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立军功，转业归来，从考古，精鉴定，旁通翰墨诗词，凭一腔热血，为文物之邦掌钥；

孤山藏宝库，功成鹤去，发玉琮，馆护生，过尽隋珠汉鼎，剩两袖清风，诚孔颜斯乐传人。”

时光如白驹过隙，汪济英老师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民进省直文化支部主委吴蓓撰写并代表支部敬献的这幅挽联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看来，这对汪老的一生总结得无比贴切。

汪济英老师（1928-2018）是我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时的馆长，是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介绍人，更是我想在道德修养上努力靠近的人。

我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文物、博物馆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应届报考了浙江农业大学游修龄教授的研究生，学习中国农业史。但1988年硕士毕业时，又想回博物馆系统工作了。那时研究生分配制度正处在改革试验阶段，允许毕业生自己找工作，自己不愿找的话，国家也包分配。于是，我就试着联系了省博，很幸运，省博接受了我。

同年8月，我去省博报到，当时汪济英老师是省博的常务副馆长，主管业务工作。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娃要见馆长大人，多少有点紧张的。但见到汪馆长后，不知为啥我一点没紧张，感觉就像见到了家中长辈一样，很自在地就聊了起来。汪馆长清秀儒雅，这种长相本身就很让人安心、欢喜，他还特谦虚，说自己东做做、西做做，成了三脚猫，让我不要学他，说你能读到这么高学位，不容易，要好好做业务，馆里需要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汪馆长没有直接给我指派工作，他把业务部门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特别指出了当时还没有“专家”负责的几个业务缺环，希望我最好能在这几个缺环中选一个专业方向，以完善省博研究队伍的配置。因为读书时就比较怕古文，我就选了史前史，想着这史前时期还没文字呢，总不需要读古籍吧！汪老师很高兴，说“河姆渡文化陈列”现在是馆里最主要的文物展览，你尽快把展览的内容熟悉起来，可以先对着展品把发掘报告读明白，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来问我。等你把这块顶上了，以后有学者来访，就不用我去陪啰！

研读河姆渡遗址发掘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汪老师就是河姆渡遗址试发掘的负责人，原来他让我可以随时去问他，并不是对新人的随口安慰，我这心里突然就踏实了，感觉有了依靠。因为我虽然选修过考古学这门课程，但毕竟不是考古专业的学生，懂的只是书本上的一点皮毛知识。开始几次试着接待学者参观时，对方问得深一点，我就傻眼了。有个翻译陪来的外国学者甚至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能不能去请一个馆里的专家过来，我对这个遗址很感兴趣，我有很多问题想和他讨论一下。我只能灰溜溜地去请汪馆长来救场。他说自己是三脚猫，我跟在他身边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通才式的大家风范，我想钻研一门都感到费劲，他却在书画、陶瓷、考古等等方面都有建树。从此心悦诚服视先生为师，除了在非常正式的场合称他为馆长，平时都叫他老师。

在初步熟悉展厅的文物后，我向馆领导提出申请，想去文物库房做库保员。因为按照博物馆的规章制度，任何人需要查看文物，只能先查阅文物账册，记下编号，然后让库保员将文物提到接待室，看完后由库保员清点检查后再放回库房。我急于熟悉文物，想想只有去做库保员了。但没想到我的这个想法竟让同事们议论纷纷，认为我读书读傻了，好好的办公室不坐，要去做伺候人的库保员。被人说傻，很没面子，内心就有点动摇了。但汪老师很支持我，认为做文物研究就一定要熟悉文物，这是一门实践性和经验性很强的学科，我的短处是没有田野考古的经历，博物馆也没有考古发掘权，没法让我去考古工地实习，所以在博物馆想要熟悉文物，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做库保员。有了汪老师的支持，我就开开心心去库房工作了。做了一二年的库保员后，我对馆藏历史文物，尤其是对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浙江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已心中有底，工作由此开始变得得心应手。1999年，我参与主持的《浙江七千年》文物展，入选“2000年全国十大精品展”，并同时获得“最受观众欢迎奖”。

汪老师还是我见过的最廉洁的领导干部之一。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余姚筹办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此馆1993年正式开放），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文物主要收藏在省馆，所以对方就与我馆接洽，要求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主要文物都拍成照片给他们。这是日常工作之外安排下来的支援兄弟馆建设的额外任务，库保员负责按清单提文物出库，点交给历史部工作人员送摄影室，摄影师拍好后，再由历史部工作人员点交给库保员入库，这个临时组建的工作组一直在库房拍了一个多月才拍好。对方觉得过意不去，给工作组成员每人送了一套余姚土产瓷器以表谢意。因为此事是两馆的业务协作，因此有一套是给汪老师的。我打电话给汪老师，告诉他此事，并咨询这套瓷器是否等单位有司机过来时再顺便给他带过去？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私家车，库房在古荡，本部在孤山，离得有点远。但他一口回绝，不要，让我还给对方。我说他们老早回余姚去了，怎么还？他说，反正我不要，你带过来我也不要的。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库房，这套瓷器仍堆在库房角落里。

汪老师不仅从不收礼，而且对宴请很反感。改革开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款宴请比较流行，而且讲究排场，桌上的菜盘往往放不下，只能上盘叠下盘。汪老师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有时因工作关系只能参加，总听他在桌上喃喃自语：太浪费了！太浪费了！我是学过农业史的，深知几千年历史中，中国人能吃饱饭的日子并不多，所以对汪老师的感叹也是深有同感，并因此常常把自己吃撑，就想着好好的菜倒掉浪费，能多吃一点就多吃一点，也算菜尽其用吧！

