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之间马骅先生走了十个年头，如今应邀出席座谈会，回忆三件事，借以表达我对马先生的缅怀之情。

第一件事，马先生介绍我入会。政治上，他是我是不折不扣的引路人。

二十多年之前，河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策划一套“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收入我写的《马叙伦》。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又是马允伦先生父亲（马翊中）的恩师。有此因缘，马允伦先生乃三次动员我加入民进。入会需要两位介绍人。马允伦先生为我找的另外一位介绍人就是马骅先生，当时民进温州市委会的名誉主委。他动情地说：“我跟马老共同做你的介绍人。马老八十五，我七十五，两头马一起把你拉进来。”

2000年夏天，我拿到入会申请表，送请马允伦先生签署意见。但马先生的推荐意见却写在第二介绍人栏内：“卢礼阳同志为人正直，工作勤奋。特别是以十二年的时间写成‘民进’创始人马叙伦的传记，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我与他建立文字之交二十来年，深知他的人品，特此郑重介绍。”他把第一介绍人意见一栏留给了马老马骅先生。

马骅先生的推荐意见是这么写的：“卢礼阳同志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孜孜不倦从事文学、历史方面的研究，我认识他已有十多年，对他的努力钻研精神甚为赞赏。在政治上他要求进步，为人正直。写作精勤，他的马叙伦传一书在国内甚有影响。我很高兴作为他参加民进的介绍人。”下方郑重地盖上“马骅之印”。

两相对比，马允伦先生作为温州市历史学会的名誉会长，说拙著“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较为贴切，而马骅先生是激情澎湃的诗人，称小书“在国内甚有影响”，溢美之词，自然不能当真。

当时温州全市民进会员大约六百人，每年可以发展的会员是上一年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所以一年充其量只能吸收新会员二十四名上下。记得那天马先生笑着对我说：“名额很有限。”所以能够加入民进，而且承蒙两位德高望重的马先生介绍，这让我备感荣幸。

入会之后，我做过三届温州市政协委员，在民进前辈的感召之下，尽管人微言轻，一直不敢懈怠，没有玷污这个称号。

第二件事，马先生为我写过一通引见信，引见知情人，这是对我学术上的支持。

原信不长，写在温州市文联（18×15）=270一页的格子稿纸上。

礼阳兄：

     信收到。

     方家溪是一位好同志，我愿介绍你认识。现附上给他的信一纸，由你转寄，以便联系、认识。

   我因耳聋，打电话困难，所以电话也由你自己打，告诉他是我特地介绍你去拜访他的。

手僵无法执笔写字。兹将方先生的电话和住址写在下面。

即此，祝好！

                                                              马  骅

                                                           2005.2.2

方家溪  电话：88187612     住址：环城东路74弄4号301室

以上为钢笔字。马先生担心我看不清楚，在“74弄”下方又用圆珠笔重写一次。而在抬头右边，圆珠笔补上一句：“胡兰成的书你放着先用。”

这封信收入新出的《莫洛佚文书信集》（209页）。

重温信札，当年的一幕清晰地浮现眼前。

2005年初，我去百里坊看望马先生，上楼的时候，遇见一位先生出来。尚未打听何许人也，马先生主动提起，刚才来访的是方家溪，市文联顾问。因为方先生曾兼任温州市文管会副主任，与刘景晨有同事之谊，而我当时正在编《刘景晨集》，早拟请教反右时期的情况，以此立马记住了。为慎重起见，回到园西巷五楼办公室之后修书一封，请求马先生引见。马先生一向有求必应，不顾年迈手僵，很快为我写来引见信。于是与方先生通电话，约好时间，登门造访。

正由于有了马先生的介绍，谈话进行得十分融洽。不久，访谈内容添入《刘景晨年谱》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相应部分。（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方家溪是派来监督我们工作的，挂个虚名，没有做实际工作。”）方从报纸上看到后，给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冒成志上了条陈，“大意是我在宣传部工作，兼了十多个职务，事情忙不过来。刘先生批评得很对，请市里同意我辞去文管会兼职。——这个事情刘先生当然不清楚。——不久党内整风开始。在一次大会上，冒把我的条子抖开，称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方家溪就退却投降。我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2005年2月18日温州环城东路方家溪先生访谈记录）

