自己的宿舍当作筹委会的活动地点和办公场所，实在忙不过来，就叫人民小学的徐小莉过来帮忙做些誊抄工作。白天，张廉奔走在各个单位，联系工作，发展会员，建立支部。晚上，埋头伏案，起草各种文稿，“白加黑，五加二”地忙碌着。转眼间，迎来了新的一年。此时，衢州民进已有会员91人，建立了14个支部，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衢州市委员会的条件成熟了。

1987年1月23日，这是载入衢州民进史册的日子，也是载入衢州市政治历史的日子。这一天，衢州市县学街市政协礼堂披红挂彩，鲜花怒放，中国民主促进会衢州市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民进衢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91名会员全部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丁德云，秘书长吴畏来衢州指导。衢州市党政、人大、政协领导黄锡南、金家福、张复兴及市有关部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应邀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张廉代表筹备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过程和工作情况，提出了市委会成立后的工作设想。他代表市委会要求全市民进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在中共衢州市委和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参政议政，为衢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贡献力量。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要进一步加大组织发展的力度，既讲数量，又讲质量，把优秀人才吸收入会，不断加强队伍建设。要发挥优势，服务社会、服务群众。”这篇报告浸透了张廉的心血，为衢州民进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他那响亮的、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在会场上回响，话音里透着兴奋自豪的情感，感染着全体会员，也感染了与会所有的嘉宾。会议选举产生了由七人组成的民进衢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张廉任第一届主任委员。从此，衢州民进成为衢州市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加入民进的张廉，爆发出了高昂的参政议政热情。民进为他提供了平台，他为民进增添了光彩。1986年5月，张廉担任政协衢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并于第二次全会上增补为常委。担任政协委员后，张廉积压在心中的各种建议喷薄而出，在1987年市政协一届三次大会上就提交了11个提案，内容涉及民生、职业教育、民主党派的工作条件和发展环境等。一次会议提交这么多提案，这在衢州市政治舞台上，张廉是第一人。在他担任市政协委员十年期间，每年的政协大会上，他都提交10多个提案，即使在他中风瘫痪在床的1994年，他还提交了4个提案。1995年底民进衢州市委会换届，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关系，他从主委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依然担任政协委员。尽管疾病缠身，1996年、1997年，他还分别提交了6个和4个提案。从1986年担任政协委员起，到1997年，他总共向衢州市政协提交了144个提案，平均每年12个，最多的1992年，他向市政协提交了31个提案。有市领导与他开玩笑说，“张主委，要是所有的政协委员都像你这样，市政府光办理政协委员的提案，一年也办不完，就不要干别的了。”

除了提案，张廉每年都要撰写大会发言材料，并在大会上作口头发言。他的发言总是得到大会热烈的掌声和高度的肯定，他也成了新闻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中心人物。

他的提案和发言，涉猎面很广。有要求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供条件的；有发展教育事业的；有建议加强海外联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高屋建瓴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建议的等等。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早就提出了要“反腐防腐”，建设廉洁政府。如1989年5月10日，在市政协组织召开的廉政建设座谈会上，张廉作了《加强异体监督，促进廉政建设》的发言，市委领导非常重视，将其发言刊登在市委办编的44期《领导参阅》上，1989年7月4日《人民政协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这在上世纪80年代，是极有远见的，体现了他的政治目光，充分展示了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对执政党的“肝胆相照”，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与爱护。张廉高昂的参政热情和真知灼见，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他被新闻媒体和政协委员们誉为“提案大王”。

张廉的提案、发言材料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高。下面转录几例，以供大家管窥。

案例一：张廉等委员关于有计划地帮助、关心民主党派做好骨干培训工作的建议，得到了中共市委的重视。市委统战部、宣传部、组织部、市委党校及各民主党派共同研究，1991年1月份，在市委党校举办第一期党外人士骨干培训班，为期一个月，有53位同志参加。（注：此后，市委党校，后来是市社会主义学院，每年都举办这一培训班，为民主党派骨干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案例二：委员的建议意见被部分采纳或纳入今后工作计划。张廉对《衢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教育事业方面的成人教育提出修改补充意见的提案，市计委认为在继续整顿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办好成人高等教育，切实提高教育质量的意见是合理的，并把此补充进该文件中。

