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晓

　　一提起天安门，我就有一种自豪和亲切的感觉，因为天安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更是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象征，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符号，是国徽的主要组成部分。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原名承天门，曾两次毁于大火。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大规模重建后更名为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从1956年8月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后，直到1974年10月调回杭州工作，期间整整18年工作、生活在北京，自然对天安门有着特殊的感情。1956年国庆节，我第一次参加了首都人民庆祝国庆天安门群众大游行，1961年，则以一个“民兵”的身份，肩挎着冲锋枪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196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的检阅中，我还荣幸地担任了“国家机关”方队的总指挥，带领了由1800人组成的国家机关方队，接受了党和毛主席的检阅。

　　但因天安门城楼当时并未对外开放，因此城楼内究竟怎样不能亲眼所见，成了我心中的一桩憾事。直至1974年调回杭州工作后，仍时刻记挂着。

　　对天安门城楼的建设和修缮，我在北京工作时已经知道一些：1961年，国务院将天安门城楼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分别于1952年、1970年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尤其是1970年那一次，几乎是按原样拆了重建。事情的全过程是这样的：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了6.75级地震，天安门城楼受地震影响损坏很大，一些建筑物结构已严重变形。周恩来总理决定：重建天安门城楼。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从保护历史文物角度出发，将完全保留它原来的外形、尺度和结构布置，并按9度抗震能力设防。天安门城楼工程除了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牌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广播电视、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做成，全部木构件都要做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药剂处理。天安门城楼斗拱尺寸加大，又调整了屋顶的举架，增加了屋面的坡度，在重檐之间加高了87厘米（使国徽更加突出、协调），屋顶总高度由33米升高到34.7米，角梁起翘增大，屋面曲线更加优美，整个建筑更加金碧辉煌、雄伟挺拔。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从1969年12月15日开工，到1970年4月7日全部竣工，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88年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了！这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人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参观了！

　　我自调回杭州工作后，很少有机会北上，更谈不上去北京了。一等等了近20年，机会终于来到我身边，1993年3月，我被单位选派去北京参加设计单位资质申报工作，一到北京，紧张的工作之外，休息天的第一件事就想去天安门城楼参观一下。

　　那年3月22日，正好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安门广场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挂灯结彩、红旗飘扬，城楼上的大红宫灯高高挂起，这是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8年也很少有机会看到的华丽和庄严的场面（天安门城楼挂宫灯，一般只有在每年的国庆节、五一节、元旦、春节才有）。那天，正好是申报工作告一段落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早早来到天安门，化了10元钱买了一张参观券。参观的人真多，队伍排得老远，为了确保各方面的安全，参观者均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检查，不能带包，只允许带上照相机。因为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背了一个大大的摄影包，经开包检查后才允许登楼。

　　登上天安门城楼，处处让我感到新奇、亲切和自豪。9点多上楼一直到下午5点闭馆，我不停地参观、拍照、丈量、绘图，时间对我来说，显得尤其珍贵，每个细节我都不会放过。

　　我来到城楼休息大厅，见到很多参观者拿着相机要拍照时，都被工作人员阻止。我抬头一看，每根柱子上都贴着“严禁摄影”的牌子，其实，我也很想在这里拍些照片，无奈，只能等等时机了，硬拍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攻心”战术。在人少一些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年青的女工作人员“这里为什么不能拍照”时，她说，是上面规定的，不能拍就不能拍。由于我在城楼上转来转去，连中饭也是自己带着干粮充饥，可能执着的精神感动了这位工作人员，她好奇地问我，就是这么点范围的天安门城楼（注：我量了一下，从东面走到西面，整个长度只有108米）有什么可看的？一般人上来半个小时就回去了，在城楼上留得多一点时间的也不过1个多小时，好家伙！您在这里足足转了5、6个小时，佩服！佩服！接着她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将自己在北京工作了18年，现在在杭州工作，登上天安门城楼是我几十年来的夙愿的情况告诉了她。既然来了，就要看个够，拍个够，如果没有把毛主席检阅时休息的大厅陈设拍下将是我终身的遗憾。为了达到在厅内拍照的目的，我对她说：我是搞文物方面工作的，我知道厅屋内不能拍照的原因。其一，室内光线暗，要拍照势必要打闪光灯，可知道无数次的闪光必定对文物是个破坏；其二，厅内参观的人多，既不方便拍照，有时还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三，一般人拿的都是携带轻便的傻瓜相机，拍不好会影响文物的声誉。她听我的解释与分析觉得很有道理。我抓住这个时机又对她说，如果我拍照，一不用闪光灯，二不在人多的时候拍，三，我的相机质量好，又架在三脚架上拍，拍出来的相片质量肯定上专业水平。这时，我拿出我在浙江新昌大佛寺拍的释迦牟尼坐像相片，她信服了，充分的理由、足够的道理、诚挚的心情，加上“磨”的功夫，终于感动了“上帝”，竟然，她同意我拍摄了。不仅同意我拍，还为我拍摄维持了现场秩序。我不仅拍完了厅内需要拍的内容，还向工作人员借了一部3米高的摄影梯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创作了一幅“好大的宫灯”作品（详见附图）。

　　说起天安门城楼上的宫灯，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在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并最终落实到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团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舞美队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领到任务后，连夜开会研究。队里的两名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因热爱中国的革命事业，投奔了八路军。他们热爱绘画艺术，更热衷于中国的革命，就是他们提出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上8盏大红宫灯，更能体现中国民族风格，既有节日欢庆的吉祥气氛，又很严肃庄重。周恩来看了天安门宫灯的设计稿后，眉宇间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赏赞美的表情，立即拍板认定了这个方案。接着邀请了北京的扎灯艺人完成了制作大红宫灯的任务。

　　根据设计，每个宫灯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有2.56米，灯重80公斤，制灯的骨架为毛竹。宫灯的下部贴上金黄色的云头，在下端垂有两层的黄金般流苏。平时的宫灯放在仓库内门宽就要3米。

　　在我拍下“好大的宫灯”作品后的第二年（1994年），北京市政府决定，鉴于从开国大典挂起的8盏宫灯，红绸已经破旧，且整体保管不方便，在保持外观不变的情况下，宫灯的骨架采用钢结构并可收拢的方式重新制作。于是原来的宫灯作为“中国革命文物”，部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部分进行拍卖，拍卖所得费用全部捐赠给贫困地区和希望工程。据悉，其中两盏宫灯由我省宁波某公司投资兴建的北京百亭鱼乐园以1518万元巨款买断，其老板就是显赫一时的章国宜总经理（宁波慈溪人）。

　　这样看来，我在1993年在天安门城楼创作的《好大的宫灯》作品，可以说是一件珍贵的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