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吴伟强，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民进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省委会经济科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智库——杭州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本人及其团队的30多个研究报告获得中央、省、市和职能部门领导批示，30多项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和人大代表建议，其中3件被列为省政协重点提案并被评为优秀提案。他连续多年获得民进浙江省委会参政议政调研课题优秀奖，两次被评为优秀会员。因其工作成绩突出，受聘担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2015年被评为民进全国先进个人。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这座风光旖旎、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杭州也借此机会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形象，为迈向国际化大都市之列做好准备。随着峰会召开时间的临近，每一个生活在杭州的人都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走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线杆开始“多杆合一”；建筑立面整洁美化，杂乱广告已大量清除，空调外机统一安装了外箱；各种交通标志和标识的双语系统逐渐统一规范；路名牌的样式，统一采用绿底白字款；公交站牌也采用了中英文对照；公共场所的英文统一，比如厕所的英文统一标为“Restrooms”…… 这一切，正是吴伟强教授领衔的“城市管理”研究团队烙下的“美好印记”。

2016年是民进中央确定的“参政议政工作主题年”，而吴伟强教授无疑是会内的参政议政“达人”。在G20峰会召开前夕，笔者采访了吴伟强教授。

一

为保障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市容环境作全面的整治和提升。2015年5月底，牵头单位杭州城市管理委员会委托吴伟强教授着手研究制定杭州《城市家具国际化设计导引》，以期据此制定标准并实施项目设计招投标。8月初，这份系统全面、细致翔实的《导引》正式出台，针对14类城市家具：电杆、岗亭、车站、隔离设施、废物箱、道路、地面绿化、标志标识、亮化、信号灯、监控、建筑立面、高架、垂直绿化等，找出问题并提出了统一的规范化样式。从那时起，杭州城里各条主要道路三维空间的各种设施，都结合道路综合整治陆续统一了起来。可以说，《导引》成为了G20峰会前夕，美化提升杭州城市形象的导则和标准。

这项研究时间特别紧，系统非常庞大且要素极多，并要求最终能够落地实施。吴伟强教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组织40多人的团队，连续几十天，不分昼夜地对委托方指明的60多条主要保障道路展开地毯式调研，搞清城市家具每个要素的实际状况，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导引》出台后，吴伟强教授又参与制定了《道路交通指示标识英文译法规范》，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种种变化。

在城市标识系统研究方面，吴伟强教授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2013年，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杭州火车东站刚投入使用不久，吴伟强教授就针对车站标识系统较为混乱的局面，仅用一周就完成了《杭州火车东站标识系统优化研究》，成为火车东站标识系统优化的导则。他的建议被完全采纳，从而节省了2/3的标识且效果更佳。此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又委托他对当时即将交付使用的市民中心标识系统实施优化方案研究，他在《杭州市民中心标识系统优化研究》中提出的建议也如数付诸实施。

在“城市管理”领域持续开展研究十几年，吴伟强教授始终有着自己的固守和坚持。他觉得，如果自己的研究还算有些成就和影响，首先得益于理论研究，没有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要将理论融化在实证性研究中。坚持基本原理、基本准则，坚守常理、不违背常识，吴伟强教授以此为基本立足点和基本尺度，综合应用管理学、经济学、哲学、美学等理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学。他认为，哪怕为了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也绝对不能“就问题而问题”，必须面向未来，把握文明发展的趋势。他在研究中坚持简约主义的基本趋势，将之视为一种高品质。

在研究实际问题时，他坚持必须扎实落地，要求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要从马路上踩出自己的数据来，要对杭州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对城市视觉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有系统性和动态性的数据、资料。目前，他的研究团队已经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研究项目-人大政协-党委政府”系统性联动的研究体系。他对自己的要求则更高：必须走遍世界主要城市，每年至少一个月实地研究国外城市，亲眼去看，亲耳去听，站在每个城市的土地上亲身体会，寻求最为真实的感觉。吴伟强教授的研究，从选题到建议，坚持独立思考，不跟风、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正是多年考察所积累起的第一手资料支撑起了这份强大底气。

二

为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缓解交通拥堵，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杭州市主城区全面实行“限牌”政策，小客车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一石激起千层浪，此策一经出台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两周后，吴伟强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限牌政策的出台，就标志着杭州多年治堵的失败；而如果把治堵寄托在限牌上，迟早还是要面对失败。”同时也表示，如果“追求部门利益-不当设施与管理-城市交通拥堵”这根链条不剪断，“治堵”工作将无法走出困局。

