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我国城乡差距的影响以1990年为分水岭，此前的经济增长具有收入均等化效应，此后的经济增长则不具有上述效应。从整体上看，中国城乡收入分配不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规律，反而呈现出一个U型曲线变化态势。如果假定其它因素不变，城乡收入差距沿着这条曲线变动，那么，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它将存在着加速扩大的趋势。
一、推进公平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在发展经济学早期，出于对储蓄和投资问题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公平发展战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强调公平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下降，将使整个经济失去做大“蛋糕”的机会。
依据哈罗得—多马增长模型，储蓄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收入不平等确保了高收入群体将其收入一部分用于投资，从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推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削平收入不平等，国民收入被“摊薄”之后，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会导致经济长期增长失去动力。刘易斯两部门模型也揭示，经济增长仰赖现代部门的投资和扩张。经济发展应该始终关注长期增长问题，只有长期收益最大化才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关注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等问题则反而弄巧成拙。上述传统观点随后受到来自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批评。
首先，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并不存在直接的替换关系。伴随着经济增长，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不降反升，收入分配关系恶化有可能诱发政治不稳定。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被打破之后，社会注意力不再以经济建设为聚焦点，个人、企业和外商也因社会风险而减少投资，或转移投资，这样，长期经济增长因缺乏社会稳定便失去了依托。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
其次，与穷人相比，富人并不必然把他们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富人和高收入阶层将其大部分收入用于进口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等消费，或者以资本逃逸的方式在海外为其储蓄寻找避风港。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结果，没有诱发富人通过储蓄和投资来增加一国的生产性资源，财富的相对集中反而强化了富人攫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权力，使得一国经济受制于经济或权力等垄断资本挤压，长期陷于低水平经济增长的陷阱。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储蓄不但不为零，反而为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我国为例，城镇人均储蓄存款目前虽然是农村人均储蓄存款的7~10倍，但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储蓄存款数量占城乡储蓄总额大约在1/5左右。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不少省份的农村储蓄比例并不低。例如，2002年，湖南、河南、安徽、四川、重庆的农村储蓄存款余额比例均在20%以上，而北京、上海的农村储蓄存款余额比例则不到8%。
再次，从需求角度看，城乡经济是互为市场的两个部门。如果农村人口长期处于生存收入水平，那么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除非用于自身消费或出口，否则，农村人口因有效购买力不足，城市工业发展将遭遇市场需求瓶颈制约，城市经济增长也就失去支撑。近年来，我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就是一个例证。
最后，推进公平发展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一方面，如果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营养和受教育状况，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那么它就会通过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实施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社会发展进程，为他们提供强大的物质和心里激励，从而刺激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反之，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将对社会经济活动构成强大的物质和心里障碍，甚至促使经济上受挫的民众采取过激行为。
二、城乡差距的解决之道
从经济视野观察城乡差距问题，涉及收入规模分配和收入功能分配两个重要概念。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人均收入分配结果比较，它只反映了收入规模分配概念。当探求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原因时，我们需要用到收入功能分配概念。
收入功能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来分解国民收入。一般而言，要素价格、使用程度和要素所有权决定了对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回报。要素市场扭曲通过收入功能分配直接影响着收入创造活动和收入规模分配。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
彻底打破一边倒的城乡利益均衡格局，我们既要树立推进公平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又要全面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从政府干预角度看，政策思路可归纳为理顺市场和理顺政策两条。理顺市场就是要矫正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通过改善收入功能分配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理顺政策就是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通过税收和公共投资等政策来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规模分配。就具体政策措施而言，政府干预有四个非常广阔的领域：
第一，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增进收入功能分配。市场一体化是要素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劳动力市场改革重点在于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市就业保护政策，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资本市场改革重点在开放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纠正资本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农村资金净外流，改善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服务。通过要素市场改革，市场价格信号将为生产者和资源供应者提供有效激励，为形成机会公平的长期增长铺平道路。
第二，通过产权改革调整收入规模分配。即使要素市场有效运作，但生产要素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和所有权集中状况则决定了个人的最终收入分配。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采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则很难打破少数人对资本的控制和垄断权力，特别是当权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姻之后，这种互相增强的社会网络将造成整个社会体制固化，改革措施难以为继。对我国而言，推进产权改革需要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同时，还可以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创造机会提供必要条件。
第三，通过收入转移政策和税收政策调节城乡的收入规模分配。这两项政策是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废除农业税基础上，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实行统一的收入税制和收入申报制度。对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采取收入转移方式为其提供收入支持。对于高收入阶层，采取累进所得税制度来调节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
第四，通过公共投资政策改善农村人口的收入功能分配。公共投资政策改革重点是扭转公共投资的城市偏向政策，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农村公共投资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对农村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资，三是对农村基本生活设施的投资。前两个方面投资可以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创造潜力，后一种投资可以直接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福利。(王德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