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飞云

　　1954年，我从浙江师范学院毕业，经全国统一分配到天津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我政治上要求进步。当时，天大速中有民革、民盟、民进、农工等民主党派成员，我与民主党派成员有所接触，经同志们介绍，于1956年8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6年10月，我第一次参加民进组织的大型活动——民进中央和北京分会在国务院礼堂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会的有北京市会员和一部分天津市会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许广平、周建人先后在会上讲了话，雷洁琼大姐主持会议。会议进行中，不知谁送上一个条子，问许广平同志，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带着海婴是怎样生活的？许广平同志顿时呜咽流泪，然后慢慢地说，这问题，要问李霁野同志，他比我知道得多。过一会儿，周建人副主席走上主席台，作了关于鲁迅的讲话，他说，最近在上海又新发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写文章，为避反动派的耳目，化名很多。鲁迅看电影，上影院都是晚去上，且在后排……

　　这次去北京，还参观了鲁迅纪念馆。

　　1957年，开始反右整风，学校让我担任会议记录工作。之后，又开展交心活动，都在学生晚自习时进行。这期间，民主党派活动照常进行，召开学习会、生活会。

　　1958年8月，工农速中完成历史任务，我被分配到中共天津市委干校任教。当时，民进天津市委委员于文莱同志，在天津市第三十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我与他接触较多。他曾让我去三十中学座谈如何靠近党组织问题，与会者有该校领导和教师。

　　1959年4月11日至12日，我出席天津市民盟、民进、九三基层工作经验和成员思想总结汇报大会，大会还出了专刊，4月17日，《光明日报》以“继续发挥民主党派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从民主党派天津基层组织工作的经验谈起”为题，发表了社论。

　　在干校，我自觉努力工作，1960年8月，被评为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先进工作者。

　　1964年7月，为了我所学的专业与所从事的工作对口，我自己要求到普通中学工作，调到京津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学校成无政府状态，民主党派停止活动。停课闹革命，教师带领学生到工厂学工劳动。经三年后，学校才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

　　1975年6月25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民进天津市委杨家景同志还专程到京津中学看望我，鼓励我，令我感激不已，我感激民进组织近二十年来对我的培育，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1977年11月，我出席天津市第二次教师代表大会，被评为天津市先进工作者，颁发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奖状和先进工作者名录纪念册。这期间，统战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指示，民主党派自此恢复了活动。京津中学只有我一人是民主党派成员，组织活动要去有民进成员的兄弟学校。会员王铎同志（原傅作义的武官，自愿自京来津从教），特别热心，召集会员过组织生活，开座谈会，一度每周活动一次，有时，民进市委秘书长王伟同志也来参加活动，会员热情很高，有倾吐衷肠的谈心，有的抒发感慨，声泪俱下，气氛热烈，亲如一家，大家都盼活动日到来，对民进大家庭怀有真挚热爱之情。

　　不久，民进天津市委召开教学改革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是试行教学改革的教师，我也应邀与会。座谈会由杨坚白主委主持并讲话。杨坚白主委是著名的教育行家，他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眼神已欠好，但每次发言他仍精心准备好讲稿。他为教育事业和民进付出辛劳，使人由衷敬仰，也让我敬佩。会上试行教学改革者的发言，使人深受启迪。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民进市委领导还有王伟、郑天挺、李霁野（因公外出，还特地给会议写首诗来）。

　　1980年5月，我被聘为政协天津市河北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1年6月23日，我被评为天津市河北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1981年8月，我要求调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因我的家庭基础在原籍。回金华后，被分配到金华市汤溪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民进组织关系，由民进浙江省委直接联系。

　　1982年10月，民进浙江省委会在杭州新新饭店召开省委会直接联系会员座谈会，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来自全省各地的会员共2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诸葛仁同志，已八十二岁，其他会员是六、七十岁，我五十出头。省委会为了照顾高龄会员，特安排我与诸葛老同一个房间。这次会议是在拨乱反正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开得心情舒畅，别开生面。诸葛老说，这次座谈会是延年益寿座谈会。会上省委会领导还赞扬诸葛老的发言好。诸葛老很重视调查研究，虽过古稀之年，但来开会之前对生产队作了些调查研究，就推行街道责任制、产量翻番、农村大好形势等方面发了言。

　　诸葛老五十年代参加民进，他为人正直，热情谦逊，平易近人。他非常热爱民进组织，虽年事已高，却只身远道到杭参加会议。诸葛老有很强的事业心，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蚕桑系，在蚕桑方面干过一番事业，曾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来在湖州中学任教多年，是一位倍受赞誉的教育工作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很健谈，晚间闲聊，我很爱听他给我讲述中国茶文化的掌故，讲得有声有色，他也很开心。有时，他也诉说身世不幸，早年离异，托他照管的两个小外甥落水身殁，十分内疚。他豁达大度，遭遇不幸想得开。当时，他每晚服药，却谈笑风生，对生活充满信心，还说力争再活十年。金华市民进组织建立后，只要有会议，他都坚持参加，通常是早一天来到金华的亲属家，第二天准时到会，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老会员对组织的深厚感情。最后一次见到诸葛老是1985年2月份民进金华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跟往常一样精神奕奕来到西峰旅馆，开完了这次大会。后终因年事已高，于1986年与世长辞，时年87岁。我怀念他，每当端详我与他在西子湖前或西峰旅馆的合影，内心总是激动不已。

　　自民进省委会召开直接联系会员座谈会之后，我与吴畏秘书长通信联系，在汤溪中学开始发展会员，稍后，成立民进汤溪中学支部。1985年2月，民进金华市委员会成立，同年6月我被推选为民进金华市委委员，同年9月5日，我被邀请担任政协金华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90年6月2日，民进汤溪总支成立，我被推选为总支主任。

　　1988年9月，我按时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学校留用我至1997年8月。退休后，我还经常给《金华民进》写点稿子。2002年3月，金华市老年大学汤溪分校聘请我担任授课教师。这也算是发挥余热，多作贡献吧。

　　2004年4月23日，民进中央调研组来金华视察和指导工作，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徐德骁同志一行还专程来汤溪中学看望会员，并登门亲切问候老年会员。当我问起天津市民进老领导的情况时，徐部长絮絮道来，令我倍感亲切，倍感民进大家庭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