案例三：提案基本解决的。张廉等29位委员提出的关于由市政府主办衢州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的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把举办一中校庆列入1992年下半年“三会一节”的重要内容，组织专门班子切实抓好，使校庆活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收到来自四面八方校友们的好评。

案例四：张廉等五位委员提出的关于衢州市人民小学恢复“尼山小学”校名的建议，得到柯城区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尼山小学校名恢复后，社会影响扩大，中国孔子基金会有关人士得知后立即捐款6 万元（1992年，6万元是笔巨款），学校的德育工作也得到了加强。

案例五：张廉、陆宗洲提出的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建议，得到了市委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采纳。市纪委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开发区建设等的监督检查，把反腐败作为工作重点，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

张廉提案、发言、意见建议的高产和高质量，源于改革开放后良好的政治环境，源于执政党宽阔的胸怀，更源于张廉对社会主义道路真诚的拥护和热爱。张廉为了写好提案、发言材料，总是深入调研，努力做到言之有据，逻辑严密。在行文上，既态度坚定，又“理直气和”，使人乐于接受。他经常说：“我们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问题，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为难政府、部门，所以，不仅说话要有良好的出发点，而且要让人愿意听、愿意接受，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我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张廉这种参政议政的态度、风格和做法，不仅为他自身赢得广泛的赞誉，更切实地增强了参政议政的实效，树立了民进组织的良好形象。这种成熟的参政议政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更深远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民进会员，成了衢州民进的优良传统。

张廉杰出的参政议政能力，不仅得到衢州当地党政和社会各界的赞誉，还受到了省政协的重视。经民进省委会的推荐，张廉担任了省政协六届、七届委员，并且以不是省政协常委、不是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在1991年省政协全会的开幕大会上，坐上了主席台。这份荣誉，是很少有人能拥有的。在担任省政协委员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的活跃程度依然不减，也是省政协大会的“提案大王”，他提交的提案数量，目前还没有人能出其右。据《浙江民进》的统计，张廉自1988年担任第六届省政协委员起，至1992年五年间，先后向省政协提交提案75件，平均每年15件。张廉的提案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以下是张廉在担任省政协六、七届委员期间，向省政协大会提交的代表性提案要目：

1. 建议省委书记薛驹同志带头与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朋友（1988年六届一次）；

2. 中共浙江省委要带头与省级民主党派建立协商对话制度（1988年六届一次）；

3. 省市县政协都要配备一名非中共人士担任专职副主席（1989年六届二次）；

4. 关于改革行政监察体制问题（陶永铭、张廉，1990年六届三次）；

5. 建议省委常委结合自己分管的工作，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联系（1990年六届三次）；

6.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请省教委抓紧从民主党派成员中聘请教育督导员（1991年六届四次）；

7. 建议省政府设立专职机构负责生物工程的科技研究和实际应用（1991年六届四次）；

8. 减轻农民负担是当务之急（1992年六届五次）；

9. 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张廉、陶永铭，1993年七届一次）；

10. 适当修改宪法（1993年七届一次）；

11. 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对口联系的工作制度要抓紧落实（1995年七届三次）。

一个普通的省政协委员，他的提案有这么多作为代表性提案被收入到一个省的党派志书里，真的非常了不起！张廉积极参政议政的事迹引起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重视，因此留下了一段中共省委书记与一个普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交为挚友的佳话。当时的媒体进行了翔实的报道，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省委书记与政协委员

“向您表示祝贺!”3月4日上午10时40分,省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一结束,省委书记李泽民便匆匆忙忙赶到会场休息室,看望他的老朋友———省政协委员、民进衢州市主委张廉。

在上午的会议上,张廉是受表彰的提案积极分子之一。近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及浙西城乡,撰写了43份提案,是政协委员中提案写得最多的委员。李泽民高兴地说:“希望你再接再厉,为衢州和浙江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多提好的意见和建议。”

张廉笑着说:“谢谢李书记的接见,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心,也是对我们民主党派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不是‘接见’,而是看望老朋友。”李泽民说:“你让我们听到了许多平时听不到的好意见、好建议。”

早在两年前,李泽民与张廉就有交往了。1990年3月,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张廉撰写了《建议省委常委按自己的分工与有关民主党派主委交知心朋友》的提案。提案提交后,张廉心想:省委领导会采纳这个建议吗?

