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变革都是痛苦的，但是长痛不如短痛，不能把问题遗留给后代。”11月9日，高盛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RobertHomats在北京一个关于养老基金的论坛上如是说。
此时，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刚刚结束他对中国养老问题的演讲。“中国养老保险的资金压力很大。”项怀诚说，增加财政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及做实个人账户，均是可取之道，但关键要有足够的财力。在他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开出的药方背后，是一场牵动13亿人口利益的变革。
资金出路在何方
当发达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时，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1997年，我国政府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一制度的最大困难在于，国有企业老职工没有养老金储蓄，参保企业和个人既要为自我养老积累资金，又要承担老职工的缴费，负担过于沉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各项缴费比例已高达40％，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新加坡。为维系这一制度的正常动转，不得不挪用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资金，形成了约7400亿元的空账，并且每年还在增长。为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近五年来，中央财政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补贴金额高达2093亿元。往好了说，这说明政府重视社会保障；往坏了看，则是我国社会保障的巨大资金压力。
这些问题和挑战，既有近忧，也有远虑。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关键需要足够的财力。这方面，社保基金等方面近几年作了不少有益探索。筹资方面。2001年6月，《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确定，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为国有股减持资金和中央财政预算拨款。2001年12月，又增加了划入的股权资产以及彩票公益金等其他来源。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采取多种方式筹集社保基金，包括依法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此后，国务院多次指示要在未来五年内将社保基金规模做大。
投资方面。国家积极支持社保基金在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原有投资品种基础上，开展交通银行等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ETF直接投资以及境外市场投资。
税收政策方面。国家给予了免收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优惠政策。
立法方面。抓紧修订《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已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以明确社保基金性质和资金来源等重大问题。然而，要想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我们要付出的成本远不止于此。
转型成本有多大
如果我们不能为正在来临的挑战提前做好准备，必将给我国初建不久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危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现实的难题是，离退休人数增长快于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增长。
包括4000多万已退休人员在内，我国上年末的参保人数只有1.6亿多人，仅占城镇人口的30％左右，不及劳动力人口的15％，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不止如此，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由于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这种现象必然影响养老金的供求关系。“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和挑战。”高盛全球投资副总裁Robert H o m a t s 对记者说，“在没有做实的情况下，现有职工为别人支付养老成本，自己的福利会不会下降？从一个没有做实的基金到做实的基金，原来的债务怎么办？”
他向记者坦言，没有做实的系统非常可怕。“现在缴费的工人支持了退休一代的工人，情况越来越恶化，医疗保障越来越差，退休工人越来越多，劳动力越来越少，太恐怖了！”
情况必须改变。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很难解决这道难题。
1998年以来，为解决养老金的拖欠问题，中央财政开始以借款或拨款的形式，对地方养老基金给予补助，而这又加剧了地方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让更多的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如何解决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将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看来，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将为解决中国养老难题提供契机。
“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加入会推迟养老体系支付的压力。”樊纲将此称之为“工业化红利”:即农村青年劳动力加入到城市中来，进入工业化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的优势。这样也能够使得中国的社保体系在较长时间保持收支平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进入城市的流动劳动力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这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个人账户的可携带性。在中国现在的基本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中，个人账户还不能流动，系统只能在本地，没有全国性。这样就算有法律要求人们参加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账户无法带走，工人也没有兴趣让雇主带自己参加到这个体系中来，从而产生覆盖率低的问题。
谁来支付转型成本
“对一个负责任、有远见的政府来说，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储备当期财力，作为未来财力的补充，同时确定一个合理的缴费率，做实个人账户，并承担国有企业的养老金债务。”如果把项怀诚的这项建议换算成数字，那就是中央政府将为养老体制转型支付的数万亿成本。
让养老及个人账户由空账变实账，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专家表示，适量减持国有股是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股份制企业中，国家持有的股份和股权是政府的财政性支持。”这位专家说，“过去企业和职工没有缴养老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险费用，职工工资水平也很低，那部分本来应当作为社会保险费用积累起来的资金，国家拿去搞建设了，于是出现缺口，所以，国家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是合情合理的。”
发行社会保险债券也不失为一种途径。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扩大征缴范围是解决缺口问题的一种手段。我国一直努力扩大养老金的征缴面，对国有企业征缴养老金已基本覆盖完成，今后将把征缴的重点转向民营、私营等非公企业。
此外，拓宽投资范围，提高投资收益，让养老基金保值增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高盛全球投资副总裁Robert H o m a t s 对记者说:“投资的范围应更广泛，比如地产、债券、股票等等，这样可以降低资产期限错配率。还要进行全球投资，购买发达国家的资产。”
“改革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位全球投资高手对记者说。（王妮娜郭凤琳 尚晓阳）
危险的缺口 中国养老金缺口到底有多大？
中国养老金缺口到底有多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给出的数据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5月份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
根据郑斯林的说法，养老金缺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指当年收的养老保险费不够支付当年的养老金支出，另一个是指“空账问题”。我国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按照正常流程来说，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后，一部分拿出来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另一部分应存在个人账户中留给自己退休后使用。但问题在于，养老金制度从开始实施到现在，这些个人账户从创建起就是空的，部分地区养老保险费一直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
其实，养老金缺口大小存在不同版本并不奇怪。由于计算结果需要基于平均余命的推算，假设的条件不同，数据大小自然有差异。所谓平均余命是指一个人退休后寿命的长短。设定这个参数难就难在，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工资增长率密切相关，对于任何一个因素的预测即便存在毫厘之差，得出的结果就很不同。像世界银行认为，2001年到2075年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9.15万亿，就是基于诸多假设条件作出的推算。
然而，无论是2.5万亿还是9.15万亿，二者都足以让我们“谈老色变”。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离休人数增长快于参保人数的增长，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而仅为15％的养老保险覆盖率，更是加剧了我们对养老的恐惧:40年后，当我们垂垂老矣，还有钱养老吗？
纠缠于数据的争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基于这些假设的数据，如何建立长效的社保机制。”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说。养老金缺口实际上都是隐形债务，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出现，一是需要马上做实个人账户，二是出现一次性支付退休金。只要社保制度安排合理，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问题是，这种合理的社保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政府是否考虑了将支付的巨大成本？
“现在我们的制度设计面临两难困境。”郑秉文说，如何划分现收现付和个人账户的比例至关重要。既要体现分配公平，又要兼顾财务的可持续性。公平就要靠国家承担起现收现付的责任，财务可持续性是指个人账户要做实。不过这里又存在一个矛盾，即便国家做实了账户，由于账户的投资回报率小于工资增长率，无疑导致资金浪费。
两难困境仅仅是中国养老体制艰难转型的冰山一角。和任何改革一样，它不是一出独角戏。资本市场能否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提供坚强后盾，城乡劳动力转移浪潮如何找到农村人口养老问题的通道，国民教育如何把百姓纳入到这场变革中，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转型成本，这些都是中国养老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难题。（记者王妮娜）
来源：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