他的言论在一片轰轰烈烈之中仿佛注入了一股清流，至今让人印象深刻，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在长期关注和研究城市管理类问题的过程中，他在背后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吴伟强教授对城市管理的研究始于对城市交通管理的研究，早在2008年，他就关注了交通管理和交通拥堵的问题并做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2009年民进浙江省委会提出了省“两会”上第一个关于城市交通问题的提案。

结合交通管理的基本原理、世界主要城市的实践经验以及杭州城市的实际情况，他断言，任何的治堵措施，如果不是基于提高管理水平，而是寄望于依靠建设性投入和禁止性措施取得治堵成功，那是必败无疑的，疏导决策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理论与方法。事实证明，限牌政策出台两年半，杭州的交通拥堵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甚至有向周边县区蔓延的趋势。

在职能部门制定出台限牌政策的时候，吴伟强教授就开始考虑政策出台后可能引发的后续负面效应。尽管政策与自己的一贯主张不尽相同，看着有关部门做“无用功”倍感焦急，但作为一个理性的研究者，他并没有简单地发发牢骚或者选边站队：“学者是需要批判，但是真的批判是知道未来的改进方法，否则所谓的批判就是伪批判。”

由于限牌政策的制定十分仓促，而制定者的经验和前瞻性明显不足，限牌规则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洞，所以吴伟强教授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提醒有关部门要对限牌政策做出一些反思和检讨，避免沉溺于实施禁令带来的喘息机会，忘却了科学化管理的根本；同时，要注意限牌政策的“溢出效应”，充分预测限牌之后可能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并制定相关预案，以此希望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尽可能地得到“次优化”。

吴伟强教授的话语体系总会让人觉得敢说真话、立场鲜明、犀利尖锐。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有关领导或政府部门难以接受甚至得罪人时，吴伟强教授坦然地表示，自己并没有考虑那么多。他说，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为社会做贡献的，如果瞻前顾后，不求真务实，不敢说真话，希望何在？

基于对城市的情怀，对社会的责任，坚持社会共识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准则，终究会被认可。“杭州是个开放的城市，市委市政府提倡‘四问四权’‘开放式决策’，这样的机制给我们提供了说话的平台。更何况，社会、管理部门、领导都是有基本共识的，就是希望我们所在的城市能够更加美好。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才会一起努力，希望改变我们的城市。或许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直来直去的话语方式有些难以接受，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大家都成为了朋友。”不过，吴伟强教授还是特别强调，“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对事情而言，错的就是错的，这跟朋友没关系”。

三

迄今为止，吴伟强教授已经主持了杭州城市管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应用，用一句评价参政议政工作绩效的“行话”可表达为“有效影响公共决策”。

关于“限牌令”的几篇文章陆续刊出后，交通管理部门领导随即进行上门沟通。之后受中共杭州市委政研室委托，2014年，吴伟强教授及其团队完成了第三方独立评价报告《杭州城市交通治堵跟踪评估》，并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了《杭州城市交通管理的核心问题》，提出只有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才能提高杭州市交通管理水平，彻底治理城市交通拥堵。时任市委书记龚正、副市长项永丹做出批示，将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纳入《杭法十条》，由编制办公室、市府政研室和吴伟强教授团队共同研究方案。2015年，吴伟强教授完成并递交了《“十三五”时期杭州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告。如今，他的建议已逐渐落实，交通管理的基本准则已越来越受重视，交通走廊开始建设，城市路网系统开始构建，以此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2016年1-8月间，吴伟强教授提出的有关城市管理的建议、报告，就得到省、市领导的批示十余次，通过民进组织渠道提交、关于G20峰会的信息和调研报告就有不少：《应高度重视城市环境整治和提升工程中的不良现象》，对杭州《城市家具国际化设计导引》导引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随后市委督查室专门召开“城市环境整治和提升工程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研讨会”，并对提出的问题逐项整改；《关于迎G20峰会杭州亮灯工程的社会舆情分析报告》，在一片赞美声中对亮灯工程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有“过亮”“过艳”的倾向，亮灯工程最终完工调试时，充分吸纳了报告提出的意见，取得了社会各方认同的最佳效果；《杭州G20峰会期间应严格按照标准使用各国国旗》，指出目前杭城亮灯工程、宣传画和群众活动中存在的各类国旗使用不规范现象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峰会办也已下发通知到各区县市和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标准使用各国国旗。这些信息、报告都是通过大量的前期研究、实地踏勘、采访调研形成的，有肯定、有批判、有建议，立场客观，有理有据，可信度高，说服力强。特别是《杭州G20社会公众舆情综合报告》得到了市委书记赵一德的高度肯定，他称赞这个报告很有价值，既增加了信心，又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这才是政协应该倡导的有理有据的建议。