然而,时隔不久,张廉便收到了一封省委办公厅的复函,里面转达了李泽民对这份提案的意见:您的建议和意见是中肯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应主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交朋友,经常谈心,认真听取意见,以改进工作,这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好传统。省委将强调这一思想,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读完全文,张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91年3月,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这次会议上,张廉向大会提交了20份提案。会上,张廉将20份提案的目录复印并附了一封短信给省委书记李泽民。

会议结束,张廉刚回到衢州,李泽民3月17日的回信已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张廉展开来信,被省委书记的真诚所感动,“您的信和这次政协会上的提案,均已收悉。我们虽未见过面,但我愿同您交朋友,望能经常听到或读到您对省委和省政府工作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我们约时面谈,写信或打电话均可。”

同年10月,李泽民来到衢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他一直记着与张廉会面的事,一下车就委托当地干部与张廉取得联系。次日晚上,在市府招待所里,李泽民与张廉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拉呱起来。

这次会面,李泽民认真听取了张廉关于民进衢州市委会为社会办实事等情况的汇报。当张廉谈到今年3月在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提交的20份提案,其中答复比较满意的有15件,基本满意的有3件,李泽民听后十分高兴,对张廉参政议政的热情再次表示赞赏……

交谈在继续进行着。张廉从包里拿出了自己准备的10份提案目录给李泽民看。李泽民一一细看,不时点头:“提案内容很广,有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也有干部作风方面的。”并深情地说:“对于你的参政议政热情,我表示钦佩。今后有什么事,写封信,打个电话都可以,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坦诚相见,一如既往。”

1989年10月,张廉(左三)在衢州花园中学民进支部成立大会上讲话。交谈结束,李泽民叮嘱张廉保重身体,两双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一起。

张廉与李泽民结交为挚友的这段佳话，固然显示了作为中共省委书记的李泽民宽阔的胸怀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精神，同样也展现了一个民进会员的坦诚以及敢于建诤言的风貌，更体现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真诚，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基本方针的生动展现，显示了我国多党合作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成功实践。

张廉深知，组织的活力来自组织的活动，没有活动组织就会失去感召力、向心力。因此，他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其中学习活动尤其突出。针对衢州民进组织成立晚、新会员多的情况，大力开展会史会章的学习，让会员深入了解民进老前辈的光辉事迹，激发会员们的光荣感。针对会员们是本职岗位上的业务骨干，对政治关心度偏低的情况，积极组织时事政治学习，尤其是中央、省、市重大会议召开、重大政策出台时，张廉及时组织市委委员、支部委员、骨干会员学习。有的会员一年参加民进组织学习活动的次数，比他入会前所有的政治学习活动总和都多。各种学习活动使会员们政治思想水平迅速提高，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氛围很快形成，为衢州民进的参政议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衢州民进成立初期，在张廉主委的带领下，社会服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办学和请专家讲学两项活动做得更为出色。当时，民进衢州市委会创办了民进业余学校，张廉兼任校长，举办了文化、教育等方面多期培训班。后来学校与衢州电大合作，举办了1989、1990两届电大汉语言文学班，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衢州市后来的一些领导干部及媒体专业人员毕业于该班。另外，张廉同志利用民进教育界会员的人才优势，与市民建、工商联合作创办了衢州市育才职业高级中学，时任民进市委会秘书长余敬中任副校长兼数学教师，市委会委员戴传范任专职副校长，会员柳正春任专职教务主任兼任书法教师。该学校培养了不少财会人才，《浙江日报》曾作过专题报道。请专家讲学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张廉同志施尽了他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先后从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请来多名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的著名专家来衢州讲学。如著名教育家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天津中学校长韦力、南京师大附中校长李夜光等十多位专家来衢州讲过学。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本地专家来民进业余学校和育才职业高级中学讲学。衢州市许多著名教育界人士如衢州二中原校长、中学化学特级教师吴良，衢州二中党总支书记、中学政治特级教师项义丰，衢州一中校长项寿琼，衢师校长郑达盛以及新华小学数学特级教师赵玲光等都被邀请讲过学。全国各地的许多教育界人士来听过课，反响颇大。张廉同志还在引进外资，开展教育、医疗和科技扶贫“三下乡”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学习活动、社会服务活动外，张廉还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春天里组织会员春游，元旦时开展迎新联欢，等等。这些活动营造了衢州民进组织的欢快气氛，使会员们的向心力增加了，组织的凝聚力更强了，民进的影响力更大了，要求加入民进的人也更多了。有一年衢州民进一年就发展了60多名会员。

