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晖

　　前几天，为了见一个朋友，我去了一趟北京燕山大酒店。朋友告诉我说，整个酒店都已经被高考的考生包了，他因为是老客户，才破例多住了一天。很显然，这些住进酒店的学生大概是在外地学习但有北京户口的，这次“专程”到北京应考，是为了享受北京与其他地区教育不平等的。

　　有关教育不平等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很久，几乎所有为教育不平等辩护的人，都是从国情论出发，强调各地发展水平不一之类。但同样是这些人，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对于各地学生的高等教育收费也应该采取区别对待。比如，北京市的考生可以以较低的分数入学，但相应地，北京市的考生也应该缴纳更高的学费，这样，才合乎逻辑的一致性。

　　这种论述上的双重性，其实普遍存在。在很多人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方面常常诉诸国情论，少谈乃至不谈权利平等的普遍性；一方面又经常通过其他方式，实用主义地为权力乃至一些特殊利益辩护，进而剥夺大多数人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近来有人论述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认为比例并不高，和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论述者却没有说或者忘了说，发达国家如此之高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用于了社会福利。这倒让笔者想起了王绍光先生，当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提出财政比例过低的问题时，有不少人误解他是要为集权经济招魂，后来的事实表明，他要求的是高的财政比例和高的社会福利。我认为，这就不是双重标准，这样的政策主张，我不完全赞成，但我尊重他的智力诚实。

　　同样的例子还有秦晖先生，他要求更小的政府———这意味着较低的财政收入比例和较低的福利保障。他还认为，与之相应地，由于政府不能在福利上充分保障劳动者，就应该给予劳动者更大的自由。可见，他理想中的社会因此是一个低财政收入和低福利保障（但高自由权利）

　　的社会。我以为，这也不是双重标准，这也同样是智力诚实的。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均认为，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准应该与其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区别仅仅在于两者对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这一事实认定的不同。

　　与王绍光先生和秦晖先生不同的是，那位论述中国财政收入比例并不高的学者，理想中的社会大概是一个高财政比例、低福利保障的社会。

　　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对于谁来说是理想的，但我想，有许多人会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强盗逻辑的味道。因为，这样的论述，让社会大众付出了更多，却没有得到更多，并可能出现社会大众福利水准与社会发展水平的背离。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自由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总量增长，但一些权力之手的不恰当介入，却使得这一增长并没有很好地普惠于所有公众。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甚至和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相比，中国是少有的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显著增加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一现实，不需要双重标准的论述来加以粉饰，倒需要逻辑一致的分析研究，以揭示问题的真正底蕴，并找到克服的办法。不幸的是，蝙蝠式的论述却太多了。

    李朝晖（北京学者）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