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晔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受朝廷的命令书写过一则十六字的碑文：“尔傣乐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是：官员们所领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百姓们虽然好欺负，天理却难以容忍。这一碑文被颁发到各州县，刻成石碑，叫做“戒石”，立于官署衙门的大堂上，警示官员们务必清正廉洁，克己爱民。这件事曾被后人传为佳话。

    黄氏所书的十六字既不是皇帝御制，也不是他自己杜撰，而是来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的一篇“官箴”。“官箴”又称“官戒”、“戒石铭”，是为官者的箴言，写的是勉励政府官员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孟昶当政时，四海升平，国泰民安，但鉴于前朝国君王衍因吏治腐败而亡国的前车之鉴，于后蜀广政四年（公元941年）撰写了这篇振奋人心的“官箴”，颁于郡国，以期让官员们“历历在目”，“则必能隐惕于其心”，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铭文凡24句96字：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孟昶的“官箴”，有人称之为“廉政公告”。文中有典故四例。“三异”是指因施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祥瑞：害虫不犯境，鸟兽受教化，儿童有爱心。“七丝”指七弦琴，意为国泰民安，可以“鸣琴而治”；换言之，天下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官员不必多加操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驱鸡”一语含有明显的封建糟粕。孟昶把“御民之方”比作赶鸡，主张缓急宽严要适度，过急过严会导致鸡飞，过缓过宽则会导致散漫。“留犊”典出三国故事：魏国的时苗带着一头牛到淮南寿春县上任。后来这头牛生了小牛。时苗离任时执意留下牛犊，他以为牛犊是“淮南所生有”，应是寿春县的财富，不应自己占有。由此可见其居官清廉。

    孟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自己提出的“官箴”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此后，他还建立了“匦函”制度，即在公共场所设置举报箱，号召民众检举贪官污吏，鼓励人们对政府施政的得失进行评议，提出意见。这些廉政措施，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不愧为古代吏治历史上的典范。后蜀前期二十余年，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孟昶的政绩有口皆碑。

    但是，作为封建帝王，孟昶虽能体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却毕竟未能超越如同黄炎培先生在40年代同毛泽东谈论过的那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终致“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正如唐代魏征所言：“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娇奢放逸，莫能终其善。”孟昶明明警惕着不使重蹈前蜀王衍荒淫骄奢而亡国的覆辙，却又鬼使神差一般地违背了当初颁发“官箴”的初衷，步了王衍的后尘，从廉洁自律沉沦为腐化堕落，凭借九五之尊的权势，聚敛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连“溺器”也用“七宝”装饰。上行必然下效，大小官员，亦步亦趋，极尽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之能事。宰相李昊竟有“资货百万，奢侈逾度，妓妾数百”，视历史上超级豪富王恺、石崇为叫化子。如此腐败，人民深受其害，百姓怨声载道，后蜀的国运理所当然地江河日下，无可救药。

    公元965年，后蜀被宋所灭，孟昶成了宋太祖的阶下楚囚。史载，当他被押赴开封问罪时，百姓侧目而视，无不感慨唏嘘，有的怒其不争，有的叹其不幸。

    宋太宗录出“官箴”原文中的16字，由黄庭坚手书，刻石立于各级官署“厅事之南”，“使守令僚佐，触目惊心”，“自修操检，勤政爱民”。后宋高宗再次颁示，要求“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绍兴年间，温州王十朋知严州、夔州，有感于“官箴”，曾作《自警诗》：“尔俸尔禄民脂膏，光尧宸翰天难欺。圣训昭昭日月垂，刻石于庭励官师。”后来，“戒石”按新规定移至官府甬道，背面加刻“公生明”等警语，并筑亭设栏保护，周边饰以花木。王十朋又有诗云：“一新栏槛严护持，银钩照眠光陆离。天威咫尺颜不违，虐民之事焉可为？”“官箴”对官员们的警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有报道称，成都永陵博物馆至今还陈列着刻有孟昶“官箴”十六字主题语的石碑。又据报道，温州市区人民广场东侧曾是明清两朝的官署，有老人说那里在民国时期还保存着一块这种“官箴碑”，今不知下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孟昶的“官箴”和历史的潮起潮落，风云变幻，不能不令人深长而思之。