1992年上半年，衢州、丽水两市民进“参政议政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丽水市举行，会议结束后，东道主请与会人员到缙云参观。参观后在饭店就餐时，张廉同志突然嘴流口水，说话不清，左腿麻木，不能站立。经在场的民进缙云县支部主任、缙云县人民医院院长彭苏蓏诊断为小中风，建议他稍事休息。下午4时左右，病情有了好转，能站立移步了，同行的秘书长余敬中劝他立即返衢治疗，可性格倔强的他却坚持去庆元县会见了一位研究红豆杉的专家。回衢后，他断断续续去医院就诊，但一直不见好转，在当年11月确诊患右脑梗塞症住进了衢州市人民医院，一住就是好几年。住院期间，由于他在衢州的小女儿和女婿工作离不开，只有节假日才能前去照看，因此住院初期主要由市委会机关干部轮流去医院照顾他。后来，市委会从常山请来一个彭姓青年护工来照顾他，后又转到民进会员叶宏良创办的衢州太真医院治疗。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方便照顾，小彭把张廉接到常山的家里看护。尽管病魔长期折磨着张廉，但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大事，对民进组织还是十分关心，每天坚持看报、看文件、写提案，并及时听取市委会的工作汇报，指导市委会及机关开展工作。一直到1995年上半年，经民进省委会同意，市委会研究决定由专职副主委余敬中同志代理他主持市委会工作，他才脱下担子，静心养病。2005年12月7日，张廉老主委的病情加重，住院治疗未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80岁。张廉去世后，民进衢州市委会和张廉原工作单位衢州市教育局为他举办了隆重而又简朴的追悼会，对张廉为衢州民进事业和衢州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他的离世深表痛惜。

张廉的一生，经历了人生“三部曲”：第一部，从出生到1949年就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这是他怀抱出人头地的愿望，成长求学，努力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阶段；第二部，从他参加工作到其退休，这是他历经磨难、坎坷曲折的蹉跎岁月，这些令他苦闷的岁月为他日后加入民进组织，并焕发出政治光彩结下了因缘；第三部，是他即将退休时刻，加入民进组织之后的晚年时光，这个阶段他退而不休，全身心地投入到民进组织的发展和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的工作中，谱写出人生辉煌的篇章。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张廉在他晚年时光，焕发出政治光彩，在衢州市的政治生活中描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衢州市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留下光辉的一页，为衢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人生价值也因之达到了顶峰。他一手创建了民进衢州市委会，发展了大量的会员，为衢州民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自己大半生受到的不公正遭遇能辩证地对待；他积极参政议政，提案数量之多，在衢州市政协系统中，至今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积极办学，邀请教育名家前来讲座授课，举办教师培训活动，为衢州市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带领会员，发挥优势，送教送医下乡，在衢州的百姓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张廉在中共党组织和政协系统的评价中，留下了容易合作、参政积极的良好声誉；在他同事的口碑中，留下了工作认真踏实、豁达大度、乐于助人的赞誉；在会员的心中，他留下的是热爱组织、关心会员、勤政原则的光辉形象。他为衢州民进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组织发展上，他强调发展对象的思想品德和业务能力以及在单位的影响力；在参政议政上，他强调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且亲力亲为；在社会服务上，他努力发挥组织优势，使“三下乡”成为衢州民进的传统；在机关工作上，他建章立制，强调为会员服务，发挥好枢纽作用。他留下来的这些优良传统，为衢州民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立会为公”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行为准则。加入民进组织之后，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交给了民进，为民进衢州市委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但他的精神、他的事迹依然激励着衢州民进的每一个成员，他为衢州民进的建立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民进的史册上！