十多年前，社会上开始出现书法热。上世纪50年代汪老师从部队转业到省文管会工作时，就开始跟着也在文管会工作、后来被称为“书坛泰斗”的沙孟海先生学习书法。我们常和汪老师开玩笑，说当年您怎么没让沙老给您写几副字？不然现在发大财啦！汪老师总是笑嘻嘻地自嘲：从没想过。如果我问他要，他肯定会给我写的，我也没问他要过。有几次沙老说要写字送我，我还说不要，也不知道沙老有没有生气。那时沙老练字的废纸都扔在垃圾篓里，如果我有心收集几张，现在的价格也不好说啦！于是我们也一次次跟着嬉笑，心里却不由得更加敬重汪老师，心里无“钱”的人，你是别指望他赚钱啦！

汪老师心胸开阔，对名利均不计较。汪老师的字写得非常好，却在书法界默默无闻，大家都为他抱不平，有人甚至直接跟他说：汪老您不能总这么谦虚呀！现在这社会就流行炒作，您也要炒作炒作呀！您看那谁谁谁，那字能看吗！都炒成著名书法家了，那作品都几千一尺啦！只要您同意，我们立马帮您炒起来，开个书法展，弄个研讨会的，不在话下。可汪老师总是平平静静地说：我不要炒作，没意思！汪老师晚年的时候，与他同辈的很多人也都功成名就了，回忆、采访之类的文章自然多了起来，但人性的弱点就是潜意识中凡事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于是一些了解旧事的人就对汪老师说：汪老，您也要写写回忆录呀！您不写，后人又不知道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看别人的回忆录，那功劳自然就是人家的了，哪还知道您的辛苦呀！但汪老师却不当一回事，功劳是他的就他的吧！他写我也写，容易起是非闹矛盾，没意思的。唉，又是“没意思”，名利在他心里就是个“没意思”！

汪老师对后辈的关怀则是发自内心的。我刚进馆时，他就几次提醒我，文物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文物工作者不要搞文物收藏，因为你们有文物征购权、有进考古现场和文物库房的权力，如果搞收藏，有些事就容易说不清。他说这虽然不是法律规定，但业内的老一辈都是这样做的，希望我也能守住这个规矩。我一直记着他的嘱咐，虽然 90 年代以来文物买卖市场一度红火，不少人也因此发了财，但我在省博工作期间没收藏过一件文物。这何尝不是长辈对晚辈职业生涯的一份爱护，回看在“收藏”上跌了跤的同龄人，惊心之余更加庆幸自己当年听了汪老师的话。

汪老师退休后，把他工作后订阅收藏的整套的《考古》《文物》《农业考古》杂志都送给了我，在没有知网的时代，这些杂志对研究人员来说真是宝贝呀！如果卖给古旧书店，也能卖不少钱，但他却毫不犹豫都送给了我，只是觉得我在工作、研究中能用上，就值得。想到杂志的量比较大，收拾起来会比较麻烦，我还特意叫了丈夫一起去帮忙。结果到汪老师家时，看到杂志都已一捆捆绑好了。想着老师和师母两位老人在大热天一捆捆收拾，感动不已。汪老师一直住在单位分的老房子里，这批房子是煤渣砖的试验品，夏热冬冷，居住体验实在不好，文物系统后来也分过几次房，但汪老师都没去申请，把名额留给了其他人。

2016年，省社科院的同事赵福莲因为要撰写《沙耆在东钱湖的岁月》一书，想要采访汪老师，托我帮忙联系。因为沙耆在比利时留学期间创作的一批作品就收藏在省博，70 年代差点被当垃圾丢掉了，是汪老师的儿子汪大川无意中抢救下来的。改革开放后，汪老师也为沙耆和他的画做了很多事情。此时，汪老师身体已不太好，我忐忑地打电话给他，他竟一口答应了。我和福莲按约定时间（2016年1月15日下午）过去的时候，他已打好空调、准备好茶杯坐在客厅等我们，我们一到又马上给我们冲上茶水。大家聊得很愉快，因为开着暖空调，空气有点干，我们喝水比较多，汪老师起身要为我们续水，我赶紧接过热水瓶自己倒，并想帮他一起续上，才发现他自己没有备水杯，一问才知道他已在做血透，要控制喝水。他陪我们聊了近两个小时，没喝一口水，嘴唇都起干皮了，看了让人心痛。2017年4月，《沙耆在东钱湖的岁月》出版，福莲特意让我转送一本给汪老师留念。6月27日，我去杭州市中医院住院部看望汪老师，那天他刚做完血透回病房没多久，人非常虚弱，却坚持让护工扶他起床，把这本书拿出来，翻到书中对他采访的那段，说：可能我当时讲话不清楚，录音转成文字时有几个小错误，我已改在这里了，请你转告小赵，如果将来再版，请改正过来。我连忙扶他躺回床上，说：我这就把改过的地方拍照发给福莲，您放心！

汪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在汪老师的灵堂里我没流一滴眼泪，一生与世无争的汪老师，终于不用被迫与病魔做斗争了，我甚至有点为他高兴。然而，五年来，心里却时时想起汪老师，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常常兀自湿了眼眶。所谓怀念，或许就是如此吧，唯愿老师在天堂一切安好！

来源：本文原载于《开明》2023年第1期   民进省直文化支部会员俞为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