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分析社会问题，以独特的前瞻性审视社会发展方向，以海量的调研获取把握社会动态，“吴伟强”三个字几乎成了一面“金字招牌”，“命中率”非常高。究其根本原因，吴伟强教授用一句庄子的话作出了回答：“无用者方为大用，人皆知其无用，却不知无用之用。”

吴伟强教授做研究不会掂量是不是所谓热点，也不会在乎是不是能带来什么利益，更不会过多考虑是不是在学校的绩效评价体系之内。刚开始研究城市交通管理的时候，一些学术派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研究的？能研究出什么？有什么用？”永远站在前沿，吴伟强教授辨证地思考“无用方为大用”，所谓“没用”的研究，他硬是坚持了十几年。许多研究吴伟强教授走在了前面，现在成为了热点，这其中或许有运气好的成分，但从来都没有纯粹的运气，所有运气的背后都包含着必然的东西。他始终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必然会出现，或许短期内能够文过饰非，但绕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当矛盾积累越来越多时，就成为了“热点”“焦点”“难点”。这些原本没有人关注的东西，成为了吴伟强教授参政议政的丰厚储备。

2009年，吴伟强教授开始研究城市地下管网系统，2010年民进就有了相关提案，直到现在综合管廊建设成为了热点；2008年开始，吴伟强教授在杭州和世界各主要城市大量拍摄各种城市设施、城市家具，恰好成为了2015年研究《杭州城市家具美化标准》和《杭州标志系统国际化设计导引》的宝贵资料。2014年，吴伟强教授完成了《浙江省居民安全感受年度监测报告》，用大数据方法分析预测浙江公众安全感发展态势及其决定因素，其中的一些预测成为了后来的社会焦点。2014年7月杭州7路公交车在闹市区爆燃，引发了各界对公交车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吴伟强教授接受新华社约稿，一周内便递交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缺陷与修改建议”研究报告。报告建议被采纳后，在较短时间内，浙江省所有公交车都增加了灭火器和安全锤，并在每个窗户上增贴了安全锤敲击位置的标识。还有他预测的电梯安全问题，在2015年杭州连续发生多起电梯安全事故后，亦引发了社会大众和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未来的问题和方向是什么，吴伟强教授每天都在思考。从不追逐热点而是预测热点，做别人没想到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比别人做得更好。他坚持“不独立则无价值”的原则，耐住了寂寞，且乐在其中。

采访的最后，笔者意犹未尽地问了吴伟强教授几个问题：

您被媒体誉为“交通问题专家”“杭州良心”，您也担任了省内多家主流电台的特约评论员，特别是担任了杭州市委与杭州电视台联合开办的大型议政谈话节目《我们圆桌会》的长期专家嘉宾，5年来参加了200多期的节目录制，各种媒体采访和报道更是不计其数。您认为您“有效地影响了公共决策”跟您保持相当的媒体“曝光率”有一定的关联吗？

“我从来不炒作自己，我只是想做点事情，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看的。‘曝光率’并不是我自己要求的，我只是‘被发现’的那一个。在与媒体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年轻的媒体人有良知、有情怀、有正义感，所以我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而媒体的特殊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并促使我展开更多更新的研究。这种愉快的合作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毫无疑问，媒体确实扩大了我们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不会无视。但由始至终，我只是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外界如何评价，我并不在意。”

在参政议政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党派成员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往往热情很高，但有时做得很累，最终效果不一定好。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现在部分党派成员搞参政议政有两个不太好的倾向，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导致一些建议、议案过于偏颇，公共性明显不足；二是专业性不足，理论基础不够好，方法学不恰当，调研又不深入，提出来的建议缺乏针对性，操作性、前瞻性就更不用说了。这样提出来的东西，领导不可能重视，部门不愿意采纳，再怎么做也是无济于事。”

作为参政议政代表人士，您对于普通民进会员参与并做好参政议政工作有什么建议？

“建议谈不上，但有几点体会可以与大家分享：

对社会要抱有情怀，不要只关注利益；

坚持自己的独立价值，社会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少谈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坚持做下去，就一定会有用；

多学理论多调查，看清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就能辨明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