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1年9月来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授课还不到两星期，“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大举进攻，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坚决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东北三省——祖国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断送了。日本侵略者仍在步步进逼。1935年，严峻的形势向每一个爱国者提出挽救祖国危亡的问题，北平爱国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了。”
在北平各大学中有个华北文化界救国会的组织，专门在教授中间开展工作，负责人是马叙伦、许德珩、徐冰、齐燕铭。严景耀同志和其他进步教授也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当时我和严景耀尚未结婚，但往来亲密，严景耀对我也有影响，通过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使我的思想不断进步。救国会的活动对“一二·九”运动也起了推动作用。
国民党政府定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华北特殊化”。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在12月9日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示威游行，以示抗议。燕大进步同学将北平学联这个决定传达给严景耀。严景耀即时将这个消息传给我。出于朴实的爱国义愤，我决定参加燕大学生组织的游行队伍，当时燕大教职员参加“一二·九”游行的仅我一人。
12月9日，古城严冬，千里冰封，北风呼号。黎明，燕大爱国青年五百余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的队伍走出校门不久，便受到国民党大批警察的阻拦。我们向警察晓以大义，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国青年以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冲破了沿途军警的阻拦，我们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关闭。同学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不许中国人进了！”并召开群众大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愤怒口号响彻云霄。同学们顶着严冬风沙，站在冰冻的土地上和军警说理斗争，已持续六个多小时。他们的爱国热诚，使我十分感动。我看到同学们饥寒交迫，担心有些体弱的同学支持不住。便匆匆返校，请学校派人到西直门给同学们送饮食。学校请美籍进步教授夏仁德（Randolph Sailer）和我乘学校大卡车将馒头和菜分给同学吃。同学们对我们表示十分感谢。有些同学对军警不开城门，极为愤慨，以绝食表示抗议。我和夏仁德竭力劝说：绝食损害健康，对斗争不利。并说服几个体质虚弱的女同学乘校车返校。同学们对军警斗争和对群众宣传持续到傍晚时分才决定返校。我也随游行队伍徒步返校。同学们的爱国赤诚给予我很大的激励，我感到和爱国青年的心贴近了。
“一二·九”运动后，军警封锁各高等院校，压制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爱国青年通过“一二·九”运动，斗志更坚强了，各校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2月16日，是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的日子。北平市大中学校爱国学生发动了“一二·一六”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燕大、清华两校分别派先遣队伍在15日晚进城。社会学系王龙宝、赵志萱、靳淑娟和新闻学系龚维航（龚澎）参加了“敢死队”。“敢死队”由王汝梅（黄华）带领于15日晚进城。在“一二·九”运动中，我亲眼看到国民党顽固派对爱国学生抗日救亡的压制，看到爱国青年英勇斗争的精神，启发我的爱国主义思想，使我更坚强地投入“一二·一六”学生游行队伍。12月16日凌晨，燕大、清华等校游行队伍首先奔向西直门，城门关闭，队伍转向阜成门，城门关闭被阻，再奔西便门，城门依然关闭。这时二千余爱国青年被激怒了。他们决心撞开铁门。十多个青年抬着一根大木棒，在“一、二、三，冲呀”的呼喊声中，团结一致勇猛地向城门撞去，他们的爱国热诚，化为一股巨大的力量，高大坚固的铁门被撞开了。城门楼上的军警慌乱了，他们向天空鸣枪威胁，向城门下的学生扔石头，学生不畏强暴，在一片欢呼声中，以豪迈的气概涌进城门。这时同学们关切地劝我先回校休息，不要进城参加游行了，我徒步走了三个小时回到学校。
国民党顽固派对示威游行的爱国青年进行残暴的血腥镇压，不少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刀、水龙、皮鞭下受伤了，被捕了。但爱国学生英勇的斗争，强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卖国投降活动。“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以后，为了将已发展起来的爱国学生运动引向深入，扩大影响，中共及时发出指示：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平津学联立即响应号召，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燕大学生编为第三团第二大队，参加宣传团的进步同学有王汝梅（黄华）、陈翰伯、梁思懿、赵志萱等四十八人。1936年1月上旬，正当隆冬严寒季节，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他们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亡。
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不久，燕大突然谣传：在清华大学一个废纸篓中发现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共产党将在固安县暴动。”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个阴谋，妄图恫吓南下宣传团，阻挠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燕大校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学生的安全，决定指派注册课课长韩景濂、美籍教授毕文（Beven）和我去追寻宣传团，要求学生立即返校，但学生是否遵照学校指示，则由学生自行决定。我对南下宣传团是支持的，也急欲前往探望这些爱国青年。当晚我们三人冒着漫天飞扬的鹅毛大雪乘平汉铁路慢车南下，每到一站即下车探询学生队伍踪迹，最后来到琉璃河站，才找到学校队伍，此时已是深夜，我们住进一个四面通风的小店，次日天蒙蒙亮，便匆匆找到学生住的一个小学校。这时，风仍在呼号，大雪还在飘扬，同学们看到三位老师在大风雪中来临，十分惊喜，十分感动。但一致表示要在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决定不返校。我看到这些爱国青年离开舒适的书斋生活，深入贫困山村，住在破庙里，吃着冰冷的大饼，为了抗日救亡，甘愿裹风浴雪。我对学生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情十分钦佩。
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在北京大学为爱国青年学生郭清被严刑拷打，惨死狱中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抬棺游行，军警将游行队伍冲散，许多学生被捕，燕大同学有数人被捕，其中有一女生在狱中病倒，我和女生部校医纳丁（Nutting）受学校委派到陆军监狱探视被捕同学。我们和监狱负责人交涉，将患病女生和另一受伤同学保释出狱。
1936年暑假时期，北平国民党当局排挤进步教授，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挤走这些教授，北大校长动员马叙伦去南方休息，燕大社会系有个杨开道教授当时为国民党办《人物》杂志，他“劝说”严景耀离开北平，说：“你在燕京没有前途”等等。严被迫动身到上海去了。清华大学挤走了涂长望。但文化教育界仍进行抗日活动，1936年10月，我们联合签名，发表了《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华北沦为第二个“满洲国”，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一百〇四人，这个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7月3日，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广东。几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就不愿意回到沦陷区工作，应朋友的约请到江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来源：民进中央网站 作者： 雷洁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