事后知会方先生，征得同意。不过，当天方先生没有跟我说，他在宣传部的职务。直到2011年6月16日清晨，理报纸的时候，从两周之前的《温州都市报》上读到《小巷陋室中的坚守》（作者是老同事沈绍真）一文，才知悉方先生当时本职为宣传科科长。而马先生就在一天前的十五号晚上驾鹤西去。

至于“胡兰成的书”，指《今生今世》，台北三三书坊1990年版，未加删节，内容比大陆版全。当时杨瑞津先生从马先生处借来，再转给我复印与刘景晨有关的章节，编入《刘景晨集》附录五，另取标题《施了无心之恩》。

假如没有马先生和其他师友的帮助，《刘景晨集》的出版工作就不可能那么顺利。

第三件事，马先生对图书馆事业一往情深，仗义执言，体现了老一辈文化人的良知与眼光。马先生可谓是温州图书馆不可多得的“老朋友”。

1986年8月18日，温州市政协文化组一行专程考察市图书馆，刘展如主席带队，一行十七人，少不了马先生。当时我还没有进入图书馆工作，具体情况不清楚。好在《百年温图》大事记部分，留下了一条记录。

时隔六年，1992年4月18日，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马先生以《应给市图书馆创造条件  为两个文明建设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为题提交大会发言。他认为图书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资金投入少，经费严重不足；二是没有图书馆现代化技术设备；三是馆舍小且分散。为此忧心忡忡，呼吁优先解决馆舍问题。

马先生最后恳切地说：“我们希望市委书记和市长应具有战略眼光，把发展图书馆事业作为科技兴市、作为建设两个文明的基础事业予以关心和重视，拿出一点气魄来，把认准要办的、已列入计划的事抓紧办好，将该工程立即立项，作为市政府1993年为全市人民应办的实事之一。”

正是在包括马先生在内的一批社会贤达的不断推动之下，终于引起市人民政府的重视，又得到温籍侨胞的支持，图书馆的馆舍和其他条件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图书馆新馆得以列入1996年重点建设项目，选址园西巷，并于1998年10月迁入新馆办公。

2005年落成的府西路总馆，可以说是新新馆，马先生按耐不住喜悦的心情，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市图书馆参观。

我把当天日记复制如下：

2005年11月24日，（周）四，晴。

午前马骅先生、林老师在大观夫妇陪同下参观图书馆，特地找到七楼看我。告诉他，昨天《我所认识的汉奸胡兰成》拜读了。猛补说《中华文化的今生前身》油印稿近日见到，入库却没能寻出。大观十月退休，上周来办证，回去跟父亲说，马先生于是有今天之行。大观先生与我交换名片。提及沈老师，他说《何白集》搞得很苦。

马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们喜出望外。马先生远远就喊：“卢礼阳，卢礼阳。”同事赶紧招呼我。我连忙下楼迎接。当时马先生年届九旬，坐着轮椅，由大观先生推着上楼。我随后通知了潘猛补、柳树椿等几位同事。《中华文化的今生前身》油印稿，署名张嘉仪，即胡兰成避居温州时期的化名。纳闷的是后来古籍普查时此稿依然没有“浮出水面”。马先生《我所认识的汉奸胡兰成》刊于11月23日的《温州晚报》副刊，回忆在温州中学与胡兰成共事期间的见闻，后来收入《莫洛集》（岳麓书社2012年12月版）下册。柳树椿从事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十分投入，而有的人却不理解，偶然露出鄙意的神情，马先生则对老柳的敬业精神一向赞赏有加，给予好评。大家相见之下，格外感动。印象中，当天没有合影留念，非常之遗憾。与大观先生是初次见面，所以交换名片。马先生上楼时叮嘱：“我们的友谊要发展到第二代。”这句话令人受宠若惊，同时感到非常之温暖。

这就是前辈的品格与魅力。

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寒暑，但音容笑貌铭刻在我的脑海深处，始终难以忘却。马先生与民进先贤的品格、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自己能做得像样一点，不要辜负前辈的厚爱与信任。

2021年5月28日在莫洛先生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稿，5月31日改定

（作者：卢礼阳  《温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刊》第二期，文汇出版社202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