张廉先生年表

1925年 10月,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白溪镇。

1932年 9月,湖南新化县白溪镇大成初小读书。

1936年 9月,湖南新化县白溪镇文昌宫高小读书。

1938年 9月,湖南新化县上梅初级中学读书。

1940年 9月,湖南安化县兰田私立精炼高级职业学校运输科第九班读书。其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1942年 寒假期间,与成闺梅成婚。

1943年 9月,入读湖南衡山省立商业专科学校。

1944年 10月,赴四川重庆,准备投考国立中央大学。

1945年 9月,入四川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备考国立中央大学。

1946年 7月,考取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就学期间参加“力行社”的集会活动。

1948年 7月,因高中文凭问题被中央大学开除。8月,赴上海投考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未录取。

1949年 5月,上海解放。8月,考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1月,被分配在衢州市人民政府担任会计工作。

1950年 1月,任中共浙江省衢州市委宣传部通讯干事。6月,任中共衢州城关区委员会宣传干事。10月,任中共衢县县委宣传部教育干事。11月,赴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第五期学习班学习。

1951年 3月,任中共衢县县委宣传部教育干事兼县文化馆馆长。10月,任中共衢县城区委员会宣传干事。

1952年 6月,受到记大过处分。11月,任衢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科员。12月,与成闺梅离婚。

1953年 5月,与李幼琴结婚。7月,任衢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员。

1954年 11月,参加浙江省第一期校长培训班学习。

1955年 6月,任衢县文教局科员。

1957年 3月,衢县人民委员会撤销其行政“记大过”处分。6月,与李幼琴离婚。

1959年 11月,被送至衢县云溪公社下放干部锻炼队“锻炼”(至1961年8月)。

1961年 11月,调任衢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委员。

1966年 被打成“特务分子”,受到审查。

1968年 12月,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

1969年 在衢县城关镇革委会工作。

1971年 在衢县城关镇革委会农业办公室工作。

1976年 在衢县城关镇革委会知青办公室工作。

1978年 在衢县城关镇革委会教育办公室工作。7月,调至衢州市(县级)教育局工作。

1982年 12月,中共衢州市委(县级)组织部予以平反。

1983年 3月,任衢州市(县级)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

1985年 10月,退休。11月8日,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86年 4月,任民进衢州市委员会筹委会主任委员。5月,任衢州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在市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增选为市政协常委。

1987年 1月,当选民进衢州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8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7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在市政协大会上提交15件提案。

1989年 向市政协大会提交14件提案。7月,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加强异体监督,促进廉政建设》。

1990年 3月参加省政协大会,提出《省委领导应与民主党派交朋友》的提案,受到中共省委书记李泽民重视和肯定。5月,参加华东六省一市民进工作研讨会。9月,在《人民政协报》发表《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坚持辩证系统观》。经组织批准重新办理离休手续。

1991年 3月,在政协浙江省六届四次会议上提交20件提案。8月,李泽民书记来衢州视察,接见张廉。12月,当选民进衢州市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2年 3月,在省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被评为省政协提案积极分子。8月,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2月,赴京出席民进七大。

1993年 1月,当选政协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被评为市政协工作积极分子。

2005年 12月7日与世长辞,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