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锋

　　当前，社会上有两种人的负担特别重，一种人是农民，另一种人就是中小学生，于是，“减轻农民负担”和“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就成了社会的两大热门话题。

　　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之重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中小学生中流行的诸如“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等校园民谣就是对学生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说，因为稚嫩的肩膀实在难以承受硕重的书包，有的小学生干脆推着手推旅行箱上学；由于学生睡眠普遍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有的学校一次升旗仪式可以晕倒十几个学生，实在是触目惊心。难怪有人说，如今的学生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拥有自由少，而且没有分文报酬，其状况已与“劳改犯”相差不多。

　　笔者一位朋友的小孩，没有上学之前盼着上学，开学那一天，非常兴奋，很早就醒了，背着书包，吵着闹着要早点去学校，但是不出一个星期，他的兴趣就没有了，理由是学校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学校对一个孩子的吸引力超不出一个星期，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学校已不再是学生的“乐园”，而成了学生的“失乐园”；教育已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折磨，甚至是摧残。中小学生的生存状况恶劣，生活质量低下，他们期待早点毕业，尽快结束这种痛苦的生活。当我们看到学生毕业时那种仿佛犯人出狱般的解脱，当我们看到学生毕业时卖书、烧书，一股与学习决裂的样子，心中除了感到教育的大失败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但也有人认为，负担也不全是一件坏事，负担对学生是一种考验，是一种历练，它能让学生体会到人生的滋味，生活的不易，对于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的成熟有一定的好处，中国古代就有“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之说。控制在学生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的负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学生来说，扛得过去，负担是一种资本，扛不过去，负担是一场灾难。

　　当然，学生的“负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需要辨证地看。首先，我们认为，“负担”与“兴趣”有关，负担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对于一个没有兴趣的学生来说，一点点作业量都是负担，而对于有兴趣的人来说，最多的量都不是负担，现在的学生感到学业负担重，关键是老师把他的兴趣弄没了，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看，培养学生兴趣是“减负”的有效手段；其次，根据我们观察，现在学生的负担也不是都重，具体地说，是“心理的负担重，体力的负担轻”，“学业的负担重，社会实践的负担轻”，“认知的负担重，情感的负担轻”，“左脑的负担重，右脑的负担轻”，“记忆的负担重，创造的负担轻”，所以也不能一味地“减负”，而是应该有“加”有“减”；第三，学生的负担与教师的教学理念有关，同样一堂课，如果教师采用“填鸭式”、“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学生就感到很累，感觉课堂特别漫长，这就成了一种负担，如果教师采用“以学生为中心”、“建构”、“互动”、“探究”的教学方式，学生就感到轻松愉快，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事实上，学生的负担重到这个程度，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学校、家长都认为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贻害很大，但大家又都不得不这样做，生怕我不这样做，人家这样做，会吃亏。这有点像军备竞赛，万一我裁军，别人不裁，岂不是问题大哉，这叫“博弈”。“减负”也是一样，万一我花得时间少，别人花得时间多，明摆着不是吃亏了吗？即使学校不这么想，家长也不同意啊，其实现在学校减负，很大一部分阻力来自家长，他们怕自己的子女被淘汰，嫌学校教育还不够，还要请家教，据杭州的一项调查表明，杭州有将近40%的学生请家教，家长在家教上花费每年达几亿元，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博弈”就变成了“博傻”。

　　学生的负担不光来自于有形的课业负担，更来自于无形的学校文化压力。大家知道，在学校里，学生处在底层，上面有校长、教职工，对许多事情，学生缺乏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评价权，处于一种“受压迫”、“被奴役”、“被殖民”的状态，在这样的文化中，学生感到压抑、负累。

　　造成学生负担重的原因除了教学方式、学校文化之外，还与评价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许多有识之士认为，现行的考试制度是造成学生负担重的“元凶”之一。的确，如果“素质教育”还是沿用“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还是用考试分数来评判一切，学生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因为以前“应试教育”只考文化课，现在“素质教育”不仅要考“文化课”，还要考“音体美”，不仅智育要应试，德育、体育、美育和劳育也要应试，这样，“素质教育”就成了“应试教育”的扩大化。因此，只有改革现行考试制度，从知识立意转向能力立意，从客观性、封闭性试题转向主观性、开放性试题，突出试题的应用性、创造性和综合性，拓宽评价学生的范围，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看成长记录，看其平时体育、艺术、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学生的负担才能有所减轻。

　　学生负担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出台了种种减轻学生负担的举措。例如：2004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标志着上海市正式启动法律程序来减负，今后，凡是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练习册、习题册等教辅材料，张榜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与名次，在义务教育阶段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升学挂钩的选拔考试或测验，都属于违法行为，力度不可谓不大。浙江省教育厅于2005年2月颁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若干意见》，其中的规定之细，是世界上罕见的，真可谓用心良苦。例如：规定期中、期末考试的难度值控制在0.7以上，中考的难度值控制在0.7—0.75；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一律不布置课外作业，小学三、四、五、六年级学生的课外作业量不超过30分钟，初中学生的课外作业量不超过60分钟，高中学生的课外作业量不超过90分钟；小学生在校活动时间不超过6小时，初中学生不超过7小时，高中学生不超过8小时；保证小学生每日有9小时以上、初中学生9小时、高中学生8小时的睡眠等。《若干意见》还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学校和具体责任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轻到免去校长、局长职务，重到取消其省重点、省示范、教育强县的称号，若能真正推行，效果应该会不错。

　　但光从教育内部减负，效果恐难如人意。因为除了学校内部原因之外，学生学业负担重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我国人口多，竞争激烈，唯学历、唯文凭的风气盛行，轻视体力劳动，把职业技能看成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职高和高职倍受冷落，逼着学生往考试、升学的大军里挤。如果社会的劳动人事制度不进行改革，人才观和传统文化不进行改造，学生负担很难减得下来。

　　学校、家长给学生“增负”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学生现在吃苦是为了今后的幸福生活，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教育是为生活做准备，但教育不是生活，因此，学生在受教育时没有生活质量可言。这种观点还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前提，即学生的生活是隔立的，学生现在的生活不会对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但事实是，学生的生活是连续的，如果学生现在已经被折磨得人格扭曲，情感畸形，性格变态，他今后怎么可能幸福地生活呢？所以，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为学生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准备，还在于让学生体会到教育过程本身也是幸福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努力改善学生的生存状况，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在不提前兑现未来幸福的前提下，让学生充分享受当下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